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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时报】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注重文化融合和人才国际化
2014年以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市场，企业并购案例进一步增加，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到2015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总案例数为2018起，其中跨国并购案例数为1817宗。 这些案例带动中国产业发展，87%的中国企业通过横向并购形成规模经济，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5%的企业通过纵向并购完善上下游产业链，获得品牌或技术并进入高端市场。8%的企业通过混合并购整合全球资源。 可见，跨国并购已经成为企业实现快速发展的捷径。然而并购之后团队的文化融合则是决定并购是否能最终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一个需要企业付出耐心的漫长过程。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认为，缺少复合型高管人才，是制约企业实现国际化的重要因素。“现在企业用的大部分是一些留学生，说到底还是中国人，高管团队应该聘请一些本土人士或者华裔，对市场才能更了解更深入。”企业之间的文化融合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往往面临文化和语言的障碍以及文化认同障碍，这些都能左右企业的兼并是否能够最终成功。 普华永道战略合伙人 John Jullens 认为，中国公司要想在全球价值链中取得更好的地位、在价值链终端实现更好的成功，必须要从思想上转变，要了解当前的情况、市场地位，适应海外环境。“文化的整合不成功会造成冲突”。 此外，企业本土化过程中也必须要适应当地法律法规。这也是文化融合的一部分。企业必须要非常好地了解当地的劳工法律。中英商业委员会首席执行官Stephen Phillips认为这些因素加起来甚至比文化更加重要。“有些中国企业在英国投资犯了一些错误。企业不知道英国投资的复杂环境，与当地银行以及法律机构进行接触，最好找了解相关体系的机构提供咨询。”高管必须是文化复合型人才 王辉耀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企业面临的首要挑战是人才的挑战。史宾沙管理顾问咨询公司大中华区董事张洋则将人才的挑战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走出去的时候，如何在企业内部选择和识别最适合国际化的人才，另一方面是大量聘用本地化的人才，尤其是高管人才，并要考虑如何让他们在自有平台上充分发挥才能，并且能够有机融入这个企业的文化。 对于外派高管，张洋指出企业要有效管理他们的期望值，合理设计未来的职业发展规划、通道。 由于中西方企业具有较大的文化差异，企业需要了解自身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选择高管时要找共同点、文化结合点，才能使管理既符合个人领导风格又有文化黏性。 对此，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乔健也深有体会：“收购IBM之后，联想在很长的时间都经历着Culture Shock（文化冲击）。”他说联想目前在印度以及俄罗斯沿用的都是当地团队，对于本地化团队文化融入，他的感觉是“在印度出差的时候，发现虽然团队不同，但是他们说出来的话翻译过来和国内的团队说出来是一样的。” 用适合的人，是联想对于人才的唯一标准。从并购IBM开始，联想并购版图不断扩大，从NEC到摩托罗拉，从PC端逐渐走向移动端，运用“跳板”一步步走向国际化。 现在看来，联想“国际化”模式是成功的，但一开始也走过不少弯路。 比如，最初的联想团队20人高管对英语一窍不通，在最初收购IBM之后，与美国团队谈判中常常产生误解。乔健笑言，两个团队当时只能通过同传耳机交流，中国高管在会上常常不说话，而美国高管则是一直在说话。“美国人会觉得中国人一定有什么事情是under the table（暗地操作），中国人会觉得美国人非常爱说，但是说话一点观点都没有就是为了说话而说话。” 交流不顺畅引起了双方的误解：“最开始交流非常痛苦，美国人开会是‘会前会’，达成共识了才拿到会上讨论，而他们会觉得中国人是‘会后会’，会上什么都不说，同意不同意都是会后再去说。”乔健解释到。 与IBM整合半年之后，联想高层做出决定，将公司官方语言定为英文。 “成功的国际化的高管，其至关重要的能力是跨文化的灵活性，而这是不可量化的。”张洋说道。 而具备这种能力的高管通常具备几个特征：一是都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开放的心态，喜欢迎接新事物，学习能力比较强；二是勇于挑战新领域、挑战自己，勇于走出自己的束缚；三是自我认知意识强，文化适应性强四是对不同文化的知识的掌握会比较主动、深入和广泛。 看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文化融合和人才国际化上还要多下功夫。文章选自《中国经济时报》，2015年12月3日
2015年12月4日 -
汪潮涌：私募股权是中国企业走出去重要的资本推动力
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汪潮涌日前出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他在全体大会1“中国作为全球投资者：加速和加强的新趋势”上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有三种形态：产品走出去、产能走出去、资本走出去，私募股权是中国企业走出去重要的资本推动力，中国企业应关注海外体育项目的投资合作。 以下是他的发言实录：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三种形态：产品走出去、产能走出去、资本走出去 大家好，我们公司是信中利资本控股，我们是早期由华尔街回来的金融专家在国内创办的投资机构，这一年在国内主要是早期投资的创新、创业、风投，现在开始做跨金融并购、私募股权投资。刚才龙部长讲到，我们非常荣幸这次作为民营机构、投资机构的代表随习主席访英。去年3月底4月初，习主席访问法、德、荷、比，我们也是民营企业的代表。今年7月2号，很荣幸和克强总理在法国，在双方总理见证之下，也签了中法跨界并购投资基金，这件事情也说明我们政府高层对资本走出去是非常重视。 刚才龙部长讲到这些年中国企业走出去新的变化，我的观察是这样，中国企业现在走出去是三种形态，一种是产品走出去，一种是产能走出去，第三种是资本走出去。这些年尤其是从去年开始，我们看到了巨大的变化。第一产品走出去，我们看到产品的质量、产品的附加值、产品的品牌在发生极大的变化。第二产能走出去，我们看到中国的企业无论是央企还是金融机构，或是民企，我们组合抱团走出去，这是第二特色。资本走出去特色里，我们看到从早期的外储，我们去买美国的国债，欧洲的政府债券和一些蓝筹股，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我们市场化的投资机构在走出去，而且有很多创新。比如上个礼拜我和王健林在中央台《对话》节目有一场关于跨界并购的对话，以万达、复星还有早期的联想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企业，现在是以收购和兼并的方式走出去，收购它的产品、科技、渠道、设计、品牌、管理，而且量越来越大。他们现在在旅游、运动、体育、娱乐方面，要做大的布局，将来海外的收入能够占到整个集团收入三分之一以上。这些都代表了中国的企业有走出去强烈的愿望。 私募股权是中国企业走出去重要的资本推动力 作为资本，作为私募股权，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很重要的资本的推动力，比如今年7月2号在法国签的中法跨界并购基金，这个基金首席机构是拉法兰前总理。那次在法国合作伙伴家里吃饭的时候，拉法兰总理和克强总理的晚宴推掉，那天唐董事长在，刘永好也在。当时拉法兰总理说，我们希望你这个基金成为中法基金的模版。为什么要邀请三一，为什么要邀请新希望，还有私募基金，再加上我们，他希望能够打造全新的组合，以中国的资本、中国的投资管理人，和法国的资本、法国的投资人，形成联合投资的资本平台，他认为这是未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很好的方向。比如说基金投一个少数股权到一个欧洲的建筑企业里，这个企业可能会大量采购三一重工的产品，投到法国农业公司，这个农业产品可能成为法国新希望重要的并购对象和合作对象。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私募股权、风投这种模式，代表中国走出去新的模式。 关注海外体育项目的投资合作 谢谢龙部长的关注。这次我们在英国和习主席见证之下，签约的一个团组是新能源交通，比如李书福是代表了新能源的汽车，王传福代表的是电动大巴，我们投的是澳柯玛电动汽车，我们和意大利团，收购了澳柯玛控股权，同时把电动汽车这个项目作为新的合作项目，作为中英清洁能源的战略合作。澳柯玛上个礼拜在《007-幽灵党》用了六辆汽车。龙部长讲到体育产业，在英国是非常受政府重视的产业，这次还签了六千万英镑中英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基金，就是支持中英在体育、在文化创意、在影视、在设计方面创意新的人才和项目。体育方面，万达做了两个很大的收购，一个在瑞士的，一个铁人三项，这两个项目代表中国企业在国际体育资源和中国潜在消费市场有机结合的跨界并购的成功案例。12年前，我是瑞士银行的董事，把瑞士银行带到中国来。瑞士银行发现整个中国体育不成为产业，是一个事业单位，是举国体制为了争金牌、争影响力的。现在我们发现这次国务院46号文把体育产业作为未来的支柱产业来发展，从现在不到五千亿产值到2025年五万亿的产值，这里涵盖几个大的球类，包括赛车，包括水上，包括冰球，包括全民健身，以及全民健身通过移动互联网平台和健康产业的关联，它在催生一个大体育或者大文化大健康的概念。习主席这次去英国，关注体育，不光是足球，其他的体育项目，赛车、赛马、水项目，帆船，将来都可能跟中国有合作。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围绕“中国企业全球化：新的历史 新的舞台”这一主题，举行了六场全体大会和十场平行论坛。“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是国内专注中国企业国际化具有代表性的国际会议论坛，以广阔的国际视野、宏观的政策解读、高度的战略思维为广大与会嘉宾带来思想盛宴。论坛所搭建的高端交流平台，对于已经“走出去”和有意开拓国际商业版图的广大中国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论坛自去年举办第一届以来受到国内、国际的广泛好评。未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还将每年举办此论坛，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提供现实意义的指导。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5年12月3日 -
李雷：机会是永远存在的，不同的只是表现的方式
李雷，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副总裁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编辑部 李雷，1992年获得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全职MBA学位。拥有六西格玛管理黑带认证。曾在欧洲和北美学习、工作了七年，加盟SABIC之前，曾担任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副总裁兼北亚区总裁，沙特基础工业公司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的合资企业--中沙（天津）石化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的外资委员会执行委员。求知无止境 80年代中期，我参加教育部的出国人员考试，过五关斩六将地通过考试拿到出国攻读MBA工商管理硕士的机会。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学位。当时我的导师、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从美国回来，建议我去攻读MBA学位，这在中国是一个新的专业。我们已提出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但没有管理现代化，可是已经预见到中国经济起飞后会在经济、企业、生产活动、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遇到管理跟不上的情况。所以，听成先生介绍这个专业时，我非常吃惊也非常兴奋，希望有机会到国外去攻读MBA。 最终决定出国，基于三个原因：一、对MBA这个学科好奇。到现在为止，MBA的翻译仍不是很准确，很多人都拿“工商管理硕士”的翻译开玩笑，说学完了是到国家工商管理局工作，其实不是这个概念。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而我原来是学工程，对这个学位一知半解，对管理科学的兴趣是吸引我出国的第一个原因。二、当时中国百废待兴，正处于起飞阶段，作为年轻人，有一种报国的情怀，希望学到新知识报效祖国。三、中西教育制度不一样，在经历了中国的教育制度后，我对国外的教育制度非常好奇。再加上我从来没出过国，所以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教育部的出国人员考试，最终通过考试，拿到了奖学金，抓住了这个机会。这是一个英文的学位，对我也将是一段很不错的经历，特别是能够在欧盟总部有这样一个机会，非常难得。所以，我非常兴奋地踏上了征程。 我到达天主教鲁汶大学所在地鲁汶后，最大的感觉是非常安静。抵达时是晚上十点多钟，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次日，我才发现这个城市非常宁静。我读过历史，知道历经二战后，欧洲很多建筑被战争摧毁。所以，看到这个城市的面貌恢复如旧时，我非常惊异。房子都是新的，但在外人看来还是老世纪的有特色的房子。对于一个刚刚出国的中国年轻人来讲，这里的一切，包括语言、人们的衣着、行为，都让我非常好奇，这里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 学期开始后，感受到的最大的不一样是课程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特别是每天的阅读量。当时我们都开玩笑说教授讲课是最容易做的工作，因为他们讲课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大纲，上课时天南海北地讲，讲完后给我们开出至少四五本需要读的书。我们要在茫茫书海中，基于他的思路和话题去寻找需要学习的知识。虽然出国之前，我接受过强化式的英文培训，但还是感觉语言不够用，阅读非常慢。一天下来根本完不成教授要求的阅读量。其次感觉到教学方式不同，案例研究、学习小组讨论等在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里是没有的，而西方教育是鼓励学生自己去大量阅读，去探索知识，得出结论。 留学带给我很大的变化，首先，对我来说，去比利时读书是我第一次出国。其次，鲁汶大学完全开放的独立自主的大量阅读的教育系统让我受益颇深。如果说我现在的职业生涯发展有一点点的成绩，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我在那两年半留学时光里习得的技能和远见。而留学带给我的最大收获是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文化。比利时有三种语言：法语、荷兰语和德语，学校里的绝大多数国际学生都讲英语。在这种多元文化交叉的范围内，我了解到人们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沟通方式。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学会了在西方文化中对个人隐私的尊重和距离感，很好的朋友可以非常好，但是之间要有一定距离。人是必须要吃苦的 1992年，我MBA毕业后去了美国，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尽管邓小平南巡讲话改变了中国的犹豫不决，能够大胆进行改革，但进展还不是非常快。大家对中国的局势还持观望态度。二是对学MBA的学生来讲，学习只是第一步，学完后还需要进行第二步--实践。我希望能够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有一个实习机会。所以，我去了美国，在美国工作了两年多。 在美国的两年是艰苦奋斗的两年，当时确实艰苦，但也充分地帮我了解了美国社会，并让我在语言和文化上受益匪浅。人是必须要吃苦的，虽然当时会很艰辛，但日后回想起来会有些怀念，也会感谢那段岁月教会了自己很多的东西。两年后，我决定回国，一是看到了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希望，看到了国家是诚心诚意地欢迎海外留学生回国。二是当时有一家在中国的德国公司希望我回国，他们提供的工作非常适合我的想法。三是希望和家人团聚，在我们中国人观念里，“父母在，不远游”。 回国之初，难免有一些不适应。最直接的就是语言转换。在国外，工作、生活都是讲英文，已经习惯了，很多时候会不自觉地脱口而出。第二个是文化上的切换，从国外回到中国，有失望的地方属正常现象。面对这种情况，需要调整好心态，明白自己换了一个环境，差别是会存在的。当然，并不是出去几年后回来一定会遇到这方面的问题，以至于把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根底、自己的国家都忘记了。 比利时的留学生涯和美国的工作经历，让我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加深了对MBA的了解。现在中国的情况与我们那时相比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国内对MBA的认识也有了很大的进步,甚至还兴起了一股读MBA热。但其实我不太认同国内将EMBA和MBA分开教学的做法。这种做法也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非议，让人们对EMBA的教学质量产生质疑，认为这只是一部分人花钱去建立一个小圈子，积累人脉。我在鲁汶大学读书的时候，MBA和EMBA的课程是一样的，只是允许他们用更长的时间来完成学业，所以，相对来说EMBA的学生面临的挑战更大。而且老师跟工业界的联系非常密切，有些教授甚至有自己的咨询公司，真刀真枪地为企业解决一些问题。另外，班级的国际化程度也很高，我们班里的学生60%以上是国际学生，欧洲学生只有40%，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让我收获很大。 就我自己读MBA的经验来说，有三点可以分享的经验。首先，别人的建议很重要。当时如果没有成思危先生的建议和热情鼓励，我可能都不知道有MBA这个学位，也就更不可能去读这样一个专业。其次，要明白自己的需求是什么，自己到底想做什么。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读MBA，读MBA也不一定解决所有的问题。MBA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有用且能够培养优秀人才的学历教育，它的教育很全面，不仅包括财务、数学、管理、投资学，还包括行为科学，在此基础上再去培养沟通能力。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这样的平台，每个人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和需求理性地去看待和选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专业和平台。 对于希望读MBA的学生，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还是建议读名校。我当时是拿国家奖学金去读的MBA，只能去比利时。虽然我就读的鲁汶大学是比利时最好的商学院，在欧洲排名也很靠前，但在世界范围内不是最靠前的商学院。读名校至少有两点优势：一是可以获得高质量的教育，名校的教育水平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名校里有名师，甚至是大师，可以接触到专业领域里很优秀的人。二是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社交圈子，名校毕业生的质量总体来讲是不错的，成功的校友相对更多，他们做到更高级别之后就会希望回母校继续汲取更多年轻的人才，这就会建立起一个很好校友圈子。海归也是平常人 现在，我经常面试别人。我们考核一个潜在员工时，主要看他适不适合做这份工作，有没有能力做这份工作。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眩目的工作经历只是在简历审阅的前期获得加分，但并不起决定作用。真正重要的是面试，甚至是试用期，我们会通过这些环节来发现应聘者是不是真的具备我们所需要的能力。在跨国公司里，语言、计算机知识、领导力、沟通能力、团队精神是必须的。海归可能在这些方面，特别是多元文化沟通方面领先别人，但还会有其他几个考量，比如领导力、团队精神、表达能力、个人技能等。对公司来讲，海归与没有留学经历的员工的贡献差别不是太多，海归成功的概率可能高一些是因为他们具备语言能力和多元文化的沟通能力。在公司内部，这会让海归跟其他同事比起来更游刃有余。关于海归、留学，我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通过留学，第一要学会听懂故事，也就是说，在公司里面，明白别人给讲的是什么事情，是怎么回事。第二要学会讲故事，能够把关键的意图讲清楚，并让别人接受。所以，如果能够听懂故事，并能够讲出一个好的、被人接受的故事，就说明留学成功了。 现在，社会上对于留学看法不一，特别是“海带”现象出现后。对于留学这件事儿，我们要用历史观来看待它。我们那一代人时，考大学是二十个人里面选一个，出国很可能是几千个人里面选一个。不太谦虚地讲，能出国留学的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人，所以，回来后都能很快地找到可以发挥特长的工作。不管是经商创业，还是加入外企、政府，都工作得比较顺利。现在，留学只是一个很正常的教育途径。从数字上来讲，现在回来的人比我们那一代回来的人多得多，这就很自然地造成了一个不再“物以稀为贵”的情况，所以，留学生必须要在市场中去竞争。千万不要把留学神化了，认为留学出去的每个人回来后都一定是英雄，一定是金子，这是不一定的。从正态分布来看，两头最优秀的和跟不上队的都会有，当母体从一百变成一百万时，虽然比例未变，但跟不上队的人绝对值确实增多了，这是一个正常的正态分布。 “海带”之外，再归海现象也越来越多。我们当时出国留学，很大一部分人是公派留学，国家出钱。所以，我们有回国报效国家的心态。现在，很多学生出国是父母出钱，他们会有投资回报的压力，也有社会舆论的压力。面对这些压力，一些人选择了再归海，也是正常现象。 海归的数量不断增长，竞争的压力也在加大，但是机会是永远存在的，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很多归国人员选择创业，说到底这是个个人选择问题。就总体就业情况来看，绝大部分人都是踏踏实实的有一份自己的工作，真正去创业的是少数，在这少数创业者中能够最后成功的更是少之又少。不管是创业也好，工作也罢，都要扎扎实实的去做，不要太过急于求成。其实海归也是平常人，只不过教育背景比较独特。目前我们在打拼的这一代人，看到了中国这30多年中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非常令人称赞，所以，中国一定要继续致力于开放，继续进行改革。对中国的前途，从个人角度来讲，我非常看好。当然，挑战和责任也有。对于我们这样的教育背景的一批人来说，我们看到了变化，知道通过什么样的努力能够发生更多更好的变化，这是我们的责任。 相比一百年前，我们的前辈们出国时，中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社会都得到快速发展。我们有几千年的文化，有我们的理念和价值观，这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代人持续不断地努力，把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不断地带到中国来，同时，把中国美好的东西宣传到世界当中去。
2015年12月2日 -
【一财网】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征途：文化融合是关键
将传统的运营中国企业的方式强加到国外团队上，是导致 这些兼并失败的重要原因。“一些中国公司在国外，用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直接命令下层怎么做，使得当地分公司人员人人自危，觉得没有决定权、发言权。目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本地化团队比例有待提高。”Stephen说道。 “收购IBM之后，联想在很长的时间都经历着Culture Shock(文化冲击)。”在11月21~22日三亚举行的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乔健回顾道。 2014年以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市场，企业并购案例进一步增加，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到2015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总案例数为2018起，其中跨国并购案例数为1817宗，占总案例数90%。 这些案例带动中国产业发展，87%的中国企业通过横向并购形成规模经济，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5%的企业通过纵向并购完善上下游产业链，获得品牌或技术并进入高端市场。8%的企业通过混合并购整合全球资源。 跨国并购已经成为企业实现快速发展的捷径。然而并购之后团队的文化融合是决定并购是否能最终成功的关键因素，需要企业付出耐心的漫长过程。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缺少复合型高管人才，是制约企业实现国际化的重要因素。“现在企业运用的大部分是一些留学生，说到底还是中国人，高管团队应该聘请一些本土的人或者华裔，对市场了解更深入。” 理解主导合并“走出去”成功率 在跨国并购中，企业之间的文化融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Mark Duval表示：“从任何的伙伴关系角度来看，两个不同的组织架构试图互相理解、应对相互差别、进行更好的合并、进行计划的实施，这些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一个是中国公司、一个是美国公司，就更复杂。”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往往面临文化和语言的障碍以及文化认同障碍，这些都能左右企业的兼并是否能够最终成功。 普华永道战略合伙人John Jullens认为中国公司要想在全球价值链中取得更好的地位、在价值链终端实现更好的成功，必须要从思想上转变，要了解当前的情况、市场地位，适应海外环境。“文化的整合不成功会造成冲突”。 除此之外，企业本土化过程中也必须要适应当地法律法规。 企业必须要非常好地了解当地的劳工法律。中英商业委员会首席执行官Stephen Phillips认为这些因素加起来甚至比文化更加重要。“有些中国企业在英国投资犯了一些错误。企业不知道英国投资的复杂环境，与当地银行以及法律机构进行接触，最好找了解相关体系的机构提供咨询。” 人才挑战 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企业面临的首要挑战是人才的挑战。史宾沙管理顾问咨询公司大中华区董事张洋将人才挑战分为两个方面：企业走出去的时候，如何在企业内部选择和识别最适合国际化的人才、大量聘用的本地化的人才、尤其是高管人才，如何让他们在自有平台上充分发挥才能，并且能够有机融入这个企业的文化。 对于外派高管，张洋指出企业要有效管理他们的期望值，合理设计未来的职业发展规划、通道。 由于中西方企业具有较大的文化差异，企业需要了解自身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选择高管时要找共同点、文化结合点，才能使管理既符合个人领导风格、又有文化黏性。 联想目前在印度以及俄罗斯沿用当地团队，对于本地化团队文化融入，乔健深有体会：“在印度出差的时候，发现虽然团队不同，但是他们说出来的话翻译过来给国内的团队说出来是一样的。” 用适合的人，是联想对于人才的唯一标准。从并购IBM开始，联想并购版图不断扩大，从NEC到摩托罗拉，从PC端逐渐走向移动端，运用“跳板”一步步走向国际化。 现在看来，联想“国际化”模式是成功的，但一开始也走过不少弯路。 最初的联想团队20人高管对英语一窍不通，在最初收购IBM之后，与美国团队谈判中常常产生误解。乔健笑言，两个团队当时只能通过同传耳机交流，中国高管在会上常常不说话，而美国高管则是一直在说话。“美国人会觉得中国人一定有什么事情是under the table(暗地操作)，中国人会觉得美国人非常爱说，但是说话一点观点都没有就是为了说话而说话。” 交流不顺畅引起了双方的误解：“最开始交流非常痛苦，美国人开会是‘会前会’，达成共识了才拿到会上讨论，而他们会觉得中国人是‘会后会’，会上什么都不说，同意不同意都是会后再去说。” 与IBM整合半年之后，联想高层做出决定，将公司官方语言定为英文。 “成功的国际化的高管，其至关重要的能力是跨文化的灵活性，而这是不可量化的。”张洋说道。 具备这种能力的高管通常具备几个特征：一是都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开放的心态，喜欢迎接新事物，学习能力比较强；二是勇于挑战新领域、挑战自己，勇于走出自己的束缚；三是自我认知意识强，文化适应性强;四是对不同文化的知识的掌握会比较主动、深入和广泛。文章选自一财网，2015年11月22日
2015年12月1日 -
Washington-based think tanks going Chinese
With China's fast rise, think tanks in nation's capital are expanding their related work on the country, Chen Weihua reports from Washington.On Sept. 22, the da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landed in Seattle for his first state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one event in the Emerald City didn't really make any headlines.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the top-ranked think tank in the US and worldwide, inaugurated its China Council in a ceremony held at the law offices of Dorsey and Whitney in the Columbia Center building, the tallest in Seattle.The ceremony was followed by a public event at Seattle University, where some of Brookings' top China scholars, such as Jeffrey Bader, David Dollar and Cheng Li, joined Washington State's Democratic Congressman Rick Larsen, co-chair of the House US-China Working Group, and several others to explore the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of US-China relations.Brookings setting up its China Council is an example of a new and expanded focus going on among the close to 400 think tanks in the nation's capital: China. Simply put,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is a hot topic among the think tanks, and on an average day they put on multiple events, ranging from discussions on China's economic slowdown and its actions on climate change to tens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newly launched 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Brookings' China Council is designed to provide financial and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its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in Washington and the Brookings-Tsinghua Center in Beijing, both set up in 2006. Its founding members include more than a dozen business and opinion leaders such as former US ambassador to China Jon Huntsman and Yahoo co-founder Jerry Yang. John Thornton, co-chair of the Brookings' board and Qiu Yong, president of Tsinghua University, serve as honorary co-chairs.Martin Indyk, Brookings' executive vice-president and a two-time US ambassador to Israel, described the centers i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as "two parallel operations that enhance each other" and a vision by Thornton.Bench of scholarsWhile saying that the Thornton center has built a "deep bench of scholars" on China, Indyk acknowledged that resources at the Tsinghua center are limited.Qi Ye, director of the Brookings-Tsinghua Center and an expert on China's low carbon policies, is now the only resident scholar while other Chinese and American scholars associated are all non-resident."We felt we really needed to build up the Brookings-Tsinghua Center as well, so this would be more like in parallel in terms of the capabilities," said Indyk, citing the growing policy issues that need to be tackled with China's rise."To do that, we decided that it makes sense to have a group of individuals, corporations, both American and Chinese, who would support the work of both centers, and who would see the value of independent research by a think tank, both for China and for United States," he said.With the launch of the China Council, the Tsinghua center plans to add three more residential scholars over the next three years, recruit two post-doctoral fellows a year, establish a regular visiting scholar program, create a new academic advisory committee and expand office space. The Thornton center will expand by forging ties with Tsinghua, launch signature forums, recruit young rising stars, establish endowed chairs, name visiting scholarships and sponsor internships.Expanding researchBrookings is not alone in expanding research on China.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CEIP) Peace, set up in 1910 and housed in a building next to Brookings on Massachusetts Avenue, was once focused on transatlantic issues and the Soviet Union. But it started to hire scholars to work on the Chinese economy, politics and strategy starting in the 1990s with China's rise."If we are going to be taken seriously as a think tank and be competitive in Washington, we have to be in the game of analyzing China as well," said Douglas Paal, vice-president for studies and director of the Asia program at CEIP.CEIP is ranked second in the US by the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TTCSP)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which annually publishes 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Paal joined CEIP in 2008 after working on China at various U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from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to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He was an unofficial US representative to Taiwan as director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from 2002 to 2006.In 2010, CEIP launched its Carnegie-Tsinghua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 at Tsinghua University in Beijing, which focuses more on issues relating to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The center regularly brings together Chinese and US experts for conferences. The one on China-US security cooperation held in June this year amid the growing tens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rew a high-caliber panel that included CEIP President William Burns, who was US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until a year ago; Stephen Hadley, U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under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Gary Roughead, chief of US Naval Operations from 2007 to 2011 as well as He Yafei, China's former vice- foreign minister and Chen Xiaogong, former vice-commander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ir Force.Paal has been kept busy too, travelling frequently to China.The same trend of having a greater focus on China and all of Asia is happening at the Atlantic Council think tank, which has long focused on trans-Atlantic issues. The council is said to be debating whether to change its name after expanding its research to include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The council has quadrupled in size since Fred Kempe, a former Wall Street Journal journalist, took office in 2007 as president and CEO.Robert Manning, a senior fellow at the Brent Scowcroft Center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t the Atlantic Council, said unlike Brookings, its China research is still scattered at various centers. "But it's already amazing for one that traditionally focuses on trans-Atlantic studies," said Manning, who had worked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and as director of Asian studies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The centers on Latin America, Africa and South Asia and the programs on energy and global business and economy all conduct research relating to China.Manning's words are reflected in Washington's think tanks today.Jon Huntsman, chairman of the Atlantic Council, has encouraged the council to do more on Asia and China, according to Manning."We are trying to institutionalize ongoing Asian programs, so far I have been doing more from project to project," Manning said, adding that funding is still an issue.Joint projectsIn September 2013, the Atlantic Council and the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CIIS) jointly turned out a report after a yearlong US-China joint assessment project. The report, China-US Cooperation: Key to the Global Future, concluded that any hopeful global scenario can only be realized if there is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In a report co-written with Olin Wethington, Manning argued that the US needs a strategy for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that leads to an inclusive and rules-based order that fosters prosperity and cooperation in Asia. "Neither US withdrawal nor aggressive containment is desirable," they wrote in the report titled Shaping the Asia-Pacific Future.Manning said he might start another project on Northeast Asia,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China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ICIR).Joint research is common between US and Chinese think tanks. Paal said CEIP and 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CFISS) have conducted joint projects on China-US crisis management for more than 10 years, each paying their own costs.Robert Daly, director of the Kissinger Institute o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t Wilson Center, said his institute will join the CEIP and Luo Yuan of the PLA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 in a new US-China Security Perceptions Survey, a poll of elite and popular opinion in the two countries on comparative hard and soft power in 2016 and beyond.While Luo has been regarded by some in the West as nationalistic and anti-American, Daly described him as "professional, collegial and a good partner."CEIP and Luo's team did a survey on the subject in 2013, but Daly said that so much has changed under President Xi that "we have to do it again".The Kissinger Institute was founded in 2008 and directed by former US ambassador to China Stapleton Roy, a highly respected expert on China and the son of a US missionary in China. Daly, who headed the Maryland China Initiative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took over in August 2013.Daly acknowledged that his institute is small compared with Brookings and CEIP, so it has to focus on things that can distinguish it from others."There is a plan that requires funding. But I would say the trend lines are good because China is such an important topic Not everyone in the Wilson Center can say that," said Daly, who, like his predecessor Roy, speaks fluent Chinese.Unlike most think tanks in Washington, the Wilson Center, which is ranked fifth among US think tanks, is housed in a wing of the Ronald Reagan Building, a federal office building. It receives about $10 million, or about a third of its annual operating fund, from a US government appropriation. Other funding comes from foundations, grants, corporations and endowments.Asked if the government money has compromised the research, Daly acknowledged it's a reasonable suspicion. "But in fact, the answer is no," he said.Non-partisan wayWhile Daly is paid by the US government, he has to raise money for his staff. "We can and we do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 all the time. We have to do it in a non-partisan way," he said.In an article entitled Foreign Powers Buy Influence at Think Tanks published in September 2014,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that the Atlantic Council has received donations from more than 25 governments outside the US since 2008.But Manning, the senior fellow there, said there is a big emphasis on intellectual independence. "If there is funding from a particular government, we design the project and it doesn't influence our outcome or view in any way," he said.Paal of CEIP also disagreed with the Times article, saying countries like Norway have no interest in buying think tanks; they just think it's more efficient to use US think tanks than starting their own.The US leads the world with 1,830 think tanks, followed by China's 429, the UK's 287, Germany's 194 and India's 192. Of the US think tanks, about 400 are in Washington and another 150 in neighboring Maryland and Virginia, all in a bid to have the maximum impact on the government, lawmakers, the news media and the public.The CEIP has an endowment in excess of $200 million that covers 50 percent of the cost, with the rest from major corporations, foundations and individuals.The Carnegie-Tsinghua Cener is also funded by CEIP alone. Paal said the CEIP does not accept money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ut does accept donations from Chinese individuals not associated with the government.Operation costBrookings' Indyk said of the institution's annual operation cost of $100 million, only 15 percent comes from its endowment, while the remaining 85 percent has to be raised."We are involved in a big fund-raising operation. It never stops," he said. Like most think tanks, Brookings' fund-raising comes from four sources: individuals, corporations, foundations and governments.Indyk said Brookings does not take money from the US government for research, except for conferences. He emphasized that when Brookings takes money from governments, it makes very clear to them that Brookings decides what it will research, who will do the research and what the funding will be, adding that foreign governments are very respectful of Brookings' independence.While not ruling it out in the future, Indyk said Brookings has not taken money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e speculated that it might b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ich does not want to be associated with independent research they might not agree with.Indyk said Brookings has many relationships with Chinese think tanks, mostly in holding conferences but not joint research.In April 2013, President Xi made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 tanks a national strategic priority and called for the building of "new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at has prompted many Chinese think tanks to seek help and cooperation from overseas partners, especially in the US and Europe.In October, as many as 15 scholars from Brookings's foreign-policy program, including experts on the Middle East, were in China. "They think it's a result of China's great engagement with the world," Indyk said.Indyk, along with his China scholars Kenneth Lieberthal and Cheng Li, was in Beijing in April 2014 for a US-China think tank summit, offering their advice to Chinese counterparts.Paal of CEIP indicated that he has been approached by 44 new think tanks in China this year, looking for advice from how to run a think tank and raise money, to hiring people and publishing."I understand, but I cannot brief every think tank. That's too much time," he said.Paal's advice is that if you want credibility as a think tank, you have to attend to basic things such as independence.Daly of the Kissinger Institute said that the level of talent in Chinese think tanks is as high as anywhere in the world. But he frowned at the concept that these think tanks should be part of China's soft power strategy. "They will not have any credibility unless they are seen as critical thinking and truly independent analysts in international terms," he said.Cheng Li, director of the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at Brookings, noted that many of the Chinese visiting scholars Brookings hosted over the years are playing a big role back in China.He believes that independence would be too high a standard set for Chinese think tanks now. While Brookings is obsessed with independence, not every US think tank is independent and some actually serve one particular party or interest group.China and Asian scholars at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nd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widely regarded on the far conservative side, did not respond to China Daily's request for interviews.In Li's view, diversity is what Chinese think tanks should pursue. "Only when there is diversity, will there be different voices. When government decision-makers hear these different voices, they can make choices," he said.But Li believes there could be higher standards when there is a more open environment in the future. He has spearheaded the Thornton Center Chinese Thinkers Series, a set of publications that introduce Chinese thinkers to English language readers.Li, widely regarded as the most prominent Chinese-American in US think tanks, said China will become a think tank giant eventually. "Sooner or later China will have its own Brookings or CEIP, but it's going to take time and it won't happen immediately,"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Brookings-Tsinghua Center has a special role to play there.The think-tank push in ChinaWhile China is a hot topic among US think tanks, think tanks are hot in China. And the force behind it is President Xi Jinping.China has more than 400 think tanks, but only seven ranked among the top 100 worldwide in the 2014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In October 2014, Xi issued a call for building of 'new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a meeting of the Leading Group for Overall Reform.'It should be targeted on promoting scientific and democratic decision making, promoting modernization of the country's governing system and ability, as well as strengthening China's soft power,' he said.Although think tanks in China are developing rapidly and making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they have a hard time changing alongside rapid development. Currently, China lacks think tanks with great influ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Xi said.In responding to the government's call to build 50 to 100 high-end think tanks, existing think tanks have released reform and rebuilding plans, and new think tanks have mushroomed in China, writes Yanzhong Huang in China's Think-Tank Great Leap Forward, published on Sept 28 on the website of the New York-based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As Professor Yan Xuetong of Tsinghua University observed, nowadays 'each unit is building a think tank, and all universities are building think tanks','wrote Huang, a senior fellow for global health at the Council and a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global health studies at the School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Seton Hall University.From China Daily, Nov. 27, 2015
2015年12月1日 -
【第一财经日报】建立“一带一路”国际联盟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王辉耀、孙玉红、苗绿标准是一个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手段，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掌握了标准就掌握了国际竞争的话语权。要推动中国标准国际化，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 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达到1400亿美元，已与外商来华投资实现初步平衡，成为全球对外投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以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推进实施的大背景下，众多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在即将到来的“十三五”时期，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但由于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的时间较短，加上制度、语言、文化、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比其他国家企业更为复杂的形势与风险。 2014年以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通过对已“走出去”企业的考察、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采访以及多种形式的论坛研讨和问卷调查等，对中国企业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析。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研究，我们发现中国企业“走出去”存在一些问题。 针对存在的问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大量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发展建议： （一）加快推进中国标准“走出去”。 标准是一个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手段，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掌握了标准就掌握了国际竞争的话语权。要推动中国标准国际化，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 促进国内标准的统一与更新升级。目前中国国内标准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与地方标准等，部分标准较为宽松，与欧美发达国家标准水平有一定差距，尤其是部分行业标准与地方标准，落后于国际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国家应推动中国标准的升级，促进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 提升中国在国际标准体系中的参与度与话语权。政府应加强与国际各标准组织的合作，安排中国员工到各标准组织任职，在国际标准制定中体现中国意志； 与欧美标准大国合作，开展标准互认工作。欧美国家经济发达，除这些国家本身外，亚、非、拉很多发展中国家也采用欧洲或美国标准，中国应与这些国家的标准委员会合作，拟订标准互认清单，开展标准互认； 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成为国际标准。通过对外援助、贷款、对外工程承包等附加条件方式把中国标准带出去，形成中国标准的突破； 通过样板工程推广中国标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是未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区域，可以通过在这些国家建立样板项目，建成中国标准的示范工程。 此外，国家也要做好中国标准的翻译等服务工作，提供不同语言的中国标准，助力企业“走出去”。 （二）加大金融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 纵观欧美地区对外投资大国海外投资的发展历程，各国的金融政策在促进对外投资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方面，虽然我国已出台了很多规定与意见措施，但目前能满足企业对外投资需求的金融政策制度还很不完善，有关政策措施的科学性、可操作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我们认为，可以考虑从四个方面促进中国金融业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 一是积极参与推进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构建，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实现中国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 二是大力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与国际化，人民币的国际化可以促进中国海外投资的便利化，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降低成本和规避风险，中国应首先推进人民币在亚洲的区域化，亚洲的东南亚国家是中国对外投资流量与存量最大的区域，以亚洲为基础，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有利于促进中国在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投资，同时需要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推动人民币参与国际结算，逐步扩大人民币国际化范围； 三是加大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开放力度，建立大型国有银行、中型商业银行与小银行相结合的银行群落，增强银行金融机构对“走出去”企业的信贷支持；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扩大“走出去”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建立市场化的保险体系，为“走出去”企业保驾护航，提供风险保障； 四是建立更多的“走出去”政策性基金，推动国家主权基金、政策性基金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三）提升海外投资信息服务水平。 根据中国“走出去”信息服务现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认为，相关部门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可以从三个方面加强对“走出去”的信息支持： 一是建立“走出去”数据库，收集各国投资的基本信息，特别是对信息进行提炼和整理，保证信息的权威性、及时性和准确性； 二是公开信息，政府所掌握的有关海外投资的信息，除涉及国家机密、企业商业机密的，其余均应作为公共信息，通过一定的途径向有“走出去”需要的企业公开，提高企业及时获取海外投资信息的能力； 三是建立海外突发安全事件信息通报机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局变化、地缘政治冲突、武装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恐怖袭击与治安犯罪等原因，对在东道国的中国企业员工与财产安全造成潜在影响，政府部门在及时掌握这些信息的基础上，要对这些安全因素进行评估，并在第一时间通报给在这些国家与地区的中国企业及员工，帮助企业与人员做出风险判断。 （四）加强“走出去”的领事保护机制建设。 中国应在坚持和平与发展的基础上，丰富“经济外交”的内容，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条件。针对中资企业及人员面临的不断上升的海外安全风险，应不断完善领事保护制度，保护中国“走出去”企业在海外的合法利益与人员安全： 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海外应急及快速反应机制，在国内需要与相关部门理顺关系时分工合作，协调一致，一旦发生涉及中国的海外安全事件，快速启动应急机制，实施救助；在国外，需要与相关国家加强合作，签订安全联动保护的双边协定，为海外应急机制快速发挥效用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要加强领事保护能力建设，领事保护主要通过外交协调实现，外交协调能力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领事保护行动的成败，因此要求提升我们的外交协调能力。 另外，领事保护机制应着重风险预警提示，加强对“走出去”企业与人员的指导，要求他们出国后要合规经营，遵守当地法律，加强自我安全保护，尽可能减少需要保护的事件发生。 此外，在海外也应建立相应的国际司法合作，一旦领事保护行动达不到预期目标，就应启动海外司法保护程序，最大限制地保护中国企业与公民的利益与安全。 （五）以企业为主体积极推动海外园区建设。 海外园区有利于发挥企业的群体优势，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一个较为理想的选择，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在“十三五”时期将有更多企业“走出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各类性质的园区。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海外园区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带动作用，提升海外园区的效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建议： 一、发挥海外园区开发建设的企业主体作用，减少海外园区建设的指令性任务，弱化海外园区的政治意义，以市场为导向，以营利为目的，海外园区建不建、怎么建，企业说了算。 二、发挥政府在海外园区开发建设中的政策导向作用，对海外园区的整体规划、园区的产业定位等做宏观指向。 三、加大对海外园区的支持力度。一方面是加大对海外园区开发建设的资金支持，目前虽然国家对审核批准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有一定的资金支持，但海外园区的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政府的补贴远远不够，对于没有通过审核批准的园区，面临的资金压力更大。另一方面对中资企业较为集中的海外园区要提供必要的安全防护，尤其是对于恐怖主义高发、政治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国家应提供必要的安全保护。 四、加强双边政府间的协作，对于企业自主确定要开发建设的海外园区，政府应通过外交等途径，助推中资企业开发建设的园区与东道国开发计划接驳，协助企业解决海外园区开发建设过程中与当地政府部门沟通不畅的问题。 （六）加强海外宣传，塑造有利于中国“走出去”的舆论环境。 随着中国对外投资在“十三五”时期将加速增长，西方媒体有关中国对外投资的负面解读会增多，这将对中国的对外投资产生不良影响。中国应加强海外宣传，鼓励国内媒体到海外投资，参股海外大型媒体，改变舆论竞争“西强我弱”的态势，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做好服务。 （七）有所为有所不为，规避“走出去”地缘政治风险。 “一带一路”几乎经过或辐射了世界上政治形势最为复杂的几个地区，一方面，沿线国家本身具有独特的政治、宗教、民族环境，甚至有一些国家国内长期处于政治动荡之中，对外深陷大国博弈的战场；另一方面，少数国家与中国因地缘关系存在领土利益分歧，当分歧不能被管控在理性磋商的范围内，就容易被激化成不同层级的外交事件，对双边经济合作以及中国企业的投资造成影响。 针对近年来日趋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以前，一定要做好风险评估，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对于政治风险高发国家，要采取灵活措施，规避风险。对于政治非常不安定的国家与地区，可以选择投资回避；对于政治风险相对较高的国家与地区，可考虑在该国与地区周边投资，以商品贸易延伸的方式覆盖；而对政治风险存在高发可能的国家，要注意规避投资回收期限长的项目。（八）打造样板工程，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实施。 目前，中国的“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已经具备，在接下来的落到实处工作中，打造几个样板国和样板工程，可以为以后的推进建设树立模板。同时，需要建立“一带一路”的国家联盟，有一个共同交流、协调的机制。（九）利用华侨的天然优势推进“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沿线途经六十多个国家，这些国家宗教文化各异、民族关系复杂，发展程度不同，中国企业对这些国家的了解程度普遍不高，加上这些国家多为小语种国家，在语言上对中国企业构成一大挑战，中国企业进入这些国家经营，将面临严峻考验。要克服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的问题，充分利用当地华侨的力量尤为重要。 从历史上中国移民的走向看，过去华人正是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的。我国海外华侨华人中约有三分之二居住在东南亚，包括印尼、新加坡等国家，这些国家恰恰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近年来，华侨华人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升，逐渐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政治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这部分人士积极承担投资经商等经济活动，成为国家“硬实力”的载体，又在无形中不断传播着中华文化，成为国家“软实力”的载体。 （十）建立“一带一路”国际联盟。 我们建议建立“一带一路”国际联盟，形成一个共同交流、协调的机制，在加强各国资金、基础设施、产能、人才和移民等方面合作意义重大，因此可以考虑建立“一带一路”国际联盟或者“一带一路”国际委员会，建立“一带一路”的全球治理、区域治理的新秩序。 （十一）发挥智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我们认为，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智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智库可以探讨各种机制、方案，寻求利益的平衡，如果两国或多国的智库达成共识并提出良好的建议，政府间的合作方向就会更明确。 所以我们认为，应充分发挥智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建立一个“一带一路”智库峰会或智库联盟，通过智库来探讨、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 “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很多，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中国的企业、机构、国民到国外合作需要注意一些政治、经济风险等，智库的研究可以提供指导，这是中国目前非常需要的。此外，中国的跨国公司还不是很强大，“走出去”的基本是中小民营企业，智库可以将它们凝聚起来，并给中央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十二）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港口联盟”。 “一带一路”沿线覆盖人口超过40亿，占全球总人口的2/3。其中，“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有巩固海上货运通道、加强沿海国家经贸合作、推进降低贸易与人口流动壁垒、推进港口城市建设等重要意义。 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省区内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可以考虑沿线港口与城市联盟合作模式，以新加坡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或者城市的经贸和港口合作需求为出发点，以国际海运航线为纽带，对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省区内港口城市建立的友好城市中的港口城市，以及沿海港口航线到达的国家和港口为起步，整合沿线港口资源，发起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港口联盟”。（十三）推动海外先进制造技术并购，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分析了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收录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案例，制造业的对外投资事件为176起，披露的投资金额为194亿美元，与2013年相比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从规模上看远远小于能源领域的对外投资。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水平与我国的经济规模极不相称。2015年，我国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规划，这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根据目前我国制造业技术落后、研发能力薄弱、对国外技术依赖性强、与国外制造业水平差距大、被动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现状，我们认为，要提升中国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的研发与生产水平，推动制造业海外并购无疑是一条可行的捷径。中国应当鼓励企业对海外先进制造技术实施并购，甚至通过二级市场或者其他形式对优秀制造企业实施并购，以充实我国企业的技术实力，只有这样，才能为我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提供好的服务。 （十四）加快国际化人才的开发和利用。 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程，除进行长期的教育培养外，整合人才资源，如何充分利用好已有的国际人才，是短期内解决我国企业国际化人才缺乏问题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大背景下，我们建议参考以下途径开发和利用国际化人才，提升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能力：一是充分发挥中国前外交官和商务参赞的作用；二是加大使用海外华侨华人的网络力量；三是充分利用我国在海外的留学生资源；四是充分利用外国在华留学的优秀人才；五是用好曾在跨国公司工作的优秀人才；六是推进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本土化”人才战略；七是加大全球招聘的力度，提高管理队伍的国际化水平；八是建立海外研发中心吸引海外研发人才。通过这些措施，来加快我国国际化人才的开发和利用。 （十五）加强海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截至2014年年底，中央企业境外单位资产总额约占总资产的12.1%，境外资产总额近4.7万亿。然而近年来，央企海外资产流失亏损事件频出，这背后反映出国企在境外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较多，相关部委也出台了较多的方案措施。 自2011年以来，国资委先后发布了《中央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管管理暂行办法》《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但这些办法主要针对中央企业，对于大量的国有非中央企业仍无有力约束。因此，有关部门应科学界定海外国有资产的范围，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和完善境外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追究制度，加大惩处力度。本文选自《第一财经日报》，2015年11月24日
2015年12月1日 -
【China Daily】Travelers ’are like country’s diplomats’
Outbound tourism seen as having strong role in country’s push to go globalThe number of Chinese going overseas on holiday has grown rapidly over the past 10 years, and the outbound tourism industry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globalization, experts say.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says China’s opening-up is part of its citizens going on overseas holidays.Last year, China’s outbound tourism industry was worth $160 billion (150 billion euros), which is higher than Chinese companies’ combined outbound investment of $140 billion."China’s globalization is people’s globalization," Wang said at a meeting of the China Outbound Forum in Sanya, Hainan province."People first travel to a country, and then want to study, work and invest there."Delegates at the forum discussed the latest trends of Chinese companies’ efforts in going global, and the challenges and potential of development."Every day about 20,000 people travel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nd about 15,000 travel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Wang said."One of China’s biggest soft powers could be its tourists. If they could go global and act properly overseas, and at the same time spend money, they would be good diplomats and improve China’s image."Qian Jiannong, vice-president of Fosun, the investment group, say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China’s outbound tourism has grown more than 40 percent a year, and the domestic market is growing rapidly, too. He agrees that touris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globalization."For exampl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not only about building railways, highways and airlines. It is more about economic, cultural and people exchanges in various countries."Fosun says it is increasing its global investment in tourism. It bought the French resort operator Club Mediterranee, has invested in the British tour operator Thomas Cook Group, and has many travel agencies in China and India."In the rapidly growing tourism industry, I don’t think the supply of products in China can keep up with changes that are taking place in the market or make the most of the opportunities that national strategies such as the Belt and Road deliver," Qian says.The Chinese tourism industry and the products it delivers need a shake-up because they have not kept pace with demands that have changed as people’s incomes have grown, he says."Most of China’s tourism products are stuck in this phase where tourists are taken to scenic spots to take photos, but they are not given the chance to relax or do anything else.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s with Chinese holidays is that tourists have to line up at scenic spots, and wherever they go there is heavy traffic."But if you have the right products, ones that allow people to stay in one place for a few days, it would be much less crowded."Tourism has great potential, he says, and Fosun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products that China lacks, particularly in areas of short supply."We will do that globally, not only in one country, because tourism is global. We also hope that through Fosun’s global tourism resources investment and acquisition we can reshape the global tourism industry."Henri Giscard d’Estaing, chief executive of Club Mediterranee, says Chinese tourists’ habits are changing.They used to like visiting as many places as possible, he says, but now many are keen on taking things more slowly and lapping up local culture.China is the company’s biggest market, he says, and Chinese customers stay at the company’s resorts for an average of 3.5 days. Ten years ago they would have stayed for just a night. For the club this represents an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new products for Chinese tourists.For China, the challenge is that its tourism industry lacks the experience of, for example, the industry in Europe, Giscard d’Estaing says. However, the country has many highly attractive tourist sites, and it needs the right resources and talents to run them.Zhang Lingyun, a professor at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says last year Chinese tourists made 3.6 billion domestic trips, generating turnover of about 3 trillion yuan ($468 billion; 440 billion euros), and many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are targeting Chinese tourists."The supply of products needs to be raised. In addition, the industry needs to go global, but that does not just mean tourists going abroad. Our logistics, information and capital flow need to integrat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he says.(By Chen Yingqun)From China Daily, Nov. 27, 2015
2015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