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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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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晚报】众说深圳人才新政：安居保障新规击中人才引进“痛点”
30多年来，深圳不断创新人才引进机制，勇于突破人才引进传统体制政策障碍，形成了“孔雀东南飞”的时代景象。在新形势下，深圳又拿什么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呢？深圳市近日出台的《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下称《若干措施》）或许提供了一些答案。 《若干措施》提出通过加大对高精尖人才、紧缺专业人才、博士后、国际化人才、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的培育和引进力度，建立完善人才健康顺畅流动机制，深化人才举荐和评价制度改革，强化人才创新创业金融扶持，加大各类人才安居保障，提升服务人才水平力度等措施，努力营造人尽其才、人才辈出的政策环境和社会土壤，提升深圳的核心竞争力。 对于政府部门推出的这些措施，专家、企事业单位以及人才又是怎样看待的呢？记者就此进行了走访。 专家观点 曲建图片来自综合开发研究院官网 人才安居保障覆盖面广普惠性强 【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 曲建】 2015年以来，深圳房价一路飙涨，在高房价的背景下，深圳如何留住人才、吸引人才？ 综观此次出台的人才新政，81条措施中有5条聚焦加大人才安居保障，具体措施包括加大力度建设人才公寓、完善高层次人才安居办法、加大中初级人才住房政策支持、提高新引进基础性人才租房和生活补贴标准以及创新境外人才住房公积金政策等。 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曲建认为，在《若干措施》中，“最大的亮点是对于原有人才安居保障政策的全方位突破。”曲建认为，经过2015年房价的新一轮上涨，深圳面临居住成本高、工作性价比低、无法满足新形势下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快速增长的积聚人才需求的隐忧。《若干措施》提出的人才安居保障“升级版”可谓直击深圳市人才引进的“痛点”。 曲建分析，从支持对象来说，新政人才安居保障方面的措施涵盖了新引进基础性人才、杰出人才、高层次人才以及海外人才，政策覆盖面广、普惠性强；从支持力度来说，对于各类人才的补助资金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对于新引进基础性人才的住房和生活补贴，提高至本科每人1.5万元、硕士每人2.5万元、博士每人3万元，均超过之前的两倍，政策力度较大。高校观点 李凤亮深圳晚报记者 冯明 摄 鼓励创业还需更多细则和配套措施 【深圳大学副校长 李凤亮】 此前，深圳就曾陆续出台《关于加强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以及多个配套扶持创业。而此次出台的《若干措施》，从创客人才培养、创业资金、制度等方面对如何扶持创业加以明确，提出实施创客人才培养资助计划，对符合条件的创客个人、创客团队项目给予最高100万元的资助，未来5年每年新增创客人才3万人左右；设立80亿元规模的人才创新创业资金，支持人才创新创业；支持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离岗创业，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等措施。 在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看来，支持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离岗创业这一措施是人才措施宽松和进步的体现。李凤亮称，鼓励科研人员将自身的科研成果积极转化，做好“产学研”结合，加大企业的创新力度，但是未来仍需更多的细则和配套措施才能形成科技人员“万众创业”之势。 李凤亮称，目前，高校科研人员对离岗创业大多持谨慎态度，更多的人还在观望之中。“已经担任行政职务的科研人员顾虑多，3年后创业失败回来，职位没了。”李凤亮分析，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除了包括科技创业难度大外，还与一些细则尚未明确有关，“科技人员办公司，单位要收管理费吗？专利之外的未确权的知识产权算谁的？校办企业与校方如何利益分配……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对此，李凤亮建议，相关部门在鼓励事业单位创新时，可借鉴硅谷的做法。以斯坦福大学为例，相关政策包括允许教师和研究人员每周有一天到公司兼职，从事开发和经营活动；教师在学校获得的科技成果，由发明者本人负责向公司转移的，学校与其签署许可合同，所获得的知识产权收益，学校只提取10%～15%；学校的应用性成果在一年之后仍未向企业转移的，发明者可自主向企业转移，学校一般不再收取回报等。企业观点李勇资料图片 深圳应建立人才评价权威专家库 【深圳市桥博设计研究院院长 李勇】 在《若干措施》中，有多条措施直接指向企业或企业家，尤其是在人才举荐和评价制度方面，明确提出“鼓励我市企事业单位、人才中介组织等引进和举荐人才”“在新型研发机构、大型骨干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开展职称自主评价试点”等。 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市桥博设计研究院院长李勇强调，在人才评价方面，现行的评价标准基本可行，但评价结果往往弹性较大。“应该注重人才的硬指标，如科技成果、发明专利、专著、标准、论文以及在国际国内行业的影响等。”为此，李勇建议，深圳应该建立人才评价权威专家库，专家成员一般应由各专业在职的国家级领军人才担任，不能由水平低的专家去评价水平高的人才。 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对于人才评价和认定方式方面，深圳于2015年发布了《深圳青年创新创业人才选拔扶持实施方案》，创新人才认定方式，采用全新的“举荐制”方式，规定凡在深工作、学习或自主创业两年以上，年龄在35周岁以下，开展应用研究、技术创新或者创业项目属于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具有发展潜能、并符合相关推荐条件的，可向举荐委员会委员自荐，举荐委员会委员也可自行决定举荐对象。其中，方案实施初期，举荐委员会由市政府聘任的首批20名举荐委员会成员由深圳市已认定国家级以上高层次专业人才、“孔雀计划”A类人才、知名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负责人组成。 人才代表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陈宁受访者供图 部分新政还需细化到可执行层面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 、CCG常务理事陈宁】 “新政让我们看到政府吸引、留住人才的魄力，但是一些政策还需要细化。”陈宁是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也是深圳市国家级领军人才，入选了深圳“孔雀计划”A类人才。“去年7月我们在西安招了一个博士，谈了好几个月，到了年终，对方考虑到深圳的高房价，决定不来了。”陈宁认为，政府加大对各类人才的安居保障，尤其是对中初级人才的住房政策支持，有利于为企业吸引、留住人才。 作为一名科技型企业的创业者，陈宁也非常关注创业后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一次政策还提到要‘强化人才知识产权保护’，提到要‘实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陈宁认为，此次政策，例如对侵犯知识产权的失信行为进行曝光，严加处罚，为科技型企业创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但一定要落实到具体的法律法规和专业服务上来，要细化到可执行层面。 据悉，在《若干措施》“提升服务人才水平”部分，除了提出要强化人才知识产权保护，还明确“市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每人联系至少一名专家，通过与专家结对子、交朋友，经常听取意见建议，了解掌握专家的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状况。”对此，陈宁以其团队举例道，“我们经过几轮专家筛选、论证，入选了‘孔雀计划’，本身就说明得到了一些专家的认可。如果政府领导与专家结对子，了解专家的动态，进而也会了解到业界最新动态，有利于我们科技企业与政府的沟通”。 同时，陈宁认为，对于一些科技型创业团队来说，技术储备充足，但是有时也会处于“酒香巷子深”的状态，盲目自信技术，市场化的营销和宣传手段不足，而其中政府信息化和宣传部门也是企业需要重视和合作的渠道。（记者 胡琼兰）文章刊于《深圳晚报》，2016年4月15日
2016年4月25日 -
薛澜：国家治理框架下的社会治理——问题、挑战与机遇
专家简介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新常态，这个新常态也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多新的特征。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外交流的不断深入和拓展，使得中国在享受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时，也出现了新的情况，面临着新的挑战。 首先是社会利益分化，价值观念多元。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现实是高度统一的社会。现在中国的社会利益分化得很厉害，价值观念也更加多元。其次，中国的社会组织在快速多元地发展。 从总体来看，社会组织虽然数量增加很快，但能力提升还比较缓慢。现代社会更具创新活力，公众公平参与的意识也更强。但与此同时，社会阶层结构的两极化、碎片化的现象比较突出，社会心理失衡也比较严重，个体暴力冲突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多发。 传统的社会资本不断消耗，而新的社会资本补充乏力。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失灵，新的社会管理方式正在构建过程中。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中国社会发展新常态。 正因为如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特别提到要创新社会治理，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使国家安全有序。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分析框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命题。但什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前一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分析，建立了一个初步的框架，从四个方面来认识： （一）基本政治制度 国家治理权力的产生方式和运行模式，在中国来说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时特别提到，总目标实际上讲的是两句话，是两位一体的，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三个最核心的要素，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这是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 （二）治理价值体系 治理价值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没有明确提，但始终贯穿在整个改革文件中，其实质就是在特定政治制度下的基本执政理念。任何一个国家治理体系都有主导性的价值理念，对政府的行为、规范、结构确定了基调和方向。如效率、公平、正义、法治、参与，等等，其背后隐含着主流价值观。 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的转型，也促使国家主导的治理价值体系不断调整。改革开放之初，注重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近几年，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对公平问题愈加关注，把公平放到了更高的地位。当前，要构建稳定的国家治理体系，实现中国社会的顺利转型，必须要梳理重构国家治理的价值体系。 （三）治理体系 治理体系是指各类国家治理机构的结构设计、功能定位、相互关联及运行机制的集合。 国家治理体系的主体不仅仅是政府，还应当包括各类群体组织和社会组织，一些特定的市场主体也有可能参与到国家治理的事务当中。这些主体之间的功能定位和相互关系需要在治理体系中梳理清楚。例如，治理主体中相关机构的职能定位和组织模式，中央地方不同层级之间的关系，横向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政府跟行业协会的关系等，都属于治理体系的问题。 （四）治理能力 治理能力是指国家拥有的各种知识信息资源、财力物力资源、人力资源等，其配置方式和有效使用能力的总和。资源的多少很重要，同时这些资源的配置方式同样重要。 目前，我国比较突出的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中央和地方财权可能各占一半，但是事权百分之七八十在地方，所以中央就需要通过转移支付来解决这种不匹配问题，而转移支付可能存在效率损失。 此外，紧急状态下如何有效动员和使用各种资源的能力，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政府是否能够调动各种资源来有效应对，甚至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基本政治制度、价值体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四个要素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基本分析框架。这四个核心要素密切相关，又各有特点。首先，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传统、历史和人民的意愿所决定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选择。其次，国家治理的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的选择有密切关系。政治制度的选择往往确定了治理价值的选择范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实现国家意志的核心要素，有一定的工具理性特征，即便在不同的政治体系下仍然有一定的可比性，如不同的国家都要有政府机构、军队、警察等。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这些方面是可以互相学习、借鉴的。 中国当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是在保持政治制度渐进改革的前提下理清治理价值，尽快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一）对市场、社会、政府的相对功能和定位把握不准 对于哪些公共事务属于社会治理范畴，哪些是市场可以解决的，哪些是属于政府管理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完全梳理清楚。从传统公共管理的理论视角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需要的产品和服务都依靠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作用。但当出现市场失灵时，就需要政府通过公共政策的手段来解决。像公共产品、外部性、资源垄断、信息不对称等情况，都需要政府通过不同政策手段来矫正。然而，政府也不是万能的，也会出现政府失灵，有时可能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存在。在这些情况下，社会往往可以发挥一些作用。这里的社会是广义的，包括范围不同的特定群体或社区。 一般而言，特定群体对一些基于共同信仰、兴趣及需求的“共益型”产品有较强的需求。而这种局部性的“共益型”产品由政府来提供可能成本很高，通过社会机制来提供更为合适。因此，社会机制在一个价值多元，需求多样的社会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是社会也不是万能的，如果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社会失灵同时并存怎么办？这个时候到底先由政府来做，先由市场来做还是先由社会来做？按照正当性原则，如何确定优先顺序？谁的解决问题的效率更高，也应纳入优先顺序的考虑，如此等等。所以，对于市场、社会、政府相对的功能定位，还有很多问题亟待梳理清楚。 （二）对社会机制运行的规律掌握不够 如果我们希望社会机制像市场或政府一样能够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社会挑战，那么就需要明确目前社会机制存在的各种问题是什么，哪些是发展中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就可以解决的，或者还有一些可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又或者还有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中国目前很多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能力不够，需要大大加强。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制度环境，这些组织今后的发展就会比较顺利。或许十年、二十年之后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还有一些问题是社会机制内在的问题，可能经过很长时间，做出很多努力，都难以解决。前者是社会机制发育不成熟，后者是社会失灵。关于社会机制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目前相关的理论还不够完善，尤其是如何纳入公共治理的框架，还需要相关学者的共同努力。 （三）对良性社会运行及发展的基础条件认识不清 如前所述，国家治理的核心是要梳理清楚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和谐共治的关系。在这种和谐共治的关系中，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为市场和社会机制的运行提供良性发展的制度环境。这种制度环境是社会机制健康运行和良性发展的基础。 首先，要建立社会机制运行的基本法律体系，也就是确定各类社会机制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职能的法律法规。近年来，这个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与中国在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方面，与中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进步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例如，早在1986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并在2000年10月第九届全国人大修改通过），为国外企业到中国投资经营提供了基本法律保障。然而，直到2014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才开始审议《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比《外资企业法》晚了28年。这个草案一经公布就引起了各方的激烈争议，但这种讨论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尽管这个进步来得太迟。 其次，保证社会良性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是相对稳定的社会主流价值体系。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经受了巨大的冲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价值体系被摒弃之后，为全社会所接受的新的主流社会价值体系仍在形成过程中。 再次，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方面还有很多基本制度需明晰。例如，各种社会组织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以及如何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等方面都需建立完善相应的制度。 三、推进以完善现代社会组织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要素是社会组织。完善社会机制运行良性发展的制度环境中，当前一个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推动中国现有各类社会组织的改革和转型。 中国的社会组织中，除了改革开放之后成立的各类草根型的社会组织，还有很多具有悠久传统或带有特定历史痕迹的社会组织，如共青团、妇联、科协等群团组织，以及公立学校、医院、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虽然这些组织千差万别，但其改革方向都是要建立一个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一致的现代社会组织治理的制度安排。这样的制度安排有三个核心要素：组织的使命定位、组织的运行模式和组织的治理结构。 组织的使命定位明确了组织的核心发展目标和方向，是组织机构的根本存在价值。使命定位受到外部环境因素和组织内部因素的影响而不断调整。运行模式是一个组织有效组合各种资源（或生产要素），创造经济或社会价值，从而实现其使命定位的具体方式。治理结构是指一个组织的控制/权力机构的功能、结构及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和义务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一个社会组织的良好运行需要确保使命定位、运行定位和治理体系之间的有机契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职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这个要求体现了国家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变革的形势下对社会组织的期待，也为各类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方面的功能定位拓展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从中国各类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来看，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各类组织的使命定位、运行模式和治理结构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错位。因此，当前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推进现代社会组织治理制度的建立。 很多草根型的社会组织，其创建的缘由往往就是看到了某种社会需求，这样使命定位会比较清楚，但其运行模式往往存在很多问题，包括这类组织的资金来源，人力资源等都很不稳定，治理结构上也存在很多缺陷。很多组织没有理事会或相应的机构，基本上就是创始人说了算。对于这类组织来说，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共同努力，营造有利于社会组织成长的环境是未来努力的方向。例如，政府可以推出一系列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但应对申请的社会组织设立制度建设门槛。没有明确的运作模式，没有合理的治理结构，就不能享受这些特殊政策。 对于事业单位类的社会组织来说，这些组织在成立时的很多使命定位现在已经发生变化，需要在新的形势下重新思考组织的使命定位。这些组织的运行模式问题尤其突出。虽然是公立机构，但改革开放之后，多次的各种改革和精简，政府都大大削减了对这些机构的财政性拨款，因此这些机构都不得不另辟财源，以谋生计。很多机构只要有利可图就去挣钱维持生存，与国家所确定的职能往往相距甚远。这些机构的公共组织定性使其无法按照市场机制运行。因此，最后形成了“行政商业化”的一类怪胎。此外，这些机构的治理结构基本上是完全缺失的。这些机构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综合性的改革，建立与其社会分工及职能转变相适应的现代社会组织治理制度。 对于共青团、妇联、工会等群团性组织，最大的挑战是使命定位问题。这些组织机构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清晰的治理结构，有比较充足的各类资源。但其使命定位在新的形势下，面临新的挑战，需要重新思考。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有明确表述：“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作用，齐心协力推进改革。” 如果上述这几类主要的社会组织能够在“使命定位-运行模式-治理结构”这个框架下，大胆改革，锐意创新，建立健全新型社会组织的现代化治理制度，中国的社会治理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快的进步，出现更新的局面。文章刊于《社会治理》，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4月25日 -
【环球网】陈启宗：中国会形成全球最大的公益市场
理事简介陈启宗，恒隆地产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魏莱】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20日表示，中国新兴的富豪阶层正在快速成长，他们乐于施善，中国会形成全球最大的公益市场。中国企业家要积极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才会赢得社会的尊重。 陈启宗先生是在耶鲁北京中心发表题为“我的家庭教育理念：家族精神财富的世代传承”的演讲时做出以上表述的。 面对中国经过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社会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的宏观环境，陈启宗先生表示，如何正确使用这些财富，使这些财富发挥最大的价值，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关系到企业家群体能否被社会广泛尊重，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陈启宗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民营经济的活跃分不开。民营经济为中国经济贡献了一半以上的的增长、就业和利润。过去20年，大批的财富新贵从中国大陆诞生，如何正确有效地使用这批私人财富是中国企业家迫切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那种指望把物质财富留给下一代子女继承的企业家往往忽视了对子女的精神教育的培养，过多的物质财富往往不是带给下一代幸福和繁荣，而是事与愿违。 “事实上，在子女18岁成人以前，企业家就应当明确告诉下一代，他们需要依靠自己打拼，而不是依靠财富继承。当然作为父母，为子女在事业发展的起步阶段，提供一些商业运营的本钱，购置住房的支持，那是人之常情，不必过多挑剔，”陈启宗非常明确地说出了他的经验与看法，“企业家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必须积极投入到社会事业，公益事业中去，多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才会真正为这个群体赢得尊重。捐款有时候赢得尊重，有时候捐款了，自己却不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依然无法赢得尊重。如果企业家这个群体不能得到社会尊重，那么，市场经济的道路也会越走越难。” 那么，成功的财富新贵究竟如何对待下一代才是智慧之举呢？陈启宗认为，成功的企业家知道赚钱不易。最明智的给予下一代的东西有三样是真正有价值的：第一，一个有爱的家庭，第二，一个好的家庭教育，第三，一个好的学业教育。其中，最关键的是家庭教育，也是最难做到的，因为那要求企业家言传身教、身体力行才有说服力，如果企业家自己不能给下一代做出榜样，下一代就未必会真正在家庭教育中得到有效的熏陶。 此外，在做慈善公益事业的具体经验方面，陈启宗表示，他们家族内部的规矩就是，“没有赚钱的不能参与捐钱，一定要有正确的金钱观，自己去赚钱才懂得赚钱的辛苦。”另外，做了企业家内心认为是对社会有益的善事，就不要太计较名利，比如，树个铜像一类的，因为企业家毕竟不是“乾隆皇帝”，不要太在意表面的东西。善事终归会有人记住的。 耶鲁大学北京中心负责人李恩佑20日对《环球时报》表示，陈启宗先生是香港企业家前辈，在国内外享有名望。期待陈先生的影响力能为中国企业家的财富观，以及如何培养富二代的教育带来积极有益的启示。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百度公司总裁张亚勤，耶鲁大学北京校友会主席Benjamin Cheng等参与了讨论和发言。文章选自《环球时报》，记者：魏莱
2016年4月25日 -
【经济日报】让人才分享创新成果
为破解人才激励难题，近日出台的《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强化人才创新创业激励机制，并从加强创新成果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创新人才激励力度、鼓励和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等方面作出具体的改革部署。 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明明做出了“蛋糕”却只能吃“蛋糕屑”，这样的现状寒了不少职务发明人的心。虽然我国已有法律规定职务发明的知识产权归单位，发明人享有署名权和获得奖励（报酬）的基本权利，但在实施中主要还是依靠单位“自觉”。 “《意见》提出加快出台职务发明条例，这将为合理划分单位和创新人才之间的权益，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才的创新积极性提供法律保障。”国家知识产权局人事司司长王岚涛表示。 在对人才权益进行保护的同时，不能忽视知识产权风险的防控。曾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对科研与产业化活动中的知识产权风险防控认识不足，有的引进人才良莠不齐、鱼目混珠，有的因商业秘密保护等问题处理不当引发法律纠纷，导致部分科研项目出现失误。 针对这些现象，《意见》提出建立人才引进使用中的知识产权鉴定机制。王岚涛说，这一机制的建立既能减少人才引进和使用中的资源浪费，也有利于防控知识产权风险，让人才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针对成果转化率偏低、人才创新积极性不高的现状，《意见》重申赋予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自主权，并允许科技成果通过协议定价、在技术市场挂牌交易、拍卖等方式转让转化。 “这反映出政府在减少行政干预、下放自主权上一以贯之的决心，有利于打通人才、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通道，将更有效地调动科研单位和人才的创新积极性。”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才50人论坛专家委员会专家赵永乐说。 股权期权激励作为一种长期激励手段，让科研人员能够合理分享创新财富，已在现代企业中普遍推广。目前，不少地方也已开始试行并取得了良好效果。赵永乐认为，《意见》提出研究制定国有企事业单位人才股权期权激励政策，正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我国激励机制的短板提出的改革举措。 赵永乐说，股权期权激励是一种有效手段，但同时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造成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空心化”等问题。《意见》规定“对不适宜实行股权期权激励的采取其他激励措施”，体现了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近年来，不少地方出台规定，允许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离岗创业或保留身份领办创办科技型企业，但一些科研人员离岗创业仍存在人事关系、社会保障等顾虑，特别是省区市出台的政策文件对部属高校院所的约束力不大。（记者：韩秉志）文章选自《经济日报》，2016年3月26日
2016年4月22日 -
“一带一路”与中国大外交
“一带一路”彰显了和平、尊重、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其国际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突破国家间安全困境，二是承担大国责任，三是形成在国际社会上的软实力。 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强国，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也要承担起作为大国的国际责任。“一带一路”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全面走向世界的开端，也是中国崛起必须通过的重要“考试”。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正式实施，中国形成了包括“两条腿”（“新型大国关系”与“一带一路”）和“一个圈”（周边外交）的大外交。“一带一路”彰显了和平、尊重、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其国际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突破国家间安全困境，二是承担大国责任，三是形成在国际社会上的软实力。“两条腿、一个圈”的中国大外交 中国形成了“两条腿、一个圈”的大外交。其中，“两条腿”包括了与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建立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及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一个圈”则指的是针对亚洲邻国的周边外交；三者互相交接、相辅相成。 一、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是当前中国发展同大国关系的外交。“一带一路”与新型大国关系互为依托。只有构建良好的新型大国关系，才能确保“一带一路”顺利推进；而“一带一路”的实施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一个战略“大后方”。 尽管新型大国关系这个理念是针对中美关系提出的，但它同样适用于中国同俄罗斯、印度以及欧洲等主要国家的双边关系，而这些国家也大都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大国。从地缘政治上看，能够对中国的发展和“一带一路”构成致命的外在威胁和挑战的也正是这些大国。只有处理好同这些大国的关系，才能确保“一带一路”顺利实施。今天，中国与这些大国交往，要解决的不仅是经贸问题，更重要的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对于中国而言，同美、俄、印、欧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是保持国内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维持国际和平的需要。 在中美关系上，随着中国崛起和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相对衰落，中美之间的博弈有所升温。虽然双方都希望博弈能够导致双赢而非“零和”的结果，但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大国之间的博弈很容易受非理性因素影响，其结果不见得就是博弈者所预期的，甚至可能相反。根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经验，崛起中的大国经常挑战守成大国，而后者往往对前者产生恐惧和戒备，从而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导致一波又一波的战争和冲突。 中美两国的当务之急是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早在2013年，中国就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目的就在于避免历史上一再上演的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争霸而导致战争的悲剧。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美期间提出，同美方一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双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提出，美中两国都有能力管控分歧，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或多或少表明，当前中美双方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着眼两国国情和世界大势，朝着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努力，这也是两国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出路所在。 在中俄关系上，“一带一路”经过中亚、东欧的广大地区通往欧洲，而这一带是俄罗斯地缘政治利益的核心。因此，中国必须在与中亚国家合作的同时，注重与俄罗斯的合作。在这方面已经存在一个有效的国际机制，即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是针对有关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如恐怖主义，而不是针对第三方的。它可以为“一带一路”提供助力。目前，俄支持“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对接，这将更加有利于中国与中亚国家拓展合作。 在中印关系上，“一带一路”经过东南亚，到达印度洋和非洲，因而也涉及印度的地缘政治利益。近年来，无论在中东还是非洲，印度已在扮演重要角色。中国的快速崛起和“走出去”已经引起印度高度关注。中印之间还存在领土主权纠纷，但如果处理得好，两国就能够克服地缘政治利益纠纷，实现合作。毕竟，中印相处数千年都没有大的冲突，今天两国间的纠纷是西方帝国主义遗留的问题。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过程中，如果能考量到印度的地缘政治利益，两国就可以找到巨大的合作空间。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是发展中国家。尽管它也延伸至欧洲一些发达国家，但沿线的60多个国家大都是中小发展中国家。从国际关系的经验上讲，中国仅有新型大国关系是不足以立足国际政治舞台的；而通过“一带一路”大力拓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可以为中国开辟国际战略的“大后方”。只有这个“大后方”巩固了，才能具备更强的实力和基础来建设新型大国关系。 二、“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可以看作中国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包括经贸、金融、基础设施、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要素呈现很强的互补性，如果能够有效结合，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沿线国家多半拥有丰沛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但普遍缺乏资金、人才、技术，且面临基础设施不足、市场规模过小、治理能力不佳等瓶颈。而中国所具备的三大优势可以协助这些国家克服瓶颈，激发经济发展动力。 一是基建优势。今天，中国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堪称世界第一，有能力同时在多国承建水库、电厂、超高压输电网、深水港、机场、工业区、传统铁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移动通信网络等项目。中国也有能力协助整个地区（如东南亚）建设跨国基础设施网络，让各国克服国内市场规模过小的障碍，并能够在地区内发展产业分工，形成跨国产业集群。 二是智力优势。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培养了大量经济发展、公共治理、城市规划等领域的人才，并自行摸索出有效并用“市场”与“政府”的独特经济发展经验。中国可以与沿线国家分享这些经验，提供管理与技术支援，并协助培养人才。 三是金融优势。中国同时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和丰沛的国内储蓄，并已建立独立的全球支付系统，中国和许多国家都签订了本币互换协议，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日益普及。随着人民币即将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并占10.92%的权重，人民币将加快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并位列美元（41.73%）、欧元（30.93%）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大货币。因此，中国有能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成本的融资平台与信贷机制。 三、周边外交 周边外交是中国大外交战略的核心和前沿，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所决定的；而“一带一路”的起点就是中国周边地区。 在世界大国中，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非常特殊。同英国相比，英伦三岛孤悬于大西洋，英国是典型的海洋国家；而中国既是陆地大国又是海洋大国。同美国相比，美国周边只有两个国家，即北面的加拿大和南面的墨西哥，地缘环境非常简单，且这两个国家的实力与美国不可相提并论，并都需依赖美国发展；而中国则不同，周边有十几个国家，包括了俄、日、印等强国。所以，中国外交不能机械地模仿英美，必须根据自己所处地缘政治环境，制定务实可行的外交战略。 当今国际安全领域的多数热点问题都发生在中国周边，其中很多是和中国直接相关的，包括朝鲜核问题、东海主权纠纷、台湾问题、南海主权纠纷、缅甸问题、中印边界问题、阿富汗问题等。近年来，旧的问题和矛盾依然存在甚至加剧，新的问题也正在出现，随时都可能转化成重大危机。 周边地区是中国国际秩序的基础。中国要塑造有利于己的国际秩序，就必须把战略重点放在周边。未来中国要面对的危机更可能直接来自周边的中小国家。而如果周边发生重大危机或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出现重大危机，就会对中国国际秩序造成直接和严重的冲击，甚至可能导致中国崛起的根基不稳。 几乎所有周边国家都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过去几年里，中国政府提出了“睦邻、安邻、富邻”及“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和目标，而“一带一路”则是将这些理念付诸行动、实现这些目标的最好途径。 此外，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面临的主要地缘政治压力仍然来自美国。但中美之间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纠纷，且两国在经济上高度相互依赖。中美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更可能是中国和周边美国盟友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这就意味着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和周边外交也是密不可分的，必须齐头并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意义 对于中国而言，“一带一路”的国际意义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有助于突破中国与有关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二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双赢，更好地承担大国责任；三是形成中国在国际上的软实力。 一、突破安全困境 “一带一路”通过发展和强化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将有助于突破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并为深化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新的动力。 第一，“一带一路”是中国应对美国战略挤压的必然选择。近年来，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深入推进，中国在亚洲的外交空间受到挤压。但中国并没有挑战美国的外交战略和国家意图。无论从中国的文化精神还是实际能力看，中国都不会和美国“硬碰硬”。而与此同时，美国“重返亚太”迫使其把战略资源从其他地区调动至东亚，这必将导致美国的战略能力在这些地区相对下降。因此，今天在中东、非洲、中亚等地区，美国的影响力和国际声望已大不如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然走向美国影响力相对下降的地区。“一带一路”就是这样一种战略选择，其主轴当然是经贸，但也或多或少反映了中国面对美国战略挤压而“向西看”的外交政策考量。 第二，“一带一路”可以为突破中日在东亚的安全困境创造条件。近年来，中日关系因东海主权纠纷尤其是钓鱼岛争端而停滞不前，两国地缘战略竞争有所上升。而“一带一路”的实施可以把中日之间的竞争延伸到沿线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去，从而降低中日在东亚竞争的激烈程度。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具有一定优势。实际上，一国在海外的竞争优势就是其内部优势的延续。当前，日本国内的经济发展优势已基本用尽，很难再如往日那样在国际社会扮演经济发展的“领头雁”角色。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优势决定了中国有能力在发展中国家中扮演这种领导角色。 第三，“一带一路”能够产生更多的共同利益，从而缓解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客观上讲，无论有没有“一带一路”，南海主权纠纷都是存在的。但有了“一带一路”，就可以把蛋糕做大，在地区国家间催生更多的共同利益以及合作的必要性，从而缓解紧张局势。 第四，“一带一路”有助于突破中国与西方在贸易和投资上的安全困境。当前，西方经济复苏乏力，仅靠美国与欧洲央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撑，无力解决失业、产业流失、民族矛盾等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同时，西方国家经常以所谓“威胁国家安全”等理由将中国的资本和产品拒之门外。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很难得到根本改变。因此，中国要在继续努力和西方打交道的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发挥自己的优势，寻找新的贸易和投资空间。换句话说，中国在经济上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在西方国家，另一条腿在发展中国家。而“一带一路”有助于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找到这些新的投资和贸易空间，从而减少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摩擦及其引发的其他问题。 二、承担大国责任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全面发掘与沿线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互补互利机会，与这些国家实现双赢，从而承担更多大国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是中国走向国际、承担国际责任之路。 一方面，“一带一路”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当前，中国经济结构亟待调整。对此，国内的深化改革自然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可以充分发挥外部经济要素的作用。这样既可以促进国内改革，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改革的压力。历史上，西方发达国家在成长为经济大国（从低收入经济体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过程中，无一不充分利用了外部经济要素。它们的经济发展往往伴随着对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策。中国当然不能走西方的老路，但必须找到一条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相互尊重、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一带一路”就是这样一条道路。 今天，中国已经从资本短缺国家变为资本过剩国家，具备了庞大的资本积累（包括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如此庞大的资本大都存在银行，不仅没有增值，而且面临贬值的风险。不可否认，国内仍有很大投资空间，中国也会继续在国内投资；但同时，中国资本在加快“走出去”，对外投资规模越来越大。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中国要做的就是把大量资本积累转化为投资，从而实现保值增值；而沿线发展中国家要做的就是利用中国的资本来加快国内建设、推动经济发展。 此外，眼下中国经济规模空前庞大，在主要工业部门均拥有巨大产能。“一带一路”不仅有助于为中国企业成熟的产品找到广阔的海外新市场，而且有助于将中国国内富余的产能有秩序地向外移转，转化为沿线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要素，在促进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推动中国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也可以得到全面提高。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可以为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沿线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一带一路”通过将外部经济要素（资本和技术）引入这些国家，同其内部要素（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相结合，从而大大激发它们的经济发展动力，并带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非洲等地区国家经济伙伴关系的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今天，西方国家虽然发达，但也面临继续发展的瓶颈，在相当程度上缺乏发展动力，更无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即使那些具备援助能力的国家，也往往对援助和投资附加了民主、人权等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前提条件，使很多发展中国家难以接受，反而严重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国则不一样，对外投资和援助比较务实，没有附加条件。中国在过去对外投资和援助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教训。所以，今后中国会更加关注对外投资所面临的风险，但不会像西方那样附加前提条件。中国的做法是提供沿线国家所需的资金和技术，让它们同中国一起发展起来。只有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富裕起来，中国自身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三、形成在国际上的软实力 “一带一路”为中国在国际上建设软实力提供了一个契机和平台。它有助于把中国发展的宝贵经验传播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市场与政府两手并用的独特发展经验。这样既可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也可以实现中国软实力在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今天，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上仍面临巨大压力。二战前，多数发展中国家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虽然殖民统治模式促成了宗主国的发展，但被殖民国家的发展则失败了。二战后，这些殖民地纷纷独立，但独立后继续依赖西方。这一方面是因为西方国家仍是最发达经济体，另一方面是由于原先的宗主国继续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着新独立国家的发展。显然，这种发展模式也失败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开始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但“华盛顿共识”主要是对西方发展经验的总结，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 而中国的发展经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发展模式的选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表现出了极大兴趣。这是由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首先是中国的发展成就。不管中国存在多大问题，在三十多年里从一个非常贫困的国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深感兴趣。其次，中国在很多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如通过发展来减少贫困、通过融入世界来谋求发展、通过发展来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等。第三，与发达国家的经验相比，中国的经验和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的相关性。其实，中国的经验并非和西方的经验完全相悖。在市场建设等诸多方面，中国吸收了很多西方经验。但中国并非机械地照抄照搬西方经验，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实际状况，不断修正西方经验。这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今后，中国可以一边总结自己的发展经验，一边通过“一带一路”，根据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提供帮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强国。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形势，要求中国既要“走出去”，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也要承担起作为大国的国际责任。无论“走出去”还是承担大国责任，都将面临巨大挑战，都需要大外交战略来推动。“一带一路”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全面走向世界的开端，也是中国崛起必须通过的重要“考试”。 （《当代世界》2016年2月刊 作者：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张弛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
2016年4月22日 -
王柏年：亚洲价值观的智慧是慈悲，利人利己
理事简介王柏年，柏年基金会主席、CCG常务理事。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近日举办的“郑永年‘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再塑意识形态》)交流会”上，柏年基金会主席、CCG常务理事王柏年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亚洲的价值观是圆，有轮回，而非西方的直线。以下是嘉宾发言实录 我觉得亚洲价值也包容了许多中国理念。亚洲价值是一个圆圈，因为我们相信轮回。我相信自己一定会死，所以成立一个基金会把钱捐走，因为我死之后钱对我没用。西方人到90岁还是要努力挣钱，他们的价值观是一条直线。 我们亚洲价值相信慈悲，我觉得最大的智慧是慈悲，利人利己。现在我放下生意，也不追求名誉，做一个谦卑的人。我以前在加拿大管工程，800人搞施工，他们都比我高大，谈工作我跟他们是直來直往，一点也不客气！但是下班后还是很谦卑。所以我觉得亚洲人的谦卑、慈悲、关怀，这些都是我们的（价值观）。 我是加籍华人，对国情，对体制都不甚了解，但我在中国找到了五千年文明的根基，这五千年文明根基有禅宗、有佛教。我跟所有的人，欧洲，美国人介绍亚洲价值，沟通没有认何问题！许多国际友人都认可亚洲价值。 （根据嘉宾在CCG举办的“郑永年‘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交流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4月22日 -
【China-US Focus】Newest Blueprint Presents 5 Areas of Opportunities for U.S. Businesses
He Weiwen, co-director of the China-US/EU Study Center at the China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of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 (CCG)The just concluded NPC Session and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s Report on Government Work have given a clear,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At the backdrop of a persistently weak and uncertain world economy and continuing downside pressure on Chinese own economy, the world second-largest economy will keep an annual growth rate of 6.5% for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2016-2020), only marginally lower than last year’s 6.9%. If realized, China will contribute roughly 0.9 percentage point to world GDP growth each year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running and thus ensure the world more predictable support.6.5% Growth Needed to Hit 2020 GoalChina set a goal in 2012 to double its real GDP and per capita income by 2020 on the basis of 2010. From 2011 to 2015, its GDP grew by an aggregate 46%, leaving 37% to grow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resulting in an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6.5%. Failing to achieve 6.5% means missing China’s 2020 goal.By that growth rate, China’s total GDP ( RMB 67.7 trillion) will reach RMB 92.7 trillion (static) by 2020, or $ 14.15 trillion at the current exchange rate, approximately two thirds of the US GDP by then, as compared to 58.2% in 2015. China certainly needs more time to catch up with the US in the size of economy.Chinese has had a net population growth of 6 million annually over the last five years. If this trend continues, its total population would probably hit 1.4 billion by 2020, leaving a per capita GDP of around $ 10,000, achieving well-being for the nation, but not high-income status.Biggest Threat to Growth: Unsustainability Instead of SlowingThe world has focused too much on the falling growth rates of China, instead of its healthiness and sustainability. The slowdown from double-digit growth rates to a level below 7% is not only inevitable but also necessary. The extraordinary high growth rate in the past decade has resulted in a series of structural issues, eroding economic fundamentals. An outstanding issue is the serious over-capacity in steel, coal mining, cement, plate glass, electro-aluminum, etc. China’s crude steel output surpassed 800 million tons in 2015, 50% of the world total, and has contributed to a worldwide steel glut and depressed market. The total capacity is 350 million tons more. Premier Li Keqiang’s report announced plans to slash 150 million tons of steel capacity, 500 million tons of coal mining capacity in 3 years, displacing 1.8 million employees.The serious over-capacity has not only depressed manufacturing, but also contributed to serious pollution in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Many companies with heavy over-capacity and poor performances have become zombie enterprises, creating huge corporate debt and helping to push Chinese debt ratio to a new high.Another major issue is the tremendous amount of unsold stocks in the property market, estimated at 6.9 billion m2, enough for a 24-month supply. The over-built properties have pushed up the property market bubbles and debt levels, including the local government bonds, real estate developers and home buyers’ bank loans, only to end up in rising NPL rates of commercial banks.The above two factors are key threats to the Chinese economy, both currently and over the long term. If not addressed drastically, the Chinese economy will loose growth drivers, and face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The 13th Five Year Plan has set “de-capacity, de-stocking and de-leverage”, among others, as key goals.This will undoubtedly cut the growth rate by 1-2 percentage points, plus another percentage point by poor export performance. Slower growth is only logical.New Engines for GrowthThe 13th five year plan does not envisage any fresh large-scale fiscal stimulus, no extensive monetary QE. It only requires an active fiscal policy (fiscal deficit at 3% of GDP in 2016, for instance), and a prudent plus monetary policy (slightly easing). Top priority will be given to supply-side reform and structural changes. New engines for growth will be:1. Persistent growth of consumption. The consumption alone contributed 4.6 pct to China’s GDP growth in 2015, and is likely to gain further momentum in the next five years. The causes include expanding and upgrading of merchandise and housing consumption, due to the growing disposal income (by around 7-8% each year) , and an estimated 100 million new urban migrants. Also, service consumption will likely grow even faster, including education, healthcare, travel, entertainment and care for aged people.2. Robust growth of innovation, new emerging and high-tech industries. They include aerospace, hybrid-engine automobiles,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telecom technology, biotechnology and industry, alternative energy , environment protection, high-speed rolling stocks, nuclear-power reactors and turbines, new materials, IC, NC machine tools manufacturing, and maritime equipment. Those industries have growing at 8-10% per annum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nd will most likely accelerate in the next five years. For instance, China is already the world largest producer of electric cars and will lead the world by far by 2020. They will serve as a strong engine for the 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and beyond.3. Comprehensive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which still account for 88.2% of total industrial output value.4. The fast advancing “internet plus” and 5G telecom technology, covering e-commerce, e-logistics and O2O, is fast changing the nations’ economy. On-line retail spending is estimated to hit $ 1,132.8 billion in 2020, almost tripling the 2014 figure ($ 442.2 billion). The Internet penetration rate is estimated to reach 70% by 2020, from 50.3% in 2015.5. A significant expans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service sector will happen during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Healthcare, among others, will be a case in point. With healthcare service open to private and foreign operators, hospitals will expand fast to offer better public goods. With the second-child policy, maternity hospitals and child-care services will also see fast growth. With the population fast aging, there will be an extensive build-up of elder-care centers across the country. As a result, the medical industry will grow simultaneously, with its total output value estimated at 10 trillion yuan by 2020, 247% up on its 2015 level (2.88 trillion).US Business Should Lose No Time for an Early HarvestThere have been abundant critical comments and worries from the US media, academia and business. While China should be open to all their comments, the US business companies should lose no time to find opportunities and strive for an early harvest. They could find good,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in the following areas:1. Increase of export to China. The US enjoys world top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a series of industries and could logically offer more to the Chinese market. They include clean-energy technologies, biotechnology,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eco-friendly, aerospace industry, and so on. The US consumer goods, ranging from food, apparel and shoes up to Apple iPad, iPhone, and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i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ircraft manufacturing, environment goods, ICT, medical equipment and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goods, will see an ever expanding market in China.2. Increase of investment in R&D and manufacturing in China. Besides increasing exports, they could also step up investment in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9 key areas: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lean-energy,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frastructure, internet plus and 5G telecom,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eco-system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eijing-Tianjin-Hebei Integration and Healthcare. The US entertainment and theme park companies will also see huge potential of growth in China, as a result of the fast-expanding demand.3. Enhance technology cooperation in agriculture. A top priority for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is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s under $ 1,000 (farm output value per labor), compared to over $60,000 in the US. Hence, this is a huge and urgent opportunity.4. Increased market access in the tertiary sector.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will envisag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s of SOEs will offer enormous market access for private and foreign players. Pre-establishment national treatment and negative list will be totally enforced across the country. China will offer much more market access in banking, insurance, accounting, legal services, entertainment, architecture design,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The fast increasing of new hospitals, education centers, pre-school education services, and especially elder- care centers will provide abundant opportunities on the horizon.5. Chinese capital market. Direct financing through capital markets lags far behind the business needs in the country. It accounted for only around 4% of total social financing, with indirect financing, mostly by banks, playing a dominant role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high corporate-debt ratio. The reform and opening will be another key task during the next five years. With the largest and most sophisticated capital market, the US capital market players have a good chance to participate in this reform.During this process, plenty of issues are set to exist or arise. China in turn, could also obtain further advice from the U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transparency, fair competition on a leveled field, and on developing a sophisticated capital market. All those will help China in its 13th five year plan, and the US business community in their market expansion.From China-US Focus， Mar. 16, 2016
2016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