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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中文网】邱震海：重塑文明秩序与执政党转型
邱震海，凤凰卫视评论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 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近日在京举办的“郑永年‘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再塑意识形态》)交流会”上，凤凰卫视评论员、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邱震海提出了中国崛起对现有世界秩序所造成的五大挑战，而我们在文明秩序上的差异正是东方价值观所能贡献给世界的。 一、以正确的研究思路和技术路径重塑文明秩序 中国学者要研究我们的文明、意识形态等问题，要有一个正确的思路，我称之为“顶天立地”。“顶天”就意味着要思考前卫、尖端的问题，尤其是中国文明跟世界的对接、中国文明的定位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50到100年以后中国人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总有一些前端的学者摆脱意识形态、各种茫然，站在最尖端的领域中做一些梳理，这些研究也许在100年以后会像马克思·韦伯当年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揭示了许多宗教跟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立地”则代表研究的内容有操作性，例如如何整合和分离国家意识形态和党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在目前中国转型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情况下，首先让大家心理上接受，同时技术上也可以操作，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接地气，既要有高度，又要站在建设性立场上。中华文明的问题最快会在几十年以后突显。 中国崛起可能会对五个现有的世界秩序形成挑战。一个是世界经济秩序，我们以前做市场，现在经济体崛起已经开始。第二是安全秩序，我们的领土、能源。第三是政治秩序，到底是西方主导还是东方主导，过去500年西方主导，慢慢变成东方主导还是中西共治，这一点正在经历转型。第四是心理秩序，第五是文明秩序，这一点东西方差异比较大。 这五个方面，前面的经济秩序、安全秩序是很实在的话题，后面的政治秩序、心理秩序、文明秩序则比较无形，如何去把握和建设这些方面是比较难下定论的。 部分学者已经开始文明秩序的研究，国内官方体制也在加强宣传，像核心价值观，希望塑造一些东西，包括提出中国自信、中国梦、中国模式，试图从中国成功的东西里面总结出我们文化基因的作用，写出中国故事。但是现在为时尚早，我们的文明秩序还没有架构，架构不是说来就来，它是一个水到渠成的问题。此外，还有很多盲点混在一起，有被现有体制利用的因素在里面。抛开这些，我们需要尖端学者思考这些问题。文明的重构，一是自然形成，另外也需要一些尖端学者在最前沿做一些开拓性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把普世价值观称为西方价值观，是缺乏自信的表现。过去500年是西方的世纪，所以西方用来覆盖或者验证经济文明工业化并取得成功的那些体制，就跟普世价值观划等号了。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普世价值观将会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来自西方，一部分来自东方。只是现在来自东方的部分还未发展成熟，实力、能力和见解还没达到一定高度，即使官方出于积极目的，也会因为能力不足或者体制转型不到位产生曲解。实际上，中国模式、中国故事很好，由于说的不到位，没有说服力，老百姓不爱听，就会觉得没有吸引力，外国人则觉得根本不可能实现，需要一些学者真正在前沿做这些事。中华文明在崛起，我们的体制在过去二三十年间推动了经济腾飞，但是现在遇到了很多障碍，这是一个技术问题。正如外科医生在去除病变的同时又不影响别的身体机能的工作，我们要找到一个专业的办法转型，让体制内的能够听得进去，西方也能接受，同时又不引起国内的震荡，还要有正面的正能量使民族慢慢向前。 如果按照这个技术路径往下走，就涉及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问题。现在有观点认为国学根本不是儒学，我个人赞同这个说法。国学里面也有不少糟粕，西方有一句话说倒脏水把孩子也倒掉，现在我们是捡孩子把脏水也捡回来。过去我们确实丢掉了很多传统的文化，结果现在一些媒体知识分子，像国学大师宣讲似的，把封建国学里面的一些儒学糟粕也讲出来了。例如对皇权的尊崇，对个人权利的漠然，这都是不符合当今价值观的。所以国家意识形态整塑是一个非常尖端的问题，无论是讲文明，还是讲政治体制，只要提到国家意识形态，那讲的肯定是现代文明和现代法治，是要符合现代价值观的。重建普世价值观不能只看西方价值观。目前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只是因为500年前这一套体系在西方是成功的，但是照搬到东方土地上肯定会水土不服。未来东方价值观所能贡献给世界的，是我们的核心，是国家意识形态。 二、执政党转型是当务之急 我认为现在的执政党转型是当务之急，在过去几年舆论环境比较宽松的时候，我也常提到执政党转型。中国共产党所有的问题都是转型的问题，因为现在的市场经济是四位一体的，即由市场、政府、社会、法制共同组成市场经济，这中间就有执政党与市场的关系、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执政党与法制的关系。涉及到执政党，社会关系就复杂了，即便是我们的产权结构已经证明当前社会依然是由国家力量主导，尤其是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大家都呼唤国家介入。 执政党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目标。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党，当时的目标是什么呢？暂且不说意识形态，其远大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其体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个时期依靠的对象是无产阶级，使用暴力手段而不是民主的方式来推翻旧体制、建立一套新体制。我认为这三个要素是建政之前的执政党三要素，但实际上建政之后依然沿用了这三个要素。1949年到1979年，前30年用的还是这些，因为那个时候公有制是主体，老百姓是无产阶级，暴力的体现方式不是武装暴力了，可能是思想暴力，包括对媒体思想的管理、控制等。 1979年以后，尤其是八九十年代以后，当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好，就需要改变了。市场经济的手段是让人们致富，目标是让老百姓拥有私有财产。2006年《物权法》的诞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明确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虽然《宪法》里没有写老百姓通过市场经济、通过勤劳获得的私有财产必须得到法律保障，而且《宪法》决定体制依然是公有制为主导，但是观察一下社会的产权架构就会发现，公有制占的比例在减少，虽然作用还是很大。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主要体现在一些特定行业中，比如说航空母舰一定要国企来造。虽然国企依然是共和国的长子，但大部分的经济增长是民营经济在推，我们的目标是要让企业家拥有财产，让企业家的合法财产得到保护，让老百姓拥有物业。至少未来土地改革让农民拥有土地，这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其实只是党章和《宪法》里面没有写而已，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并且保护私有制，而公有制主要在国家重要的战略国防部分处于主导地位。目前中国的社会现状是无产阶级少之又少，这个阶级正在消亡。所以我们的统治手段不能再是使用暴力了，一定要讲游戏规则，一定要讲妥协、讲博弈，但这个博弈是不是西方模式另当别论。所以我觉得执政党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就在于愿意不愿意转？怎样转？所有的冲突都来自于这个问题本身，都是来自执政党，包括核心价值观和文明的问题。 最后我再用欧洲的经验补充一下政党转型的问题。如果没有当年修正主义的话，可能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就不会存在，今天的欧洲也不会变成人性化的欧洲。1959年，也就是二战结束14年之后，当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哥德斯堡开会，通过了《哥德斯堡纲领》。因为它当时已经参加选举，如果继续坚持原来的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价值观，采取阶级斗争、武装暴力、公有制等，反对的就是法制、个人自由，就会遇到很多内在的冲突，到了现实政治这个层面上，选民用选票把他们选下去。所以他们通过《哥德斯堡纲领》，勇敢放弃一些不合时宜、不与时俱进的价值观，拥抱一些新的价值观，跟现代社会基础结合，但是也继续保留原来的传统核心价值观。当然这是西方的做法，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一个左派政党的核心价值观可能不是社会主义，不是实现共产主义，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社会的公平正义，因为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永远需要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共和党实现不了，就选择民主党来完成这个任务。但是这个形式在今天的中国很难实现，我觉得这是值得内部学者思考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当时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有它的价值，只不过历史没有给它足够的时间去证明。过去十几年我们并没有很好地利用时间，有很多社会矛盾依然客观存在。未来国家意识形态与政党意识形态相分离，会不会也像核心价值观一样，写是写出来了，但是最终问题没有解决，这是我们要注意避免的。文章选自FT中文网，2016年4月15日
2016年4月21日 -
李文：用“混序”思想来创业和管理
理事简介李文，企业项目化管理创立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编 语】 微博上的李文像是“愤青”，总是操心天下大事。然而，在谈到企业管理时，就能深深感受到他的“术业有专攻”。多年来，他的丰富实践、潜心思考和冷静观察，使其对如今变幻莫测的商业世界中的企业管理有着独到的洞察和深刻的见解。◎ “‘混序’管理是科层制管理和项目化管理的共存 “混序”是李文管理思想的核心，概念来源于一位美国银行家，李文将其追根溯源，丰富发展。顾名思义，混序就是“混”和“序”并存，“混”是“混沌”，“序”是“秩序”，混序管理是一个组织体系里面同时存在混沌和秩序两个方面，也可以简单地理解成金字塔式的科层制管理与扁平灵活的项目化管理的结合。 混序管理的产生，与传统管理方法的诸多弊端有关。传统的管理方法为金字塔型结构，其严格的流程、规定、内部的官僚制、领导的地盘意识和小团体的观念，很挫伤员工积极性。项目制管理则可以促进企业的创新与活力，具体做法是把员工从各个岗位、部门抽调出来，成立团队，以项目为单位，大家相互协同和配合。“层级式的或金字塔式的组织采取严格的命令控制，要求令行禁止，下级完全地服从上级，而项目化的小团队要求平等、合作、共享，自发管理，团队没有中心，不是看谁官大就听谁的，而是根据大家的意见来共同决定。” 与传统管理方法相比，“混序”管理最根本的是改变了分配机制。“这种机制下，其实团队成员每次创新都相当于一次创业，已经从本质上改变了内部项目成员的地位，这种机制好过任何传统的激励、考核。”因为员工的身份和心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项目团队机制里最关键的是把员工的身份改变了，员工不再是打工仔，而是合伙人，是内部的创业家或创客，最关键的是员工变成了一个合伙人，能够参与项目成果的分配，这种激励是任何东西都不可替代的”。◎ “创业也分为‘混’和‘序’两个阶段 “混序”思想同样适合于创业企业的发展阶段，创业企业从0 到1、从1 到Ｎ的阶段也是从“混”到“序”的过程，用“混”来创生，用“序”来发展。“‘混’解决的是从0 到1 的问题，在一个混沌的模式进行多元化的混合和碰撞里，不要用权力去控制或干涉，让创意自由地产生，主要特点是开放、透明、平等和共享。‘序’解决的是从1 到N 的问题，使创造出来的产品快速地成长及规模化运营，需要强有力的有秩序的组织和机制来使其落地，通过标准化的生产不断去复制，不断去扩大产量。” 这就需要创业者根据不同的阶段来调整自身的管理思想，不断去改变自己，调整公司的企业文化。“‘混’的阶段一定要放开心态，放下姿态，给创业伙伴充分的自由，让他们各抒己见，广泛地吸纳大家的意见，直接采取很简便的、很灵活的小团队的方式，不要那么多的层级，不要设那么多的部门”，通过放任自流产生创意和想法后，“就迅速进入序的阶段，这时候要用纪律、制度、流程规范大家的行为。有些创业者后期疏于管理，没有标准，没有制度化，没有进行规范化管理，弄得最后越来越乱。”◎“混序其实是根据员工的不同来选择管理方式 在“混序”的管理机制下，创业者需要根据员工的不同特点，因人而异地安排工作。“有些人适合序的形式，他们不爱冒险，只喜欢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专业工作，不太爱交际，喜欢由上级拿主意自己去做，不喜欢自己作决策。这类人比较适合在传统组织里、在固定的岗位工作。”项目制管理具有创新性强、挑战性高的特点，需要员工有很强的自信心、很高的情商和爱冒险、抗打压的性格。“项目制管理下员工要能够承压，善于应对变化，不能太脆弱，要经得起打压，抗摔打，最关键的是要有很高的自我管理能力和高度的成就欲望，一个没有那么高的成就欲望的人，很可能遇到困难就退缩。”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混”的阶段或者是项目制管理有去中心化的特点，但去的是权力的中心化，而不是影响力的中心化，“虽然去除了权力领袖，谁也不是谁的上级，但必须存在一个精神领袖，需要一个权威和领导者”。他的领导力来源不是上级授权，而是自身的能力、魅力和人品。“未来的创新创业可能不需要传统的领导、老板或者高级的官员，但是一定需要这样的精神领袖和灵魂人物，他是团队凝聚的核心，是团队在遇到困难还能不退缩的精神支柱，这一点是必须要强调的。”本文选自《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CCG主任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4月21日 -
【金羊网】拿中国绿卡门槛有多高？10年仅7000多名外国人拿到
2016年4月18日下午，北京首钢队当家球星马布里在个人微博上公布，自己已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也就是所谓的中国“绿卡”。很多网友送上祝贺：“恭喜你获得了这张颇不易拿的绿卡。” 的确，中国绿卡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认为是世界上较难拿的绿卡之一。要达到怎样的标准才能拿到？4类外籍人士可申请 为了与国际接轨，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3年后，于2004年出台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首次采用国际通行做法，实施永久居留证制度，中国绿卡宣告诞生。作为世界绿卡家族的“00后”，中国绿卡的发放数量非常少。根据去年3月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蓝皮书的数据，我国绿卡制度自2004年8月实施以来，截至2013年为7356名外国人办理了永久居留手续。2013年，公安部批准1402人获得绿卡，为有史以来最多。 哪些外国人才有资格拿中国绿卡呢？羊城晚报记者梳理发现，中国绿卡大体分为任职类、投资类、特殊贡献类和亲属投靠类。所谓任职类，是指在对中国经济、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单位任职的外国籍高层次人才；投资类是指在中国有较高数额直接投资的外国籍投资者个人；特殊贡献类是指对中国有重大突出贡献或国家特别需要的人员；亲属投靠类则是夫妻团聚、未成年人投靠父母、老年人投靠亲属等家庭团聚人员。此次马布里拿到绿卡，就属于特殊贡献类。 数据显示，亲属投靠类和特殊贡献类占比接近8成，是两个最大的类型。就地域分布而言，北上广占据持有中国绿卡的外籍人士的半壁江山。 近年来，中央多个部门联合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移民计划（“千人计划”）。公开数据显示，截至去年5月，共有1306名通过“千人计划”等政策引进的外籍人才及其家属，以及各部委和省级人民政府推荐的高层次人才，获得中国绿卡。申请门槛逐渐降低 最近几年，中国逐渐降低了外国人申请中国绿卡的门槛，2012年，拿到中国绿卡的外国人达到1202名，2013年达到1402人。而2013年全年，美国发放给外籍人士的绿卡达到99万张。 申请中国绿卡的门槛有多高呢？以任职类为例，申请条件要求申请者是副厂长以上职位或副教授以上职称，在中国住满三年。根据规定，在技术人员绿卡方面，申请者则需要担任副总经理、副厂长等以上职务，并已连续任职满4年且居留累计不少于3年。中国式学术评价机制和职称评定，难倒了不少国际人才。即便是顶尖国际人才，要通过他们闻所未闻的“高级职称”，亦非易事。 除了满足实质条件外，外国人想要申请中国绿卡，还需满足程序要求。从本地公安局受理开始，还要通过省级公安厅（局）、公安部的审批，层层盖章，前后需要大约半年的时间。这也让不少外国人望而却步。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曾表示：“当时制定《办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外籍高层次人才。而鉴于中国是人口大国，而且当时来华发展的外籍人才远不如现在这样多，因此政策刚刚实施，制定得比较保守。”时间过去了十多年，中国对外籍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外国人对中国绿卡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 2014年，中央组织部就已经表示，有关部门正积极研究修改“绿卡”审批管理办法，降低“绿卡”门槛，设置更加灵活务实的申请条件，加大吸引海外人才的力度。文章选自金羊网，记者：赵鹏
2016年4月21日 -
【中国青年报】“一带一路”上国企要警惕哪些“坑”：外资本土化有风险
2016年2月15日，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大使黄屏拜会津巴布韦本土化及经济授权部部长朱沃。 “一带一路”上“走出去”的国企面临的问题比想象的多。 前不久，位于非洲南部的津巴布韦政府内阁通过决议，要求未能达到本土化要求的外资企业必须在3月31日前提交本土化实施计划，或者在4月1日之前将至少51%的企业股份交予津巴布韦黑人公民。但是在4月1日，津巴布韦政府决定暂时搁置本土化计划，暂时不收缴那些没能按照《本土化与经济权利法》交出控股权的外资企业的执照。 虽然“本土化计划”被暂时搁置，但对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投入诸多人力物力财力的中国国企来说，这类“本土化”政策无异于一种提醒：“一带一路”上也有风险，“走出去”时要警惕。津巴布韦推“外资本土化” 3月23日，津巴布韦青年发展、本土化与经济授权部部长朱沃宣布，此前一天该国政府内阁已全票通过决议，将推进“外资本土化”，要求所有外资企业必须在3月31日前向津巴布韦投资管理局提交“本土化实施计划”，如果不能在30天宽限期内提交该计划，这些外资企业的营业执照将被“直接吊销”。 所谓“外资本土化”，指外商独资企业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向津巴布韦的黑人转让51%的股份，否则将会被定为“不合规”企业予以“整顿”。朱沃表示，内阁的做法是为了确保本土化法规得到贯彻，同时帮助改善津巴布韦黑人的经济状况。 不过，在设定的最后期限4月1日，津巴布韦政府突然决定，暂时不收缴那些没按照《本土化与经济权利法》交出控股权的外资企业的执照。2016年4月7日，外交部副部长张明会见来华访问的津巴布韦外交部常秘毕马。 4月7日，外交部副部长张明会见应邀来华访问的津巴布韦外交部常秘毕马。会见中，张明希望津方在推进本土化法案、整合钻石矿过程中，能从两国友好合作大局出发，按照两国投资保护协定和本国法律，切实保护好中国在津企业权益，为双方开展互利合作营造有利环境，增强中国投资者赴津投资兴业的信心。 毕马表示，津方本土化法案中关于外资企业须将51%股份出售给当地人的规定仅限于矿业领域。在其他领域，外资企业可以同津方通过协商确定股权比例，没有硬性规定，外资投资活动可以照常开展。最近津政府整合9个外国合资的钻石矿，不是要将钻石矿国有化，而是建立统一的合资公司，以更好地利用本国资源，使津巴布韦人民真正从中受益。 毕马强调，这次整合行动也涉及南非、俄罗斯、澳大利亚、阿联酋等多国在津巴布韦的合资企业，绝不是针对中国企业。津方将依照本国法律及同中国签订的投资保护协定，保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愿同中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欢迎中国企业赴津投资。 虽然此次“外资本土化”政策被暂时搁置，但类似政策在津巴布韦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新政”。 中国商务部网站显示，2007年，津巴布韦颁布本土化和经济授权法案，要求在津所有企业中，津本地人所占股份不少于51%，外国人和白人拥有的企业必须将51％的股份出售给当地黑人或政府，新投资企业必须为本土人预留51％以上股份才能获准经营。 2008年，津巴布韦通过《本土化和经济授权法案》，成为国家法律。今年3月23日所公布的决议与该法案在内容、条款上几乎毫无变更。2010年颁布本土化和经济授权（总）条例，之后陆续出台矿业、制造业、金融业和旅游业等行业的实施细则。2008年和2013年上台的两届津巴布韦政府，都为此设立了专门的一个职能机构——津巴布韦青年发展、本土化与经济授权部。对中企影响有限，但风险值得警惕 中国大使馆提供的数据表明，目前已经有超过1万名中国商人在津巴布韦经商和生活，在我国驻津巴布韦使馆经商处注册的中资企业有45个。根据津巴布韦投资局核准的数字，2015年，津核准外商投资额（含合资企业）为31.63亿美元，中国是津巴布韦的第四大投资来源国，核准投资额约为1.89亿美元。 自2011年起，津巴布韦已成为中国在非投资的热点，连续3年成为中国对非投资前3位的国家，其中2011年在津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为4.6亿美元，2013年6.02亿美元，均列中国在非洲国家投资的首位。目前，有多家企业从事工程承包业务，主要涉及通讯、水利、电力及房建等领域。 中国是津巴布韦最大的外商投资来源地，“外资本土化”政策对在津的中国企业有何影响呢？ 中国驻津巴布韦经商参赞李耀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类本土化政策并非“突如其来”，也不是只针对中国企业，所有的外国投资者都面临本土化的命运；而且，本土化政策针对每个行业的规定不尽相同，在矿业等资源行业、农业等保留行业政策严格，在电力等津急需的领域在政策执行时间上有一定空间。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储殷判断，津巴布韦投资环境较差，风险也较大。“外资本土化”政策在多年前就被津巴布韦政府提出了，但并未彻底落实，4月1日再次搁置，说明此类政策在津国内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对以国企为代表的在津中国企业影响有限。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研究室主任杨立强教授，对津巴布韦采取此类政策“完全理解”，因为津巴布韦希望通过“本土化”的措施限制外资，并以此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而此类对外资的规制措施，各国普遍都有采取。 储殷强调，此类政策虽然影响不大，但的确说明了中国的很多企业在进入“一带一路”沿线上一些法制不健全的国家时，往往会面临各种风险。 他认为，“一带一路”沿线上，有不少国家政府信用缺失、政权更迭较快、政府管理能力不足，这些都会给“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带来风险。 杨立强表示，在“走出去”时，中国的国企和民企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国外基本不看你是国企还是民企，你顶的标签、扛的招牌都是中国企业”，因此应当平等看待“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一带一路”上，国企可能会遇到哪些风险 国资委新闻中心发布的《“一带一路”中国企业路线图》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国资委监管的110余家央企中有107家在境外设立了8515家分支机构，分布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的央企达80多家。 国资委的数据显示，中央企业境外投资额约占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70%，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约占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总额的60%。境外投资和对外工程承包的增长加速了中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进程。2014年中国共有62家承包商上榜世界250强，已有1家进入前10名，5家进入前30名。 国资委原主任张毅此前曾透露，“十二五”以来，中央企业境外资产总额从2.7万亿元增加到4.9万亿元，年均增长16.4%；营业收入从2.9万亿元增加到4.6万亿元，年均增长12.2%，截至2014年年底，中央企业境外经营单位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和利润占比分别达到12.5%、18.7%和10.6%。 种种数据都表明，在津巴布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建设能力较强的国企的角色和作用受到广泛关注。但是，国企面前的“一带一路”也并非坦途。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郭朝先表示，许多亚非国家政局不稳定，可能带来国家信用缺失、恐怖袭击等政治风险。此外，由于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较为落后，支付能力不足，后发进入当地市场的中国企业也面临着盈利空间较小等经济风险。 在储殷看来，目前我国对外投资的结构主要偏向于周期长、资本多的矿产和基建等行业，建设周期越长、资本越多，在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面临的风险也越大，“投资结构的问题不解决，那就肯定是高风险的”。 储殷指出，许多“走出去”的国企对外投资、建设往往是按照国家项目要求的，领导要求在这几年要拿出成绩，前期调查不够充分，或者不具备条件就匆匆上马，最后很容易出现诸多风险。“这些就是国企有短期行为的问题。”储殷说，“到底是政治为经济服务还是经济为政治服务，我们要搞清楚。” 风险不只是来自海外市场，“走出去”的国企自身也存在着能力不足的问题。 根据郭朝先的研究，由于国际化水平不够，不少国企在“走出去”时仍然沿用以前的办法，而新的制度又没建立起来，国际化的公司治理能力和内部制度建设跟不上。随着国企“走出去”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化人才短缺问题越发严重，“懂外语、懂技术、懂法律、领导能力和沟通能力强的人才尤其稀缺。” 郭朝先分析，虽然政府很支持企业“走出去”，但目前我国在支持企业“走出去”方面还有不少空白点。“比如说，情报信息的收集、税收的减免、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出口的保险、海外税收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一整套体系怎么补齐，行业协会怎么帮助，怎么支持？”国企“走出去”，风险如何防范 既然不是坦途，“走出去”的国企该如何避免掉进“坑”里。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院李锦分析认为，在“一带一路”上“走出去”的国企要尊重当地法律，以求合作共赢；在此基础上了解当地政局，与当地文化和生态相互适应、融合。杨立强分析，“走出去”时，国企要做两件事：识别风险和规避风险。 据他介绍，国企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话，首先需要充分了解风险。“从投资决策到投资的实施，再到中间的建设、运营，一直到投资的完成，将面临哪些风险？哪些风险是首要的，哪些风险是次要的，哪些风险是需要长期关注的，哪些风险是动态变化的，这都要长期研究。” 他认为，“走出去”的国企还需要对当地投资环境做好评估，如果要进入当地市场无法免除风险，就要想办法规避。“能不能在当地找一些合作伙伴，以合资的形式开展小规模投资，先试试水？或者联合一些跨国大企业？” 储殷认为，另一个值得参考的办法是重视安保和公共关系。可惜的是，现在很多“走出去”的国企不太具备这类能力，也不够重视这类问题。根据他的研究，国际上一些企业在当地的安保和公共关系的成本往往会达到总运营成本的20%以上，但我国企业往往连百分之几都很难达到。 “所以在进入当地市场的时候，要媒体先行，政策先行，而不仅是把国企在当地投资当做政治的辅助手段。”储殷说。 根据自己的研究，郭朝先认为整体来看，中国企业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下抱团出海是比较好的选择。“一个企业成功走出去了，其他的也跟着出去，慢慢地做大。” 事实上，我国正在通过建立境外工业园区的方式来实现国企抱团出海。 从2006年起，中国曾先后在赞比亚、泰国、柬埔寨、韩国、马来西亚等地，分两批设立了几十个经贸和工业园区。截至2014年年底，商务部重点统计的16家规模相对较大的园区，“已经完成投资总额超过100亿元人民币，入驻企业超过400家，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超过4万个”。 李锦表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境外工业园区，有利于带动更多中小企业“抱团”，从而减少和规避风险，并且带动装备和制造产能“走出去”，刺激社会投资的深度融合，带动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实现“国民共进”。 值得一提的是，已经有不少境外经贸合作区实际上是由民营企业作为实施主体而运营的。例如，浙江青山钢铁公司在印尼建设了青山工业园，华夏幸福基业有限公司在印尼合资建设产业新城。（记者 王林 赵璇）文章刊于《中国青年报》，2016年4月18日
2016年4月21日 -
【国际商报】谋建海外安保机制刻不容缓
随着中国企业实力的逐渐增强，加之“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步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然而，中铁建三名高管在马里遇难、海外员工遭绑架等安全事故频发，中国企业和人员的海外安全形势亦引发各界对海外安保的更多关注。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日前在北京举行了“‘一带一路’沿线企业员工安全与海外安保风险”研讨会，探讨中国企业员工安全与海外安保所面临的问题及应对之策。与会者普遍认为，海外安保是外交和国家安全事务的延伸和补充，将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为此，建立和完善我国海外公民人身和财产安保体系，组建中国自身的安保机制刻不容缓。海外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加之国际反恐形势严峻，一个愈发紧迫的课题——中国海外安保工作面临重大考验。 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2015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突破2000亿美元，达到2100.7亿美元，同比增长9.5%。另据初步统计，我国目前至少有1.6万家企业、84.7万名劳工分散在海外，且大多位于政治不稳、战乱频发、恐怖主义猖獗的高风险国家和地区。 中石油、中铁建、中化、中水电等“中字头”企业在国外安全形势紧张的地区开展了大量业务，面临大量海外安保问题。以中石油为例，其海外项目所在地中有20多个属于较高风险国家，诸如社区滋扰、绑架劫持、武装袭击、战争战乱等风险频现。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石油企业在尼日利亚作业期间先后收到多起社区、武装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威胁、敲诈及恐吓。“中国企业和员工在海外主要面临六大风险：地缘政治、恐怖袭击、绑架、战争、治安犯罪、重军火等，此外，健康风险威胁也不容忽视。”海外安全专家周晓飞如是指出。需求与安保能力反差巨大 中国企业与人员加速“走出去”的空前规模和广度，使得由此而面临的海外利益安全与政治风险倍增，中国在海外利益安全保障上一直存在的“短板”也就变得更加突出，安保能力与需求之间仍有较大落差。 周晓飞表示，海外安保主要包括“人防”“物防”和“技防”。“人防”力量主要包括中方安保、当地安保、当地军警武装、西方安保等；“物防”要求根据项目风险等级建设营地；“技防”要求配备各种报警、通信设备、门禁、监控等以满足安保需求的设施。“不管哪种防范，最关键的还是要具备安保意识。”周晓飞坦言，“目前只有很少的中国企业设立了专门的安保部门。”中国企业向海外派员前进行安全防范和应对的培训才刚刚起步。据介绍，中国企业六七年前才开始对外派人员进行培训，如中石油；不少企业近一两年才开始培训出国人员，很多企业则根本没有对出国人员进行安全培训的机制。 在海外安保中，大大小小的中国安保机构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海外安全与防卫研究中心副主任、京武盾安保公司总监刘新平指出，安保公司需要从海外安全形势的严重程度、中国企业和公民面临的威胁程度以及防范的脆弱度三方面评判、分析和研究中国企业在海外面临的风险等级，并给出相对应的系统化安全方案。然而，相较于西方安保企业，中国安保企业的实力差距较大，海外安保人员从业培训极度缺乏，甚至一些连最基本的培训教材都没有。 长期浸淫中国海外安全风险评估领域的东方锐眼风险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郑刚介绍说，目前从事海外安保的中国企业有20多家，但多数从事是最容易的安全培训，业务水平略高的公司从事海外中企业的营地安全管理，只有极少数安保企可以在高风险国建立本地化团队，提供整体安全解决方案。此外，中国安保公司普遍面临系统缺陷，如安保活动中最基本的民事情报网仍属空白。建立全方位安全保障机制 面对日益严峻的海外安保局势，与会者呼吁，要建立和完善我国海外公民人身和财产安保体系，全方位构建海外安保机制刻不容缓。 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执行所长、研究员黄日涵强调，海外安保需要更多顶层设计，不仅要有企业的元素，更需要政府的元素参与其中，帮助企业解决更多不需要由企业来承担的问题。刘新平也建议，政府应成立专门的机构督促企业落实安全政策。 事实上，海外安保早已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商务部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司2015年工作总结如是表述：2015年商务部共发布境外安全风险预警和提示33期；加强境外中资企业安全管理，开展境外投资合作安全生产大检查；参与处置也门撤侨、马里恐怖袭击等重大境外突发和安全事件10起。 刘新平建议，“走出去”的企业应继续加强安保防范意识，要成立专门的机构，拨付专门的资金，安排专门的人员负责海外安保工作。 黄日涵提出，海外安保应该体现中国特色，因为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面临的安保风险不一样。同时，中国有6200万华侨华人，有大量的华人社团、侨帮组织和当地的人脉关系可以争取。此外，还应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基础情报的动态研究也需跟上。安保企业“走出去”路在何方？ “海外安保市场非常大，年市场总额100多亿美元。这不仅是一个黄金市场，更是一个钻石市场。”当人们热烈探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机遇和挑战时，海外安保市场亦悄然形成。 陆陆续续已有数万中国企业走向海外，而迄今“走出去”的安保企业仅20家左右。如此巨大的中企海外安保市场，国内企业所占市场份额尚不足一成。在CCG近日于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沿线企业员工安全与海外安保风险”研讨会上，与会者探讨了海外安保服务行业“走出去”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安保企业不要把国内恶性竞争的手法带到海外市场，而要在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加强自身建设，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安保企业海外发展之路。“看到这么大的市场蛋糕，如果不是想着如何做好，如何解决中资企业的海外安全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往里挤，做过的没做过的、会做的不会做的都往里挤，这样就会产生恶意压价、恶性竞争。”中国海外安全与防卫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新平介绍说，海外安保需要体系化，一个安保人员每月的成本约为6000美元，如果报价在5000~6000元人民币，安排一些只是当过兵而非具有特殊素质、接受过特别培训的人员参与海外安保工作，不仅根本无法保障海外企业和人员安全，还会扰乱海外安保市场秩序。 对于海外安保行业已经出现的恶性竞争苗头和同质化问题，东方锐眼风险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郑刚表示，中国安保企业要形成全产业链布局和专业分工，企业需找准自身核心优势，差异化发展，最终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中国企业‘走出去’及公民个人的海外安保需求，为中国安保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可能。” 事实上，当前我国海外安保企业“走出去”还处于摸索和初创阶段，在咨询服务、信息安全、人员素质等各方面与西方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安保企业如何“走出去”，如何真正在海外发挥应有的作用是摆在行业面前的重要课题。郑刚指出，中国安保企业首先应该向欧美学习，进入某一具体国家前要对该国情况进行整体把握，全面掌握利益相关方的情况，进行系统的顶层设计。 “学习西方经验是应该的，但要做出一个中国的‘黑水’来是不可能的。”中安保公司国际部总监黎江表示，中国安保企业“走出去”要找准自身定位，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安保企业经验，需要加强自身建设，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中安保公司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涉足海外安保业务，其第一个安保业务是在柬埔寨收购了当地的一家安保公司，用当地公司的安保人员和执照，用中安保自己的经营管理模式，在当地合理合法的开展一些特种护卫业务。这可谓我国安保行业第一个“走出去”的案例。如今，中安保在东南亚、中东、欧洲甚至美国等地建立了多家分支机构，通过自营自建、收购并购等方式实现海外落地。 “目前我国‘走出去’的安保企业尽管数量不多，但有点乱，这是因为没有一个行业标准。”刘新平提出，“走出去”的安保企业应建立行业标准，成立行业联盟，进行规模化、专业化和规范化经营，真正有效务实地解决海外企业与人员的安全问题。 CCG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储殷从人力资源方面谈了对海外安保的看法。他指出，海外安保的长线布局需要当地人脉的长期经营，国内相关的资源分散在各个机构、地区，有待收集、沉淀、整合。参考欧美的“旋转门”机制，放宽相关政策，促进部分科研机构、外交单位和军事单位的人才旋转到安保行业中来，有助于提升行业整体质量。国家应加强全球人才培养和人脉运用，提升与各国人才的黏性，建立信任。他建议，设立海外安保信息的交流平台，鼓励海外企业、公民分享相关信息；国家对处于起步阶段的海外安保企业可提供一定政策扶持，包括信息服务和情报分析。（作者： 何芬兰）文章刊于《国际商报》，2016年4月13日
2016年4月21日 -
莫天全：创业路上要先行、专注和绝对领先
理事简介莫天全，搜房网公司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商界精英莫天全有一项鲜为人知的爱好--习武。在他看来，从商和习武有着共通之处，就算日理万机，他也要坚持练习散打、太极。现在，他创办的搜房网已成为国内排名第一的房地产家居网路平台，但他的雄心还不止于此，他的最终目标是要在中国做一个与道琼斯、麦肯锡、安德信齐名的信息咨询机构，目前的成就还只是一个开始和切入点。◆ “‘先行’，就是你一定要比其他人提早做事情。” 莫天全自认为是一个天生“创业者”，他喜欢新鲜事物，喜欢迎接挑战，坚信创业路上要比别人先行一步。 “如果说30% 的人或意见认为可以做某一件事，包括你自己也这么认为，此时我们就可能非常认真地思考，赶紧采取行动，付诸实施。如果50% 的人说这个事情可以做，我们还可能去做，但要更快地去做。如果60% 甚至70% 的人都说这个事情可以做，那时我们就不能再做了。简言之，我们一定要去做创新的东西、别人没做过的东西。这是把握机会的一个重要方面。”莫天全如是说。 从道琼斯回国后，他开始运营国内第一套房地产指数系统。当时，若只卖信息和数据库，很难做大一个公司，于是他抓住互联网兴起的机会，把公司业务嫁接到互联网平台上来，把传统公司转化成互联网公司，带领搜房网走上一条康庄大道。“我们一定要先行，即要有先发优势，我们的创业和运营队伍对此都有非常重要的体会。” 现在看来，莫天全当初无疑做了一个正确无比的决定，不过当时这个判断却蕴含了极大的风险。是时互联网出现尚不久，机会虽然大，但行业并不成熟，倒闭的互联网公司也不在少数。在当时的环境下，莫天全表现出胆量和远见，看准互联网的光明和宽广的未来，为公司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我们一辈子并不要做太多的事情，能做好一两件事情就好了。” 莫天全曾讲过，从毕业到工作创业，会有一个思想变化过程，刚开始觉得世界是我们的，后来发现世界不是我们的，仅仅有做大事的宽广胸怀是不够的，还需要踏实专注地去行动，去做事，实际上一辈子能做好一两件事情就已经很优秀了。“我们要专注才可以做好一件事情，如果整天只是出点子而不做事，就有可能一事无成。所以，我们要记住，在做事情的过程中一定要专注。” 结合自身的创业经历， 莫天全认为搜房网的成功与秉持专注精神、扎根房地产市场密切相关。“ 我们有一句口号， 叫‘ Everything Home Online ’，即所有与‘家’有关的行业我们都要涉足，包括现在搜房上的装饰装修和建材领域，也是跟‘家’相关的产业。”目前，随着环境变化，搜房网也做出一些转型，但莫天全强调，“转型始终没有离开原始的方向，虽然具体策略和方向一直在改变，但目标和中心却始终不变，围绕着家和房子，始终没有脱离最初的目标。” 莫天全认为，创业过程中最看重的是坚持早已认定的方向，忌讳新想法太多，经常改变主意和创业方向，摇摆不定，不断做出新选择，最后反而会一事无成，一无所获。“从1999 年创办搜房到现在，七年了，总的方向和原来预计的差不多，我们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路子走下来。”事实上，莫天全也被媒体认为是国内互联网界里一直坚定不移的极少数人之一。◆“做事情要做到一定的地位，做绝对的领头羊。” 创业应以“在本领域内做到第一”为目标，因为“这个领域内，一个企业或一个网络媒体只能做老大，做老大很舒服，做老二则很辛苦，至于老三是基本不存在的”，莫天全甚至用极端的声音来表明立场，“我们做事情要做到一定的地位，做企业要做到垄断。我们做绝对的领头羊，最好后面连羊都没有，所以要做到绝对的典型。我常常对公司里的同事说，你一定不要有竞争对手，一定不要让对手长大。你要做强，做到只有你一家。” 这听起来的确是一个豪情万丈的宣言，可以作为创业者创的目标。不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成为领头羊仅是一个结果，做到这点需要持之以恒，需要坚持和耐力。莫天全认为自己能在创业路上走到今天，将搜房网做到业界第一，依靠的正是永不言弃的精神，这对很多人而言是很难做到的，“在早期创业、守业过程中，你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没想过就此放弃，我们要永不言弃，这是我在工作和创业当中的一个深刻感受”。本文选自《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CCG主任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4月20日 -
【时代周报】经济座谈会：李克强20天里两提债转股
4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主持召开部分省（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 “中国的经济开局良好，一些主要经济指标都好于预期。”这是李克强总理在4月11日主持召开的部分省（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上透露的信息。 同时，李克强总理在本次座谈会中，强调了下行压力仍然较大，要为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不断蓄能增势。针对如何蓄能增势，总理提到必须“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继续简政、减税降费、激励创新；用市场化债转股等方式，逐步降低企业杠杆率”等。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分析说：“供给侧改革，要改革的首先是企业。供给创新性产品、淘汰落后产能，要‘动手术’的都是企业。简政放权、减税降费、激励创新，都是针对如何为企业减负，激发企业创新、提升产品质量。” 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减税降费的本质就是让政府对市场做减法：“减少税收体制和政府干预对资源配置的扭曲，最大程度发挥税收的中性作用，配合发挥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十八大以来，李克强总理已经前后9次召开了经济形势座谈会，“创新”是出现最高频的词汇，2014年之后更是每次都提及了创新。从历次经济形势座谈会透露出来的信息中，可以一窥中央治理中国经济的策略与思路。简政、减税皆利于创新 在4月11日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给出了重点开展的供给侧改革“清单”：继续简政放权、减税降费、激励创新。王辉耀分析指出，简政放权和减税降费联系起来，旨在加大企业研发力度，“这对我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很重要”。 针对简政放权，李克强表示“空间依然较大”，既要把今年已确定的削减下放审批事项尽快落实到位，又要针对企业、群众期盼自我加压，加快清除那些束缚办事创业手脚的绳索。 很多网友都记得总理痛批“证明‘你妈是你妈’是个天大的笑话”。在2014年6月的座谈会中，李克强总理就已经谈到要持续抓简政放权。当年我国就取消了632项行政审批。由此使得市场活力大增，2014年上半年，个体私营的就业人数就增加了1300多万人。 “简政放权可以创造更多的企业，鼓励创新性人才加入到创业中去。” 王辉耀说道。 其次，在减税降费方面，李克强总理指出今年工作的重点是推进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支持各地从实际出发，在国家统一框架下，阶段性降低“五险一金”。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关于减税降费的工作，李克强总理在很早之前已经开始酝酿。一年前，也即2015年4月15日，李克强总理也主持召开了经济座谈会，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是其中的一位出席专家。在会上，李克强总理就减税的问题询问了他：“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加就业，从当前看，必然要减税，这个你们财科所有什么建议？” 刘尚希回答减税更多要和税制改革结合起来，尤其是营改增（营业税改增值税），未来减税的效果会更大。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减税降费主要通过改革来进行，而营改增就是最大的税制改革。通过给企业减负，为企业创新也可以提供一定的条件。” 根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从5月1日起将全面实施营改增，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并将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今年减税金额将超过5000亿元。 刘尚希表示：“现在最关键的是，如何将营改增真正地落实到位。”他提出一方面政府需要给出具体的文件进行指导，另一方面企业必须进行关于营改增政策的培训。“例如，企业要是不了解关于营改增抵扣的内容，导致认识出现错误，在营改增的转换过程中，可能导致企业的税负反而加重。” 胡鞍钢则建议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评估和监督改革的实施情况。“改革推进和政策设计要充分考虑地方差异性，以效果为导向，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他说道。20天内两提“债转股” 在供给侧改革“清单”的最后一项，是激励创新。李克强总理表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搭建更多开放平台，提供更优服务，助力新经济成长，壮大新动能力量。” 在今年召开的11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有9次涉及创业创新，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措施，比如增设国家创新示范区、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建设双创基地发展众创空间等。 同时，在座谈会中，李克强总理还谈及了“债转股”，这是他20天内第二次提到“债转股”—前一次则是在3月24日的博鳌亚洲论坛上。王辉耀认为这是对国有企业的改革策略。 “要提高企业利润，债转股是减轻账面负担，减轻企业压力的一种金融手法， 我认为债转股是一种国家政策行为，不是市场行为。” 王辉耀分析道。他认为，真正的解决办法还是必须依靠产品创新。 有媒体报道，国有企业应当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生力军。科技部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127家企业为主体的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中，84家都属于国有企业，占比近2/3。不过，亦有报告指出，国有企业科技工作者创新能力不足：近三年人均获得专利0.45项，专有技术0.46项，且九成以上被调查者缺乏成果转化意识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刘尚希觉得搞“债转股”还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个企业搞不搞“债转股”，还是要看它的发展前景，“至少，你僵尸企业就没有必要推行‘债转股’了”。文章刊于《时代周报》，2016年4月19日
2016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