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并不意味政府退出市场

　　《国际先驱导报》：您如何理解“供给侧改革”这一概念，以及其对当前中国经济的意义？

　　郑永年：首先来谈谈“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从字面上来说，是来源于西方的“供给学派”。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它成为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核心，具体体现在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的政策上。供给学派在理论上极为强调市场的作用，但在实际政策中，它只是对过去政府作用过大的矫正。它在减税、实体经济领域的私有化和减少政府规模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包括医疗和教育在内的社会领域并未成功。

　　以我个人的理解，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源于中国政府转型的需要。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政府不仅需要支持企业的成长，也需要培养市场的发育。但在企业成长起来和市场逐渐成熟后，政府本身就要转型，从经济活动的主体转型成为规则制定者。而就政府与经济关系来说，存在如下变化：

　　第一，经济规模变大，政府的经济治理变得极其困难。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可以根据需要管理经济。在改革初期经济规模较小时，政府也可以用各种方法有效地干预经济。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二，传统的办法不会有过去那般有效。

　　第二，项目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过去，政府可以采用项目投入来刺激经济增长，像港口、机场、公路、高铁等基础设施，但现在却很难。一方面是因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基数已经完全不同。

　　第三，国有企业“平准经济”功能弱化，国有企业已经更加接近于企业，无论其是营利性质的，或是公共服务性质的。

　　第四，中国经济受国际经济影响巨大，但政府很难干预国际经济。对于国际经济的变化，政府只能做出反应，并没有控制能力。

　　但应当强调的是，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可以退出市场。以上这些变化恰恰要求中国政府拿出干预经济的新形式，而非退出市场。虽然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产能过剩、杠杆过高、制度供给不足等，都有政府过度干预的背景，但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并不是要取消政府的作用，在很多领域，政府的管理反而需要加强。

金融和互联网领域需“去产能”

　　Q：如果站在政府的角度来看，您认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有哪些空间？

　　A：从供给角度说，主要可以分为“经济”和“政策”两个领域。在经济领域，有如下这些方面：

　　首先，中国需要新一轮的财政刺激计划，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消化库存和产能。尽管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仍然很大，比如“城市品质”就还有诸多欠缺——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建设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在城市品质方面。这包括城市绿地、地下管道建设、污水处理、各类污染治理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等。良好的规划和建设，可以提高城市的品质，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在此方面均有需求。

　　其次，要重视生产性社会投资，而且应为民营资本提供这方面的空间。以往，中国只有生产性投资，而没有生产性社会投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以往都被视为是社会福利，但实际上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社会消费”，而是生产性的“社会投资”。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学校、医院、养老院、体育设施、停车场等的建设都还不足。以体育设施建设为例，在新加坡，几乎每一个小区都有一个游泳池和体育馆。大批体育设施培养了新加坡人喜爱锻炼的生活方式，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会减轻政府的医保负担。

　　第三，要重视农村现代化。即使中国的城市化达到很高水平，也仍会有大量人口居住在农村。在一些地方的农村，缺乏集中的卫生、供水、供暖和空调设施。

　　在农村问题上，还应当考虑解决土地的流转问题。目前对城镇化仍有深刻的误解，很多人想推动农民进城消化过剩的房地产产能。这可以是城镇化的一个方面，但如果是全部，必然导致失败——农民进城并非提供住处那么简单，还需要一整套配套举措。另一方面，农村居民也不应仅仅是农民，还应容许城市居民到农村居住。因此，土地流转的重要意义在于容许社会资本进入农村。

　　第四，加快跨区域的生态安全、江河治理等项目，这些项目需要中央政府的协调，但也能消化大量的库存和产能。

　　第五，要重视建设内部消费社会。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很强，但国内供给不足，只好到外部消费。从各种服装鞋包到马桶盖、电饭煲和感冒药都要去国外购买。这是对中国制造业的巨大讽刺。这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商品在质量、品牌等方面存在着瓶颈，不能适应消费者的需求；一方面是价格的问题，各类产品的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相差实在过大。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这与对实体经济重视不足有关。这些年，中国对互联网谈得太多，对实体经济反而谈的太少，搞虚的东西太多。在技术创新被忽视的情况下，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就导致了外部消费社会的产生。

　　第六，发掘新的经济空间和技术空间。以医疗和药品行业为例，最近一家温州医疗企业在香港上市，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是国内首家精神疾病私立专科医院。中国的医药行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有大量的病例供医生参考，如果精心去做，在现行医疗技术的基础上，中国可以达到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技术。

　　在经济方面，还要注意“过度金融化”和“过度互联网化”的投机问题。目前有很多资金都涌入了这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恰恰需要“去产能”。

　　过度金融化所导致的负面效果不言自明。金融经济必须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但现实刚好相反，金融经济是在蚕食实体经济。为了追求金融业的高回报，大量的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金融业。很多短时间内拔地而起的金融保险业高调炒卖实体企业，它们炒卖企业就如同它们炒卖股票那样。这样下去，今后可能会出现潜在的金融危机。

　　另一方面，互联网业又与金融业相结合，成为投机资本的重要去处。例如一些所谓的P2P企业甚至已经深入农村。一个连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居民都搞不明白的东西，如何让农民搞得明白？这会演变为一场“强者”加害“弱者”的运动。更重要的是，这两个行业的虚火导致投机盛行而实干精神急剧衰落，大量的年轻人转入互联网和金融。即使是“富二代”大部分也是在玩互联网和金融，根本没有其父辈开创实体经济体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国今后要极为注意的。

重视建立正常的市场机制

　　Q：在经济领域之外，政策方面的供给侧改革空间主要有哪些？

　　A：是的，供给侧改革也有政策改革的一面。过度的政策或者错误的政策就是这里所说的“错误的供给”。因此，供给侧改革需要的是一整套新的制度和政策供给，在最低限度上纠正过去的供给过度，弥补供给不足，刺激需求，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比如，中国经济一向是由五个主要角色支撑的：中央政府为首，下面是我常说的“四条腿”——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但目前，企业的活力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以企业家的角度来考量，可以看看供给侧改革应当如何设计：

　　首先，保障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是中国政府多年所努力要实现的目标，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为企业家提供稳定而有利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则是制度建设，尤其是法制和法治。

　　其次，重视建立正常的市场机制。没有市场，企业家就没有活动空间。在这方面，企业家面临的困境至少有二：一是市场空间的垄断状态。一些国企或大型民企实现垄断后，只是简单地扩张市场，并非提升已有市场的质量。在缺乏反垄断体系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很难发育。二是行政干预。政府行政权力仍然过大，不仅没有把很多权力下放给企业和市场，而且随意干预市场。

　　再次，制度化的政商关系。企业的长远发展需要非人格化的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非企业和政府官员个人之间的关系。在任何社会，政商关系既不可避免，也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但企业面对的必须是作为组织和制度的政府，而不是一个个政府官员，官员只应是政府的代表。企业所需要的是可以继承下去的制度化了的政商关系，而不是不能继承的人（企业家）与人（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

　　第四，金融的平等。国企与民企、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金融条件不平等，这就要求大力发展民营银行，尤其是为中小型企业发展服务的地方性银行。

　　第五，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各方面的制度条件。在任何社会，中小企业的发展至为重要，尽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会太大，但它们是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而充分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这就需要政府提供包括税收、投资空间、咨询提供、人才培养、市场关联等方面的服务。

　　第六，税赋的平等。不同的税种要维持在合理水平，企业不能承担高过其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税赋。对企业要减税，减税才能扩大企业的投资动机，而企业经济活动的扩大才能扩大税基。实际上，通过减税来促进经济发展是西方供给学派的核心之一。

　　最后，合理的社会负担。企业要承担社会负担，但应当是合理的社会负担。今天中国企业的社会负担值得认真评估。一般来看，当前社会负担在企业总体负担中大概占五分之一甚至更多。如果税负过重，就会刺激企业逃税；如果社会负担过重，也会刺激企业作假、逃避社保，甚至在感觉不安全的情况下转移财产，避免日后被政府追责甚至“清算”。

发挥中国经济基本面的优势

　　Q：对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目前国际上有各种说法，您持何种评估？

　　A：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还是挺好的，现在关键是要发挥基本面的优势。

　　第一，中国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30多年来，中国进行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的基础设施水平可算是世界一流的。

　　第二，中国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工业化阶段，有大规模的制造业基础，这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在其他新兴经济体，很少能够看到这样规模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

　　第三，中国有很好的基础教育体系，有相对较好的人力资源基础。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也许因为这些都是东亚文化圈的经济体，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经济学家是不太重视文化的要素，因为比较“软”，但我觉得还是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发生长远的影响。

　　第四，中国已经开始从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向内部消费经济体的转型。在政府部门“三公”消费等减少的情况下，中国的消费水平还是提高很快，这表明民间消费在快速增加。

　　最后，新兴产业也在兴起，尤其是服务业最近几年兴起得非常快。这也对就业形成了利好，虽然经济减速，但就业还是不错的。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还有很大潜能，现在就是要通过有效地改革，将这些潜能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果。对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应当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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