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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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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参考】他们为何不想当海归
上一期，本版刊登了《留学生回国图的是啥》一文。本期，《青年参考》记者通过采访，试图从相反的角度，呈现留学生选择留在海外发展的原因。 很多受访者给出了国外吸引其留下的各种理由。每个人都有追求更好生活的权利，如果粗暴地将“不归”评价为“不爱国”，显然是偏颇的。 “只要自己不后悔就行” 再过两个月，上海姑娘Candy在北美就待了整整6个年头了。从最初在加拿大渥太华读书，到中途奔赴温哥华工作，再到如今在西雅图买房定居，Candy说，自己终于能在美国扎根了。 从6年前踏上北美土地开始，Candy就决定努力留在那里。这几年中，每隔一段时间她就会送几个朋友回国，有的是因为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有的是签证办不下来，还有的因为太想家。每次送机她也会暗想，说不定哪天情况有变，自己也会回去。 但更多的时候，抹去思乡泪，她还是会坚守自己最初的想法。“不回国的原因很简单，良禽择木而栖，只要自己不后悔就行了。说简单点，我还是觉得在国外比回国有盼头，蓝天白云，生活简单又有物质保障，我要的就是这些。”Candy告诉《青年参考》记者。 跟Candy的情况不同，四川女生张逊毕业后选择回国发展，但发现现实跟自己想象的大不相同，于是再次踏上出国的旅程。 张逊早几年在日本读书，本科毕业后经不住家里人念叨回国工作，由于学的是护理专业，她进入了成都一家三甲医院。国内公立医院工作压力大人尽皆知，很快，受不了高压状态折磨的张逊忍不住向周围人吐槽：在日本医院见习时，她一年能回两次家，每次待一两周，如今离家只有百十公里，回去的次数却比在日本时还少。 最让这个女孩受不了的是国内护理行业的从业环境。“在日本，护士的形象好、收入高，但在国内完全是伺候人的角色，而且工作时间长，熬夜加班更是家常便饭，很少有时间和朋友出去玩。”今年过完春节，张逊决定辞职去日本，由于那里急缺护理人才，她没花多少精力便找到了工作。 根据职业发展决定归不归 国内某著名问答网站不久前发布了一个帖子，题目是“为什么很多名校留学生不愿回国效力”，引来不少留学生现身说法。 有过几年留日生活经历的赵女士表示，出国留学前她也是一门心思打算回国，但待了几年就变了想法。国内办什么事都要求人，小到看病挂号，大到孩子上学择校，经常需要找关系。“在日本时间长了，对这种做法真是无法适应，考虑到将来孩子的问题，如果回国也要到处求人，还是留在日本更好。” “在日本，厨房的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不用担心食品安全问题，环境也好。北京一没风就雾霾爆表，因此想留在国外完全是出于生活质量的考虑。”留学生Nikki表示。美国的公共交通并不发达，没车几乎寸步难行。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很多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和压力比发达国家还高。不少人拿中美两国的房价做对比，“我在美国用20万～5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2万～332万元）可以买下一栋别墅，就算年薪5万美元，奋斗10年也有盼头。但放在北京想都不敢想，首先工资没美国高，其次那点钱估计只能买北京六环的房子，而且国内外居住环境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Candy的男友目前也在西雅图工作，从复旦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他到美国念了硕士博士，毕业后加入硅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没想过回国。如今海归含金量大减，国家的‘千人计划’门槛又太高，即使有‘万人计划’恐怕我们也够不着。” 美国橡树岭科学与教育研究所2014年发布的报告显示，2006年在美国大学取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4121名中国学生中，85%的人毕业5年后仍留在美国，而这一数据在10年前是98%。 “毕业后是否愿意回国？”美国杜克大学的研究团队通过脸谱网向数千位中国留学生展开调查，发现大部分人考虑的第一要素是职业发展机会和生活质量。换句话说，国外的月亮是否真的比国内圆，每个人有自己的尺子，但职业发展前途如何往往决定了留学生是否回国。 人才最抢手，英雄不问国籍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指出，中国留学生滞留海外不归，除了个体对更好生活环境的向往，各国政府优渥的人才引入政策也起了很大作用。 他介绍说，从上世纪开始，为了吸引并留住高端人才，美国通过修改移民法、高薪聘请等方式，靠雄厚的科技环境和优渥的物质条件从全球各地挖掘人才。 “在开发移民人才红利方面，传统移民国家做得很出色，比如美国和新加坡，移民在其经济发展、创新创业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王辉耀说，德国虽然是非移民国家，但也很注重吸纳海外人才。二战时，德国的移民只占总人口的1%，到上世纪末，该国出现人口老龄化、出生率负增长、高科技人才短缺等困境，于是政府开始有条件地引进高科技人才。到2013年，居住在德国的移民已达984.5万人，占总人口的11.9%，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俄罗斯的第三大移民接收国。 《北美留学生日报》指出，在人才争夺大战中，中国行动有些晚，使得“名校毕业即留美”成了一种思维定式。2008年，我国开始实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试图扭转存在了几十年的人才流失局面。 长在美国的华人小伙Diego现在回到北京工作，其父是上世纪80年代受国家委派到美国学习的学者，学习结束后他并未返回中国，而是进入威斯康星州一所大学任教，并将国内的妻儿接到国外。20多年后，中国掀起创新创业的热潮，Diego走上了与当年父亲相反的道路——回国创业。 父子俩一来一去的路径，成了几十年来中国人才流动的最好注解。 “中国大学给了美国高校给不了的待遇” 8月初，美联社刊文，评价了中国实施10多年的“千人计划”。文章提到，中国开放留学30多年来，有大批学生赴美读书，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会在毕业后返回中国，但一些高精尖人才，特别是理工科领域拥有高级学位及丰富经验的人才可能流失海外，如今，中国政府正通过“千人计划”改变这一状况。 2008年，中国学者陈晓伟（音）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取得生理学博士学位，作为在临床诊断领域富有经验的研究者，他很快在美国找到报酬丰厚的工作，并在密歇根的安阿博市安家。 2014年，北京一所大学邀请陈晓伟回国发展，不但允诺丰厚的报酬，而且给予他理想的研究启动资金。于是，他通过“千人计划”回国，和妻子、两个孩子在北京开始新的生活。 陈晓伟告诉美联社，在美国，年轻人很难拿到研究资金，如果有也是拨给项目组，而非研究者，“中国现在机会多，人才多，许多学者乐于钻研，这是我没想到的，我看到了新的机遇。” 王辉耀表示，目前，中国正在由单一移民输出国变成移民输出国和引进国，随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和在国外工作的华人回国，政府也会与时俱进推出新的移民政策。文章选自《青年参考》，2016年8月24日附：留学生回国图的是啥 半个月前，从里昂大学硕士毕业后一直“飘”在法国的李晓帆，终于下定决心回国生活。说起个中缘由，她苦笑道，自己“受够了与法国医疗系统的爱恨情仇”。 李晓帆得的并非疑难杂症，大多是过敏、胃痛之类，但“法国的医疗系统效率太低，每次生病想看医生，必须预约。等预约到了，发现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这让自小体弱多病的李晓帆感到越来越难捱。 回到北京的第三天，家人就带她做了一次全面体检。“都说国内看病难，现在看来，还是国内方便！” 曾几何时，“国外的月亮比国内圆”是不少梦想出国者的执念。但真的漂泊在异国他乡，许多人又义无反顾地回来。《青年参考》记者采访了一些海归，请他们聊聊自己心中那些“中国的月亮比外国圆”的时刻。欧美国家堪忧的安全状况，促使很多留学生选择学成回国。图为法国军人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下巡逻。 看病难看病慢，要想根治还得回国 李晓帆的遭遇，恐怕很多欧美“海归”并不陌生。 “国内铺天盖地的移民加拿大的广告，都在强调‘加拿大全民公费医疗’。但你来了才知道，免费的午餐不好吃！看病的等待过程通常极其漫长，甚至等个几年也是常有的事。”曾在多伦多留学的史贺对《青年参考》无奈地说，“大家常开玩笑说，如果不想等死，那就回国吧。” 在多伦多留学时，史贺的房东，一位来自福建、已经移民加拿大的大叔，多年前曾在国内做过腮腺肿瘤切除手术。去年1月，他再次感觉不适，随即在多伦多联系家庭医生复诊，接受一项又一项检查，最后证实病情复发，需要转至大医院再次手术并化疗。但半年过去了，他仍被告知需要等待手术排期，真正排到是猴年还是马月，谁也不知道。 “人命关天，房东只得飞回中国自费求医，很快就做了手术，据说挺成功。但没等痊愈，他就拖着病体回加拿大了。”史贺告诉《青年参考》，因为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公费医疗保险规定，保健医疗卡持卡人在1年内，必须在该省实际居住至少153天，否则保健医疗卡作废；申请新卡至少需要3个月，其间的医疗费用全部自理。 房东的故事让史贺心有戚戚，觉得“还是生活在中国比较有安全感”。今年刚刚学成回国的他，偶尔也会去医院看病。尽管有时他也会为抢不到专家号郁闷，但转念一想，“总比在加拿大看不上病强多了”。 某种程度上，在一些欧美国家，高福利正成为“低效率”的代名词。意大利《共和国报》于今年3月就该国医疗效率低下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人员在10个城市对X光室、眼科和矫形外科这3个科室的预约检查时间进行了统计。 结果显示，预约X光片拍摄平均需要等120天，预约眼科和矫形外科治疗则更久，平均分别要等164天和189天；此外，乳腺B超检查位列“最难预约”项目之首——比如，在那不勒斯的卡达雷利医院，患者通常得等478天才能做上乳腺检查。要知道，预约检查还只是医疗程序中的“万里长征第一步”，等待检查结果、等待医院手术往往耗时更巨。 回国不为别的，“图的就是踏实” 回国的第一个周末，胡妙妙和男友凌晨两点还手牵手在北京后海逛。 “我俩相视一笑，很久没这样散步了。要知道在新奥尔良的时候，天一黑大家就不敢出门了。”胡妙妙对《青年参考》记者说。 两人曾一起在美国新奥尔良的图兰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当地的治安状况一直饱受诟病。“就连本地人在夜晚出门都会比较谨慎，因为警察太少了，忙不过来；醉汉很多，喝多了就拔枪对射的案件时有发生，所以还是老老实实在家待着比较安全。”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前年美国独立日的时候，城内的密西西比河边有烟火晚会，胡妙妙和男友一起去围观。结果，“散场时突然身后响了几声鞭炮”。她的第一反应是，“国庆节放放鞭炮，美国人也挺喜庆啊”。可回过头，她和男友吓呆了：“身后的各路黑大叔、白大婶又是狂奔又是尖叫，还有一些人干脆卧倒在地，反正就是美国大片里面那种街头枪击、爆炸之后的场景。” 男友后来告诉胡妙妙，自己当时“瞬间脑补出中央电视台报道新奥尔良枪击案殃及中国留学生的新闻画面，并迅速构思了一下遗言”。幸好，周边的警察很快就把放鞭炮者摁住了，人群逐渐恢复平静。 “放个鞭炮就能让大家紧张成这样，可以想见他们平时有多么草木皆兵，有多缺乏安全感。”胡妙妙感叹，“我和男友一毕业就回国了，不为别的，图的就是一个踏实。不管夜里几点，想出门就出门，这种简单的‘小确幸’，在大洋彼岸可是不敢奢求。” 安全愈发成为留学生回国发展的重要因素。李晓帆也告诉《青年参考》记者，去年的巴黎恐袭和今年的尼斯恐袭，的确对在法留学工作的中国人产生了心理震荡。“比起欧美国家三天两头的枪击案、恐袭案，中国社会稳定得多，这是很重要的向心力。” “不必妄自菲薄，中国就是‘金窝银窝’” 事实上，说起在异国生活的日子，除了医疗系统、社会治安等相对宏观的问题，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层面，海归们也常常满腹牢骚。 民以食为天，在哪儿生活更好，胃有发言权。然而在国外，不少中餐厅是经过了本土化“改良”的。胡妙妙用“噩梦”来形容自己在新奥尔良某中餐厅的体验。“当时初来乍到，以为能吃到家乡的味道。没想到，店里的全部肉菜都是切成片状或条状的，裹上厚厚的面粉炸了之后沾甜酸酱吃；所有的素菜，都是用水煮，然后撒上盐和胡椒……” 胡妙妙哭丧着脸把“噩梦”咽了下去。临出门时，服务生递给她一张卡片，说是可以用于积分，吃的次数多了送饮料。胡妙妙默默看了他一眼，说：“不用了。” 而踏上故土，收获的福利不止美味。“回国后，一个由衷的感叹就是，方便！咱们可以通过手机买生鲜蔬果、订餐、叫车、订酒店、订电影票、订机票、缴纳水电费……在中国，手机无所不能。这在国外几乎不可想象。”李晓帆说，自己在法国逛超市，时常能看见“使用支票结账”的古董场景。而在中国，连大爷大妈都会用微信“扫一扫”付款了。 在国内，大家对四通八达的公交线路习以为常，而到了国外才发现，原来能坐着公交到处转也是一种幸福。 “美国除了几个大城市，比如纽约、华盛顿、芝加哥以外，其他大部分‘资本主义大农村’的公共交通比较落后，不知是不是地广人稀的原因。”胡妙妙告诉《青年参考》，“就连洛杉矶这样的城市，公交线路也少得可怜，而且往往得等上三四十分钟甚至更久，才能来一辆车。出租车更是得提前预定，临时上街拦基本没戏。如果你不买车，简直寸步难行。” 许多海归迫不及待选择回国，是因为“国内的日子生机勃勃，国外反而常常让人感到暮气沉沉”。 “《疯狂动物城》里那只树懒就是加拿大人的写照。”史贺对《青年参考》记者说。 “加拿大人办事慢得出奇。无论是餐馆点餐、到银行取款还是去政府部门办事，哪怕你急火攻心，加拿大人都永远是一脸不慌不忙，‘左右右手一个慢动作’。就连加拿大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说话也大多慢条斯理的。”史贺哭笑不得地说，“如果你碰巧有要紧事，真是恨不得给所有人都上快发条。” 在欧美国家，商场通常下午6点就关门谢客；除了酒吧，人们基本无处消遣。“哪像在国内，夜生活丰富多彩，永远不会无聊。”史贺说。 没什么娱乐活动，窝在家里看电视总行吧？“美国电视的广告简直太多了，基本是一半节目一半广告，一集美剧插进五六次广告再正常不过。”胡妙妙对《青年参考》记者回忆，“在美国的时候，除了偶尔陪男友看看比赛，出于‘处女座的强迫症’，我基本不会打开电视。” “还是回国好，”她说，“在手机上就能看到所有想看的节目。” 在刚刚落幕的2016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上，主办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52.37万人，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则达到40.91万人。 “以前我们喜欢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这话有点底气不足。现在我觉得，如果要论‘窝’的舒适程度、现代程度，其实不必妄自菲薄，中国就是‘金窝银窝’。”李晓帆对《青年参考》表示。 “撇开国内‘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大环境不谈，其实随着中国的发展，国内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了。”李晓帆说，“中国的月亮未必不如国外圆，甚至有些方面比国外更棒。海归人数的逐年增长，或许就是证明吧。”文章选自《青年参考》，2016年8月17日
2016年8月26日 -
【新华社】伊朗为何叫停俄罗斯使用空军基地？
8月22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赫拉姆·卡齐米在新闻会上发表讲话。（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新媒体专电（记者郑昊宁）伊朗外交部22日宣布，俄罗斯借用其哈马丹省空军基地打击叙利亚境内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行动已经结束。随后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俄战机完成任务后已离开伊朗回国。 耐人寻味的是，伊朗防长侯赛因·达赫甘当天表示，俄方公布其使用哈马丹空军基地的举动“欠考虑”。而就在几天前，达赫甘还表示俄罗斯战机想用哈马丹基地多久都可以。 观察人士指出，伊俄合作目前并未出现实质性变化，达赫甘态度转变背后更多凸显的是伊朗国内矛盾。伊反对派正利用这起事件向政府施压，目标直指2017年的伊朗大选。态度转变 本月16日，俄罗斯国防部首先曝出，俄军轰炸机当天从哈马丹空军基地起飞，对叙境内的“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目标实施了空中打击。 消息一出立刻引发全球关注，因为这是俄罗斯首次利用第三国军事基地打击叙利亚境内的空袭目标，也是伊朗近代历史上首次允许外国军力在本国境内部署。8月18日视频截图：俄罗斯苏-34战机对阿勒颇目标展开恐袭。（图片来源：新华/美联） 伊朗方面随后对此作出回应。达赫甘20日表示，只要有需要，俄罗斯战机可以无限期使用哈马丹空军基地。 然而两天后，伊朗方面却突然曝出俄罗斯停用哈马丹基地，事先未得到任何风声的俄媒在报道时只能纷纷引用伊媒消息。随后，俄官方才证实了这一说法。 达赫甘22日接受伊朗电视台采访时批评说，俄方将其使用伊朗空军基地一事公之于众，这种举动有“炫耀”意味，“欠考虑”。 这一表态与他两天前的立场大相径庭。背后原因是什么？国内矛盾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伊朗政府之所以不再向俄方出借空军基地，是因为有伊朗议员认为此举违背了伊朗宪法。根据宪法，伊朗禁止“建立任何形式的外国军事基地，即便是出于和平目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中东研究室主任唐志超对新华社记者说，租借基地又“叫停”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伊朗国内矛盾。伊反对派反对外国使用伊朗军事基地，并利用此事向政府施压。 “同时，这件事还反映出伊俄双方协调问题以及伊朗内部协调问题，”他说。 此外，有美国官员指出，2017年大选前，伊朗不希望将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动作”过多公之于众。 “伊朗人并不介意悄悄提供帮助，”这名要求匿名的官员22日对路透社说，“但这是他们的选举，所有人在选举时间前后都变得有点神经质。”仍有余地资料：2月16日，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右）在莫斯科与到访的伊朗国防部长达赫甘（左）举行会谈。（图片来源：新华/美联） 去年初西方解除对伊朗制裁后，俄罗斯与伊朗的关系逐步升温。特别是在协助叙利亚政府反恐方面，伊朗提供了地面部队援助，而俄罗斯负责空中打击力量，形成互补合作，打击效果良好。 虽然伊朗和俄罗斯这次出现了“步调不一”的情况，但双方都为将来围绕哈马丹基地的合作留下了一定可能性。 伊朗国防部20日证实，伊俄已签署关于就叙利亚问题与第三方谈判必须相互通告的协议，显示出两国围绕叙利亚问题的合作进一步加深。 即使是在达赫甘批评俄罗斯“炫耀”后，俄罗斯驻伊朗大使列万·贾加良（音译）也对媒体说，俄罗斯今后再使用这一基地也不会遭遇阻力。“没有理由担心。如果我们两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达成相关协议，这能有什么问题？” 这样的情况下，唐志超认为，哈马丹基地的“插曲”不会对伊俄双方合作造成太大影响。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储殷也强调，伊朗与俄罗斯相互需要，“虽然由于历史等原因不太可能达成紧密结盟，但双方维持良好合作关系并没有问题。”文章选自《世界知识》，2016年8月17日
2016年8月26日 -
李彦宏：互联网改变传统行业，中国最具优势和竞争力
李彦宏，百度公司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利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能力提升中国线下的产业和传统产业，其间的潜力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要大。对于中国互联网人来说，意味着几乎是无限的机会。 对于互联网的从业者来说，新的感觉很重要，因为互联网市场在迅速变化，我们每天做的东西都是新的东西，很多人进入互联网领域就再也出不去了。不管原来从事哪个行业，一旦转到这个领域之后，我很少看到有人再转出去。互联网的魅力就在于不断地变化，不断有新的东西，不断有新的挑战，不断有人能够实现新的梦想，所以互联网领域是非常吸引人、非常激动人心的地方。 去年大家都在讲移动互联网大潮的到来，其实产生了很多的泡沫，而我最大的质疑是移动互联网的商业模式问题。一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了一些变化。在PC互联网时代一些行得通的商业模式，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也逐渐显现出了它的潜力。 在PC互联网时代，最大的两个商业模式一个是前向收费，一个是后向收费。前向收费以游戏为中心，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也看到了无线游戏的蓬勃发展，虽然现在还非常小，但是趋势和希望大家都看到了。而后向收费，应该说百度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早，在过年一年当中，在移动互联网的广告上尤其是搜索的广告上， 我们也看到了飞速的发展。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希望，整个移动互联网在商业模式上的前景，应该说它的进展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我想说的是，无线互联网商业模式的进展，仅仅是我们看到的整个产业大潮中很小的一部分。真正让我们激动的，真正有潜力的地方，并不是大家要去拼命发掘的那些新产生的东西。在移动互联网领域新产生的产品也好、技术也好，我相信在这方面每个公司都有足够大的投入，但是当我们想起未来发展趋势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东西。 尤其是当我们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一些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很多时候必须要去创造一个新的市场它才能够起来，以前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市场，他去做了，最后就起来了。而在中国，我们看到很多的东西是我们利用了互联网，利用移动互联网的能力在传统产业建立了更加有竞争力的业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而这个不一样又源于美国比如说线下的产业，传统的产业非常发达、非常成熟，它们有着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已经具有相当的竞争力了，而中国的线下产业，可能很多都是随着30年前的改革开放才开始做，一直在比较低层次的水平上发展。这个时候当我们能够利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能力去提升那些线下的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时候，我们发现这里面的潜力非常大，比在美国、比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可能都要大。 举一个例子，我上周在美国待了一个多星期，到美国第一天我就上网查找到一盆花，我觉得很好，想把它买下来，就在那个网站上下了单。因为是在美国的第一天，我想一个多星期一定能收到这盆花。下完单后我一查，发现这些植物通常要两到三个星期才能收到。为什么会这样?它的配送规则，是星期一配送到加州或者西海岸去的，星期二送到哪里，星期三送到哪里，每一天送的是不同的地方。由于配送的地点是在美国东部，这样就能让所有的地方在周末之前能够收到。但这样的速度对我们中国的消费者已经很不习惯了，我们习惯每天三次配送或者每天四次送，当天下午下单，当天晚上收不到就有些不习惯，但是美国消费者大概需要两到三个星期才能收到货。这就是中美现在电子商务的现状。网上零售占比在中国占到6%，在美国也占到6%。这个比重是一样的，但是中国网上零售增速去年85%，美国去年是15%，这个差距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之所以有这样的差距，是因为我们利用了互联网，能够迅速做出一套比线下产业更具有竞争力的东西。 电商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能想到的垂直领域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旅游，中国的星级酒店大概总共有八九千家，绝大多数酒店都是只有一间店，都不是连锁的。而美国很不一样，美国绝大多数星级酒店都是连锁的，他们的订房、管理都非常成体系，及早地预测什么时候人多，什么时候人少，在网上下单，到他们的网站上可能会得到最多的优惠。而中国的酒店订房确认还只认传真，既没有规模效应，又没有使用先进的技术，这就使得我们的OTA在中国的旅游方面的网站，携程也好，艺龙也好，去哪儿也好，都能获得比美国的同类更大的发展潜力和更大的发展空间。线下没有做的事情，我们依靠互联网的力量，依靠互联网的技术，依靠互联网人的思维，依靠互联网公司的治理结构和竞争力，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这些还只是我们看到的，已经发生的，已经对于传统产业产生了比较大的冲击的行业，而这些行业现在只是整个中国经济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部分。中国经济由于各行各业的发展都落后于发达国家，当互联网包括移动互联网到来的时候，我们有更好的技术、更优秀的人才、更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对这个行业产生更大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的互联网正在加速淘汰中国的传统产业，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趋势。毕竟互联网在整个中国还是一个小的产业，互联网以外的产业是更大的产业， 而每一个这样的产业都面临互联网产业的冲击，对互联网人来说，我们面临着几乎是无限的机会。 很多大的领域，比如说教育，这是一个很大的领域，关系到每个家庭，每个孩子都要上学，要上小学、中学、大学，中国主流的教育现在全部都是官办的、国有的，体制是有问题的，是没有竞争力的。事实上，目前几乎所有公立机构占主流的行业都是一样的，都太不具有竞争力了，都是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技术、互联网类的服务可以在其中大有所为的。 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容易想到的是医疗，中国最优秀的医生全部都在公立的三甲医院里，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三甲医院进去的感觉是什么?人满为患，里面排队挂号，挂上号以后三五分钟就出来了，只能获得这些有名医生几分钟的时间。一旦这个领域放开的话，会有更大的变革出现。我们能够想到的主流产业都存在这样的机会，我们想不到的那些不是很主流的产业，其实一样存在这样的机会，这是我们国家现在所处的阶段给我们提供的比较独特的一个机会，或者说是我们后发的优势。 不光互联网，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像高铁，中国主要城市之间基本上都有高铁，有动车，但是美国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这样的后发优势是上天赐给我们中国互联网从业者的机会。我觉得也是那些在传统产业中有梦想、愿意拥抱互联网的从业人员的机会。我期望我们所有这些人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机会推进整个中国的进步，为我们更好的生活，为我们中国人更好的生活，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实现自己的梦想产生积极的作用。文章选自2005委员会，2016年8月15日
2016年8月25日 -
王缉思：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常态”
专家简介王缉思，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尽管中美政府高层保持着频繁、顺畅的沟通，交往气氛良好，但两国的民间舆论往往“不买账”，不断要求政府更加“强势”。“共同进化”也意味着“和平竞争”。看看哪个国家能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做得更好，让人民更满意，是中美之间最有意义的竞争。1国际秩序和中美关系大局依然稳定 判断中美关系的走向，首先要观察世界大局和两国国内大局。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中美两国是推动世界经济的两大引擎。全球化仍在前行但势头受挫。各国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普遍上升，贫富差距加大，教派族群矛盾突出，难民问题严重，暴恐活动频发。影响全球安全与稳定的“失序”现象有所抬头，迫切需要加强大国协调合作，加强国际秩序建设，促进全球范围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公正，防止地缘政治对抗。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流的判断，坚持改革开放，重申和平发展道路，对周边国家继续奉行睦邻友好的方针。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受益者、维护者、贡献者、建设者，而不是要在国际上“另起炉灶”。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对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努力加深同美国官方、企业界和民间的接触。 奥巴马政府2009年上台以来，内外政策都有明显调整。对外政策坚持“经济优先”原则，强调多边外交和巧实力，海外动武谨慎，缩减国防开支，奉行“不干蠢事”原则，同古巴、伊朗等宿怨很深的国家改善关系，但美俄关系僵化，反恐形势严峻。奥巴马总统多次重申，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成功的中国崛起，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经济成功符合美国利益，希望同中国加强合作。 在过去几年中，中美两国在安全领域保持对话，尽管出现了美国插手南海争端、计划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等问题，仍然避免了正面冲突和严重危机。中美两军已经逐步建立起多方面、多层次的对话交流机制。中美双边贸易额有超过中国同欧盟贸易额的势头。中国部分省市与美国相关州的经贸合作机制成为新形式，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增长迅速。中国“十三五”规划中所包含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中美合作提供了更多机遇。两国人文教育交流持续扩大，双向旅游越来越便捷，人数迅速增加。两国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合作成为亮点。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习近平主席在去年九月和今年三月访美期间，多次强调“中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这是基于事实的重要判断，而绝不是一般的外交辞令。2三大反差凸显“新常态” 中美关系逐渐走向成熟，但仍呈现较大脆弱性和战略误判的风险。这种脆弱性和风险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强烈反差。 首先，双方在经贸、人文、全球治理等领域的合作加深，同两国在亚太地区安全领域的战略竞争性增强，形成了鲜明对照。美国近年来实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调整，对中国加紧了防范、牵制活动。美国增加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军事演习和侦察活动，巩固其亚太安全同盟体系，拉拢一些同中国有领土纠纷或历史芥蒂的国家，高调介入南海争端，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继续发展对台军事关系，无可避免地加深了中国对美国是否要实施对华全面“遏制”战略的疑虑。两国军方或执法部门如在南海或东亚其他区域发生相互碰撞的突发事件，极易转为严重的战略对抗，直接影响两国内部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方向，冲击国际秩序。 其次，中美战略竞争加强这一趋势所得到的媒体报道和公众关注，大大多于中美关系中积极、正面的消息。这一反差是很自然的，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日益成为公众了解国内外形势主要渠道的趋势之下。更何况两国存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差异，宣扬有关对方国家和双边交往的“好事”，可能会冒一定的政治风险。尽管中美政府高层保持着频繁、顺畅的沟通，交往气氛良好，但两国的民间舆论往往“不买账”，不断要求政府更加“强势”。在今年美国大选进程中，两党总统候选人争先恐后地保证在当选后会采取更加坚定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在经贸方面。这种国内政治背景和舆论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中美合作的实际效益，也加大了达成某些战略谅解的难度。中美关系中任何“一招一式”的不当，都可能引发舆论战和政治冲突。 第三个反差是战略思维层面的。在许多中国人眼里，美国是最大的战略威胁，没有之一，据此很容易想象美国也已经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威胁。其实，从美国近年来的国家安全文件、领导人讲话和实际外交活动、军事部署看，中东动荡、极端势力、暴恐活动、俄罗斯挑战，牵扯了美国的巨大精力。中国崛起是美国在世界上的几大挑战之一，而且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挑战往往不像美国面临的其他国际危机那样迫在眉睫。这种战略思维上的反差，容易使人夸大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所处的现实地位，对美国(特别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关于中国的言论过于敏感，不利于中国更好地抓住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其他问题上对中国的战略需求，扩大合作面。从长远看，防止美国视中国为最大的战略威胁，应成为中国对美政策的重要目标。 上述三个强烈反差，并非自今日始，而是至少持续了十几年。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战略竞争性日益上升，社交媒体日趋发达，都促使上述反差更为强烈。可以说，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合作与竞争同时增强、国内因素对两国外交影响更大的“新常态”，但谈不上进入了“摩擦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或者一直会“螺旋式下滑”。3规则之争 在许多国际领域，中美都坚持同样或相近的规则，这正是两国合作的基础。但在中美关系的“新常态”中，规则之争越来越成为矛盾的焦点。 在政治领域，中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即在发展中国家占大多数的国际体系中，以国家为单位实现民主化。美国则继续鼓吹巩固“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推动“世界民主化”。这两大规则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 在经济领域，美国通过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全球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谈判，试图制定或强化限制国有企业发展、提高劳工标准、信息自由流通、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一系列国际规则，其中有些(如歧视国企)是中国不能接受的。美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参加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投行，对“一带一路”采取观望犹疑立场，在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中提出苛刻条件，对向中国输出高技术产品设置障碍，为维护美元主导地位而对中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扩大投票权和人民币国际化态度消极，以国家安全审查为工具限制中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在美发展。如此等等，都是试图“规范”中国内外经济政策和行为，树立和保护有利于美国的规则。两国经济模式互不兼容的一面，比过去更加突出。 在国际安全领域，中国人视南海为“祖宗海”，强调在南海等问题中的领土主权原则和权益，而美国人坚持说南海绝大部分海域为公海，强调“基于国际法的航行自由”。在这一规则争执的背后，是地缘政治之争。中美两国都高度重视网络安全，视对方为威胁本国网络安全的主要来源之一，但两国的关注点很不一致：中国更多关切对国内网络的政治渗透，而美国关切“网络黑客”盗窃美国商业机密或攻击安全部门网站。4“新常态”下怎么办？ 我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博士在2012年联名发表了《中美战略互疑》的报告，建议双方政府、智库和民间开展新的对话，以减轻相互的疑虑。我发现，4年过去了，当时所观察到的双向怀疑和不信任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多、更深了。中国人担心，不管是谁2017年入主白宫，美国都会加强对中国的压力和牵制。美国人则对中国政治经济的新形势表示不安或不解，担心中国放弃韬光养晦的战略观念，对邻国、对美国都更加咄咄逼人。中美战略互疑增加，似乎已成为中美关系新常态的一部分。 我和李侃如在这份联合报告的结尾处说，如果减少相互不信任的措施被证明无效，那就需要两国政府更多地考虑如何管控分歧，降低紧张局势和冲突的可能性，实现合作的最大化。我认为，在相互理解、管控分歧、避免危机方面，两国政府是成功的，也有决心、有能力继续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在新常态下更需努力的方向，是把双方政府反复向对方阐明的不冲突、不对抗的战略意图和合作意愿，向本国的公众说清楚，以减少舆论混乱的干扰，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共识。 基辛格博士提出，中美应当建立“共同进化”的关系，即“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我想，“共同进化”也意味着“和平竞争”。看看哪个国家能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做得更好，让人民更满意，是中美之间最有意义的竞争。文章选自《环球时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8月25日 -
【大公网】智库支招中企提升在非形象 解决当地就业“入乡问俗”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北非研究所研究员贺文萍发言。大公网记者严雪摄 大公网8月23日讯（记者严雪）8月22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如何提升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形象》研究报告发布会，与会专家从多个角度分析了中国部分企业在非洲的形象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及发生原因，并对如何提升中国企业的海外形象做了深入研讨。 今年是中非建交60周年，双边关系已经从官方的政治合作扩展到了民间的经济和文化往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来到这块蕴含着无数机遇的大陆寻求发展，并取得成功。在这些企业中既有大型国企，也有新兴的民企，它们在非洲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行业种类不断拓展。不过，已有的调查表明，少部分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存在产品服务质量差，无社会责任感，工资不高，不尊重非洲员工，忽视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整体形象。 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整体形象，通过分析产生正面或负面形象的原因寻求最佳形象提升方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特联合发布《如何提升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形象》研究报告。 课题主持人、报告执笔人柯银斌表示，一个企业在海外的行为，可以归为国家形象、商业经营、社会责任三类，中国企业要在海外确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不能忽视后两者的作用。他介绍说，该报告采取案例研究方法，选择4家中国企业及其项目：中国路桥公司、达之路非洲投资高峰论坛、中国有色非洲矿业公司、中国石化加蓬勘探项目为研究对象，运用“动机-行为-效果”方法进行研究，从而多角度深层次分析了部分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形象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及发生原因，并对如何提升中国企业的海外形象，做好加减乘法的“算术”问题做了详尽阐述，希望该报告能为中国企业提升自己在非洲的形象提供一个借鉴、方法和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北非研究所研究员贺文萍对报告的研究方法及选取的案例表示充分肯定，她说，现在有部分在非洲的中国私企，主要是其中的中小企业或者小企业问题较多，对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形象造成比较大的负面影响。她指出，企业首先要做好产品，另外，对待工人的态度、工资遵守当地的《劳工法》等等这些都是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要遵纪守法。 作为在非洲奋斗了十几年的中国成功企业家，上海达之路控股集团董事长、吉布提国家投资促进局中国总代表何烈辉不无感慨地说，非洲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非洲人民很可爱，如果没有他们的信任与帮忙，自己的生意肯定做不起来。他指出，本土化是中国企业在国外的必由之路，中国企业到国外发展要凭良心做事，打开自己的观念和思路，最大限度的去用好当地的工人，给当地创造就业机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只要我们守住底线，互相尊重，把自己的产品做好，把自己的员工照顾好，无形之中企业就会获得更多的尊敬与帮助，在这个基础上再力所能及地为当地做一些事情，当地人没有理由不欢迎你。”何烈辉说。 中国石油集团外事局高级工程师汪泽则强调，中国企业在海外要入乡随俗，包括一套不同方面的法律体系，有投资、政府、合作、金融方面的，这些是一个企业“走出去”必须要遵守的，但又远远不够，还应该和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利军就此补充说，中国企业在非洲要入乡随俗，首先要“入乡问俗”，先要知道对方的俗是什么，知道如何和他们沟通，怎样做能更好地符合他们的规矩。文章选自大公网，2016年8月23日
2016年8月25日 -
【CCTV】He Weiwen: Strong and Competitive Manufacture Industry Necessary to Fulfill China Dream
He Weiwen, a senior fellow at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 (CCG) spoke on Global Business CCTV news program about “Made in China 2025” plan. He pointed out that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create an ecological system of providing incentive for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y under market competi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expand the pilotcities beyond Ningbo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realization of China Dream.
2016年8月24日 -
郑永年：中国可通过主办G20拨正全球议题航向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人民网北京8月23日电 （记者 杨牧）在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召开前夕，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世界经济总体低迷、增长乏力，然而民粹主义、反全球化的声音却日渐增多。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责任通过主办G20拨正全球议题航向，促进国际社会的关切转移到经济合作。 当前，世界经济虽已基本走出危机，但复苏高度脆弱，增长动力不足。国际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称当前经济形势为“新平庸”。郑永年认为，目前全球经济形势并不比2008年深陷危机时好多少。与此同时，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情况，与危机刚出现时二十国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时的情况不同，西方国家目前缺乏克服困难的信心，消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所谓负面影响，实施贸易保护主义。 “1980年以来，各国都曾大力提倡全球化。但西方国家没有及时解决全球化引发的问题，内部体制跟不上外部环境变化、内部改革不到位，导致问题演变为内部民粹主义、外部贸易保护主义的基础。现在西方，谁提自由贸易谁就会受到攻击。”郑永年说。 当前，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合作走到一个重要转折点，G20同危机的较量已进入更为艰巨的相持阶段。在以精诚合作化解经济危机的短期风险后，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G20要推动实现可持续的增长与繁荣，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郑永年指出，今年中国主办G20任务艰巨，主要应解决2个问题： 首先是诊断“病情”。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但在经济表现不佳之时，地缘政治问题频发，南海仲裁案、中东乱局、欧洲难民潮、恐怖主义等，使本来缓慢复苏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有些国家故意搅浑水，企图把国际社会的议题引至地缘政治。可以说，当前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最大不确定性的，甚至不是经济本身，而是地缘政治的回归。 其次是树立信心。国际治理和各国内部治理的双重危机，导致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崛起。从世界历史来看，民粹主义的崛起不仅是内部问题，如果管控不好会演变成严峻的国际问题。国际合作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层，如果各国政府不作为，缺乏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信心，不直面解决全球化问题，世界经济将走向恶性循环，很难实现可持续增长。 郑永年认为，经济安全是每个社会最基本的安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责任利用担任G20轮值主席国之机，有效消除地缘政治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促成人们的关切从地缘政治转移到经济合作。 “要形成一切问题的根源在经济的共识，并讨论怎么解决。“郑永年指出，拨正全球议题的航向，引导议题实现范式性的转移，中国责任重大。“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对中国来说，这也是一次展现大国崛起的重要机会。” 深化结构性改革是有效应对全球经济中长期挑战的根本手段，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郑永年指出，金融危机发生后，每个国家都表示要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经济增长。但在二十国集团里，只有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是最好最快的。 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经济中消费占GDP比重达66%，服务业超过55%，投资占比大幅减少，但社会投资特别是技术设备投资增长较快。这些改革措施使资源配置得到改善，支撑了全年GDP6.9%的增长，这是在10万亿美元高基数之上的增长。2015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30%以上，仍是拉动世界经济的动力之源。 ”目前看，中国改革总的效果是好的，经济结构不断得到优化。“郑永年认为，中国应该通过主办G20峰会，积极向国际社会介绍发展经验，用自身的经验提振G20合作应对挑战、实现发展的信心，并为改革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注入新活力。 郑永年表示，全球治理体系要有制度层面的创新，不能仅做救火队，还应对潜在危机作出前瞻性的判断。做好事前预防，而不是事后补救。应该积极预防民粹主义，预防反全球化浪潮，积极促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包容性增长。文章选自人民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