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锋：中欧不是竞争对手，而是系统性合作体
2025年7月3日
2025年5月23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十一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京举行。中金研究院董事总经理朱锋在以“中欧50年：变化世界中的双边关系”为主题的圆桌研讨上发表以下观点：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必须更加清醒地思考：如何走出过去百年反复上演的动荡轮回，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和平与繁荣。
回顾过去一百年，世界曾经两度陷入大战。在此之后，我们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短暂的繁荣期，全球化高速推进，贸易和投资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但这种态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生了逆转，全球化开始放缓，甚至出现碎片化和逆全球化的趋势。此后新冠疫情、地缘冲突、美国贸易战等接踵而至，这些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全球治理与合作的必要性。
二战后其实出现过“区域全球化”——主要在美欧之间推动一体化。而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层面全球化”是从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以及中国加入WTO之后才开始的，那是一段全球贸易和投资高速发展的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WTO的进展，为整个全球体系注入了动力。但历史也告诉我们，日本和欧洲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崛起曾冲击布雷顿森林体系，导致其部分解体。今天我们面对的挑战不同，但本质相通——大国崛起会引发对现有国际体系的重构压力。
我注意到马斯克最近在X平台上的一条推文提到，中国的购买力平价GDP已超过35万亿美元，美国为29万亿，欧盟22万亿。这不只是数据，更投射出一种关于全球权力重组的想象。在这种背景下，中欧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只是静态的贸易伙伴或竞争者关系，而是一种动态博弈，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来管控摩擦，增强合作。
欧盟有一句经典的三重定位：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系统性对手。这一定义本身就透露出双边关系的复杂性。但也正因为复杂，我们更需要开放性的对话。关于“脱钩”和“去风险”的讨论，在我看来，前者会导致更大的地缘政治风险。回顾战后的欧洲经验，正是一体化降低了风险，而不是分裂。
中欧在货物贸易上存在逆差问题，这是事实，但服务贸易上欧盟对中国有顺差。这说明中欧经济关系并非简单的单向依赖，而是结构性的互补。正如布鲁尼教授提到的，中国要从“工业大国”转型为“消费大国”，这需要时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美国和英国的转型都花了很长时间，中国也不例外。
我们还应正视当前关于“产能过剩”的争议。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复杂且有争议的。比如航空产业，波音和空客都享受大量补贴；农业补贴在欧美也是常态。那么我们如何界定“过剩”？是以全球总需求为标准，还是以区域市场为基准？这是中欧未来必须认真对话的问题。
全面投资协定曾经搁置，但它包含的“公平竞争”原则仍具有重要价值。我们或许不需要回到原始版本，但应该重新审视其中有益的内容。毕竟，贸易和投资是深化一体化、实现互信与共同繁荣的重要途径。
眼下WTO机制陷入停滞，布雷顿森林体系也面临系统性松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停下脚步。中欧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完全可以率先推动双边框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非排他性的协议网络，逐步降低关税、技术壁垒和制度障碍。如果美国愿意参与，那当然更好。
其实，解决中欧关系中的“共同点”要远比解决“难点”容易。比如环境与气候议题——我们已经在《巴黎协定》框架下取得诸多成果，但完全可以进一步加强绿色合作与联合倡议。又比如数字经济，作为数字领域的两大力量，中欧有必要一起推动跨境数据流、数字监管标准制定，与美国展开三方对话。
我始终认为，持续的沟通比任何一纸协议都来得重要。我们不应互相指责谁“应该做什么”，而是要协商“我们谁能做什么”。合作的本质从来不是命令，而是共识构建。
我对中欧关系持谨慎乐观态度。通过务实协商与战略协调，我们依然有机会共建一个和平、稳定、可持续繁荣的世界秩序。
本文依据嘉宾在由由全球化智库（CCG）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CPAFFC）联合主办，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ACCWS）与中美交流基金会（CUSEF）协办的“第十一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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