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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澜：五大发展理念对执政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专家简介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可以看作是对2003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五大发展理念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社会各项建设上来。如何实现社会精细化治理，构建新的制度框架是在中国当前发展转型期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的新挑战和新要求。五大发展理念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化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最突出的亮点是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这实际上总结了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中国发展转型的基本理念，是一个综合全面的发展观。五大发展理念可以看作是对2003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将是指导我们今后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发展的指导思想。同时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也是中国为全世界人类发展作出的一个贡献。 《建议》在提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的奋斗目标时，除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以外，特别提到了我们要实现更加稳定的制度安排，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方面有重大进展，这其实是拓展了小康的内涵。我们要实现的小康社会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概念、社会概念，它同时也是一个治理的概念。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衣食不愁的小康社会，公共服务却很差，依法治国水平却很低。我们国家治国理政的水平要随着社会发展一起进步。因此《建议》特别提出了必须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五大发展理念落实到五大发展中，首先就是创新发展。而且创新并不仅仅局限于科技创新、生产技术的创新，而是贯穿在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中，要体现在全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也是发展理念一个重大的观念转变。现在看来，创新是整个国家发展的原动力，是党和国家所有工作的重心。精细化治理是党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的着力点 《建议》中提出，为了更好的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一方面，我们前些年的改革虽然涉及到社会治理和公共治理方面，但更多的是侧重于大的方向上宏观上的把控和认识；到了今天我们对这些基本概念已经了如指掌，怎么让这些政策落地，让其很好的引导发展，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分析。另一方面，当今的社会风险在不断增加，这对我们从宏观上的概念落实到具体行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需要从细微之处着手，努力降低整个社会系统的风险系数。 我们党为了更好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工作，第一，加强了从严治党的力度，在反腐廉政方面推出相关的措施和规定。像最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两个党内法规的出台，其实是以往各种从严治党的条例的反馈和综合之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厘清了党政干部执政中需要遵循的规矩。这种以完整的制度建设去推动党的执政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 第二，更加注重党和群众之间的联系，换句话说，即党具体制定的政策如何能回应公众所想。现在中国的特殊情况是，社会发展到今天，公众的观念分化、利益多元。在这种现实情况下怎么去把握百姓的需求，是共产党执政的民意基础，因此我们党一直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尝试和努力。 第三，提高执政的水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一直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中国社会发展到现阶段更是要求科学执政，提高科学执政的水平。中国共产党必须做到牢牢把握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依照客观规律的要求办事，而不是凭借自身的主观臆断处理事务。这其实对我们党政干部个人水平，对体制机制科学化合理化的安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好的体制机制，有高水平高素质的党政干部，这样结合起来才能使执政水平大大提高。要设计更加稳定的制度安排，形成新的制度框架 传统上为了更好的实现国家治理，整个社会实行单位制。通过这样一个制度可以保证党的方针政策从中央到基层能够全方位的落实。但是今天中国的社会已经发生重大变革。大量民营企业在涌现甚至远远超过国有企业的数量。社会上的各种组织也不再只有公共部门，还包括很多第三部门，如各种NGO（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在基层农村也存在村民自治中两委关系的协调。此外，如何缩短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距离，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目前面临的非常难解决的问题。如何让最高层倾听到最基层的声音，怎样有一种更好的新的模式去反应问题并得到有效解决，也是各地方在积极探索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改变治理观念，随之就是不断探索治理方式。普适性的模式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研究一方面创新的机会很大，另一方面探索的成本也不低。 五大发展理念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上来，因此，在今后五年的发展中有许多具体目标的展开。这次《建议》中特别提到了推进创新，指出了我们今后需要转变的方向。比如在经济环境上，之前我们总是强调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吸引技术，等等。但是现在我们需要融入整个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环境中。对于我们企业来讲，没有国内国外市场之分了，也不排除一个中国的企业主要开拓的就是国外市场的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多具体的规划任务，还是要有很多调整。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有一个坚强的党的领导作后盾，有一支优秀的党政干部队伍，国家的治理理念也一直走在前沿。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些年取得的成果很多是依靠优秀的党政领导干部的智慧决断，很多东西并没有制度化，成功背后存在着一定的偶然因素。我们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之外，如何将先进的观念、包括经验教训制度化，使偶然性的因素越来越小，必然性的因素越来越大，这就是我们之后进步的方向和挑战，这也是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所希望形成的一个比较稳定的制度架构。本文选自光明网，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2月21日 -
王辉耀：“海归群体，在创业领域做得最好”
五年前，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王辉耀表示“更大的人生目标是建设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思想智库”。如今，作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主任，他更多将关注点放在全球化和社会智库上面来。 2015年12月12日，王辉耀在接受《法治周末》专访时，就海归创业和社会智库的发展，分享了一些个人观察。海归创业能带动互联网企业走出去 《法治周末》：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下，中国创业领域进入到一个怎样的阶段？ 王辉耀：我认为，中国创业，特别是互联网创业，进入了一个黄金期：中国互联网发展很快，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利用了国际互联网技术的溢出效应。我国一直坚持改革开放，紧跟世界科技发展步伐。 其中，移动互联网发展最快。中国跳过了固定电话时代，直接进入手机时代，经历了很短时期的2G和3G时代，又立刻进入4G时代。 风险投资在国外产生20余年后才被了解。众筹模式兴起仅4年时间，就被中国国内投资人采用。 《法治周末》：在新一轮创业热潮中，海归群体的重要性在哪里？ 王辉耀：现在，海归创业进入了一个热潮时期。 当前，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海归群体加入创业大潮，可以促进我国高科技企业走出去。我国的能源企业、制造业都走出去了，但高科技企业、如互联网企业还没有。 互联网企业具有规模小、高密度人才的特征，要走出去，更加灵活方便。然而现在，高科技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走出去，还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 同时，海归创业还能带动我国互联网行业加强与世界的接轨。互联网行业是一个更新换代极其迅速、淘汰率极高的行业。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在世界范围内称得上是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需要看到，我国互联网产业中，依然没有出现超越谷歌、微软等美国老牌产品领袖的企业。我国互联网产业还没有产生具有颠覆性的、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发明。我国要依靠互联网融合拉动经济增长，就需要站在全球的高度与他国产业竞争。 《法治周末》：海归创业多为中小企业，在与政府的项目对接上，还有哪里需要完善？ 王辉耀：我认为推动中小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走出去，国家可以有一些扶持的政策。在这方面还是一个空白。现在很多大企业走出去了，也需要给中小企业走出去提供方便。 《法治周末》：海归创业已有十几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你是亲见的，有哪些感受？ 王辉耀：现在创业方便多了。我当初创业比较艰苦，注册一个公司就要半年；现在“三证合一”，方便很多。从2000年以后，海归创业的人开始多起来；当时主要集中在互联网领域，现在领域越来越广了，比如咨询、教育等。 海归群体，我觉得在创业这个领域做得最好。社会智库最大的瓶颈在资金 《法治周末》：你最近的关注点在哪里？ 王辉耀：比较关注全球化的发展，比如人才的国际化和企业的国际化等。 《法治周末》：对于你一直在身体力行推动的社会智库建设，是否也面临着人才国际化的挑战？ 王辉耀：我国的人才战略取得了很多成就，但目前智库机构的人才缺乏问题依然很严重。 我国智库人才发展的优势在于我们的人才数量充足。我国每年高校毕业生700万人，回国留学人员接近40万。 而与国际一流智库的差距在于，我国社会智库的人才来源比较单一。国外智库拥有来自社会各界的人，比如兰德智库，其员工来自45个国家，共掌握世界上65种语言，他们多数是双语者和多语者。其他差距还有，比如缺乏专业的智库管理人才、领军人才；缺乏“旋转门”制度、对智库人才的限制过多、社会智库人才流失现象严重、国际化比较弱等。 《法治周末》：对于中国特色的智库人才培养，你认为可以从哪些方面做提升？ 王辉耀：我有以下建议——着力培养具有跨界工作经验的智库领军人才；建立智库旋转门，构建多元化的人才专家队伍；打破人才体质内外流动的限制；赋予智库独立的人才管理权；建立智库经费支持的渠道；鼓励大学毕业生从事智库公益事业；设立社会智库招收海外访问学者、外国留学生实习生等制度；明确社会智库非盈利性政策研究机构的法人地位等。 《法治周末》：在你看来，当前中国社会智库的建设发展，最大的瓶颈在哪里？ 王辉耀：社会智库发展最大的瓶颈，我觉得还是资金。如果没有资金，就没办法招到很好的人，也没法做很好的研究。官方智库有财政经费，但民间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 这是因为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建设智库的文化。国外有企业家捐赠资金建设智库的传统，中国的企业家还停留在扶贫、捐学校等方面。农村需要扶贫，政策研究也需要扶贫。捐一所希望小学可能改变几百个孩子的命运，但一个教育政策的改变可能惠及千千万万的人。文章选自《法治周末》，记者：高欣
2015年12月21日 -
李成：中美互联网关系并非“经济热安全冷”
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网络安全对中美关系至关重要 新京报：这是你第一次参加世界互联网大会，有什么期待？ 李成：我有很大的期待。互联网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对美中关系、美中安全和世界发展举足轻重。如今在乌镇有这样一个标志性的年度国际会议，尤其是在网络科技和网络安全日益重要的年代，引人瞩目。 新京报：正如你所说，习近平主席访美时在互联网方面取得积极成果，你如何看待他与中美互联网企业CEO的互动？ 李成：习主席与中美互联网公司CEO互动很有针对性。习主席与美国企业家会谈、合影并广为报道，这是一个积极信号，即中国愿意与海外互联网企业进行对话，中国企业也希望更多走出去，外国企业希望能进入中国市场。 新京报：你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提出中美构建新型互联网关系，有分析人士将这种关系定义为“经济热安全冷”，你是否赞同？ 李成：经济和安全是互动的，经济合作会带来安全上的一些变化，安全稳定的成果也会促进经济网络合作发展，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我不认为会出现“经济合作很热、安全战略很冷”这个局面，这是不符合网络发展规律的。网络大国间应建立一定的准则和条约 新京报：制约中美在互联网问题上更进一步合作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李成：网络安全对中国很重要，对美国民众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它牵涉到实体安全、金融安全、隐私权、通讯开放等等。很遗憾，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媒体一直认为中国是对美国造成威胁的罪魁祸首，这是有失公平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国一些企业对于知识产权的重视是不够的。对于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做出积极措施，习主席访美时提出愿意在这个问题上与美国合作，这是很好的迹象。 另外，对于网络安全，我们目前没有很好的途径来确保其有效性。因为在一定意义上，网络安全是“看不到摸不着”的。发起网络进攻的人优势非常明显，只需用一台电脑这样的设备，就可以将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或其他要害部门摧毁，我们却没有很有效的防范措施。因此，构建网络安全，首先网络大国之间要建立一定的准则和条约，科技上也要寻求有效保证，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 新京报：中美已经就网络犯罪问题展开对话，此次会议应如何推动这种趋势？ 李成：明年6月，中美官方还会在北京就互联网问题举行会谈。中美双方现在更加有了紧迫感，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有更多互动和突破性进展。但现在更多是防止网络犯罪层面上的，还需要将其他方面包括进来。 短时间内，大家可能对安全还比较谨慎，希望通过经济先打开一个缺口。这是有可能的。但我们需要知道，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来说，最关注的还是安全问题，没有安全，哪来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我希望无论中美还是其他国家政府，不只是无为、担忧或恐惧，而要更多采取积极措施。中国网购发展速度令人惊讶 新京报：网络安全是美国智库的热门研究话题吗？ 李成：美国各个主要智库都会关注这个问题，但真正意义上比较扎实的研究还并不是很多。硅谷比较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企业之间就技术问题上的研究很多，但并不一定公开发表，因为很多问题过于技术性，同时也并没有政治和宏观政策上的导向因素。在这个问题上，学界、商业界、企业界之间的互动刚开始，但很多资源会随之而来，因为这个问题经济和战略意义都很大，有财力就会驱动一些学者向这方面发展，但需要一些时间。 布鲁金斯学会是比较早开始研究网络安全问题的。我有两个同事从2012年就开始研究网络安全和美中关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和21世纪安全项目一直在做这方面的探索与研究。在网络安全这个问题上，智库更多的是对制定政策给予咨询。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要不断进行研究和沟通。沟通并非关起门来，而是更多地去了解其他国家如何探讨这个问题，例如，中国民众、知识界、思想库、决策和政府部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新京报：中国互联网企业在迅速崛起，但有声音担忧会发生“泡沫”，你怎么看？在互联网经济方面，你认为中国应向美国借鉴什么？ 李成：我不太同意互联网经济将会有新一轮泡沫这个说法。任何行业都会有大浪淘沙的过程，这很正常，这与房地产和股票泡沫是不一样的，互联网经济有很多是由科技和人的行为模式变化驱动的。 关于互联网经济，最初是美国起到领先作用，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商业模式变化很快，例如网络销售量令世人惊讶。但整个科技发展中，在新产品发展中，美国IT企业还是有很多值得中国企业借鉴的，在科技创新方面美国是领先的。本文刊于《新京报》，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2月18日 -
金灿荣：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看“一带一路”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谈“一带一路”，我认为有两个角度是不能忽视的，一个是中美关系，一个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就中美关系来看，近几个月来我跟美国朋友的接触中基本都涉及到“一带一路”的话题。他们当中多数人有一个共同点——都很关心，但基本不表态。这是美国学者比较典型的态度。之所以关心，是因为他们也承认如果“一带一路”做成了意义巨大。不表态是因为至少现在他们还处于观察之中，看看一段时间之后取得的成果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现阶段中美关系的特征是竞争与合作并存，随着中国的崛起，博弈竞争的成分在上升恐怕也是事实。我认为当前中美博弈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国内改革和国际布局。国内改革的最大任务是看谁能把家里的事情解决得更好。因此我们看到，中国当前正在进行深化改革，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甚至我认为，长期来看“谁能更好地完成国内改革”是中美竞争谁能笑到最后的决定性要素。 就国际布局而言，美国当前的国际布局仍是在加强它的联盟体系。因为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建立了这个体系，所以现在主要是修补、加固，工作相对简单一些。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在国际布局方面有不少仍是空白，需要做的工作还比较复杂，“一带一路”只是其中一个环节。 基于这一背景，在2014年11月28日至29日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进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必须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习近平主席治国方略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标是要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发表了重要演讲。从习主席的演讲内容看，我认为中国未来在国际布局的起点上会与美国体系区分开来。首先，美国是以联盟为基础的，而中国是以联合国为基础;其次，美国是以安全为先导，而中国是以发展为优先;第三，美国把世界其他国家分为三六九等，美国在最上面，英国等国是第二层，然后依次联盟国、伙伴国家、战略竞争者(包括中国)、战略对手(包括俄罗斯)，最后是美国眼中的“恶棍”国家。而中国正在全力建设一个全球伙伴网络，大家的身份都是平等的。最后，美国仍在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干预别国的内政，而中国依然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 在建设全球伙伴网络，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中国正在进行更多实践，比较有特色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国际金融体系新生力量，一个就是谈论比较热的“一带一路”。前者包括亚投行、金砖银行，还有明年将推出的上合银行。1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董会批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新的货币篮子将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人民币将作成为第五种货币。这些对于中国的金融影响力提升非常大，因此我认为目前在布局实践中，金融这方面获得了比较大的突破，当然这也为“一带一路”的推进提供了金融上的有力支持。 “一带一路”现在仍处在摸索阶段，一些问题仍需要认真讨论，不能操之过急。我认为最早获得的成果应该在中国周边，政府给出规划、提供政策帮助，要让企业去做决策，让真正的出资人去做决策，按照市场原则操作。对中国而言，推进“一带一路”所需要做的工作和工程量是巨大的，而且很多方面我们还需要经验的积累。本文刊于《环球时报》，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2月18日 -
张磊：合并是互联网行业的融合再生
张磊，高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互联网创新在纵深方向发展的基础上，已经由原来的单级驱动变成了双级驱动。 2015年12月17日，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中国乌镇召开，此次会议主题为“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高龄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磊在会上进行了主题演讲。张磊分享了他从投资视角所观察到的三个现象。 第一，互联网创新在纵深方向发展的基础上，已经由原来的单级驱动变成了双级驱动。 十五六年前，中国互联网无论是什么商业模式，B2C、B2B、C2C最后都是C2C，把模式拷贝到中国。而今天，中国原生态的互联网创新成为世界互联网创新的原动力之一。 第二，中国互联网产业迎来了新一轮的整合和格局的调整。这是互联网业态在经历早期野蛮生长以后的理性回归，也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新陈代谢融合再生。 有言论称合并是资本市场应对寒冬所做的准备。对此张磊认为，互联网的发展是波浪式前进，过程中会遇到挑战和困难，更多的是企业家要重新苦练内功回到事物的本质上，这样才不会惧怕寒冬，要不断问自己还有哪些消费者根本的需求没被满足。 他称，世界永恒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只有变化才能驱动创新和融合。如果只是靠简单的打折、简单的销售模式不能创造更新的价值，或许融合是更好的模式，能够在更新的更大的平台上继续创造价值。 第三，万众创新、大众创业蔚然成风，这种不断的创新让中国互联网的土壤变得越来越广袤肥厚。未来的中国将会成为最灿烂的价值发展平台，互联网会成为下一个黄金十年最大的推动力。文章选自腾讯科技，2015年12月17日
2015年12月18日 -
王辉耀：海归创业最好的时代就是现在！
他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兼主任，更是著名人才研究战略专家，他是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人才强国，创业创新，中国发展新常态之下，他说，挖掘留学红利，就需要发挥留交会平台优势。海归创业，就在今天。戳↓看人才研究战略专家王辉耀对海归们的建议“挖掘留学人才红利”面对人才强国的需求，面对创业创新的时代，王辉耀以国际化的视角，为我们解析挖掘留学人才红利的重要性。“海归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技术、资本、人才，也成为联结东西方海内外最佳的桥梁，是创业的推动剂和催化剂，人才作为中国未来新型的软实力，在未来30年的发展会更加依靠国际化的人才。”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开启新纪元，更需要大批具备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物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人员产出国，“高输出、低输入”的弊端正在不断凸显，因此，我们更需要一个平台，更好地为国家实现招才引智的目标。“海归的机会在今天，创业的机会也在今天”80年代出国深造，90年代回到内地，他正是受到了邓小平南巡讲话“海归要做贡献还是回来好”的感召，更是因为看到了国内万物生机勃勃，到处都是机遇的大好环境！然而万事开头难，王辉耀回忆起当年创业，并非易事。“我记得当时回国，买了一个传真机，为了办理一个传真入网的编号到处跑。当我还带回来了一台电脑，在北京海关跑了20多趟才拿到一台电脑。”相比于当年，今天的创业条件不一样了。现在海归创业，有国家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双向政策”等政策支持，有最好的创业导师，有更多的创业经验分享，更有留交会等创业平台。因此王辉耀也向广大海外学子发出号召，如果真想要做出一番事业，回到中国，回到留交会是最好的选择。留交会作为中国海外留学人员交流第一品牌，中国留学生创新创业的最佳平台，为吸引人才、人才的交往交流带来巨大的空间和机会。全中国全世界关注留交会，能提升留交会的品牌价值和影响力，而留交会也会促进更多留学生回到中国，吸引全球的人才来中国创业创新。在这个稳定发展的中国，在这个创业创新的时代，第17届留交会，纳天下英才，助创新驱动。12月21日-22日，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盛大开幕。第17届留交会宣传视频即将上线，更多留交会的人与故事，即将感动上演。
2015年12月18日 -
互联网大会–全球治理的中国风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储殷在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现代化更高阶段的历史背景下，互联网已经超越了技术、商务乃至交流上的范畴，而成为了一种人类全球化状态下的生活状态。 近段时间以来，乌镇互联网大会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这不仅是因为互联网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走向密切相关，而且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将在本次大会上就互联网的未来发表主旨演讲。这意味着，在互联网这一全球化的最重要场域中，中国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清晰的信念和话语，并力图对规则的制定发挥出更重要的引领作用。 在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现代化更高阶段的历史背景下，互联网已经超越了技术、商务乃至交流上的范畴，而成为了一种人类全球化状态下的生活状态。这一生活状态与人类迄今为止在其他领域内进行的全球化尝试一样，既受益于自由、创新与多元，也受困于无序带来的危险、多元带来的冲突与解构带来的混乱。如果说在早期的互联网发展阶段，人们还可以用“自由的代价”来对互联网的失序进行辩护，那么在今天这种互联网生活直接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情况下，人们已经发现这种“自由的代价”不仅沉重而且昂贵，甚至在很多时候已经构成了对于自由、安全与繁荣的挑战。 这种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跨国犯罪正在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全新的全球化布局与犯罪能力升级，而国际司法合作体系尚无法有效回应这一严峻挑战。除了传统的洗钱、偷渡、贩毒等跨国犯罪活动正在以“互联网+”的视野进行重组之外，互联网本身也滋生出其特有的高科技犯罪形态，比如黑客攻击、病毒传播、虚拟货币黑市等等。尽管各国司法机关与互联网犯罪的浪潮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但是由于互联网世界的一体性、灵活性、复杂性远远超过各国合作的有效性，目前这种以碎片状的国家为基点的互联网安全体制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失灵。 其二，日益激烈的国家间竞争、意识形态对立以及文化冲突，让互联网有成为虚拟战场的可能。如果说在现实社会中，人类从多次残酷的大规模战争中还多少积累了一些底线与共识，那么在互联网这样一个全新的领域中，人类的共识还相当有限。一些国家与群体在互联网上的行径已经严重侵犯了现实中的国际规则与国家主权，甚至丧失了对于人类道德伦理的基本尊重。互联网成为了间谍行为、颠覆行为与极端行为的战场，帝国主义者、霸权主义者、极端主义者与恐怖主义者正在借自由的名义，挑战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与价值。 其三，互联网带来的经济机遇，正在越来越体现出复杂的多面性。一方面，“互联网+”的确能够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打破信息的垄断与不对称，便于交易的频繁发生；但是另一方面，互联网经济也严重冲击了许多传统的线下交易模式，加剧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困境，放大了注意力经济中的泡沫。 这些挑战正越来越成为互联网发展中所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而推动有关各方的密切合作，构建一个公正、合理的互联网秩序，几乎是唯一的办法。问题在于，对于一些拥有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而言，无序的状态虽然给它们多少带来了一些困扰，但是也带来了滥用技术优势的特权。指望滥用黑客技术、棱镜技术的国家去反对黑客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的确高估了人性的自律。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负起责任的、有条件负起责任的，也许只有中国。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既是互联网自由与繁荣的最大受益者，也是互联网混乱与犯罪的最大受害者；而另一方面，崛起中的中国也的确渴望能有一块场域来实践自己对于引领世界的理想。在现实世界中，中国作为一个后来者，总是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掣肘；而在网络世界中，中国则是一直在场的领导者。也正因此，中国领导人对于世界互联网大会表现出了强烈的关注。当今中国，迫切希望展现出对于全球化的引领能力。中国有这份责任心，中国也有这份自信心。本文选自中国经济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