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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创业】当你苦心积虑办移民时 海归精英已开始追逐“中国梦”
追求人生价值是海归精英的目标，现在，越来越多人发现实现这一梦想的机会在中国。 头戴名校光环的留学生们正在一个个回归故里，他们发现实现人生价值的沃土，就在中国。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有35.35万留学生归国，这一数据的增速高达30%；2014年，留学归国人数达到36.48万人，与2013年相比增长了3.2%。截至2014年，中国留学归国累积总人数已达180.96万，占出国留学累积总人数的51.4%。 斯坦福大学教育学硕士郭曼文感觉到了“国内整个教育市场在起飞，政府在鼓励自主办学，加上二胎政策全面放开，这个市场在未来5到10年甚至20年都会非常火热。” 在斯坦福，她的研究方向是如何在教学过程中运用技术手段，比如在线学习软件、儿童学习APP。但她面临的一个尴尬的现状是，她的这一研究方向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很难在成熟公司里找到适合的职位。她只能不停地参加会议论坛，有时写写教育学科普文章。 她的一篇探讨美国教育界最新流行趋势的文章被腾讯等媒体网站转载后，竟很快有公司找上门来请求合作。郭曼文突然意识到，国内目前致力于教育创业的公司有很多，而且它们都需要专业人士的指导。目前，郭曼文在为有教育相关需求的公司客户提供咨询服务。 “随着出国留学人员总数持续上升速度的放缓，未来几年学成回国留学人数有望超过出国留学人数。”这是德勤在《中国民办教育发展报告2015》中的预测，这一图景已呈现在我们身边。 创业是这些海归实现理想的第一选择。近年来中国大力实施创新创业扶持政策，掀起了一波创业热潮。2014年，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正式投入运营，仅一年时间就有超过37家创业服务机构进驻；2015年10月，海淀区发布“中关村大街发展规划”，称将升级现有的中关村创业大街，将其打造为北京市的创业区域范本，并将此模式复制到全国。这让原来的电子商品卖场正在加速转型为中国的“硅谷”。 而在这个“硅谷”中，海归是其中的一支不可小觑的队伍。 斯坦福大学计算机数学（Computational Mathmetics）硕士童小侃走上创业道路，很大程度上是被国内火热的创业氛围所感染。 2012年微博最火的时候，童小侃回国加入新浪，这成为他创业的契机：当时他的几位毕业于华盛顿大学的朋友正沉浸在一个互联网招聘的创业项目中——2013年初，哪上班正式上线运营，当年年底拿到天使投资。2014年，童小侃正式加入这一团队成为首席运营官。他与合作伙伴一起在今年2月拿到2500万人民币的A轮投资，并推出了针对2年以上经验的互联网从业者的、运用算法提升求职者和公司匹配率的高端求职网站NextOffer。 童小侃认为虽然经历了2012年到2013年的一段创业氛围最浮躁的时期，但总的来说国内的创业大环境正在变好。“我们最开始的感叹是说中国以后肯定没有BAT这种机会了，但其实现在机会很多，尤其是企业服务方面。” 不仅是创业这一条路，越来越多的华人高端科研人才为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回国。经合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从2004年开始，中国的科技论文作者流出率大于流入率的情况得到扭转，在2009年至2013年期间流入率高达90%。 在这些科研人才中，一些人选择进入国内高校继续从事科研，还有一些人进入职场，或运用他们的特长自主创业。 2009年5月，还没有从清华大学毕业时王刚就已在清华科技园注册了第一家公司。在本科期间，他读了数学、物理和经济3个专业，为了更多地接触和商业有关的东西，他选择去北卡罗莱纳大学商学院攻读运作管理（Operations Management）博士学位。 王刚在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是留学、医疗这样的复杂服务供应链，他也做创业公司的研究，写过创业公司投产数量级策略的论文。 与此同时他也一直在做自己的创业项目。在美国，他组建起了一支拥有科研背景的创业团队，从夏令营游学项目开始做起，到2010年通过“博士全额奖学金申请服务”项目挣得第一桶金。2013年他将业务方向确定在留学咨询业务和基于网络的学生学业机会发现交流平台上。2013年6月，王刚团队中的第一批成员毕业回国，正式成立申请方。王刚则于次年毕业回国，正式启动融资，当月就获得了170万美金的天使轮融资。 强大的海外科研及工作背景让这个创业项目得以享受国家创业扶持政策的红利。当这一项目落户清华科技园时，团队获得了10万元的启动资金、10万元的留学人员创业奖励基金和1年免费场地使用权；王刚本人入选了北京海外人才“海聚工程”，为他的创业提供了不少便利。 虽然是回国创业，但王刚表示团队的目标还是做一款全球化的产品。申请方的教育资源数据库和申请工具最早在国外测试时面向的对象是英国人和印度人，而现在其实也有国外用户在使用申请方的产品。立足于国内市场，王刚将进一步把这一项目做成全球化的产品。 中国企业对海外高端人才的求贤若渴也让他们将回国就业当成一个最有吸引力的选择，起码从薪酬的角度来说是如此。怡安翰威特最新的人力资本情报调研显示，国内中高端人才的薪酬已不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水平。 印第安纳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方亮在2000年互联网最火的时候前往美国求学，在2015年中国互联网金融最火的时候回到国内。方亮的研究方向是分布式和云计算，毕业后在硅谷从事过电信、能源、医疗等行业的技术研发工作，并于2014年作为高级架构师加入了全球第一个互联网金融上市公司Lending Club。 Lending Club在金融P2P行业的超高知名度让方亮自加入这家公司起就一直被国内的互联网金融界所关注。在与国内互联网金融界人士接触的过程中，方亮发现国内（特别是北京）这个领域的发展甚至比美国还要火。于是，他开始主动关注国内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通过朋友引荐找到了普惠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的合伙人。在双方深入了解后，他正式决定作为首席技术官加入普惠金融，带领技术团队打造有中国特色的P2P金融产品。 方亮认为无论是从行业角度还是个人角度分析，他都有充足的回国发展的理由。中国的金融市场远不及美国那么发达，传统的银行服务对象不能覆盖到所有有金融需求的群体，特别是针对个人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市场几乎是空白，等待着新的金融产品去填补。这对从业人员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发展机遇。 对他本人来说，在美国15年的留学和工作经历也让他产生了一些倦怠感。他渴望面临新的挑战，获得更大的发挥空间。 和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留学生相比，当下的留学生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当生存压力小、出国只是为了求学时，中国学生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实现理想、哪里能提供更多的机会。康奈尔大学金融和经济政策硕士陈昳舟在2014年毕业后回国进入了一家国有银行作总行储备生；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硕士张畅在2015年毕业后回国入职于中信出版集团担任人文社科方向的电子书编辑。对于她们来说，所学内容在国内更容易发挥优势。 德勤指出，国内就业市场提供的良好机会与留学国经济大环境不景气之间的强烈反差，促使大批留学生回国寻找工作机会。 同样，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智联卓聘发布的《2015年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的分析，2008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欧美国家就业难度加大，那两年归国留学生人数增长率均超过55%，2008年达到57.5%的峰值；而欧元危机、欧盟经济衰退及部分欧洲国家因本土就业问题收紧留学生就业政策等，使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从2012年开始大规模归国，当年归国留学生人数增长率再次达到峰值。 美国的H1-B工作签证也是许多中国留学生选择回国就业的重要原因。该类签证每年的发放数量限定在8.5万个，其中2万名额分配给在美国大学毕业、获得高等学位的留学生。特别令留学生烦恼的是，要获得H1-B签证，就无法自由选择跳槽，因为一旦他这样做，公司就能立即终止他的签证，他就不得不在短时间内打包回国。 这也正是费城艺术大学工业设计系本科毕业生赏雪面临的问题：“我发现很多公司会拿H1-B作为筹码把薪酬压得特别低，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没有必要留在美国。”赏雪目前在上海的一家设计咨询公司担任创新策略分析师（Innovation Strategist）。这是个运用设计思维帮助客户做设计研究、趋势研究、用户体验研究，进而优化设计思路、提升品牌体验的工作。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说：“海归拥有国际的人脉、国际的网络、国际的资本、国际的视野，创业资源丰富，是中国新时期引进外资的一种新方式，发动海归纽带和桥梁的作用，将为中国未来的创新带来很大推动。” 而对海归精英们来说，中国是片充满机遇的“应许之地”。在这里，他们工作、创业、发挥才能、实现梦想。 文章选自界面，2015年11月17日
2015年11月19日 -
【光明日报】中国教育如何打造吸引力？
2014年中国在外深造的108.9万名留学生，均攻读专科以上学历，来华留学生中只有16.4万名攻读相应学历和学位—— 近日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显示，伴随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留学“赤字”居高不下的矛盾正日益凸显，2014年达71.78万人。同年，中国在外深造的108.9万名留学生，全部为攻读专科以上学历的学历生、博士后及访问学者，而约37.7万名来华留学生中，只有16.4万人是攻读相应学历和学位，其中读硕士和博士的人数相对更少，仅分别为3.5万人和1.2万人，约占总人数的9.4%和3.2%。 中国留学“高输出、低输入”的弊端凸显 随着国际人才战的不断加剧，中国留学“高输出、低输入”的弊端正在不断凸显。 “根据统计，国际留学生占高等教育总在校生人数的比重，发达国家普遍在8%以上，澳大利亚、英国等甚至高于10%。在中国读学位的国际学生这一比例却仅为0.4%左右。”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说，留学“赤字”一直都存在，而挖掘留学“红利”早已是发达国家重要战略，“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开启新纪元，急需大批具备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留学，正是培养该类人才的重要途径。”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对来华留学生生源进行了分析：“亚洲是全球大洲中来华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大洲，2014年共有225490位留学生进入中国学习，近10年累计来华学生数超过170万。”他同时指出，不同地区的学生对于留学服务的需求也各有不同，发达国家学生更偏重短期语言学习；欠发达国家学生则更倾向于来华攻读学位课程，如医学、工程等。 大多数高校服务和产品不能满足学生需求 教育国际化的口号喊了多年，差距也依然存在，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王辉耀认为，四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来华留学规模的增长：“一是目前来华留学定价政策，对收费标准、调整幅度限制过死，使得高校很难通过向留学生提供高等教育服务盈利，导致高校留学生招生动力不足；二是我国现行留学政策规定外籍留学生毕业以后不能直接在我国就业或创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具有创新创业潜力的外国人才‘苗子’；三是在以往的教学管理中，国际学生往往由国际学院单独管理，课程设置、宿舍安排等都不能真正融入中国，难以形成文化吸引力；四是我国为非英语国家，又缺乏全英语教学课程，外国留学生来了多数要先学习语言，加大了他们的学习难度。” “这是一个人家想吃‘米饭’，我们给人家‘馒头’的问题。”陈志文说，目前大多数高校服务和产品并不能满足学生需求。他给出这样的例子：来华留学网调查显示，2014年，开设英文授课课程的中国高校仅占总招生院校的15%。而在高校英文招生网站建设上，该网针对100所高校进行的调研显示，有93%的高校网站打开时间超过10秒；86%的网站，有错误出现；34所学校，学生根本无法找到英文招生网站。 “营造开放包容的人才友好型社会环境，挖掘国际‘人才红利’” 在全球对人才展开争夺的今天，中国教育如何才能打造自身吸引力，引进“外脑”，为我所用？ “要撬动来华留学市场，国内高校应尽快建设以英文为教授语言的课程体系、针对发达国家学生设立混合学制的学位课程，并改变落后的信息化建设现状。”陈志文同时强调，在现阶段，来华留学的重心依然应该放在亚洲，放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引留学生也是一个文化软实力输出的过程。‘邻居’是不能改变的。目前，我们更能产生影响的是周边国家，而不是美国等发达国家。” “营造一个开放包容的人才友好型社会环境，是充分挖掘国际‘人才红利’的关键所在。”王辉耀建议，“一是可考虑放宽来华留学优秀毕业生的实习工作政策，允许优秀外国留学毕业生留华工作和生活；二是除了全球招聘外，通过教师外语培训、中长期国际学术交流、国外进修、建立海外培训基地等措施，培养拥有熟练使用外语、读写外语文献等技能的教师队伍；三是开放部分教育市场，鼓励本土教育机构与国外名校开展合作办学，通过国际学分互认等方式开设交换学生计划等方式，引入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引入我国紧缺专业和先进的管理模式、教学理念等。”（本报记者 邓晖）文章选自《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7日
2015年11月19日 -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企业国际化蓝皮书
本报讯 （记者 邓淑华） 近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写、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5）》在北京发布。CCG通过数据分析和案例研究，客观反映了中国企业全球化的现状、特点与问题，并从金融体系、国际人才及智库作用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新形势下，为反映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发展的最新情况和特点，分析我国企业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对策，CCG组织编写了《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5）》蓝皮书。该报告研究了中国企业2014－2015年对外投资现状与特点，发现民营企业成为“走出去”主力，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规模集中在中小规模，区位选择呈现出新趋势等，同时就金融体系与实体企业在海外市场不匹配，海外宣传力度，安全风险防范及海外市场信息服务等方面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首席谈判代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咨询委员会主席龙永图为《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5）》蓝皮书作序，并预测未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将继续快速增长：第一，中国经济在全球的竞争力提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基本条件；第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成为“走出去”新载体；第三，全球经济和市场需求的推动影响。 “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享受了开放红利，迎来资本输出的新时代。中国企业作为投资主体，能够以全球化视野整合资源，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助推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对加大我国对外开放程度、增强国家软实力、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有着重要作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表示，希望通过CCG持续的研究与推动，促进我国企业“走出去”便利化，增强海外市场竞争力，培育更多的跨国公司。 据悉，CCG在2014年首次发表国内第一本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以来，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成为企业国际化研究领域的权威报告。每年，CCG都在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国海归发展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海外华人华侨专业人士报告》等多部具有影响力的蓝皮书，为全面研究我国企业国际化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案例分析，成为助推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研究。文章选自《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15年11月16日
2015年11月18日 -
【财经国家周刊】中高端产业梦
十八届五中全会把 “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列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之中。这个历史性目标如何实现？我国产业迈向中高端的主要差距在哪里？ 11月2日，历经7年曲折研发和制造的中国首架大型客机C919下线，填补了中国在大飞机自主研发领域中的空白，海外舆论认为，这有可能打破全球大型客机市场由波音和空客长期垄断的格局。 这是中国产业逐步迈向中高端水平的一个努力。举世瞩目之中，亦有对发动机等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的隐痛。“十三五”剑指“制造强国”，从“大国”到“强国”，还需要更多这样的突破。 早在2010年，中国便从规模上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伴随这一进程，从产业界到决策层，越来越不再满足于生产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以“超级推销员”李克强力推的装备制造业为例，据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办公室主任李东介绍，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产值已连续5年位居世界第一，一批具有知识产权的高端装备进入产业化阶段。比如百万千瓦级超临界火电发电机组、百万千瓦级先进压水堆核电站成套设备、精密高速加工中心、3000米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高铁动车等，初步形成了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格局。预计在“十三五”期间，某些重点行业和重点产业高端化比例有望超过50%。 但放眼全球产业格局，现有的产业进步程度仍与第二大经济总量、第一大制造业大国地位不相匹配，外资在诸多产业中仍掌握技术专利的核心命脉。 看到差距、缩小差距、跨越差距，成为“十三五”规划承担的重任。中央对“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而当前我国仍然面临发展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等问题，迫切需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迈向中高端水平。 “十三五”规划建议为我国产业中高端化指出了明确的路径，即“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在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产业升级早已不是新话题，但仍被屡屡提及、反复说明正是因为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转型迫在眉睫，也说明转型不易，创新不易。“老树”必须发出“新芽”，才能真正启动经济增长的新一轮周期。 差距：横向比、向前看 中国产业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有多大？ 以“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第一大重点产业信息技术为例，工信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曾有一份报告显示：中国信息产业非常缺乏核心专利，半导体专利国外企业占85%，电子元器件、专用设备、仪器和器材专利国外企业占70%，无线电传输国外企业所占比例高达93%，移动通信和传输设备国外企业也占到了91%和89%，足见中国在技术专利与标准体系制定方面与国外的差距之大。 再如另一个重要产业数控机床，在四个方面都有明显差距。一是，精确度、稳定性、可靠性等方面存在差距。比如五轴联动数控机床国外产品连续工作1500小时基本无故障，国产大约只能保障1000小时，相差约1/3. 二是，机床的复合性能差距较大。目前市场上五轴联动加工中心多用于航天航空、核电等行业，单台价格达四五百万元。中国企业和科研单位使用的高档机床大多为进口。 三是，数控系统的差距。数控系统是数控机床的核心，德国西门子、利勃海尔和日本的马扎克、法拉克掌握着数控系统的最高水平，利勃海尔数控系统16个软件包的价格接近母机价格，软件和母机不分开出售，软件利润极高。目前国内使用的中高档机床的数控系统基本都是进口。 四是，其它关键配套件也有差距。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机床制造可达到95%左右的国际先进水平，但剩下的5%不是一个企业甚至一个行业能够做到的，需要国家工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工艺、检测等环节也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 差距不仅在于技术方面。对比美国产业发展不难发现，美国高端制造业“血统”纯正，无论是技术、知识产权还是品牌，几乎清一色为“美国”。而中国高端制造业的技术一般源自“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真正自主创新比例不高，核心技术和核心关键部件受制于人，产品可靠性低，产业链高端缺位。 同时，美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一直依托其全球领先的研发基础、金融服务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支撑，这些方面往往也是中国产业的软肋。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引导制造业朝着分工细化、协作紧密方向发展，促进信息技术向市场、设计、生产等环节渗透，推动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细转变。中国产业界需要清醒认识到自身差距，破除“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关键技术引不来 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并非简单地奉行“拿来主义”。 当今世界已进入扁平化时代，产业发展的起始阶段存在大量借鉴和模仿。比如，在1980年代，美国通信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发展起来后，逐步把夕阳产业向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及韩国、新加坡转移。韩国得益于此，抓住时机，大量引入美国和日本的技术，推动了产业发展。 这种渐进式发展经验让“拿来主义”在国内产业界蔓延，谈转型升级就谈购买设备、技术或并购企业。甚至有人认为，只要能与世界500强企业联姻，就好比登上了可以抵抗市场风险的大船。 短时间内这样的做法的确事半功倍，有的产品甚至属于国内外一流。但产业界若都停留于此，创新就是一纸空文。因为，不能成为引领者，就只能做追随者，发展必然被动，还或面临大量侵权诉讼，陷入种种纠纷的困扰之中。 国内手机产业就是典型案例。必须承认，国产手机也有不少基于国情的创新。比如最早推出双卡双待手机、双系统硬件隔离、全球最薄的手机、将Hi-Fi产品的芯片移植到手机上等，但还是欠缺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对用户痛点的卡位能力、包装能力等独家优势。 部分国产手机厂商向苹果做生态的路子看齐，走高端化路线。但苹果的根基是以iOS为核心的软硬件一体化的生态与品牌沉淀，国产手机则处于Android阵营，操作系统没有掌控权，产业链环节也受制于人，搭建生态系统的做法实现起来的困难可想而知。更为关键的是，苹果并不追求全产业链掌控，而是拿下软硬件的核心技术与资产。比如苹果的A8处理器和iOS系统以及图形处理技术、M7协处理器等，而辅助硬件则交给供应商一起研发，照样掌控产业链话语权。 此外，对创新研发的投入不够也是“拿来主义”盛行的主要原因。统计显示， 2013年中国研发投入占GDP刚刚超过2%，而工业发达国家基本都大于2.5%，瑞典、芬兰等甚至超过3%。中国企业研发投入一般占销售额的1%~1.5%，而国外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多为3%~5%。 没有足够的研发投入，很难培育企业的研发能力。因此，中国产业要迈向中高端水平，就需要加大研发投入，实现由技术跟进向技术领先的发展模式转变，产品发展实现以跟进模仿向创新改进相结合的模式转变。 “十三五”规划建议把创新驱动摆在重要位置，正是认识到关键技术一般引不来，引不来的东西只能靠自己创造。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 突出“高精尖缺”人才导向 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基础是创新，而创新离不开人才。人才是推动和实现创新的关键因素。 麦肯锡《新兴市场人才报告》数据显示：中国工程和金融方面的毕业生只有10%左右具备全球化企业所要求的能力，本土的MBA毕业生能够胜任管理工作的不到20%。以IT服务产业为例，由于缺乏创新型人才支撑，中国IT跨国服务总收入中有65%来源于附加值较低的日本市场，高附加值的跨国服务收入只占总收入的10%；而印度这一比例为75%。 中国在呼唤“乔布斯式”的创新人才。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推动人才结构战略性调整，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实施重大人才工程，着力发现、培养、集聚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企业家人才、高技能人才队伍。 人才的培养、储备需要教育体制的变革，非朝夕之功。是故，人才的引进也重要。据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国际人才蓝皮书：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2014)》估算，在5000万华侨华人中，专业人士约有400万，行业分布以高新技术、教育、金融等领域为主，他们普遍有较高层次的知识结构和技能水平，具有较深厚的文化底蕴。 蓝皮书著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认为，中国需要从主要依靠海外华侨华人吸引外资参与中国建设，转型到重点依靠他们吸引“外才”来华参与中国发展。 专家认为，要想“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除了薪酬等“硬条件”外，打造持续发展的人才“生态圈”尤为重要，即事业环境、生活文化环境和服务环境的营造。文章选自《财经国家周刊》，2015年11月16日
2015年11月18日 -
【环球时报】为提振全球经济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解读习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上的重要讲话 新华网北京11月16日电国家主席习近平15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二十国集团（Ｇ20）领导人第十次峰会上发表题为《创新增长路径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讲话，就提振世界经济提出四点建议，并强调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继续为各国发展创造机遇。 国内外专家认为，习主席准确把脉世界经济形势，所提出的中国方案切中要害、务实可行。习主席阐释的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了可靠保障，展现了中国的自信，也向世界传递了中国信心。世界经济：怎么看，怎么办？ 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习主席在讲话一开始就提出了“怎么看”和“怎么办”这两大问题。他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还在继续，世界经济仍然处在深度调整期。根本原因在于，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已经接近尾声，传统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同时，发展不平衡问题远未解决，现有经济治理机制和架构的缺陷逐渐显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苏格说，当前正值世界格局特别是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和深刻调整之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逐渐显现，从世界范围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大，复苏乏力。如何为世界经济诊断问题，同时提出解决方案，是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共同期望和责任。习主席的讲话准确把脉世界经济，高屋建瓴，体现出长远的战略眼光。 找准了病灶，就要对症下药。习主席为提振世界经济开出了包含四点建议的中国方案：第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形成政策和行动合力；第二，推动改革创新，增强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第三，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激发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力；第四，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公平包容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储殷认为，这四点建议相辅相成，是一个内外联动的关系：加强宏观协调，是为了适应全球化的经济形势，是构建外部大环境；推动改革创新，是提升生产力水平，是重塑经济增长的内部决定性因素；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激发国际贸易活力是为了以需求带动生产力进步，为改革创新提供正向激励；可持续发展与公平包容，则是为了避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不协调、不公平问题造成过大的社会代价，让全世界都能分享生产力进步的红利。 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纽卡斯尔商学院终身讲习教授熊榆说，习主席讲话表明世界经济已经成为一个整体，而中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各国相互配合和协调，需要更好的合作机制，更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中国愿意用自身的发展来带动相关国家的发展，是自信和负责任的态度。 令熊榆印象深刻的另一点是，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到推动改革创新，增强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点明了世界经济长远发展的动力源自创新。熊榆认为，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已经在科技创新上做出了成绩，也有信心在下一轮科技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苏格注意到，习主席讲话中提出的中国方案与“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相通的。中国的理念、政策和行动，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都将起到积极提振的作用。中国经济：信心从何而来？ 经过30多年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阶段。在全球经济疲弱的背景下，中国也难免受到影响，面临经济下行压力。 习主席在讲话中强调，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继续为各国发展创造机遇。 在熊榆看来，习主席的讲话体现了大国自信，是稳定世界经济的定心丸，体现了中国在引领世界经济方面的担当。 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也对中国经济保持增长抱有信心。他指出，习主席已经多次讲过中国的目标，相信中国为这些目标制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6.5％到7％的增长率可以让中国经济保持较高的稳定水平，实现2020年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基础就是深化改革。 习主席指出，中国的信心来自全面深化改革、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决心和行动，来自中国经济强劲内生动力和中国政府坚强有力的政策引导。 储殷认为，习主席重点阐述的中国信心是建立在坚实基础之上的。尽管中国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仍然是全世界增长最强劲的主要经济体，而且调整后的经济增长质量更高，更能带动世界经济发展。 在储殷看来，习主席强调的中国信心充分说明中国经济还有巨大潜力有待挖掘和释放： 第一，中国仍处于城市化中期水平，内需还远远没有被充分满足，中国的城市建设正面临向更高层次升级的节点，这保证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第二，中国正在进行技术升级，工业化水平在近几年正快速发展，竞争优势正在由劳动力价格优势向技术优势、体系优势转移，为中国经济带来新的活力。 第三，亚太地区经济整合力度正在加强，“一带一路”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自贸区的建设，将释放出强大的经济动力。（执笔记者赵卓昀、闫亮；采访记者：邓茜、赵焱、陈威华）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5年11月16日
2015年11月18日 -
俞敏洪：教育改革需要关注钻研精神和思考能力
俞敏洪，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从英语教育，到现在的天使投资，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总爱和年轻人打交道。正在北京参会的俞敏洪谈及高考英语改革时，认为英语学习确实不必均等化。谈及大学生创业，俞敏洪直言大学生创业项目95%没有创新。谈高考改革：降低英语分值合理 最新的高考改革方案，对英语这门学科“大动干戈”，明确英语一年多考，并降低分值。中国英语培训的开拓者俞敏洪认为，全球化时代，英语是否重要并不会因为高考难度和分值降低而改变。 不过，俞敏洪坦言，“英语本身并不需要让每个人都学得那么难，也不需要让每个人都花那么多的时间。当后来孩子们有机会觉得英语很重要的时候，他们还是来得及补的。”他回忆称，自己学英语的时候已经16岁，“到18岁已经考到北京大学，所以还是能够追上的。高考英语分数的下调和英语难度的降低，从整体上来说是合理的。” 高考英语考试调整，学习英语的方法是否要变化？俞敏洪认为英语的学习，万变不离其宗，“听说读写多花时间，熟能生巧，也就是这些方式。我认为英语考试方式的调整，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应该更加偏重于听说的水平上，因为只有听说水平是真正在未来学生们的日常生活中间是能够用到的。” 对于高考改革的总体方案，“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本身太过狭隘，“改革是势在必行的，因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年轻的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们需要的已经不是考试成绩，他们需要的是综合素质，是一个完整的学业水平和特长，以及他们的钻研精神和思考能力。” 谈大学生创业：不用那么着急 去年年底，俞敏洪创立天使投资基金，什么样的创业者会被他选中？“作为一个创业项目，我们看重的第一要素是人，这个人本身做事情靠不靠谱，有没有尝试，常常大家说要挑一个特别有个性的人，当然有个性很好，但是有个性没有尝试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俞敏洪把创业者自身的素质放在第一位，然后才是项目。 在成为天使投资人后，他曾“刻薄”地评价大学生95%的创业项目无创新。对于这个说法，俞敏洪再度扩充，“其实不仅仅是大学生，大学毕业已经比较长一段时间的创业者，其创业项目依然还是95%没有创新。”不过，俞敏洪承认拷贝在中国仍有市场，但自己仍希望有更多相对独特的创新项目出现并获得关注。 至于教育部下文允许大学生休学创业，俞敏洪说自己“不反对、不鼓励”，他鼓励有很好的创新项目的学生出来创业，但也认为创业需谨慎。 俞敏洪认为，中国未来30年都是创业的机会，创业不是那么着急的一件事情。他鼓励想创业的大学生们要多吸收各类学科的知识，“实际上统计数据表明，北京大学创业成功的人还是蛮多的。这不是因为北大的学生素质要高，更加重要的是还有一个统计数据，在这些做事情成功的人中间，北大的文科的学生还占了不少。而文科学的东西，比如学英语、文学、哲学，好像跟创业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为什么他们大学毕业以后创业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各种学问学多了联合起来，它会形成一个完整的融会贯通的思维状态。”文章选自《新快报》，2015年3月
2015年11月17日 -
【经济导报】中资集群出海 高新产业成争夺焦点
13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发布《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5)》。该报告指出，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首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中国市场的潜力不仅表现在国内市场，更多的中国资本正在涌向欧美。以美国为例，美国集聚了众多的新技术和机遇，中国企业选择‘出海’，正在向全球价值链中寻求更高的位置和机会。美国的众多州政府和美国创客们都非常期待和欢迎中国资本。”美国碧赛斯基金会亚洲会长关海燕对经济导报记者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出海”投资，从以往倾向于投资传统行业、成熟行业，逐渐转变为青睐新兴行业、初创企业。投资风格转变 12日，中国资金管理规模最大的股权投资机构中科招商和美国AngelList公司联合宣布，中科招商以4亿美元（1美元约合6.35元人民币）投资位于美国硅谷的AngelList创投平台，携手打造“硅谷直通车”，成为早期初创企业获得的规模最大的一笔投资。 “选择硅谷作为海外投资第一站的中国企业和天使投资人不在少数。此次中科招商的举动无疑也是看中了硅谷的创业环境和优秀的初创企业。”关海燕说，“现在到美国投资的中国企业和个人数目不一定很多，但是热点都聚焦在了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 关海燕介绍，今年他们基金会引导中国投资客成功注资的三个美国项目，一个是新媒体公司，一个是物流环节优化公司，还有一个是互联网公司，都是轻型企业。 “我个人认为，中国目前的投资环境非常热，这种热度体现为创业的速度与激情。中国民营企业近年来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不断寻求技术突破，塑造国际品牌形象，这些都是好的现象。选择投资海外企业，一部分是基于投资多样化的处理，另外一方面确实是因为项目本身的吸引力。”天使投资人、葳莛资本总裁王贤良对导报记者说，中国有一些企业因为出去的少，在思想上会觉得到海外投资特别困难，不靠谱，其实海外投资一方面是考察企业，另一方面，选择合适的团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相比于最初的单打独斗、分兵出击甚至恶性竞争等局面，“集群出海”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方式，这一点在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尤为明显。 “中国现在的高净值人群不在少数，很多资产过亿的企业家都希望能够‘走出去’，也开始尝试做一些海外的天使投资。在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下，或者由协会组织，采取集群的方式走出去，这个也是中国目前海外投资的一种方式。”王贤良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抱团”令企业效益、风险防控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CCG主任王辉耀认为，同国企海外并购偏好资源领域不同，中国民企的海外投资更加多元化，注重对技术、品牌等的获取。“蛇吞象”并购案例成为民营企业进入高端产业价值链的主要方式。如联想并购IBM，通过其品牌影响力开拓国际市场；吉利汽车并购沃尔沃，获得技术的同时也通过其品牌效应塑造自有品牌等。既要勇气也要智慧 王贤良说，他接触的希望“走出去”的企业不下二百家，但是真正能够落地的，数量不超过10%。“山东就有一家中型企业曾经想投资堪萨斯的一个小型蓄电池研究机构，经过十几次的谈判和沟通，这家企业基本上已经被弄得筋疲力尽了，他们没有想过会如此复杂，其中很多问题之前都没有做好准备，所以最终不得不放慢脚步把功课先做好。”王贤良对导报记者说，在他看来，山东的企业相对比较保守，做成的也都是“大买卖”，真正的小企业之间的海外投资，目前数量和规模不及江浙等地城市。 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拓展和投资，不仅是企业本身的问题，当地的环境、政策以及相关的细节都是影响最终结果的重要环节。关海燕表示，从数据来讲，中国到美国投资的，大约2/3都没有通过。“美国的州长、市长们特别期盼有中国企业到他们那儿投资。因为有了投资就意味着美国企业得到了资金，同时更会产生创造就业、扩大政府财政收入等一系列有益的影响。 但同时，美国有一个监管机构专门审批敏感的外国企业赴美投资的投资案，如果被他们打回来，项目基本上就等于前功尽弃了。”关海燕对导报记者说，美国其实看中的是你是否有谨慎的态度、合理的商业计划，以及如何在遵循法律和监管的基础上做出对美国的企业和民众有益的规划，如果准备投资的企业都具备，通过率还是很高的。 智库报告预计，2022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有望达3673亿美元，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投资国。 报告中的数据显示，中国民营企业去年的对外投资呈现爆炸式增长，同比增加295%，相当于2013年的4倍，占当年总投资案例数的69%。从2014年的数据看，中国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走出去”的主力。 “这些数据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民营企业整体实力的壮大。他们的投资主体更为多元化，投资虽然集中在中小规企业模，但是更多延伸到了高科技行业，这是与以往不同的新趋势。”王贤良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不仅需要勇气，更重要的是，需要具备专业团队，这样与国外企业对话才能掌握主动权。文章选自《经济导报》，2015年11月16日
2015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