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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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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谈“亚洲价值观”：学习西方不是把自己变成西方
当今国际舆论认为发展的中国的不确定性很大，中国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中国往哪个方向走？ 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近日在京举办的“郑永年‘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再塑意识形态》)交流会”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阐述了他的思考与观点。他认为应把中国共产党放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历程中来回答。从一个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未来，一定不能把中国孤立看，因为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离不开世界。一定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地图里面来看，放到整个世界文明发展来看。中国文明发展的四个阶段 开放、包容、改进的学习文明 文明的角度是什么？郑永年认为，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中国文明发展的第四个阶段。 中国文明第一个阶段是中国文明基本价值形成时期，在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2世纪基本上形成，这个时期形成的背景就是百家争鸣，就是一个中国本土产生的多种思想之间的对话，由对话而产生。 第二时期是公元3世纪到公元10世纪，佛教进来对中国文明产生巨大的冲击。中国文明与佛教之间的冲突不亚于现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击。历史上发生过很多的灭佛事件，表明佛教对我们产生的冲击。佛教时代进入以后，中国刚开始是拒绝，非常怀疑、猜疑，甚至发生暴力冲突，可是以后慢慢就接受了，到了唐朝就到达顶峰。唐朝是国家的一次崛起，很多人说是文明的崛起。 中国第三阶段文明是公元11世纪到19世纪末。宋朝是一个转折点，就是“新儒学”，从二程开始，朱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人物，对中国文明贡献的影响很大，他精通儒学。重新把中国文明转化成为一个主体，把佛教容纳进来，真正吸纳到中国自己的文明里面。一直到王阳明心学，新儒学到了一个顶点。 现在进入第四个阶段，19世纪末西方文明进来，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现在也有150、160年了。 如果从四个阶段的发展来看中国文明以后怎么走呢？ 郑永年认为，中国文明是一个学习文明，特点就是开放、包容、改进，不是通过拒绝使自己更强大，而是通过包容使自己更强大。宗教文明很难包容，因为宗教文明的基础就是一神教，具有排他性质。中国文明是包容性的。 中国文明第一个阶段是中国内部各种思想之间的对话，到了韩非子是一个顶点。第二个阶段是在佛教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的对话，但佛教文明是主体地位，中国文明处次要地位。从二程到朱熹到了第三个阶段。中国文明再次成为主体。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应当类似宋朝时代。 我们需要有新的文明整合，不是想着如何排斥西方文明，而应当思考怎么样把西方文明整合到我们的文明里面。“但我自己觉得，从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文明的对话必须像朱熹那个时代一样，中学为主，佛学为次，就是说今天仍然要以中学为主、西学为次。还是要有这个文明自信心。” 郑永年认为，中国下一阶段还是需要根据亚洲价值观的开放性，把西方文明包容进来，把这套价值体现在一套制度上。从政治上说也不复杂，把中国的selection 和西方的election 结合起来就行了。 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它自己的核心价值，西方文明、中国文明、波斯文明，正是因为他们都是人类社会，他们之间也具有共享价值。亚洲价值观是对东方专制主义的回应 吸纳西方为我所用 亚洲价值观是什么？东方的概念是怎么来的？我们如何和西方发生关系的？如何和西方展开交流的？西方怎么回应亚洲价值观？ 郑永年认为，梳理亚洲价值观。首先，要清楚“亚洲”这个概念不是我们亚洲自己发明的，是西方给我们的。西方也是一个西方为中心的文明，东方有东方的天下，西方有西方的天下，任何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中心。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已经开始谈论东方了。因为希腊文明东边就是波斯文明，他们就把波斯称为东方，波斯以东的都叫东方。以西方为中心的地理位置的区分分为近东、中东、远东。西方人犯了很多错，他们把整个东方等同成同样一个文明。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以儒家为核心文明与波斯文明是不一样的，他们完全没有区分开来。我认为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现在的中国定位没有任何大的变化。 我们现在讲国家形象。真正把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化和概念化的是三个德国人。第一个是卡尔·马克思，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第二个是马克斯·韦伯，第三个是卡尔·维特佛克，是50年代耶鲁大学的教授。但这三个人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东方专制主义一直延续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 东方专制主义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价值观，亚洲价值观是对东方专制主义的回应。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成功的现代化的国家。日本开始以自己为中心学西方非常成功，但是日本后来犯了致命的错误。日本没有能够正确解释亚洲价值观，而是假装成西方国家，尤其是二战期间走上了西方帝国主义的道路。明治维新把握得很好，后来日本西方做什么，它就学什么。日本的方向错了，日本失败之后，没有人提亚洲价值。1980年代李光耀先生提出亚洲价值观。当时李光耀先生把世界上很多学者都找来了，研究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遭到西方的围攻。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价值观一方面遭到不仅是西方国家的围堵，也遭到亚洲一些开始民主化国家的批评。我自己觉得亚洲价值是存在的，中国变不了西方。 郑永年认为，首先，我们可以把中国模式、中国发展经验放在亚洲价值这样一个背景里来谈。我相信中国模式是亚洲东亚模式的一部分。东亚主要是儒家文化圈，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是儒家文化圈的一步，它们的成功确实跟西方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它们不是拒绝西方，而是像中国文明一样，包容了西方。 把西方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不是把自己变成西方。一变成西方就犯会错误，日本犯了错误，台湾也犯错误。中国的香港以后如果照搬西方也会很麻烦。韩国没有照搬西方，只是政治选举上照搬西方，很多机制都是它们符合自己特点的体制。日本早期的发展没有照搬西方，照搬西方的肯定会失败。尽管日本可以假装西方国家，但实际上变不了西方。台湾的民进党跟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完全跟西方的多党制间的关系不一样。日本民主和西方民主也是不一样。新加坡就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个做法，西方的东西都是作为工具来用，价值还是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还未完全塑造 媒体传播需要强大知识体系 一个综合中西方价值的体制是怎样的？中国那么大怎么搞民主？中国能不能把党的意识形态跟国家意识形态区各有所侧重？ 郑永年认为，中国当务之急要树立国家意识形态。 国家意识形态内容是什么？既要有中国的传统资源，还需要全球化背景下面向未来的传统。复兴国学、传统儒学，都不够。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意识形态本身就需要重造。我们现在的国家意识形态很简单。我们的核心价值观需要两种，一种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一种是共享的价值观。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要跟其他国家有共享的价值观。任何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都由这两部分组成。中国以前就是这样，“三教合一”，中国的文明是学习文明，包容其他文明好的东西，今天也是这样，也是要有开放的态度。 世界上最长的两个体制是什么体制，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西方的。公务员体制，西方是学我们的。以自己为主，把其它的西方文明包容进来，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意识形态不光是说说的，一定要表现在各种体制政策上。 “在经济意义上，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有经济主权。资本、政治、社会这三者之间严重失衡，西方现在发生的就是这样。”在郑永年看来，现在的危机是这样的，因为资本全球化，资本总是可以找到适合其发展的地方。法国总统一上来说要多征富人的税，富人就都跑到伦敦去了。中国的企业家、资本照样会跑出去，道理也是一样的。 下一阶段怎么通过共享价值和核心价值的结合，塑造成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呢？我们还是找现在已经有的东西把它们作为核心价值，不要找没有的东西；没有的东西，没人相信，只能制造一些困惑。 郑永年说，塑造中国价值有三个传统，有几千年的大传统、近代以来的中传统、改革以来的小传统，加上全球化。知识分子应该有知识的担当，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它的知识体系。 怎么塑造软实力？郑永年认为，我们要塑造中国的软力量，就必须在讲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讲印度的故事、西方的故事，光讲中国的故事就永远没有中国的故事。 现在西方的媒体很强大，但媒体只是一个技术和形式的东西。西方媒体强大是因为它背后有一套知识体系，媒体只是把这个体系传播出来。西方媒体的强不是传播技术的强，是它后面知识体系的强。我们现在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从经验上说，我们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人做。我们要有担当，把这件大事情做起来，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崛起。（人民网记者常红根据郑永年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4月12日
2016年4月13日 -
【人民网】郑永年谈“亚洲价值观”：学习西方不是把自己变成西方
当今国际舆论认为发展的中国的不确定性很大，中国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中国往哪个方向走？ 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近日在京举办的“郑永年‘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再塑意识形态》)交流会”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阐述了他的思考与观点。他认为应把中国共产党放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历程中来回答。从一个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未来，一定不能把中国孤立看，因为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离不开世界。一定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地图里面来看，放到整个世界文明发展来看。中国文明发展的四个阶段 开放、包容、改进的学习文明 文明的角度是什么？郑永年认为，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中国文明发展的第四个阶段。 中国文明第一个阶段是中国文明基本价值形成时期，在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2世纪基本上形成，这个时期形成的背景就是百家争鸣，就是一个中国本土产生的多种思想之间的对话，由对话而产生。 第二时期是公元3世纪到公元10世纪，佛教进来对中国文明产生巨大的冲击。中国文明与佛教之间的冲突不亚于现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击。历史上发生过很多的灭佛事件，表明佛教对我们产生的冲击。佛教时代进入以后，中国刚开始是拒绝，非常怀疑、猜疑，甚至发生暴力冲突，可是以后慢慢就接受了，到了唐朝就到达顶峰。唐朝是国家的一次崛起，很多人说是文明的崛起。 中国第三阶段文明是公元11世纪到19世纪末。宋朝是一个转折点，就是“新儒学”，从二程开始，朱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人物，对中国文明贡献的影响很大，他精通儒学。重新把中国文明转化成为一个主体，把佛教容纳进来，真正吸纳到中国自己的文明里面。一直到王阳明心学，新儒学到了一个顶点。 现在进入第四个阶段，19世纪末西方文明进来，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现在也有150、160年了。 如果从四个阶段的发展来看中国文明以后怎么走呢？ 郑永年认为，中国文明是一个学习文明，特点就是开放、包容、改进，不是通过拒绝使自己更强大，而是通过包容使自己更强大。宗教文明很难包容，因为宗教文明的基础就是一神教，具有排他性质。中国文明是包容性的。 中国文明第一个阶段是中国内部各种思想之间的对话，到了韩非子是一个顶点。第二个阶段是在佛教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的对话，但佛教文明是主体地位，中国文明处次要地位。从二程到朱熹到了第三个阶段。中国文明再次成为主体。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应当类似宋朝时代。 我们需要有新的文明整合，不是想着如何排斥西方文明，而应当思考怎么样把西方文明整合到我们的文明里面。“但我自己觉得，从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文明的对话必须像朱熹那个时代一样，中学为主，佛学为次，就是说今天仍然要以中学为主、西学为次。还是要有这个文明自信心。” 郑永年认为，中国下一阶段还是需要根据亚洲价值观的开放性，把西方文明包容进来，把这套价值体现在一套制度上。从政治上说也不复杂，把中国的selection 和西方的election 结合起来就行了。 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它自己的核心价值，西方文明、中国文明、波斯文明，正是因为他们都是人类社会，他们之间也具有共享价值。亚洲价值观是对东方专制主义的回应 吸纳西方为我所用 亚洲价值观是什么？东方的概念是怎么来的？我们如何和西方发生关系的？如何和西方展开交流的？西方怎么回应亚洲价值观？ 郑永年认为，梳理亚洲价值观。首先，要清楚“亚洲”这个概念不是我们亚洲自己发明的，是西方给我们的。西方也是一个西方为中心的文明，东方有东方的天下，西方有西方的天下，任何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中心。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已经开始谈论东方了。因为希腊文明东边就是波斯文明，他们就把波斯称为东方，波斯以东的都叫东方。以西方为中心的地理位置的区分分为近东、中东、远东。西方人犯了很多错，他们把整个东方等同成同样一个文明。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以儒家为核心文明与波斯文明是不一样的，他们完全没有区分开来。我认为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现在的中国定位没有任何大的变化。 我们现在讲国家形象。真正把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化和概念化的是三个德国人。第一个是卡尔·马克思，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第二个是马克斯·韦伯，第三个是卡尔·维特佛克，是50年代耶鲁大学的教授。但这三个人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东方专制主义一直延续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 东方专制主义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价值观，亚洲价值观是对东方专制主义的回应。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成功的现代化的国家。日本开始以自己为中心学西方非常成功，但是日本后来犯了致命的错误。日本没有能够正确解释亚洲价值观，而是假装成西方国家，尤其是二战期间走上了西方帝国主义的道路。明治维新把握得很好，后来日本西方做什么，它就学什么。日本的方向错了，日本失败之后，没有人提亚洲价值。1980年代李光耀先生提出亚洲价值观。当时李光耀先生把世界上很多学者都找来了，研究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遭到西方的围攻。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价值观一方面遭到不仅是西方国家的围堵，也遭到亚洲一些开始民主化国家的批评。我自己觉得亚洲价值是存在的，中国变不了西方。 郑永年认为，首先，我们可以把中国模式、中国发展经验放在亚洲价值这样一个背景里来谈。我相信中国模式是亚洲东亚模式的一部分。东亚主要是儒家文化圈，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是儒家文化圈的一步，它们的成功确实跟西方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它们不是拒绝西方，而是像中国文明一样，包容了西方。 把西方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不是把自己变成西方。一变成西方就犯会错误，日本犯了错误，台湾也犯错误。中国的香港以后如果照搬西方也会很麻烦。韩国没有照搬西方，只是政治选举上照搬西方，很多机制都是它们符合自己特点的体制。日本早期的发展没有照搬西方，照搬西方的肯定会失败。尽管日本可以假装西方国家，但实际上变不了西方。台湾的民进党跟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完全跟西方的多党制间的关系不一样。日本民主和西方民主也是不一样。新加坡就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个做法，西方的东西都是作为工具来用，价值还是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还未完全塑造 媒体传播需要强大知识体系 一个综合中西方价值的体制是怎样的？中国那么大怎么搞民主？中国能不能把党的意识形态跟国家意识形态区各有所侧重？ 郑永年认为，中国当务之急要树立国家意识形态。 国家意识形态内容是什么？既要有中国的传统资源，还需要全球化背景下面向未来的传统。复兴国学、传统儒学，都不够。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意识形态本身就需要重造。我们现在的国家意识形态很简单。我们的核心价值观需要两种，一种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一种是共享的价值观。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要跟其他国家有共享的价值观。任何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都由这两部分组成。中国以前就是这样，“三教合一”，中国的文明是学习文明，包容其他文明好的东西，今天也是这样，也是要有开放的态度。 世界上最长的两个体制是什么体制，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西方的。公务员体制，西方是学我们的。以自己为主，把其它的西方文明包容进来，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意识形态不光是说说的，一定要表现在各种体制政策上。 “在经济意义上，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有经济主权。资本、政治、社会这三者之间严重失衡，西方现在发生的就是这样。”在郑永年看来，现在的危机是这样的，因为资本全球化，资本总是可以找到适合其发展的地方。法国总统一上来说要多征富人的税，富人就都跑到伦敦去了。中国的企业家、资本照样会跑出去，道理也是一样的。 下一阶段怎么通过共享价值和核心价值的结合，塑造成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呢？我们还是找现在已经有的东西把它们作为核心价值，不要找没有的东西；没有的东西，没人相信，只能制造一些困惑。 郑永年说，塑造中国价值有三个传统，有几千年的大传统、近代以来的中传统、改革以来的小传统，加上全球化。知识分子应该有知识的担当，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它的知识体系。 怎么塑造软实力？郑永年认为，我们要塑造中国的软力量，就必须在讲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讲印度的故事、西方的故事，光讲中国的故事就永远没有中国的故事。 现在西方的媒体很强大，但媒体只是一个技术和形式的东西。西方媒体强大是因为它背后有一套知识体系，媒体只是把这个体系传播出来。西方媒体的强不是传播技术的强，是它后面知识体系的强。我们现在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从经验上说，我们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人做。我们要有担当，把这件大事情做起来，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崛起。（人民网记者常红根据郑永年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4月12日
2016年4月13日 -
【环球时报】吴建民：南海问题要沉住气、全面看、有信心
中国原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顾问。“美国想打吗？我看也不想。给中国制造一些麻烦，美国是愿意干的，但与中国在南海打一场战争，美国没有这个打算。” 在不久前的博鳌论坛上，举行了第三届南海分论坛，主题是《凝聚共识、加深互信、促进合作》。来自亚洲、北美、欧洲、澳洲四大洲的13个国家、100余名代表出席，这是我第一次出席并主持博鳌论坛框架内的南海分论坛。我认真听取了各国代表在会上的发言，会下我与中方和外方代表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我觉得在南海问题上，我们要沉住气、全面看、有信心。 南海紧张局势被夸大 沉住气就是我们在处理南海问题时要抓住问题的本质，不要盲目地跟着西方媒体跑。 近几年来国际主流媒体对南海问题做了大量的报道，炒得沸沸扬扬。好像南海问题已经到了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战争迫在眉睫的地步。有的甚至声称“南海是全球最危险的地区”。然而，在南海分论坛上，各国代表的共识是：这些媒体夸大了南海的紧张局势。 的确，南海各声索国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各国也采取了一些相互防范的措施，域外国家的介入增加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但是，本地区的紧张与中东地区正在进行的热战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有一位域外学者尖锐地指出：美国的媒体歪曲了中国政府的立场，说中国认为九段线内是中国的领海，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位学者还对美国媒体明确阐述了这一观点，但是他的观点没有被报道。 什么是南海问题的本质？南海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争端，是在亚洲崛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战后国际关系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亚洲的崛起。亚洲的崛起正在拉动国际关系的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是国际关系几百年来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但这个变化的过程远未完成。亚洲在崛起的过程中各国关系必定有一个调整和相互适应的过程，领土争端可能会冒出来。邓小平同志早在1984年就预见了这一点，提出了：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小平同志提出的方针依然是我国政府处理南海问题的指导方针，而且在亚洲，乃至国际上赞成这个方针的人正在多起来。 把南海问题放到全局里看 全面看，首先就要把亚洲放在世界全局中来看。在南海论坛上与会代表一致指出，亚洲是全球经济中最有活力、增长最快的地区。2015年亚洲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44%。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面临各种难题的今天，亚洲的增长对全球经济来说变得更为重要。 和平与稳定是亚洲增长的前提。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没有一个国家集团要把挑起南海地区的战争作为自己的政策目标，亚洲的增长大家都需要，挑起战争那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全面看的第二层含义：南海问题是声索国之间的一个问题，而不是它们之间关系的全局。毋庸讳言，各声索国的分歧是很严重的，各方立场大相径庭。然而，南海问题放在声索国之间关系的全局中来看，这只是局部而不是全局。各声索国之间有共同利益，也有分歧。但毫无疑问，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 就拿中国与菲律宾的关系为例，南海问题是在2010年后逐渐突出的。2010年中菲贸易额为277亿美元，2015年上升到430亿美元。尽管两国之间在南海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是什么力量使两国贸易额增长这么快？那就是共同利益。 全面看的第三层含义是：尽管在南海问题上各方的立场迥异，但是大家都赞成和平解决。和平解决争端，这是出席南海论坛各国代表的又一共识。 全面看的第四层含义是，各方的立场不能看成是一成不变的。菲律宾想通过国际法院仲裁的办法来解决与我的争端，仲裁要双方接受才行，如果有一方不接受，仲裁是不起作用的。历史上国际仲裁不起作用的案例屡见不鲜。出席南海分论坛的东盟国家代表对我说：今年菲律宾会进行总统大选，阿基诺三世不能连任，新政府是否采取上一届政府的立场还需要观察。 南海问题一定会妥善解决 有信心是指我们要相信南海问题最终是一定会得到妥善处理的。这是因为：首先，时代主题变了。时代的主题已经从“战争与革命”演变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既反映了一个时代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又指出了解决矛盾的路径。历史上，战争曾经是威力无比的，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如果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不了，那就诉诸武力。但进入新世纪后，美国等发动了三场战争：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这三场战争不仅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而且把中东和北非打乱了，使这个地区陷入了长期的、无休止的动荡和冲突之中。 战争解决不了问题，什么能解决问题？和平与发展能解决问题。中国30多年的大发展，与国际社会合作的大进步不就是有力的例证吗？ 第二，中美都不想打。中国目前面临的发展机遇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次，保持发展的势头是中国21世纪最大的利益。中国的国防战略是防御性的，不是进攻性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贯的外交政策。邓小平曾经指出：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中国将一心一意搞建设。实事求是地看，尽管我们面临着一些威胁和挑战，但不存在外敌大规模入侵中国的可能性。不想打，是我们的和平发展战略所决定的。 美国想打吗？我看也不想。给中国制造一些麻烦，美国是愿意干的，但与中国在南海打一场战争，美国没有这个打算。美国连一个阿富汗都解决不了，怎么可能要打中国？ 第三，共同利益使然。决定国家之间关系走向的是共同利益的多寡。今天，不管是中美之间也好，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关系也好，中国与本地区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好，共同利益都在发展。 尽管中美之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分歧和摩擦，但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3月31日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华盛顿会晤，双方达成一系列共识就是有力例证。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发展，正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形成利益共同体，这就使两国关系的基础变得越来越牢固。这也是中美两国不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尽管处理好南海问题会有曲折、困难和挑战，但这个问题最终是会得到妥善处理的。这是本地区各国之间共同利益的需要，也是亚洲、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需要。
2016年4月12日 -
【人民网】郑永年：中国在复兴亚洲价值观中的角色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问题专家。 2016年4月8日，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北京总部举办的“郑永年‘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交流会”上，郑永年教授携其新书《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再塑意识形态》分享了他对于亚洲的崛起和亚洲价值观，以及中国在复兴亚洲价值观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 郑永年指出，要思考、解释中国的未来，不能孤立地只看中国本身，要把中国放在世界文明中，从文明的角度看中国的未来，把握住文明的方向，才能把握中国未来的方向。他强调中国的文明是学习的文明，不同于宗教文明的排他性，中国的世俗文明具有开放、包容、进步的特点,应该以中国文明为主，吸收、整合西方文明，要在新的综合的时代背景下构思亚洲价值观。他剖析了从希腊文明开始的对东方文明的认识与局限，指出在讲中国故事的同时要讲印度、讲日本、讲西方等，要在比较中讲。他认为中国对西方真正的威胁，其实是中国体制、中国模式所代表的价值，但是现在的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等内容还没有科学系统的分析，中国的发展经验是亚洲价值观中的一部分。儒家文化圈国家有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照抄西方经验会导致失败。亚洲价值观的产生要有正确的路径，不能盲目照抄西方，要把握住自身文明。西方文明并非全部都是普世内容，中国文明中也有普世内容，要把核心价值与共享价值融合起来。同时，他建议重建意识形态，将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有不同的侧重，以帮助中国更好的发展。 CCG主任王辉耀表示，中国处于全球化时代下的转型时期，中国文明的复兴极为重要，既要吸收传统思想体系中的精华，也要创建新的思想体系，同时还要兼收并蓄西方文明。相信重塑亚洲价值观的话题会在中国的学界、智库界带来一轮新的思考，让大家产生新的认知。 凤凰卫视主持人、评论员、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邱震海表示，郑永年教授的研究既前卫，探讨中国与世界的文明对接、文明定位，又有操作性、建设性。他指出中国崛起对西方构成经济秩序、安全秩序、政治秩序、心理秩序和文明秩序的挑战，中国需要探索、开拓，通过合适的路径塑造现代文明。 原商务部研究院院长霍建国表示，现在还没有相对稳定、统一的亚洲价值观，中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促进形成共识，核心价值观需要实际内容支持，文明的重塑也需要有一定经济发展基础。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方晋指出，价值观重塑的问题不能妥善解决，会影响中国的崛起，对内要凝聚共识，对外要讲好故事，关键是内容，希望未来进一步放开，让更多的人参与研究。 《环球时报》编委何申权表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最强大的，但在发展中仍存在困惑，文明的视角是思考、解决各种困惑的新的抓手，要重新碰撞、兼收并蓄。 柏年基金会主席、CCG常务理事王柏年认为，亚洲的价值观是圆，有轮回，而非西方的直线；亚洲的价值观有慈悲、谦卑、关怀、利人利己；亚洲的价值观包罗禅宗、儒学等丰富内容。 博龙资本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区总裁、CCG常务理事花醒鸿指出，中西方文明之间形成新的碰撞，普世价值不是西方独有的话语权，文明的碰撞才只是开始，西方也需要面对挑战。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中国区总裁、CCG常务理事陈新华表示，社会价值体系是规范、指导每个个体的行为准则。中国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要避免成为“成功的失败者”，重塑共同价值观。本文选自人民网，2016年4月8日
2016年4月12日 -
王辉耀：新常态下企业、企业家如何做慈善公益
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一、我国慈善公益事业的概况 毋庸置疑，近20年来，中国的慈善事业始终呈现相对较快的发展态势，且国家扶持、社会参与的程度越来越高。比如说，从2004年起，民政部将每年的4月和10月确定为“扶贫济困送温暖月”，进一步调整、扩充社会捐助接受站点与推广建立“慈善超市”，形成制度化的社会捐助活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希望工程”项目，因其对特定目标群体需求的精确把握，成为大型公募基金会中最负盛名的品牌。紧随其后，其他各大型公募基金会，甚至企业慈善基金会，都在寻求建立自己的品牌慈善项目，催生并发展了一大批知名度高的慈善品牌，如“大地之爱·母亲水窖”项目等。尤其在近几年，中国慈善事业迎来新的发展和变化：各种私募慈善基金会成功建立，各种各样的民间慈善组织也快速孵化成长起来；在社会监督意识不断增强、舆论监督压力不断增大的基础上，大型公募基金会的行为也开始转变，资金与物资的运用更趋合理透明；以汶川地震救援为代表的互联网时代的多场全民救灾行动，以及以互联网为媒介的全国性慈善活动，越来越受国民关注，新兴慈善活动的行为模式渐被认可。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4）》显示，2013年社会捐赠总量预计突破1100亿元，这是继2008年和2010年后第三次突破千亿大关，比2012年社会捐赠总额889亿元有将近1/4的大幅度增长。其中，慈善会系统约为370 亿元，民政系统接受的社会捐赠款物合计226.16亿元，慈善会和民政系统的捐赠均比2012 年有大幅度增长。 中国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民众财富的增加密不可分，同时也得益于政府在慈善组织注册、慈善税收激励等方面政策和法律的突破。如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公益慈善等类型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登记，为解除慈善组织的双重登记制度困扰奠定了基础。2013年2 月，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发布《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其中第21 条规定：“落实并完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 的部分，允许结转以后年度扣除。这一条款提升了企业慈善捐赠的税前扣除额度，使得慈善组织获取免税资格将更加便利。2014年11月24日，国务院以国发〔2014〕61 号印发《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以中央政府名义出台的指导﹑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文件。《意见》提出的“新政”，将为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带来积极变化。 但是，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与国际社会相比差距还十分巨大。英国慈善援助基金2013年发布的《全球捐助指数2013报告》显示，在全球被调查的160个国家和地区总排名中，中国慈善捐助总体比例为16%，排名全球第133位，位列倒数第3位。其中，志愿者捐赠时间比例是4%，与波西尼亚、希腊、突尼斯、也门等国并列倒数第一。背后的原因，与我国慈善捐赠以慈善组织为主有密切关系（美国慈善捐款中，约有80% 来自个人。而我国的捐款80% 来自于慈善组织）。我国慈善组织一直以来的双重登记制度，制约了慈善组织的发展；而免税机制的不完善，导致基金会充分发展的养分不足（2013年，3496个基金会中，只有4.3%（149个）具有免税资格）；与此同时，监管机制的混乱，进一步影响了慈善发展的生态环境。 自2005年民政部正式向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提出起草《慈善事业促进法》的立法建议以来，经过十年酝酿和各个部门的艰苦努力，慈善立法终于有突破性进展。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成立慈善法草案起草领导小组，当年年底完成《慈善法》草案，并将于2015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不管是对于热切希望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机构和人们还是对于法律界人士而言，都是非常振奋人心之事。二、公益慈善的社会化发展：公益3.0 如果说公益慈善也有进化论一说，总体上来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过去由机构和企业搭台，老百姓只能“看热闹”的公益，应该是公益1.0时代；随后老百姓通过相关机构参与公益，可以称得上是公益2.0时代；到当下由机构和企业合作搭建互联网平台，利用“互联网+”带动普通老百姓来推动和发展公益进行的时代，则可以称之为公益3.0时代。公益3.0时代由于“互联网+”的嵌入，而让公益有了大众参与、联手创造的新特征。 据不完全统计，随着全民对互联网公益活动的日益关注，近两年网络公益机构的数量持续保持20%的增速。公益组织纷纷通过门户网站公益频道、垂直公益网站、公益社区、论坛公益板块、爱心QQ群、公益微博等途径，在互联网上构建起完善、多元的公益渠道，互联网已成为公益事业的新沃土。以腾讯公司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在互联网公益3.0平台的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借助活动交互性、触媒影响力以及活动创意优化等方面优势，为企业履行CSR、开展在线公益活动, 提供了适宜的互联网环境，也为用户的实践公益行为的需求，提供了便利、可行的渠道。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9月9日，由腾讯公益发起并联合全球数十家知名企业、上百个公益组织、中国最顶尖的创意机构、名人明星以及数亿网友一起，首次提出了一年一度的全民公益活动——“99公益日”，将互联网公益推向了新的高度，同时也标志着“互联网+ 公益3.0”时代的到来。腾讯高级副总裁、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郭凯天指出：“‘99公益日’希望通过社交化、互动化的方式，倡导随时随地、便捷无负担的公益氛围，让‘随手公益’成为一种生活常态，我们希望公益是一件像喝水一样平常，像玩游戏一样充满快乐的事情。”不仅仅是腾讯，阿里巴巴、新浪等互联网公司，也纷纷搭建起网络公益平台，让公众参与的体验日益丰富。腾讯公益、阿里巴巴公益和新浪微公益已成为我国最主流的网络捐赠平台，筹款额占据网络捐赠第三方平台筹款总额的九成以上。三、公益3.0时代下的企业与企业家 与“互联网+”的思维一样，公益3.0强调的也是人人参与，在这种思维下，企业和企业家从事公益慈善事务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建立并完善利益相关方参与和管理制度。首次明确提出利益相关方管理理论的是1984 年弗里曼出版的《战略管理：利益相关方管理的分析与方法》。利益相关方管理理论是指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为综合平衡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要求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在公益3.0时代下，利益相关方参与与管理显得更为重要。识别出公益项目的利益相关方，并甄别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诉求，以此为依据规划公益项目，对其利益作出响应，并增加公益项目的透明性，听取利益相关方对公益项目绩效的反馈，形成公益项目PDCA 管理的良性循环，是人人参与公益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其次，公益项目的选择要与企业的核心战略相结合。公益项目的选择和实施既要考虑到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诉求，也要综合企业的核心战略，才能达到双方的共同发展和利益最大化。企业的时间有限，可投入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只有与企业的核心战略相结合，企业才能够匹配足够的人力和物力等资源，做到物尽其用，才能在可控的时间范围内把公益项目做好。 再次，企业和企业家要注重创造共享价值。创造共享价值是迈克尔波特近年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在“企业社会责任”思维模式中，社会议题被边缘化，应当用创造共享价值的原则来弥补企业所缺失的整体性引导框架：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应对社会挑战，满足社会需求过程中，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这是一种超越“零和”的模式。这一观点引入到公益项目中也是成立的，公益3.0 时代也是共享经济模式的时代，企业、机构和大众的共同参与让各方的利益都能够做到最大化，因此创造共享价值的原则是企业和企业家操作公益项目可持续性运营的基本原则。 最后，还需要关注公益人才的培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是全面推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越来越多的机构在开展公益人才培养，建设公益领域后备军。两三年前，安利公益基金会、老牛基金会已经在公益人才领域布局。2015年，启动公益人才培养的机构越来越多：4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正式成立；7 月，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的“银杏计划”独立成为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支持优秀公益人才和组织发展；9月，北大光华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举行开学典礼，北大光华银泰公益管理研究中心正式揭牌；11月，中国首个国际公益学院——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成立。预计未来会有更多机构关注公益人才培养，这对行业发展是重大利好。（本文系作者在“2015-2016 中国CSR 贡献榜高峰论坛暨颁奖典礼”上的演讲）
2016年4月11日 -
王强：VC的未来在哪里？
王强，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在王强那双饱读诗书的俊眼看来，投资的商业世界的逻辑早已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被无数次应证。低入尘土的姿态与谦卑的内心与包容可不是诗学大师的文艺中年装逼术，真格的五年，每一天都书写着对创业者的信任，对中国创业浪潮的肯定与对人才魅力的跪伏。今天VC的战争不是扫街与前瞻性的战争，而是人文关怀与人性的战争，商业逻辑的战争，与独具慧眼的战争。中国合伙人的故事，其实正是中国前进步伐中血泪生动的自发图强的写照，而不断超越自己的基金，才会相信奇迹相信未来，相信创造的灵魂。王强此文，当为真格基金近年来灵魂研究院的学术成果，孤独的研究员还会给VC创投带来何种理论风暴？请拭目以待。我和徐小平老师也在办公室想真格的未来在哪儿。做企业、做基金、做投资，万变不离其宗的两个东西：第一坚韧不拔，第二持续忍耐。掌握这两点，最后可能会跑出不同的东西。傲慢的资本难再生存这几年中国投资界在发生什么变化？围绕投资，世界简单分为两面：一方面需要钱，另一方面提供钱，供需两侧。创始人需要钱，基金可以给出钱，这个东西千百年来没变。只不过，由于移动互联网让创业平台或创业门槛变得极低，变得几乎零成本，使得商业各个层次产生前所未有各种新的形式。 从资金的聚集方式来说，这些年各种尝试都诞生了，无论我们称之为众筹还是P2P，最后聚集一批资金池再去投，还是私募还是个人拿出钱来，资金汇集的方式已经发生多元化的转变。回到投资机构的未来。我们正处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节点，每个人都想做一个公司，这对于持有基金者的投资判断其实就变得异常的严苛。所以，VC的未来将会在哪里？ 什么意思？回到三四年前。任何一个基金，面对一个创业者，都是强势对弱势的状态；换句话说，那个时候投资者少，要钱的人也不多，但要想得到匹配也不容易。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资本是非常傲慢的，无论是什么层次的资本，个人资本还是机构资本都是比较傲慢，因为他们认为我非常重要，我是稀缺资源，我才能决定你的命运。但这三四年来，我们认为资本现在面对风起云涌的创业氛围、千变万化的商业形态，任何一个资本他要活下去，他就必须发生本质的内部变革——必须撕开你资本傲慢的面纱，必须至少站在和创始人同一个起跑线上。创业者和资本需要双向挑选真格宣称：我们要成为创业者的垫脚石！这不是口号，是我们真正非常卑微希望尽全力企及的一件事情。从服务态度上做到这一点，可能有些真正的项目源才会逐渐向你倾斜。随着市场资本膨胀，总体资金池的扩大，创业者获得的理性启蒙越来越快。以前任何一个创始人，只要谁给钱就允许他进入，现在创始人正在走入比较成熟的状态，他们必须通过理性分析谁的钱我才需要拿。在我看来，资本，虽然一块等于一块，但从对创始人最后把他引向一个目标甚至终点来说，这个一块和一块不是等值的。这里背后有价值观的匹配，有经验的匹配，有资源整合的匹配，还有思维方式启迪的匹配。那真格是怎么做的呢？真正爱创始人，爱创业者。这个不是嘴上说说而已。所有基金都说我爱创业者，但创业中真正关键的节点和时刻，才能分辨这是真爱还是什么。我和小平有一点，我们对人充满着盲爱。资本从投资角度看，它是非常反人性的。街上走来一个人，陈述点东西，我决定掏一百万美金，他走了。三年以后过来说玩完了，或三年以后说上市或被并购了，皆大欢喜。但这钱即使你给你老婆，她两天不回来，你就担心了，更不用说投资人。真正的投资人真得视金钱如粪土。当创业者离开办公室时，我们就忘掉他，除非他来找我们需要我们帮助，任何事任何层次上的帮助。我们无条件帮助他，直到把接力棒交到A轮、B轮。即便交到A轮、B轮，仍然需要真格提供帮助，我们就提供帮助。信任创业者，才能找到好的创业者VC未来除了撕掉傲慢的面纱，能不能有创业者心态，自己也在创业，将心比心，同呼吸共命运，作为资本才有存活的概率，只有优质的VC会逐渐成为品牌。像现在网红一样。虽然你的资本非常大，但最后创始人会非常理性地知道他选择什么调性、什么价值观和什么经验的资本，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如何与创业者同呼吸共命运？真格基金做了几件很好的事，在中国投资市场做了几件事，也算搅了点局，必要地“搅局”。真格基金第一次把所有不利于创始人的条目全都扔掉，把投资协议从几十页缩短到两页。这也引起华尔街和硅谷同行的敬佩，因为他们不敢做。美国人说大家相信法律，但他做不到投资协议不足两页。如果对创始人没有信任甚至信念是不可能做出来的。所有优先清算条款都扔掉了。这样，创始人心态得到释放得到解放，才能把全部精力用在经营他最应该经营的东西。在我看，VC唯一的未来就是，不仅要撕掉自己傲慢面纱，一定要跟创始人同呼吸共命运。同时，真正从自己投资行为和投资后的管理行为上，真正做到展示你价值观的东西。这样的话你会在众多的VC机构中，众多的投资者迅速脱颖而出。关于资本，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如果机构型VC要有未来，他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无论你的钱有多少，第一个你所要全力倾注的是，无论你的方法是什么，能不能第一时间有效获得真正值得投的那些项目？不是所有项目都值得投。但是VC们首先面临一个问题：你能不能把市场上尽可能优秀的项目，都在你的雷达上来发现？所以，第一，VC必须成为一个品牌性质的平台，只有这样，大量优质的创业项目才会在第一时间里，得到你的优先筛选。因为这点是对后面你能不能投中，你能不能回报非常大，是直接相关的，是非常重要的。任何一个VC如果在现在这种创投生态情况下，还只是闭门造车，还只是用非常传统的生产方式，来一个一个去寻找项目来源，首先在这个雷达上你所能看到的就非常非常少。企业的生存是最长远的回报我始终认为，投资，如果从出资者心理来说，每个人都希望出点钱最后得到大的回报。但是如果你这个出资，投的不是二级市场不是买股票，是投一个企业。期望企业最后给你带来回报，千百年来，从人类有商业活动以来，一个没变的东西就是，这个企业它必须活着，必须带来有用性有效性和提供真实价值，最后市场才会给它一个资本的定价。换句话说它才能带来回报，这点根本没有改变。你可以一夜之间爆红，如果你红不了十天，红不了一年，红不了五年，红不了十年，最后结局和你不红是一样的。利用弯路的时间烧了钱善终而已或不善终而已，从尘土最后归于尘土，做了一场空梦。企业最终能不能生存是最关键的。对VC来说，VC所有未来在于，无论现实商业方式怎么变，你怎么获得资本，你怎么获得项目源都不重要；关键在于你投入了以后，是不是能够和创业团体或创业者，真正就这个企业在市场上精心的运营，你有足够有质量的时间来跟他们分享。前一段时间，我看在圈里包凡发了一篇文章，估计会得罪很多要投资的人。但他说得实在。他说，投资不是一般的人能玩的。这个话说的好像很霸气。为什么不让我玩？因为投资真正能赚钱的其实不多，跟二级市场一样。二级市场是零和游戏。股票市场能量不变，就那么多，有赚的就有亏的，赚的是赚亏的人的钱，亏的把钱给了赚的人，不产生任何价值。股市大家亏的一塌糊涂肯定有人大赚，不然钱到哪儿去了？美国市场一样，香港市场一样。资本市场本身不产生额外价值。投资接近这样一个玩法。不是因为你投的越来越多，就能回报越来越大。因为独角兽首先就那么多。如果在全中国，去年衡量你的基金表现，要问你跟去年中国诞生的40几家独角兽你投中了多少？关于真格基金我非常骄傲地给大家分享一个数字，我们投了其中7个。这个概率非常大。如果7个还能活，在不同时间退出，真格基金四年全部基金就全部回来了，不仅回来还有极大回报。我始终对所谓企业靠众筹拿点钱，持非常保留的态度。因为我知道，企业最后经营来说钱很重要，但不是唯一重要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马云就做不成。马云他的话，当年到纽交所借二百万美金没人给，他现在借了多点。这是十五年以后。如果当初马云就有今天的钱呢？根本不可能。我现在感觉国内有两类VC：一类有主导性思维，他们该投不该投，面对资本市场波动有理性距离，不受资本市场波动影响。拿真格来说，如果说今年是创业者的冬天，或资本的冬天，从真格投资频率看，我们没有减速。真格资本金也在扩大。这说明什么？不是因为我们敢逆潮流而动，大家不投我们敢投。No。我们要保证，越来越高质量项目能融汇到我们这里。投，不是无理性做一件事，而是更理性的推进。这种情况下，另一类VC是跟风的，比如现在很多项目大家抢，别人第一时间决定投他时，往往出现第二个基金、第三个基金把这个人拦截了，甚至堵到家门口。现在创始人有这样的体验：一回家，楼底下坐好几个人，吓一跳说干什么？回答说给你钱，大家比着给。这时作为创始人要非常理性，这个钱一旦拿进来，它稀释了你的股权，最后能不能达到你经营成长的目的这很难说。如果这个VC他不能形成自己独立的风格、独立的判断，独特的思考方式和独特的服务方式，我觉得在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入场之后，良币终将会驱逐劣币的。说到底，衡量VC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除了看你每年帐面的回报，更重要的是，看你投资存续期究竟表现怎么样。甚至投资存续期结束真正开始退出时，你的真正表现。只有这些数据才是你作为一个VC生存全部的生命特征，其他都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因为如果没有真正的生命特征，意味着你作为一个VC，将来融钱也融不到了；你投资接续不了，因为你自己的生命不能够健康地存续。 所以如果让我跟大家分享，面对创始人和投资人，其实分享同样一个东西，就是：“做事一定要做最本质那件事，而不要为任何表面的东西所诱惑。因为人的精力、金钱和所有的能量其实是不变的，是守恒的。你在哪方面削弱一点，你再去做那件事的时候，就是减去了那一块儿，你就不能全力以赴专注于你最大的目标了。阶段性的退出也是一种成功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个光明的前景或者和大家分享一个心态。前天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了硅谷浦东银行的报告发布会，有个数字非常有意思：对比了中国、美国、英国三个国家的创业者心态，发现中国的创业者80%或者少一点70%多认为，我做企业，IPO上市是我唯一追求的目标，或者我最想追求的目标。20%左右的人，或10%左右的人认为，我在不同阶段被并购了，实际上是完成了我创业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而英美正好和我们的数据相反，在美国这个非常成熟的创业环境里，或者在英国这个非常成熟的创业环境里，60%、70%的创业者认为并购是我应该追求的最佳结果，因为偶然性才能最终使我上市。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也期待着，如果哪一天，当中国的创始人创业者能够进入这样一个正常的理性的心态，把创业当成实现终极目标的不断尝试的阶段性探索；阶段性退出也算是一种成功时，中国的创业质量会大大提高。对投资人或机构来说也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因为假如都盯着上市，最后达不到上市既算是死掉，作为投资人来说他的回报也会风险极大。我的心只比宇宙大一点点真格基金是个小基金，年轻的基金，我们才做了四年。很多东西我和小平以前没做过。我们当时并非专业投资者，虽然我们误投中了几个公司而且上市了。我们天天思考的其实和大家思考的一样，那就是，真格基金不是做四年、四十年，甚至我们不在时它如作为遗产继续存在下去，究竟要靠什么？我们只有不断学习、不断体悟、不断改变。敢于做出别人不敢尝试的东西。这是我们对真格基金的定位。当年我和小平启动真格基金时，我问徐老师一句话，我说小平，为什么市场需要我们一个真格基金呢？全世界不缺这么些钱。为什么我们要做？你的真格梦想是什么？小平说了两句话。他说，第一，我们成立真格基金是带着价值观的，这个基金不是光有钱光有价值，我们要有价值观。他说，第二，我的梦想是，在有生之年把真格做成世界上“最大的小基金”。“大”意味着你的思维方式、你的创造力、你的眼光，你的胸怀一定要超过所有的对手。这个“大”还真得有我刚才说的，对创业者真正的热爱甚至盲爱，你得真正把腰弯下来，和他们一起成长，而不仅仅是个姿态，还得在时间中顽强地延续这一点。任何一个要想得天下的人，你的胸怀要比其他想得天下的人的胸怀要大那么一点点。我说，那好，值得我们干。最后我还是以我最喜欢的葡萄牙诗人佩索阿的诗句来结束： “我的心只比宇宙大一点点。”你想要征服一个东西，你的心只要比它大一点点，也就构成了征服它的全部概率和逻辑。文章选自真格基金，2016年4月7日
2016年4月11日 -
黄亚生：社会创新让NASA尝到了甜头 中国可借鉴
黄亚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领导一个全球化团队征战全球，没有人文底蕴是不行的，人文关怀是内功。 “创新像是打群架，为啥老美的群架目前来看更有效率一些？深圳的山寨们，什么时候可以过渡到群体创新而不是群体复制？” 在《创新的创新》一书的豆瓣条目下，一位名叫“坐看云起时”的群众这样留言。 和被议论、提及了无数次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相比，这样直白的提问似乎更贴地气一些。作为该书作者，黄亚生给出的答案是：中国需要“创新的创新”。 黄亚生，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注重实证研究，参与了中国经济拉美化的讨论，也是最早提出讨论有关中国与印度发展模式优劣即“龙象之争”的经济学家之一。在斯隆管理学院，他一手创办了“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目的是帮助两国的中小企业提高管理水平。 “在众创时代，创新已经不再是政府、科研院所和企业研发中心的专属，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也能参与其中，由此逐渐兴起另一种创新模式—社会创新。不同于传统的机构式创新，社会创新由社会成员广泛参与，公开透明、自下而上并且分工决策，这样能够有效利用丰富的社会创新资源，多样化的参与者可以从不同角度提供更多的创新可能性，大大降低创新失败的风险，降低创新成本。同时，社会创新还能够更快地创新。”这就是黄亚生所说的“创新的创新”。 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解决太阳耀斑预测问题为例，黄亚生向时代周报记者说明了社会创新的重要性。 对太阳耀斑的准确预测曾一直困扰NASA。太阳耀斑的爆发会给太空、地球和人类尤其是太空空间站的工作人员造成重大影响，但经过30多年的数据积累，这一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2009年，NASA面临的这一难题被发布到一个名为InnoCentive的网络平台上。这是一个以“开源创新”模式专业解决科学难题的中介机构，有别于传统的创新机构，InnoCentive是“非认证主义”的倡导者，参与者不必具有博士学位，也不必在实验室工作，没有任何学科、领域的限制。 最后，解决NASA这一难题的，不是什么著名的航天物理学家，而是一位住在新罕布什尔州某小镇上的退休无线电频率工程师。这位名叫克拉金的工程师对磁重联理论有很深的研究，按他的方法，NASA对太阳粒子活动的预测能力，在8小时内的准确率达到了85%。 那次的“广撒网”让NASA尝到了社会创新的甜头。目前，NASA与包括InnoCentive在内的3个开放式创新平台展开合作，通过这种方式，NASA陆续解决了太空食物保鲜、预测太阳活动、人体颅内压无创测量等多项挑战性难题。 面对当下中国的双创热潮，黄亚生认为，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社会创新模式将成为未来中国发展新的重要途径。政府应该适当开放创新网络资源，鼓励创办多元主体的创新中介，并在创新体系上向体制外倾斜，以激发中国社会创新的活力。 在活动现场，面对诸多创业者和中小企业主，穿一身藏青色西装的黄亚生显得很有激情。但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黄亚生表现出担忧的一面，在他看来，目前中国大部分的所谓“创新”，其实是创业，“不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这都是不对的” 。美国悖论：创新发达但经济增速缓慢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提到，美国的大多数科学家和企业家都有“科学执迷”情结，美国致富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科技致富。你怎么看待如今美国科研创新发达但经济增速缓慢的现象？ 黄亚生：是的，现在研究美国经济的学者发现，美国技术革命的步伐在加快，但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减少。美国生产率的提升，过去是2.3%、2.4%，现在则是1%左右，降得非常快。很多学者开始讨论，为什么技术革命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脱节？一种解释是说，信息革命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到了大概2000年之后就不再释放；还有一种观点是，GDP的统计方法有缺陷。互联网的许多活动没有被现有的GDP统计体系算进去；还有一种解释是，虽然美国技术革命的步伐在加快，但是很多技术都没有马上应用于生产，而且在过去的20多年间，美国的制造业基本上都是在海外的。可能这三方面的原因都有，才能解释这种现象吧。 时代周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概念现在非常普及，你认为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吗？ 黄亚生：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还在进行之中，不过，有几个客观的指标表明，这次的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第一，这次革命造成的后果是赢者通吃。以前，比如汽车市场，是由几家大企业分享的，但是现在的IT产业，一个行业往往只有一个赢家—在中国，阿里巴巴所占的市场份额要远远大于京东。 第二，FACEBOOK、GOOGLE等企业，市值非常大，但是创造的就业非常少。同时，像UBER这类公司又为许多人提供了就业岗位，一个人用UBER开车赚钱的时候就是一个劳动者，离开车后，就不再是一个劳动者。 时代周报：相较于传统的机构式创新，你更强调社会创新。目前中国的社会创新处于什么发展阶段？ 黄亚生：社会创新模式需要开放的平台和多元主体的参与。首先，社会创新要保护创新的需求方和供给方的利益；第二，要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目前有些社会创新的题目比较模糊。 再比如，怎么有效评估各种创新方案？怎么避免欺骗？比如说我得到了你提出的方案，我们之间就应该有一个排他的协议，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是你发明出来的，你可能就会不遵守这个协议。在传统的创新体制里是不会遇到这个问题的，但是在社会创新领域，这些问题操作起来都是非常难的。 我认为，现在中国的一些众创空间，可能做得更多的还是一种房地产的概念，有一部分众创空间有配备一些创业指导，但这还是创业的范畴，不是创新的范畴。 时代周报：和一般大众认为的凭空创新不同，你认为创新其实是对已有东西的组合。这种组合要怎样操作才会更有成效？ 黄亚生：这是由市场决定的。我们只关心能不能建立一个平台，把已经存在的知识重新组合，再提供给社会。但至于其中哪些东西有商业价值，这是由企业家来决定的。 公开创新平台的发展和兴起，某种程度上确实会满足创业者的需求。过去的创业者想要创新，就必须建立一个研发部门。现在，如果把这个研发部门做成一种社会型的组织，那以后的创业者可能就不需要建造一个独立、封闭的部门了。 时代周报：社会创新要依靠群体智慧，但对于一些高新科技的创新或者基础性的理论突破来说，群体智慧的作用有那么重要吗？ 黄亚生：这同时就说明，传统的创新模式有其存在的必要。像斯坦福、MIT这种传统的科研性大学，很多重大项目需要做实验，需要大量的投入。再比如医药行业开发一种新药，前后投入可达10亿美元。再比如像“曼哈顿计划”，需要很强的协调和组织性。这些都是不能社会化的。 相比传统创新的投入，社会创新的投入可能要少得多。社会创新的优势可能在商业模式方面，或者对解决一个问题提出不同的角度，这往往是传统的创新模式所缺失的，因为传统模式讲究专业对口，往往不能从非本专业的角度看问题。 我们有一个曲线显示，传统的创新模式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大部分是符合公司要求的，而社会创新模式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则大部分不符合要求，如果一旦符合要求，那些方案很可能是突破性的。社会创新能调动不同的思维方式，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太阳耀斑的例子就是这样。 现在有许多知识由于技术限制等各种原因没有被转化为成果，成了剩余知识。如果有一个社会创新的平台，剩余知识就有可能变成有价值的知识。 今天，社会创新的模式实际上已经被许多大学或企业所吸纳了，比如斯坦福、MIT这些学校，现在非常强调跨专业的合作。还有美国最近几年兴起的私人科学，由企业家投资科学研究，可以跟商业回报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说，传统的机构创新也可以结合社会创新。保护知识产权最重要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耸人听闻”地预言，15年内，一半美国大学将破产。随着社会创新模式的发展，作为传统科研机构的高校将扮演什么角色？ 黄亚生：对有些大学来讲，社会创新绝对是一种冲击。美国的顶尖大学是创造知识的，他们有非常强的实力。另外一种大学不创造知识，而是传授知识，很多小的学校，贴身教育做得非常好，传授能力很高。这两种高校不太会受社会创新的影响，但大部分的美国高校是夹在中间的，这些学校将来可能会受到慕课等新兴教学形式的猛烈冲击。 但从总体来讲，基础科学还是不能靠私人或企业家，仍要靠大学。像MIT这样的大学，可以做到科研创新和创业同时都很优秀，但要注意，创新和创业之间毕竟是有矛盾的，科研要求信息非常流畅，而且不能有技术交易在里面，而创业是要求技术保密的、要求回报的。很少有大学能做到像MIT这样两头兼顾。 时代周报：你认为在中国，要想推动创新的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是什么？ 黄亚生：在中国，政府如果要支持创新，最重要的不是建工业园、建高新区，而是要改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是最为关键的，也是责无旁贷的。再就是为科研、创新提供更好、更自由的环境。 实际上，中国完全具备社会创新的基本条件，大学的力量、基本教育等相比很多国家来说都要先进得多。但目前观察看来，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创新”主要其实还是创业，不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这都需要转变。本文刊于《时代周报》，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