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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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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中国需要“创新的创新”
黄亚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2015年中国GDP同比增长6.9％，创25年来的历史新低，各种刺激政策也难见成效。严峻的经济形势让许多人士焦虑不安，也不断有人提出各种建议以拉高GDP增速。“我们不应该千方百计去提高GDP增速。”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应该着力分析深层次问题，尤其是反思和改革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黄亚生教授出生在一个红色世家，上世纪80年代初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在国际学术界上，他比较注重实证研究，不但参与了中国经济拉美化的讨论，也最早提出关于中国与印度发展模式优劣的“龙象之争”的讨论。另外他在MIT创办了中国和印度实验室，目的是帮助两个国家的中小企业提高管理水平。黄亚生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L”型增长，降了一个档次，但仍然维持较高增长速度；另一种是阶梯下行，不断走低。“刺激不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改革。”在黄亚生看来，中国不能再依靠刺激政策，否则风险积累就会越来越大，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就会越高。黄亚生赞赏中国政府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过，他认为，创业创新的最大意义，不是像大规模投资那样拉动GDP，而是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改变社会环境。“‘中国模式’的优势丧失殆尽，中国特别需要‘创新的创新’。”黄亚生近日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如何充分释放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将是中国应对诸多挑战和捕获发展机遇的关键。”这也是黄教授和他的合作者王丹和张世伟，在他们的新书《创新的创新：社会创新模式如何引领众创时代》中提出的中心观点。 “‘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财经》：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许多人士忧心忡忡。作为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您怎么看中国经济形势？黄亚生：中国官方公布的2015年GDP增速是6.9％。在任何一个国家，这都是一个不得了的成就，可是为什么这么高的增速还造成了这么大的心理压力？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数据本身存疑，现在没有办法证实或证伪；第二种可能，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要求这么高的增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说明体制本身缺乏效率；第三种可能是，经济发展质量有问题，高增长并没有带来民众福祉的相应提高。我们不应该千方百计去提高GDP增速，而应该着力分析深层次问题，尤其是反思和改革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财经》：可是，许多人士很迷恋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认为它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根本所在。黄亚生：我一直认为，“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尽管这种增长模式维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但它基本上是靠投资拉动，追求大规模，而且集中在很窄的几个领域。一般来讲，一个好的经济结构应该是多样化的、风险分散的，以中小企业为主。从全球经验来看的话，最有活力的是中小企业。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增长点过于集中，以大型国企为主，必然导致产能过剩。这么多年来，中国一直沿着这条路走。其实，2008年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思和改革机会。《财经》：2008年，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依靠海量投资，将GDP增速保持在8％，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黄亚生：那时也正是“中国模式”最响亮的时候。以前还不怎么公开鼓吹“中国模式”，而是强调中国有自己的独特性，你们走你们的，我们走我们的。2008年以后，认为“中国模式”比西方要优越，甚至认为中国可以取代美国。结果，中国没有抓住改革机会，反而加强了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变得对这种模式更自信。其实，中国的4万亿刺激政策的效应持续时间很短，到了2010年颓势就已经显现出来。即使此后不断刺激，效果也越来越差。《财经》：本届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认为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不过，人们的认识似乎并不统一，在应对政策上有些摇摆不定。黄亚生：认识不是主要的阻碍因素。政府总是愿意做那些能体现政府优势的事情。比如为什么强调什么大规模城市化、强调国企？因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政府的优势就更能够体现出来。到处在讲“调结构”，可是“调结构”的主语不是市场，而是政府。生产之所以过剩，就是因为没有按照市场逻辑去安排生产。化解产能，应该退出的就退出，应该破产的就破产，政府要做的不是规定哪些行业和具体企业应该退出破产，而是要保证企业破产以后不会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冲击。政府认为哪些行业投资过热，就来调整；政府认为哪些领域投资不足，就大力投资。仍然是这样一种思路：过去做A，现在A做不了，就做B吧。从来没有反思，A和B应不应该做。我觉得特别可悲的是，这么多年，很少有人问：为什么我们总是走在这个怪圈里？《财经》：这就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路径依赖”吧。黄亚生：中国不是“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的严格含义是：目前的路径不见得是最好的，但是实行成本低。过去中国发展模式并非成本最低，其实是有很高的成本。而且“路径依赖”是技术概念，中国的问题都是制度层面上的。过去GDP高速增长，跟老百姓的收入相关性不大。在我看来，追求GDP本身没有意义，可能只对地方官员升迁有用。但是作为一个经济体，制定经济政策不应该以官员升迁为重，而应该看13亿人的生活是否提高。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造福民众，还是要维护少数人的权力？大前提不变，就很难有空间，其他问题都是技术性的。除了体制，还有外在冲击。过去中国面临的外在冲击，比如WTO、全球化，都是正面性的。《财经》：正是由于WTO、全球化，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从第三世界购买原材料加工，然后卖给世界，生产和消费是分开的。黄亚生：那是2008年以前，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目前世界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阶段，世界经济分布已经多极化了。不再是全球生产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一种分布性生产：市场在这里，生产也在这里，生产跟着市场走。这对中国来说是巨大挑战。“刺激不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改革”《财经》：最近有经济学家呼吁中国需要像2008年一样，再来一次大规模的刺激，大力投资，您肯定不同意这种观点吧。 黄亚生：中国还需要继续刺激吗？许多投资都是浪费的，不能够产生长久的经济发展活力，是不可持续的。投资起两个作用：一个是提高当期GDP，一个是提高将来GDP，提高潜在生产力。那些浪费的项目可以提高当期GDP，但对将来的GDP没有任何正面影响。经常有媒体报道，某地刚建一个楼，又给拆掉了，这就像挖了一个坑，又给填了一样，这对现期的GDP有意义但对将来的GDP没有任何意义。中国各地建了那么多基础设施，如果不有效使用的话，基础设施本身是不产生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的主要作用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但是在中国模式下，基础建设的主要作用是促进当期GDP，主要在于建设，而不是使用。《财经》：不过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基础设施好，尤其是和印度比较的时候。不少到过印度的人都说，印度基础设施很差，道路难行、电力供应不足等，都是影响其发展的“短板”。黄亚生：其实回到中国历史场景上看，完全相反，是因为经济增长了，然后导致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到处是“交通瓶颈”，就是因为经济发展起来了，发现没有路，然后赶紧修路。印度看起来似乎缺乏基础设施，到处拥挤。从建设的角度讲，印度确实没有去增加当期的GDP，但是各种基础设施都在使用，使用就降低了成本。基础设施短缺，在短期内可能会产生摩擦，要路没有路，要码头没有码头，但修路、建码头都是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的。短期内可能供不应求，但从长期来讲，效率非常高。《财经》：在您看来，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黄亚生：对。如果说基础设施导致了经济发展，那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温州有什么基础设施？直到很久以后才开始建桥修路。所以，我从来不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本身会成为发展的瓶颈。在印度，基础设施建设绝对是符合市场要求的，不会浪费资源。而中国呢，看看许多地方政府主导建设的宽马路就知道，市场没有对基础设施建设起到应有的导向作用。《财经》：多年以前，您讲印度发展优势，包括中国和印度的“龙象之争”的问题，现在是否有了结论？黄亚生：2015年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中国。我在讲“龙象之争”的时候，印度GDP增长速度远不如中国。大家只看GDP，我从综合指标的比较中，看到了印度发展模式的优势，得到了自己的结论。有些人批评我，你只看到印度的成就，没有看到印度的缺点。恰恰是因为我看到了印度的一些缺点，所以我才对它的发展模式有信心。《财经》：对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走低，有的认为是周期性现象，过后还会回到高增长；有的认为是长期趋势性，高速增长阶段已成过去。您同意哪一种看法呢？黄亚生：我觉得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周期性现象；第二种可能是L型增长，降了一个档次，但仍然维持较高增长速度；第三种是阶梯下行，不断走低。第一种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另外两种可能，取决于中国有没有体制上的调整。对中国经济前景进行预测很难，因为我们不知道政府要干什么。《财经》：尽管说未来不好预测，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出牌，都没有办法长期违反市场意志。比如，近几年虽然不断出台各种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但刺激政策效果递减，到2015年已完全不起作用了。黄亚生：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实行的根本不是凯恩斯主义政策。根据凯恩斯主义，在人们普遍信心不足、投资有外部性的时候，才需要政府投资，起领头羊作用，增加民间信心，但是绝不能代替私营企业。中国问题并非如此。私营企业想发展，想进入这个行业、那个行业，投资热情一直很旺盛。中国的许多投资，本来应该由私营企业、民营企业来做，现在由政府或国营企业去做。各个行业都有“国进民退”现象，政府起到的不是带动作用，而是“挤出效应”。更重要的是改革。当年罗斯福实行凯恩斯政策的时候，不是简单地增加支出，而是力推各项改革，社会保障体系、金融保险制度等等，都是那时建立起来的。所以，刺激不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改革。《财经》：中国经济的出路在改革，不在刺激。黄亚生：加强刺激造成的结果就是国家资产负债率过高，杠杆率越来越高，若不消化，风险积累就会越来越大，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就会越高。有些国家在这个时候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中国没有这方面的改革举措。说实在的，我也不认为国营企业一定要私有化。关键是要有一个比较自由的体制。如果是在自由体制下，人们选择了国有企业，只要是人们自由的选择，也未尝不可。保留国有企业也可以，前提条件是经济上放开，让民营企业自由进入经济领域，有足够的金融支持，有足够的法律保护。“中国需要‘创新的创新’”《财经》：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这已经成为共识。因此，中国政府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黄亚生：这是一个进步，至少比过去那种一味追求“世界500强”的做法要好。不过，如果想依靠创新创业拉动GDP，肯定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对此不能心存幻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会像大规模投资那样拉动GDP。有研究表明，创业成功的概率很低，真正的突破性的科技创新也很难得。创业创新对社会和经济的主要影响，在于推动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因为创业创新的人更加重视自我，要实现自我价值。《财经》：中国现在很缺乏这种价值观念。很多大学毕业生竞相去考公务员，或者到跨国公司去就业。黄亚生：所以从长远来讲，创业创新对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很重要，也是改变社会的一个重要渠道。创业者可以提升自我价值，而不是进入体制里面去讨一口饭吃。一个社会里，如果很多人创业，就会对政府形成压力，使得政府致力于改善法治、保护知识产权。所以，我非常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只是支持的理由不同而已。我并不看重创新创业本身对GDP会带来什么。如果创新创业能够促使政府采取措施改善法治、保护知识产权，这是最大的贡献。《财经》：也就是说，创业创新的最大意义，是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改变社会环境。黄亚生：对，一旦人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不需要听从别人的安排，就有可能把过去那种被动型的大政府、小社会，变成了主动型的小政府、大社会。这才是最有意义的。长期以来，我们对创新的理解有一些固定的思维，即创新就是高科技，源于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少数精英，但是这与当今全球创新的趋势不一致。在当前，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创新的创新”。《财经》：“创新的创新”主要含义是什么？黄亚生：所谓“创新的创新”，是对过去那种创新模式的创新。以往，创新是“高冷神秘”科研机构的代名词，相对封闭、自上而下集中决策的传统创新体制依然是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内的国家主导式创新。这种模式还是有它巨大的能量和作用的。但是，在第四次工业化时代，失业、贫富差距、大学破产潮、社会阶层固化、环境恶化、老龄化这些都是全球性问题，是新时代的大挑战，单靠某些国家、政府或企业已无法解决，传统创新模式也显得力不从心。社会创新就是对创新进行创新的新模式。区别于传统自上而下、相对封闭、保守的创新模式，目前，一种众人参与创新、更加开放、由下而上自发的社会创新模式在各个领域悄然兴起，并在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财经》：那么创新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黄亚生：创新不断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原有法则。改革开放后，经过30多年的“赶超战略”，中国不断引进技术和资本、扩大产能，通过深度嵌入全球分工的制造环节，几乎重构了全球工业格局，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未来科技创新环境给中国带来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一次真正依循生产力内在逻辑、以创造性为最终价值的变革。这一变革有可能颠覆既有的国际分工格局，令压低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价格，并不断扩大产能、依赖外需的“中国模式”的优势丧失殆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别需要“创新的创新”，需要对创新方式、组织、过程和方法进行创新。《财经》：对于创业创新，政府应该做什么呢？黄亚生：政府现在做了很多补贴，没有必要。创业是高风险的事情，政府直接出钱支持某些所谓创业创新的企业，就等于自己把创业的风险承担下来了。中国政府有很强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但鉴于社会创新的特点，其鼓励社会创新的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降低创业创新者的政治风险、政府减少人为设置的障碍、为创业创新者创造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可能比直接号召、组织和搞运动式的做法更加有效和持久。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曾说，“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我们没有理由不参与其中，并为贡献一份力量而感到振奋。如何充分释放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将是中国应对诸多挑战和捕获发展机遇的关键。本文选自《财经》杂志，2016年第6期
2016年3月15日 -
【北京青年报】韩美军演：不应挑事惹事！
韩美两国军队7日在韩国全境正式启动代号为“关键决断”和“秃鹫”的大型联合军事演习。军演将进一步加剧朝鲜半岛不稳定局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对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在半岛挑事惹事之举，决不允许家门口生战生乱，强烈希望有关各方务必保持克制，不要相互刺激和加剧紧张。军演规模空前 “关键决断”和“秃鹫”属于每年例行军演，但韩联社报道援引军方人士的话说，这是自2010年3月发生“天安号”事件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韩美联合演习。“关键决断”联合军演将于本月18日结束，“秃鹫”联合军演将持续至4月30日。演习有1．5万余名美军和约30万名韩军参加。 据韩媒报道，此次军演的重点从防御为主转为先发制人。韩美军方将首次启动“作战计划5015”。根据该计划，半岛如出现紧急情况，韩美双方将对朝鲜最高领导层以及核、导弹设施进行精密打击。演习还将首次对朝鲜核、导弹进行探测、扰乱、破坏、防御4阶段应对的“4Ｄ作战”联合演习。 分析人士指出，军演规模空前，时间点又极度敏感，这势必会刺激朝方的神经，不可避免地给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不利影响。朝鲜反应强烈 面对近年来最大规模的韩美联合军演，朝鲜反应明显比往年更加强烈。 联合军演开始当天凌晨，朝鲜国防委员会发布声明警告称，若韩美军队有细微军事行动企图开展“斩首行动”或对朝攻击，朝鲜将对韩美目标发起“先发制人的核打击”。 分析人士指出，这是朝鲜首次提出必要时将对应军事措施转换为“先发制人核打击”，体现了朝鲜针对美韩不断强化的军事部署和武力示威的反应进一步升级。 7日晚，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此次军演撕去了“年度”“防御”的外衣，是“最为露骨、恶劣的最大规模的北侵战争演习”。朝鲜外务省发表声明称，如果朝鲜半岛爆发战争，其责任都归结于在半岛部署战略武器和战争装备的美国。不应挑事惹事 美国国务院7日说，美韩军演是美国对盟友韩国和朝鲜半岛“安全与稳定”百分之百的承诺。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说其军演是为了朝鲜半岛“安全与稳定”，这实在是信口雌黄，美韩此次军演只会使半岛局势更加不稳。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储殷表示，军演导致朝鲜半岛局势再度剑拔弩张，是所有希望半岛和平的人不愿看到的。 储殷表示，美韩必须清楚，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坚决反对朝鲜拥核，同意制裁朝鲜，并不意味着可以肆意挑衅。半岛不能生乱生战，中国等爱好和平的国家对于维护东北亚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决心，是不可撼动的。文章选自新华网，2016年3月8日
2016年3月15日 -
李彦宏：无人驾驶应给予重视
理事简介李彦宏，百度公司董事长兼CEO，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自2013年当选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以来，李彦宏两会提案共计9项。 今年两会，李彦宏的提案聚焦在为社会发展“提速”，而“提速”这一概念也从不同角度反映在他的3项提案中：加快制定和完善无人驾驶汽车相关政策法规；鼓励支持专网资源投入社会化运营，促进提速降费；建议完善我国空域资源管理制度，提升民航准点率。建言人工智能 李彦宏两会第一项提案是，建议加快制定和完善无人驾驶汽车相关政策法规，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这是他继去年中国大脑提案之后，又一次极具前瞻性的建言。 作为人工智能在交通领域的进一步突破，李彦宏对无人驾驶汽车的提案显然是有准备的。在去年12月10日，百度与宝马合作的自动驾驶汽车在北京完成国内首次城市、环路及高速道路混合路况下的全自动驾驶测试。 这次百度由无人驾驶汽车研发初期直接跨入完全自动驾驶阶段，并计划实现无人驾驶汽车三年商用化、五年量产，不过真正大规模的商用变成一种现象还需要很多年。虽然尚不知最终落实的时间点，但以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百度也在无人驾驶领域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 无人车无疑是一个新的发展趋势，这里面最核心的是百度的汽车大脑。“我们认为整个无人驾驶技术才刚刚开始，百度很快地在做，掌握了很多的创新和专利，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研究和产业合作，能实现弯道超车。”百度总裁张亚勤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他认为车和手机很像，就好比手机是装在你口袋里的移动装备，而车是把你装进口袋里的移动设备，“其实两者在技术和产品服务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当前，主要发达国家都已采取多种措施支持企业开展无人驾驶汽车的研发和测试，并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是，我国现有的大部分政策法规与无人车发展还不相适应。 李彦宏建议我国应从国家层面对无人驾驶予以重视，国家对无人驾驶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应用做好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加大资金支持力度，鼓励中国汽车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合作研发、协同创新；建议尽快修订和完善无人驾驶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无人驾驶汽车的研发、测试和商业化应用提供制度保障；建议推进无人驾驶汽车相关技术标准的建立和完善。建议积极组织开展无人驾驶汽车测试的试点工作。 技术是在巨变的竞争环境中超越一切竞争对手的决定力量，这也是李彦宏始终相信的。百度在人工智能、大数据、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领域的研发投入和布局从未减慢脚步，对于百度来说，技术无疑是其DNA和生存的基石。 2015年两会，李彦宏建议设立“中国大脑”计划,推动人工智能跨越发展。这一提案被认为是自李彦宏2013年当选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首次上升到国家竞争层面的、“最具前瞻性”的提案，对中国未来发展极具战略意义。 “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积累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大，如果能在国家战略层面制定针对人工智能的全面推进计划，将是我们国家实现弯道超车，提升综合国力和影响力的绝佳机会。”李彦宏此前说。 当前，人工智能正迎来新一轮创新发展期，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从国家战略层面加紧布局，以引领新一轮科技创新大潮。 3月9日,谷歌人工智能AlphaGo在与围棋高手李世石的第一场比赛中获胜。此前，IBM超级电脑“深蓝”击败过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尽管围棋智能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副产品，但这一事件本身被认为将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同时也引起社会各界对人工智能的关注，人工智能似乎已在风口。 当然，人工智能战略在国家层面也获得重视。去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培育发展人工智能新兴产业，加强人工智能基础资源和公共服务等创新平台建设”，为“中国大脑”计划的具体落地打下切实的基础。未来重在践行 李彦宏历年的两会提案除了与科技有关，也关注民生，这也是他提案的一贯方向，当然这也与百度自身的布局密切相关。 先来回顾一下往年提案。2015年两会除了“中国大脑”提案之外，李彦宏还建议全面开放医院挂号号源，让病人找到最合适的医生。 事实上，此前百度在医疗领域的布局已经在逐步展开，与301医院战略合作后，“百度医生”APP去年年初推出，投资并购2家医疗健康领域公司。作为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看病难”的直接体现就是挂号难，而这一问题在去年也受到关注。据了解，去年国庆前夕，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医院不约而同相继发布官方APP，开通APP预约挂号服务。 2014年两会李彦宏提案是：鼓励民营企业进入火箭、卫星发射等航天领域；要求直辖市、省会城市中小学校教案、试题等教育资源免费上网，推进教育均等化。 在被广泛认为是在线教育元年的2014年，显然李彦宏这份与在线教育相关的提案非常契合当时热点。同时，百度也被认为是BAT中在在线教育领域动作最多、布局最广的一个，其布局分为自有、投资和合作三条线。 而2013两会李彦宏的减法提案也引领两会风潮：鼓励民营企业海外上市（VIE），取消投资并购、资质发放等方面政策限制；建议取消公共场所无线上网身份认证。 今年两会李彦宏另外两项提案分别是：鼓励支持专网资源投入社会化运营，促进提速降费；建议完善我国空域资源管理制度，提升民航准点率，推动我国航空事业发展。文章选自《中国经营报》，2016年3月8日
2016年3月15日 -
王辉耀：关于成立国家移民局的提议
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施更积极、更开放、更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而在全国两会前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特别提到“进一步完善国家移民管理机构设置和职责配置，统一承担制定永久居留政策、实施受理审批和开展日常服务管理等职能”。近段时间，中央和地方不断有国际人才方面的新政策出台。 移民人才是发达国家创新创业的很重要的力量，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一直在享受移民红利。国际移民对移入国的经济贡献非常突出。20世纪90年代，移民对新加坡GDP增长的贡献率一度超过40%。在美国，移民已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其获得的创新专利量占据了总量的1/3。在美国的7大顶级癌症研究中心中，42%的研究人员出生于外国。2011年，美国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中，国际学生占71%；2011年，美国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国际学生占65%。在美国科学与工程领域拥有博士学位的就业者中，外国人比例从1993年的23%增至2010年的42%。移民创建了美国国内占总量1/4的高科技公司，美国市值前50名的上市公司中，有近一半是移民创建或共同创建的。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外籍人才办理证件都是由一个政府部门受理，如美国有公民与移民服务局（USCIS），澳大利亚有移民和公民部，日本有厚生劳动省，韩国有就业和劳工部。为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并参与国际移民人才的竞争，我国也应当建立专门的外国移民管理部门。从国内发展来看，我国正在经历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创新驱动发展，实质上是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建立移民局，也符合国家从招商引资向招财引智转型的要求。 目前，我国逐渐成为国际人才的向往之地，外国人才集聚的态势逐年在加强。据联合国估计，2013年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外籍人士为84.85万人，近十多年的年均增长率为3.9%，比1990~2000年的3.0%有所提高。英国汇丰集团2014年10月公布的《外派人员调查报告2014》（《Expat Explorer Report 2014》） 显示，在“最吸引外籍人士居住的国家或地区”排名中，中国总体排名位列第三，超过了美国、日本、法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 自去年开始，我国移民管理制度框架已经开始搭建。中央层面，2015年3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探索建立技术移民制度，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2015年6月9日，公安部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今年2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提出实行更加灵活务实的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制度。 当前建立国家移民局的时机已经成熟。目前，外国人才出入境和居留的行政手续，还比较复杂，签证、居留、就业、入籍都由不同的部门管理。建立统一的移民局，便于综合管理，更好的协调各部门的工作。从功能上讲，一方面，移民局可以统一管理外国人签证、居留、移民等事务，统一审批绿卡和入籍申请，以及处理包括外国人申请绿卡、入籍成功之后的社保、档案以及可能的集体户口等有关问题。另一方面，移民局还可以承担建立国际人才信息库、设立和管理海外国家猎头、国际人才研究等职责。 另外，随着我国日益成为外国人才目的国，一些地方（如广州）出现非法移民增加的趋势，对此需要有规范的应对和管理措施。成立国家移民局，可以就如何保障来华移民的正当权利，保护国际移民在中国的人身、居住、财产等合法权益，增进国民与移民的和睦相处，在语言培训、文化融合、提供职业信息等方面发挥作用。本文刊于《北京青年报》，2016年3月12日
2016年3月15日 -
王广发：各行各业都需要创业教育
专家简介王广发，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总裁。 谈到创业教育，教育的目的、使命和责任是培养更多的适应国家产业转型，新时期“一带一路”用人标准的变化，知识结构转型以及人才转型的这样一个高的定位。 首先是人才，没有人才谈不到创业。创业的领域，创业的模式，创业以及在市场上所需要的定位定义应该说给我们的教育提出了标准。教育为人才服务，这一点我们目前做得还不够。培养出来的人才不用说创业，达到为市场结构服务的标准可能都做不到。人才要为产业结构转型服务，今天中国推行“一带一路”战略，共涉及64个国家，在我们国家参与设立和独立设立的国际机构中，我们的人才标准还远远跟不上。再往前追溯，所有的国际机构，我们国家的人才在其中的话语权也少之又少。这势必涉及到我们的创业教育的内涵和外延。 创业教育，在这里创业不只是创建企业，应该扩大为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需要创业教育，把教育分类，把教育的责任分类，清晰的教育的思路和理念分类，才能创造出为国家发展助力、国际化的人才，创造出更适合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际定位的人才。 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深化结构改革的人才到了这样的结骨眼上似乎也不符合标准。因此，人才的知识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优化升级，与人才的知识结构，人才的产业结构所涉足的转型优化产业升级，都应符合各个时期和各个阶段的标准，我们要从教育的创业抓起，把今天创业教育的概念扩大。 我从事的是常规的基础教育，我坚信教育要从基础教育抓起，从娃娃抓起，根据他们的兴趣和未来来助其设置专业，设置他们的高中本硕博一直到就业的各个阶段的转型。所以，我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编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跟法工委汇报关于教育改革促进法是否还带着促进，民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甚至担保法中各个法律交叉的一切内容，都应当适应市场需求改变我们所有的一切。今天我们要从常规基础教育要抓起，这涉及到他们的就业和职业。现在学校培养的人才具备基本的基础的知识，但到市场上去创业却可能完全不能适应。学习是状元，创业却不一定是状元，学习是顶尖的人才，不一定在政治领域、社会经济领域、社会创业领域、社会投资领域都是领袖。所以，我们应当改变我们的教育，促进我们的教育，为培养人才服务，这是摆在我们今天所有投资者、参与者、运行者、教育育人者面前的最大的课题。 我们目前培养的人才，留学是一个目标，但他们未来在全球各个机构扮演的角色，他们的定位和创业是N个目标，这是我们教育的标准。本文根据演讲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中国创业教育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3月14日 -
宗庆后：关注年轻一代住房与就业问题
宗庆后，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现在城市里的“80后”和“90后”，多是高学历人群，他们的生活成本太高，但工资不高，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主要靠这代人。如果这批人不能安居乐业，他怎么去奋斗？ 作为浙江的明星企业家代表，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的建议一直受人关注。 记者获悉，今年宗庆后带了“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强与欧洲企业合作加快转型升级”、“帮助年轻一代解决住房与就业困难”、“推进质量品牌建设、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等9条建议赴全国两会。其中，他提出应“保障年轻人一个家庭一套经济适用房”。 保障年轻人一个家庭一套经济适用房 宗庆后表示，当前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年轻一代普遍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安居难、乐业亦难。有调查统计显示，当前超过半数的80后月收入在3000-5999元之间，月薪超过1万元的80后不到两成，而与收入水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大部分城市房价普遍偏高，按目前的收入和房价水平，很多年轻人一辈子都买不起房。 “保障年轻人一个家庭一套经济适用房，解决其基本需求问题。”这是宗庆后的心声。他建议通过“开发商降低房价”、“银行对无房户首套房降低房贷利息”、“将土地出让金亦就是楼面价从房屋价格中剥离出来”、“免除无房户和刚需人群购房时的税费”等方式改善年轻人的住房问题。 此外，解决农村大学生就业问题也是宗庆后今年的关注点。 当前大学生、特别是农村大学生就业问题亦非常突出，很多人往往是一毕业就失业。而造成该问题的原因，宗庆后表示，农村和县级城市的就业机会少，迫使大量农村大学生拼命往大城市挤，结果激烈的竞争、微薄的收入以及城市的高成本生活，促使农村大学生真正要在城市扎根亦非常困难。 对此，宗庆后建议结合经济结构调整与城镇化建设等工作进行统筹考虑。一方面要加快东部地区传统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向中小城市和县级城市发展，带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当地就业机会，便于农村大学生在本地就业。另一方面国家亦要大力发展农村地区和县级城市的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事业，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最后，国家亦应当制定相应的政策保障和提高大学生收入，鼓励他们回家乡就业。 将东部传统产业转移到中西部 此外，宗庆后还将目光聚集到了新型城镇化的问题上，他建议将东部传统产业转移到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让2.9亿务工人员回家乡打工，一方面企业实现就地生产、就地销售，降低成本，同时农民工可在当地就业生活，安居乐业，加速实现城镇化。 宗庆后表示，现在很多农民工赚了钱后不回农村老家造房子，而是在县城买房子，但是买了房后在县城又无就业机会，只能又回到东部沿海城市打工。而沿海城市生活成本高，竞争激烈，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享受市民待遇，同时企业用工成本居高不下，就带来了招工难、找工作难的问题。 他认为，应制定优惠政策，通过一定的财政、税收、信贷等优惠政策，鼓励东部传统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县镇发展，同时，在规划产业布局时，将日用消费品和制造业产业链向中西部县城转移，吸引各类生产要素和市场要素向中西部集中，引导就业主体回到中西部县城，实现农民工就近就业。 宗庆后表示，农民工在当地县城就业有了固定收入、社保后，国家就可以将这部分农民的土地与农居屋收回予以一定补偿，让他们在城镇买房，安心生活工作，实现市民化，同时国家把流转出来的土地租给农业大户，实现农业集约化经营，降低成本，提高农民收入。 我国品牌实力亟需“补短板”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的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市场竞争越来越多体现为品牌的竞争。 宗庆后认为，我国品牌实力与我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很不相称，我国品牌在国际影响力、市场占有率、经济贡献率等方面，仍然存在严重短板。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消费者对高品质商品的需求旺盛，有效供给难以满足高端需求问题日益突出，近些年来中国游客出国抢购国外品牌商品的现象正是这一矛盾的集中体现。 对于企业质量品牌建设、实施质量强国战略，他建议，要加强品牌发展的顶层设计，将实施品牌发展与质量强国战略纳入“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布局，同时，营造品牌发展的良好环境，创新品牌发展的培育手段。设立质量强国建设专项基金，支持企业开展以提升质量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创新活动。此外，还要提升中国品牌的文化内涵，为中国品牌“走出去”积累口碑、树立形象。本文选自浙江在线，2016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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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大庆：启动数据立法，使大数据资产促进创业创新
毛大庆，优客工场创始人、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当前，大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是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创业创新的发展离不开可靠的数据系统的支撑。在3月5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正式出炉，“国家大数据战略”被写进了备受关注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并将于本次两会期间经代表和委员审议。 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把大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全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快推动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和开发应用，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治理创新。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促进大数据产业健康发展。而基础数据往往又来源于不同的部门或机构所，但法律法规的缺位，导致数据共享的范围边界仍未明晰，政府部门职能权责仍未明确，很多数据有意公开但不敢公开，从而产生‘信息孤岛’和数据壁垒，致使得我国很多数据资源往往以“保密”为由被束之高阁，信息缺乏共享、系统缺乏整合、数据缺乏加工等问题普遍存在，导致大量重复劳动而浪费社会资源，反过来使数据可信度与准确性下降，也影响了创新性研究甚至决策的精确性。 共享经济时代，大数据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和信息资源，对创业创新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我国正处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大数据共享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作用。因此，我建议： 1、加强有关大数据的各类法律法规建设，将大数据定义为知识产权的表达形式； 共享的前提是保护。大数据立法的要旨，是要在技术利用与价值保护之间取得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一方面，需要保障数据的主权。目前我们已有较为完善的针对国家秘密的国家保密法以及一些针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一些部门的法规，但缺少保护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专门法律，但尚没有涉及个人隐私保护和商业秘密保护专门的法律，因而总体来说，约束力不足。这些在宏观层面上直接关系到大数据应用以及大数据的数据安全。因此需要制定专项条款，保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的数据资源。还应弥补关于数据所有、数据采集、存储、使用权责方面法律的空白，一方面为政府开放数据扫清政策障碍，另一方面还可推动商业数据交易走向规范。 2、在立法的同时，尝试大数据的分阶段、分类别共享 保护的目的是共享。对于公共数据，建立不能公开的负面清单以及开放标准，从数据源头上划出底线，从而形成开放的数据共享文化，并使其制度化，引导各部门制定自身的数据开放计划。并由政府牵头大数据专家建立专项小组，确定数据公开的优先级，评估数据开放工作的指标，建立定期反馈机制，并对民众的数据共享诉求及时回应。 3、充分利用“互联网+”手段，建立与完善数据开放门户网站与云服务平台 这方面美国政府的”一站式数据下载网站“Data.gov”和“一站式云计算服务门户“Apps.gov”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之前美国联邦政府各机构大多设有各自的网站（总数约2.4万个），使用者为了找到所需信息，首先要了解政府机构的职能，然后再逐个寻找，最终找到所需信息非常困难，而且信息支离破碎，内容不完整。此外，不同机构、网站发布的数据格式各异，使用极其不便。为解决上述难题，美国政府于2009年5月21日宣布实施“开放政府计划“（Open Government Initiative），同时开通了旗舰级项目--”一站式“政府数据下载网站Data.gov以及“一站式云计算服务门户“Apps.gov”。只要不涉及隐私和国家安全的相关数据，均需全部在该网站公开发布。Data.gov的上线意味着美国政府数据仓库的正式建立，通过几年的运营，目前之两个平台已成为运行稳定、更新及时的整体开放网络平台，在公开政府信息、工作程序和决策过程的同时，积极鼓励公众交流和评估。在增进政府信息的可及性，强化政府责任的同时，也增进企业与各级政府间的合作，最终推动政府大数据管理向开放、协同、合作迈进。 综合，我们应针对各类领域的大数据，加大政府支撑力度，完善各方法律体系，加强国内国际交流合作，逐步形成一套系统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在完善立法的前提下实现大数据资源共享，最终实现促进我国创新资源共享发展的目的。
2016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