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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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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报】这里的声音直通中南海
北京市前门东大街11号，矗立着一栋典雅别致的欧式建筑。这里，便是被称为“政府智囊团”的国务院参事室办公所在地。8月17日，一则新闻让这里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当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新聘任的10位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记者梳理发现，其中有6位是党外人士，占据了“半壁江山”。人们好奇的是，这些高级“智囊”是如何选出来的？他们在这个岗位上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为何党外人士占多数 在新聘任的6位国务院参事和4位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党外人士占据6席，其中石勇、何茂春、葛剑雄是民主党派成员，分别来自民建、民盟、民革。有关资料显示，目前现任国务院参事59位，文史馆馆员67位，其中，就有20余位是民主党派成员。 为何国务院参事室和文史研究馆聚集了如此之多的民主党派成员？ 一方面，源于参事室、文史馆的工作特点。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的国务院参事室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便已设立，1949年11月由毛泽东、周恩来等倡设。后经毛泽东亲自倡议，中央文史研究馆于1951年7月设立。目前两者合署办公，在国务院参事室中共党组领导下开展工作。根据《政府参事工作条例》和《关于加强和改进政府文史研究馆工作意见的通知》精神，参事室和文史馆的主要职责之一便是统战联谊。 另一方面，从遴选范围来看，参事和馆员也多从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中遴选。按照《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的规定，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应当以党外代表人士为主体，参事室中共党员参事不超过30%。这些规定从制度上保障了党外人士在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占多数。 国务院参事如何选拔 按照《政府参事工作条例》规定，参政议政是参事室的首要职责。因此，参事遴选标准之一就是要有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国务院参事室原主任陈进玉曾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规定对参事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对其应具有的参政议政能力，都有比较高的要求。 分析现任参事和馆员的20多位民主党派成员履历，也能印证着一点。从专业背景来看，他们涉及的学科广泛，分布在经济、法律、宗教、艺术、三农、社会学、地质学等多个领域，同时，他们也有共同点，即都是行业内知名专家学者，不仅具有渊博的学识，更具有较高的社会名望和参政议政能力。在这些民主党派成员中，既有民进会员冯骥才这样为公众所熟悉的著名作家，也有民革党员何星亮、九三学社社员蔡克勤这样的专业领域“大咖”。 此外，记者了解到，遴选新参事时，也会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有针对性选拔，这不仅让参事的专业知识得到更好发挥，也更能体现参事室的“高参”作用。 不同领域内的专家学者使参事室关注的领域更广，专家学者的水平高低也决定了建言的专业水准。 由于国务院参事室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目前在职的国务院参事都是由国务院总理聘任的。 参事如何发力 前门东大街距离中南海只有两公里，这表明了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空间上的“近距离”。而它与中央的“近”，还体现在参事馆员的声音可以直通中南海。有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这样表述称，“有时上午写完建言，下午就能出现在总理案头。” “参事建言，总理必阅，这是惯例。参事建言，大多会得到总理的批示。那些局部性的工作，一般是由分管副总理阅示的。”曾任国务院参事的任玉岭说，在当天或者次日就能收到领导批示。 除了参事建议的“直通车”形式外，国务院参事室每年还会组织集体考察，把脉重大社会问题，为中央建言献策。 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每年全国两会后,根据国务院工作部署,参事室讨论确定当年调研课题,一般于5月份开展集体考察，例如，2011年的集体调研主题围绕教育改革、宏观经济和社会管理开展；2013年的调研围绕北京大气污染、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主题开展；近期参事室的两场活动则聚焦了中国经济形势和科技创新。主题聚焦近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不难看出参事室的调研工作直面热点难点，极有针对性。 同时，参事室的参事还分为农林、能源等小组，每个小组每年也有各自调研选题，为发现并解决重大社会问题建言。 参事的调查报告和工作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一直十分重视。参事们的意见和建议还可以通过《国是咨询》内部刊物，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各部门和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阅。 事实上，近年来，参事们结合自身专业背景，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推动了一批政策的决策和出台。 民革党员、国务院参事何星亮将大量精力倾注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在关于边疆地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40多篇提案、建议中，近半数获得了中央领导和省部级领导的批示；民建会员、国务院参事李玉光的目光一直关注知识产权领域，他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作大会发言，建议在“十三五”期间要明确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九三学社社员，国务院参事王辉耀作为民间智库的代表人物，在今年2月份印发《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后，建议要继续放开国际人才政策，发起设立国际人才组织等等。 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评，开展民主监督，是参事的职责，也是参事的权利，国务院领导同志一再要求参事们道实情、说真话。与其他智囊机构不同，参事室不代表任何党派，不代表部门利益，这也保证了参事们站得高看得远，地位更加超脱，更加敢于说真话。文章选自《团结报》，2016年8月25日
2016年8月29日 -
【中国新闻网】中国企业提升海外形象要做好“算数”
中新社北京8月22日电(记者 丁栋)“中国企业提升海外形象要做好‘算数’，增加社会责任和国家形象的积极作为，减去商业经营的不良行为，发挥当地政府、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加强与民众和员工的全面沟通。”22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在北京发布的一份报告建议称。 作为研究中国企业全球化的系列报告之一，《如何提升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形象》报告称，随着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建设和经营的增加，中国在非洲的形象也呈现多维度和复杂化，其中问题主要集中在企业信誉、产品和服务质量、社会和经济责任、环保以及劳动雇佣等方面。 报告指出，通过在商业经营中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一些中国企业在海外树立了积极的企业形象，做好“加法”，以中国路桥为例，通过在非洲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中，积极提供就业岗位，培养专业人才，不仅提高了企业经营的效率，也解决了所在地的就业问题，为当地民众生活做出了贡献。 报告同时指出，企业在海外商业经营中不能照搬传统经营模式和惯性思维，做好“减法”，杜绝商业贿赂、官商勾结、欺诈经营等违规违法行为，积极遵守所在国规章制度和国际法律，避免只顾商业利益、损害企业信誉和国家形象的行为。上海达之路控股集团董事长何烈辉介绍，通过连续主办非洲投资高峰论坛，开展企业公共外交，做好“乘法”，推动了中国与非洲各国的相互了解、投资合作，中国企业与非洲的沟通不应是单向的传达中国企业形象，而是双向的互相了解，实现企业利益与国家形象的良性互动。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6年8月23日
2016年8月29日 -
【澎湃新闻】重信守诺习近平担纲G20，世界期待中国新贡献
随着G20杭州峰会的日益临近，与峰会相关的配套会议及成果相继出炉：8月10日，二十国集团工商界活动（B20）完成的《B20政策建议报告》首度披露，为G20出台全球增长对策和全球治理方案建言献策；一个月前刚闭幕的G20贸易部长会议，发布了G20历史上首份贸易部长声明，批准了“三份文件”，达成了“两项共识”，取得了重要历史性成果。 一系列峰会前期成果的形成，不仅为G20杭州峰会的举办提供坚实基础，也践行着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11月15日，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时提出的中国愿景和中国承诺：作为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主办国，中国愿意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发挥更大作用。 2015年11月16日，习近平在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第二阶段会议时进一步提出，基于当前形势和各方期待，中方把2016年峰会主题确定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而中方从创新增长方式、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推动包容联动式发展等4个重点领域进行的峰会筹备工作，也获得了中外智库专家的一致赞誉。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在接受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作为主办国所做的工作值得高度评价”。他指出，在G20杭州峰会之前，中国还召开了协调人会议、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专业部长会议、妇女、青年、智库会议等，汇集各方智慧，为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成果。 对于中国担任G20主席国，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院院长肖逸夫则评价道：“中国正站在更全面的角度为G20贡献智慧和创意。”他表示，目前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对中国充满兴趣，在过去10年中，中国在学术研究领域以及如何通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使各国政府利益最大化等方面都提供了建议，如今的中国向全球各国政府展现了强大的创新能力。 在肖逸夫看来，中国今年在创新方面的表现尤为显著，“中国给世界带来了全新的才能、创意和思路，也积极承担了G20主席国促进所有成员国经济发展的义务；而且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世界经济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这个新型国家。” 英国考文垂大学全球安全教授尼尔伦·威克的评价指出，中国作为主席国在推动G20发展、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进程中思路清晰、目标明确。他认为，“构建国际框架，组织国际对话，都是协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他们发展目标的做法”。 瑞士的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研究员夏秉纯则评价中国“扮演了一个非常有创造力和建设性的角色”。夏秉纯指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在国际贸易方面做出了引领性的贡献，比如今年中国首次召开了贸易部长会议，并发表了部长声明，如果在此之前我们只是拥有一些愿景，那么这一次中国举办的贸易部长会议就让我们看到了更明晰的声明。” 王辉耀表示，“希望通过本届G20杭州峰会，能让世界感受到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决心和努力，希望这次G20杭州峰会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新阶段、新发展、新动力的起点”。 王辉耀强调，希望本届G20峰会更多关注国际人才问题，因为在他看来，“中国要参与全球治理，急需更多人才，而中国同时又是最大的人才流动与输出国家。相比货物流动、资本流动，中国在世界人才流动方面还处于相对劣势。当中国能够把全球的人才吸纳到中国，真正广纳天下贤士为中国所用时，才能实现中国经济更进一步的创新和腾飞。”文章选自澎湃新闻网，2016年8月25日
2016年8月29日 -
【中国新闻网】数百位海内外高端人才在威海为创业者“把脉”
2016中国威海国际英才创业峰会25日召开，吸引了包括国家“千人计划”在内的500多位海内外高端人才和企业代表，共谈产业发展。 杨兵 摄 中新网威海8月25日电 (记者 杨兵)“中国已从货物流动、资本流动迈向人才流动，人才流动已成为中国发展很重要的特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才联谊会副会长王辉耀25日在威海国际英才创业峰会上如是说。 2016中国威海国际英才创业峰会25日召开，吸引了包括国家“千人计划”在内的数百位海内外高端人才为企业和创业者“把脉”，共谈产业发展。 王辉耀称，国家“千人计划”出台以来，引进了五千多位“千人计划”人才，建立了三百多个创业园区，山东威海地处沿海地区，应吸引更多的海归和外籍专家来威海学习、工作。 参会代表李文宗称，他想通过此平台了解国内创业环境，希望找到合作伙伴将他们的技术、科研成果进行共同开发。企业代表向专家介绍企业产品。 杨兵 摄 此次论坛期间还举行创新创业发展论坛、创业导师走进留创园、海内外人才项目洽谈会、产学研合作专场、海外高层次人才项目专题路演、海外引才组织座谈会、高层次人才威海行考察等活动。 当日，多位专家来到威海留学人员创业园参观考察，水下工程作业机器人、双向增力式制动器、无人机服务等项目受到专家的关注，这些专家还对企业的发展进行指导。中国天使投资联盟发起人之一的洪显明称，产品和产业的发展是有过程的，企业应首先了解要面对的客户是谁，能为客户提供何种服务，才能保证企业的发展方向正确。 近年来，威海制定了一批人才激励政策，专门设立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对来威海创新创业的高端人才在创业资金、贷款贴息、税收减免等方面给予优惠。威海市现有2处留学人员创业园，35处创业孵化基地、42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并与一百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合作。 与此同时，威海市还连续举办了4届“海外博士威海行”活动，共有180多名海外博士与当地149家企业开展了人才技术项目对接。威海先后与北美洲中国学人国际交流中心、中英科技文化协会、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寰球人才交流中心等海外引才组织合作建立了海外引才工作站。 山东省威海市位于山东半岛东部，是中国北方著名的侨乡，与海外联系密切。新材料、医药、海洋生物技术等产业发展基础较好。(完)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6年8月25日
2016年8月29日 -
【大众网】2016中国威海英创会开幕 海内外500多人参加
大众网威海8月25日讯（记者 闫振虎）25日上午，中国山东第九届海内外高端人才交流会海外博士威海行暨2016中国威海·国际英才创业峰会在威海开幕，来自海内外的500多名专家导师和各界人士参会。 据了解，本次会议突出“汇智全球 创业威海”主题，进一步吸引海内外高端人才来威海创新创业，扩大威海在国际人才竞争中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会议期间主要活动内容有创新创业发展论坛、海外高层次人才项目推介（项目路演）、人社部海外赤子为国服务行动计划-走进山东城市群活动、中国留学生人员回国创业专家指导委员会-创业导师走进留创园活动、人社部“千人计划”专家下基层活动、产学研合作专场、“威高杯”“北洋杯”国际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圆桌研讨会现场】 在上午的开幕式暨创新创业发展论坛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做了“中国人才战略新趋势与创新创业机遇”的主题演讲，赛伯乐投资集团总裁王阳做“时代的机遇因创业而重塑”，中组部人才局原巡视员、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胡建华做“打造人才高地 实现创新发展”的主题演讲。随后的圆桌会议围绕“商业-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进行了主题讨论。 当日上午，参加“千人计划”的专家与前期进行对接的企业代表举行交流洽谈，了解相关行业和企业创新创业情况。“威高杯”“北洋杯”创新创业大赛同时启动，40名参赛选手分别参加医疗器械及生物医药、电子信息领域的创新创业大赛，比赛时间为两天。文章选自大众网，2016年8月25日
2016年8月29日 -
郑永年：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倒退呼唤新的国际秩序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从金融危机到希腊债务危机，从欧洲难民潮到恐怖主义肆虐，从英国脱欧公投到特朗普的惊人之语，越来越多的人感知到，世界秩序和全球经济一样，正在经历一轮新的调整和自我修复。与此同时，二战后不断加速的全球化通过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制度安排使全球主要经济体变得愈发密不可分。因此，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断言将避开新一轮国际秩序调整的裹挟。相反，一些有能力影响国际秩序的国家，纷纷努力让国际秩序的变化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在包括难民潮和脱欧等多种新问题出现的过程中，以往的一些秩序遭到了重大挑战。例如：通过观察可以发现，英国在宣布将举行脱欧公投和公投结果出炉之后，很多声音对欧盟、甚至欧洲文明的存续提出质疑，为脱欧欢呼的英国独立党正在获得民意支持，欧洲的左翼政党同样欢欣鼓舞，这些以往很容易被忽略的声音渐渐清晰了起来。 再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过去的7年执政期间里，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进北约东扩，在中东实行战略收缩，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国际秩序的变化。而多年来美国产业转移的结果导致了制造业的流失，产业失衡的危机已然显现，这就对其主动参与秩序调整提出了现实需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特朗普重拾贸易保护主义。 《第一财经日报》就近来一些国际秩序的变化和舆论对全球化倒退的担忧采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国际秩序永远在变化 “国际秩序并没有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它永远会有变化，从历史上看，这样的变化是必然的。”郑永年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早期一些地方性的政体演变成帝国，帝国解体后又变成民族国家，美国逐渐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以国际组织的形式包装出了国际秩序。 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民主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完美的政治制度，即西方自由民主是“历史的终结”。 “现在国际上面临着很多的情况，一方面全球化造就了国际秩序，但也因此出现了很多新的因素。以前会有人说只有商业流动、物的流动，而思想不流动，现在思想在流动，甚至连恐怖主义等各个方面都在流动。”郑永年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所以只能说，以前以西方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现在无法对付这些由秩序本身产生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又处于秩序变动之中，那么不光是恐怖主义的问题，越是地缘政治的变化就越重要。” 郑永年认为，建立秩序要有能力，不是想书写规则就能建立秩序，书写规则容易，但是当各方规则不一时就要求国家要有力量去执行。“现在美国硬要书写规则，但已经没有这样的力量去执行这个规则，甚至没有力量去维持它以前建立的秩序。” TPP搁浅不代表全球化终结 在自由贸易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对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仍抱希望，但目前多数声音认为该协定在国会获批的希望渺茫。民主和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均明确表示不支持TPP，被高度政治化的TPP更加堪忧。民意方面，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调查显示47%的民众不支持自由贸易，超过支持者（45%）。共和党人对自由贸易尤其不感兴趣。 “像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样的国际组织中，美国和欧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中国出于与国际接轨的政策加入这个体系以后，在体系中慢慢往上走，美国开始觉得这个体系给了中国很多好处，无法用这个体系制衡中国了，所以美国试图脱离这些体系去书写其他的规则，要建立另外的体系，TPP、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就是这样。”郑永年称，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都反对TPP，但TPP夭折并不见得全球化会终结。 “美国和欧洲的内部秩序出了问题，最后导致国际秩序出问题。比如2008年以后世界经济失衡。所以，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的世界经济，世界经济失衡主要是每个国家经济失衡的叠加，现在的国际秩序问题也是由每个国家内部秩序的问题叠加起来的，包括一战、二战都是这样，所以说外交就是内政的延续。”郑永年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1989年的华盛顿共识为新自由主义铺设了路径，从此，一套倡导贸易自由，释放市场力量，放松政府管制，打破国家边界，商品、技术、人员自由流动的社会思潮主导着西方主要经济体。但是，在移民潮涌现、经济复苏乏力等背景下，人们对开放边界和自由贸易的担忧开始增加。诺贝尔奖得主、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近日也发声，直言对新自由主义的共识已至终结。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在其《纽约时报》专栏中也写道，不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将会陷入一种暂停和调整当中，他也同意，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化给美国的工人带来不小压力，但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坏处很多是政治选择，而非必然结果。 中国可以重建规则 “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可能出现崩塌，但是会出现新的全球化，像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可以让其他很多国家因此成长起来。近代的全球化是英法德在推动，后来是美国。”郑永年表示，“全球化本身不会消失，另外一种类型全球化的出现要求规则重建，以前的全球化是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推动的一套秩序，以后也许会有不同的规则会出现，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新的规则是完全两套不同的系统，还是说中国来接手过去的那一套系统？” 郑永年认为，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西方秩序的主体正在出现问题，西方输出的秩序更是在解体，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机会。“以前的管家不行了就换一个管家”，从自由贸易的角度出发，中国完全是可以接手，但针对新情况，在老规则基础上加一部分新规则，“一种新的秩序形成并不是几年的事情，包括西方的法治（Rule of Law），都是几百年的事情，以世纪来算，50年太短。” 郑永年也同意，西方主导的秩序没落也为东亚秩序和上世纪80年代由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和其他亚洲政治家提出的“亚洲价值观”提供了更多发展空间。 “东亚的秩序确实跟西方不一样。像新加坡，中国也是这样，他们不完全排斥西方的秩序，把西方的有些东西合理地吸收消化进来，但主体就是贤能政治和民主政治相结合，会有很大的机会。西方的近代崛起也是吸收了很多亚洲价值观，所以亚洲经过这样一波全球化，又把西方的东西学来了，把自己的东西整合进去，我觉得越来越多国家开始重视亚洲价值观。”文章选自《第一财经日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8月29日 -
王辉耀：低龄留学的利弊和相关建议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央广网北京8月24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央广夜新闻》报道，送孩子出国留学这条路并不好走，但还是会让很多人会选择它，这里面既有工薪阶层“改变家族命运”的期盼，也有土豪家庭“不差钱，只希望孩子出去见见世面”的要求，以及更广阔中层家庭的“谨慎观望”。面对一个家庭的重大选择，我们究竟该如何给出建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给出了他的看法和建议。 对于低龄留学从之前的凤毛麟角到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王辉耀认为：“低龄留学现象实际上是伴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国留学大潮逐渐形成的。过去一二十年来，由于经济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留学生数量也在迅猛增长。去年我们出国留学的就有50多万，其中有大量低龄留学。这里边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断扩大，有经济实力能够承担小孩出国留学；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目前的教育制度，包括高考制度，以及人才培养的方法、机制等，某种程度上形成一种将学生向外推的力量，而国外有一种力量在拉。当然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就是，中国不断地在参与全球化大潮，教育的国际化也是一个大的趋势，比如说现在全世界范围中留学生的增长已经超过了大学生的增长比例。” 此外，美国有些好的大学在招本科生的时候，以往是没有这种从中国出去的中学生生源，要从中国招高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现在就可以直接从美国毕业的中学生里边招中国出去的学生。研究生也有这个趋势，原来是从中国招本科生，现在很多是招从美国毕业的本科生，这也对低龄留学有一定推动。 在全球化进程中，留学能够培养出一些全球化人才这也是直接促成低龄留学的一个重要因素。考虑到低龄留学生在海外的生存状况以及心理成长的矛盾，王辉耀认为低龄留学的利与弊要结合具体情况来看，如果家庭条件很好，能够有监护人或者陪读，那么在初中阶段以后出国留学还是可以的。历史上中国的留美幼童就是少年阶段出去的，像李开复等人也是在中学阶段就从台湾出去的。但是这样做的前提就是你必须有很好的监护人或很好的寄宿学校。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低龄留学在海外容易受到很大的冲击，包括文化的不适应，他们性格还没有完全形成，融入另一种文化有一定难度。有利之处是提早出去学习语言、学习文化能适应比较快，不利的方面就是没有大人监管的话，有时容易受到所处环境的负面影响，因为不具备自控能力而学坏，不像在家里有支撑。所以不能绝对地说好或者不好，但是从目前来看，如果在初高中阶段出去并且能够把握好的话，还是会有比骄大的好处，包括语言、文化的熏陶等。 低龄留学有风险，王辉耀认为要让孩子在国外生活、学习得更好，可能要注意几个方面：“第一，学生在出去之前一定要做好事先的规划，特别是要打好语言基础，有兴趣送小孩出去的家长，不妨送孩子参加一些夏令营、培训班，事先有些准备和适应，锻炼孩子的独立性。第二，如果家长在海外有朋友、同学、亲戚，甚至有很好的监护人或者寄宿学校，这样送孩子出去是比较保险的。第三，家长要和孩子保持密切的联系，发现有什么不正常的现象苗头及时地沟通，这也是很必要的。小孩接触什么样的同学也很重要，如果校的环境不好，或者接触的同学里面有产生不良影响的，都要及时发现。现在通讯和交通都很发达，平时保持密切联系，有条件的话再让孩子经常回来，或者家长经常过去，这样也能够减少这方面的风险。最后留学生和家长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很多在中国想当然的事到了国外就不一样了。”文章选自央广网，2016年8月24日
2016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