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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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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松水电站重启抉择考验缅甸新政府，昂山如何赢回国际信誉？
行走在缅甸仰光的街头，恐怕很难让人把它与“世界上最贫穷地区”的字眼联系到一起：酒吧里灯红酒绿、热闹异常，商场里各类奢侈品牌琳琅满目，身着紧身牛仔、迷你短裙的年轻女孩随处可见，甚至还有留着杀马特的少年穿梭其间…… 繁华的另一端，古老的维多利亚建筑旁沿街而搭的穷人庇护所在常年雨水的侵蚀下长出苔藓，穿隆基（缅甸传统民族服饰）、糊塔纳卡（树皮制成的传统面霜，具有防晒美白功效）仍是当地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历史与现代，传统与时尚的碰撞与交融、挣扎与妥协每天都在东南亚这个中国的邻邦上演着。在国家政治进程步入新一轮最高领导层的遴选和竞争之际，这一切因子裹挟着民众的期待、渴望、不满抑或是愤怒，一同冲击着这个不断变化中的国度。 3月10日，由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以下简称民盟）主席推举资深成员吴廷觉作为总统候选人，巩固与发展党则推选现任副总统赛貌康作为代表竞逐国家最高领导人宝座。一场围绕未来国家治理政策方针和发展蓝图的宣誓开始缓缓拉开帷幕，但如何在国际信誉和国内民意之间取得最大公约数，成为新一届政府不得不面临的首个挑战。逃离缅甸 在去年11月的大选中，以变革为主要旗号的缅甸全国民主同盟以80%的得票率获得公开议席的压倒性胜利，终结了该国50多年来由军方及其嫡系党派独大的时代。今年二月，民盟主导的第二届联邦议会人民院正式运行，在10日推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之后，将于3月底正式确定新一届最高领导层。 将昂山素季及其领导下的民盟推上高位的支持者们，对“变革”的许诺满怀期待。但也有人对新政权的改革仍有疑虑。 “缅甸过去5年的改革中，我并未看到多大成效，我不会对新政府抱有太大期待，”谈起对民盟政府的期许，缅甸记者John（化名）日前告诉澎湃新闻说。 这位来自克伦，在仰光工作的少数民族记者，总是西装革履，操着当地少见的英国口音。与其谈论国家未来，他更关心自己的将来。“我的梦想就是早点离开这个国家。我的姐姐、弟弟都去了新加坡，我也申请了加拿大的留学。”他说。 2011年，缅甸军政府将权力移交给由吴登盛领导的新政府，开启了亚洲最受瞩目的民主改革：释放政治犯、放宽媒体审查、推进与少数民族武装的和解进程；颁布新的外资法案、取消外汇管制、削减赋税、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成立证券交易所等。 不过，与John这样的缅甸人对改革成果的实际体验不同，一系列数据显示吴登盛改革5年的成果卓有成效。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缅甸外商直接投资（FDI）额从2010年的9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23亿美元，2015年3月，这一数字突破80亿美元，是2009年的25倍。 而FDI的增速也推动缅甸GDP自2013年起维持在8%左右的高位增长。亚洲开发银行预计，未来20年间，缅甸年均GDP增长将达7%～8%，并将在2030年实现人均GDP的三翻，达到2000～3000美元，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麦肯锡2013年的报告称，届时，缅甸经济总量将有望从2010年的450亿美元增长到2030年的2000亿美元。茶馆和失业率 然而，如此漂亮的数据和乐观的预期似乎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岗位和收入水平的大改善。 在仰光街头鳞次栉比的茶馆里，上班时间常常也是坐满了人群。若碰上足球赛，穿着坎衫、人字拖的年轻男子们会不分昼夜地坐在茶馆中盯着实况转播。闷热的空气中，赌球、呐喊和唏嘘声，此起彼伏。 这种场面与缅甸高居不下达到37%的失业率不无关系。缅甸拥有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5100万的青壮年人群和人均1204美元（约7500元人民币）的年收入，尽管工资成本不到泰国的五分之一，失业率之高却令人咋舌。每年，大批缅甸的劳动力不得不前往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和欧美谋生。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5年的一篇文章剖析了漂亮数据与实际现状之间巨大落差的背后原因。文章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分析认为，自2013年起，缅甸高增长的GDP主要由与前军政府交好的“密友们”所控制的建筑、制造、服务和天然气行业所占据。 文章认为，缅甸政府的改革红利大量流入了与军政府交好“密友”们的腰包。 “决策层对‘密友’问题的处理结果将决定缅甸未来几十年的经济结构，正如前苏联的经验教训，随着时间推移，寡头政治将更加根深蒂固，财富向少数人群高度集中。”《外交政策》的评论文章写道，“财富的大量集中，抑制了经济新兴阶级的兴起。” 昂山素季及其民盟显然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为了安抚选民的情绪，抛出了吻合“变革”口号的政策纲领。根据民盟的经济纲领，新政府承诺建立开放的经济，聚焦公共财政的透明化。国际信任 不过，除了来自国内支持者热切的期待之外，对国际投资者来说，昂山素季及其领导的民盟对前政府所签署国际合约的履行、兑现以及对争议项目的处理结果，将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缅甸国家未来的国际信誉度。长期接受西方智囊政策建议的昂山素季清楚地知道，确保新一届政府国际信用不要从盈余转为赤字对于该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何等重要。 由中电投云南国际和缅方承建的密松电站（2011年因缅甸政局变化而被迫无限期搁置）就是一大挑战。准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经济委员会主席韩塔敏近期表示，密松水电项目的最终命运将由昂山素季来决定，不过目前最大的可能性是重新设计水坝。但若是真的要求重新设计水坝，或会惹怒原本就对水坝建造工程被暂停而不满的中方机构。 “昂山素季对密松电站的态度中立偏积极，缅甸经济发展也绕不开电力需求，尽管密松短期内难以重启，但伊洛瓦底江流域其他6座水电站的开发计划可以进行。”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执行所长黄日涵对澎湃新闻表示，“对其他国际投资者而言，密松合约的履行结果，也将影响国际资本对民盟政府的信任。”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8日在谈及密松时，将项目搁置称为双边合作中“成长的烦恼”，“双方将继续积极妥善处理。我们对中缅互利合作的未来当然也充满信心。” 但为了不辜负选民对“变革”和经济开放所抱的巨大希望，昂山素季此前也曾表示，如果民盟赢得大选，将把由中国公司投资的密松水电项目的合同内容向民众公开，再决定是否重启。 “事实上，密松重启与否，与昂山素季同克钦独立军就密松所带来的利益交换密切相关。”黄日涵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克钦独立组织近期发生人事变动，原克钦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克钦军副总司令、KIA二号人物恩版腊被架空，军政实权落入原KIA总司令甘爽以及副总参谋长衮莫手中。 “恩板腊是主战派，衮莫和甘爽较为温和。民主意识较强的衮莫与昂山素季私交甚好。”一位消息人士向澎湃新闻透露。 “KIA军事力量的削弱，将增加昂山素季政府就密松问题的谈判筹码。” 黄日涵认为。 不论如何，缅甸新政府4月初上台执政之后，都将面临一系列的经济挑战，这其中，都需要处理好与中国的微妙关系。目前，中国是缅甸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文章选自澎湃新闻，2016年3月12日
2016年3月17日 -
王辉耀：创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在今年的八项重点工作当中创新被列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增长动力之一。报告中强调要“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提高实体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如何才能通过管理体制改革、专利市场化和商业模式创新来释放社会的创新潜能？广东卫视全国两会报道组就以上问题采访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选自广东卫视，2016年3月15日
2016年3月17日 -
王辉耀：继续放开国际人才政策 发起设立国际人才组织 | 光明网
导语目前，中国的外籍人才从比例上来看还是偏低的。按照联合国和有关人口普查的统计，中国的国际人口比例大概只有0.04%。 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人才新政有利于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月份印发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此外，公安部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3月1号起正式实施，上海前段时间也出台了人才新政20条。我们能看到最近半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不断有国际人才方面的新政策出台。 在"两会"第一天的政协开幕大会上，俞正声主席多次提到国际人才、留学人才、华人华侨。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了对华人华侨和人才工作的重视，创新人才，特别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是这次工作报告一个重点。这实际上说明了中国政府对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视，在"两会"报告里面都有所体现。特别是在这次的"十三五"规划草案里面，专门有一个章节是关于人才工作的，同时还提出了很多的人才项目，提出要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最近中央和地方密集出台的一系列关于国际人才的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在不断地加快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目前，中国的外籍人才从比例上来看还是偏低的。按照联合国和有关人口普查的统计，中国的国际人口比例大概只有0.04%。而在全球平均来看，国际人口在全世界其它国家的比例是3%，发达国家是10%以上，发展中国家是1.6%，印度的比例也达到0.6%。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本身国际人才的流动和比例都是非常低的。 中国过去30年是全国人口的流动，未来可能需要全球人才的流动。中国现在的货物流动做得最好，资本流动现在发达国家仍然有很多优势，中国也在迅速发展。人才流动方面，中国如果没有很好的机制和新的政策、框架来吸引国际人才的话，会处在一个不利的局面。未来建设创新性国家，如本次"两会"报告中所提到的，要进一步转变增长模式，提升经济，更加关注人才特别是国际人才的吸引和使用，让他们有更便利的渠道来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举措。 现在中国与国际上的交往越来越密切。现在中美之间每天往返的人数达到两万人，中欧之间每天是1万5千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去的新移民达到了1千万，出去的留学生也达到了400-500万。中国在海外的国际人口群体越来越大，约有6千万华人华侨。如果他们的二、三代都算上，可能有7000-8000万。这么大的一个群体与中国的合作、往来越来越密切，近期的国际人才政策备受关注。 例如这次政策中提到，海外华人的博士就可以申请绿卡，以往的很多限制取消了。不仅是华人华侨，还包括外国人、外国留学生，如果在北京工作，年薪能达到50万、纳税达到10万，就可以申请中国的绿卡。在上海是年薪60万、纳税12万就可以。这项政策实际上对于广大海外华人华侨、留学生和广大国际人才，都是非常利好的消息，说明中国朝着真正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迈进了一大步，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于企业来讲，无论是参与国际竞争，还是经济转型、创新经济，特别缺的就是人才。近期人才新政的实施，有助于企业吸引到大批新的国际人才，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包括优秀的来华留学生也可以留下来为中国企业所用。对于很多事业单位来说，也可以更好地吸引国外人才。而对于国际人才来讲，他们也有机会到中国来，为中国的发展出力，为中国“走出去”提供更多帮助。中国现在对外投资越来越多，走出去的人越来越多。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如果没有国际化的团队和国际化的人才做支撑，很难成功。包括华为、万达、中兴、联想、阿里巴巴、小米等大量的企业走出去，首先要有一系列的国际人才做支撑。人才不仅指中国人，也需要外国人，需要国际人才。人才新政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特别是像中关村的创新企业，对于这些要打造中国的硅谷、打造中国的创新引擎、带动中国创新发展的高科技企业，吸引国际人才的政策支撑来得非常及时、非常到位。 继续放开国际人才政策 发起设立国际人才组织政策进一步放宽 中国吸引国际人才的政策虽然很早就有，但在政策的力度、宽松度上有限。这次相对来说迈出了比较大的步伐，但仍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对于华人来说，现在申请绿卡要求有博士学位，今后可以考虑让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华人也可以申请绿卡，不一定非要有博士学位的限制。现在的很多政策还只是局限在中关村等试点，希望可以尽快地向全国复制、推广。北京的政策开放了投资移民，边远省份可以因地制宜地出台当地吸引国际人才、吸引国际投资的政策。总的来说，政策还可以有更多的灵活性和地区性差异。设立国家移民局 随着外国人永久居留工作的不断展开，工作量会慢慢上来，我们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这项工作基本上各个国家、地区都有专门的机构。像中国的台湾地区，6、7年前也成立了移民署，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国际人才。因为吸引一个国际人才，往往涉及很多方面的工作。例如，他不仅要办签证，也要办工作许可，有的还要办外国专家证，办家属的证件，还要提供很多福利便利，也就是说政策包括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涉及很多部门。前些年中国的绿卡政策，涉及了25个部门会签，所以有必要把具有国际人才管理经验的部门和人员汇集起来，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加强这方面工作。 成立中国的国家移民局是很有必要的，现在时机也比较成熟。特别是在这次中办和国办发布的《意见》中专门提到了要进一步完善国家移民管理机构设置和职责配置，从这个工作角度来讲也是有需求的。这方面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例如美国有专门的移民管理部门，英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都有类似的机构。设置这样一个机构，主要是向全世界释放一个信号，中国欢迎全世界的人才来落户、来发展、来寻找机会，来帮助中国走向世界。这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工作，原来是由不同的部门分别在做，如果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能够协调，综合管理，会极大地提高效率，也简化了国际人才各种手续的办理。外国人永久居留工作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新的领域，这方面的服务，包括政府的管理都要跟上。同时除了正常的移民之外，可能还有一些非正常的移民，甚至包括偷渡等特殊情况，需要参照国际标准来处理。包括未来有可能还会接纳部分国际难民，这都需要一个专门的移民管理机构来做。现在首次从国家层面出台这样一个政策文件，表明了中国要建立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那么建立一个专门的移民管理机构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时机也比较成熟了。设立国际人才组织 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人才大国，也是一个贸易流动大国、资本流动大国。贸易流动领域有WTO进行全球治理，资本流动领域有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是现在国际上没有一个关于全球高端人才流动的组织。包括学历的互相认证、工程师资格的认证、甚至未来移民的配额、留学生的管理等，特别需要一个国际组织来协调，探讨如何进一步做好这方面工作的管理和提升。中国发起了亚投行，发起了“一带一路”，发起了丝路基金，还有之前的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五国”，都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现在是人口流动大国，每年出去几十万的留学生、移民，现在又接纳外国人才到中国来，要从过去30年的吸引外资，到未来30年更多地去吸引外才。中国现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今年又举办G20峰会，建立一个“人才WTO”，也就是世界人才组织（World Talent Organization）很有必要。而且中国主动发起一个国际组织的话，包括人员设置、机构等会像亚投行一样占据较大的主导地位。中国本身就是个人才大国，如果能够发起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同时能够让中国为全球治理和国际人才流动做出独特贡献，也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过去30多年之所以迅猛发展，是因为把全国的人才流动调动起来。每年毕业的700万大学生可以去全国各地，可以在任何城市工作，人才流动是非常自由的。农民工可以去全国任何地方打工，也是非常自由的。全国的人才流动和劳动力流动，带来了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辉煌，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消失，老龄化人口已经占到很大比例，沿海劳动力短缺已经让很多工厂停产。未来中国要转型，要开始考虑利用全球的人才红利。出台一系列政策，建立国家移民局，在国际上建立世界人才组织，可以让中国更好地在未来打下机构的基础和制度的优势，来吸引全球人才，让中国未来的软实力、创新转型得到更大的发挥。从过去的全国人口流动、人才流动，到未来的全球人才流动，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机遇。怎样抓住这个机遇，也就是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报告里面谈到的，就是要怎样抓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仅指中国人，也需要全球的人才参与进来。这方面工作做好了，对我们未来的转型、经济的增长，都会有非常重要的关键作用。 现在国家很重视这方面工作，中央也已经在考虑建立国际人才合作组织的建议。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才进来，开展更多的国际人才比较、国际人才研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专门从事人才研究以及企业国际化、人才国际化的研究工作，可以做很多这些领域前期的研究和准备工作。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国际人才来从事国际人才组织的工作。我们还要联合一些国际人口大国，可以从双边交流开始，例如可以与澳大利亚开展双边的人才交流，可以和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分别开展双边交流，然后逐渐形成一个多边的机制，建立一个国际人才组织。就像与金砖国家有经济方面的组织，有亚投行是关于投资方面的组织，中国与其它国家也可以建立一个关于人才流动的组织，可以对未来人才流动起到引领和治理的作用。正如OECD这些国际组织对全球治理和发展，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现在中国来成立一个世界人才组织也是非常必要，而且中国非常重视人才，"人才"这个词汇本身也是中国的一个发明。 设立移民局和吸引国际人才并不矛盾，可以同步进行。中国一方面要加强自身的国际人才吸引工作，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两办从国家层面出台的文件，意义非常重大。正如1979年中国出台了《中国合资经营企业法》，对吸引外资、外商来华投资起到推动作用。现在中央和国务院出台关于外国人永久居留和服务管理的意见，也对未来外国人到中国来发展、外国人才到中国来发展起到决定性、推动性的作用。如果设立国家移民局，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在这一方面建立制度优势。同时在国际治理方面，在国际人才流动、国际人才发展、国际人才使用和未来国际人才的学历认证、资格认证和留学生往来、人才互派、交流等方面，如果有一个国际人才组织发挥作用，将是非常大的进展和极大创举。中国本身有巨大的人才基础、人才流动，完全有资格，也有能力、有必要来建立一个世界人才组织，这对世界来说也是重要贡献。 鼓励多元智库发展 推动政策采购 市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推动政策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CCG自2008年成立以来一直在关注国际人才研究，出版了几十本国际人才研究领域的专著，包括每年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四本权威的国际人才蓝皮书，同时也为中组部、统战部、科技部、教育部、人社部、国侨办、国家外专局等与人才工作相关的部委做了大量的课题，提出很多建言献策。另外，CCG也做了大量相关的调研，包括在欧美同学会和很多社团中也做了大量研究，掌握很多这方面的数据。我们提出过很多政策建议，也看到政策不断地在完善。特别是最近中央出台的这些人才政策，我们参与了很多。例如最近出台的中关村和北京的20条人才新政，CCG课题组进驻中关村几个月，参与了各个环节的工作，包括实施细则的拟定。一直参与国际人才领域的研究和政策推动，CCG非常高兴看到中国在人才工作上迈出这么大的步伐，也看到中国的人才工作开始不断地迈向新的高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正在不断形成。CCG作为国内领先的、专业研究前沿国际人才的智库，能够对中国人才事业做出一些贡献，是非常值得欣慰的。 中国体量巨大，中央和政府的影响力很大，从中央到地方集中力量办大事。从政策来讲，如果一个政策设计的好，可以带来很大的效果，这是政策红利，但如果一个政策设计的不好，也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能比别的国家更有需求建立智库体系。通过智库体系的建设，能够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加强民主协商。加强智库体系的建设，能够在各项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形成一定的政策竞争的市场，同时又能够帮助形成科学民主决策的体系，避免在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出现偏差或者失误。中央提出加快智库建设，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是非常及时、到位的建议。中国体量巨大，任何决策都会牵一发动全身，需要多家智库参与政策，形成一个智库的政策采购市场，便于政府更好地优化决策，同时也能帮助中国打造力，对中国的思想走出去、智库走出去都将是非常好的载体。所以智库的建设对于现阶段中国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虽然建国以来也有很多的官方智库，但是我们现在需要更多地鼓励多元化的智库。就像中央文件里面提到的，既要有国家的智库，也要有大学的智库，有企业的智库，更要有社会的智库，就是民间的智库，智库的多元化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智库间应该有一些竞争，或者政府在政策采购方面，可以更多地选择各种不同的智库，有意识地让不同智库来参与决策，而不是说只依靠某个部委的研究院，或是依靠传统上的研究中心，那样时间长了后可能会有一些弊病。鼓励多元化，同时更多地鼓励社会智库、民间智库是很有必要的。就像改革开放初期，发展民营经济搞活了中国的经济市场，现在如果更多地鼓励社会智库、民间智库，就能搞活中国的政策市场、思想市场。同时，就像当年发展民营经济带动中国经济发展一样，发展民营智库，也会带来中国智库的大发展。任何的市场里面，有一定的不同体系、不同载体的话，会加快、促进良性的循环，促进他们之间的共生和竞争，同时能够为决策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更多优化的机会，这是中国智库应该更多努力的方向。文章选自光明网，2016年3月15日
2016年3月16日 -
陈十一：南科大不是培养出国预备班
专家简介陈十一，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作为一所历经3年才被批准“筹建”的大学，南方科技大学被媒体誉为中国高校改革实验校。自主招生、自颁文凭，去官化、去行政化，从一开始，南科大就被视为中国教育改革的探路者。但随着自主招生变为高考成绩占60%的“631”录取模式，学位也由国家颁授。有声音认为，南科大改革失败。 日前，南科大第二任校长陈十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创新是南科大的根和魂，但现阶段南科大更加注重现代大学管理体制的建设。 谈南科大改革 为学生提供多种成才可能 记者：去年1月，你接任南科大校长，你对于之后的设想与之前南科大改革发展的思路有什么不同吗？ 陈十一：南科大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块试验田，是采用新理念、新机制创办的一所创新型大学。 南科大因创新而建，创新是南科大的根和魂，南科大肩负着创新教育的使命。南科大要快速崛起，必须高举改革的旗帜，但改革和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二者要同步，这是核心。 改革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现阶段南科大更加注重现代大学管理体制的建设，2015年学校通过了《南方科技大学章程》。我们的改革还在继续，我们的发展才刚刚开始。 记者：2011年，南科大招收首批教改实验班，有媒体把这批学生称为“教改小白鼠”。去年，这届学生迎来毕业季，其中出国深造的学生达79%。这是南科大培养学生的方向吗？ 陈十一：南科大的办学目标是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我们希望培养理工方面的拔尖创新人才。去年南科大第一届毕业生中，23人出国深造，占毕业生总数的79%，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但是，南科大不是培养出国预备班，而是为学生提供多种成才的可能，培养方向是多元化的。 南科大要培养精英，既要培养诺贝尔奖级的学者，同时也能培养出马云、马化腾式的创业者。 谈去行政化 去行政化是指去掉行政干预学术 记者：现在一些高校存在教师科研至上、论文至上的现象，将科研成果作为评价标准，你认为这种评价方式是否合理？ 陈十一：当下科研至上、论文至上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客观存在的。我认为，高校对教师的评估评价应该是综合的。大学里，教师的核心任务是教书育人，授课好不好，应该是对一个老师很重要的评价指标。至于科研成果，不能不看，但也不能全看。有的老师写了很多文章，如果真正用到的不多，那文章就变成了一个数字。更重要的是教师能够生产创新型的成果，能把他的东西转化为对社会有用的价值。 记者：两会期间，很多代表委员讨论高校去行政化的问题，你如何看待高校去行政化？应如何避免？ 陈十一：任何一所大学都需要行政管理，一流的大学，更需要一流的行政执行力。要把行政化与行政管理区分开来，去掉行政干预学术不等于去掉行政执行力。 避免行政化，主要还是从学校的建章立制方面努力。南科大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授治学、学术自治在南科大贯彻得非常突出，校学术委员会已经写进了大学章程。学校里还有很多民主角色，进行民主监督。此外，南科大从一开始就有别于传统的管理理念，与国际接轨，比如实行理事会治理制度、全员聘任等。 南科大大事记 ▲ 2007年底深圳向国家教育部提出南科大的筹建申请 ▲ 2010年12月教育部向广东省政府发通知，同意筹建南科大 ▲ 2011年1月南科大创校校长朱清时宣布，“拟自主招生、自主办学来推出其首期实验班”。此后，南科大首届教改实验班的45名学生入学 ▲ 2012年4月16日教育部发通知，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 ▲ 2012年5月教育部发文，同意南科大按“6+3+1”模式进行招生本文刊于《新京报》，2016年3月15日
2016年3月16日 -
【新京报】储殷：特朗普对决希拉里，大局已定了吗？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储殷 在美国时间3月1日，共和、民主两党迎来了对总统预选可能至关重要的“超级星期二”。民主党在阿拉巴马、乔治亚、弗吉尼亚、田纳西等11个州、以及一个海外领地举行初选或党团会议；而共和党则在乔治亚、弗吉尼亚、得克萨斯、马萨诸塞等11个州举行初选或党团会议。不出意料的是，希拉里、特朗普成为了民主与共和两党最大的赢家，其各自获得所在党提名之势似乎已经不可阻挡。 然而，与以往任何一届美国大选不同的是，本届美国总统预选直至今日，仍然存在着相当多的不确定性。一方面，由于相当多数的州在总统预选中采取了比例分赃而非赢家通吃的制度，只要跨过定下门槛，就算落败的都按比例取得选举人票。这让失败者一息尚存，从而可以坚持战斗更长的时间。另一方面，两位领先者希拉里、特朗普由于身陷丑闻与争议，也给了落后者更多地坚持到底等待定时炸弹爆炸的希望。 对于民主党的落后者桑德斯来说，虽然在正常情况下，这位美国版左翼老男人肯定不是“权力怪兽”希拉里的对手，但是希拉里在邮件门中越陷越深，却的确给予了他更大的希望。希拉里在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四年时间里，并没有使用政府提供的黑莓手机，而且一直使用个人电子邮箱办公，她的助手也未及时归档通信内容。这不仅让她遭到了共和党与美国媒体的强烈攻击，而且也让她面临违反保密原则甚至泄露国家机密的严厉指控。随着美国国会相应调查程序的展开，“邮件门”很有可能成为希拉里总统梦碎的定时炸弹。 对于克鲁兹、卢比奥等共和党候选人而言，特朗普的税务记录与民粹色彩，同样可能成为他们扭转劣势的难得机会。特朗普的生命力在于其反体制的草莽色彩，但是其亿万富翁的身份其实与这一草莽角色存在着致命的冲突。一旦抓住了这个冲突，就可能将特朗普“愤怒”、“直率”的牛仔变为“虚伪”、“贪婪”的骗子，而这其中的关键点就是特朗普的税务问题。 事实上，像特朗普这样的亿万富翁，在税务上很难是清白的，这不意味着他一定会违反法律，但合法而聪明的偷税行为，一样会在选举中带来毁灭性的观感。除了税务问题，克鲁兹与卢比奥还有另外一个可以扳倒特朗普的机会，那就是利用共和党内部对于特朗普日益高涨的敌意与担忧。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克鲁兹与卢比奥同样可以借助于共和党组织的力量，以某种民主集中制的方式将特朗普踢出局。当然这样的后果很可能是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从共和党中分裂出去，另组新党参加美国大选。 坦率来说，本届美国大选中的怪象频生在本质上来讲是美国政治极化的后果，占领华尔街的左翼抗争是桑德斯的社会基础，排外、极端而偏执的茶党运动则是特朗普成功的关键。左与右的反体制力量，已经逐渐瓦解了温和理性的社会中间力量。本文刊于《新京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3月16日 -
【新京报】王小川：人类要重新思考与“阿尔法狗”的关系
人类需要思考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与机器为伴？第二，如果有一天机器比人类更聪明、水平更高，就需要重新反思人类和机器的关系。 阿尔法狗与李世石的围棋对决，目前3:1，人类落后。一个多月以前，我预判阿尔法狗会完胜，已经结束的几局证明了我的判断。世人所震惊的，是在围棋这样一个人类游戏的领域，机器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现在已经有完胜的能力。 深蓝在1997年打败了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斯，距今已有19年时间。但是无论是技术人员还是专业棋手，都认为深蓝在围棋领域依然没有能力，都认为围棋是机器难以突破的。 今天谷歌的阿尔法狗，与深蓝相比有两方面巨大的提升。一方面是机器本身的技术能力有了质的变化，硬件水平较1997年有成倍的提升，阿尔法狗的计算力是当时深蓝的三万倍。但是，即便三万倍，也不足以解决围棋和国际象棋之间搜索空间的巨大变化，围棋变化的数量超过了宇宙中间所有原子的数量。 另一方面，就是算法上面的巨大提升。1997年时，机器是粗暴地进行搜索，而人类有棋感，会思考这几步棋比其他几步棋更有优势，特别是在围棋里面。让人类骄傲的是，看到机器开始逐步学习人类的思考，用了深度学习方法，一种神经网络的技术，模拟了人类大脑皮层的运动，使机器获得了棋感。机器一旦获得棋感，会比人类掌握得更好。 棋感加计算力，构成阿尔法狗战胜人类的基础，这种能力的提升也是多年来行业共同努力的结果。 人类面对机器不能自大。以往顶尖棋手认为机器不可能具有围棋选手的灵感和创造力，但是事实上机器已经做到了。以现在的技术来看，在一些重复性的脑力劳动方面，机器已经开始有更强的能力。但是在创造力领域，机器目前还做不到，未来也许可以做到，现在机器在推理能力、认知、包括自我意识方面都是没有的。 人类需要思考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与机器为伴？机器能够帮助人类做一些服务，完成一些简单的体力、脑力劳动，使得人类可以解放出来做更高级的事情。这是未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也是在“互联网+”大的体系里面，需要去努力推动的方向。阿尔法狗这次的胜利，会激发大家对人工智能的信心信念，推动这项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第二，如果有一天机器比人类更聪明、水平更高，就需要重新反思人类和机器的关系。极端地来讲，甚至人造的机器未来取代人，也是人类一个整体的进化。 三类人群会从这件事情获得不同收获。第一类是围棋职业选手，他们受到极大的震动；第二类是程序员、工程师等技术人员，他们发现自己有更大的舞台；第三类是更广大的普通人、消费者或者是创业者，以一种重新审视的角度看到更多新的机会。 深蓝计算不过围棋选手，主要因为IBM当时只是要以此为噱头体现自身设备的计算能力，从而扩大销售。而谷歌是要用搜索引擎或者未来的服务帮助消费者解决问题。谷歌预测，在未来谷歌的搜索引擎里面，十个问题中会有七个半不是仅给你网页链接，而是给你直接的答案。所以谷歌相信人工智能变成人类的一种服务，谷歌的DeepMind团队也是以提升机器智能为使命进行工作的，这和IBM深蓝的出发点和路径也是非常不同。 《自然》杂志最近刊登了相关文章。如果单是一台机器下围棋这样一件局部的事，其实不足以上《自然》杂志，这不是多么大的发明。但是《自然》杂志认可这样的技术，不仅只是针对下围棋，这本身代表了人工智能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有一个广泛的服务能力。因此，我们认为这次对弈将成为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对中国来讲，我们要更加重视互联网背后前沿技术的研发能力，重视对尖端技术的资源投入。我们在发展互联网的时候，不能忘了背后的原动力。虽然中国人口众多，带来巨大的红利，但是技术需要我们更好的保护和支持。 作者简介 王小川，搜狗公司CEO，技术极客，人工智能领域实践者。1994年，王小川用吴文俊消元法，首次在微型机下完成初等几何命题的全部证明。1996年王小川代表中国队参加第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IOI），获得金牌与总分世界第一，后为中国队教练。本文刊于《新京报》，2016年3月15日
2016年3月16日 -
陶景洲：保护律师执业权利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两会期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人民日报旗下环球网联合推出系列高端访谈节目“奔跑--国计大势”，采访全国政协委员、知名学者专家，就两会热点话题进行探讨。 3月9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苗绿博士对话国际著名律师、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陶景洲，共同探讨法治建设、金融监管等热点话题。创新要有健全的法律保护机制 苗绿：各位朋友大家好。两会期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和环球网联合策划推出“奔跑--国计大势”系列高端访谈节目。我们将访谈著名的全国政协委员以及知名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两会的热点话题。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著名律师陶景洲。陶律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陶景洲：大家好。 苗绿：我们知道依法治国、法治建设依然是两会期间的重点话题，“十三五”规划当中也明确提出，“十三五”开局之年要把依法治国放到关键的位置。您是国际知名的律师，也在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年您对两会的依法治国热点话题有怎样的看法吗？ 陶景洲：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依法治国，这次两会又重新的强调，但是我希望各个立法部门、执法部门以及行政部门都能够更多地增加法治的意识，并作为我们党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吧，在这方面，我希望有一些更加具体的措施出来。 苗绿：您期待更多的具体措施来支撑依法治国的理念。我们知道“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热点，您认为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法治方面应该怎样来支撑？ 陶景洲：创新，最主要的还是要有一个好的法律保护机制，特别重要的就是要有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如果我创新，但是我的权利得不到保护，第二天就被抄袭了，那么我就没有创新的动力，所以最主要的还是要有对创新的权利的保护。创业，就是要减少一些各种审批，必须要为创业者提供更加优惠的税收等政策，这些方面可能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去做的。怎样找出一个黄金分割点，既保证国家有足够的税收，同时要给创业者提供更多的优惠，而且减少相应的审批程序。 苗绿：我们通过国际比较知道，美国人很骄傲他们有比较健全的法制。我原来听原美国财长、哈佛大学校长也提到过，他认为美国能够持续发展，就是因为有法制的保证，能够为创新提供非常大的动力。我相信中国在不断发展的法治进程中，也能够助推创新、创业。 陶景洲：没错，创新，最重要的是既要保护他们的权利，同时要使违法者付出代价，这样他才不会有所谓拷贝别人的这样一种想法。如果我们不去落实，那么可能会造成我们的整个创新的机制，无法真正的建立起来。落实律师法 保护律师执业权利 苗绿：我们知道，司法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因为平时还可以通过道德等手段来规范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的行为，但是如果司法不能做到最后一步屏障的话，可能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反作用。现在咱们律师群体也备受关注，目前全国大概有30万律师。现在讲到司法改革当中如何更好地发挥律师的作用，不知道您对这方面怎么看。因为您本身是律师，而且您从北大1977级法律系毕业以后留法很多年，一直是国际上活跃的大律师。您作为律师群体当中的一员，怎么看司法改革当中，保护律师执业权利，发挥律师群体更大的积极性？ 陶景洲：我们过去很多人提到律师就想着打官司，实际上在经济生活中，律师90%的作用都是提前为客户设计好商业模式，提供例如上市、融资、税务等方面的咨询，这些是最重要的工作。所谓的合同纠纷打官司是很小的一部分，这是关于商务方面的律师。当然我们还有刑事方面的律师，民事方面的律师。针对刑事方面的律师来讲，大家有一种印象，总感到律师比较麻烦，总是和公权力去抗衡，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律师制度是整个国家法律体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看起来是给公安、检查院找了一些麻烦，但事实上他是在保护程序正义，使任何一个犯罪的嫌疑人都能够得到相应的辩护权。有时候我们地方的官员总把这些当成一个比较麻烦的事，这个是不应该的。还有就是在法院里边，辩护权利的实施也特别重要。充分查清事实，正确使用法律，这些都不能缺少律师的作用。对于律师而言，在与公安、检查、法院、行政机关打交道的过程中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弱势的群体，我们应该严格地执行律师法、行政诉讼法，保证法律给予的权利，真正地让律师发挥他们的作用。律师法主要是落实。我们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大学学法律的时候就说，依法治国就是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这些做不到就不是一个法治社会，就可能变成行政权力过大等情况，这些是不符合法治原则的。律师队伍里面也可能有不太好的人，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些比较少数的方面，也要看总的趋势，整个队伍里边法治精神的提高，这些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一带一路”和“走出去”需要律师发挥作用 苗绿：您多年来帮助海外企业走进来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现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您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进程和中国的全球化过程当中，包括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人和中国的很多经济主体走出去的时候，怎样能够在法律上给予他们一些帮助？中国在法治建设上怎么配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陶景洲：“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大政方针，在真正具体的实施中，律师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你到一个国家去做生意，第一件事就是必须要了解对方的法律环境、政治环境、商业计划等等。法律上你到底有什么样的权利，有什么样的义务，同时要签订一个规范的合同，这个合同既要对现有的情况、现有的权利义务作出相应的规定，同时要对未来可能有的风险作出合理分配，要有未来纠纷解决的条款，这些都需要律师去起草。否则，“一带一路”就可能变成单纯的撒钱，钱投过去了，权利没把握好，那就会失败。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对这方面很不重视，有时候领导拍板，这个事就成了。但是现在的国际经济生活离不开法律，离不开严谨的合同规定，这也是我们律师一天到晚做的事情，就是怎样能够让看起来特别好的一个商业项目，不被这样一种形势冲昏头脑，而冷静地考虑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出来以后我们如何应对的法律措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苗绿：律师、法律从业者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规定条文，制度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复杂，宗教不同，文化不同，但是在现代社会大家都得遵守法律，不管是国际法，还是说相关的公约、国际规则。在这个进程当中，中国了解国际法、国际规则的一些人，像您这样的律师就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我知道您在国际仲裁组织中也担任一些职务，您在沟通中国和世界的法律过程中，在国际仲裁方面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有趣的事情能跟我们分享吗？ 陶景洲：太多了。第一，国际仲裁都是保密的，你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哪些仲裁，谁和谁仲裁了，在哪个地方仲裁，这些都是保密的。这也是仲裁比较美好的一面，不像在法院打官司，除非涉及到国际机密和个人隐私，那么都必须是公开审理。仲裁都是不公开审理的，这一点比较不一样。另外国际仲裁最大的一个特点，它不是一个国家的机构，而是一个私人的机构，叫private forum，这是大家都感到比较公正一点。我们中国企业去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法院打官司，可能总感到当地是不是偏心，反之，巴基斯坦到中国来，他也感到在这里打官司法院会不会不那么公正。也就是说，你可能是公正的，但是你可能被视为是不公正的。所以就有很多的国际仲裁机构，是独立与这些国家的民间机构，他们去做这种仲裁。 国际仲裁第二个有意思的方面就是有全球的可执行性。比如说中国法院作出的判决，因为中国没有参加一些相应的国际条约，没有双边的协定安排，到其他国家没法执行，那么其他国家到中国来也没法执行。但是仲裁可以，它有150多个国家都签订了一个条约，叫做纽约公约，中国也在1987年参加了。也就是说，我在新加坡、瑞士、法国、英国等条约的签字国拿到仲裁的裁决，都可以到中国来执行。反过来说，中国的仲裁裁决也可以在其他的150多个国家执行，这一点也是比较吸引人的地方。 将来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国际条约的安排。比如说，中国是不是应该参加国际反腐败的公约，便于我们引渡相应的贪官等等，这些都是国际性的安排，十分重要。对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肯定都有更多国际性的安排。 苗绿：“十三五”里面也提出来，中国需要积极地参与全球的治理，并且有一些制度性的参与，这就意味着可能在多边安排上，中国应该积极地去参与。我们环球网的很多网友和观众非常关心国际方面的一些资讯，因为您是国际大律师，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这个话题。那在全球治理、全球制度性参与方面，除了您说的中国可以更多地参与国际仲裁的体系，您觉得中国在法律方面还应该有什么样的积极作为？ 陶景洲：很多。过去我们都是规则的参与者，就是参加这个条约，或不参加这个条约。现在我们要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就是在条约的制定过程中，应该有相应的话语权，反映中国的法律文化，反映中国相应的利益。这些也需要中国的法律人，不断地介入这些国际组织。不仅是规则的参与者，而且应该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商业社会就是一个法制社会，商业社会的具体（活动）一定要落实在法律的条款上，最终还是要有相应的条约、公约、规则、指南等等去制约我们的经济生活。 苗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作为一家社会智库也不断地提出一些政策建议给中央政府和各个地方政府。我们也曾经向中央政府提出，可以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包括有国际事务经验的海归与专业人士。我们特别希望看到，未来在国际组织里面有更多的中国人参与。因为在那种环境中就是一个国际公民的身份，可以更多地发出中国的声音，或者在中国背景下发出一些声音，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有所推动。 陶景洲：虽然在很多的国际机构中已经有中国人的存在，但是要有所作为还需要一代人的努力。要更加熟练地掌握国际通行的各种语言，从而更好地参与这些国际机构，否则在语言没有熟练掌握的情况下，无法准确把握规则起草上的细微差别。企业“走出去”要重视法律、整合以及安全审查问题 苗绿：法律对语言要求得非常高，因为语言就是思想的家，是制度设定的重要元素之一。您从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兼并事务多年，也是这方面的知名律师，能跟我们谈谈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法律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或分享一下您的一些相关经历吗？ 陶景洲：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道路上已经交了许多学费，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对法律的重视度不够。统计显示，中国现在海外所有兼并收购项目真正盈利的只有大约百分之十几，比例比较低。当然这与全球经济危机和全球的通缩也有些关系，但是我们也要找自己的原因，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20多年前，在开始讲“走出去”时，我的一个观点是，大家先学习日本的经验再走出去，因为日本在这方面交了许多学费，我们把他们的经验研究透了之后可能会走得更好一点，但是大家没有采纳，出去以后就发现有许多的问题。当然，在有些项目上我们有些公司的高管总是志在必得，说这个项目一定要拿下，所以把兼并收购签不签合同作为交易成功的标准，这是错误的。虽然没签下合同，但没亏钱是好事，随意签了，将来可能就成为一个无底洞，是不成功的，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是不行的。有领导就说把合同中必要的法律条款删掉了，例如卖方在交易前应该提供担保和保证，包括交割之后的担保和保证都不要了，没有相应的合同条款设计。第二点，也是最大的问题--整合。交易完成自己能不能消化掉，如果消化不好，将来也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在兼并收购的过程中不能过于乐观。第三点，是外国对我们歧视性的安排，或对我们的担心，例如美国对海外投资的安全审查，使我们的企业走不出去，像华为想去兼并被告知不行，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苗绿：美国的安全审查是既不公开，又无条件地就可以拒绝中国或其他国家的企业。而且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前评估可能会发现很多的风险，像法律上的、条款上、市场上的各种危机等等。多年前日本企业走出去的时候，也遇到了许多问题，像您说借鉴日本企业经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一批日本企业走出去的潮流非常汹涌，现在好像慢慢平息下来了，可能是他们交了学费，我们应该更多地借鉴、学习。 陶景洲：我们现在也在西班牙、纽约、伦敦等地买了许多标志性的大楼，这些是不是好事情还不知道。有段时间说要占有资源，我们买了很多的矿，但现在这些矿都贬值了70%-80%？走出去应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会计师、律师、政府关系、评估、劳工分析、媒体联络等一系列服务的系统工程。事实上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因为在全世界谈十个可能只能成一个，而不是说谈一个成一个，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中国的企业，有时需要知道前面的花费都白花了，但有时不愿意白花钱，一定要签合同就只能自己受罪了。加强金融监管 严格信息披露 苗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一直做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分析研究。我们每年出中国企业全球化蓝皮书报告，组织研讨，而且每年都举办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汇集各方面的嘉宾，包括律师、会计师、公关等各个方面的中介服务团队和国际人才，与中国要走出去的企业碰撞出一些火花，互相了解，在走出去之前做好内功。 您写过一篇文章，关于中国企业、中国金融体系高管在法律上出现一些问题，影响了中国整体形象，可能也影响了金融行业，并带来一些负面问题。对这个问题和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您有什么更深入的看法？ 陶景洲：股市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大家把矛头指向了境外敌对势力做空中国，我认为这不是那么的负责任，最后调查了一圈也发现没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所以问题是出在了我们内部。例如和朋友聊天就会问你有什么消息，这些都属于内幕交易。证券市场必须要公正、透明、信息要对称，避免内部交易，如果做不到就不能增加投资者的信心，大家就会跟着市场上所谓的传言去走。这就需要加大对内幕交易的惩罚力度，但证监会也不能把他们的眼光全部集中在所谓的指数上，真正的注重在监管上，严格调查内幕交易的相应人员，给予严惩，这样才能让股市健康发展。 苗绿：如果是上市公司，那一定是公开监管的，有严格的法律体系才能够保证所有市场参与者的权益。一旦其中的体系有问题，也许会对中国整个证券市场，对中国整个公开的资本市场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这方面要避免相关的事情重演，还是需要健全法律法制。 陶景洲：还有就是取消内幕交易，严格实行信息披露制度，如果有事情发生，不能遮盖。在美国如果企业自己披露，证监会就管得很少，你可以是一个比较差的公司，只要说清事实，有人愿意买，但不能信息不披露，把自己描写成世界上最好的公司，隐瞒很多信息，这是不能容忍的，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如果能做好这两件事，证券市场就应该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中国目前在这两件事上还有待提高。 苗绿：这个问题不光涉及所有的持股人，涉及中国证券市场，可能还涉及到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系统性风险，所以是非常重要的。讲到这里我还想起，我们在和企业家交流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不愿意上市。上市可以拿到更多融资，公司可以更好地发展，但是他们说不清楚为什么，也说明其实他们还是敬畏的，因为公司一旦上市，一定要在法律框架以内公开透明。从这个角度讲，是需要再下一些工夫，让证券市场更公开透明。 陶景洲：没错。有很多私人公司，他们不愿意把信息让大家知道。所谓的信息披露制度和既定的内幕交易，在将来的制度中不仅要惩罚相应的管理层，还要惩罚帮助他们做假帐的中介机构，包括律师、会计师等，增加他们的责任，使他们和公司不敢一起造假，这样中国的证券市场能够比较好地发展。证券市场是最需要法制的，规则特别重要，不能破坏规则。 （根据访谈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