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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雷：建设企业走出去要采用最先进的标准、最好的材料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副总裁及北亚区总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李雷日前出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他在平行论坛6“中国建设：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上表示，沙特基础建设领域有非常多机会，中国的建设企业走出去要采用最先进的标准、最好的材料；中国企业投资沙特最大的机遇在于下游加工业。 以下是他的发言实录： 沙特基础建设领域有非常多机会 首先介绍一下沙特基础工业公司是沙特阿拉伯政府控股70%、中东地区最大的上市企业，公司每年生产六千万吨的材料，石油化工产品、工程塑料、钢铁、化肥，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石化企业，从销售利润率来讲是前三名。目前一方面我们是走进来工作，跟天津的中石化合作有一个百万吨的乙烯，还有三个塑料混合工厂，在中国每年提供聚乙烯、工程塑料、中国客户需要的工程产品。 沙特阿拉伯在本土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项目。我们公司39年的历史，在沙特阿拉伯本土大概有40多个工厂，都是国外来的工程建设商承建，自然离不开中国公司的身影，在高潮的时候中石化有上万名员工在为我们建工厂。基础设施建设不光是修桥、修路，还有建工厂、灌渠、码头、储罐等等。中国历来都是一个工程建设的大国，从古代的长城到现代的三峡。 中国的建设企业走出去要采用最先进的标准、最好的材料 基础设施建设我分为五个方面。在座都熟悉EPCM，我再加上一个M。EPCM是工程设计、工艺详细设计、基础设计，标准、施工、采购、开车、建设、管理，这里面的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但是我特别想强调的是最后一个M，就是材料。 坐在我身边的王总是非常有经验的，设计标准和选用的材料很大程度上决定你这个项目是不是能够持久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中国的企业一定要注意在标准方面采用世界最先进的标准，不管是钢材、水泥，各种各样的标准，材料一定要选用最好的材料。如果大家到沙特阿拉伯访问，我们非常欢迎，也期待中国的企业在沙特阿拉伯共同为我们的项目建设。 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2200万人口，加上2800万劳工。2015年全世界GDP增长最快的国家里面，沙特阿拉伯排在美国之前。这个国家的平均人口不到30岁，不光有财富，而且有更多的需求，中国的企业有很多的机会。沙特阿拉伯石化企业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所有的石化企业都在国家开发园区里面。我们非常有幸，国家开发园区的主任就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所以，园区里面有非常多的项目，我每次去出差都看到我们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员工在那里面。当然我也是衷心的希望，有更多中国的企业按照国际化的惯例，采用世界领先的标准、先进的管理模式、管理方法，录用最好的人才，一定要用最好的材料，因为在质量方面物美价廉不一定是最好的、最能够带来价值的。谢谢。 基础设施建设是产业发展的前提 我以石化行业为例子。石化行业自从诞生之日起一直到今天，一直在纠结一个问题，我们建基地是靠近燃料基地还是靠近市场。美国液燃气出现之前，基本上一直这样纠结。中东地区有很丰富的原料，但是大中东地区才四亿人口。中国有很丰富的市场，但是中国缺乏丰富的化石原料为石油化工行业提供原料。石油化工行业需要水电气，而且是有竞争性的。另外，需要非常好的道路和运输，因为要么运原料、要么运产品，要么两个都运。你根据这个顺序，先要有道路运输，然后配置水电气。 中国企业投资沙特最大的机遇在于下游加工业 这个问题非常的专业，因为我们只是沙特阿拉伯的国企，到沙特投资的完整一套程序，在沙特投资总局的网站上非常的清晰，你可以去查。在招商引资方面，沙特总局做的工作丝毫不比我们中国的城市和省份做的差，而且每年都在全球直接进行巡回路演。沙特投资总局的局长是副部级干部，亲自带团，去年在中国大饭店国贸三期，今年在日本，这两个活动我都参加了。中国企业到沙特去投资，最大的机遇在于下游的加工业，因为中国企业有非常丰富的加工经验。第二，加工行业需要的技术不是太多，更多的是经验，比如说汽车行业产业链的下游有很多。沙特现在也非常希望有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因为这个国家虽然非常富有，但是也面临着失业率的挑战，需要有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加工贸易型的企业，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是据我的观察，有非常好的机遇，因为我们生产出来的大批的工程塑料、聚乙烯、聚丙烯、纤维、橡胶都是在建材、汽车、医疗、通讯各个领域里面使用，在这些行业里面需要大量有经验、有知识的技术工人。所以，机会是非常多的。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围绕“中国企业全球化：新的历史 新的舞台”这一主题，举行了六场全体大会和十场平行论坛。“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是国内专注中国企业国际化具有代表性的国际会议论坛，以广阔的国际视野、宏观的政策解读、高度的战略思维为广大与会嘉宾带来思想盛宴。论坛所搭建的高端交流平台，对于已经“走出去”和有意开拓国际商业版图的广大中国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论坛自去年举办第一届以来受到国内、国际的广泛好评。未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还将每年举办此论坛，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提供现实意义的指导。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5年12月11日 -
【凤凰网】中企走出去如何做到人员管理全球化
导 语近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在海南三亚举办，来自海内外的300余位专家政要作为嘉宾出席本次论坛，共谋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之道。本届论坛上，联想集团与中兴通讯荣获中国企业走出去最佳成就奖。凤凰国际智库高端访谈特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孙玉红对话联想高级副总裁乔健、中兴通讯副总裁陈健洲，共同分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成功经验与剖析经典案例。 文字实录：乔健：联想为什么能成功收购IBM全球PC业务孙玉红：大家好，我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孙玉红，今天凤凰国际智库纵议院节目是在海南三亚录制，非常容幸请到了两位嘉宾，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乔健女士和中兴通讯副总裁陈健洲先生，在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的颁奖晚会上，他们被授予中国企业走出去最佳成就奖，再次恭喜他们。节目开始想请教一下他们，得到这样一个殊荣，他们各自的企业走出去的成功的经验是什么？乔健：最近两年，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变得特别大，投资变得特别的多，一种欣欣向荣的感觉，所以来做这样的企业国际化的评选，这样的研讨节目都很有意义。因为联想是在做国际化先行企业当中的企业之一吧，在2005年，正好是十年以前，联想并购了IBM的PC业务，在并购之前，联想仅仅是业务在中国，虽然是中国PC的第一名，但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不到2%，从并购IBM的PC开始，我们开始了整个的国际化的旅程，经过了十年，现在联想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460多亿美元，成为了全球PC市场的第一名，市场份额也达到了21%以上，所以整个过程是联想从一个本土的企业走向了全球，虽然在这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艰辛、学习，但是确实是把产品带到了全球，也把中国品牌做到了全球。孙玉红：联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化企业，不仅企业的营业额、全球的收入占比，包括整个人才，国际化的人才在企业人才队伍中的比例都能称得上一个真正的全球化公司，而且是在市场占的份额上都让我们非常自豪，中国企业奋斗了20年、30年，终于我们看到了联想成功的走到了这一步。那我们再问问中兴通讯，你们是作为一个可以叫IT企业，是B2B的企业，联想是B2C的企业，你们走到今天，成功的原因是什么？陈健洲：中兴通讯今年成立30周年，国际化步伐是从20年前开始的，我觉得一个是抓住时间的机会窗口，实际上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个比较适合国际扩张的窗口期，中兴通讯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国际化的进程。第二点是依靠中国的自有技术积累，开发了通讯成套设备解决方案，服务全球，一方面同欧美高端的通讯市场技术对接，另一方面也向很多发展中国家去推广我们的产品和服务，20年来，我们在差不多100多个国家开展了业务，实现了海外业务收入超过50%。孙玉红：所以我们做智库研究，我们评选企业国际化的标准其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你的海外占比占的全球的收入，所以我们把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所以中兴通讯也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化公司。企业走到今天，我相信一定经历了很多的艰难和挫折，我相信镜头前很多企业，包括今天来参会的很多企业，都是想来向优秀的企业学习，了解你们经历的艰难和困苦，和你们怎么成功的战胜这些困难。我们智库做了一个对中国企业的一个调研问卷。乔健： 正好想补充一下，你说到就是全球化企业的定义就是海外的营收比例占到整个比例的多少，联想现在已经有70%以上了。乔健： 这个是全球以上的营收，因为联想现在的业务不仅仅是有电脑业务，去年也收购了摩托罗拉的手机业务，加上手机的业务还有服务器，我们去年还并购了IBM的X86服务器的业务，所以现在总体来说，布局就是PC所占的比例，就是手机和服务器所占的比例在逐渐增加，然后海外业务所占的比例也在增加，然后正好你刚才讲到，我们对于成熟市场，发展中市场其实战略也是不一样的，对于成熟市场，因为他们发展增长的速度慢，所以我们更多是保住利润，然后来做好这个品牌，然后对于发展中市场，比如像印度、拉美、中东这样的地方，我们更多是扩大市场份额，扩大营业额的增长，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叫做保卫进攻的双全战略，所以企业在布局上，在战略上都是一步步的这样发展起来的。孙玉红：刚刚你提到，你们收购IBM的PC业务，当时大家都是捏了一把汗，觉得中国的企业太响了，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胆量和有这样的能力去兼并收购这样一个全球的，我们曾经的蓝色巨人这样一个大企业，你们现在看起来，你用几个指标来说，第一是否成功，第二你们怎么做到的？乔健： 我想确实是十年以前，IBM确实是一个管理上的蓝色巨人，技术上的巨人、全球化的一个巨人，然后他们管理层也特别有国际化的经验，然后在十年前我们刚刚并购PC业务的时候，IBM的PC业务是100亿美元，然后我们当时是30亿美元，所以是一个以小收大的业务，然后我们人员是1万人对1万人，所以当时所有的媒体报道都是叫做蛇吞象。孙玉红：你们的信心来自哪里？乔健： 我们当时的信心就来自于“第一”，我们觉得我们懂PC这个产业，因为当时IBM虽然体量很大，但是他们是不盈利的，因为我们非常知道盈利的这方法，关键是业务模式我们非常的清楚，我们当时分成两个业务模式，一个叫交易型业务模式，一个叫关系型业务模式，非常知道怎么来做，当时想只要把这个业务模式拷贝到全球，复制到全球。孙玉红：这是你们盈利模式的信心之源。乔健： 对，第二个信心之源就是我们当时在中国市场能够做到第一，也是跟这些国际大品牌抗争出来的，因为在1990年联想开始来做品牌PC，然后从1993年，由于当时中国在PC产业的开放，所以大批的国外品牌全都进来了，当时包括IBM。孙玉红：已经跟他们交过手了。乔健： 交过手，从1993年我们是很小很小的公司，后来一直到1996年、1997年，我们成为中国市场的第一，当时在中国市场第一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打败了这些在中国的国外品牌，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在产品创新上怎样做。孙玉红：在主场上打败了，现在到客场上了乔健： 我们怎么来做创新的产品，怎么来建立品牌，怎么来更好的复制业务模式，这方面也是有信心的，所以就开始了国际化的进程。但实际上在进程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还是遇到了比如说文化的挑战、全球化管理能力的挑战，以及真正整合过程当中，在一些组织设计上、流程设计上，甚至在决策模式上应该怎么样来做等等的挑战，那后来到今天我们仍然说我们是取得了只能说是一个阶段性的国际化的成功，因为从我们的营收上面翻了15倍的增长，然后从业务拓展上面我们已经从一个PC公司变成了一个业务包含手机、服务器的公司，我们的产品也在国际上获得了很多的创新大奖。最近一个美国的叫Interbrand做品牌评估的公司，在评全球100大最有价值的品牌的时候，中国只有两家公司进入到里面，联想是其中之一，现在成为全球第一之后，不仅仅是在一个国家，在几十个国家我们都成为第一。孙玉红：能列一些这些国家名称吗？乔健： 俄罗斯、印度，然后我们在美国现在是第三，然后在德国，在东欧的很多国家，包括在日本，还有在东南亚。孙玉红： 听说你们的手机在印度卖的比当地的手机还要贵很多，这是一个品牌的溢价吗？我们能看到品牌的价值。乔健： 在印度和在欧洲在卖的时候比在中国卖的价格也贵好多，因为在欧洲和在印度这样的地方，很多人认为联想的品牌是一个有溢价的一个品牌。孙玉红：这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乔健： 最令人骄傲的是联想真的成为了一个国际化的公司，这种国际化的公司就是指有国际化的管理能力，国际化高度整合的公司，在我们最高的管理团队里面一半以上都是外国人，然后我们最高管理团队每个月会在一起来开会，讨论公司的战略执行，然后大家在一起讨论的时候，你不会去分辨这个人是哪个国籍，那个人是哪个国籍，所有人讲的话，你感觉就是一个全球化的领导。孙玉红：全球化在企业里实现了。乔健： 在公司里面不论是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国家，大家充满了这种信任，大家讨论的时候会相信彼此的能力、相信彼此的动机，然后相信彼此是为公司来着想，所以我们的文化，包括说到做到、尽心尽力，做一个更创新的公司。你会发现这些中国人和老外在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孙玉红：真正的成功是文化的成功。乔健： 乔健：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真正的成功，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中国企业在进行国际化的时候，不仅是把产品要输出去，也并不仅仅是把你的技术输出去，把品牌或者把资金输出去，更重要的是把你的引导能力、文化、管理才能输出出去，可能是更关键的。陈健洲：企业进入发达国家尽量聘用当地人才孙玉红：我们听一听中兴通讯的故事，因为中兴通讯是做B2B市场，跟消费者还不一样，因为消费者市场把品牌做好了，消费者自然来欢迎，会来消费。其实通讯市场其实是非常难，你们在过去20年是怎么能做到在全球一个个市场拿下来，在交换机盒，就IT领域做到全球的前几名的。陈健洲：因为通讯行业在过去的几十年吧，是竞争最激烈的，尤其是在技术升级方面，你想我们从2G到3G到4G，现在是Pre5G，没有哪一个行业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面，技术更新了四代，所以就是说技术上面一直处于追赶的状态。实际上刚才我谈了，除了向全球的客户去提供产品以外，我们的技术能力、研发布局也是全球化的，就全球有十几个研发机构，那么使得我们的技术能够跟最先进的技术能够接轨，那么怎么样接轨呢？就是说在当地能够利用他们最优秀的人才，而这些人才他不可能回到中国来是吧？所以那你就在当地建一个小型的研究所，这样的话他的一些智慧就可以为我们公司所用，而且他本身带来最高端的一些技术的圈子和一些影响力。孙玉红：那全球战略是怎么布局的？比如发达国家你怎么进？发展中国家你怎么进？陈健洲： 当然这里面差别非常大，刚才我也提了一下，发达国家实际上处于一种技术领先，市场相对成熟，然后他希望能够降低他的成本和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更注重怎么样把技术以及整个技术发展的跟他能够对接，然后在质量稳定性，性能方面达到一系列的复杂的测试的标准，然后同时你要展现他们关注的一些方面，比如在欧洲非常关注环保、节能，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那么同时他的客户对技术的了解也是非常高的，然后他当地的员工的素质也非常高，所以他是这么一个特点。孙玉红：我能问一下你们全球员工数字和海外员工的数字吗？陈健洲： 全球员工数字，因为中间有一些变化，现在最新的数字差不多是8万名员工。海外差不多1万名员工，我们跟联想有一些区别，我们很多员工是外派出去的，当然有一部分是本地员工，本地大概是60%左右。孙玉红：问一下你们的人才战略，因为根据智库的研究，我们给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发问卷，调查企业认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就是人才问题，人才瓶颈，找不到全球化的人才，另外就是规划整合的痛点。所以今天可以谈一谈人才怎么解决，你在全球60%的业务，人才怎么解决？另外文化怎么整合？陈健洲： 两个问题确实很关键，那么人才呢，实际情况是根据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人才的成熟度、准备度、质量，各方面情况有不同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欧美高端市场，他可能有合适的人才，那么我们可能尽可能多的用当地人才，比如在美国我们可能超过80%，全是本地的，包括他们的经理层，因为他非常成熟。那么在有一些发展中国家，非洲那一些国家，本身通讯人才非常少，然后合乎要求的就更少，那怎么办呢？一方面中国一开始派出去，同时我们在当地建很多的培训中心，跟当地的高校，这个计划当地政府是非常欢迎的，他希望不光是你中国的技术来了，产品来了，还希望培养自己的国家的通讯人才，所以这样的培训中心他们非常欢迎，我们也坚持了很多年。然后同时呢，就是除了从培训计划里面吸收一部分到公司以外，还提供给社会其他企业，其他整个行业。孙玉红：那不怕人家挖走吗？你的意思是提供是给行业培养人才？陈健洲： 我觉得挖不挖这其实是一个正常的流动状态吧。孙玉红：这才是行业领导者的心态。陈健洲： 因为实际上员工他真心想在你企业的话他不会轻易跳槽，如果说他已经不想在这儿干了，然后你通过各种方法强制他留下来，其实他在这里的产出肯定是大大折扣的，我想象乔总肯定也同意这一点。所以就是说面对人才竞争，最根本的是怎么样把自己的文化、激励机制、职业发展、公平性、企业氛围做好，然后吸引，得到你的员工。乔健：积极外派员工让管理团队获取国际化经验孙玉红：发达国家因为本来人才市场很成熟，尽量用当地的人才。对发展中国家我们外派和培养，是非常清晰的战略，我相信对很多企业会有借鉴作用。那我们问问联想的•人才战略，因为乔先生本身又是分管人力资源的副总裁，你们的人才战略几乎可以写教科书了，最近又出版了一本书，叫《东方遇到西方》，所以在谈东西方人才，在整合过程中人才的一些策略，所以下面的时间就交给您，讲一讲你们在人才战略上是怎么考虑的，如何使企业是一个作为全球的领导者。乔健： 我们在最开始并购的时候，因为IBM那边，他们有一些很多的管理者是非常有全球化的管理经验的，然后十年以前中国这边的管理者非常缺少国际化管理经验，所以我们第一任的CEO实际上IBM的一个高级副总裁，然后在这个时间我们是想最大限度的来发展中国的管理团队，让管理团队很快的具有国际化的经验，所以我们在当时选派了不少高层管理团队，也不仅仅是高层，中层还有普通员工，散落到世界各地，然后被派到各地去学习当地的语言、当地的文化。孙玉红：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做到的人员管理全球化？乔健： 2009年之后就变成杨元庆来做CEO，柳传志来做董事长，后来重新带着公司来树立公司的文化，建立公司的战略，包括把管理团队建成是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的团队，现在公司CEO是中国人，总裁和COO是一个意大利人，他原来是宏基的CEO，中文名叫兰奇，管理我们的PC业务，做得非常的棒，因为他当年把宏基的业务从全球排名第四、第五一直做到很前面，他现在又带领联想的PC业务成为全球第一，还有其他的这些管理团队，比如说我们的市场的马克丁的leader，他是原来在惠普和苹果工作，然后我们的法律的最大的头是原来在ebay的法律的头，我们现在在CTO做技术的是原来的IBM过来的。乔健： 我们集团每年前100个高管在一起开会，选择世界不同的地方，大家非常的diversify，多元化，体现得很明显，在制定决策的时候，很多观点都会考虑到了，当你推出一个产品也好，推出一个管理理念也好，进行一个文化整合，甚至你推出一个品牌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方方面面的角度，方方面面的文化都会被考虑进去，虽然有时候这个决策会显得比文化高度一致，甚至就是我们从小有一样的历史，然后我们有一样的文化，做一个决策可能几分钟就做完了，这样的决策其实往往质量不高，像我们现在决策非常的多元化，做决策过程中大家要反复的讨论，但做出来的这样一个决策就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文化。乔健： 我们的人才理念，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岗位上要找到在全球范围内最适合这个岗位的人，在没有本地化人才之前，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外派的方式，比如我们最开始俄罗斯的业务基本上是很小很小，基本上市场份额趋于零吧，但是我们在没有找到合适的俄罗斯的总经理之前，我们是把中国的一个非常优秀的领导派到了俄罗斯，然后他把俄罗斯的市场，从基本上0%到1%一直做到了10%的市场份额，然后像印度的总经理我们也是用的当地人。所以我们的理念是不拘一格，不论你这个人是哪儿的人，只要你是最适合这个岗位的。陈健洲：实行“1+1”中国外派员工＋本地骨干孙玉红：陈总是负责业务、市场，不仅仅是人力资源，所以你考虑的可能更完整，所以我想问问你们在走出去在文化上有什么故事或者冲突，怎么解决的？因为你们的业务是直接跟公众打交道，要直接跟当地的管理层打交道，这个文化的差异可能碰撞会更明显，有什么故事，怎么解决的给我们做一些分享。陈健洲： 确实运营商客户这一侧、有政府这一侧，还有消费者这一侧，因为实际上消费者，像运营商，运营商背后就是我们，所以这个里面是一个多元的关系，那我们在进入一个国家的时候，实际上也遇到很多的文化问题，就比如拿美国来说，美国的手机我们现在做得还是不错的，其中的一点就是说他真的是融入当地的社区，然后就是说对当地的消费者以及客户、运营商这一侧，他有一个长期的承诺，那么同时他通过扩大自己的品牌和竞争度，实际上每个国家老百姓的这种习惯、文化都是不一样的，你很难说你去改变别人，那么实际上你只能是选择适应、融入、融合，取得消费者的信任。那NBA大家知道在美国是非常受欢迎的，几个比较广泛的运动。陈健洲：谈到当地人才不够的情况下，我们跟联想一样，也是先外派，外派以后，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有一定的时间限制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1+1计划，一个中国外派的加一个本地外籍的骨干来共同推动，因为成功的这种本地化和国际化运作他需要当地的团队既清楚总部在中国公司怎么运作的，然后又要清楚当地的很多情况，那怎么样把两方面整合到一起呢，除非你长期的对他进行轮岗，那时间可能又来不及，因为你是有成功机会，所以我们当时就采取了1+1，就一个中方加一个当地的外籍员工，然后使得我们的很多工作就非常有效率，而且他们 合作也很愉快，像乔总说的，通过这种文化的差异化以及知识的互补、技能的互补带来的给公司非常好的比较完整的空间。外派到国外遇到企业文化差异如何处理解决请问联想乔总，您外派前后七年，遇到一些文化的差异，是如何解决的？具体措施是什么？乔健： 我的方法叫做左手、右手，我跟大家，中国团队、美国团队都一样，我说我开会的时候，我争取会用一些很缓和的方法跟大家来讨论，当然我要是用很着急的方法，表示我对这件事情已经非常着急了，但是不要用我的语气、语调来判断我现在是让你们做什么，我说每当我说这件事情是我的左手的时候，表示是我在和你们在讨论着呢，然后我给你们一些主意，你们可以用可以不用，然后你们去想，这个事情有没有deadline，什么时间表，然后我说这要是右手，就是当我说这是我右手的事情就是Just do it，这就是命令了，这就是指示了，这件事情就是有时间表的，所以经常性在中国团队和老外团队，经常我们讨论完了，我会告诉他们，我说这件事情我也还在思考呢，It is my left hand。有时候我会觉得很着急了。孙玉红：陈总管理全球这么多的地区，也有很多下属的同事是外籍，你跟他们在沟通和管理上有什么故事，然后是怎么解决的？陈健洲： 确实就是说像乔总说的，外籍对中国人的这种意见吧，他们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刚才乔总说的可能更多是欧美，美国人的习惯，可能欧美本身素质比较高，第二，他习惯了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事，第三，实际上就是目标管理，就是你给他目标，他会展现他的才能，用各种方法达到，当然通常是不希望你过程中给予过多的干扰，就告诉他怎么做，否则他觉得你没有授权，或者是你不相信他。但是我们还有面对另一批的员工，就是说发展中国家。他们这种就是说分工的概念非常强，就是说你开箱的就开箱的，安装就安装的，调适就调适，他觉得自己的规律定义，他的边界，总体来说就是外籍员工他是认为比较清晰的，但中国人就是说他是希望能够给老板交差，一个好的结果，中间有任何困难我要去克服，不太管说分工是不是我该做的。陈健洲： 第二个差异就是说，很多外籍员工，我跟他们聊，我说你们刚进公司，觉得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吗？他说IT系统和流程，他说外籍员工在很多外企工作过，他习惯于说一进来以后很清楚这个流程，我把自己这个环节做完了，就不care这个了，自动下去了，那我们不是，他要follow，他很多邮件，然后内部要找人去follow这个东西，所以这也是管理文化的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吧，所以针对这些差别，能看到说都会影响到绩效，直接工作成果的产出，所以我们要针对他们的特点给他们一些辅导，包括外籍的新员工培训，他们的文化，我们的流程，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说我们公司的文化的一部分，流程的一部分，也需要跟全球化运作来对接，所以他是一个双边靠近的关系。用什么样的文化发挥中国企业的全球力量？孙玉红：刚刚讲到文化是非常重要的话题，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仅是技术走出去，市场的这些钱走出去，我们还要发挥全球领导力，用什么样的文化发挥中国企业的全球力量？陈健洲： 我觉得就是中国文化，当然这个话题很广了，如果说只看企业里面的这种管理文化的话，那我觉得首先就是说我们要看到说不同的国家，他们对企业这种管理文化的差别，实际上这里面就是刚才讲一个是这种创业精神或者是主人翁精神，还有一个就是职业化精神，所以这两方面我觉得是相互有一个接口。孙玉红：中兴的企业文化是什么？陈健洲： 我们的候总在1993年就提出中兴的企业文化，归纳了四句话，第一句话就是相互尊重，忠于中兴事业。我们后来把四句话翻译成了英文，他说第一句话相互尊重可以理解，但是忠于中兴事业，可能外籍有人说我很难理解。有的外籍员工说我可以忠于我的职业，可以忠于我的信仰，可以忠于我的国家，但我为什么要忠于你们的事业？孙玉红：你付薪水雇我，我为什么要把灵魂交给你，就是文化上的问题。陈健洲： 所以这里面差异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们要去跟他解释沟通的，反过来我们也要思考说我们默认的东西，是不是要来rethink，重新思考一下我们到底是表达什么意思，因为实际上他们理解的这种loyalty 和我们讲的loyalty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觉得要发挥中国文化上面，中国企业的全球领导力，首先还是经理人员对不同国家的这种基础的信仰文化，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而且第二点，就是不能默认为你把一些东西翻译成英文以后他就能够理解得更容易了，经常是不一样的。孙玉红：这个北京精神翻译成英文老外都看不懂，满街都挂着英文，不知所意，不知道什么北京精神。陈健洲： 第三点就是说确保他们理解了你想要的这种文化以及带来的行为标准以后，那么就是说你能够展示给他们看，就是中方的哪些行为是展现了公司成的这种文化，然后这些文化带来的，就你整个team的好处，对个人的好处是什么，然后他们就会follow。陈健洲： 好多上百年的历史的企业，他核心的价值观是不动的，比如诚信，他什么时候都不会动的，但是新的年轻一代，他们需要新的表达方式对吧？比如现在大家微信，以前我们老的用短信、打电话，其实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需求是不变的，只是说现在沟通的方式变了，我用这一点反过来也说服了公司老板，说装微信，就加上年轻人的时间，你可以就是说多一个渠道，我们在整个经济转型、企业转型过程中，目前面对的整个人力资源状况就是说老中青三代确实都在里面，习惯差别挺大的，整个处于转型期，人力资源工作、文化工作很重要一个使命就是说怎么把这老中青三代，很好的让他们交流，不是说感觉到很多的代沟、隔阂，这样的话我觉得对创业精神、知识经验的传承，整个企业的和谐包括运作都非常有好处。孙玉红：我们再次感谢联想和中兴通讯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精彩的企业的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差异与人员管理案例，感谢。文章选自凤凰纵议院第91期，2015年12月
2015年12月11日 -
【新华网】王仲伟主任会见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代表团
国务院参事室主任王仲伟与原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合影 2015年12月2日，国务院参事室主任王仲伟会见了以原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为团长的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代表团一行。 王仲伟主任欢迎芮效俭一行访问国务院参事室，并祝贺双方合作举办的“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美合作国际研讨会”取得成功。他对近年来国务院参事室与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开展的交流与合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表示双方应继续深化合作，更深入地开展交流，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做出积极贡献。芮效俭感谢国务院参事室的热情接待和为筹办研讨会所做的大量工作，表示愿意继续发展和深化同国务院参事室的友好合作关系。双方还就其它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与会人员合影 国务院参事刘燕华、王辉耀，国务院参事室交流合作司司长孙维佳，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方艾文(Evan Feigenbaum)，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资深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所长戴博（Robert Daly）、项目专员傅珊珊(Sandy Pho)等出席会见。文章选自国务院参事网站，2015年12月7日
2015年12月10日 -
赵柏松：海外投资应重视科技型企业
霍普金斯医药研究院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赵柏松日前出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他在平行论坛10“中国的私人资产：快速全球化”上表示，海外投资应重视科技型企业，要依靠当地对项目的了解，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海外投资建议采用参股形式，要关注新兴市场的投资机会，加强海外投资的风险管理，妥善处理海外投资的个人身份问题。 以下是他的发言实录： 海外投资应重视科技型企业 我在美国医药行业工作二十年，回国三四年了，在国内做医药方面的投资和项目转化。刚才也提了一个问题，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围绕知识产权或无形资产方面的投资，结合我在国外工作那么多年，也包括回国后看到我们国内企业发展的情况，谈我个人的几点观察，不一定对。 我们今天谈到企业全球化里面，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私人企业。私人企业的全球化和个人资产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公司就是个人的，所以肯定会考虑资产配置的问题。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到国外投资首先就买不动产，买房子、买地。买房子、买地是一个首选，我没有异议。但是买完了房子和地以后，要重点投科技型的企业。八十年代日本比较发达的时候，到美国买企业，他们也是先买了房地产，随后就开始收购高科技企业。 海外投资要依靠当地对项目的了解 除了生物医药之外的几点建议，个人到海外投资的时候要分散投资，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投到一个项目上，我第一个建议是要分散投资。第二，在选择投资项目的时候一定要依赖于当地对项目的了解、资源的了解，不光是法律层面的，最重要的是对于项目本身的了解。可能有人会介绍一个项目，但是这个项目不一定是最好的，而且有的项目看到了以后，如果不依赖于当地的人，价格上会吃很大的亏。第二个建议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一定要依赖当地的人。第三，大家投资不要都投房地产，要投有发展潜力的高科技企业，要投一些有高技术含量的无形资产。 海外投资建议采用参股形式 回到我的专业有关的方面我提几点建议。第一，我回国以后帮助国内的公司收了两家美国医药相关的企业。我本身对美国非常了解，但是我自己也力不从心，利用了我在美国的合作伙伴，他在芝加哥地区做了33年地产。当时我帮国内一家上市公司选了很多项目，最后经过他的评估拿出了几个非常好的项目。最后特别享受了当地的税收政策，给了12年免税。而且还请了美国最好的律师事务所，那家律师事务所的大合伙人是这个12年免税政策的起草者。这样就会让项目拿到所有优惠政策，最重要的是还能够把它操作的非常好。从生物医药行业角度来讲，我建议大家在海外投资的时候，国内的个人资产、个人企业应该是时候到外面收一些企业了。但不要把一个企业全部买下来，个人建议是参股。如果把企业全部买下，可能吃不消。如果个人没有准备好，对企业了解没有准备好，对这个行业的了解没有准备好，就会变得很艰难。如果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帮助你管理这个项目，建议可以买入20%-30%的股份，也许投5个项目，每个项目大概都是这样，还有专业的人员帮助你管理。从个人经验来讲，如果国内项目要做生物医药，我可以帮忙，但是我今天不是在这里推销我自己，因为我是搞研究的，我是把国外好的人才项目拿过来给国内的医药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服务，这是我的主业。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另外，我在国外工作了那么多年，是美国华人社区协会的副主席，各个华人社区的领导人都在这个组织社区里，如果想要找项目，我可以找到最适合的人，最了解当地的华人，最后再找当地最了解项目的外国人，一定是个组合团队，包括帮助你找到最好的律师、会计师，包括当地政府的对接、商务、商会的人。 我是从专业角度提供服务，我们海外的从技术角度帮助大家提供服务，从资产并购的角度来讲，还是要借助于海外的机构，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如果要投生物医药的行业，这是高科技，生命科技是科技革命的下一次革命，你很难把握有很好的项目，你可以依赖于专业的团队帮助评估，我们可以帮忙提供相应地服务。 有的人钱很多，但是大家都不懂，可以投一个生物产业基金，产业基金有专门的人管理评估项目。这是我今天专门从生物医药的角度给大家提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会后我们可以再交流，愿意为大家提供这方面的服务。我从国外回来就是一个心愿，就是能够回国以后发挥作用，只要大家有需求，能够利用上我在国外那么多年的经验，这就是我最大的价值。 我赞成投基金，这样风险比较小，但是如果要投高新技术企业一定要有专业的团队帮助你把关。我有一个建议，如果有一个亿，要留一部分在美国的银行里面。在中国赚钱到国外花是最舒服的，但不用都投，买地也用不了多少，美国50万美金的房子都很不错了，买太大的房子闲着不住管理费也高，没有意义。如果要投资一个酒店会有所回报，但是这方面的回报比较低。我认为要结合美国，因为美国、欧洲的投资趋势肯定要抓一些好的项目，投资无非是找一个安全和增值的，增值肯定是找好项目，生命科技就是。但是得有专业人员帮助你管理，自己来管理不行，这个沈总说的没有什么区别，你做这方面是专家。 关注新兴市场的投资机会 中国的PE投资者寻找快速成长的市场，除了美国和欧洲以外的市场。这个问题是中国的私人投资发展到了一个阶段的情况。2014年开始，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大于海外在中国的投资。现在大家到海外投资是一个热点，关注的还是美国和欧洲，反而忽略了一些新兴的市场，包括巴西、印度尼西亚，问题在这个方面。随着中国人投资的热度或者对海外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大家会关注到那些市场。这从我在国外工作这么长时间、回国的观察看，中国的投资人每天都在学习，每天都关注国外的发展。关注比较多的还是美国和欧洲，反而忽略了一些新兴的市场，比如说越南。越南的投资机会很多，风险主要在政治系统。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比较完善，所以不会因为政治的变化而影响投资。主要是因为一些快速成长的国家，像越南、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国，他们有政治风险。随着人们对国外的投资市场和机会的了解，会慢慢的关注这方面，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巴基斯坦和中国是传统友好的国家，在政治上的风险是比较小的。但是巴基斯坦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就像中国一样建立一些高科技园区，如果巴基斯坦建立高科技园区，吸引一些高科技人才到那里去，也能给一些资金、税收的支持，可能会吸引一些具有国际投资视野的人到巴基斯坦投资，特别是结合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因为巴基斯坦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枢纽。起步项目就非常核心，所以作为我的个人观察，如果巴基斯坦在生命科学院或科技园区的建设有些投入，吸引高科技的人才，长远来讲对巴基斯坦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加强海外投资的风险管理 在海外的投资最核心的一点是风险管理，刚才因为巴基斯坦和中国是传统友好的国家，这对于投资人来讲是一个重要的考虑。现在的海外投资，国家之间的法律不一样，特别是政治环境不一样,有时候贸然到海外投资，风险是很难以控制的。我认为投资在法律系统、政治系统比较稳定的国家，虽然每一个项目投资的价格、投资的额度也比较大，但是风险性还是比较小的。我的建议就是个人到海外投资，最好就像当初国外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投中国一样，在当地找一个合作伙伴，让他占大股你占小股，或让他占小股。我们自己一定要投钱，否则对方就不会合作，因为怕我们做到一半就走，或者达不到要求。在快速发展的国家，机会是有，但是你进去以后，如果没有当地人或当地资源的帮助保证这个风险，风险肯定是很大的。不动产的风险会稍微小一点,但是我个人的兴趣，包括在欧美工作的时间，西方国家真正的投资人要投快速成长的高科技项目，这是回报率比较高的，但是风险较难控制。可能最重要的还是和海外股份的形式，不要一口气买下一间公司。在西方就算有钱，过一段时间这个钱就把你消除掉了，西方的法律是非常严密的。从这一点讲，我们个人投资到海外的时候，最好是股份制，你也要找一个合作伙伴，他帮助你管理，帮助你保证一些风险。政治系统对于投资风险是很大的风险。 妥善处理海外投资的个人身份问题 他问的问题是围绕个人身份和买资产的关系。以自己的名字买还是以他人名字买，买多少合适。从西方国家的理念看，个人财产一定是自己的名字，不能用他人的名字。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是在我看来，不要把所有的身份弄到每个国家，只需要一个中介机构帮助统一解决这些问题，做个统一方案。我帮助中国公司去美国的时候，用我的美国身份帮助他注册了公司，之后让他来用，但是我个人也承担了一些风险，但是当时我也愿意为他承担这些风险。如果律师楼给你安排好了，有合同，说这个跟你没有关系，涉及到身份的问题，这需要考虑到移民或者其他的问题。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围绕“中国企业全球化：新的历史 新的舞台”这一主题，举行了六场全体大会和十场平行论坛。“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是国内专注中国企业国际化具有代表性的国际会议论坛，以广阔的国际视野、宏观的政策解读、高度的战略思维为广大与会嘉宾带来思想盛宴。论坛所搭建的高端交流平台，对于已经“走出去”和有意开拓国际商业版图的广大中国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论坛自去年举办第一届以来受到国内、国际的广泛好评。未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还将每年举办此论坛，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提供现实意义的指导。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5年12月9日 -
胡波：建立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信息、资源交流平台
慈铭健康体检集团联合创始人及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理事胡波日前出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他在平行论坛5“民营企业对外投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主力军”上介绍了慈铭的创新健康管理模式，并建议建立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信息、资源交流平台。 以下是他的发言实录： 创新健康管理模式 慈铭的体检模式运行十几年了，我们要升级、要发展。大家都知道，慈铭做健康体检出身的，前期我的夫人从德国海德堡回来，在301一看全是晚期癌症，就做工厂流水线式的体检模式，医生不动，客人转，一天几百人几百项，两个小时完成。现在跟美年大健康合作以后，目前全国是两百家店，每年将近一千万人次的健康体检。这个模式以前并不认为怎么样，在国内现在两亿人，我们主要是做实体，跟大家简单说说整个转型的过程。拿到国外去了不得，今年我到斯坦福中国论坛，一交流，觉得这个模式确实很好。年中的时候还代表咱们达沃斯去东亚论坛，认为发展中国家就应该做这样落地、实事，把健康预防落到实处。今年最荣幸到了联合国契约组织15周年庆典的时候，没想到我们这个模式，联合国领导很重视，说发展中国家就需要这种提高医生效率，说明美国和欧洲医生效率不高。 回应一下陈董事长，在飞机上刚才跟他交流了一下，《环球时报》还介绍海航陈氏兄弟。中国企业迎来了国际化收购的最佳时期，第一就提到了借助伦敦，进入欧洲市场。大家也感受到了欧洲市场是蛮大，但是更多的同志还是关注美洲市场尤其是美国。我们今年也做了一些转型，有一些充裕的资金以后，无论是在加州最核心的地区，离斯坦福只有7分钟的路程，搞了医疗创新中心、医疗服务中心、转会诊中心。我们彭博士在纽约搞的是格伦伯格转会诊，我们是干实体，直接跟美国人合作，包括曼哈顿，我们还做了IVF住院和转会诊门诊。刚才陈总提到一个是势，一个是念，这个念非常重要，我们在经营十几年过程中，就是一个念想。因为每年2亿人体检模式上，就是为人民健康服务，这个理念就促使我们员工、我们企业发展得非常好，慈铭模式还是叫得响。 到了美国以后，我们又转变了一个观点，在联合国契约大会上提了一个口号叫人类健康传承、家族健康传承，这是大事，不能把它说小了。虽然说是生孩子，但是生殖健康产业是大产业，所以我想转型的文化交流都非常关键，当然前几位说得很具体、很详尽了。我想无论是我们目前的企业转型，还有海航，海航也是在做医疗，也是在积德，我们在加州的中心接待过很多医疗创新企业，目的就一个，就是希望把好的东西带回来，在这里共同投资能够做一些颠覆医疗的项目，中国两亿人病，拿什么办法管，怎么管，一定要想办法。 建立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信息、资源交流平台 我今天主要给辉耀提三点问题。在提问题之前，这句话还是稍微早一点，就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实际上还是以国企为主，你看昨天晚上陈总介绍，他是千亿，大盘子还真没撬动起来，国企有国家战略还有政治因素等等，但是民企投资比较灵活，比较实用，比较有效率，所以情况不一样。我认为真正民营企业唱主角的时间不会太长，十年左右，因为它的机制各方面，但是很多问题，我主要提三点。 第一，通过这段时间的尝试，包括跟美国医生团队、跟FDA的交流，最重要的是国内内部并没有准备好。刚才蔡女士也提了，到海外，海外没想好。你是民企老板，我们民企也不忌讳，很多时候要配置资源，不考虑收益。如果你既考虑收益，又考虑行业，你就应该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和前期的准确的判断，缺什么？第一点给王辉耀会长和相关智库建议，就是缺少人才和组织建设。在CCG平台上，在国家战略基础上，做一个整体的中国非公有制医药健康产业的国际化战略，这是非常重要的。民企之间要交流，因为国企有国家战略，这样的话把医疗到底缺什么、到海外去我们拿什么，包括跟在座的一些咨询公司交流，把双方的需求、双方的资源充分整合，在这个平台上，是非常有意义的。现在我们医药企业上市公司很多，现在很多托我到硅谷，下一步在FDA生命园里搞项目，要找项目，要找切入点，都要国际化。最典型的项目，今年叫恒瑞药厂，非常有名气，他今年就走了曲线救国。国内现在一类药，比美国FDA很难批，直接卖给美国同行，而且有户口，卖了差不多七八亿美金，让美国来协助报FDA，报完以后，他掌握国内的专利，有东亚的市场，这何乐而不为，而且美国FDA一旦批准了，中国FDA相应比较快。怎么样借势、怎么样资源整合、怎么样信息互通，一定要有一个平体。 第二，要把企业之间的需求充分地交流，咱不能跟国企，到海外打价格战，咱们不就亏了，一定要充分交流，你要啥，我要啥。我们去了以后，跟美国医生团队交流完以后，这都是大品牌，我不了解，现在很多机构都说把海外医疗机构带进来，因为90%以上的国外大的医疗服务机构，几乎没有海外战略，所以你就听听而已。我们这样深度整合的就很容易带过来了，所以说这种需求的整合，企业之间一定要经常交流，在我们CCG平台，在专家平台上交流。 第三，政府需要简政放权。刚刚也提到了政府现在给了很多政策，最大的困难还是政府怎么样简政放权，怎么样把这个项目管理的措施落到实处，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在讲放权，怎么放？民营企业怎么走，包括资金怎么融资、怎么互相金融抵押贷款等等，这一系列的，这块的工作很难，很大的资金，民营企业想办正事的时候走出去，反倒地下钱庄容易了。我们今年非常高兴不管什么途径，在海外搞了几个标的，也做转型做了准备。 最后我也希望咱们在座的能够充分借助像我们已经在海外有一些平台，下一步做生命科学园，这样把真正国内创新的药在海外推广，同时把海外的项目拿到中国来。昨天很高兴，再次谢谢CCG，昨天借助这个平台，我们也认识了不少印度的朋友。未来FDA也在国际化，FDA的口号也是全球化，就是希望在这十年内，把印度，把中国的，包括南美新药的申请早一点拿到FDA申报，进行转化。最后感谢我们主持人。谢谢！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围绕“中国企业全球化：新的历史 新的舞台”这一主题，举行了六场全体大会和十场平行论坛。“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是国内专注中国企业国际化具有代表性的国际会议论坛，以广阔的国际视野、宏观的政策解读、高度的战略思维为广大与会嘉宾带来思想盛宴。论坛所搭建的高端交流平台，对于已经“走出去”和有意开拓国际商业版图的广大中国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论坛自去年举办第一届以来受到国内、国际的广泛好评。未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还将每年举办此论坛，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提供现实意义的指导。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5年12月9日 -
郑永年：中国未来30年的任务
民主权利人人都需要，但权利的实现有条件，要看什么制度可以帮助实现这些权利，什么制度反而会阻碍其实现。很多发展中国家人人去抢大饼，没有人做大饼。二战后六七十年了，社会怎么还是不发展呢？这是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无疑是近年来在中国最具公共影响力的政治学者之一。在他最近的两本著作《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和《未来三十年：改革新常态下的关键问题》中，他纵议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逻辑，为中国的改革与转型建言献策，并探讨中国应该在世界上占据的位置。郑永年的观点往往能超越各种政治化的主义纷争，保持独立的批判精神，给予公允和有说服力的解读与分析。 很明显，当下的中国正在经历又一个历史转折点。中国正在进入后改革开放时代，未来可以轻松摘取的“低垂之果”越来越少，改革的阻力日益增大，各方面的挑战性也不断增强。应该如何认识近几年来中国反腐等行动的得与失？应该如何处理改革中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中国的民主化建设应该走什么样的方向？中国又应为未来的发展培育什么样的思想资源？带着这些问题，FT中文网近期专访了郑永年。 郑永年认为，未来30年里，中国应该把目前正在政策层面推行的一些改革，逐步上升到制度层面，最后上升到法律和宪法层面。在下一步最重要的社会建设和制度建设，这样一来，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可望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以下是采访记录。 FT中文网：中国新领导层上台以来，政治、社会形势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总体上你如何看待这些变化？ 郑永年：无论我们将这称为“改革”、“变革”还是“变化”，一个关键的字是“变”。先要说几句，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变化？变的东西都带来一种不确定性，如果不变，反而有确定性。我最喜欢的书就是中国的《易经》。《易经》的核心就是“变”，是a book of change。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变的，只有“变”这个道理是不变的。回到政治、经济、社会现象，无论是宪法和法律、制度还是政策，其实每个层面都要变化的，没有不变的。 十八大之后，中国在哪一个层面上发生了变化？十八大之后，宪法上没有变化，但是政策、制度两方面都变了很多。要问的是，怎么发生的这个变化？要知道，发生变化是不容易的，尤其是体制的变化。可以看到，十八大以来的变化，首先是引入政策层面的变化，目标是最后引发体制上的变化，以后再上升到法律和宪法方面的变化，但是要一步一步来。比如最近的军队改革，先是政策方面的变化，最后是形成新的军事体制。此外，经济、行政体制、社会、反腐等层面都是这样的，先引入一些政策变化，最终的目标是体制变化，就是从治标到治本。如果制度不变化，“标”层面的问题以后又会重复产生，只有一步一步来变才合理。 FT中文网：十八大以来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反腐败了。反腐败一方面得到了不少民众的赞成和支持，另一方面也有批评，比如反腐败带有某种政治性，或者治标不治本等，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郑永年：首先，在任何国家，反腐败不可避免地是一个政治任务。不讲政治的话就没有反腐败。这次反腐败和以前历次反腐败不同的是，这次带有政治任务——反寡头政治。我的判断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会出现经济寡头，“后共产主义”社会都是这样的。但是中国在十八大之前，这些经济寡头已经开始向政治寡头转变，中国官方对此叫“团团伙伙”，即党内的“非党组织”。这从政治学角度来看，就是非常典型的寡头政治。比如周永康的系统，令计划的“秘书帮”等，都是从中央到地方、横跨几个部的复杂集团。军方也有类似的情况。那你说，反政治寡头需不需要政治的方法？所以反腐肯定是政治性的，这是没问题的。 不可否认，这次反腐败很有必要，如果不反，你想想到了十年以后，这些寡头可能谁也动不了了。如果不通过反腐败来反对寡头政治，中国很快就会变成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或者演变成乌克兰。寡头政治是很可怕的。对寡头政治，一开始西方可能比较喜欢，因为有不同寡头之间的竞争，一个寡头一个政党，“民主”就开始了。但问题是，你要不要这样的民主，这是不是你想要的民主：你拉你的人，我拉我的人，根本不讲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只讲寡头的利益。 比如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很多人怪俄罗斯，但我认为，主要的情况是内忧外患，是寡头之争，只不过有的寡头亲俄罗斯，有的亲西方，做不同方面的代理人，互相争来争去，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呢？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也是这样。这种寡头政治的民主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避免的。再举个例子，在菲律宾，所谓的“民主”那么多年来，永远都是一些家族在统治。以家族为基础的政治寡头，也是一样的。那问题也是，我们究竟要不要这样的寡头政治？我们一方面要民主，另一方面要是看什么样的民主，你要不要，不是所有形式的民主都是好的。 FT中文网：但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反腐败的公平性问题？如何在制度基础上反腐败？ 郑永年：反寡头政治，就必须表现出政治性，任何国家都是这样。政治就是要有斗争有妥协，任何国家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但如果政治上基本整治得差不多了，反腐败回归常态，那就是要讲公平性，发现一个抓一个。 不可否认，老百姓现在对反腐败也有一些抱怨。我也到处去考察，我发现老百姓对反腐败的抱怨，并不是其政治性。老百姓对反腐败的态度，在不同阶段也在变化。老百姓在反腐败刚开始时非常支持和拥护，但几年之后，老百姓就要问了：“我得到了什么？”结果发现并没得到多少真实的好处。有的地方反腐败反而导致整个官僚机构不作为了，老百姓去办事不方便了。以前虽然腐败严重，但社会经济在动态地发展，现在不作为了，经济也受影响了。老百姓就开始问自己得到了什么，开始抱怨了。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反腐败运动出现了一些需要纠正的问题。比如到基层去看，现在出现了互相举报。互相举报很廉价，你举报我，我举报你，但法治就建立不起来，搞得人人自危。因为没有一个“底线”，就非常麻烦。另外，腐败的定义不清楚。反腐败并不意味着要让官僚机构不作为，但现在很多官僚都不愿作为了。官员执行政策过程中犯的错误不一定是腐败，改革中的试错也不叫腐败，这一定要区分开来。 另外，现在对一些重大问题，实现主要领导干部终身责任制，这在理念上都是对的，但如果不在细节上规定好，就很麻烦。我和一些地方官员交流，他们说这意味着，理论上即使退休了也可能被抓回去，对此很担忧。所以，互相举报现象，不清晰的终身责任制，改革试错与腐败之间的界定不清，所有这些问题，都导致现在老百姓给反腐败打上一个问号：“我得到了什么好处？”反腐败已经三年了，现在应该总结一下经验，取得了哪些成绩，哪些地方有需要纠正的问题。 现在的反腐败是政策层面的。而制度层面，要从治标走向治本。但是，现在制度层面的反腐，中国也在做。很多人说没做，老是说中国没有制度建设，这是不对的。比如，建立以中纪委为核心的反腐败体系，就很有必要。中国反腐败机构是世界上最多的：党口、政府口、人大、政协的，等等。但还是很腐败。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单一的反腐败机构：廉政公署和反贪局。为什么那么清廉？因为高效集中。现在中纪委将反腐败权力集中起来，这是对的。但这些还是不够。如何建立一个更有效的反腐败制度体系，仍是需要努力的。政策层面的问题要看，制度层面新的体系的产生也非常重要，不要让人说反腐败只是一场“运动”。 FT中文网：你刚才提到了民主的问题。在你看来，世界上的民主不只有一种实现形式？ 郑永年：是的，民主是一国一个民主，各不相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发达国家早期的民主和现在的也不同，大家要好好地去观察。民主是需要的，民主权利是需要的，没有人否定在21世纪需要民主权利。但问题，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使人能真正实现权利。一些民主国家的民众，表面上有权利，但其实很多权利都实现不了。西方国家的民主也是经历了两百年的时间才成形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大众民主是从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的。女性的投票权，美国黑人的投票权，都是很晚才出现的。 以前西方国家都是精英民主，只限于有财产的男性公民，有的还得是白人，妇女和少数族裔没有选举权，后来民主才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先实现了经济社会权利，才有政治权利的实现，不是一步到位。现在西方国家高层面的发展，强调政治权利，但很多发展中国家还远远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经济社会权利都还没有，政治权利怎么到位？很多发展中国家二战后学习西方，社会经济条件未充分发展，就马上实行民主，到现在还是那么穷。蛋糕本来就很小，各个党派再去抢，没有人强调发展经济、发展社会。 现在大家对民主的定义非常窄，就是普选。然而，人均GDP是500美元时可以投票，1万美元也可以投票，但，意义是不同的。在前者，大部分公民没有受过教育，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低，选票不值钱，有时一块肥皂一包香烟就收买了。但人均GDP1万美元，大部分人都受到高等教育，都能理性思考了。所以我们追求民主，要看什么样的民主。现在的知识分子看到的就是欧美的民主，但忘了欧美的民主是从早期一小撮人享有的民主发展过来的，从精英扩展到中产阶级，再到大众民主，其发展经历了好几个阶段。 西方现在对民主的理解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很多人看不清楚。以前的历史忘掉了，理解成一种可以一步到位的东西。民主权利人人都需要，但权利的实现有条件，要看什么制度可以帮助实现这些权利，什么制度反而会阻碍其实现。很多发展中国家人人去抢大饼，没有人做大饼。二战后六七十年了，社会怎么还是不发展呢？这是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现在，发达国家的民主也遇到了困境。比如一人一票，在西方福利社会是一人一份，这是我的权利，但这个制度要可持续发展，必须一人贡献一份，否则难以存续。民主制度肯定能保证一人拿一份，因为政治人物需要选票，但没有任何机制能保证一人贡献一份。西方人现在理解的是，我这个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中国人理解的则是需要打拼出来。如果干活不干活，都可以拿一份，那制度怎样去生成呢？ 近代之后，世界形成了主权国家秩序，包括经济主权、社会主权、人口主权，政府可以去管，但在全球化情况下，资本到处游走，法国要对富人征重税，富人就会外流。美国也是这样。如果税收很高，很多公司就要迁走。所以资本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三者之间如何达到平衡，变成了一个问题。民主使得权利向社会倾斜，资本就会跑掉。现在世界上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但民主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我们要追求民主，没有人否认民主的价值，但追求什么样的民主，是要研究的。不能只是像俞可平说的“民主就是个好东西”那么简单。民主在一定条件下是好的，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民主会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政体。 FT中文网：从古代到今天是不是民主观念本身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和古希腊时人们对民主的认识已经不同了？ 郑永年：民主已经发生了变化。民主过去只是一种精英竞争的制度安排，没有意识形态和道德色彩。到近代之后，西方逐渐将它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自由市场也是，本来是一种人为解决现实需要而进行的实践，而不是价值观。现在很多人将其上升到道德、意识形态的高度，像上帝一样，这反而局限了我们的知识，导致我们看不清事实。 我非常敬佩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对古希腊各个城邦的制度都有描述，并没有说民主是最好的。他观察寡头、民主、专制，分析各种制度的利弊，现在则是意识形态化。一些西方左派将民主意识形态化，如李普塞特提出的“政治人”概念，认为每个人都是政治的，政治是实现人的最崇高的价值。但每个人都是“政治人”的假设是错的。比如搞艺术、搞学术的，可以不关心政治，甚至研究政治学的本身也可以对政治不感兴趣。西方很多假定的错误的东西，我们将它作为研究的前提，这就使我们的眼光越来越窄。 FT中文网：回到中国改革的问题。有很多人认为改革需要集中权力，但权力集中了会不会又回产生一些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问题？ 郑永年：中国到了改革这一步，像习近平自己说的，肉都吃完了，要啃骨头了，利益集团、寡头政治，没有权力能反吗？顶层设计能推动吗？所以集权是需要的，不仅是为了推动改革。我觉得现在所有现代国家都是集权的，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都是集权的，只是如何在集权和分权之间达到平衡。 中国首先需要回答，是制度集权还是个人集权。如果是个人集权，我就要担心，会不会返回到毛泽东时代，即所谓的个人专制。但如果是制度集权，那我觉得在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制度集权是永恒的事情。集权不见得没有分权，不是所有权力都在中央。我的判断是，无论反腐败、顶层设计、克服既得利益，集权都是需要的，但权力还是要向制度倾斜，而不是向个人倾斜。现在中国建立的几个领导小组都是制度化的、公开的，以前的领导小组是不公开的。桌子底下的领导小组很容易成为个别领导人操纵权力的工具。如果摆在台面上，制度化了，就没问题了。所以，制度集权是需要支持的，个人集权是需要预防的。 不过，任何改革在发动的时候都需要集权，但在政策执行的时候又肯定要分权。现在为什么很多东西落实不下去。我觉得集权已经到位了，下一步就要分权。分权集权不一定是矛盾的，要选择性地集权和选择性地分权，该集权的地方集，该分权的地方分。现在的状态是，该集权的地方已经集中起来了，是对的，但该分权的地方还没分权。比如行政审批权的下放，现在还做的不到位。官僚体制不作为，又没有把权力分到社会、企业，自己把权力放到手里也不用，形成一种“权力挟制”状态。下一步要分权，该分的权力要分下去，否则就可能出现广泛的惰政。所以不要把集权和分权对立起来，所有的近代国家都有集权的方面，也有分权的方面，就看你的体制如何设计。 FT中文网：看来官僚体制的改革是个大问题。以前有“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中央的政治意愿可能遭遇官僚抵制，怎么克服官僚制度的惯性和阻力呢？ 郑永年：这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问题，比如中国历史上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官僚机构当然是需要的，问题只是如何使官僚机构顺畅地运作起来，这是很大的一个学问。在现在我觉得某些方面比较民粹主义，阻碍了官僚制度的运作。现在中国有点民粹主义，比如反腐中的互相举报现象，像我刚才说的，改革试错和行政执行错误，要和腐败区分开来。 我们现在有点过度的道德主义，有的老百姓仇官仇富。比如国有企业以前走华尔街路线，工资很高，但现在又减到很低，很多高管就不知道该怎么办。要公务员向社会提供服务，光有道德感召不够，还要有物质刺激，不可能要公务员不吃不喝，还要能提供优质服务。为什么现在又出现一波公务员下海潮？现在公务员有积极性吗？这方面，要看看一些国家高薪养廉的经，像新加坡。高薪养廉不一定就不腐败，但没有高薪养廉一定腐败，像吴思先生说的潜规则，权力寻租。但高薪要保持在社会能接受的限度内，也不能太高。中国实行贤能政治，还需要和企业界竞争人才，如果人才都流入企业，政府、执政党里充斥着二流人才，那经济还是要向下走。所以，还是要有物质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平衡，太民粹主义、道德主义，也很麻烦。 FT中文网：你写了一本关于中国模式的专著？在你看来，中国是否形成了独特的模式？ 郑永年：我相信是，但尽管我也使用“模式”这个词，我和中国左派、右派所指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中国左派和右派只是对中国模式有个好与坏的道德判断、政治判断。右派说，中国模式根本不值得一提，改革就是要改掉这个模式。左派说，中国模式好的不得了，比西方的还好，是世界唯一的出路。这就没有意思。 我的观点是把中国作为一个课题，一个客观存在的制度模式。我的新版序里写的很清楚。中国怎么样来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都不会变成西方，中国还是中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一直存在着。30多年来，中国模式基本的大厦已经清清楚楚了：经济上的混合经济，政治上开放的一党制，把中国传统的贤能政治和西方的民主结合，把中国传统的选拔和现代的竞选结合，向这个方向走。 FT中文网：能不能解释一下“开放的一党制”？ 郑永年：世界上两种制度，一种是外部多元主义，如西方的多党制，一种是内部多元主义，像共产党这样。中国是一党制，但这个党作为这个国家的政治构成，是开放的，是不被少数垄断者所垄断的，任何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都可以进入这个政治构成。这个政治构成里，大家互相协商、谈判、讨价还价、竞争。外部多元主义是，如果不满意了就另外组织一个政党。中国是一个内部多元主义，共产党是一个开放的政治构成。 如果能这样理解，实行开放的一党制，那么它的决策效率和政策实施效率要远远高于外部多元主义。西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比如议会分左边和右边，但实际上都是服务于政权的政党，一个左一个右，就像中国古代的左丞相右丞相一样。以前西方左右派互称“忠诚的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 不过现在进入大众民主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像福山说的，以前的民主是相互争论，以达到更理性的目标，现在则变成了一种vetocracy，互相否定的制度，为反对而反对。这是西方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我不认为这种多党制能一直走下去，大众民主的历史没有多少年，但现在已经走得很辛苦了。 开放的一党制，其他国家也有例子，如日本二战后初期的自民党，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强大的原因也是其开放性，是一个精英统治集团。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儒家统治集团也是非常开放的。皇权是垄断的，但相权是向全社会开放的，只要科举考试考得好的话都可以得到。我认为，中国近代最有意义的政治转型，是从以前传统的皇权转变成现在的党权。传统的皇权是以个人、家庭为基础的，但党权是一个组织，而这个组织是开放的。 FT中文网：在你看来所有制度都没有固定的模式，而是要基于具体的历史条件来发展演变？ 郑永年：对。所以我刚开始就和你讲“变”这个概念。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只有变是唯一不变的。任何国家都一样。我们要从“变”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中国模式本身也在变，西方的也是在变。比较西方和中国的制度的话，互相都可以学一些，但中国的制度变不了西方的制度，西方的制度也变不了中国的制度，这就是我们说的“和而不同”的道理。 FT中文网：你还写了一本书《未来30年》。那么，未来30年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郑永年：中国要真正变成一个强国，要成为制度强国。从政策层面看，现在变得很好，以后的任务是上升到制度层面，法律、宪法层面。毛泽东的30年，主要任务是国家的整合。邓小平的30年，基本是在搞经济建设，把人均GDP提高，把一个穷国变成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下一步，就是社会建设和制度建设。这也需要30多年的时间。到本世纪中叶，成为民主富强的中国。如果把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把法治建设好，中国会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 FT中文网：但很多人看来，在民主的条件下才会有法治。 郑永年：这是一种错误理解。世界历史的经验是先有法治再有民主，先有民主再有法治的国家，一个都找不到，法治才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比如拉美、非洲国家，二战后就有民主、多党制、宪政、自由媒体，但有法治吗？成功的国家都是先有法治后有民主，比如日本明治维新，新加坡的李光耀。西方也是这样的。历史事实就是如此。 FT中文网：在欧洲人看来，法治是神圣的，中国没有这种观念，中国能建成法治吗？ 郑永年：西方法治也是历史中形成的。古希腊的法治也是有钱人互相保护，奴隶可以任意处置。对奴隶而言，哪有什么法治？后来的法治也是精英民主之下互相保护的一种机制。但即使西方真正的法治也是花了两百年才建立起来的，建立法治的历史也是血淋淋的。 民主有不同的版本，法治也有不同的版本。西方的法治不是普世的。西欧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法治，这基于商人和国王之间的契约。国王统一国家，形成大市场，有利于商人，同时商人对国王借债，国王获得资金来实现其政治目标，这是一场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易，法治就是在这场交易中产生的。这种西欧形式的法治，出了西欧就没有了，在阿拉伯世界、印度、中国都没有。不能把这种特殊的法治形式普世化。如果将其作为唯一的道德化的模式，如果你相信它，倒也无所谓，但是这解释不了什么东西。我们做学者的，要考虑能解释什么东西。 比如，李光耀是把中国传统的rule by law和西方的rule of law结合在一起，香港也是这么做，不要简单地去照抄照搬西方的东西。西方很多制度的东西是从其独特的历史中抽离出来的，一定要套用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FT中文网：现在中国知识界的争论很激烈，共识似乎日趋薄弱，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郑永年：我最失望的就是知识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没有提出某种自己的思想。左派、右派整天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有没有自己的东西？我在写一本新的书《知殇》。中国的文明是一个对话文明，但是以我为主的对话文明。中国古代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后来受到佛教的影响，宋朝之后又出现新儒家。先秦的百家争鸣是文明内部的对话，然后和印度文明对话，吸收了一些新的东西。近代以后中国和西方文明对话。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自己产生了什么？到现在还在照抄照搬。中国社会转型比起欧洲不知规模要大多少，欧洲转型产生了多少伟大的思想家，我们现在的转型呢？我们对世界社会科学的贡献呢？ 中国很多学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识，用中国的素材来论证西方的命题，而我们自己的命题还没找到，都是假命题。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发表的内容，都是西方的命题加上“来自中国的证据”（evidence of China），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我们大部分学者的脑子还是被西方殖民地化了。 很多学者连西方实际上怎么运作的都不知道。把民主、自由、社会公正等在西方有独特历史的东西，都看成普世的东西，都是拿一个抽象的、西方都不见得存在的理想状态来评判中国，这能产生知识吗？如果你是政治人物，那你鼓吹什么主义我不管。但如果是做学问，一定要去探究西方的很多东西是怎么产生的。从经验出发，究竟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中国现在很麻烦的是，谁都想当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当好呢，就想当公共知识分子，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不是把自己当成政治家了吗？你在规范层面，因为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性，支持反对也好，都没有问题，但作为学者就不应该。你首先要搞清楚，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怎么样的。现在谁知道中国的社会、经济等体系是怎么运作的吗？我想知道的人不多，很多人是在拿西方的桔子来看待中国的苹果。 FT中文网：福山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后来又有所修正，应该怎么看待？ 郑永年：历史终结论不是福山提出来的，而是早就有了。这是西方人的一种进步主义观念，认为历史是单向和线性的发展。在黑格尔时代，西方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产生了，黑格尔就说历史终结了，因为此前是宗教政体、城邦等等，那么民族国家是最高级的组织。但后来经过几次世界大战，民族国家模式也受到了怀疑。福山也是这个思路，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是最高级的。 我想还是要回到中国的《易经》，人类历史是开放的，没有终结，如果有终结马上就有危机。福山现在修正历史终结论，我认为他提出来本来就是错误的。这个理论的影响不是在学术上，而是在政治上，刚好当时东欧共产主义集团解体，西方政治家就据此认为其民主模式是普世的。但看看现在的世界，我觉得不是历史终结了，我们又回到霍布斯时代了，面临着怎么重建政治秩序的问题。无论是伊拉克、欧洲、美国还是中国，大家都在面临如何重建政治秩序的问题。西方的观念往往是进步主义的，中国的思维则是轮回的，任何一个制度不可能是最理想的，人性都是恶的，制度总会腐化，到了一定的时候就需要重建，永远都会是这么一个过程。 FT中文网：“转型国家”一直是西方的一个重要概念，但近年来很多国家的转型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应如何看待“转型”？ 郑永年：对于“转型”，我一直有疑问。西方说从A到B，B一定是一种西方式的社会。任何社会都在转型，但这是它本身的转型，不是说都变成西方式的。中国转型从A到B，但这个B始终都还是中国，即使转型成C，也是中国。现在的理解是要转成西方这样的，这是完全错误的。以西方为最终的模本，也是历史终结论。历史是终结不了的，历史永远是一个开放的过程。 FT中文网：西方的另一个著名判断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而且近年来似乎得到了不少事例的佐证，你如何看？ 郑永年：福山是亨廷顿的学生。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是政治影响力大于学术影响力。文明冲突论其实也是老调重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已经延续了1000多年。亨廷顿是1990年代初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现在这个问题又被炒起来了。我认为只有中国文明是开放的文明，提倡“和而不同”，西方要求“和而同”。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的逻辑是一样的，因为都是一神教，中国则是多神教，各取所需，是真正的多元主义。我们的学者很奇怪，西方讲多元主义了，我们马上跟着讲，其实中国文明本身就是最多元化的文明，从先秦开始一直很多元。西方的一神教产生了种族、民族、种姓等好多排他性的问题，但中国一直都是多元文化。 FT中文网：你如何看待目前知识界的分化？目前似乎分裂地很严重。 郑永年：就像西方很分化一样，中国各派的分化也不可避免，因为利益是分化的，尤其是在当前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分化并不是问题，问题是缺少整合的力量。所以我一直在提倡，一定要把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分开，不能把前者当做后者，而要形成一种独立的国家意识形态，这非常重要。 FT中文网：国家意识形态，是文化意义而非政治意义上的？ 郑永年：是的，党的是政治意识形态。以前中国就有国家意识形态，孔子就是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就是社会意识形态，大家接受之后，官方认为有用，董仲舒才将其变成国家意识形态，这样的做法很聪明，也很有效。每个民族、社会阶层都有独特的价值观，但也应有一些共享的价值观，这就是国家意识形态。 中国要把几个传统结合起来：几千年历史的“大传统”，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革命形成的“中传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小传统”。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要在三个传统的对话中形成。这三个传统，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都是事实，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生存环境。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能忽视任何一个传统。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构建共享价值观，在这三个传统的对话，以及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对话中，形成国家意识形态。自古以来，中国的文明就一直是在对话过程中进步的。本文发表于FT中文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2月9日 -
【新浪财经】王广发：中国企业走出去调查充分研究彻底
上图为法政集团董事长王广发（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顾国爱 摄）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于2015年11月20-22日在海南三亚举办。论坛主题为“中国企业全球化：新的历史 新的舞台”。法政集团董事长王广发出席并参与“全体大会3 文化整合：如何创造成功的共赢关系？”环节讨论。 以下为发言实录： 王广发：我原来虽然在集团做董事局一把手，但是也做跨国公司研究十多年，走出去、引进来首先要注意这几个字你做好了准备没有，八个字：调查充分、研究彻底。把这八个字的内涵研究到位。自身的元素具不具备全球化的标准。公正公平公开，自身的元素具不具有走出去的国际标准，全球化的标准，依法合规的标准，属地接地气的标准，政策法律市场产业转型、产业标准、创新、创造适应首先是属地发展，然后再面向全球，胸怀大战略、大格局的思维意识，你这八个字做好了没有。 王府学校给你们一个经验：教育产业的管理，因为在北京这就是一个产业，以我们在事业发展的管理、全球化的标准建设，人才标准化建设，全球的统一是一致的，也是标准化的。它也需要走出去引进来。首先从文化上，知识结构上，标准专业上，思维意识上等等应该有一个全球化的标准。王府学校走到今天，后来我再跟大家讲，今天先抛砖引玉，因为我们在不断转型。因为“一带一路”又给我们走出去、引进来全球战略提供一个大平台，你做好调查研究了没有？你说没有做好，我就走出去。对不起，肯定不行。中长期、短期的都要做研究，通过辉耀主席的智库的研究，把全球化的企业走出去、引进来。 我借用普华永道的经验谈我们的用人标准。我们不管怎么用人，我们用的这个人的标准是否要与我们所涉足的产业标准发展一致。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不是说你从美国来就用中国的人，中国的人的标准、他的财务制度要按照普华永道国际的标准去实施，而不是按照中国的财务制度，为什么？上次会议上我谈过这个问题，我借这个题再发挥一点点。我们的财务制度在国际上上市的标准是不能作为标准的，这是什么问题？因为我们与国际不在一个标准的平台上。我参加过英国西码在90年代的颁奖仪式，当时我作为中国的代表去的，因为英国的西码与全球的财务制度是接轨的，我们的财务制度2012年才成为国际财联的会员，我们的制度与国际才慢慢接轨。在座的想想，你们的财务制度是不是这样管理的？我们不是要表现主义，当他的企业进入到中国，当普华永道的企业进到中国的时候，他和安永的用人标准国际化。他嗅觉到他的财务制度不能和中国接轨，他在中国开发、创造了更大的财富，与其说是用人的问题，不如说是用人的标准化的问题。大家是以掌声作为我的理由的成立，还是以无声作为我的理由的成立。 我的标准是着眼于未来二十年，中国人才走向国际，走向“一带一路”，大家知道一带一路涉及多少国家的举手，涉及到64个国家，你好好的去查找一下。谢谢！
2015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