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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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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人才新政有利于建立人才制度优势
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月份印发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此外，公安部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3月1号起正式实施，上海前段时间也出台了人才新政20条。我们能看到最近半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不断有国际人才方面的新政策出台。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了对人才工作的重视，创新人才，特别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这次工作报告一个重点。这实际上说明了中国政府对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在这次的"十三五"规划草案里面，专门有一个章节是关于人才工作的，同时还提出了很多的人才项目，提出要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最近中央和地方密集出台的一系列关于国际人才的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在不断地加快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目前，中国的外籍人才从比例上来看还是偏低的。按照联合国和有关人口普查的统计，中国的国际人口比例大概只有0.04%。而在全球平均来看，国际人口在全世界其它国家的比例是3%，发达国家是10%以上，发展中国家是1.6%，印度的比例也达到0.6%。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本身国际人才的流动和比例都是非常低的。 中国过去30年是全国人口的流动，未来可能需要全球人才的流动。中国现在的货物流动做得最好，资本流动现在发达国家仍然有很多优势，中国也在迅速发展。人才流动方面，中国如果没有很好的机制和新的政策、框架来吸引国际人才的话，会处在一个不利的局面。未来建设创新性国家，要进一步转变增长模式，提升经济，更加关注人才特别是国际人才的吸引和使用，让他们有更便利的渠道来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举措。 现在中国与国际上的交往越来越密切。现在中美之间每天往返的人数就达到两万人，中欧之间每天是1万5千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去的新移民达到了1千万，出去的留学生也达到了4、5百万。中国在海外的国际人口群体越来越大，约有6千万华人华侨。如果他们的二、三代都算上，可能有7、8千万。这么大的一个群体与中国的合作与往来是越来越密切的，近期的国际人才政策非常受到关注。 例如这次的政策中提到，海外华人的博士就可以申请绿卡，以往的很多限制取消了。不仅是华人华侨，还包括外国人、外国留学生，如果在北京工作，年薪能达到50万、纳税达到10万，就可以申请中国的绿卡，在上海是年薪60万、纳税12万就可以。这项政策实际上对于广大海外华人华侨、留学生和广大国际人才，都是非常利好的消息，说明中国朝着真正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迈进了一大步，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于企业来讲，无论是参与国际竞争，还是经济转型、创新经济，现在特别缺的就是人才。近期人才新政的实施，有助于企业吸引到大批新的国际人才，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包括优秀的来华留学生也可以留下来为中国企业所用。对于很多事业单位来说，也是可以更好地吸引国外人才。而对于国际人才来讲，他们也有机会到中国来，为中国的发展出力，为中国的走出去提供更多帮助。中国现在对外投资越来越多，走出去的人越来越多。 现在更多的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如果没有国际化的团队和国际化的人才做支撑，很难成功。包括华为、万达、中兴、联想、阿里巴巴、小米等大量的企业走出去，首先要有一系列的国际人才做支撑，不仅是中国人，也需要外国人，需要国际人才。人才新政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特别是像中关村的创新企业，对于这些要打造中国的硅谷、打造中国的创新引擎、带动中国创新发展的高科技企业，吸引国际人才的政策支撑来得非常及时、非常到位。继续放开国际人才政策 发起设立国际人才组织 政策进一步放宽 中国吸引国际人才的政策虽然很早就有，但是一直在政策的力度、宽松度上有限，这次相对来说是迈出了比较大的步伐，但是仍然有一些可以不断改进的地方。对于华人来说，现在申请绿卡要求有博士学位，今后可以让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华人也可以申请绿卡，不一定非要有博士学位的限制。现在的很多政策还只是局限在中关村等试点，希望可以尽快地向全国复制、推广。北京的政策开放了投资移民，边远省份可以因地制宜地出台当地吸引国际人才、吸引国际投资的政策。总的来说，政策还可以有更多的灵活性和更多的地区性差异。 设立国家移民局 随着外国人永久居留工作的不断展开，工作量会慢慢上来，我们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这项工作基本上各个国家、地区都有专门的机构。像中国的台湾地区，6、7年前也成立了移民署，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国际人才。因为吸引一个国际人才，往往涉及很多方面的工作。例如，他不仅要办签证，也要办工作许可，有的还要办外国专家证，办家属的证件，还要提供很多福利便利，也就是说政策包括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涉及很多部门。前些年中国的绿卡政策，涉及了25个部门会签，所以有必要把具有国际人才管理经验的部门和人员汇集起来，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加强这方面工作。成立中国的国家移民局是很有必要的，现在时机也比较成熟。特别是在这次中办和国办发布的《意见》中专门提到了要进一步完善国家移民管理机构设置和职责配置，从这个工作角度来讲也是有需求的。这方面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例如美国有专门的移民管理部门，英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都有类似的机构。设置这样一个机构，主要是向全世界释放一个信号，中国欢迎全世界的人才来落户、来发展、来寻找机会，来帮助中国走向世界。这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工作，原来是由不同的部门分别在做，如果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能够协调，综合管理，会极大地提高效率，也简化了国际人才各种手续的办理。外国人永久居留工作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新的领域，这方面的服务，包括政府的管理都要跟上。同时除了正常的移民之外，可能还有一些非正常的移民，甚至包括偷渡等特殊情况，需要参照国际标准来处理。包括未来有可能还会接纳部分国际难民，这都需要一个专门的移民管理机构来做。现在首次从国家层面出台这样一个政策文件，表明了中国要建立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那么建立一个专门的移民管理机构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时机也比较成熟了。 设立国际人才组织 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人才大国，也是一个贸易流动大国、资本流动大国。贸易流动领域有WTO进行全球治理，资本流动领域有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是现在国际上没有一个关于全球高端人才流动的组织。包括学历的互相认证、工程师资格的认证、甚至未来移民的配额、留学生的管理等，特别需要一个国际组织来协调，探讨如何进一步做好这方面工作的管理和提升。中国发起了亚投行，发起了“一带一路”，发起了丝路基金，还有之前的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五国”，都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现在是人口流动大国，每年出去几十万的留学生、移民，现在又接纳外国人才到中国来，要从过去30年的吸引外资，到未来30年更多地去吸引外才。中国现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今年又举办G20峰会，建立一个“人才WTO”，也就是世界人才组织（World Talent Organization）很有必要。而且中国主动发起一个国际组织的话，包括人员设置、机构等会像亚投行一样占据较大的主导地位。中国本身就是个人才大国，如果能够发起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同时能够让中国为全球治理和国际人才流动做出独特贡献，也是很有必要的。文章选自国务院参事室网站，2016年3月17日
2016年4月5日 -
孙立哲：没有道德法律约束，医疗系统将是地狱
孙立哲，万国集团董事长兼华章出版公司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导语：医疗问题背后涉及的是人的生命权问题，而作为人第一权利的生命权却在当前医疗体制下被轻视甚至被践踏。做过传奇赤脚医生，又在国外接受专业医学知识的孙立哲，独家为搜狐文化提供了自己对于当前中国医疗体制问题的思考与担忧。“三明治”医疗结构：病人生命自主权的丧失 我先从这个医疗的本质说一下，看看什么叫医疗。现在一般的看法医疗是一个层面，也可以说是一种职业，也可以说是一种专业。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作为医生这个角度对它有一个定义。第二个就是它的地位，一般人认为医生是把医疗的产品，比如药、医疗器械，放到病人身上。这个药和器械都不能直接被别人所用，它必须通过中介系统。这和任何产品都不一样，任何产品都可以直接销售给用户。现在当然也可以有一些简单的没有毒的维生素可以买，但是真正的抗癌药、治疗药、麻药这些东西是不可以自己去买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讲，它的中介性、中介系统面临着非常复杂的问题。 这个复杂的结构在于什么？在于它存在中介的人。这里头存在三个利益主体，一个叫医生。刚才说定义医生个人或者医疗机构，这个行业本身就是个利益主体。第二个利益主体就是在医疗结构中产生药产生医疗器械、建造医院的这些人，背后的投资商。而最根本的利益主体是谁，是病人。那么在这样一个结构中，就是这样的三明治结构或者双重代理结构中，为什么会产生双重代理？这有一个中介医生，为什么存在？这是因为医疗的特点，它的医生和这个复杂的医药系统，存在一个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你要让老百姓全部懂医疗，然后使用这个医疗产品和药品，这不可能，发生不了。这个叫什么，叫信息不对称，医生所了解的信息、了解的知识，和病人了解的知识完全不同。这样的话，它的病人就缺乏自主性，当病人缺乏自主性，病人就对医生和医疗系统产生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就给医生一种责任，这种责任是道义上的责任，法律上的责任，和社会的责任。 这个社会责任让他决定什么，在几个利益中作出选择。一个就是对于个人的利益作出选择，是不是利益最大化。第二个是对于制造药品的商人，在医院的投资人。实际上可能的双重利益是什么利益呢？就是他给我回扣，我给他卖多少东西，这个现象是当前最大的。就是我为了实现我的利益最大化，那我和谁谈判呢？我和供应商谈判，就是我和他找到一个价值均衡，这个体系就可以运行。这时候忘了谁是病人。所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结构，造成了它的两个利益主体在谈判的过程当中，病人真正地丧失了主权。我们说每个人的生命权是个人的一种根本主权。那么他就是丧失生命权的一个最根本的结构。那么这里头会产生多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无限的歧视。什么叫无限的歧视？就是完全是一种市场经济，叫做定价系统。什么叫定价系统？我问你一句话，你命值多少钱，你怎么回答我？ 没有道德和法律约束，医疗系统将是地狱 但是有的时候你必须得衡量。当你严重痛苦的时候，或者生命即将丧失的时候，人们的支付意愿几乎可以到100%，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我把我的网上名字叫生命无价，因为想给生命定价是非常困难的。特别到危机的情况下，生命无价就是说我要用一切的办法。我不是一个人，我是我所有的资源背后的人，因为任何个体和它的社会关系产生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网络，这个网络之间也有网络。而且社会对这种弱势——失去健康、失去生命的人，是有同情的，会有移情，所以说这个价值叫做情感价值。比如说我的母亲，我家里的亲戚、朋友都要来看，都要帮助你治病，帮助你找药等等，那么这个时候产生一个什么样的谈判地位？就是绝对的谈判地位。换句话说，医生如果缺少这三个，一个道德责任，一个法律责任，一个社会责任，如果丧失这三个责任会出现什么？如果我丧失道德责任的时候，我就可以说我是为我服务的，我的利益最大化，那就是说我几乎可以让你有多少钱都花出来。 所以说没有法律，没有道德的人，或者道德沦丧的人，会通过这个信息不对称，取得一个极限的生命价值或者痛苦价值，然后夺取财富。那怎么办？就产生了法律责任，法律责任就是说在所有的行业里头，医生的政府干预和法律干预是最严重的，为什么最严重？如果它不严重，整个的体系，在没有道德约束的环境下，这是一个地狱。我们的医生在没有法治、没有道德的体系中间，医疗系统是个地狱。为什么是个地狱？因为它可以为了个人的利益，或者背后还有一个推波助澜的力量，把最好的药用在最不恰当的病人身上。为了夺取钱，扎针可以不要钱治病，你给我用了五万块钱给他，他也会买。只要有人买你就卖这个药，这就是整个系统失控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医疗信息不对称：激发医生的欲望 医疗的问题叫产生外部性问题。因为你没法定义，一个人的价值，这种医疗价值是什么？我刚才说了医疗价值不是输送医药，也不是看病，也不是开刀，医疗的本质是情感物品。它是产生情感的一种专业，所以说医院的产生不是因为药先产生的，医院是教堂、教会、死人关照出来的。所以说医院、医生这种体系跟药都没有关系，医院都是临终关怀出来的。 那它的这个外部性问题是什么？当一个人的医疗得不到很好照顾的时候，当他的分配不合理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大的社会问题。第一个社会问题就是跟他的亲人，比如说快死的人还会产生经济价值吗？这些人在商品社会中没有经济价值。但他不是经济和社会的一般性物品，不是用商品交换这样的体系来衡量的价值，他的价值完全是体现在情感上的。比如说，我母亲96岁，我不想让她死，她的存在就是我的一切。我的小孩是一切的一切，如果这样的话，都不能想像小孩生病的时候，会紧张到什么程度？ 如何来看人的外部性呢？外部性的意思就是怎么来定义健康问题。你拿一个框架定义你个人的健康，定义的同时它的意义又在这个定义之外，在人和其他人的关系之中。更大的问题是跟当事人无关的人，就是移情的问题，当这个问题出现不公平的时候，你会如何呢？比如天价药的出现。所以医生这个职业都是由于人的情感需求产生的一种衍生品。没有情感是没有一切的，因为情感是及他的，不是自我照顾的。否则的话，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的时候，还能有情感吗？ 那么在所有的行业中，医疗行业是情感物品，这种结构叫双重代理结构。双重代理结构简单的就是，医生在结构中找到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把三个利益变成个人的利益、以及供应商的利益。那么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就是我不顾任何人的利益，我只顾我一个人的利益。他可以和两方谈判，一方就是你给我药，谁给我的回扣高我给谁药开，那就医药厂之间就会产生竞争。所以中国医疗的问题就是把医生的欲望激发出来了，而欲望是可以无限放大的。 如果医生不负责任，而且他又有决策的时候，他可能怎么行使这个决策呢？他可以跟不同的制药厂谈判，最终大家争相来抢夺向他卖药。如果在一个没有道德，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下，他还会跟病人的要价约等于他的病痛生命价值。痛苦生命价值没有定价的，价格就是你的支付意愿。在那个极度痛苦的时候，任何东西对我没有意义，生命是唯一的意义。很多人说我还守着一个存折，多少钱我都要买，我都要活着。所以很严重的病，像肿瘤，但是病人仍会花大量的钱，他的支付意愿是最高的时候。在这个失去道德的时候，在这种没有道德约束和法律约束的时候，在社会中的信息不对称的时候，整个天平会向病人倾斜吗？孙立哲博士简介孙立哲，1951年生，1969年初插队成为赤脚医生，在土窑洞里为农民做了上千例手术。文革后因坚持赤脚医生政策被隔离批判，后经胡耀邦亲自过问解救。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读硕士学位，1983年考入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器官移植免疫博士学位。文章选自搜狐文化，2016年1月21日
2016年4月5日 -
国务院参事室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举办研讨会
2016年3月28日，国务院参事室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在国务院参事室举办“世界经贸规则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研讨会。 国务院参事室主任王仲伟出席研讨会并讲话，他表示，随着中国深入融入世界，政策研究、咨询国是既要立足国情，也要着眼世情、拓展国际视野。国务院参事室成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旨在通过加强对国际战略性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提升国际问题的研究能力，打造公共政策的众创平台。他欢迎与会专家积极参与中心的重点课题研究，共同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建言献策。 研讨会由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方宁主持，国务院参事刘燕华、时殷弘、王辉耀以及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陈凤英、北京大学教授王勇、王正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旭、保建云、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卢进勇等八位专家学者围绕“世界经贸规则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及应对措施”分别作了主旨发言。方宁副主任作了会议总结。 国务院参事室交流合作司司长孙维佳，参事业务一司副司长张立平等出席研讨会。文章选自国务院参事室网站，2016年3月30日
2016年4月5日 -
【华龙网】建“智库强国”须补齐短板
摘要： 建设决策更科学、决断更高效、治理更优良的“智库强国”， 亟需一个拆除壁垒的“铁榔头”。亟待建成一个开放的“舆论场”。期待拥有一项特殊的“豁免权”。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为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点工作之一被明确提出，智库建设的重要性不断上升。 智者，善治者也。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象征。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智库辅佐。 近年来，中国智库蓬勃发展。《全球智库报告2015》显示，2015年，中国智库在数量和实力上均发展迅猛，依然是世界第二智库大国，入选全球智库150强的中国智库由去年的7家增加至9家。另以重庆为例，在健全决策咨询机制，推动民间智库发展中，民间智库的重庆样板——走出了特色。作为全国第一家以智库冠名的社团法人，重庆智库涉足了治理体系建设、经济增速调整、五大功能区立法、长江经济带建设、新常态下经济转型等领域。两会期间，更有不少“智会发声”。尽管如此，相较起步更早、体系更全、更为老道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智库，我们还处在“爬坡阶段”。 无须讳言，民间智库备受关注的同时，也有诸多“短板”待补。一来，智库结构的行政化和民间智库的狭小空间（只占5%比重）形成鲜明反差；第二，法律地位问题（注册为社团很难）也造成了发展淤塞，这些“思想的掮客”难获向高层毛遂自荐的机会。与之对应的是，官方智库基于强势地位很少与民间智库同台竞争，活力和危机感逐渐消解，在越发开放的国际智库比拼中很难掌握主动。 为了建设决策更科学、决断更高效、治理更优良的“智库强国”，就必须补齐各种制度与环境短板。 亟需一个拆除壁垒的“铁榔头”。智库体系发展成熟必须依靠改革创新以及竞合博弈。就改革而言，一方面是要重点要解决民间智库的身份地位问题，消解民间智库在注册、税收及捐助等政策待遇方面的先天不足，降低准入门槛、简化审批流程、减免相应税负，保障民间智库的起点与机会公平，进而激发民间智库的参与热情。事实上，民间智库对官方智库的改革形成了有力刺激，如直接为中央决策提供服务的国研中心，都早已开始对自己“动刀”。智库蓬勃发展、高度竞争的大时代已然来临。 亟待建成一个开放的“舆论场”。任何时候，决策都离不开信息。所谓信息决定成败。换个辩证的角度，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充分吸收正反两个侧面的信息，不仅是开放自信的表现，更能从海量信息中找到破解难题的钥匙。如今以云计算为代表的“大数据”时代，智慧城市、智慧管理、智慧决策都依此而建立。唯有建立官民互动、内外互通、正反互博的信息交流平台，并疏通意见建议上传渠道，必将有助于形成科学高效的决策咨询机制，使解决复杂问题的思维视角更加多元。例如，各地如何对接重大国家战略，产业如何拓展海外空间等前端课题，充满竞争给养的空间里总能擦出智慧的火光。 期待拥有一项特殊的“豁免权”。毛泽东说，我们党就是要有一批敢于胡思乱想的人。习近平也说过，“我们党需要有一批‘踱方步’的人”，这都是希望有人来深谋远猷，从各种维度考虑党和国家大事，创造思想的无界空间，凝练超凡的智慧。尽管，宪法早已赋予公民批评建议权，但这仍不足以激发民间智慧、优配市场资源。知屋漏者在宇下。对于许多基层实践问题，“高大上”的智囊团未必干得过与“三农”打交道的“泥腿子”。只有尊重人才、广招贤士，以容错纠偏机制对待“草根智慧”，敞开襟怀听取治国策论，才会引来诸如“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那样的顶级民间智库，多一些治国安邦的“锦囊妙计”。 总之，只有补齐民间智库的“短板”，用活全域智力资源，由“智库大国”迈向“智库强国”、从智慧迈向“治慧”的兴国路径才更加可期。文章选自华龙网，2016年3月18日
2016年4月5日 -
王广发：创新教育要有国际化视野
腾讯教育讯 3月19日，“翼展未来”腾讯网国际教育展——2016年国际学校推介会在北京千禧酒店举行。王府学校校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王广发接受专访称，创新教育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因为涉及到我们的科技、学术、科研以及成果转化，甚至涉及到我们国家在未来大国崛起、强国、强军、强国防、强教育的时代，势必要为我们的未来创新打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宽松的体制、机制。 王广发：创新预示着变革，变革预示着与时俱进，教育应当结束传统应试教育的体制，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创新教育机制和体制，这是培养未来国际化人才所必须进行的变革，所以说刚才一开始我提到创新就是变革。 随着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直创新变革，在产业转型的变革、人才培养的变革、制度创新的变革、国家治理的变革等等，最终被人认为应当跳跃在教育的变革。因为教育是未来，人才科技是明天，经济发展是过去。我们必须掌握好过去、明天和未来的各个阶段的重要关系。因此，创新教育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因为涉及到我们的科技、学术、科研以及成果转化，甚至涉及到我们国家在未来大国崛起、强国、强军、强国防、强教育的时代，势必要为我们的未来创新打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宽松的体制、机制。 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谈一谈创新教育，我们的克强总理提出认真积极开展“双创”活动，对于创业、创新，产业转型势必给人才提出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我们应当高度认识到人才来自何方，应当来自教育，来自我们的常规基础教育，来自娃娃教育，来自幼教，来自学前班，让他们从小就享受到快乐教育。因此，我们单一的在高等教育去实现创新是远远不能满足未来创新教育的变革和发展。所以说，刚才也是鄙人的一点建议。 至于创新教育怎么去创新，我想光我们国家的教育，用我们自己的创新思维还不够，要走出去、引进来，把发达国家的先进教育理念、先进教育资源、先进教育课程、先进教学方法、先进教考分离、先进测评标准考试标准，与我们国家的教育体制机制达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样就可以结合发达国家的教育去把我们的教育带动一下、促进一下，甚至刺激一下，让他们在教育的变革当中去改变自己、挑战自己、完善自己。首先要从我们的教育体制机制去改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以发达国家先进的教育思想来改变自己。我们通过人才培养的标准，就可以感觉到创新教育是“十三五”发展规划的重中之重，只有创新教育才能培养创新人才，只有创新人才才能满足我们国家各个地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对于国家产业转型的创新需求。文章选自腾讯教育，2016年3月19日
2016年4月5日 -
郑永年：对中国经济基本面有信心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访谈动机】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应从哪些方面寻找发展动力，应如何为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托，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话题。其中，中国政府力推的“供给侧改革”引发了人们的热议。海外学者如何看待供给侧改革？了解相关情况，这可以为我们理解这一政策提供更加广阔的视角。为此，《国际先驱导报》专访郑永年教授，请他阐述自己对“供给侧改革”及中国经济发展的看法。供给侧改革并不意味政府退出市场 《国际先驱导报》：您如何理解“供给侧改革”这一概念，以及其对当前中国经济的意义？ 郑永年：首先来谈谈“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从字面上来说，是来源于西方的“供给学派”。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它成为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核心，具体体现在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的政策上。供给学派在理论上极为强调市场的作用，但在实际政策中，它只是对过去政府作用过大的矫正。它在减税、实体经济领域的私有化和减少政府规模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包括医疗和教育在内的社会领域并未成功。 以我个人的理解，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源于中国政府转型的需要。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政府不仅需要支持企业的成长，也需要培养市场的发育。但在企业成长起来和市场逐渐成熟后，政府本身就要转型，从经济活动的主体转型成为规则制定者。而就政府与经济关系来说，存在如下变化： 第一，经济规模变大，政府的经济治理变得极其困难。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可以根据需要管理经济。在改革初期经济规模较小时，政府也可以用各种方法有效地干预经济。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二，传统的办法不会有过去那般有效。 第二，项目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过去，政府可以采用项目投入来刺激经济增长，像港口、机场、公路、高铁等基础设施，但现在却很难。一方面是因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基数已经完全不同。 第三，国有企业“平准经济”功能弱化，国有企业已经更加接近于企业，无论其是营利性质的，或是公共服务性质的。 第四，中国经济受国际经济影响巨大，但政府很难干预国际经济。对于国际经济的变化，政府只能做出反应，并没有控制能力。 但应当强调的是，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可以退出市场。以上这些变化恰恰要求中国政府拿出干预经济的新形式，而非退出市场。虽然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产能过剩、杠杆过高、制度供给不足等，都有政府过度干预的背景，但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并不是要取消政府的作用，在很多领域，政府的管理反而需要加强。金融和互联网领域需“去产能” Q：如果站在政府的角度来看，您认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有哪些空间？ A：从供给角度说，主要可以分为“经济”和“政策”两个领域。在经济领域，有如下这些方面： 首先，中国需要新一轮的财政刺激计划，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消化库存和产能。尽管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仍然很大，比如“城市品质”就还有诸多欠缺——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建设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在城市品质方面。这包括城市绿地、地下管道建设、污水处理、各类污染治理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等。良好的规划和建设，可以提高城市的品质，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在此方面均有需求。 其次，要重视生产性社会投资，而且应为民营资本提供这方面的空间。以往，中国只有生产性投资，而没有生产性社会投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以往都被视为是社会福利，但实际上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社会消费”，而是生产性的“社会投资”。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学校、医院、养老院、体育设施、停车场等的建设都还不足。以体育设施建设为例，在新加坡，几乎每一个小区都有一个游泳池和体育馆。大批体育设施培养了新加坡人喜爱锻炼的生活方式，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会减轻政府的医保负担。 第三，要重视农村现代化。即使中国的城市化达到很高水平，也仍会有大量人口居住在农村。在一些地方的农村，缺乏集中的卫生、供水、供暖和空调设施。 在农村问题上，还应当考虑解决土地的流转问题。目前对城镇化仍有深刻的误解，很多人想推动农民进城消化过剩的房地产产能。这可以是城镇化的一个方面，但如果是全部，必然导致失败——农民进城并非提供住处那么简单，还需要一整套配套举措。另一方面，农村居民也不应仅仅是农民，还应容许城市居民到农村居住。因此，土地流转的重要意义在于容许社会资本进入农村。 第四，加快跨区域的生态安全、江河治理等项目，这些项目需要中央政府的协调，但也能消化大量的库存和产能。 第五，要重视建设内部消费社会。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很强，但国内供给不足，只好到外部消费。从各种服装鞋包到马桶盖、电饭煲和感冒药都要去国外购买。这是对中国制造业的巨大讽刺。这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商品在质量、品牌等方面存在着瓶颈，不能适应消费者的需求；一方面是价格的问题，各类产品的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相差实在过大。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这与对实体经济重视不足有关。这些年，中国对互联网谈得太多，对实体经济反而谈的太少，搞虚的东西太多。在技术创新被忽视的情况下，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就导致了外部消费社会的产生。 第六，发掘新的经济空间和技术空间。以医疗和药品行业为例，最近一家温州医疗企业在香港上市，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是国内首家精神疾病私立专科医院。中国的医药行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有大量的病例供医生参考，如果精心去做，在现行医疗技术的基础上，中国可以达到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技术。 在经济方面，还要注意“过度金融化”和“过度互联网化”的投机问题。目前有很多资金都涌入了这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恰恰需要“去产能”。 过度金融化所导致的负面效果不言自明。金融经济必须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但现实刚好相反，金融经济是在蚕食实体经济。为了追求金融业的高回报，大量的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金融业。很多短时间内拔地而起的金融保险业高调炒卖实体企业，它们炒卖企业就如同它们炒卖股票那样。这样下去，今后可能会出现潜在的金融危机。 另一方面，互联网业又与金融业相结合，成为投机资本的重要去处。例如一些所谓的P2P企业甚至已经深入农村。一个连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居民都搞不明白的东西，如何让农民搞得明白？这会演变为一场“强者”加害“弱者”的运动。更重要的是，这两个行业的虚火导致投机盛行而实干精神急剧衰落，大量的年轻人转入互联网和金融。即使是“富二代”大部分也是在玩互联网和金融，根本没有其父辈开创实体经济体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国今后要极为注意的。重视建立正常的市场机制 Q：在经济领域之外，政策方面的供给侧改革空间主要有哪些？ A：是的，供给侧改革也有政策改革的一面。过度的政策或者错误的政策就是这里所说的“错误的供给”。因此，供给侧改革需要的是一整套新的制度和政策供给，在最低限度上纠正过去的供给过度，弥补供给不足，刺激需求，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比如，中国经济一向是由五个主要角色支撑的：中央政府为首，下面是我常说的“四条腿”——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但目前，企业的活力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以企业家的角度来考量，可以看看供给侧改革应当如何设计： 首先，保障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是中国政府多年所努力要实现的目标，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为企业家提供稳定而有利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则是制度建设，尤其是法制和法治。 其次，重视建立正常的市场机制。没有市场，企业家就没有活动空间。在这方面，企业家面临的困境至少有二：一是市场空间的垄断状态。一些国企或大型民企实现垄断后，只是简单地扩张市场，并非提升已有市场的质量。在缺乏反垄断体系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很难发育。二是行政干预。政府行政权力仍然过大，不仅没有把很多权力下放给企业和市场，而且随意干预市场。 再次，制度化的政商关系。企业的长远发展需要非人格化的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非企业和政府官员个人之间的关系。在任何社会，政商关系既不可避免，也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但企业面对的必须是作为组织和制度的政府，而不是一个个政府官员，官员只应是政府的代表。企业所需要的是可以继承下去的制度化了的政商关系，而不是不能继承的人（企业家）与人（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 第四，金融的平等。国企与民企、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金融条件不平等，这就要求大力发展民营银行，尤其是为中小型企业发展服务的地方性银行。 第五，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各方面的制度条件。在任何社会，中小企业的发展至为重要，尽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会太大，但它们是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而充分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这就需要政府提供包括税收、投资空间、咨询提供、人才培养、市场关联等方面的服务。 第六，税赋的平等。不同的税种要维持在合理水平，企业不能承担高过其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税赋。对企业要减税，减税才能扩大企业的投资动机，而企业经济活动的扩大才能扩大税基。实际上，通过减税来促进经济发展是西方供给学派的核心之一。 最后，合理的社会负担。企业要承担社会负担，但应当是合理的社会负担。今天中国企业的社会负担值得认真评估。一般来看，当前社会负担在企业总体负担中大概占五分之一甚至更多。如果税负过重，就会刺激企业逃税；如果社会负担过重，也会刺激企业作假、逃避社保，甚至在感觉不安全的情况下转移财产，避免日后被政府追责甚至“清算”。发挥中国经济基本面的优势 Q：对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目前国际上有各种说法，您持何种评估？ A：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还是挺好的，现在关键是要发挥基本面的优势。 第一，中国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30多年来，中国进行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的基础设施水平可算是世界一流的。 第二，中国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工业化阶段，有大规模的制造业基础，这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在其他新兴经济体，很少能够看到这样规模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 第三，中国有很好的基础教育体系，有相对较好的人力资源基础。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也许因为这些都是东亚文化圈的经济体，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经济学家是不太重视文化的要素，因为比较“软”，但我觉得还是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发生长远的影响。 第四，中国已经开始从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向内部消费经济体的转型。在政府部门“三公”消费等减少的情况下，中国的消费水平还是提高很快，这表明民间消费在快速增加。 最后，新兴产业也在兴起，尤其是服务业最近几年兴起得非常快。这也对就业形成了利好，虽然经济减速，但就业还是不错的。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还有很大潜能，现在就是要通过有效地改革，将这些潜能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果。对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应当有信心。文章刊于《国际先驱导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4月5日 -
饶毅：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饶毅，1962年生于江西，1991年取得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神经科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细胞迁移的分子机理、及其在控制肿瘤转移的应用，曾主持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支持的Gordon国际会议。曾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现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学术副所长，美国西北大学神经内科学Elsa Swanson讲席教授、Feinberg临床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主任。在北京大学，我在体制上进行了改革，也推动了文化上的改变。从开始回来，我就认识到回来的意义不是帮我做什么东西，而是我做下来的东西是一个实在的、值得推广的、对这个单位有好处的东西。留学路上的故国情 对我们这代人影响最大的事件是1977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在那以前，中国正规的高等教育停止了11年。我是78届，也是第一届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大学的，当时国家很重视科学，从科学教育出发推动国家进入新时代，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我的人生规划跟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家庭背景都有关系。当时整个社会都在追求高等教育，追求科学。我在大学四年以及在上海读研究生的两年里，在科学上是有相当程度的准备的。我家里很多人都在大学或科研单位工作。所以，我去美国做的也是基础科学，虽然后来到了旧金山加州大学的医学院读研究生，但我对行医并没有兴趣，而是希望在科学方面打下更好的基础，以后做研究。 我们这一代留学生，绝大多数还是很关心中国的。1985到1991年，我在旧金山加州大学读研究生，但跟国内的导师、同事和一些科学家都有联系。中国科学院最早的《神经原》杂志还是我从美国这边的编辑部邮寄去的。后来，我到哈佛大学做博士后，之后又开始做助理教授。有一次在多伦多开会碰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先生，此后就跟中国科学院联系询问能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当时，中国大规模的科研人员、自然科学人才流失，中国科学院很缺人。周光召先生很欢迎我们，就让当时负责生命科学的副院长许智宏、我和鲁白三个人在上海办一个联合实验室。 此外，我们后来还办一个国际会议，1998年开始在北京召开，2000年搬到了香港，现在是每两年开一次。1999年，我们跟蒲慕明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后来德国科学家乌里?施瓦茨和我又共同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我担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是因为当时科技部和北京市在新加坡一些华人学者的提议下要成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后来遇到一些问题就又重新开始招聘，王晓东和邓兴旺做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所长后就让我来做学术副所长。所以，我在任何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上都一直跟中国有联系。实验室之外 实验科学要花很多时间读文献、做实验、写文章。在学生和博士后阶段实验都得自己做，但从助理教授开始，有实验室了，自己做实验的时间越来越少，多半是学生做实验。做实验少了，时间会空出一部分，而且我读文献很快，这样空出来的时间又多了一部分。我原来就喜欢看科学史，到美国以后希望搞清楚中国历史遗留的问题，开始看一些中国史，再看一些美国史。所以，我想有时间就写一点科普文章。 我在美国，在维护华人权益方面做过一些事情。在美国做研究的华裔，做学生的要比做教授的多得多，当然，你可以说这是语言的问题，但有时候并非语言的问题。我看过这类事情，一个招聘委员会，主任是个白人，一个中国人的申请过来，他连申请资料都没翻开就以语言不好为由拒绝了申请人。申请人写的材料可以显示他语言不好吗？如果只是一个中国名字就假定他语言不好，岂不是有问题吗？实际上，最后在美国做教授的人语言都相当好，但因为很多东西被白人挑过一遍，所以在学术刊物、学会和其他行政机构获得的荣誉等也会相对少一点。在美国，永远是你有机会就要讲出来，但华人不敢讲。我看到这个问题之后就写东西寄给各个学会、刊物。他们对这个很敏感，收到之后，有些刊物马上就改。 我不仅反对给华人设天花板，还反对过达赖喇嘛到神经科学会演讲。美国神经科学会开年会是很大的学术会议，当时他们请达赖喇嘛来讲。我说这不对，这里面存在欺负人的问题。美国社会是具有相当宗教性质的社会，但美国科学家一般主张科学和宗教分开。虽然宗教很强大，但他们是不会请教皇过来在科学学术会议上演讲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请一个跟中国、亚洲有关的宗教代表人物过来，这里面有歧视。不能说在自己这边，科学家就是自由派，要跟宗教划清，到了别人那边就不管了。我也是从这个角度反对达赖喇嘛到神经科学会演讲，这次反对对我影响很大。美国的科学家同行都认为我这是帮中国政府说话，但事实并非如此。 回国与改革 我是2007年5月回到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当院长的，到2012年已经五年。当时学校认为我应该继续做下去，所以让我在院系领导的午餐会上讲一下过去五年的工作。我说不行，第一我得写下来，不能只说一下，要写一个材料，而且在吃饭的时候说太不正规了；第二我想不继续做了，在写的材料的最后一句就是我要辞掉院长的职务。 辞掉院长职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改革建立的体制里，对院长、教授、工作人员、学生都有相应的要求。理论上来说，应该由我的上级，也就是学校来规定院长怎么做。可中国的习惯是这样的，你搞改革，别人不对你这个职位的产生进行明确的规范，这也是很多改革最后改没了的原因之一。既然改革者要对自己的职位进行定义，那我要求自己肯定不做了，学校要通过像招聘我一样的模式，再招聘一个人。人选有了之后，给他的职权也要跟给我的一样，也就是说体制不是为我个人设计的，而是为这个职位设计的。后来，学校全部这样做了，院长产生和院长的职权也就制度化了，这样才算是做完了整个学院的体制改革。如果我这次不辞掉院长之职，那还要等我下次辞职的时候才能实现改革的制度化，这样改革就会被推迟。 在北京大学，我不仅在体制上进行了改革，也推动了文化上的改变。我一直希望招聘比自己好的人，所以我们大力引进了哈佛大学的谢晓亮教授。他是学化学的留学生中第一个做美国科学院院士的，他把化学、物理的技术用于生物。引进之后，我们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全面支持，他成立的生物动态成像中心挂靠在生科院，有很多东西要我签字。我每次签字就像图章一样，问都不问。既然请人来做事情，就要全力支持。一定要在文化上有所改变，支持那些做得好的人，包括比自己做得好的人，而不能做成武大郎开店，别人不能比自己好，比自己好的人就不要。文章选自《海归者说-我们的中国时代》，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CCG主任王辉耀，中译出版社
2016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