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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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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核安全峰会迫使各路冤家坐在一起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如果恐怖分子控制了核设施会怎样？朝鲜核问题会不会进一步恶化？普京不去核安全峰会所为哪般？奥巴马即将卸任，这会是最后一届核安全峰会吗？观察者网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听听他对这些问题的评价吧。 观察者网：这已经是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了，从2010年首届到现在，您怎么评价核安全峰会在维护世界核安全方面的作用？ 金灿荣：对于核安全峰会的作用，美国方面有一个具体的评估，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在核安全峰会的影响下，14个国家以及台湾放弃了一批武器级的核材料，这些核材料大概可以造1500枚原子弹。这当然是一家之言，但从常识上讲，有这个峰会总比没有好。这个由世界主要大国组成的核安全峰会，总归会让大家重视核安全的意义，也会有一些政策协调，还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观察者网：但尽管如此，世界范围内面临的核威胁仍然存在。您认为全球目前面临的核威胁有哪些？ 金灿荣：现在最突出的核威胁就是核安保问题，担心恐怖分子袭击核设施，近期发生在比利时的恐怖袭击，就有消息称恐怖分子原计划是袭击和破坏核电站，这听起来就让人毛骨悚然。第二个核威胁就是核扩散，这和朝核问题有关。第三是核事故，和日本的福岛核泄漏有关。日本福岛核事故已经五年了，但仍旧有30几万老百姓没有着落。第四是核裁军，美俄现在依然拥有几千枚核弹头，根据核裁军新约应该进一步减少，但目前进展比较缓慢。 观察者网：核安全峰会是2010年由奥巴马发起，这次也是他任内最后一届核峰会。那么奥巴马卸任后，核安全峰会还会继续举行吗？相关核安保合作行动将如何继续推进？ 金灿荣：这个非常有可能，因为美国人走政亡的情况非常严重。奥巴马本人有一点理想主义，对这个问题又非常重视，如果换个人比如特朗普，我估计是肯定不会做这个事。希拉里做不做也没有把握，因为她是个极端现实主义的人，算账算的极其精明，核安全峰会可谓是命运未卜吧。 但相关核安保合作行动和协议可能还会继续推行下去，因为一般来讲，大国之间的承诺还是严肃的，原来的承诺还会执行，只不过说新总统缺乏热情，不会再去搞新的项目。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如果我们中国估量核安全峰会还有价值，我们可以接过来办。以往只要是中国肯承办，一个死过去的会差不多就救活了，包括APEC会议、亚信峰会，都是这种情况。因为没有国家像我们国家这样国力也强、意志也强，举大国之力办一个会，肯定会办得很炫目。而且对于中国来说，承办核安全峰会的意义不仅仅是维护国际核安全，对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都会有很大的提升。当然，如果中国要接手，估计美国也急了，美国人就说我不干你也不能干，中国要干的话它又会抢回去。但可以看出，中国还是能够对核安峰会的前途施加一定影响的。 观察者网：这次核安全峰会前夕，日本归还了约331公斤的“钚”，算是履行2014年在核安全峰会上达成的协议。这意味着日本就此放弃核武器研究了吗？特别是日本新安保法刚刚开始实行，如果日本拥有核武器或者准备研发核武器，带给世界安全的威胁恐怕是无法估量的。 金灿荣：这件事情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日本过去开发核能，积攒了很强的开发核武器的能力和条件。因为日本是一个资源贫瘠国家，它有理由去发展核能，加上它又是美国的盟友，会得到美国的支持。有一段时间日本的核能研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最多的时候有59座核电站同时运作。这导致它的核材料非常多，核技术也非常好，核工艺水平也很高，所以它的能力确实让大家有一点担忧。 但另一方面，美国对日本实现核武化还是比较警惕的，否则也不会压它把这一批材料还回去。我认为美国对日本的军事能力会有所利用，但也不至于放开手让它搞核武器，因为这对美国本身也是一种威胁。目前最有能力限制日本核武器发展的可能还是美国，美国对日本还是管用的。 日美关系其实还是很微妙的，它们有非常好的合作，但是也有定位的，所以在军事上美国要利用日本，但又加以限制，比如美国绝对不会让日本发展航母、核潜艇。美国允许日本发展都是它自身有所欠缺的，比如在东北亚美国潜艇能力是不足的，就会让日本去重点发展反潜力量。 从这也可以看出，美日关系还是主从关系，并不是平等的。在军事上讲，我认为日本自卫队其实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西南军事区。我们对日本对外用兵的可能性要注意，包括对美国的支持也要注意，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日本有它的局限，在70年和平宪法的约束下，日本军力发展并不是很均衡，不具备一个完整的体系，应该讲美国对它还是有限制的，这应该是很清楚的事实。 观察者网：作为核大国，俄罗斯这次拒绝出席核安全峰会，这是比较罕见的。您认为俄罗斯拒绝出席的原因是什么？ 金灿荣：俄罗斯给出的直接理由是希望能参加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的年会，说那个更实在，你们这个是空谈。但一般认为这是个借口，最直接的原因还是美俄关系有问题。普京还是害怕受到羞辱，2014年在澳大利亚开G20峰会，当时好像出现这么一个情况，G20领导人在一个大桌子吃饭，把普京放到一个小桌子吃饭，那次普京就愤而离席提起回国了。我估计他是怕再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他觉得自己又有筹码，目前最强大的两个核国家还是美俄两家，可能美国也没有给它特殊待遇，本身关系就不好，又存在这种羞辱的危险，所以他就不去了。 至于如何缓和美俄之间的紧张关系，双方可能还会在其他方面寻找机会吧，比如叙利亚和平谈判，我估计现在这个是美国寻求和俄国合作的重点。最近普京宣称从叙利亚撤军，紧接着克里又访问俄罗斯，看得出双方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合作还是挺好的。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普京应该去参加核安全峰会，这个事儿总归对世界是好事，他的缺席是有问题的，但是从俄国角度看，他们应该也是精算过，去这一趟会给奥巴马很大的面子，但是实际上又没有什么回报，还存在被羞辱的风险，想想还是算了。 观察者网：这样来看，参会的几大国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俄罗斯拒绝参加，奥巴马拒绝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中日关系也很尴尬，美日韩怎么谈也不清楚。这些会不会影响此次核安全峰会的效果？ 金灿荣：核安全问题是跨国界的，现在各大国之间的怀疑在加深，某种意义上讲恰恰需要这种跨国界的峰会，迫使一对一对的冤家坐到一块。越吵架的时候可能越需要这种会，就是那种国际政治对抗性不是很强的会，像气候变化、摆脱贫困、防止自然灾害、制止疾病传播，在国际关系很紧张的时候开一点这种会，可能有一点效果，迫使剑拔弩张的各方坐到一块谈判。现在大国之间的矛盾比以前多一些，但这个和核安全峰会是没有关系的，是前面很多矛盾积累起来的，也可能对核安峰会造成一点麻烦。但反过来讲，恰恰这个时候核安全峰会把这些人能安排在一个会议室里，要没有这个机会，我们习主席根本不愿意和安倍待在一个房间里。 核安峰会是一个契机，有些国家会抓住这个契机解决，有些国家不会。比如习主席会见朴槿惠，朝核问题对两国关系造成了冲击，这应该是缓和关系的契机。再比如习主席和奥巴马有一个半小时会谈，这是数十位与会外国领导人当中，奥巴马总统举行的唯一一场双边会谈，这对中美关系就挺好的。现在中美关系确实矛盾很多，他们两个人协调一下，至少控制下矛盾不让进一步发展。今年至少有三次峰会，一次是核安全峰会，一次是9月4日的杭州G20，还有一次是11月的秘鲁APEC会议。这三次峰会对稳定今年内的中美关系应该有好处的。如果没有这次核安全峰会，今年习主席和奥巴马的碰面就会少一次，双方也就少了一次缓和关系的机会。 观察者网：这次核安全峰会召开的另一个背景是朝核问题。继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史上最严制裁之后，朝鲜半岛局势依然紧张。这次峰会的召开，对于解决朝核问题有没有什么促进作用？ 金灿荣：应该讲没有什么直接的作用，因为朝鲜不参会，但它会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对核安峰会做出的任何表态进行反驳。我前面将朝鲜核爆导致核扩散列为第二大核威胁，所以这次肯定会提到核扩散，提到朝鲜核问题。而且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朴槿惠总统一大目标就是一定要把谴责朝鲜核试验写入公报中去。朝鲜被谴责应该是逃不了，但朝鲜一定会抵制，你爱说说吧，我该干嘛干嘛，所以应该没有直接影响。 但还是会有点间接影响。比如说习主席见过朴槿惠之后，中韩关系恢复了一点热度，这个对朝鲜有一点间接的压力。另外奥巴马和习主席肯定要谈朝核问题，这对朝鲜又有一定压力。中韩、中美都对朝核问题表态，最后在整个峰会的联合声明再提一下，两个双边、一个多边声明，朝鲜或多或少有点压力。直接影响没有，间接影响有一点，但会导致什么结果，现在还看不清楚。 所以这次峰会对朝鲜应该不会造成太大刺激，它现在已经被刺激的差不多了。真正对朝鲜有所触动的，我个人觉得还是联合国安理会的2270号决议，这里面规定禁止向朝鲜运送航空燃油。我估计再用半年朝鲜就没有航空油了，那个时候半岛可能就面临着抉择，一个抉择是朝鲜能够冷静下来，回到谈判桌上，这是中国最希望的，中国也在给美国做工作，要求美国承诺跟朝鲜签订和平条约，谈判轨道有所启动，朝鲜冻核，然后利益交换，朝鲜慢慢弃核，这是最理想的，通过制裁让它回到谈判桌，但是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第二个可能性是半年后朝鲜很困难，但是又不让步，反而脾气更大了，甚至攻打韩国，韩美就会对它进行局部打击，这就比较麻烦。第三个可能性是，半年以后朝鲜很难受，但又不让步，又有基本理性不去冒险打韩国，就跟老百姓号召第二次“艰难行军”，每个月捐一公斤粮食，死憋着，也不打也不投降。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最大。 观察者网：四届核安全峰会，中国最高领导人都有到场参加，在上届荷兰核安全峰会上，还提出了中国“核安全观”。您觉得这些年来，中国为国际核安全治理领域做出了哪些贡献？ 金灿荣：第一个贡献还是理念吧，中国应该是核大国里最早承诺永远不用核威胁别国，对非核国家提都不提核，对核国家永远不首先动核，这种理念我们最早提，而且坚持到了今天。奥巴马只是稍微仿效了下中国，就得了个诺贝尔和平奖，其实应该给我们，原创是我们，是毛主席提出的，今天我们还在坚持，不过用了很多新的说法来表述。第二个贡献，中国现在积极地防止核扩散，朝核就是个例子。第三，中国在积极参加反恐，包括在核安全领域的反恐。第四，在核事故方面，中国在积极发展第三代核电，它的安全性要比第二代好。 观察者网：2015年9月访美期间，习近平就提出中美将在核安全问题上深化合作。您觉得中美两国之间应该如何深化合作？ 金灿荣：目前核安保是最迫切的问题，在这方面中美已经展开了一些合作。3月18日，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与美国能源部共同建设的核安保示范中心在北京市房山区投入运行，这是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规模最大、设备最全、设施最先进的核安保交流与培训中心，用各种技术手段确保核设施不会受到外部的渗透和袭击，也是中美合作一个很具体的成果，对世界核安全有意义，对中美关系也有意义。 在核扩散方面，中国积极促成朝核问题的解决，强调制裁的目的是让它回到谈判桌上，我们现在在按照这个方向推这个事情。 在核能开发上，中美有一些合作，我们还在开发核能，但是需要安全性更好的核反应堆。中国现在试验的第三代核反应堆，这方面美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技术。在下一代核能开发上，中美正在基于市场合作，这应该是双赢。 可以看出中美合作还是蛮全面的，习总讲深化合作，完全没有就不会讲深化，这说明前面还是有一些合作的。本文选自观察者网，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4月8日 -
【Global Times】Xi’s trip helps stabilize Sino-US relation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trip to the US is conducive to stabilizing the Sino-US relations, which are at a low point, by keeping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open amid rising tens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alysts said.Xi left Washington, DC for home Friday evening after attending the fourth Nuclear Security Summit (NSS). He gave a speech at an opening plenary of the NSS and met with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summit."The visi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given the impact of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on Sino-US ties and current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ao Wenzhao,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old the Global Times on Saturday."Unlike previous years, neither Xi nor Obama has any plans for a state visit to the other country this year. Bilateral meetings on the sidelines of an international summit are crucial to overcome obstacles in the relations," Tao said.Xi and Obama will meet at least three times this year, the first at the just-concluded NSS, the second in September when world leaders gather in Hangzhou, East China’s Zhejiang Province for the G20 summit, and the third at the APEC meeting in Peru in November.The meetings are conducive to stabilizing Sino-US relations, which have sunk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fter sparring over a series of issues including maritime disputes, cyber security and North Korea.During the visit, the two countries issued a joint statement on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and countering nuclear terrorism. But the meeting has not eased differences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or the deployment of the US’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or THAAD, missile defense system in South Korea, analysts said."Both sides know that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will not be solved for a relatively long period of time … However both countries have shown, during this visit, their willingness to manage their differences and acknowledge that cooperation is still the main theme of bilateral ties," Tao said.China’s pledgeAside from a meeting with Obama, Xi’s attendance at the NSS, especially his speech on Friday, showed China’s commitment to global nuclear security.Obama launched the NSS in 2010, with ridding the world of nuclear weapons as a central theme of his presidency. Chinese presidents have attended all four summits.In his speech, Xi urged countries to increase national input and exp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global nuclear security architecture.He pointed out that when a country chooses to develop nuclear energy, it bears complete responsibility in ensuring nuclear security.Xi also gave an outline of what China would do to boost global nuclear security cooperation.He said China will build a network for capacity building on nuclear security and support all countries in minimizing the use of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according to their needs. Xi said that China will, in the coming five years, review radioactive sources within the country and launch the technological support initiative against the threat of nuclear terrorism.He also said that China will promote its national security monitoring system for nuclear power."China sees nuclear terrorism as a prime threat. It believes that nuclear security issues should be resolved under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mechanism rather than setting up a new one," Huang Rihan, a researcher at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a think tank, told the Global Times.Huang also said that by pushing for the creation of global nuclear security architecture, China aims to strengthen interaction with other nations, which also resonates with China’s concept of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y Bai Tiantian)From Global Times, 2016-4-2
2016年4月8日 -
【中国经济网】中泰铁路建设项目遇波折 媒体：无碍共赢大局
2015年12月19日，在泰国大城府邦芭茵县清惹克侬站，中泰两国嘉宾出席中泰铁路合作项目启动仪式。 近日，原定于今年5月启动的中泰铁路建设项目遇到了一些波折。泰国方面宣布，将缩小计划修建铁路线的规模，并将开工时间推迟至年底。一些外国媒体宣称这是“中泰铁路合作大幅倒退”，甚至借机唱衰中泰关系乃至“一带一路”的发展前景。对此，多位专家指出，中泰铁路项目本质上具有互利共赢的商业属性，而波折与反复在商业项目的实施中是很常见的。在“一带一路”理念广受认可及沿线各国巨大的共同利益之下，暂时的分歧和曲折终究只是互利共赢道路上的插曲。 资金安排有分歧 多轮谈判之后，中泰铁路已于去年12月举行了启动仪式。按原计划，中泰铁路合作项目全长近900公里，呈“人”字形的铁路线分为“曼谷坎桂呵叻”段、“玛塔卜罗勇”段和“呵叻廊开”段，共经过泰国10个府，在泰国东北部的廊开与已经奠基开工的中老铁路对接，最终经老挝的磨丁抵达中国昆明。 动工日期在即，为何临时生变？据了解，本次双方分歧的核心在于该项目的融资利率及总投资成本分担。泰方认为，新线路的建设有望扩大从中国南部到东南亚的运输线路，对中方非常有利，故而希望中方在合资公司中的出资比例达到60%，且给予较大的贷款利率优惠。不过，中方则认为贷款利率必须维持相对合理的水平，且在建设费用的分担等问题上亦有所坚持。 尽管在合作细节上未能全部达成一致，但泰国各界对于中泰铁路积极意义的认识却并未改变。日前，泰国前总理、民主党党首阿披实在写给泰国政府的信中提醒，缩小铁路线建设规模且不修建北段的出境铁路线，将使该条铁路的经济价值大幅缩水。 阿披实指出，政府先前预估这条铁路初期年客运量将达到750万人次的假设，是建立在铁路将联通昆明的基础之上，因为届时会有大批中国游客经由铁路造访泰国，而一旦取消相关路段建设，实际收益恐将大幅降低。 困难曲折理性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刘向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泰铁路作为本地区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两国官方均有积极推动的意愿，同时由于具体实施过程中要牵涉到很多市场主体，因此该项目本质上亦具有很强的商业属性，不能简单地视作中国单方面的政府行为。 “在铁路建设领域，中国企业有很多的海外竞争者，这本身就意味着相关商业项目会有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一些媒体将互利共赢的商业项目与中国无偿对外援助相混淆，也影响到了相关国家民众的期待与判断。所以，大家应该综合、理性地看待项目本身及其推进过程中所产生的波折。”刘向东说。 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储殷看来，中泰铁路出现波折的背后是双方非常清晰的经济考量。储殷分析，对于中方而言，尽管中泰铁路很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方对于该项目就会采取不计成本、只求政绩的运作模式。考虑到大型建设耗费资金大、周期长、风险高、回本慢，中方难以满足泰方降低利息的全部要求。对于泰方来说，其要求也基本上是出于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双方价码存在一定的差距，一些原先的意向自然就难以即刻达成。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结果，在任何商业谈判中都可能出现。”他表示。 合作趋势未改变 共赢之路并非坦途，风雨过后才见彩虹。“我们日常生活中买东西还有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何况是经济水平、政治环境、法律体系、风俗习惯各不相同的国家之间做生意呢？因此出现曲折和反复在所难免。重要的是，互利共赢是市场行为的基础，‘一带一路’的合作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特别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背后有着沿线各国民众的巨大共同利益。可以说，只要这个基础和趋势在，任何困难就都只是暂时性的。”刘向东说。 事实上，不少泰国民间商界人士都呼吁政府要坚持建设中泰铁路，并表达了积极参与的意愿。泰国盘谷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素瓦猜撰文指出，中泰铁路将给泰国经济带来多层面利益，如提升基础设施水平、拉动建工行业发展、带动旅游业、降低物流成本、促进农业和手工业区域发展、优化区域供需结构等，泰国应当抢占先机。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建议，我国铁路在“走出去”时要建立现代化的营销团队，要让对方充分认识到我们的优势，更清楚项目的横向和纵向对比，例如在高铁项目上，中国的贷款利率虽然比日本高一点，但造价却比日本低很多。（记者：王俊岭）文章选自中国经济网，2016年4月5日
2016年4月7日 -
王俊峰： 让中国法律人赢得国际尊重
王俊峰，CCG 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金杜律师事务所管理委员会主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法学博士。现兼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第十八届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顾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编辑部/文 2016年3月3日，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在京开幕。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金杜律师事务所全球主席王俊峰，第九次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并带来多个提案及发言，继续为推动中国法治进步和律师行业发展积极发声。作为金杜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他打破了国际法律服务领域由外国律师垄断的局面，金杜已成为中国律师走向世界的一面旗帜；作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掌门人”，在他的引领下，中国律师积极参与“走出去”战略，向国际化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而作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他积极参与到中国智库建设，并为中国智库发展建言。多重身份下的王俊峰，以实践者的姿态不断耕耘，并以思考者的姿态为推动中国法治建设、智库发展不懈努力。王俊峰1995年到荷兰浩托富律师事务所访问创立金杜 剑指国际法律服务 1986年，王俊峰在法律专业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后来被分配到贸促会法律顾问处独立成立的我国最早的一家专门做国际和涉外法律服务的事务所——中国环球律师事务所。 1993年，恰逢国务院发文推动法律事务、律师职业的改革与市场化，王俊峰与三个心怀同样理想的同事一起“下海”，创办金杜律师事务所，成为中国最早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之一。 创立金杜律师事务所时，王俊峰希望推动中国在国际和涉外方面法律服务的发展，所以创立伊始就确定开展针对国际方面的、涉外领域的法律服务，而这一定位决定了金杜从来没有把任何一家国内律师事务所当作真正的竞争对手，给金杜带来了很多特殊的发展机遇和生命力。“土生土长”的金杜团队虽然在经验和国际化上与国际同行略逊一筹，但也有着自身无可比拟的长处。凭借对我国政策法律法规的准确了解，金杜能够提供比外国人更加行之有效的法律建议，其优势也逐渐被客户所认可。 跟国际社会打交道就需要了解国际社会的发展情况，需要自身不断地转型和提升。创业前十年，王俊峰有很长时间是在海外度过，不停地去考察，去学习，去交流，去了解海外律师业的发展。1994年，他赴荷兰的律师事务所做访问律师，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律师事务所的运作理念。1996年，他走访了英国、美国，与两地同行进行交流。1998年，他到剑桥大学做了一段时间访问学者。 1999年，他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先后攻读法学硕士、博士。一边是律所，一边是大学，王俊峰努力平衡着自己的事业和学业，直到2007年才最终完成自己的博士学位。在他看来，过程虽然辛苦，但是很值得。 在此期间，王俊峰在美国反复考察、沟通，最终使金杜在美国硅谷拥有了第一家海外办公室，成功打造了一个沟通国内外的窗口、桥梁，能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也能帮助美国的企业进入中国。 随着金杜日渐走上国际舞台，王俊峰不再仅着眼于律所本身的发展，而是开始寻求更大的社会价值，让金杜承担起更重要的社会责任。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无数商机和挑战同时涌来，金杜加强反倾销、反垄断领域工作，维护了国家和企业利益。2002年，北京奥组委面向海内外公开招标法律顾问机构，有100多家国际律所提交了项目建议书。最终，金杜和美富律所分别受聘，为北京奥组委提供国内和国际的总体法律服务。之后，王俊峰和金杜团队精益求精的工作感动了奥组委，从而承担起更大、更重要的任务，本来是“配角”的金杜直到奥运会闭幕，一直承担着80%甚至更多的法律事务。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王俊峰开始积极开拓海外市场。2008年，金杜纽约分所正式开业，由此成为在美国东西两岸均设立分所的唯一一家中国律师事务所。2012年，金杜与澳大利亚万盛国际律师事务所结成紧密联盟，初步形成了今天的金杜律师事务所（King & Wood Mallesons）。2013年，金杜宣布与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律师事务所 SJ Berwin 结成首个全球法律联盟，并沿用原有名称“金杜律师事务所（King & Wood Mallesons）”。至此，金杜成为唯一一家总部设在亚太地区的全球律师事务所。目前，金杜律师事务所在全球拥有超过30个办公室，遍布亚洲、澳洲、欧洲、中东和北美。王俊峰2010年11月27日赴欧洲考察关注整个行业的发展和每一个律师的进步 2011年，王俊峰当选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他开始更关注整个行业的发展和每一个律师的进步。他说，“在中国，任何一个律师取得成绩，都让我开心。” 王俊峰介绍，1979年恢复律师制度以来，中国律师人数逐年增长，到2015年底已接近30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进步，随着法治建设的发展，这30 万律师还远远不够。他强调，律师是一个国家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律师是推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力量，随着国家法治进程的深入，律师发挥作用的空间会更大。他认为推动和维护律师行业的发展进步既是行业的事也是整个社会的事，也更加不懈地为行业发展建言献策。 今年王俊峰的提案之一，是尽快修订《律师法》。随着国家的发展、法治的进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及中央领导的系列讲话提出很多新的要求，律师行业从定位到发展等很多方面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包括2012 年律师法的修订，主要针对社会律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推动两公律师等；还有一些跟律师行业的职业权益相关的内容，所有这些新的变化需要通过立法反映出来。法律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要跟上社会发展变革不断地去完善。《律师法》是律师制度的基本法，在规范律师的职业行为、保障律师依法执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律师法》的完善对律师行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除了提案，今年王俊峰还有一个提交大会发言，题目是《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核心是强调律师在依法治国和司法工作中的重要性。他强调，律师的作用是通过执业过程来体现的，律师执业权利的充分实现，是法律获得准确实施，实现公平正义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总书记提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很多条件和基础，但是律师执业权利的充分实现，应该是这一目标的很重要的内容。因为律师的执业权利，代表的是委托人、代理人的利益，也就是当事人的利益。这个意义怎么说它重要都不为过，因为这也是司法改革的核心方向。 司法部在2013年7月出台《关于加快解决有些地方没有律师和欠发达地区律师资源不足的问题的意见》。作为会长，王俊峰带领全国律协，认真落实司法部部署，积极组织协调，采取多种措施，解决174个县无律师的问题。通过组织安排规模较大、社会形象好的律师事务所到没有律师事务所的县（市、区）设立分所，指导没有律师的县（市、区）的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创造条件，组建国资律师事务所，深入开展“1+1”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选派法律援助志愿者律师到没有律师和律师资源严重不足的地区服务等措施，至2014 年6 月，全国174个县无律师问题已全部解决，第一次实现了律师法律服务县域的全覆盖，对于实现律师行业均衡发展，充分发挥律师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职能作用，满足经济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的法律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全国律协一直以来也在积极推动律师行业带有专业独立性的法律服务能给社会带来更大的价值，能够有更多发挥律师作用的机会。王俊峰多年呼吁政府购买法律服务。他表示，十八大以来中央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包括要普遍设立律师顾问。在依法行政方面，政府使用法律顾问越来越多，但是购买法律服务还是缺少制度方面的具体措施。有制度方面的具体措施来推动的话，政府能得到更好的高品质的法律服务，也会有更多的律师愿意去参加这些法律服务。如果政府真正地把购买法律服务作为一个稳定的、可操作的技术安排，那对政府的依法行政水平、对我国的法治文明水平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律师行业的从业人员，不管是从事哪一方面的业务，也不管所在律所大或者小，都是在专业的基础上提供专业服务。他强调应重视律师的专业服务，并形成制度性的安排。尽管律师行业乐于关注公益、参与公益，并且这已经是律师行业本身的一种素质甚至是血统，包括大量对政府的公益法律服务，但是真正的专业独立性服务应该得到尊重，要去购买。通过购买法律服务，让律师和法律顾问在政府依法行政以及社会管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势必对推动整个国家的法治水平有特殊的意义，也是政府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王俊峰作为嘉宾参加CCG与环球网联合策划的两会特别节目“奔跑 国计大势”录制促进法治文明与司法公正 法治文明是当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基础，王俊峰的一些提案围绕促进法治文明与司法公正展开。今年他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提案，建议国家调整法庭庭审布局。他认为，目前的庭审布局是1985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下来的，多年未变。现在讲司法审判为中心，强调控辩双方平等，不能先入为主，应尊重当事人的权益。法庭审理的被告，在被定罪之前还是嫌疑人，还是应该有其相应的权益，不应在未审理之前就安排在那个位置，像已经定性了一样。希望庭审的位置能有所改变，例如嫌疑人能和辩护律师坐的更近一些，便于交流等。他表示这一提案还在完善, 但是这样的改变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很多学者和律师的共同看法。 王俊峰还有一个正在完善的提案，是关于检察院的司法监督。他指出，同级的检察院对同级的法官提起公诉，会对控辩审三方在法治科学的基础上进行司法活动的时候有一些影响。从保护法官独立公正审判案件的角度，应该把这种权利上移到上一级检察院，最好不要让同级的检察院来进行，可以通过上一级的检察院来提起，除了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之外，下面的三级法院、检察院由上一级的检察院提起可能更好。他说这个提案还在论证中，但是表达的意思就是推动司法公正，更好地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包括对案件的审理，在程序各个方面能更公正、平衡，也就是实现总书记讲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建议设立国际性法治论坛 王俊峰经常参与国际法律界的交流活动，一直遗憾于中国没有一个与自身的社会发展和法治进步相匹配的国际性法治论坛，能够有力地传递出中国法治建设的声音，促进国际上对中国法治进步的了解。 今年两会，王俊峰的提案之一是建议国家发起设立国际性的法治论坛，这也是他做律师、担任全国律师协会会长以来一个很大的愿望。中国过去30年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法治的进步对国家、民族、社会的影响深远。今年是全国律师协会成立30周年，也是律师法颁布2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发起设立国际性法治论坛具有特殊意义。如果能设立这样一个国际性法治论坛，一个具有品牌效应的国际法治交流平台，将成为中国非常重要的法治文明的载体，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法治进步，推动国际法学交流和律师行业发展，并且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影响。他还建议首届论坛明年在香港举办，因为明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香港仍然保持繁荣发展靠的是“一国两制”和法治建设。如果首届论坛在香港举办，同时中央领导能够出席，对世界而言无疑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谈到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王俊峰认为，“一带一路”首先应该有法治思维，具备了法治保障才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并且让国际社会更容易了解中国。所以他今年还有一个提案是关于加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法治保障，因为当今的国际社会是以法治为基础、为核心构建起来的。中国需要在法治文明方面与国际接轨，互相学习，并实现引领。 王俊峰还在另一个提案中建议向国际组织推荐法律人才，他表示这与中国的“走出去”有密切关系。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人才众多，但是在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里面工作的中国人很少，这势必会影响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中国有那么多青年才俊，应该推动、鼓励、培养更多的人才直接参与到国际活动当中去，在国际组织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推动中国社会化智库发展 现在已经有众多企业界人士参与到中国智库的建设中，相比之下法律人士参与智库建设的还比较少。作为CCG的副主席，王俊峰是最早参与中国智库建设的法律人士，他一直希望能有更多的法律人，参与到智库建设的队伍中，共同推动中国智库的发展。 在王俊峰看来，智库的“智”，并非一两个人的聪明智慧。“智”，要讲专业和科学性；“库”，则与大数据相连，如果没有数据，决策就会出现问题。国家的发展，特别需要智库的参与，特别是在当今的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所有决策通过科学论证非常重要。长远来看，中国智库的发展空间非常大。 王俊峰一直为CCG探索、开拓社会智库创新发展模式的道路感到骄傲。今年两会，王俊峰还提出了推动体制内智库市场化的提案。目前国内体制内智库有很多人才，也有多年知识、经验的积累和沉淀，但是由于机制约束和社会化、市场化不够，智库资源不能有效利用，需要进行整合、转化，以充分释放沉淀已久的智慧。他认为中国未来十年，智库的发展一定是独立化、市场化、社会化的，这样智库才有生命力。同时，中国智库不仅仅要满足国内的需求，还要满足大量的国际投资人、国际组织、包括个人的需求，因为他们来中国发展，需要了解相关情况。现在很多在中国发展的外国智库，扮演着很多角色，实际上也占有很多国内的智库资源。 从国家机关到下海创业，从国际化律师事务所的掌门人到中国律师行业的引领者，王俊峰始终怀着推动国家法治建设和律师行业发展的理想锐意进取，并将肩负这一责任继续执着前行，为中国法律人赢得国际尊重。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6年3月刊总56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4月7日 -
【光明日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机遇、挑战与前景
【编者按】自2015年1月20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来，我国智库发展进入新阶段。一年多时间里，各智库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过程中既取得了一定成绩，也在体制机制、运营管理、评价评估等方面遇到一些实际问题。为了帮助广大智库深化认识、开阔视野，并促进各智库交流经验、共谋发展，3月27日-28日，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与光明日报社联合主办“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高层论坛”，邀请来自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党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及中浦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专题研讨班（第1期）全体学员120余人共同探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机遇、挑战与前景。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4月关于智库的批示，给中国智库发展带来了春天。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部分，在决策体系里发挥着非常独特的作用。我们做智库工作的同志，经常说智库的基本功能是资政启民。资政，就是为决策提供新的支撑；启民，就是用新的思想来启迪百姓，用准确的政策信息，为公众提供有益的、有助于理解政府政策的环境，从而为政府的决策和执行创造更好的公众环境。具体而言，可归纳为政策研究、政策评估、政策解读和国际交流这四个方面。当前，中国智库发展面临着历史性的机遇。如何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智库的能力建设。一是人才建设。一方面要吸纳社会上的高端人才，开门办智库、开门搞研究，对高端人才要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理念；另一方面，要和社会各界、国际国内的同行进行深度交流，用好外部人才。二是智库文化建设。党政智库应从国家、民族发展的大义出发来从事政策研究，所谓的独立研究，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始终坚持站在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服务的角度来开展研究。三是要有一个适合自己的、高效的管理制度。四是要有与履行职责相适应的财力支持，要按照智库运行的规律建立相关财务制度。现行的许多制度和智库运行是不匹配的，特别是在党政部门，一定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真正设计一套适合智库运行的体制机制。于洪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去年年初，中办、国办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我们深深感到党和国家领导层对于智库建设的高度重视，领会到智库建设对于国家发展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将智库建设提到党和政府工作日程上来适应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客观要求，也适应了中国和平崛起、加速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代要求。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阶段，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是我们培育高端理论研究人才、建立对外交往机制和平台的重要手段。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急于求成，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智库的各项管理制度。在资金层面，国家要给予智库建设更多的扶持，尤其应当针对社会智库设立特别基金或专项基金，让社会智库有资格、有途径去获取支持自身发展的资源。此外，还应在对外交往方面给社会智库创造更多条件。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因此，中国智库在国外设立分支的需求大大提高，高端智库应在国外设立代表处，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力，并加快相关体制机制的建设与落实。与此同时，在加强高端智库建设过程中，应注意用好离退休党政干部这一人力资源，发挥其社会余热，让他们参与智库活动，为智库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李君如（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院长） 应从三维视角审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第一维是为党和政府提供智力支持；第二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第三维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声音。 从宏观来说，智库建设有三个难题急需破解：其一，智库和智库载体职能区分的难题。例如，有智库责任的教学研究机构是智库发展的深层载体，但不能简单地把其全部责任都归于智库。其二，智库结构和功能定位的难题。我国智库大体上可分为四类：超官方智库，主要是人大和政协；作为党和政府职能部门的研究机构，即官方智库；准官方智库，即具备党委和政府背景、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民办的非官方智库。应该形成在党的领导下，以高端智库为主体、多类智库共同发挥作用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其三，智库的研究方法和人才结构的难题。智库人才具有特殊性，这是由其特殊的研究方法所决定的，会做学术研究不等于会做对策研究，会做论证性研究不等于会做预测性研究。因此，各类智库要注重补齐短板，提高研究的前瞻性。王国平（中共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 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应明确八个要点：一是服务的理念，智库发展不能简单依靠行政管理手段和领导个人的行政权威，而应依靠智库自身来服务社会发展；二是服务的重点，智库应坚持问题导向，在擅长的研究领域形成核心竞争力，将专业化与职业化相结合；三是服务的对象，一流的智库不仅要服务领导还要服务社会，以客观理性的声音引领社会思潮；四是服务的特点，智库研究要具备超前性、系统性、专业性、示范性、操作性、时效性六大特征；五是服务的载体，智库要形成模块化研究和矩阵式管理模式，加强政策建议的及时性和针对性；六是服务的力量，智库要坚持以一流环境吸引一流人才、以一流人才创办一流智库，广泛凝聚各方力量；七是服务的资金，要探索长期稳定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同时支持社会力量捐助智库发展；八是服务的方法，要以主动出击为主，在积极抢占市场的同时作好谋篇布局。王荣华（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我把高端智库的功能定位归纳为“5+1”。“5”是指五项功能：战略政策的储备库；社会大众的指南；庄严的学术殿堂；人才培养的蓄水池；国际交流的对话平台。“1”就是提出新理论、新观点、新见解的头脑产业。高端智库应对的是快速变化、急遽转型、充满不确定风险的时代中的复杂难题，应致力于研究新办法、寻找新方案、提出新规划、建立新规则。此外，高端智库要与政府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若即”就是紧紧围绕党和政府关注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开展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供决策层参考，“若离”并不是半心半意或三心二意，而是要求智库必须具有理论性，坚持独立思考、独立研究，保证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周仲飞（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坚持教学、科研、咨询一体化建设，在决策咨询方面着重发挥如下作用：发挥教师在决策过程当中的主导作用，根据学院以专题研讨班为主的特点，教师组织研究性教学，开展现场教学和研讨，再将学习研究的成果概括整理、形成决策咨询报告；发挥学员在决策咨询中的重要作用，学员依托专题班次设立随机立项课题，开展决策咨询研究，开展领导干部思想动态滚动调查，针对中央大政方针、决策部署和社会热点科学设计问卷，深入分析研究、提出对策建议；发挥兼职教授在决策咨询过程当中的作用，与教师紧密互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先后创办了《领导参考》《研究咨询》，作为决策咨询研究平台，通过这两份内参将决策咨询成果上报中央。李向军（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主任） 光明日报顺应时代潮流、呼应学界诉求，不但在智库报道方面走在前列，在理念上也不断深化，逐步确立了智库化传播的办报思路。 我们认为，媒体的智库化传播至少有三条路径。首先，把智库辅助决策、资政启民的价值取向作为基本理念贯穿全局工作，追求有调研、有分析、有深度的报道，培养有思想、有研判能力的智库型队伍。其次，做好智库成果的宣传报道，当好智库与政府、智库与社会之间的信息桥梁与沟通纽带，帮助智库成果充分转化、释放能量。再次，发挥渠道优势，团结专家学者，建立自身的智库机构、策划组织选题，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光明日报正在沿着这样的路径不断探索，一方面，我们着力加强智库传播功能，2014年12月，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热潮初起之时，光明日报推出《智库》版，创刊一年多来，《智库》版已经推出近70期，刊发一大批智库成果、研究文章、重要活动追踪报道。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出台、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启动、全国两会精神解读、“十三五”规划阐释等重要节点，《智库》版组织的报道都获得各界好评，撰写的智库建设典型案例系列报道引起广泛关注。另一方面，陆续建立有光明特色的智库机构。2015年5月，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正式成立，中心邀请和组织专家团队研究中外智库建设情况，发布中国智库研究成果，开展相关社会活动。今年1月，中心组织撰写的《2015中国智库年度发展报告》发布，对一年来全国智库建设情况进行了梳理总结，得到中央领导同志高度肯定，在智库界产生较大影响。目前，更加细化的报告正在《智库》版陆续刊登，计划近期出版，为中国智库建设提供参考。燕爽（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 建设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重点在于牢牢把握中央对智库的核心要求。首先是要正确认识智库的重要地位。在中央文件和总书记讲话中，都把智库作为提高干部专业素质、专业思维、专业能力的一部分，作为防风险、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的一部分。要充分认识这一定位。其次是要冷静认识智库发展实际。当前，智库发展迅速，但是基础还不扎实。新建智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是质量良莠不齐，一些不具备智库研究能力的所谓“智库”和真正的智库同时存在，鱼目混珠。还有一些地区，不管实际需求如何，盲目成立智库。再次是要充分认识中国智库的国情和特色，不能照搬西方的智库评价标准。中国的决策过程中，有许多机构在发挥智库的功能，例如政策研究室、学术研究机构、媒体内参等等。这些都应该纳入智库体系中去评价。在智库发展方面，我国有自己的特色和成功之处，否则中国不会在重大决策中保持正确的方向，不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不会有国家的进步和民族的发展。因此，我们主张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智库评价体系和机制，把我国智库建设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 当然，我们也还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改革和进一步发展。要在智库建设的供给侧、需求侧两侧发力。不仅要对智库本身提出要求，也应该对需求方进行改革。在对智库评价中，要明确智库是为全社会服务的，不仅仅是为党政部门服务，也可以为行业服务、为老百姓服务；智库的工作不仅仅是提供决策建言，也需要影响社会舆论、改善社会风气、改变民众的思维方式。评价智库要有更广阔的视野，同时也要注意对智库的劳动表示足够的尊重，与智库进行良性沟通，这样才能够鼓励智库的积极性、提升智库的研究成果质量。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学所所长） 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包括高度集中的决策机制、协商民主、选举民主，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研究取向也应在这三方面有所体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新”主要体现在：敢于针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如房价、股市等社会经济实践中的“重大疑难杂症”进行前瞻研究、复审研究、纠错研究，这是智库的主要功能，也是智库和行政部门的主要区别。行政部门是把定下来的事情做好，而智库则要善于在定下来的事中发现问题。智库的发展还有助于改变我们的干部体制，一个干部有没有发现和研究问题的能力、有没有战略思维，必须在智库里检验一下，经得起检验才能委以重任。王辉耀（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智库面临着多重竞争下如何创新的复杂局面。对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创新，我有以下几点建议：一是智库可以把人才的“旋转门”旋转起来，让大量有经验的领导人进入智库，同时，智库人员也可以进入体制内担任领导职务，培养有跨界工作经验的智库领军人才，同时，还要从海外积极引进智库人才；二是要明确社会智库非盈利研究机构的法人地位，鼓励学科基础雄厚的高校开办智库专业，鼓励大学生从事智库公益事业，鼓励国外智库学者到中国智库交流访问，鼓励外国留学生到中国智库学习；三是进一步提升中国智库的国际化程度，建议成立一个国际智库联盟或者全球智库联盟。柴俊勇（上海市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 在决策中善用和用好各类智库，我认为要做到“五个善”：善始善终、知人善任、从善如流、实现善治、提出善策。目前，我们的党政干部在决策过程中遇到了“四个难”：对形势判断难、信息分析难、舆论应对难、本领提高难。党政干部的能力短板导致了本领恐慌，因此，要着力构建智库和决策部门交流合作、沟通联络机制，改变党委政府和智库之间“两张皮”的现象，将智库研究成果有效地纳入决策过程中，使研究方向切合决策的实际需求。文章刊于《光明日报》，2016年4月6日
2016年4月7日 -
【人民日报】王辉耀：聚天下英才 发力“十三五”
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了“人才优先发展战略”，近日，中共中央又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这充分显示出人才工作在“十三五”时期的优先地位。该《意见》着眼于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既有对老问题的纾困指导，又有对新挑战的应对举措，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人才工作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加快落实简政放权，有利于推动人才管理服务市场化、社会化。一直以来，市场化是学界和政府普遍认同的人才管理服务发展的趋势。《意见》中务实地指明了未来人才市场化的途径、工具——“发展高端人才猎头”“培育各类专业社会组织”等，明确了人才市场化的推进方向。面对繁重的培训、评价与流动管理，政府人力物力有限，《意见》要求由社会组织和人才中介承接政府转移的人才培养、评价、流动等职能，通过加快落实简政放权，打开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落实用人自主权，有利于为国有企业改革、科教改革、事业单位改制等清除障碍。人事制度改革是国企改革重头戏，关乎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成功与否。此次《意见》中提出，“全面落实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用人自主权”，便是为今后国有企业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选拔优秀职业经理人时有制度可依。此外，我国科研院所、事业单位长期缺乏用人自主权，无法根据自身发展状况优化人才资源配置，既限制了高水平人才的流入，也导致人才淘汰机制缺位。同时，科研人员受制于体制岗位工资限制，无法获得与劳动水平相应的市场化薪酬。《意见》中的相关规定，将有力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 《意见》新增对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这有利于增强我国国际影响力。《意见》提到“完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推送机制”，创立国际人才合作组织，促进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截至2015年10月底，其全球受薪员工中有447名中国公民，仅占所有员工的2.8%。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中国员工的比例仅为6%，我国面临严重的国际组织人才不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全球治理方面的人才培养”，也体现了一种战略眼光。 《意见》中提到“创业”人才的培养，属于首次在中央文件中出现，这有利于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建立相应人才储备。“十三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提高人才“社会横向和纵向流动性”，《意见》则将其细化——横向“破除人才流动障碍。打破户籍、地域、身份、学历、人事关系等制约”、纵向“畅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各方面人才流动渠道”。尤需注意的是，《意见》强调发展“创业教育”，一方面是针对高层次人才的产学研渠道建立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降低学生和普通民众创业风险、解决就业压力。 当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已经渗透到改革的各个方面。如何落实这些新的人才工作要求，对治理者和实践者们提出了新的挑战。文章刊于《人民日报》，2016年4月6日
2016年4月7日 -
张亚勤：互联网的未来有三个维度
专家简介张亚勤，百度公司总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互联网的未来是本届博鳌论坛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从一年前“互联网+”的口号，到博鳌开幕前一周机器人AlphaGo击败人类围棋冠军，对互联网各个层面的思考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在分别讨论了共享经济、O2O、智能城市、智能制造、可穿戴设备等话题后，论坛在最后一天索性就以“互联网的未来”为主题展开对话。百度总裁张亚勤认为，互联网的未来有三个维度，而人工智能的发展有三点值得关注。 第13次来到博鳌论坛的张亚勤表示，过去30年，我们做的是确保物理世界能够成为虚拟的世界，把所有东西数字化，所有的工作量电子化。未来30年，我们则要把所有的虚拟世界再转化为物理世界。那么互联网的未来有以下三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就是大家一直谈论的，互联性无所不在，物联网、万维网等所有的东西都会连接起来。只要有电就会有智能，就会有互联性。过去几年我们看到虚拟世界在快速进步。虽然许多产品和公司在发展初期已获得很多风投注资，但可能需要5年左右才能真正成为主流。整个生态系统还是需要进行细化的改善。 第二个维度，是要把虚拟世界的模式应用于实体经济，例如共享经济。在中国大家大都体验过O2O，从线上到线下，比如网上定餐、订票，或者看病约号，租车、订车。目前60%的中国人通过软件来叫车，而几年前这个数字可能只有5%到6%。整个医疗系统、物流，以及教育系统都会受到影响。中国的传统行业比较开放，欢迎这种互联网的改变，相比之下，美国的意愿度就没有很强。 第三点是一些技术上的突破，比如人工智能、深度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AlphaGo取得人机大战的胜利，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对于人工智能来说也是重要的里程碑。人工智能并不是那么神秘，已经存在60多年了。我们要不断地确保计算机像人一样具有智能。第一个层级，能像人一样说话，有像人一样的行为，能够学会各种各样的语言，能有视觉能力。第二个层面，能够像人一样思考，像人一样推理。AlphaGo就意味着这样进度的进展，特别是深度学习方面，能力表现出极大的增强。这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方向。第三个层面就是像人一样有感情和自我意识。 总而言之，人工智能方面已取得很好的进展。在狭义方面，AlphaGo打败世界著名围棋手，而且围棋是全世界最复杂的游戏之一。但广义来说，很多技术已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了。餐厅订座、搜索、机器翻译、无人驾驶等，已经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人做过归纳，人工智能已经实实在在地来临。张亚勤认为，我们要了解这个趋势，不要害怕人工智能。它将改变互联网的未来，也将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以及社会的结构，没有什么恐怖的。他对于这场转型表示非常乐观。 面对关于人工智能的热烈讨论，尤其是机器人将人类取而代之的担忧，张亚勤认为，如果人可以创造出另外一个物种，而且这个物种更聪明、更明智，那是自然发展的一个演化，是一件好事。短期他只关切三点。 第一，保持人工智能的可控制，就像核，既可以成为武器，也可以成为发电的能源。关键在于人类掌有控制权。 第二，技术本身将会完全地改变我们的社会架构，一些公司可能会消失，一些工作岗位可能不再存在。这些都是可能很快会发生的事情，我们的教育要跟上发展的步伐。 第三，随着机器智能化水平提高，人们有可能会过度依赖于机器，人们的智能水平会有下降的风险。文章选自FT中文网，2016年3月29日
2016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