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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王小川：人类要重新思考与“阿尔法狗”的关系
人类需要思考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与机器为伴？第二，如果有一天机器比人类更聪明、水平更高，就需要重新反思人类和机器的关系。 阿尔法狗与李世石的围棋对决，目前3:1，人类落后。一个多月以前，我预判阿尔法狗会完胜，已经结束的几局证明了我的判断。世人所震惊的，是在围棋这样一个人类游戏的领域，机器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现在已经有完胜的能力。 深蓝在1997年打败了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斯，距今已有19年时间。但是无论是技术人员还是专业棋手，都认为深蓝在围棋领域依然没有能力，都认为围棋是机器难以突破的。 今天谷歌的阿尔法狗，与深蓝相比有两方面巨大的提升。一方面是机器本身的技术能力有了质的变化，硬件水平较1997年有成倍的提升，阿尔法狗的计算力是当时深蓝的三万倍。但是，即便三万倍，也不足以解决围棋和国际象棋之间搜索空间的巨大变化，围棋变化的数量超过了宇宙中间所有原子的数量。 另一方面，就是算法上面的巨大提升。1997年时，机器是粗暴地进行搜索，而人类有棋感，会思考这几步棋比其他几步棋更有优势，特别是在围棋里面。让人类骄傲的是，看到机器开始逐步学习人类的思考，用了深度学习方法，一种神经网络的技术，模拟了人类大脑皮层的运动，使机器获得了棋感。机器一旦获得棋感，会比人类掌握得更好。 棋感加计算力，构成阿尔法狗战胜人类的基础，这种能力的提升也是多年来行业共同努力的结果。 人类面对机器不能自大。以往顶尖棋手认为机器不可能具有围棋选手的灵感和创造力，但是事实上机器已经做到了。以现在的技术来看，在一些重复性的脑力劳动方面，机器已经开始有更强的能力。但是在创造力领域，机器目前还做不到，未来也许可以做到，现在机器在推理能力、认知、包括自我意识方面都是没有的。 人类需要思考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与机器为伴？机器能够帮助人类做一些服务，完成一些简单的体力、脑力劳动，使得人类可以解放出来做更高级的事情。这是未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也是在“互联网+”大的体系里面，需要去努力推动的方向。阿尔法狗这次的胜利，会激发大家对人工智能的信心信念，推动这项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第二，如果有一天机器比人类更聪明、水平更高，就需要重新反思人类和机器的关系。极端地来讲，甚至人造的机器未来取代人，也是人类一个整体的进化。 三类人群会从这件事情获得不同收获。第一类是围棋职业选手，他们受到极大的震动；第二类是程序员、工程师等技术人员，他们发现自己有更大的舞台；第三类是更广大的普通人、消费者或者是创业者，以一种重新审视的角度看到更多新的机会。 深蓝计算不过围棋选手，主要因为IBM当时只是要以此为噱头体现自身设备的计算能力，从而扩大销售。而谷歌是要用搜索引擎或者未来的服务帮助消费者解决问题。谷歌预测，在未来谷歌的搜索引擎里面，十个问题中会有七个半不是仅给你网页链接，而是给你直接的答案。所以谷歌相信人工智能变成人类的一种服务，谷歌的DeepMind团队也是以提升机器智能为使命进行工作的，这和IBM深蓝的出发点和路径也是非常不同。 《自然》杂志最近刊登了相关文章。如果单是一台机器下围棋这样一件局部的事，其实不足以上《自然》杂志，这不是多么大的发明。但是《自然》杂志认可这样的技术，不仅只是针对下围棋，这本身代表了人工智能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有一个广泛的服务能力。因此，我们认为这次对弈将成为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对中国来讲，我们要更加重视互联网背后前沿技术的研发能力，重视对尖端技术的资源投入。我们在发展互联网的时候，不能忘了背后的原动力。虽然中国人口众多，带来巨大的红利，但是技术需要我们更好的保护和支持。 作者简介 王小川，搜狗公司CEO，技术极客，人工智能领域实践者。1994年，王小川用吴文俊消元法，首次在微型机下完成初等几何命题的全部证明。1996年王小川代表中国队参加第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IOI），获得金牌与总分世界第一，后为中国队教练。本文刊于《新京报》，2016年3月15日
2016年3月16日 -
陶景洲：保护律师执业权利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两会期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人民日报旗下环球网联合推出系列高端访谈节目“奔跑--国计大势”，采访全国政协委员、知名学者专家，就两会热点话题进行探讨。 3月9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苗绿博士对话国际著名律师、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陶景洲，共同探讨法治建设、金融监管等热点话题。创新要有健全的法律保护机制 苗绿：各位朋友大家好。两会期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和环球网联合策划推出“奔跑--国计大势”系列高端访谈节目。我们将访谈著名的全国政协委员以及知名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两会的热点话题。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著名律师陶景洲。陶律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陶景洲：大家好。 苗绿：我们知道依法治国、法治建设依然是两会期间的重点话题，“十三五”规划当中也明确提出，“十三五”开局之年要把依法治国放到关键的位置。您是国际知名的律师，也在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年您对两会的依法治国热点话题有怎样的看法吗？ 陶景洲：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依法治国，这次两会又重新的强调，但是我希望各个立法部门、执法部门以及行政部门都能够更多地增加法治的意识，并作为我们党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吧，在这方面，我希望有一些更加具体的措施出来。 苗绿：您期待更多的具体措施来支撑依法治国的理念。我们知道“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热点，您认为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法治方面应该怎样来支撑？ 陶景洲：创新，最主要的还是要有一个好的法律保护机制，特别重要的就是要有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如果我创新，但是我的权利得不到保护，第二天就被抄袭了，那么我就没有创新的动力，所以最主要的还是要有对创新的权利的保护。创业，就是要减少一些各种审批，必须要为创业者提供更加优惠的税收等政策，这些方面可能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去做的。怎样找出一个黄金分割点，既保证国家有足够的税收，同时要给创业者提供更多的优惠，而且减少相应的审批程序。 苗绿：我们通过国际比较知道，美国人很骄傲他们有比较健全的法制。我原来听原美国财长、哈佛大学校长也提到过，他认为美国能够持续发展，就是因为有法制的保证，能够为创新提供非常大的动力。我相信中国在不断发展的法治进程中，也能够助推创新、创业。 陶景洲：没错，创新，最重要的是既要保护他们的权利，同时要使违法者付出代价，这样他才不会有所谓拷贝别人的这样一种想法。如果我们不去落实，那么可能会造成我们的整个创新的机制，无法真正的建立起来。落实律师法 保护律师执业权利 苗绿：我们知道，司法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因为平时还可以通过道德等手段来规范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的行为，但是如果司法不能做到最后一步屏障的话，可能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反作用。现在咱们律师群体也备受关注，目前全国大概有30万律师。现在讲到司法改革当中如何更好地发挥律师的作用，不知道您对这方面怎么看。因为您本身是律师，而且您从北大1977级法律系毕业以后留法很多年，一直是国际上活跃的大律师。您作为律师群体当中的一员，怎么看司法改革当中，保护律师执业权利，发挥律师群体更大的积极性？ 陶景洲：我们过去很多人提到律师就想着打官司，实际上在经济生活中，律师90%的作用都是提前为客户设计好商业模式，提供例如上市、融资、税务等方面的咨询，这些是最重要的工作。所谓的合同纠纷打官司是很小的一部分，这是关于商务方面的律师。当然我们还有刑事方面的律师，民事方面的律师。针对刑事方面的律师来讲，大家有一种印象，总感到律师比较麻烦，总是和公权力去抗衡，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律师制度是整个国家法律体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看起来是给公安、检查院找了一些麻烦，但事实上他是在保护程序正义，使任何一个犯罪的嫌疑人都能够得到相应的辩护权。有时候我们地方的官员总把这些当成一个比较麻烦的事，这个是不应该的。还有就是在法院里边，辩护权利的实施也特别重要。充分查清事实，正确使用法律，这些都不能缺少律师的作用。对于律师而言，在与公安、检查、法院、行政机关打交道的过程中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弱势的群体，我们应该严格地执行律师法、行政诉讼法，保证法律给予的权利，真正地让律师发挥他们的作用。律师法主要是落实。我们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大学学法律的时候就说，依法治国就是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这些做不到就不是一个法治社会，就可能变成行政权力过大等情况，这些是不符合法治原则的。律师队伍里面也可能有不太好的人，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些比较少数的方面，也要看总的趋势，整个队伍里边法治精神的提高，这些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一带一路”和“走出去”需要律师发挥作用 苗绿：您多年来帮助海外企业走进来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现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您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进程和中国的全球化过程当中，包括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人和中国的很多经济主体走出去的时候，怎样能够在法律上给予他们一些帮助？中国在法治建设上怎么配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陶景洲：“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大政方针，在真正具体的实施中，律师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你到一个国家去做生意，第一件事就是必须要了解对方的法律环境、政治环境、商业计划等等。法律上你到底有什么样的权利，有什么样的义务，同时要签订一个规范的合同，这个合同既要对现有的情况、现有的权利义务作出相应的规定，同时要对未来可能有的风险作出合理分配，要有未来纠纷解决的条款，这些都需要律师去起草。否则，“一带一路”就可能变成单纯的撒钱，钱投过去了，权利没把握好，那就会失败。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对这方面很不重视，有时候领导拍板，这个事就成了。但是现在的国际经济生活离不开法律，离不开严谨的合同规定，这也是我们律师一天到晚做的事情，就是怎样能够让看起来特别好的一个商业项目，不被这样一种形势冲昏头脑，而冷静地考虑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出来以后我们如何应对的法律措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苗绿：律师、法律从业者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规定条文，制度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复杂，宗教不同，文化不同，但是在现代社会大家都得遵守法律，不管是国际法，还是说相关的公约、国际规则。在这个进程当中，中国了解国际法、国际规则的一些人，像您这样的律师就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我知道您在国际仲裁组织中也担任一些职务，您在沟通中国和世界的法律过程中，在国际仲裁方面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有趣的事情能跟我们分享吗？ 陶景洲：太多了。第一，国际仲裁都是保密的，你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哪些仲裁，谁和谁仲裁了，在哪个地方仲裁，这些都是保密的。这也是仲裁比较美好的一面，不像在法院打官司，除非涉及到国际机密和个人隐私，那么都必须是公开审理。仲裁都是不公开审理的，这一点比较不一样。另外国际仲裁最大的一个特点，它不是一个国家的机构，而是一个私人的机构，叫private forum，这是大家都感到比较公正一点。我们中国企业去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法院打官司，可能总感到当地是不是偏心，反之，巴基斯坦到中国来，他也感到在这里打官司法院会不会不那么公正。也就是说，你可能是公正的，但是你可能被视为是不公正的。所以就有很多的国际仲裁机构，是独立与这些国家的民间机构，他们去做这种仲裁。 国际仲裁第二个有意思的方面就是有全球的可执行性。比如说中国法院作出的判决，因为中国没有参加一些相应的国际条约，没有双边的协定安排，到其他国家没法执行，那么其他国家到中国来也没法执行。但是仲裁可以，它有150多个国家都签订了一个条约，叫做纽约公约，中国也在1987年参加了。也就是说，我在新加坡、瑞士、法国、英国等条约的签字国拿到仲裁的裁决，都可以到中国来执行。反过来说，中国的仲裁裁决也可以在其他的150多个国家执行，这一点也是比较吸引人的地方。 将来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国际条约的安排。比如说，中国是不是应该参加国际反腐败的公约，便于我们引渡相应的贪官等等，这些都是国际性的安排，十分重要。对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肯定都有更多国际性的安排。 苗绿：“十三五”里面也提出来，中国需要积极地参与全球的治理，并且有一些制度性的参与，这就意味着可能在多边安排上，中国应该积极地去参与。我们环球网的很多网友和观众非常关心国际方面的一些资讯，因为您是国际大律师，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这个话题。那在全球治理、全球制度性参与方面，除了您说的中国可以更多地参与国际仲裁的体系，您觉得中国在法律方面还应该有什么样的积极作为？ 陶景洲：很多。过去我们都是规则的参与者，就是参加这个条约，或不参加这个条约。现在我们要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就是在条约的制定过程中，应该有相应的话语权，反映中国的法律文化，反映中国相应的利益。这些也需要中国的法律人，不断地介入这些国际组织。不仅是规则的参与者，而且应该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商业社会就是一个法制社会，商业社会的具体（活动）一定要落实在法律的条款上，最终还是要有相应的条约、公约、规则、指南等等去制约我们的经济生活。 苗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作为一家社会智库也不断地提出一些政策建议给中央政府和各个地方政府。我们也曾经向中央政府提出，可以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包括有国际事务经验的海归与专业人士。我们特别希望看到，未来在国际组织里面有更多的中国人参与。因为在那种环境中就是一个国际公民的身份，可以更多地发出中国的声音，或者在中国背景下发出一些声音，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有所推动。 陶景洲：虽然在很多的国际机构中已经有中国人的存在，但是要有所作为还需要一代人的努力。要更加熟练地掌握国际通行的各种语言，从而更好地参与这些国际机构，否则在语言没有熟练掌握的情况下，无法准确把握规则起草上的细微差别。企业“走出去”要重视法律、整合以及安全审查问题 苗绿：法律对语言要求得非常高，因为语言就是思想的家，是制度设定的重要元素之一。您从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兼并事务多年，也是这方面的知名律师，能跟我们谈谈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法律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或分享一下您的一些相关经历吗？ 陶景洲：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道路上已经交了许多学费，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对法律的重视度不够。统计显示，中国现在海外所有兼并收购项目真正盈利的只有大约百分之十几，比例比较低。当然这与全球经济危机和全球的通缩也有些关系，但是我们也要找自己的原因，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20多年前，在开始讲“走出去”时，我的一个观点是，大家先学习日本的经验再走出去，因为日本在这方面交了许多学费，我们把他们的经验研究透了之后可能会走得更好一点，但是大家没有采纳，出去以后就发现有许多的问题。当然，在有些项目上我们有些公司的高管总是志在必得，说这个项目一定要拿下，所以把兼并收购签不签合同作为交易成功的标准，这是错误的。虽然没签下合同，但没亏钱是好事，随意签了，将来可能就成为一个无底洞，是不成功的，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是不行的。有领导就说把合同中必要的法律条款删掉了，例如卖方在交易前应该提供担保和保证，包括交割之后的担保和保证都不要了，没有相应的合同条款设计。第二点，也是最大的问题--整合。交易完成自己能不能消化掉，如果消化不好，将来也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在兼并收购的过程中不能过于乐观。第三点，是外国对我们歧视性的安排，或对我们的担心，例如美国对海外投资的安全审查，使我们的企业走不出去，像华为想去兼并被告知不行，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苗绿：美国的安全审查是既不公开，又无条件地就可以拒绝中国或其他国家的企业。而且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前评估可能会发现很多的风险，像法律上的、条款上、市场上的各种危机等等。多年前日本企业走出去的时候，也遇到了许多问题，像您说借鉴日本企业经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一批日本企业走出去的潮流非常汹涌，现在好像慢慢平息下来了，可能是他们交了学费，我们应该更多地借鉴、学习。 陶景洲：我们现在也在西班牙、纽约、伦敦等地买了许多标志性的大楼，这些是不是好事情还不知道。有段时间说要占有资源，我们买了很多的矿，但现在这些矿都贬值了70%-80%？走出去应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会计师、律师、政府关系、评估、劳工分析、媒体联络等一系列服务的系统工程。事实上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因为在全世界谈十个可能只能成一个，而不是说谈一个成一个，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中国的企业，有时需要知道前面的花费都白花了，但有时不愿意白花钱，一定要签合同就只能自己受罪了。加强金融监管 严格信息披露 苗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一直做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分析研究。我们每年出中国企业全球化蓝皮书报告，组织研讨，而且每年都举办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汇集各方面的嘉宾，包括律师、会计师、公关等各个方面的中介服务团队和国际人才，与中国要走出去的企业碰撞出一些火花，互相了解，在走出去之前做好内功。 您写过一篇文章，关于中国企业、中国金融体系高管在法律上出现一些问题，影响了中国整体形象，可能也影响了金融行业，并带来一些负面问题。对这个问题和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您有什么更深入的看法？ 陶景洲：股市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大家把矛头指向了境外敌对势力做空中国，我认为这不是那么的负责任，最后调查了一圈也发现没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所以问题是出在了我们内部。例如和朋友聊天就会问你有什么消息，这些都属于内幕交易。证券市场必须要公正、透明、信息要对称，避免内部交易，如果做不到就不能增加投资者的信心，大家就会跟着市场上所谓的传言去走。这就需要加大对内幕交易的惩罚力度，但证监会也不能把他们的眼光全部集中在所谓的指数上，真正的注重在监管上，严格调查内幕交易的相应人员，给予严惩，这样才能让股市健康发展。 苗绿：如果是上市公司，那一定是公开监管的，有严格的法律体系才能够保证所有市场参与者的权益。一旦其中的体系有问题，也许会对中国整个证券市场，对中国整个公开的资本市场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这方面要避免相关的事情重演，还是需要健全法律法制。 陶景洲：还有就是取消内幕交易，严格实行信息披露制度，如果有事情发生，不能遮盖。在美国如果企业自己披露，证监会就管得很少，你可以是一个比较差的公司，只要说清事实，有人愿意买，但不能信息不披露，把自己描写成世界上最好的公司，隐瞒很多信息，这是不能容忍的，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如果能做好这两件事，证券市场就应该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中国目前在这两件事上还有待提高。 苗绿：这个问题不光涉及所有的持股人，涉及中国证券市场，可能还涉及到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系统性风险，所以是非常重要的。讲到这里我还想起，我们在和企业家交流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不愿意上市。上市可以拿到更多融资，公司可以更好地发展，但是他们说不清楚为什么，也说明其实他们还是敬畏的，因为公司一旦上市，一定要在法律框架以内公开透明。从这个角度讲，是需要再下一些工夫，让证券市场更公开透明。 陶景洲：没错。有很多私人公司，他们不愿意把信息让大家知道。所谓的信息披露制度和既定的内幕交易，在将来的制度中不仅要惩罚相应的管理层，还要惩罚帮助他们做假帐的中介机构，包括律师、会计师等，增加他们的责任，使他们和公司不敢一起造假，这样中国的证券市场能够比较好地发展。证券市场是最需要法制的，规则特别重要，不能破坏规则。 （根据访谈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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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中国需要“创新的创新”
黄亚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2015年中国GDP同比增长6.9％，创25年来的历史新低，各种刺激政策也难见成效。严峻的经济形势让许多人士焦虑不安，也不断有人提出各种建议以拉高GDP增速。“我们不应该千方百计去提高GDP增速。”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应该着力分析深层次问题，尤其是反思和改革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黄亚生教授出生在一个红色世家，上世纪80年代初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在国际学术界上，他比较注重实证研究，不但参与了中国经济拉美化的讨论，也最早提出关于中国与印度发展模式优劣的“龙象之争”的讨论。另外他在MIT创办了中国和印度实验室，目的是帮助两个国家的中小企业提高管理水平。黄亚生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L”型增长，降了一个档次，但仍然维持较高增长速度；另一种是阶梯下行，不断走低。“刺激不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改革。”在黄亚生看来，中国不能再依靠刺激政策，否则风险积累就会越来越大，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就会越高。黄亚生赞赏中国政府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过，他认为，创业创新的最大意义，不是像大规模投资那样拉动GDP，而是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改变社会环境。“‘中国模式’的优势丧失殆尽，中国特别需要‘创新的创新’。”黄亚生近日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如何充分释放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将是中国应对诸多挑战和捕获发展机遇的关键。”这也是黄教授和他的合作者王丹和张世伟，在他们的新书《创新的创新：社会创新模式如何引领众创时代》中提出的中心观点。 “‘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财经》：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许多人士忧心忡忡。作为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您怎么看中国经济形势？黄亚生：中国官方公布的2015年GDP增速是6.9％。在任何一个国家，这都是一个不得了的成就，可是为什么这么高的增速还造成了这么大的心理压力？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数据本身存疑，现在没有办法证实或证伪；第二种可能，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要求这么高的增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说明体制本身缺乏效率；第三种可能是，经济发展质量有问题，高增长并没有带来民众福祉的相应提高。我们不应该千方百计去提高GDP增速，而应该着力分析深层次问题，尤其是反思和改革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财经》：可是，许多人士很迷恋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认为它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根本所在。黄亚生：我一直认为，“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尽管这种增长模式维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但它基本上是靠投资拉动，追求大规模，而且集中在很窄的几个领域。一般来讲，一个好的经济结构应该是多样化的、风险分散的，以中小企业为主。从全球经验来看的话，最有活力的是中小企业。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增长点过于集中，以大型国企为主，必然导致产能过剩。这么多年来，中国一直沿着这条路走。其实，2008年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思和改革机会。《财经》：2008年，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依靠海量投资，将GDP增速保持在8％，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黄亚生：那时也正是“中国模式”最响亮的时候。以前还不怎么公开鼓吹“中国模式”，而是强调中国有自己的独特性，你们走你们的，我们走我们的。2008年以后，认为“中国模式”比西方要优越，甚至认为中国可以取代美国。结果，中国没有抓住改革机会，反而加强了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变得对这种模式更自信。其实，中国的4万亿刺激政策的效应持续时间很短，到了2010年颓势就已经显现出来。即使此后不断刺激，效果也越来越差。《财经》：本届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认为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不过，人们的认识似乎并不统一，在应对政策上有些摇摆不定。黄亚生：认识不是主要的阻碍因素。政府总是愿意做那些能体现政府优势的事情。比如为什么强调什么大规模城市化、强调国企？因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政府的优势就更能够体现出来。到处在讲“调结构”，可是“调结构”的主语不是市场，而是政府。生产之所以过剩，就是因为没有按照市场逻辑去安排生产。化解产能，应该退出的就退出，应该破产的就破产，政府要做的不是规定哪些行业和具体企业应该退出破产，而是要保证企业破产以后不会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冲击。政府认为哪些行业投资过热，就来调整；政府认为哪些领域投资不足，就大力投资。仍然是这样一种思路：过去做A，现在A做不了，就做B吧。从来没有反思，A和B应不应该做。我觉得特别可悲的是，这么多年，很少有人问：为什么我们总是走在这个怪圈里？《财经》：这就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路径依赖”吧。黄亚生：中国不是“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的严格含义是：目前的路径不见得是最好的，但是实行成本低。过去中国发展模式并非成本最低，其实是有很高的成本。而且“路径依赖”是技术概念，中国的问题都是制度层面上的。过去GDP高速增长，跟老百姓的收入相关性不大。在我看来，追求GDP本身没有意义，可能只对地方官员升迁有用。但是作为一个经济体，制定经济政策不应该以官员升迁为重，而应该看13亿人的生活是否提高。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造福民众，还是要维护少数人的权力？大前提不变，就很难有空间，其他问题都是技术性的。除了体制，还有外在冲击。过去中国面临的外在冲击，比如WTO、全球化，都是正面性的。《财经》：正是由于WTO、全球化，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从第三世界购买原材料加工，然后卖给世界，生产和消费是分开的。黄亚生：那是2008年以前，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目前世界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阶段，世界经济分布已经多极化了。不再是全球生产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一种分布性生产：市场在这里，生产也在这里，生产跟着市场走。这对中国来说是巨大挑战。“刺激不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改革”《财经》：最近有经济学家呼吁中国需要像2008年一样，再来一次大规模的刺激，大力投资，您肯定不同意这种观点吧。 黄亚生：中国还需要继续刺激吗？许多投资都是浪费的，不能够产生长久的经济发展活力，是不可持续的。投资起两个作用：一个是提高当期GDP，一个是提高将来GDP，提高潜在生产力。那些浪费的项目可以提高当期GDP，但对将来的GDP没有任何正面影响。经常有媒体报道，某地刚建一个楼，又给拆掉了，这就像挖了一个坑，又给填了一样，这对现期的GDP有意义但对将来的GDP没有任何意义。中国各地建了那么多基础设施，如果不有效使用的话，基础设施本身是不产生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的主要作用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但是在中国模式下，基础建设的主要作用是促进当期GDP，主要在于建设，而不是使用。《财经》：不过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基础设施好，尤其是和印度比较的时候。不少到过印度的人都说，印度基础设施很差，道路难行、电力供应不足等，都是影响其发展的“短板”。黄亚生：其实回到中国历史场景上看，完全相反，是因为经济增长了，然后导致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到处是“交通瓶颈”，就是因为经济发展起来了，发现没有路，然后赶紧修路。印度看起来似乎缺乏基础设施，到处拥挤。从建设的角度讲，印度确实没有去增加当期的GDP，但是各种基础设施都在使用，使用就降低了成本。基础设施短缺，在短期内可能会产生摩擦，要路没有路，要码头没有码头，但修路、建码头都是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的。短期内可能供不应求，但从长期来讲，效率非常高。《财经》：在您看来，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黄亚生：对。如果说基础设施导致了经济发展，那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温州有什么基础设施？直到很久以后才开始建桥修路。所以，我从来不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本身会成为发展的瓶颈。在印度，基础设施建设绝对是符合市场要求的，不会浪费资源。而中国呢，看看许多地方政府主导建设的宽马路就知道，市场没有对基础设施建设起到应有的导向作用。《财经》：多年以前，您讲印度发展优势，包括中国和印度的“龙象之争”的问题，现在是否有了结论？黄亚生：2015年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中国。我在讲“龙象之争”的时候，印度GDP增长速度远不如中国。大家只看GDP，我从综合指标的比较中，看到了印度发展模式的优势，得到了自己的结论。有些人批评我，你只看到印度的成就，没有看到印度的缺点。恰恰是因为我看到了印度的一些缺点，所以我才对它的发展模式有信心。《财经》：对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走低，有的认为是周期性现象，过后还会回到高增长；有的认为是长期趋势性，高速增长阶段已成过去。您同意哪一种看法呢？黄亚生：我觉得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周期性现象；第二种可能是L型增长，降了一个档次，但仍然维持较高增长速度；第三种是阶梯下行，不断走低。第一种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另外两种可能，取决于中国有没有体制上的调整。对中国经济前景进行预测很难，因为我们不知道政府要干什么。《财经》：尽管说未来不好预测，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出牌，都没有办法长期违反市场意志。比如，近几年虽然不断出台各种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但刺激政策效果递减，到2015年已完全不起作用了。黄亚生：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实行的根本不是凯恩斯主义政策。根据凯恩斯主义，在人们普遍信心不足、投资有外部性的时候，才需要政府投资，起领头羊作用，增加民间信心，但是绝不能代替私营企业。中国问题并非如此。私营企业想发展，想进入这个行业、那个行业，投资热情一直很旺盛。中国的许多投资，本来应该由私营企业、民营企业来做，现在由政府或国营企业去做。各个行业都有“国进民退”现象，政府起到的不是带动作用，而是“挤出效应”。更重要的是改革。当年罗斯福实行凯恩斯政策的时候，不是简单地增加支出，而是力推各项改革，社会保障体系、金融保险制度等等，都是那时建立起来的。所以，刺激不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改革。《财经》：中国经济的出路在改革，不在刺激。黄亚生：加强刺激造成的结果就是国家资产负债率过高，杠杆率越来越高，若不消化，风险积累就会越来越大，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就会越高。有些国家在这个时候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中国没有这方面的改革举措。说实在的，我也不认为国营企业一定要私有化。关键是要有一个比较自由的体制。如果是在自由体制下，人们选择了国有企业，只要是人们自由的选择，也未尝不可。保留国有企业也可以，前提条件是经济上放开，让民营企业自由进入经济领域，有足够的金融支持，有足够的法律保护。“中国需要‘创新的创新’”《财经》：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这已经成为共识。因此，中国政府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黄亚生：这是一个进步，至少比过去那种一味追求“世界500强”的做法要好。不过，如果想依靠创新创业拉动GDP，肯定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对此不能心存幻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会像大规模投资那样拉动GDP。有研究表明，创业成功的概率很低，真正的突破性的科技创新也很难得。创业创新对社会和经济的主要影响，在于推动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因为创业创新的人更加重视自我，要实现自我价值。《财经》：中国现在很缺乏这种价值观念。很多大学毕业生竞相去考公务员，或者到跨国公司去就业。黄亚生：所以从长远来讲，创业创新对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很重要，也是改变社会的一个重要渠道。创业者可以提升自我价值，而不是进入体制里面去讨一口饭吃。一个社会里，如果很多人创业，就会对政府形成压力，使得政府致力于改善法治、保护知识产权。所以，我非常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只是支持的理由不同而已。我并不看重创新创业本身对GDP会带来什么。如果创新创业能够促使政府采取措施改善法治、保护知识产权，这是最大的贡献。《财经》：也就是说，创业创新的最大意义，是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改变社会环境。黄亚生：对，一旦人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不需要听从别人的安排，就有可能把过去那种被动型的大政府、小社会，变成了主动型的小政府、大社会。这才是最有意义的。长期以来，我们对创新的理解有一些固定的思维，即创新就是高科技，源于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少数精英，但是这与当今全球创新的趋势不一致。在当前，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创新的创新”。《财经》：“创新的创新”主要含义是什么？黄亚生：所谓“创新的创新”，是对过去那种创新模式的创新。以往，创新是“高冷神秘”科研机构的代名词，相对封闭、自上而下集中决策的传统创新体制依然是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内的国家主导式创新。这种模式还是有它巨大的能量和作用的。但是，在第四次工业化时代，失业、贫富差距、大学破产潮、社会阶层固化、环境恶化、老龄化这些都是全球性问题，是新时代的大挑战，单靠某些国家、政府或企业已无法解决，传统创新模式也显得力不从心。社会创新就是对创新进行创新的新模式。区别于传统自上而下、相对封闭、保守的创新模式，目前，一种众人参与创新、更加开放、由下而上自发的社会创新模式在各个领域悄然兴起，并在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财经》：那么创新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黄亚生：创新不断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原有法则。改革开放后，经过30多年的“赶超战略”，中国不断引进技术和资本、扩大产能，通过深度嵌入全球分工的制造环节，几乎重构了全球工业格局，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未来科技创新环境给中国带来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一次真正依循生产力内在逻辑、以创造性为最终价值的变革。这一变革有可能颠覆既有的国际分工格局，令压低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价格，并不断扩大产能、依赖外需的“中国模式”的优势丧失殆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别需要“创新的创新”，需要对创新方式、组织、过程和方法进行创新。《财经》：对于创业创新，政府应该做什么呢？黄亚生：政府现在做了很多补贴，没有必要。创业是高风险的事情，政府直接出钱支持某些所谓创业创新的企业，就等于自己把创业的风险承担下来了。中国政府有很强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但鉴于社会创新的特点，其鼓励社会创新的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降低创业创新者的政治风险、政府减少人为设置的障碍、为创业创新者创造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可能比直接号召、组织和搞运动式的做法更加有效和持久。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曾说，“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我们没有理由不参与其中，并为贡献一份力量而感到振奋。如何充分释放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将是中国应对诸多挑战和捕获发展机遇的关键。本文选自《财经》杂志，2016年第6期
2016年3月15日 -
【北京青年报】韩美军演：不应挑事惹事！
韩美两国军队7日在韩国全境正式启动代号为“关键决断”和“秃鹫”的大型联合军事演习。军演将进一步加剧朝鲜半岛不稳定局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对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在半岛挑事惹事之举，决不允许家门口生战生乱，强烈希望有关各方务必保持克制，不要相互刺激和加剧紧张。军演规模空前 “关键决断”和“秃鹫”属于每年例行军演，但韩联社报道援引军方人士的话说，这是自2010年3月发生“天安号”事件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韩美联合演习。“关键决断”联合军演将于本月18日结束，“秃鹫”联合军演将持续至4月30日。演习有1．5万余名美军和约30万名韩军参加。 据韩媒报道，此次军演的重点从防御为主转为先发制人。韩美军方将首次启动“作战计划5015”。根据该计划，半岛如出现紧急情况，韩美双方将对朝鲜最高领导层以及核、导弹设施进行精密打击。演习还将首次对朝鲜核、导弹进行探测、扰乱、破坏、防御4阶段应对的“4Ｄ作战”联合演习。 分析人士指出，军演规模空前，时间点又极度敏感，这势必会刺激朝方的神经，不可避免地给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不利影响。朝鲜反应强烈 面对近年来最大规模的韩美联合军演，朝鲜反应明显比往年更加强烈。 联合军演开始当天凌晨，朝鲜国防委员会发布声明警告称，若韩美军队有细微军事行动企图开展“斩首行动”或对朝攻击，朝鲜将对韩美目标发起“先发制人的核打击”。 分析人士指出，这是朝鲜首次提出必要时将对应军事措施转换为“先发制人核打击”，体现了朝鲜针对美韩不断强化的军事部署和武力示威的反应进一步升级。 7日晚，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此次军演撕去了“年度”“防御”的外衣，是“最为露骨、恶劣的最大规模的北侵战争演习”。朝鲜外务省发表声明称，如果朝鲜半岛爆发战争，其责任都归结于在半岛部署战略武器和战争装备的美国。不应挑事惹事 美国国务院7日说，美韩军演是美国对盟友韩国和朝鲜半岛“安全与稳定”百分之百的承诺。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说其军演是为了朝鲜半岛“安全与稳定”，这实在是信口雌黄，美韩此次军演只会使半岛局势更加不稳。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储殷表示，军演导致朝鲜半岛局势再度剑拔弩张，是所有希望半岛和平的人不愿看到的。 储殷表示，美韩必须清楚，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坚决反对朝鲜拥核，同意制裁朝鲜，并不意味着可以肆意挑衅。半岛不能生乱生战，中国等爱好和平的国家对于维护东北亚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决心，是不可撼动的。文章选自新华网，2016年3月8日
2016年3月15日 -
李彦宏：无人驾驶应给予重视
理事简介李彦宏，百度公司董事长兼CEO，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自2013年当选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以来，李彦宏两会提案共计9项。 今年两会，李彦宏的提案聚焦在为社会发展“提速”，而“提速”这一概念也从不同角度反映在他的3项提案中：加快制定和完善无人驾驶汽车相关政策法规；鼓励支持专网资源投入社会化运营，促进提速降费；建议完善我国空域资源管理制度，提升民航准点率。建言人工智能 李彦宏两会第一项提案是，建议加快制定和完善无人驾驶汽车相关政策法规，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这是他继去年中国大脑提案之后，又一次极具前瞻性的建言。 作为人工智能在交通领域的进一步突破，李彦宏对无人驾驶汽车的提案显然是有准备的。在去年12月10日，百度与宝马合作的自动驾驶汽车在北京完成国内首次城市、环路及高速道路混合路况下的全自动驾驶测试。 这次百度由无人驾驶汽车研发初期直接跨入完全自动驾驶阶段，并计划实现无人驾驶汽车三年商用化、五年量产，不过真正大规模的商用变成一种现象还需要很多年。虽然尚不知最终落实的时间点，但以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百度也在无人驾驶领域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 无人车无疑是一个新的发展趋势，这里面最核心的是百度的汽车大脑。“我们认为整个无人驾驶技术才刚刚开始，百度很快地在做，掌握了很多的创新和专利，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研究和产业合作，能实现弯道超车。”百度总裁张亚勤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他认为车和手机很像，就好比手机是装在你口袋里的移动装备，而车是把你装进口袋里的移动设备，“其实两者在技术和产品服务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当前，主要发达国家都已采取多种措施支持企业开展无人驾驶汽车的研发和测试，并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是，我国现有的大部分政策法规与无人车发展还不相适应。 李彦宏建议我国应从国家层面对无人驾驶予以重视，国家对无人驾驶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应用做好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加大资金支持力度，鼓励中国汽车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合作研发、协同创新；建议尽快修订和完善无人驾驶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无人驾驶汽车的研发、测试和商业化应用提供制度保障；建议推进无人驾驶汽车相关技术标准的建立和完善。建议积极组织开展无人驾驶汽车测试的试点工作。 技术是在巨变的竞争环境中超越一切竞争对手的决定力量，这也是李彦宏始终相信的。百度在人工智能、大数据、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领域的研发投入和布局从未减慢脚步，对于百度来说，技术无疑是其DNA和生存的基石。 2015年两会，李彦宏建议设立“中国大脑”计划,推动人工智能跨越发展。这一提案被认为是自李彦宏2013年当选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首次上升到国家竞争层面的、“最具前瞻性”的提案，对中国未来发展极具战略意义。 “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积累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大，如果能在国家战略层面制定针对人工智能的全面推进计划，将是我们国家实现弯道超车，提升综合国力和影响力的绝佳机会。”李彦宏此前说。 当前，人工智能正迎来新一轮创新发展期，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从国家战略层面加紧布局，以引领新一轮科技创新大潮。 3月9日,谷歌人工智能AlphaGo在与围棋高手李世石的第一场比赛中获胜。此前，IBM超级电脑“深蓝”击败过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尽管围棋智能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副产品，但这一事件本身被认为将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同时也引起社会各界对人工智能的关注，人工智能似乎已在风口。 当然，人工智能战略在国家层面也获得重视。去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培育发展人工智能新兴产业，加强人工智能基础资源和公共服务等创新平台建设”，为“中国大脑”计划的具体落地打下切实的基础。未来重在践行 李彦宏历年的两会提案除了与科技有关，也关注民生，这也是他提案的一贯方向，当然这也与百度自身的布局密切相关。 先来回顾一下往年提案。2015年两会除了“中国大脑”提案之外，李彦宏还建议全面开放医院挂号号源，让病人找到最合适的医生。 事实上，此前百度在医疗领域的布局已经在逐步展开，与301医院战略合作后，“百度医生”APP去年年初推出，投资并购2家医疗健康领域公司。作为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看病难”的直接体现就是挂号难，而这一问题在去年也受到关注。据了解，去年国庆前夕，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医院不约而同相继发布官方APP，开通APP预约挂号服务。 2014年两会李彦宏提案是：鼓励民营企业进入火箭、卫星发射等航天领域；要求直辖市、省会城市中小学校教案、试题等教育资源免费上网，推进教育均等化。 在被广泛认为是在线教育元年的2014年，显然李彦宏这份与在线教育相关的提案非常契合当时热点。同时，百度也被认为是BAT中在在线教育领域动作最多、布局最广的一个，其布局分为自有、投资和合作三条线。 而2013两会李彦宏的减法提案也引领两会风潮：鼓励民营企业海外上市（VIE），取消投资并购、资质发放等方面政策限制；建议取消公共场所无线上网身份认证。 今年两会李彦宏另外两项提案分别是：鼓励支持专网资源投入社会化运营，促进提速降费；建议完善我国空域资源管理制度，提升民航准点率，推动我国航空事业发展。文章选自《中国经营报》，2016年3月8日
2016年3月15日 -
王辉耀：关于成立国家移民局的提议
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施更积极、更开放、更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而在全国两会前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特别提到“进一步完善国家移民管理机构设置和职责配置，统一承担制定永久居留政策、实施受理审批和开展日常服务管理等职能”。近段时间，中央和地方不断有国际人才方面的新政策出台。 移民人才是发达国家创新创业的很重要的力量，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一直在享受移民红利。国际移民对移入国的经济贡献非常突出。20世纪90年代，移民对新加坡GDP增长的贡献率一度超过40%。在美国，移民已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其获得的创新专利量占据了总量的1/3。在美国的7大顶级癌症研究中心中，42%的研究人员出生于外国。2011年，美国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中，国际学生占71%；2011年，美国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国际学生占65%。在美国科学与工程领域拥有博士学位的就业者中，外国人比例从1993年的23%增至2010年的42%。移民创建了美国国内占总量1/4的高科技公司，美国市值前50名的上市公司中，有近一半是移民创建或共同创建的。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外籍人才办理证件都是由一个政府部门受理，如美国有公民与移民服务局（USCIS），澳大利亚有移民和公民部，日本有厚生劳动省，韩国有就业和劳工部。为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并参与国际移民人才的竞争，我国也应当建立专门的外国移民管理部门。从国内发展来看，我国正在经历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创新驱动发展，实质上是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建立移民局，也符合国家从招商引资向招财引智转型的要求。 目前，我国逐渐成为国际人才的向往之地，外国人才集聚的态势逐年在加强。据联合国估计，2013年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外籍人士为84.85万人，近十多年的年均增长率为3.9%，比1990~2000年的3.0%有所提高。英国汇丰集团2014年10月公布的《外派人员调查报告2014》（《Expat Explorer Report 2014》） 显示，在“最吸引外籍人士居住的国家或地区”排名中，中国总体排名位列第三，超过了美国、日本、法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 自去年开始，我国移民管理制度框架已经开始搭建。中央层面，2015年3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探索建立技术移民制度，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2015年6月9日，公安部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今年2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提出实行更加灵活务实的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制度。 当前建立国家移民局的时机已经成熟。目前，外国人才出入境和居留的行政手续，还比较复杂，签证、居留、就业、入籍都由不同的部门管理。建立统一的移民局，便于综合管理，更好的协调各部门的工作。从功能上讲，一方面，移民局可以统一管理外国人签证、居留、移民等事务，统一审批绿卡和入籍申请，以及处理包括外国人申请绿卡、入籍成功之后的社保、档案以及可能的集体户口等有关问题。另一方面，移民局还可以承担建立国际人才信息库、设立和管理海外国家猎头、国际人才研究等职责。 另外，随着我国日益成为外国人才目的国，一些地方（如广州）出现非法移民增加的趋势，对此需要有规范的应对和管理措施。成立国家移民局，可以就如何保障来华移民的正当权利，保护国际移民在中国的人身、居住、财产等合法权益，增进国民与移民的和睦相处，在语言培训、文化融合、提供职业信息等方面发挥作用。本文刊于《北京青年报》，2016年3月12日
2016年3月15日 -
王广发：各行各业都需要创业教育
专家简介王广发，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总裁。 谈到创业教育，教育的目的、使命和责任是培养更多的适应国家产业转型，新时期“一带一路”用人标准的变化，知识结构转型以及人才转型的这样一个高的定位。 首先是人才，没有人才谈不到创业。创业的领域，创业的模式，创业以及在市场上所需要的定位定义应该说给我们的教育提出了标准。教育为人才服务，这一点我们目前做得还不够。培养出来的人才不用说创业，达到为市场结构服务的标准可能都做不到。人才要为产业结构转型服务，今天中国推行“一带一路”战略，共涉及64个国家，在我们国家参与设立和独立设立的国际机构中，我们的人才标准还远远跟不上。再往前追溯，所有的国际机构，我们国家的人才在其中的话语权也少之又少。这势必涉及到我们的创业教育的内涵和外延。 创业教育，在这里创业不只是创建企业，应该扩大为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需要创业教育，把教育分类，把教育的责任分类，清晰的教育的思路和理念分类，才能创造出为国家发展助力、国际化的人才，创造出更适合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际定位的人才。 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深化结构改革的人才到了这样的结骨眼上似乎也不符合标准。因此，人才的知识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优化升级，与人才的知识结构，人才的产业结构所涉足的转型优化产业升级，都应符合各个时期和各个阶段的标准，我们要从教育的创业抓起，把今天创业教育的概念扩大。 我从事的是常规的基础教育，我坚信教育要从基础教育抓起，从娃娃抓起，根据他们的兴趣和未来来助其设置专业，设置他们的高中本硕博一直到就业的各个阶段的转型。所以，我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编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跟法工委汇报关于教育改革促进法是否还带着促进，民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甚至担保法中各个法律交叉的一切内容，都应当适应市场需求改变我们所有的一切。今天我们要从常规基础教育要抓起，这涉及到他们的就业和职业。现在学校培养的人才具备基本的基础的知识，但到市场上去创业却可能完全不能适应。学习是状元，创业却不一定是状元，学习是顶尖的人才，不一定在政治领域、社会经济领域、社会创业领域、社会投资领域都是领袖。所以，我们应当改变我们的教育，促进我们的教育，为培养人才服务，这是摆在我们今天所有投资者、参与者、运行者、教育育人者面前的最大的课题。 我们目前培养的人才，留学是一个目标，但他们未来在全球各个机构扮演的角色，他们的定位和创业是N个目标，这是我们教育的标准。本文根据演讲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中国创业教育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