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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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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新: 海归力量催化企业多元化创新
2016年7月31日，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暨2016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在北京举行，该活动已经连续举办第十一届，被称为“中国海归一年一度的盛会”。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CCG常务理事关新参加了本届论坛并在圆桌论坛一“新时期海归企业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与影响”中担任研讨嘉宾。他指出，如果中国把制造优势、资本优势、人才优势、政策优势、市场优势这五大优势结合起来，把世界上最新的思想、思路和我们的产业结合，我们会创造出更广阔的前景。以下为他的演讲实录 我是住在上海的北京人，80年代去的美国。那时候美国有个商学会，我是西部成员之一。有一段时间中美关系不是特别好，那时朱镕基还是上海市长，他带着市长代表团到美国去，发表了一篇改变我一生的演讲。他说你们难道永远不回中国了吗？我们中国现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非常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1993年我就回到香港和深圳了。 我们实际上是再创业，过去30年中国从一无所有发展起来，不需要科技，不需要文化，甚至是粗犷式的。但是今天留学生遍地都是，我们的海归企业到底要怎样做出贡献呢？现在我们提出的就是中国与世界联合创新。现在很多科学或者思路解决大问题的时候已经不是本土化的过程，现在的投资界，科技界，不管是中国，以色列还是美国都有本土化的问题。但实际上科技是没有国界的，一个算法在大数据上的应用也是没有语言的。一个基因的排序能够在各个领域相应用也是没有国界的。所以现在海归要承上启下，跟世界一起创新。 创业最重要的是文化，这是在知识产权上的升华，如果我们投资的创业公司可以跟海外的或者世界先进的公司，在包括自己知识产权方面结合的话，我们认为这样格局就很大了。我们中国过去落后就是因为闭门造车，现在我们在创新，全球也在发展，可能全球发展的时间比中国更长。如果我们具备了全世界没有的制造优势，资本优势，人才优势，政策优势，市场优势，并把这五大优势结合起来，进而把世界上最新的思想，思路和我们的产品结合，我们就会创造出更广阔的前景。 对于海归而言，海是前提归是目的，我们学了很多东西，是从爱国的角度，从担当的角度出发。归是目的，如果你海了不回来，在海外，一直待成老头，你没有那么大的人才能量，你回来了，归来了才能对我们国家社会有贡献。所以大家回来的很幸运。 我个人的体会海归回来很重要的是了解国情，融入国情才能发挥作用。我也可以说是海归，因为我是先创业然后不断出去，不断回来，我觉得我从来没离开祖国，所以我没有对国情不了解的问题。 还有海归回来我觉得一定不能简单的对中国的国际化程度、水平简单的估计，我们需要有更多有担当的海归。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就能带来很不一样的效果。我觉得我们海归都是很了不起的，有特殊的学习机遇和体验，所以我本人愿意看到国家有更多的海归回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能释放更多作为人才的价值和力量。本文根据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CCG常务理事关新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暨2016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8月17日 -
李成：奥巴马时代的美中关系
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评估奥巴马时代的美中关系，我会想到在西方政界流传的一个著名小故事：有人问周恩来总理，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他回答说，“现在说为时尚早。”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任期将尽之际，我们都站在历史进程的一个节点上，所以要给一个最为中肯的评价和定位，恐怕还有些早。 但不可否认的是，从2009年到2016年，奥巴马两个任期内的美中关系，无论是对美中两国还是整个世界格局，都至关重要。就像其本人所评价的，“美中关系是21世纪里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同时，美中建交44年来，两国史无前例地处在“第一”和“第二”经济大国的关系上，其中既有竞争又有合作。 总的来说，奥巴马总统任期间，在美中关系上把握住了整体方向。要评判具体原委，还需要从其个人背景、两国国情，以及世界地域政治版图整体的变化等方面去分析。奥巴马避免与中国武力相抗 历任美国总统中，奥巴马是首位上任第一年就访问中国的——可见在金融危机中上任的他，当时对中国的重视程度和期待。同样有意思的是，相比前几任，他也是不多地在担任总统之前从未到过中国的美国总统，无论是他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任教期间，还是后来做联邦参议员期间都与中国接触不多。所以相比其他人，上任时他对中国的了解着实有限。 这样的背景下，奥巴马2009年11月的访华，开启了他第一次对中国的亲身体验。作为律师出身的非洲裔总统，奥巴马非常注重人权问题，他自然也把这些关注带到中国。这次访问中过程曲折，有一些细节让他感到意外。所以对于奥巴马的中国首秀，当时的美国媒体评价较为负面，认为他被中国牵着鼻子走，没有表述美国的价值观念等。一些熟悉对华事务的美国前官员也指出，“来中国前，起码要做足功课。” 可以说，奥巴马时代的美中关系，从他本人的角度，是在这样一个“遗憾”中开启的。紧随其后的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中，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插曲。这使得奥巴马对中国产生了一些经验性的见解和较为负面的解读，也改变了他之前有些理想主义式的想像和期待。 尽管相比其他总统，奥巴马对中国的了解稍晚，但不可忽视的是，他个人成长经历中的全球化背景在其后来的总统任期中发挥着重要影响：他出生在美国夏威夷，幼年和少年时期在印度尼西亚和夏威夷生活过，青年时期才到美国本土生活。 这样一个有着全球化成长背景的总统，对于新型经济体的崛起和世界秩序的种种变化有着清醒的认识。奥巴马多次公开表示：“21世纪的美国要做什么，是从一个领导者变成一个伙伴”，“领导力是有代价的”，“不光要有领导力，还要有相应的实力”，“我们要意识到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世界格局的变化”。 在我看来，战后美国的历任总统中，奥巴马是最不强调“老大”观念的。他强调要融入变化中的世界，而不应该也无法一味狂妄地左右世界，这也是为什么他积极参加七国峰会和二十国峰会的原因。 对华关系上，他多次说过“美国欢迎中国崛起”并强调“美中关系是21世纪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同时，这种全球化的烙印和国内治理多元化的理念，也体现在他第一任期的内阁组成中——有三个亚裔，其中两位华裔。这是史无前例的。 而在美中关系空前复杂的现实下，我们常看到，有时美方的一些敌对情绪会随着一些舆论发酵，甚至出现武力回应的呼吁。这需要中方了解一个背景，美国是个权力制衡的国家，不免有人会对中国有敌意或想要教训中国。但我们需要区分这种声音，它们是来自于奥巴马本人么？据我了解，奥巴马及其团队一直避免走上一条和中国武力对抗的道路。毕竟，他是因为推动世界无核化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总统，在他第二任期中他尤其注重减少军备开资。他的很多理念和政策，也都是推动世界向和平方向发展的。美中艰难寻求新定位 这八年中，美中关系之间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中国在2011年成为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不断崛起，美国作为守成国，不免感到敏感而有压力。美中之间也继而在这个变化上去互相适应，寻求平衡。 奥巴马上任之初，让美中组成G2（两国集团）的说法在媒体上流行一时。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奥巴马的想法，而是来自美国前官员布热津斯基。当时中方也谨慎处理这个概念，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就综合实力而言，当时的中国和美国并不排在一个对等的位置上领导世界。我也不赞同这个提法，如果美中是G2，那么俄罗斯、日本、印度、欧盟等国家又在什么位置呢？这个提法有不合理的排他性。 中国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后在2015年提出了“美中新型大国关系”，从字面上来讲，“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不错的概念，但具体内容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美方一直质疑“核心利益”的内容以及如何定义大国，其概念和现实的差异等等。 相比八年前，如今美中关系的关注点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不再仅仅围绕两国贸易、人民币汇率、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随着中国在亚洲地区和世界经济中的崛起，南海问题、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东南亚地区问题，以及气候变化、无核化、网络安全、反恐、脱贫等全球性议题也成为两国关系新的组成部分。也正因如此，美中关系变得空前复杂。 官方层面上，八年来，美中关系有很多建设性的合作和发展，经济方面，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美中经济空前“绑定”在一条船上，两国扩展经济与战略对话机制、进行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等；在文化上，美中人文交流机制建立，从“十万强”到“百万强”计划、美国对中国护照实行首次10年免签等。 政治上，美中不仅没有表现出直接的意识形态冲突，还渡过了一些敏感的突发政治事件，比如王立军案、斯诺登事件等。 习近平上任后，两国元首频繁见面，从国事访问到国际会议会面，各个场合统计下来共有11次。而两国领导人单独访问中，无论是在美国的“习奥庄园会”，还是北京的“瀛台会”，均有丰硕成果。虽然并没强调说建立了友谊或者私交，但在美中和世界形势如此复杂的情况下，两国领导人保持这样的交流，是尤为值得称赞的。认知误区干扰两国关系 在美中寻求定位的阶段，正如两国一些学者所言，两者处在“信任赤字”阶段，但是信任不是光说就能建立的，更多的是需要相互了解和尊重。过去的八年中，双方在不够了解的情况下，在一些问题上存在诸多误读或者说认知误区。而这些误读和误区，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塑造或阻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 “重返亚太”战略是奥巴马第一任期期间，时任国务卿希拉里提出的。提出后，中方反应强烈，以至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专门为遏制中国所制定的外交政策。当然，中国有部分同仁也理解到，这个政策的原意是当时美国从中东地区撤军后，所做的整体性战略转移。而亚洲地区当时经济增长且活跃，朝核问题日趋严重，也最容易发生矛盾冲突，所以美国才会有所调整。 而现实层面上，美国接下来也采取很多措施去防范中国，包括美国的利益集团、国防部、军队，在诸如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建立、南海建岛和网络安全问题上，提出和表现出的一些强硬姿态。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这些主张，有时不完全是为了要把中国怎么样，而是为了获得预算。这也表现在涉及南海议题时，美中两国在舆论上总显得激烈而紧张。 从TPP的发展历史来看，这个协议一开始也不是要针对中国，但是后面情况开始发生变化。2016年年初中国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奥巴马团队认为中国在制定全球游戏规则，所以加快了对TPP的谈判。应该说TPP是奥巴马在后期所追求的一个政绩，所以在其任期内一定会努力推动。 同样的，奥巴马和其团队对中国的经济也存在误解。他认为，双方经贸往来上，现在的中国不像上世纪90年代，会给美国企业很多优惠，中国政府对美方有了很多限制和自我保护主义，因而他判定中国经济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这个理解是有偏差的。 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来看，90年代中国急需外资和技术，所以才会给外企相应的优惠政策。但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尤其是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不仅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很多私营企业也发展迅猛，现在我们看到百度、阿里巴巴、腾讯（BAT）等大的私人IT公司非常活跃；很多企业和领域不再需要外商投资，反而近两年中国企业大批“走出去”，美国也是中国企业非常青睐的投资目的地。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对外经济和贸易政策也有所调整。而外国企业尤其是IT企业觉得在中国发展举步维艰。 美中之间一直在谈判，也让中方一直力推的双边贸易协定（BIT）产生诸多难以达成的因素。现在看来，BIT最快应该是和TPP同步，或者有可能在这之后达成——因为在现在的政治气氛下，这个决议很难被美国国会通过。 在奥巴马的外交政策中，一些他个人所追求的政绩也引起中方的误读。在他第二任期中，一方面，我们看到他结束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关闭关塔那摩基地，减少军队开支；另一方面，尤其是第二任期，他正在“化敌为友”，比如与伊朗签署核协议，访问古巴、越南和日本广岛，化解一些历史积怨。以上种种在一些中国人眼中，同样是遏制中国之举。 但我想指出的是，客观上，中国不是谁想遏制就能遏制的；主观上，作为一个大国，美国有着自己的战略、理念和行为规范，中国不能把其任何举措都认为是遏制自己。而同样，美国也不应把中国的任何举动都认为是对其发出的挑战。双方不应在陷于猜测对方的阴谋论中走向极端。应关注美中关系的大背景 美中关系是在两者相互塑造和影响中形成的。任何一方的动作，都不能只从一面去理解。比如美日关系的变化。在第一任期期间，奥巴马对美日关系是谨慎的，他要防止日本的右翼政客利用美日同盟来挑衅激怒中国。也就是中国人所认为的，美日联合起来制衡中国。而实际是，美国不愿意被第三国的利益左右美国的对外政策。而现在这个阶段，美日关系迅速提升。但这个变化不仅仅是美方的改变，也要考虑到中国和俄罗斯关系的升温。 有中国学者评价称，奥巴马的两个任期采取了两个不同的外交团队，因而对华态度上有所不同：第一任期希拉里做国务卿时期，对亚洲以及中国事务更加积极；而第二任期的国务卿克里更加注重中东事务，而对亚洲事务冷淡，甚至让美中关系处在“漂流”状态。 我并不同意这个说法。第二任期中，有很多其他复杂因素影响着美中关系，比如两国之间的内容议题不断增多，包括双边、多边和全球性议题；美国国内没有形成氛围去推动美中关系；或者奥巴马自己的意愿难以达成，等等。 而中国方面，从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到2011年GDP成为全球第二，近几年更加走向全球化，这些以经济实力增强带来的变化，使得中国更加自信，或者说，在外界看来，曾经一直低调的中国变得咄咄逼人（assertive）。我认为，中方心态的变化没有什么错，对自己国家有信心是好事。但一个国家真正意义上的崛起，是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有更多的换位思考。这样全球比较的视野也有益于知道很多中国本身的问题；对外，才能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相比美中关系眼前一些大小不一的摩擦，我们应建立更多有效的交流和沟通机制，同时也应看到，美中关系走到今天，还有很多大背景的变化：不仅有中国在世界地位上的变化；还有一些新型领域的迅速发展，比如科技不断向前、新媒体迅速成长等，这些有时会超越政府的反应速度以及采纳政策的能力。另外，现在全球经济仍不稳定，世界秩序也在重新洗牌；环境、疾病等问题也在不断挑战全人类。这些问题都在考验着“21世纪最重要的”美中双边关系，我们有太多的理由期待两国领导人和有识之士也将继续在这些问题上努力寻求着合作与共赢。文章选自《凤凰周刊》，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8月17日 -
【中国青年网】重信守诺习近平担纲G20 世界期待中国新贡献
2015年11月15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题为《创新增长路径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讲话。这是习近平出席第一阶段会议。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中国青年网北京8月15日电（记者 李正穹 黄昂瑾）随着G20杭州峰会的日益临近，与峰会相关的配套会议及成果相继出炉：8月10日，二十国集团工商界活动（B20）完成的《B20政策建议报告》首度披露，为G20出台全球增长对策和全球治理方案建言献策；一个月前刚闭幕的G20贸易部长会议，发布了G20历史上首份贸易部长声明，批准了“三份文件”，达成了“两项共识”，取得了重要历史性成果。 一系列峰会前期成果的形成，不仅为G20杭州峰会的举办提供坚实基础，也践行着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11月15日，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时提出的中国愿景和中国承诺：作为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主办国，中国愿意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发挥更大作用。 2015年11月16日，习近平在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第二阶段会议时进一步提出，基于当前形势和各方期待，中方把2016年峰会主题确定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而中方从创新增长方式、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推动包容联动式发展等4个重点领域进行的峰会筹备工作，也获得了中外智库专家的一致赞誉。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在接受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作为主办国所做的工作值得高度评价”。他指出，在G20杭州峰会之前，中国还召开了协调人会议、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专业部长会议、妇女、青年、智库会议等，汇集各方智慧，为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成果。 对于中国担任G20主席国，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院院长肖逸夫则评价道：“中国正站在更全面的角度为G20贡献智慧和创意。”他表示，目前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对中国充满兴趣，在过去10年中，中国在学术研究领域以及如何通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使各国政府利益最大化等方面都提供了建议，如今的中国向全球各国政府展现了强大的创新能力。 在肖逸夫看来，中国今年在创新方面的表现尤为显著，“中国给世界带来了全新的才能、创意和思路，也积极承担了G20主席国促进所有成员国经济发展的义务；而且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世界经济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这个新型国家。” 英国考文垂大学全球安全教授尼尔伦·威克的评价指出，中国作为主席国在推动G20发展、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进程中思路清晰、目标明确。他认为，“构建国际框架，组织国际对话，都是协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他们发展目标的做法”。 瑞士的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研究员夏秉纯则评价中国“扮演了一个非常有创造力和建设性的角色”。夏秉纯指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在国际贸易方面做出了引领性的贡献，比如今年中国首次召开了贸易部长会议，并发表了部长声明，如果在此之前我们只是拥有一些愿景，那么这一次中国举办的贸易部长会议就让我们看到了更明晰的声明。” 王辉耀表示，“希望通过本届G20杭州峰会，能让世界感受到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决心和努力，希望这次G20杭州峰会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新阶段、新发展、新动力的起点”。 王辉耀强调，希望本届G20峰会更多关注国际人才问题，因为在他看来，“中国要参与全球治理，急需更多人才，而中国同时又是最大的人才流动与输出国家。相比货物流动、资本流动，中国在世界人才流动方面还处于相对劣势。当中国能够把全球的人才吸纳到中国，真正广纳天下贤士为中国所用时，才能实现中国经济更进一步的创新和腾飞。”文章选自中国青年网，2016年8月15日
2016年8月17日 -
【光明日报】创新政策的比较与建议
为助力破解我国创新难题，探索具体操作路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和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联合研创了《世界创新发展报告2016（公共政策篇）》。该报告近日在北京正式发布。 报告的主体内容分为三部分：一是各国的创新公共政策概览。从创新优势、整体规划、协调性机构、激励环境、教育环境和法治环境6个方面对11个在创新领域卓有建树的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瑞典、瑞士、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进行描述和总结。二是公共政策专题比较。从整体规划、协调性机构、激励环境、教育环境和法治环境五大专题对各国的创新发展状况进行系统比较。三是对中国未来创新的整体性建议。在总结11个国家对比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提出中国未来创新的战略规划以及具体的操作性建议。 报告认为，在创新领域有所建树的国家大多具备以下特征：宏观战略与微观政策相匹配；高地位的创新协调性机构；多样化的创新激励政策；注重“差异性”与“实用性”的教育模式；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 针对如何实现我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跨越，如何通过公共政策的优化为创新驱动提供支撑，报告提出了五点建议：制定更为系统的创新规划；成立专门的创新协调性机构；落实创新激励政策；建立创新人才储备，将中国的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报告提出，我国应大力发展创业教育，并开展国际化的创新创业教育。可以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率先推广，向全国其他地区辐射，传播创新创业文化，培育创新创业精神，带动并指导更多青年人成功创业，进而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实现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怡临）
2016年8月16日 -
徐小平: 海归为未来创新注入新鲜血液
2016年7月31日，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暨2016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在北京举行，该活动已经连续举办第十一届，被称为“中国海归一年一度的盛会”。真格基金创始人、CCG副主席徐小平参加了本届论坛并在圆桌论坛一“新时期海归企业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与影响”中担任研讨嘉宾。他指出，无论是政府就业还是创业，海归在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创新、巨大的推动，从而推波助澜完成了中国与世界的接轨，有很多世界级的现象。另外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全球化交流，留学无国界，人才在国际上竞争的时代正在到来。以下为他的演讲实录 作为海归，我觉得我是一只特殊的海归，因为我工作跟海归有关。回顾过去20年，头10年我的工作主要是鼓励人出国，后10年我的工作主要鼓励人们回国。或者从商业模式来说，前10年，我在赚海归的钱，后10年是让海归赚我的钱，赚我赚的他们的钱。 实际上在新东方的时候，王强、俞敏洪我们是创业者，学生付我们钱，我们给他们我们辛勤的劳动。现在真格基金我和王强在做这个事，是在给学生钱。 这反映了中国过去20年极其伟大的历史转折。绝望中寻找希望，新东方的希望就是留学出国，拿到绿卡。我本人也曾经是其中一员，我在加拿大留学以后也在那儿拿绿卡定居了，觉得这就是成功了。但是90年代和世纪之交的时候发生了变化，那时候我们回来就觉得要钻进去，是一种伟大的爱国的值得歌颂的行为。那时候亲友都担心,你倒是爱国了，家庭怎么办呢？这反映了那时候的无奈甚至是一种悲哀，但是这也是那时候的现实。就在世纪之交之际留学生在出国之前就已经决定出去就不回来了的人越来越少了。在国外的人开始慢慢的想回来，想着想着这时候就出现回国寻找机会的趋势。 在90年代我们很多同学一回国，人民银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也都上了，而且是正面形象上去的。但是到了2000年以后回国这个事就不是新闻了，2005年以后完全成了一种正常现象。为什么说2005年呢？有一次我在一个生日聚会上，大概是2010年左右，李开复那帮朋友，40几个人。他们突然说2005年之前回来的请举手，就我一个人，剩下都是2005年以后回来的，这是一个不经意的行为。这意味着整个海归回归，当然从统计数字上来说，它已经变成了净回归了，这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在这一代中国人中产生的价值取向，直接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海归创业。无论是政府就业还是创业，在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创新，巨大的推动，从而推波助澜完成了中国与世界的接轨，有很多世界级的现象。 世界级的现象里有学术导向的薛澜学长，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最早的公共管理学院，习主席也说了提高政府治理能够现代化，像王俊峰学长、陶景洲大律师把实际和法律联系起来，没有这样的人你怎么玩国际贸易？怎么玩国际交流？尽管这方面我们还是有许多需要提升的地方，但是由于这样先驱者的回归，让政府法律上，社会体制上能跟国外对话，否则我们永远处在低端制造方面，一到了仲裁，一到了法律，一到了反倾销，一到了劳工制度就抓瞎。当然我们创业在做投资，在投资领域里面为什么重要？为什么BAT到处是外国人，BAT大股份都是外国资本的。有些愤怒的青年说这是外国的，那时候他们在创业的时候找不到中国的钱，这不是历史的悲哀是什么？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外国资本进入，不仅是让东莞、深圳，让中国有了制造业，有了高科技创新。而今天中国的资本由于一些海归的引领作用，在资本上也为中国一代创业者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机会。甚至有人说资本太多了，资本还是不多，想创业的人，有才华的人，需要钱来启动他们梦想的环境虽然很好，但是可以更好。所以我经常说让资本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 过去20年从参与创业，鼓励人出国到做投资，鼓励人回国，我想起来夜里经常自己激动的流泪，感动的流泪，这个现象最终使得中国的经济、科技、社会真正文明，我们在追赶，但是各个方面已经很棒了。比如说高科技，过去互联网是高科技，现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这些东西是高科技，未来什么事情都要机器人做了，未来会变成现实，这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了。我不讲每一个具体投资的案例，我们见到海归带回来的高科技，在这个领域里产生了巨大的效应，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不可想象的变化和价值。 去年的CCG年会陈宁博士也参加了论坛，他是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主要是从事人脸识别技术的。这个技术说了很久了，但是不知不觉，人脸识别技术已经像手机一样变得简单、可靠和普遍。他将这一技术应用在深圳沃尔玛超市里面。大家都知道超市最怕被人偷东西，应用了他的人脸识别技术后深圳沃尔玛在当月就降低了十万费用。沃尔玛总裁亲自飞到深圳跟陈宁的公司签约，要将这一技术应用到全球的沃尔玛。这是中国技术，可以在全球这种顶级企业里，成为我们独家的甚至垄断的东西，而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经常有人问我中国经济怎么样，我说宏观我不知道，就微观而言，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细分的具体的领域里，我们正在有各种各样颠覆性的创新，革命性的创新，而且大部分是由海归引领的。从海归创新创业的角度来说，我也不想说海归就怎么样了，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BAT）中有两个不是海归。小米、360，或者雷军、刘强东、乐视，都不是海归。海归虽然只占人口的千分之二，但是海归在各个领域的贡献正在日益凸显，我愿意把我的后半生献给创新创业事业。 我小儿子的一个同班同学是洋人来中国旅游，就去在线教育。去了以后那个人就雇到他了，这个孩子的父母都是哈佛法学院的，这个孩子毕业以后很难在美国国内找到工作。现在教英文，在纽约通过直播在美国教英文。现在不光是洋人在中国留学，现在中国企业已经大规模的雇佣全球人才来为中国服务了，所以我的关健词就是说“留学无国界”。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其实“留学”这个词就可以消失了，就是全球化交流，人才在国际上竞争，这个时代正在到来。本文根据真格基金创始人、CCG副主席徐小平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暨2016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8月16日 -
郑永年： “一带一路”面临大国竞争与区域挑战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面临其他大国的竞争以及区域安全因素等挑战，要取得长期成功，就应化大为小，化整为零，选择性地从一些较容易的项目做起。 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在一场围绕“一带一路”与中国大外交的主题的讲座上，发表上述看法。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后来确定为重大国家发展战略。 郑永年说，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改变了以往较为被动的外交政策，很快形成“三位一体”外交政策，其中就包括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另两大部分为针对美国等大国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及面向亚洲邻居的“周边外交”。 他指出，习近平将“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大外交的“抓手”，旨在为周边外交和国内发展需要服务，同时避开“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前者指的是崛起大国必然与守成大国争霸甚至终有一战；后者指的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如果无法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往往会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 郑永年认为，“一带一路”并“不好做”，首要原因是它涉及非常激烈的大国竞争：美国、日本、印度和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已达“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 “一带一路”的宗旨虽然是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但这对很多国家来说，不仅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更关乎敏感的安全问题。郑永年说，缅甸、斯里兰卡和许多国家表面上以环保为由暂停了与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背后的原因其实是安全考量。 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并且缺乏“走出去”的经验，这些方面都限制了“一带一路”的发展。 尽管如此，郑永年仍然看好“一带一路”的前景。他分析，“一带一路”沿线都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客观上拥有巨大的经济发展需求。 而且，“一带一路”计划与一些西方国家现有项目的互补性远远大于竞争性。郑永年举例，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般被视为与美日分别主导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竞争对手，但世行和亚行其实都不进行基础设施投资。 郑永年也乐观地补充说，中国经济虽然放缓，但相较于其他国家，中国未来五至十年仍将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经济总量有望超越美国，有助“一带一路”的推进。 选择一些支点先做起来 他进一步分析，西方和其他国家虽然发达，但也面临持续发展的瓶颈，在相当程度上缺乏发展动力，更无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即使那些具备援助能力的国家，也往往对援助和投资附加了民主、人权等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前提条件，使很多发展中国家难以接受，反而严重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中国则不一样，对外投资和援助比较务实，没有附加条件。 为确保“一带一路”取得长期成功，郑永年建议中国官方化大为小、化整为零，“野心不要那么大”。 他认为，人的能力始终有限，“一带一路”要全线推广很难，所以选择一些支点先做起来，效果可能会更加理想。“美国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也是有选择性地帮助一些国家，而不是整个欧洲。” 在问答环节中，一名华侨中学高中部学生提问，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频频失败将如何影响“一带一路”的发展效率。 郑永年说：“这就叫做交学费。没有一个国家不交学费。你学费交得多了，以后赚钱就多了。对于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来说，这个学费算不了什么……我以前也交了很多学费。中国的企业也是一样。” 讲座由怡和轩俱乐部、醉花林俱乐部以及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主办。协办方包括新加坡中国商会、新加坡—中国（新中）友好协会以及华校校友会联合会。文章选自《联合早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8月16日 -
【人民网】亚太缺乏国家层面的移民融合政策
目前，亚洲国际移民数量在人口增长中的占比虽没有北美和欧洲那样大，但随着地区国家间政治和经济合作的日渐频繁，这一趋势正在改变。 综合消息，根据国际移民组织（IOM）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2015：移民和城市--管理人口流动的新合作》，目前，亚洲国际移民数量在人口增长中的占比虽没有北美和欧洲那样大，但随着地区国家间政治和经济合作的日渐频繁，这一趋势正在改变。 数据显示，亚太地区主要城市的外国出生人口比例中，新加坡占比最高，占劳动力人口的34.7%，占居住人口的38%（新加坡国家人口和人才事业部，2013）；与此同时，韩国首尔外籍人口在过去十年翻了一番，从2004年的114685人增至2014年的263678人；此外，日本的城市地区居住着超过210万外籍人口（日本法务省）；吉隆坡和曼谷等城市也聚集着大量外籍人口。比较而言，中国的外国人口数量相对较少但有所增加。随着跨国公司的落户，外籍员工的派遣，以及经济快速发展，从2000到2013年间，我国国际移民总量增长超过50%。 报告将目前迁往新加坡、吉隆坡、中国香港等高收入城市的国际移民分为三类： 第一，外籍专业人士和高级管理人士。主要来自印度和菲律宾。但随着全球经济危机，使得大批来自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的欧洲专业人士到亚洲寻找工作机会。 第二，国际学生。得益于越来越多的大学跻身全球知名大学行列，从而吸引了更多国际学生。 第三，低技能移民劳工。作为最大的区域内移民群体，主要来自劳动力富余的亚洲国家，向经济快速发展城市迁移。目前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文莱和马来西亚的大批外籍女性家务工作者，多数来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据估算已超过200万人。 面对愈加频发的人口跨国流动，更多的城市开始努力应对这一多样性议题。例如，韩国首尔针对过去二十年里婚姻移民的大幅增长，推出一系列“多元文化主义”家庭政策。不过，报告认为，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许多亚太国家由于缺乏国家层面的移民融合政策和过于严格的永久居留制度，而不能有效应对“多元文化”发展这一现实。因此，国际移民和多样化也应作为这些国家的一项重要公共议题，研究如何将其转化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优势。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8月13日
2016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