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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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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埃尔多安、特朗普和未来世界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最近发生的两件国际大事情是人们不应当忽视的。在土耳其，军人发动政变未遂，总统埃尔多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整肃和国家机器重组。在美国，特朗普被正式提名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对这两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情，已经有铺天盖地的评论，但谁也没有把这它们联系起来，探究之间的联系。这两件事情在今天的确毫无联系，但设想一下30年后或者50年后的世界，未来的新历史是从这两件事情开始。 如果把这两件事情视为两篇文章，不难找到主导这两件事情进展的一些关键词，包括宗教、民主、愤怒、乱局、变化等。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探究这两件事如何可能在未来的历史中发生关联。 首先是国内层面，也就是两国国内的变化。在土耳其，历次政变都是世俗化和宗教化之间的较量。近代以来主导土耳其政治的三个主要要素，即军队、宗教和民主。奥斯曼帝国的存在长达六个世纪，在极盛时期的版图横跨亚非欧三大洲。奥斯曼帝国是政教合一的政体。从奥斯曼帝国向土耳其共和国的转型，就是从宗教权力向世俗权力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近代军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奥斯曼帝国面临西方的民族国家政体而解体。军队是土耳其近代政治的主体，在任何国家，军队必须是最具现实主义精神的，也是最向往现代化的。在军队主导下，土耳其共和国实行政教分离。现实中，因为民主的需要，或者是文人在军队的支持下执政，或者是军人脱掉军装来执政。尽管土耳其接受了西方民主形式，但这是一种精英政治，军官、政府官员、世俗化的教育人员和中产阶级是国家政治的主体，掌控国家政权。 和历次政变一样，这次政变的主要原因也是以军队为代表的世俗力量，对国家政权的宗教化感到非常不满。近代以来的世俗化的进步不小。埃尔多安总统说这次政变的人士已经渗透到军队、政府、教育界等各个领域。尽管埃尔多安所说的这些人是否都参与了政变，人们不得而知，但这个说法也说明了土耳其近代以来世俗化的成就。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世俗化，土耳其国内的各个领域已经相当世俗化了。尽管世俗化背后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宗教力量，但这种不断壮大的力量往往被忽视。实际上，大众民主的发展已经再次把国家政治和宗教有机结合起来了。 代表世俗力量的军事政变被镇压，这具有重大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说，军事政变的方式已经过去了。在大众民主时代，军队不再能够像从前那样具有自主性了，只要老百姓（包括宗教力量）不接受，政变就没有合法性。从历史来看，先有近代军队，后有近代民主，民主因此也是任何国家现代化的象征。但大众民主同样也可以促成宗教和政治的结合。在土耳其之前，埃及已经经历了大众民主和宗教政治的结合，即穆斯林兄弟会通过大众民主执政，但因为以军队为核心的世俗力量仍然足够强大，通过民主而执政的宗教力量再一次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不过，这次土耳其则成功了。有足够的理由担心，土耳其会再次走向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政教合一体制。美国民主内部发生巨大变化 美国一直是民主的象征和重镇，但内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迅速推进，政府对资本完全失去了控制。即使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仍然继续获得巨额利益，但普通老百姓越来越成为受害者。同时，恐怖主义不断蔓延。美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没有能力改变这个局面。不仅如此，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并不想改变现状。如果土耳其表现为军人政变，美国则表现为人们利用民主方式的“反叛”来惩罚精英阶层。在今天的西方，不管使用怎样的方式，只要能够惩罚精英阶层，老百姓都是能够接受的。英国的公投可以视为是民众对精英的惩罚，因为英国脱欧，所牺牲的大多是精英的利益。 美国共和党人克鲁兹（Ted Cruz）现在已经出局，但刚开始时，他也是利用宗教力量起来的。尽管遭到整个建制的打压，特朗普还是起来了。尽管特朗普演讲中充满了在建制派看来难以接受、反感甚至厌恶到了极点的语言，但他至少仍然是一个世俗主义者。如果这次特朗普不能当选成为总统，美国的情况还会继续恶化。数年之后，克鲁兹必然卷土重来，或者出现类似克鲁兹那样的政治人物，动员宗教的力量来争夺总统的位置。如果美国不能得到改变，变革的力量会继续积累成长，直到变革的实现。 区域层面的变化是显然的。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整个中东的秩序，无论是内部还是区域秩序，都和外力的介入相关。近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强势介入中东事务。二战之后的中东秩序就是美国和西方主导下所确立的。冷战结束后，美国便主导了中东秩序。中东的区域秩序没有足够的自主性，因此一旦美国开始衰落，中东的秩序便也跟着动摇起来。 中东乱局说明了，如果区域秩序是建立在高度依赖外力之上的，这个秩序就毫无保障。外在力量不是牢固的利益相关者，一旦利益相关程度下降，外在力量会最终离开，留下的便是一个烂摊子。在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如果美国继续衰落，没有能力回归中东，中东先会产生区域的争霸战争，再在竞争中产生出一个区域霸权。今天，具有奥斯曼帝国传统和血液的土耳其自然冲在了前面。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是中东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 美国在中东秩序解体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这种角色则以最快的速度使得美国“自我伤害”。美国建立在其宗教之上的使命感文化，促成其在“九一一”之后的反恐怖主义战争中，希望通过“大中东计划”在当地推行美国式民主。但美国不仅根本建立不了最基本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在最低限度上保障人民的正常生活，乃至生命，而是导致了诸多国家的失败。失败国家的产生和美国关联，但美国对此无能为力。今天的美国已经没有能力、智慧和眼光重新介入中东事务。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正在犯冷战后最重大的战略错误，即把战略转移到本来稳定和平的亚洲来对付中国的崛起。美国会有足够的力量把这个地区搞乱，而没有能力来保障这个区域的和平和稳定。 在国际层面，这两件事情又会对世界历史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从短中期来说，中东会继续输出“混乱”。中东原有政体的解体已经导致了无政府状态，涌向欧洲的难民潮便是中东政权解体的产物。更为严重的是，宗教激进主义找到了巨大的空间。穆斯林激进主义不仅发生在中东失败国家，也发生在治理比较好的国家，例如土耳其。土耳其总理不仅容许而且鼓励激进宗教力量。从长远来看，激进宗教主义的后果不堪设想。没有人会相信，中东在可见的未来会建立起一套新的治理秩序。即使中东又恢复了秩序，但中东国家之间的争霸竞争也难以避免，争霸竞争所产生的情况甚至比失败国家更严重。欧土关系会继续恶化 长期来说，可以再思考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政治学家亨廷顿生前所提出的“文明冲突”的论题。如果土耳其或者其他政教合一政体形成和崛起，一个结合了宗教民族主义、宗教激进主义、大众民主、现代化的军队等要素的国家，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如同奥斯曼帝国所展示过的，临近的中国新疆、中亚、俄罗斯、印度都会受到巨大的冲击。不过，首先沦陷的应当会是欧洲。今天的欧洲已经经历着内生的激进宗教力量的挑战，法国和德国频繁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只是其中一个挑战。如果欧洲不能成功把近年进入欧洲的数百万中东难民融入社会，这个庞大群体所构成的挑战会是难以想象的。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欧洲和土耳其的关系会继续恶化。随着土耳其“帝国”的再生和发展，宗教力量或许会变得更具有控制性甚至温和性，但这改变不了其扩张性质，面向欧洲的宗教力量会发展得更迅速有效。 今天美国把自己造成的中东之乱的恶果转移给了欧洲。美国自己会发生什么呢？特朗普尽管政治上不正确，但他说出了诸多真理。他所说的非法移民、宗教激进主义、过度的全球化、普通人的生活等等，都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问题。如果欧洲“沦陷”，美国的基本选择有二。或者美国再次实行孤立主义，把自己相对地“孤立”于外在世界的麻烦。就如特朗普所说，美国要限制穆斯林人口和其他非法移民进入美国，限制过度的全球化，也就是限制资本等等。或者美国变得更加全球主义，不惜代价再次走向中东，不惜和穆斯林激进主义发生大规模的“文明”冲突。 主导今日世界的是自由主义历史观。自由主义是一种进步的力量，近代以来的确改变了世界。可是事物并非如自由主义所设想的那样单线发展，文明更非像自由主义所想象的那样日渐进步。自由主义历史观因为理想而变得天真，因为天真而变得简单甚至愚昧，到今天不仅很难解释正在发生的历史，更是误导历史。无论是土耳其还是美国的变化，或者其他重大的变化，都意味着人类已经面临一种新的历史。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准备。文章选自联合早报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8月15日 -
陈宁：团队是最重要的创新创业的支撑点
2016年7月31日，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暨2016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在北京举行，该活动已经连续举办第十一届，被称为“中国海归一年一度的盛会”。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CCG常务理事陈宁参加了本届论坛并在圆桌论坛三“中国海归创新创业的机遇与挑战”中担任研讨嘉宾。他指出，现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我们的知识体系的空间和时间的距离越来越短，海归的技术水平相对国内的技术人员，是否还是像原来那样有很大的差距呢？所以大家在创业之初如何考虑自己的定位和方向，并且发挥海归的差异化优势，就是海归朋友面临的挑战。以下为他的演讲实录 深圳云天励飞是做人工智能，主要关注搜索引擎领域。我们做的很多业务是TOB。关于现在国内创业的机遇是不是一个好的时间的问题，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国内现在创新创业支持的力度热潮，之前尤其是TOB行业中很难和政府和大型企业打交道，而国内八项规定其实大大降低了海归进入的门槛。现在只要你技术过硬，原来很多规定的东西现在不存在了。所以进入市场，用技术说服这个市场进入的门槛就会更低，这是这几年海归创业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机遇。 当然挑战也有很多，现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我们的知识体系的空间和时间的距离越来越短，我们海归的技术相对国内的技术人员技术水平，是否还是原来想当然有更大的差距，未必。所以大家在创业之初如何想好自己的定位和方向，并且发挥海归团体的差异化优势，这就是海归朋友面临的挑战。总结一句话，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团队协同创新。虽然我2009年就到美国，在美国建立了一个研发中心帮助中兴通讯。我离开中兴通讯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是想到身边朋友有没有能一起来协同创新、协同创业的。所以云天励飞有几个合伙人，以及我和我的博士同学，他负责技术，我在国内负责运营，得到协同创业。找到一个让你们团队非常兴奋的创业点，而不是迎合投资。所以我认为团队是最重要的一个创新创业的支撑点。 我也是认为创业最重要的是团队，想干就干，想做就做，不要犹豫，不要纠结，因为永远没有更好的时候，更好的机会就在你的下一步，就是明天。包括2009年我当时回归的时候，也是在美国工作了很多年，接到中兴通讯邀请。当时蛮纠结，因为家在美国，当时有几家美国公司在邀请我，包括当时加入美国比较知名且拥有最适合工作环境的一家公司。离开国内十几年，其实对国内的工作生活环境不是太了解，当时中兴通讯一个EVT（Engineer Verification Test）到美国要建研发中心，谈了2个小时，说可以辞职回国做点事情。 想创业的这些人对未知的挑战，是激发你产品创业念头最大的动力。美国很鼓励在一个领域深挖，做二三十年。但是大家总抱着一个念头，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回去一起做点事情。希望自己未来二三十年能够不再犹豫，于是下定决心赶上中国创新创业大潮做一些能让自己更兴奋得事情，所以当时头脑一热就回国了。本文根据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CCG常务理事陈宁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暨2016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8月15日 -
【南方周末】东莞人才总量持续增加人才结构有待优化
东莞的人才总量不断提升，但人才数量与结构尚有差距。图为李群自动化测试车间，技术人员对新机器进行测试。 南方日报记者 孙俊杰摄 近年来，东莞高度重视人才工作。随着人才相关部门扎实推进“人才东莞”战略，东莞的人才总量不断增加。但另一方面，东莞的人才结构有待改善，东莞与经济结构相似的苏州等地相比，人才数量与结构也尚有差距。入户人数不断上升 一直以来，东莞外来人口占比超过80%。随着近年来东莞市人才入户门槛的逐年降低，包括积分制人才入户、条件准入类人才入户和企业自评入户，预计入户东莞市的人数将继续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东莞市新的人才入户政策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今年上半年迁入人数为22514人，2015年上半年为10914人，同比增长106%。 今年上半年迁入人口的年龄结构：18岁以下8737人，18-35岁7165人，35-60岁6402人，60岁以上210人。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认为，从今年上半年来看，东莞迁入人口的年龄结构以18岁以下为主。“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近20年来东莞的打工一族在东莞结婚生子，这些农民工的第二代受惠于目前东莞市政府放开户籍限制政策，只要这些18岁以下的人群的父母亲都在东莞工作，他们要接受中小学教育，而且还认为东莞的基础教育和基础医疗水平优于他们家乡，他们就会选择东莞户籍。因此，今年上半年迁入人口中以18岁以下为主。” 从目前来看，迁入人口镇街最多的三个镇街为：南城3293人，东城1752人，长安1731人；较小的三个镇街为：谢岗103人，望牛墩72人，洪梅64人。公安部门负责人分析，造成这样的分布原因主要是各镇街的流动人口的存量和入学意愿等。 东莞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东莞市入户的主要途径为三投靠入户（夫妻投靠、子女投靠父母、父母投靠子女）和人才入户政策，人才入户包括积分制人才入户、条件准入类人才入户和企业自评人才入户。其中积分制入户2014年入户8872人、2015年8993人、2016年上半年9675人。 上世纪90年代，紧挨东莞的深圳就通过大力引进外地高校毕业生，改善人才结构。这点值得东莞市借鉴。“政策的顶层设计方面，东莞市需充分认识到，要改变现有人才结构不合理问题，在人才发展方面必须采取超常规发展措施，这意味着东莞市的人才政策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以引进为导向。”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撰文表示。非户籍人口打工者占比高 东莞的常住人口为831万，其中非户籍人口高达642万，受东莞加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影响，非户籍人口中普通打工者占比较高。在东莞处于产业转型期的当下，普通打工者也是东莞人才资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目前来看，“国际制造名城”的建设需要大批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群体的坚强支撑。然而，东莞市目前的高技能人才的数量与质量还远不足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用人需求。尽管东莞市已出台《东莞市技师工作站建设实施方案》等有关技能人才方面的政策，但总体而言，在引进、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力度方面还较为欠缺，缺乏与东莞市城市定位相匹配的系统性高技能人才引进与培养政策。 一般来说，普通打工者在一个行业内工作5年后便会成为熟练技工。东莞可以在考量社会容量的基础上，设置一定的准入门槛，给满足条件的打工者提供落户、居住政策等方面的便利，让他们能落户东莞，扎根东莞，避免成为单纯的“人才培训学校”，规避人才流失风险。“在东莞‘海纳百川’的氛围下，突出东莞地方文化的推广宣传，让外来人才对东莞产生亲近感与归属感，用文化留人。”王辉耀表示。 林江认为，户籍人口中普通打工者比例较高，是东莞必须承认的现实，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普通打工者对东莞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只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些普通打工人群的贡献有所下降，但是东莞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接受他们。否则，在东莞的产业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如果包括普通打工一族的人口大量流出东莞，对于东莞维持经济增长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林江建议，东莞需要改善与提升东莞的人口结构，东莞可以做的事情包括：不断引进高素质的人才来充实与提升东莞的人口结构；通过在职教育或者增加培训投资来提升现有的人口素质和能力。“千人计划专家”只有苏州的十分之一 截至2015年年底，东莞市人才总量为130多万人，高层次人才7.5万人，其中留学归国人员 6000余人，中央“千人计划”专家26名，省市创新科研团队44个，省市创新创业领军人才44名，评定认定的特色人才156名。全市共有新型研发机构31家，市级院士工作站9 家，各级博士后科研平台59家，累计招收博士后119人。 可以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首先依靠的是人才。虽然东莞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效果显著，但与一些地方相比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比如，截至2015年7月，苏州市入选中央“千人计划”的高层次人才共有187位，而东莞市入选的却只有19人。此外，东莞的人才结构还存在以本科和硕士毕业生为代表的人才缺乏等短板。 新出版的《东莞人才发展报告》指出，建议东莞借鉴深圳、苏州、佛山等城市的先进经验，加大对普通及中高层次人才，特别是外地高校毕业生的政策扶持力度，明确限定享受相应政策的人才类型，通过给予不同数额的安家补贴、租房补贴、薪酬补贴、培养津贴等政策待遇，以不低于佛山、中山等邻近城市的激励标准，大力引进聚集东莞市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普通及中高层次人才，加强人才梯队建设。 “从高层次人才数量对比上，还是能看到东莞与苏州等城市的不同。”林江认为，这跟城市的氛围和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相比之下，苏州有注重人才、注重知识的传统和环境，东莞这方面的环境相对较弱。 “如果东莞要引进高层次人才，就需要不断营造吸引高端人才的环境和氛围，包括提升城市的品位，例如文化艺术氛围等。事实上，东莞已经拥有类似玉兰大剧院这样的硬件设施，如何进一步完善其制度和软件环境，是对于进一步吸引高素质人才的关键，另外，还需要真正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环境，因为如果高层次人才感觉不到机会的存在，他们即使来了也还会选择离开。”林江表示。（南方日报记者 朱晋 靳延明）文章选自《南方周末》，2016年8月6日
2016年8月15日 -
王俊峰: 国内人才发展必须要与国际发展相结合
2016年7月31日，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暨2016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在北京举行，该活动已经连续举办第十一届，被称为“中国海归一年一度的盛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CCG副主席王俊峰参加了本届论坛并在圆桌论坛一“新时期海归企业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与影响”中担任研讨嘉宾。他指出，海归回来要了解国情、融入国情才能发挥作用，不能简单地估计中国的国际化程度、水平。海归有特殊的学习机遇和体验，希望有更多的海归回国发挥更大的作用，释放更多作为人才的价值和力量。以下为他的演讲实录 海归这些年越来越被关注，因为国际化很重要，大家觉得其实是人的流动带动了资本的流动，文化的流动。我刚才看说，到现在我们国家有400万人回国，如果这个数字是准确的，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十几亿人口，大概千分之二或者多一点点，回来的海归只有一点点，比较稀缺，但海归是人才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当年创立金杜在1993年，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海归，来了的话肯定就当我们合伙人了。那时候我们找人才，很大的先决条件就是能说英文，但是今天毕业的海归已经很多了。海归创业也不仅仅是高科技，不仅仅是说做投资，只要他回国创业。 不管海归做什么，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国家对海归怎样支持，如果是一种特殊的人才资源，海归一出国的时候就应该把信息掌握好，按体制内甚至超体制内的人对待，海归回来了应该有特殊的人才组织渠道给他们进行国情培训，便于他找到合适的路径，当然绝大多数海归是自己创业的。 如果如何让海归这么稀缺的人才能去引领，能去示范，这是个很大的课题。我们用“一带一路”引导海归，甚至国家应该在特殊领域，特殊部门规定必须要有多大比例的企规人才参加才是有意义的。比如我们国家参与香港工作的领导团队里面应该有海归在，这很重要，因为这样便于跟香港国际化的问题去融合、理解、共识等等方面。还有一点，我看到好多大学生毕业以后就到体制内当官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经历。因为国家最大的国情就是政治体制的国情，不学习的话你没有办法深刻的理解，也没有办法深刻的去把握。本文根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CCG副主席王俊峰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暨2016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8月15日 -
李成：中美关系的改进需要两国智库交流合作
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2016年6月19日上午，“2016中美公共外交论坛”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隆重举办。此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进行协办。众多来自中美两国政府和战略界的知名学者和专家共聚一堂，共话公共外交，旨在通过交流与对话，加强中美战略互信，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 美国布鲁金斯学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布鲁金斯学会百年历史上首位华裔主任李成教授在论坛上做了主旨发言。实录如下： 关于智库，我有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如果说中美经济相互依赖是两国关系的压仓石，中美学术交流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坐标仪，那么两国智库的沟通应该是中美关系的报警器、缓冲带和减压器。在过去二三十年时间，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仓石，包括1989年以后美国商界不断游说保持良好中美关系。但是随着中国的发展，美国企业在中国经营和盈利方式与90年代，包括与五年前、三年前都有很大不同。对于各国企业来说如果不及时相应调整，会面临一系列的困难。近年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放缓也使竞争更为激烈。所以一定程度上讲值得商榷他们还是不是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经贸或者美国经济的企业实体。 中美两国学术交流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最主要的是美国学术界的代际变化，对于量化研究的迷恋和对于历史、人文、语言研究投入的减少。美国最近十年大量投资被削减，尤其是在语言投资上面，包括西班牙语和法语是美国两个最大的语言投资有很大削减。 同时由于美国学术界对于量化的研究过度重视，所以造成经济学越来越像数学，政治学越来越像统计学，国际关系学也沉溺于理论模式，跟现实世界关联不再那么密切。与民间外交的重要性在加大以外，美国智库在中美关系发展中作用更为重要，智库在两国沟通当中，就是报警器、缓冲带和减压器的作用。我不展开讲这个概念。 第二个观点，中美关系在总体利益像习主席讲的，大多数在很多方面是相吻合的，不管是经济的再平衡，反恐、核安全、环境、气候变化等等，在这些领域当中，包括区域性的稳定这些也是共同的利益。 造成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是误解、误读、误判。中美两国由于国内政治的复杂性在加大，由于社会利益集团的多元化，由于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所以各自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演变，相互间误解、误读日益频繁。而误判的后果会相当严重，两国智库的交流与合作在这方面能够起关键的作用。如何不断改进提高我们的工作，确实意义非凡。最近几年，尤其是2013年以来，由于中国领导层和他们的远见和政策支持，中国智库正处在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人大国发院本身就是一个明证。目前有些问题，比如一窝蜂、形式主义、低效雷同现象都有，但是也是难免的。但是总体发展是具有历史性和前瞻性的，反映了中国国际区域政治或者区域经济和影响力的不断上升，是中国崛起的表现。 但是有些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进行一些探讨，比如如果没有一个开放的政治氛围，中美两国智库的交流将会是极其有限的。不仅是中国，美国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在中国由于NGO的建立，在美国由于对华人和华裔各种各样的歧视，所以造成交流存在非常大的障碍。同时两国智库都要更积极的了解对方的观点和观念，就是我们不应该鸡和鸭的对话，但是经常我们是自己说自己的，并没有听对方的观点和观念。 再有，智库的重点是研究，不应该是过多的论坛或者是圆桌会议，当然这些也重要，尤其是在中国智库早期发展过程当中。但是他始终必须注意到这些并不能持久，持久的是多方面、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中国智库在研究和阐述国家利益时，我认为也许我们讲利益讲的太多了，而忽视的是价值观念的阐述，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什么？他跟普世价值的关系又是怎么样？这一点并没有完全表述清楚。而如果这一点不表述清楚的话，中国的国际形象始终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最后，我想讲的就是说起智库，我觉得它的重点应该是智而不是库。应该是有更多的像郑必坚、像吴建民大使，像王缉思这样的思想家。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奇迹和社会发展的奇迹必然是在一个非常活跃的思想界的动态发展中产生的，但是这些思想家的使命知名度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这方面要做很多努力。正像一个中国学者说的，他说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思想，其实我们更应该反过来说，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伟大的思想。文章选自中国网，2016年6月19日
2016年8月15日 -
李成：“特朗普胜选”对中国更有利？很可能不是这样
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日前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对本台记者表示，如果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中国可能并不会从中获益。 李成表示，特朗普的国内政策与美国过去的治国理念相违背，如果他成为总统，美国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如果中国人认为美中关系是零和游戏，也许会有人认为（特朗普当选总统）是中国可以得益的。如果这真正像是习主席说的那样是大国关系，是双赢，不冲突、不对立，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对特朗普有更多的了解。” 李成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快速增长，而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正在萎缩，这也是为什么英国会脱欧，美国有很多民众会投票给特朗普。他称，在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迅速提高的背景下，西方社会必须调整心态，而中国也应该更多的换位思考，理解为什麽西方社会对中国作出很多批评。 李成：“中国最普遍的一个感觉就是西方要打压中国，要通过在东海、南海的问题来遏制中国。你从目前来讲呢，好像有很多证据。但是，如果我们回过来看，在早期的时候，当安培要对钓鱼岛声称主权的时候，美国当时是对他的很多做法是非常不满的。在南海问题上也是这样，（美国）不愿意为了礁石和岛屿问题陷入和中国的军事对抗。” 李成指出，很多中国民众并不知道，美国45%的人口，连400美元的存款都没有。他认为，中美之间的一些误读，已经影响到了双边关系的发展。文章选自凤凰卫视，2016年7月29日
2016年8月15日 -
毛大庆：再出发，为梦想，创新业
理事简介毛大庆，优客工场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毛大庆，1969年生于北京，北京大学区域经济学博士后。“万科高级副总裁、万科北京区域首席执行官、万科北京公司董事长”是毛大庆曾经的身份，7年前，毛大庆从凯德置地到万科掌管北京市场，把北京万科的营业额从43亿做到200亿，成为北京房地产市场的冠军。按照常人的思维，已经年近50且功成名就的他，该在万科呆到退休了。但令人惊讶的是，2015年3月，毛大庆突然辞职，成为一个创业者。 在辞职信中，毛大庆称：“我对自己的人生做出了全新的选择：创业，怀着梦想再度出发。”4月，毛大庆的创业项目“优客工场”成立，以联合办公的形式，加入创新创业的大潮。 由于曾经长期执掌外资地产商凯德置地，尤其是近年来在北京万科的优秀业绩，毛大庆一度被视作万科乃至整个地产业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据了解，毛大庆加入万科之前所任职的凯德置地，是新加坡知名房地产企业，他一共待了15年，很难挖得动。为了能够把毛大庆挖过来，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和万科集团总裁郁亮跟他约了不下两位数的饭局，郁亮认识毛大庆8年，挖了他2年。后来，在王石和郁亮的力邀之下，毛大庆才决定加盟。 毛大庆淡出地产圈，曾引起业界的巨大关注。毛大庆说，他和团队对中国人口进行了长期研究，支撑房地产市场的主要购买力在改变。除此之外，城镇化速度在下降，而且目前房地产总库存很大，城市间分布不均。 “中国房地产不动脑筋也可能赚钱的时代已经结束。房地产行业进入白银时代后面临较大的调整压力。” 他进一步分析表示，传统行业空间有限，“新经济时代”已经到来，那么中国经济增量的动力在哪儿？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整个经济体难以好转，而开办优客工场，正是为了引导创业者进入新经济领域做增量经济，这是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2015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随后至今，国家各层面都在逐步落实这一政策。毛大庆说，“国家层面对于创业、创新的鼓励，令我感觉到离职创业的时机到来了。” 万科集团总裁郁亮在毛大庆的离职媒体发布会上说他是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人。毛大庆说，这是父辈们留给他的基因。“父辈们留给我最显著的基因，就是使命感和对国家的责任感，我想，这次的创业，离不开这种情怀的支撑。” 毅然抛弃了高光的地产行业，从一个新的领域开始，在旁人眼中，毛大庆身上甚至有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偏执。再出发，路究竟好不好走？ “刚创业条件难免有些艰苦，与之前出入有好车豪宅相比，现在每次出门都是住经济型酒店，但我乐在其中，衣带渐宽终不悔。”毛大庆坦言。 离开地产龙头企业万科集团，毛大庆依然干得有声有色。一年多以来，优客工场成长迅速，7个项目已经开业，遍及国内4个城市。融资三次，估值从1.5亿元，成长到40亿元，增了26倍。 有人说优客工场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毛大庆赶上了好时机，对此，他说，“在国内联合办公的模式上，我们算是踩在双创大潮的整个节点和节拍上。” 毛大庆说，创业一年多来，虽然看起来顺利，但外界的质疑如影随形，他也曾多次质疑自己。 “我自己也在质疑自己。联合办公到底是个互联网生意，还是个商业地产买卖？服务怎么搞？一会觉得自己像孵化器，一会又觉得自己像商业地产，创业目标不停在漂移，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与大部分创业者选择经济领域的某一个方面深耕细作不一样，毛大庆将他创业的方向直接指向了创业者，“我是为了创业者而创业。” 毛大庆的新公司叫优客工场，不同于单纯孵化器，优客工场有140余家服务商为入驻用户提供全方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人财法、品牌推广、云计算等专业的企业服务，个人信贷、健康医疗等贴心的个人服务。入驻用户享受免费的水电、网络，共享前台、会议室、咖啡吧、书吧、休息区、打印机、健身房等设施。不仅如此，定期举办的社区活动、企业交流等社交平台为入驻企业在优客工场轻松找到上下游市场。社群生态为入驻企业打造活泼、全新的创业就业环境。 “优客工场是一个为创业者提供综合服务的平台，就是要做让创业变得更简单，让创业者能共生甚至能互生，是新一代的创业空间提供者，比如入驻的某个企业里没有专门的税务人才，而优客工场中有专门提供税务服务的企业，那么这类企业的入驻，就有可能成为其客户。”毛大庆说。 优客工场创立以来，创业项目在优客工场的线上申请与日递增。“每天都要以五六家的频率密集地会见各种各样的创业团队，恨不得一分钟的时间都掰成两半来用。”毛大庆说。 如今，优客工场已在全国布局，正在“加速度”蓬勃发展，毛大庆指出，优客工场的初衷是培育新经济，不是所有的创业者都可以进优客工场，我们对项目会进行甄别，重点引进代表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行业，目前新经济的涌现超出了预期，很多来报名希望进入的企业都是围绕“互联网+”布局的新行业，充满生命力。 “人人都认为我去制造一点新东西，我去创造一点新价值，是一个自己觉得很愉悦，社会觉得很正常，国家觉得对发展很有贡献，旁边人看着觉得挺朴素的一件事的时候，创业可能就真的有效果了。” 毛大庆说，他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从优客工场走出去的年轻人记得这个地方，记得曾经有这么好的一种工作氛围和环境，从而慢慢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他们对事业、对他人、对社会的细微看法。 在毛大庆看来，在中国，只要有政策扶持和引导，创新创业仍有巨大潜力。“一方面希望国家继续大力出台创业优惠鼓励政策；另一方面也希望，国家加大引导创业的力度，培育更加浓厚的创业氛围。比如现在一说到创业，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年轻人就说要到“北上广深”，这是个很大的误区，难道三四线城市就不能创业？不过，这也表明，创业服务必须向三四线城市倾斜。” 中国下一阶段的创业创新应该具有全球视野和在全球寻找项目的能力。“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美国的历史那么短，人口那么少，都能出乔布斯，我相信中国一定能涌现多个乔布斯级的人物。但是创业是需要土壤的，国家应该给予创业者足够的宽容和尊重。” “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我们与个人，我们与企业，将他们全部搅和在一起，这个搅和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工作。”毛大庆的优客工场就像一个小社会，让中小微企业、创业公司受惠于服务的同时，主动加强社交，从而给创业带来更多乐趣。联合办公，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办公的模式，它适应了一大批未来的、灵活性的办公需求。比方说中小企业的成长、自由职业者、NGO组织、大企业的外挂机构、社会化的服务团队等等。在互联网时代下，这样一大堆的办公的群体会更适应这种灵活的、移动的，甚至包括虚拟的办公模式。 “这番创业的设计和构想，绝非我们凭空想象，而是对中国乃至世界共享经济发展模式不断挖掘和判断的结果。”人物简介 毛大庆 , CCG 常务理事，博士后、优客工场创始人、董事长、鸿坤集团高级合伙人、万科外部合伙人。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北京市青年商会会长、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2005委员会副会长、全联不动产商会副会长、北京市青联常委、金海生态庄园独立董事。著有《城市人居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研究》、《永不可及的美好》、《无处安放的童年》、《一口气读懂新加坡》，译著《奔跑的力量》《朝圣波士顿马拉松》等。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6年7月刊总60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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