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 Daily】Rice: Coach entrepreneurs to breed innovation
Condoleezza Rice, the former United States secretary of state, has said China should be teaching young people how to become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because the 21st century will ultimately belong to countries and companies that can innovate.Speaking in Beijing recently, she said economic growth, for any nation, is inextricably tied to the ability to create and grow new business, and "China is coming to this understanding".China has accomplished rapid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but the country is now attempting to move away from a low-cost, export-driven growth model to one based on innovation.To aid this transition, Rice said it was important to educate young people in entrepreneurship, not only to create new companies and resources, but also to help established companies to constantly update and keep pace with market demands."Innovation has become key to governance," she added, as many countries face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an aging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pollution, but cannot solve them by using old-fashioned methods."Technology is very often seen as a way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but technology is actually neutral. Technology is not good or bad, it is not helpful or unhelpful." It is how a technology is applied to a problem that determines whether it is successful or not, she said.The key is to have a good idea, turn it into a solution and then commercialize it for the consumer market, she said.Rice made the remarks last month in a keynote speech to a forum o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o-hosted by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a think tank, and the Laureat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an international network.Rice, who serve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between 2005 and 2009, has visited China several times, as a diplomat and as an academic with the 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Last year, she became an honorary professor of Hun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 to which she offers advice on educatio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Although more venture capitalists worldwide now "want to be a part of China’s entrepreneurial club", she said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reate a healthy environment for entrepreneurs by safeguarding the rule of law and protec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As institutions are reformed in China, these two elements will be critical," as people today can go anywhere with an idea and they look for these qualities when choosing a location for their startup, she said.Chinese schools looking to provide entrepreneur education also need to not only teach the core subject, she said, but also give students firsthand experience in marketplace competition as well as opportunities to share their ideas and receive feedback from industry leaders.In US communities, Rice said it is almost taken for granted that people want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 "It’s part of the ecosystem. It isn’t just in the DNA, it is in the institutions, in the environment and in the way of thinking about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Not everyone can be a natural entrepreneur, she said, but with the right help from educators, anyone with an idea and passion can successfully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 even people who would never normally consider the option, such as those with disadvantaged backgrounds.However, people must also be willing to fail, she added. Not every idea is a good idea, and many companies will struggle, but budding entrepreneurs should remember the old Silicon Valley mantra about failure being a way to learn.China has many good universities that can help generate good concepts or ideas, she said, adding that China and the US should learn from each other’s education systems.She also encouraged more American tourists and students to travel abroad, particularly to China, to learn about other nations’ cultures and practices.Those who visit should also not only stick to Beijing and Shanghai, but should visit western areas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China is developing, she added.From China Daily，Oct. 31, 2015
2015年11月4日 -
【搜狐教育】苗绿：中国人拿诺奖“推手”功不可没
苗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10月5日，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获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从莫言到屠呦呦，从陪跑诺奖到出现两位中 国本土培养的诺奖获得者，很多人再次对中国的人才培养机制充满信心。但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获诺奖而言，屠呦呦的成果完成于40年前。不少学者和科学 家也都曾公开批评目前中国的、科学和教育基本上围绕考试和考核进行。当下的教育，功利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早已饱受社会和公众诟病。如何成能涌现出更多的诺贝 尔奖获得者？中国与美国、日本以及印度的人才培养模式上有哪些不同？ 主持人：屠呦呦获得诺奖是否说明我们的人才培养机制，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个突破？ 苗绿：对的，无论如何是一个中国的科学家获得了诺奖和世界的认可。有人说我们有中第三世界心态，总是对国际的承认很敏感，但总之国际标准认可了中国人，而屠呦呦一定是符合这样的标准的。 屠呦呦女士得奖我觉得是一个必然也是一个偶然。当国家社会的经济发展、教育体制不断的改革，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时，社会就会出现这种人才。同时我觉得有一定的偶然性。无论屠呦呦得奖还是莫言得奖，其实中间都有“推手”：屠呦呦得奖不能不提饶毅教授在国际上的力荐和传播，莫言获诺奖也少不了葛浩文、陈安娜这样的“功臣”。 其实这说明了要获得诺奖这样的国际大奖的承认，中国人缺乏一点国际经验或国际途径，需要中间有国际的转化如国际语言、人类普世的语言帮他们表达，未来中国想要获得更多的这种国际大奖少不了这种国际转化。 我特别同意刚才谢维和教授讲的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国际交往非常重要。今天英语可能只是一个工具，这背后其实是一套思维方式。为什么我们老说印度人培养了很多世界500强的CEO，而中国没有，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背后的思维逻辑，他们懂得这套国际语言国际体系和它的思维方式。可能我这样说有点功利性的感觉，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如果说缺乏这个环节很大程度上就限制了中国的人才培养和走向国际。 主持人：中国的科研和教育如何才能国际化，怎么才能更好的国际化？ 苗绿：我觉得是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比如说现在提倡到中国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我觉得中国教育同样是这样的。今天中国人在国外重要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很多，但真正引用率却很低，我想这背后跟中国的实用主义哲学观有关系。中国的教育国际化也提了很多年，我们的智库这些年也一直在做留学蓝皮书，有一个数据是现在海外有108万中国留学生，但海外到中国的留学生只有30多万，而且其中一半都学语言的，获得学位的非常少。 2003年到2014年，过去十年持有F1签证在美国的高中中国籍学生增长60多倍，这个数据还是很惊人的，而且留学低龄化比较明显，而且读本科的数量也很多，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中国人是重视国际教育而且是有需求的，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在推动中国教育的发展，留住这样的生源？比如我们可以发展中外合作办学，像宁波诺丁汉、上海纽约大学等等这样的学校可以更多的在中国遍地开花，可以留住一部分的孩子，把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提升。 还有比如各大个城市高中都有国际班，我们可以把这种经验更多地推广，还有中国的高校也可以走出去，与别人进行合作。一方面引进来，一方面走出去，来推动中国的高等教育或者中国教育的国际化程度。 主持人：像日本、以色列这些年获得诺奖的人很多，这和一个国家的教育有关系吗？ 苗绿：肯定是有关系的，像一个文学奖的得主，他跟自己国家的文明、文化有密切的深厚的关系。当然教育分成很多种，可以是学校的正规教育，也可以是社会的教育，整个文化的滋养。有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好象接受的教育并不是很完整，或许没有正规的受到完整的基础教育或高等教育。 因为我是北师大出来的，因为在师大有一个作家班是和中国作协一起联办的，所以他也是我的师兄，也是校友，跟莫言老师接触算比较多，也比较了解莫言老师。他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他在社会上和军队里很多年，这种社会教育对他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其实屠呦呦和莫言两位大师很大程度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我前面提到的他们都有国际传播或推广的过程。莫言老师在得奖之前已经受到国际承认了，在得诺贝尔奖之前，意大利、美国等给他颁了很多奖，有时候跟他开玩笑说拿奖拿到手软了。莫言的作品很受西方读者的喜爱，他有一些马尔克斯的现实主义手法的影子，他的作品很大程度上西方读者能看得懂。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莫言得奖我觉得跟国际化有一定的关系。 主持人：您认为我们的人才培养机制该如何改革？ 苗绿：人才机制分为培养、引进、使用、激励各个方面，我觉得这些年我们国家在国际化程度上面有非常大的突破，包括中国推出的“千人计划”确实为中国的人才使用生态开了一个口，更多的使用国际化人才，更多的信任，然后吸引他们回到中国。虽然今天讨论的重点是培养人才，但是有时候是土壤问题。我个人还是提倡中国未来教育发展需要更多的引进国际化元素。改革开放刚开始引进来很重要，但开放促改革，这未尝不是一种方法。这也是中国人才培养机制改革的一种途径。而且我始终认为最终咱们的目的是要培养像文艺复兴式的人物，目的性不能太强，哪怕你是经济学家、科学家，我们需要的是去发现一个事物带来的乐趣，创新和创造本身带来的价值，而不是说我做了一个事要去拿诺贝尔奖，目的性太明确可能最终培养不出最优秀的人。本文选自搜狐教育，2015年11月2日
2015年11月4日 -
【北京晚报】带着保姆去留学？
——留学低龄化趋势愈加明显 如今，出国留学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只是在这出国大军中，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稚嫩身影。数字 10年间赴美 “留高”生翻百倍 据学美培训北京地区校长姜艳艳介绍，在2010年之前，申请美国大学、美国研究生的学生占到出国人群的主流；在此之后，留学的低龄化趋势开始显现。例如，2005年到2006年，中国去美国读高中的总人数只有65人；2010年到2011年，这一数字就激增到6725人，在2011年，中国去美国读高中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韩国，成为第一大来源国；2012年到2013年，中国在美读私立高中的人数超过2万，达到了23795人；2013年到2014年这一人数突破3万，达到33589人；2015年在中学入学考试委员会（SSATB）会议中也提到，美国私立寄宿学校的国际学生中，大约有40%是中国学生。“美国学校强调多元化，私立寄宿学校的学生来自各个州，中国学生比例占到这个数字，还是很可观的。”姜艳艳说。 此外，从参加标准化考试的情况来看，低龄化趋势也甚为明显。姜艳艳介绍说，申请美国私立寄宿高中涉及的考试主要有托福Junior、托福和SSAT（美国中考）三种。其中，托福考生中同时包括申请大学和研究生的人群，参考性不强；而托福Junior本身就是初中的托福考试，是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专为全球11—15岁中小学生开发的英语能力测试；SSAT数据则更具参考价值，除了个别考生是为了申请国内的国际学校，大部分考生都是为了申请国外私立寄宿高中。三类考试的参考人数增长趋势都极为显著。 以SSAT的报考情况来看，就北京地区而言，2012年到2013年北京设置两个考场，每个考场为50人左右；2013年到2014年的考场人数就达到了500人；2014年到2015年，北京的广渠门中学就已经设立了千人考场。SSAT考试最早只有北京和上海两个地区设置考点，现在已经发展到8个考点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SSAT在2012年之前仅仅分为低级（lower level）和高级（upper level）两个级别；而2012年改革之后，SSAT考试增加了针对三、四年级在读学生的基础（elementary level）级别。“这部分考试人数不多，在中国仅有一个考场，但这确实能反映出一个趋势。”报告留学主要看重教育质量 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发布了《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2015年的调查显示，有44%的被调查高中生计划出国就读大学，27%的学生计划出国就读高中。与2012年相比，在国内读完高中课程再出国读大学的学生比例从61%下降到44%，出国读高中的学生比例则从17%上升到了27%。从出国留学的时间点上分析，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计划出国读高中或者是预科以及语言学校，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学生不会参加高考，也不会选择读完国内高中的课程。 此外，调查显示，有留学意向的高中生留学的理由主要是看重“国外的教育质量好”、“增强职业综合竞争力”，选择这两个理由的高中生比例分别为61%和41%。“想去国外就业和长期居住”也成为高中生留学的重要理由之一，有29%的高中生选择这一项。高中生选择留学的其他理由还包括：“国外的升学压力小”（25%），“受周围出国留学现象影响”（13%），“亲友老师的建议”（8%）。与2012年相比，主要理由所占的比例虽稍有变化，但排序却没有变化，“国外的教育质量更好”所占的比例从2012年的56%上升到2015年的61%，“国外的升学压力小”的比例上升了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增强职业综合竞争力”这一选项的选择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 有出国留学意愿的高中生的回国意愿并不强烈，超过一半的高中生希望“先在国外积累工作经验再回国”，相当一部分计划选择“不回国”。据调查，“先在国外积累工作经验再回国”的高中生留学生比例占55%。选择“不回国”的高中生留学生比例占26%。相比之下，“毕业之后就回国就业”的高中生留学生比例相对较低，只有19%。困境 “留高生”心理脆弱 面临生活挑战 未成年的学生外出留学，面临着严重的生活挑战。在上个月举办的留学盛会“中国国际教育展”上，有的家长已经提前开始为孩子的留学生活铺路，上来就问学校工作人员“如何在当地给孩子请保姆”。而据学美留学姜艳艳的观察，家长这样的担忧并不过分。 据姜艳艳介绍，去美国读高中，主要有两种选择：走读高中和私立高中。私立高中申请难度大；而选择走读学校时，便会面临选择寄宿家庭的“陷阱”。读10年级的小苗去年在朋友的介绍下，仓促地去了美国的一所走读高中，到了之后，寄宿家庭的现实状况让孩子出现了严重的排斥心理：厨房旁边隔出了一个小小的房间，一起身就能顶到灯；寄宿家庭的家长也并不是之前宣传的能给孩子做辅导的本土家庭，而是以粤语为母语的香港人。“给我们小孩子喝的都是兑了水的牛奶，开通一次网络要多交好几次钱。”小苗的妈妈有次在家长交流会上，说着说着便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迫不得已，小苗只好今年委托学美办理转学，回到国内重新培训，最终成功申请到私立寄宿高中。 此外，姜艳艳表示，申请读高中的孩子，虽然外表上看起来都已经是大孩子，但是心理还很脆弱，没有较强的自我调适能力。去年7月份，8年级的浩浩来到学美培训，为就读自己心目中的美国私立高中作准备。第一次托福考试，浩浩就拿到了97分的好成绩。按理说，这样基础的孩子将托福考试成绩突破100分不是问题，而现实情况是，随后几次的模拟考试，浩浩的成绩还是停留在90多分。这时，浩浩的情绪开始有了波动，浩浩的妈妈也有点儿着急了，“花费多少时间、需要多少学费都不是第一位的，最最担心的是经过了这么长时间，孩子的小骄傲会受到伤害，很可能就由此放弃托福，放弃申请国外的私立寄宿高中。”姜艳艳说，这样的情况对于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并不少见，申请美国私立寄宿高中的要求相对较高，需要参加托福考试，初中毕业生的词汇量仅为2500个，而托福考试要求的词汇量为8000个。“坚持背单词就是一个问题，这个阶段的孩子大多没有恒久的忍耐和坚持力。因此我们学美也为这部分学生配备了专门的学习顾问和辅导老师在一旁盯着，每天进行考评，达到一定的正确率才能离校。”连锁反应 一人留学 全家陪读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介绍，随着留学低龄化趋势的显现，留学移民的现象也越来越多。留学置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留学家长的选择，低龄留学引发的购房行为导致欧美澳一些高校附近的学区房供不应求。除了家长的陪读需求之外，也有不少中国投资者看中留学房产的发展前景而买房，并通过房产增值或租赁来抵掉孩子的留学费用。 除了全职陪读之外，近些年也涌现出了别样的“留学移民”现象。苗绿举了几个例子，比如有的外企白领，为了让孩子能早早去国外接受教育，会主动申请去国外的办事处工作；有的高校老师，也会格外注意外派访学机会。“可能之前并不愿意出国，但是为了孩子也开始变得愿意出国。”文章选自《北京晚报》，2015年11月2日
2015年11月3日 -
毛大庆：跑的越远，离自己越近
毛大庆，优客工场创始人、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 生活在北京这种城市，最希望的是找到一个能留白的事，人生没有留白是非常悲剧的，每一次享受马拉松，我就找到4小时的留白，那4个小时手机也不接，脑袋里什么事情也想不起来了，就是跑步，往前看，看眼前的风景。 跑步的活动我没少参加，但是以抑郁症为主题的还是第一次，我觉得很特殊，也很有意义。 我曾因抑郁症而跑步，通过跑步把抑郁症治好了，今天现身说法，我也很坦率地表达一个观点，马拉松或长跑，对治疗抑郁症确实有作用。在跑步的历程里，我碰到相当多因跑步治好抑郁症的案例。 台湾有个女孩叫欧阳靖，写了很多书，她曾经是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有非常糟糕的反应。她现在是台湾非常著名的年轻人，偶像派人物，做片子、做电影、做音乐，是一个非常阳光积极的女孩。前年台湾马拉松我有幸和她同跑，感受到治好抑郁症反过来产生的向上力量。这些案例更加坚定了我的认识。 现在抑郁症很多，实际上先是焦虑症，焦虑症又分很多级，然后才是抑郁症。焦虑非常普遍，城市生活压力大、节奏快，人跟人交流的方式变得碎片化、快餐式的，一天到晚活在朋友圈里。生活空间、节奏还有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压力的变化，使得健康问题变得比任何时期都严重。 我是60年代末人，我们小时候，父母那一辈人，或者外公、外婆那一代人，好像不太有机会得抑郁症，节奏没这么快，生活比较简单，环境比较健康，人跟人关系也简单，我们住在大院、胡同里，推门就进，邻里街坊关系特别好，小朋友这家吃一顿，那家吃一顿。那时候好像不太可能得这种病，但是这些年我没少见到得抑郁症的人，我认识的，甚至隔着点关系的亲人，好几个人得了抑郁症自杀。 抑郁症人有一个共同特征，最厉害的时候会自杀，很有杀伤力。抑郁症刚开始不易发现，经常被人解读成不高兴、身体状态不好，或者内分泌失调等等。其实已经很严重了，但不认同自己是抑郁症，让他去看病他还不去看，说你们不理解我，不是我有病，这样的情况我都见到过。事实上这些症状都能找到抓手去解决，只是可能没人帮他，或者说对于帮助他也不接受。 我自己干了20多年房地产，很多年处在高节奏、高压力的工作状态里，房地产行业可能比任何一个行业都忽起忽落，政府干预、老百姓质疑，我们又在高管的位置上，漩涡的漩涡，轴心的轴心，经常感受到外部的压力。 一个房地产项目，盘子那么大，出问题都是巨大的，社会关联度极高。一会儿业主闹事儿，一会儿政府搞你了，要不然又出事儿了，一会儿好卖一会儿不好卖，我们长期处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实际上抗压能力比其他人还强，但是面临的事情很复杂。 我经常开玩笑说，房地产是我最讨厌的行业，所以现在不干了，但我又最喜欢这个行业，因为没有一个行业能让你看到那么多社会的光明与黑暗、人间的温暖与凄凉，那么多的真诚与欺诈都在里面体现，真像一个大电影。 回想我的经历，太多故事，悲欢离合、人间冷暖，这让你对社会各种各样的问题感到无比纠结，如果但凡有一点良知，愿意对社会思考的话。最后的反应是什么呢？第一个症状是整晚睡不着觉，这或许可以解释为神经衰弱，但我又没有，半夜眼睛瞪得灯泡那么大，白天浑浑沌沌感觉很困，晚上睡不着觉，折磨的一塌糊涂。 有一两个月的这种状态就够了，这个人基本上就结束了，你肯定内分泌不好，所以胃口就不好不想吃饭，食欲不振，然后免疫力下降，口腔溃疡、感冒等疾病都来了。 我得这个病的时候，正处在天天喝大酒的状态，一天到晚要跟各种人打交道，那会儿还没限制大吃大喝，我要陪人家大吃大喝，很难保证良好的工作状态。 之后我就表现出了极其的负面情绪，什么都看不惯，随便一件事情，能总结出好几条不好的因素，什么都完蛋，前途一片黑暗。 2013年春天，我去波士顿看王石，约他吃午饭聊天，聊了一个中午，就觉得国家也不行，社会也不行，行业也不行，年轻人也不行，总而言之什么都不行了。他很惊讶，你怎么这样呢？你怎么回事儿？ 他觉得我很不正常，带我在校园里散步，第二天还要邀请我吃饭，劝导我一下，我觉得还是不行。他跟我说你有一点问题，不至于都是这样，我说真的是这样。抑郁症人很固执，坚决认为自己是对的。 症状然后就影响到工作了，不愿意和人交流，不愿意接电话。我得了抑郁症后，电话声音都关了，我怕听到电话的声音，换了无数种音乐都不行，振动也不行。永远都是人家打给我，我不接，只能晚上人稍微安静的时候，看到几十个未接电话，选几个必须要回的，打回去说抱歉我在开会，就是这样不愿意接电话，这习惯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改掉。 再演变，症状就成为不想社交，我们这工作怎么能不社交呢？你得天天喝大酒陪人吃饭，所以就各种理由不去了。有3、4个月很多重要的约会我都不去了，很喜欢一个人待着。 好处是那几个月我终于把7年积累的100篇散文写成了书，因为抑郁症很孤独又睡不着，直接抱着电脑去今天这样的咖啡厅，我一坐能坐3、4个小时，而且都是11、12点钟开始，小咖啡馆里昏黄的灯，感觉可舒服了。 以上是种种症状，我觉得确实有问题，这个非常好，怕的是你不认为自己有问题。后来就和得类似病的人交流，我和崔永元交流过。他们说，你介不介意看医生？我说我从来都不介意看医生，我还是开放的。他们说精神病医生呢，我说什么医生都不介意，能给我说明白是什么问题就可以。 去看医生我觉得很新鲜，大夫先给你做测试，整整一下午，做了好多题，大夫分析之后说，你确实有一些问题。他给我讲焦虑症分几级，到了最高就是抑郁症，你显然不是焦虑症了，是比较初级的抑郁症，必须吃药，靠别的东西一时半会调节不好。我说那就吃药，大夫开了7种药，还挺严重的，除了一种药能看得懂类似安眠药，其他没有看懂的。 回来我跟秘书说每天定时定点提醒我吃药，秘书看药的说明书，越看越害怕，他说负作用都很奇怪，让你产生莫名其妙的快乐幻觉，诸如此类，我说不吃怎么办呢？秘书说先吃睡觉的，别的等等看，后来我就开始吃了睡觉的药，好歹能睡一会儿了，但问题是一点都没解决。 他到哪个城市走访我们就得跑步，逼着我们跑步。我从小最憎恶跑步，跑步给我带来过很大的伤害，电视里面但凡跟跑步有关系的立马就换台，你让我干什么都有可能，这辈子不可能让我跑步。后来逼得没办法了，领导让跑步不跑有问题，所以领导一跑走我就进厕所里，只能这样。 我很感谢的是，在这个过程之中碰到了几个很好玩的教练，爱跑步的人，像田同生、王乐这一批人，他们是专门跑步的，其中有一部分人是靠跑步活着的，他们发现像我这样有跑步动机的人后，像逮着了猎物。靠跑步活着的教练，逮着一两个但凡还有点社会号召力的人，是坚决不会放过的，于是就绑架着我，给买鞋买衣服伺候的好好的，说礼拜六到你家来接，不用跑，到森林里面溜溜弯就可以，各种勾引，还带动我员工周末都去，总之是各种手法。 跑步之前一直没有进过奥森，我进去一看北京还有这样的地儿，跟老头儿老太太在里面，走走觉得还不错。我刚开始先走，认识了一伙房地产圈的朋友，然后礼拜六、礼拜天跟我快走。 慢慢热心的教练跟着我跑，一开始是800米、然后1000米、2000米，奥森南园5公里，5公里歇4次，跑跑走走，一堆人跟着我，到5公里歇一次，5公里连贯跑下来。我觉得我人生实在太伟大了，这怎么可能想象呢，我曾经中考加试800米不及格，因此没能上清华附中，考了高分也没用，结果居然能够跑5公里，人很多时候不认识自己。 我也能跑5公里了？这不得了，于是乎晚上一个人去跑，我看看我自己能不能跑5公里，又跑了一个5公里，这下上瘾了，40多岁了能跑5公里，感觉自己掌握了一些能力。上瘾到什么程度呢？当时为了满足感，天天晚上跑5公里，证明自己真能跑5公里，开始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一次一次觉得自己牛。 不注意的情况下，人一下就快乐了，整天觉得我也能跑5公里，就和教练们分享，然后就尝试跑10公里，在奥森跑8字，中间也休息两次，但远没有5公里练的时间长，俩礼拜，完全没有感觉就跑10公里了，这个时候的感觉是势如破竹，每天都要10公里，周末大早晨10公里，跑完才6点多，洗个澡，一天心情好极了。好像得了跑步病，老想跑步。 这事我讲的都非常真实，一点水分没有，就是这么过来的。最狂热的那一年，我都佩服我自己，冬天无论零下多少度、下大雪刮大风，没有一次中断的。5点半起来，周围一片漆黑，只有路灯，跑进奥森里边，地上全是雪，在里边跑，就我一个人，远远看见又来一个人，大家嗨，打个招呼跑过去。跑到天亮20公里，跑完之后帽子耳朵边上都是冰柱子。那时见到一个人，感觉特别好，跟那个人完全不认识但是心里完全是对话的。现在不行了，懒了很多。 从这开始，我走上了半马、全马，现在居然成为了马拉松的推广者，我确实认为马拉松能治抑郁症，它把我给治好了，后来药也不吃了，睡眠也很好。 今天我的身体是什么状态呢？跑步前我的空腹血糖6.5，这是喝酒喝出来的，中度脂肪肝，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各种各样的问题，上个礼拜我去查，所有指标像20岁的年轻人，大夫说你这个血干净的晃一晃连沫都没有，代谢非常好。 当然长跑有很多技巧，不能乱跑，比如膝盖的保护。我现在跑了28个全马，半马记不清楚了，跑到今天我没有一点运动伤害，当然都是教练告诉我怎么练，我没有任何一次退赛，我也没有撞墙过，但是也没有追求过成绩，我不追求3个半小时，什么PB(个人最好记录)，跟我都没有关系。 我今天是一个狂热的马拉松推广者，马拉松有一些特征，它是你自己的运动，你不用跟任何人攀比，也不用伙伴。有人说越跑越抑郁，我觉得是越跑越能看到自己。远离抑郁，最终是要看清楚自己是谁，抑郁症患者就是看不清自己，看清楚自己就不会抑郁了。 我们有一句话，跑的越远，离自己越近，因为你看清楚你自己。你不会特别在意莫名其妙无关紧要的事，因为你会觉得世界很简单就在你脚下，你可以控制的是你的双脚，你可以选择跑得快，跑得慢。我跑步从来不听音乐，也从来不戴耳机，跑步最享受的事情就是享受自己的心跳，掌握自己的节奏。 马拉松的魅力在于享受那种留白，享受头脑的空白。村上春树说跑步的时候你在想什么，我什么都不想，因为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尤其是到30公里以后累得都不行了还想什么呀，所以这是一个极其美妙的生活状态。 生活在北京这种城市，最希望的是找到一个能留白的事，人生没有留白是非常悲剧的，每一次享受马拉松，我就找到4小时的留白，那4个小时手机也不接，脑袋里什么事情也想不起来了，就是跑步，往前看，看眼前的风景。繁忙的人，从长跑里既获得人生的一抹留白，又锻炼了身体，还获得了快乐，这是多么可贵的一件事情。 从生理上讲，马拉松有很多优点，代谢、排毒，刺激你分泌一些快乐素，让你快乐，这是你身体造的一种吗啡，比吃吗啡健康多了。马拉松是自己给自己制的毒品，这个“毒品”是健康的，我形容为“正向沉溺”，没有什么太大的坏处，比你沉溺在一些胡思乱想要好得多。 总的来讲，很支持这样的活动，作为以前的病人，我今天特别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以后“奔跑吧抑郁”公益跑团如果跑北马，可以分给我一两个患者，我陪着，跑完他说他不抑郁了我就高兴了，我们把好事情传递给正在痛苦的人。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5年8月
2015年11月3日 -
郑永年：中国应依据经济水平设计“社会保护”制度
中国以前基础设施投资已经过度，产能过剩很严重，但社会投资还不够，包括医疗、社保、教育、环保、公共住房等方面。社会投资太少就导致制度没保障。 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接受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应根据现在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设计一个社会保护制度。希望“十三五”能把大量已经过剩的基础设施投资转移到社会投资上来，同时扩大中产阶级。 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小康社会所处历史阶段做出明确表述，指出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十三五”规划必须紧紧围绕实现这个奋斗目标来制定。郑永年表示，小康社会就是使得大部分人富裕起来，使中国更多的人能享受到中国发展的红利。 郑永年表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的一大要务。如果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变会成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但如果中国经济增速保持6.5%-7%的增长，下一阶段中国进入高收入社会的话，所面临的很多问题就会解决。因此，摆在中国人前面的场景非常清楚，就是必须要进入小康社会，把中产阶层做大。 而对于中国目前中产阶级的现实情况，郑永年表示，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是太小。日本经济起飞的二十多年，中产阶级做大到百分之七八十，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产阶级还是很小。“中产阶级不大，消费社会就积累不起来，为什么中产阶级不大，就是社会投资不够”，郑永年说。 郑永年指出，中国以前基础设施投资已经过度，产能过剩很严重，但社会投资还不够，包括医疗、社保、教育、环保、公共住房等方面。社会投资太少就导致制度没保障。“中国人又要买房子，又要供小孩上学，又要看病，买一套房子就成房奴，养小孩就是孩奴，看大病就可能倾家荡产，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怎么敢消费？”郑永年说。 郑永年认为，“十三五”应该特别强调社会投资，有足够的社会投资之后，中产阶级就有保障了。中国应根据现在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设计一个社会保护制度。当然不能像西方社会那种过度福利，可以像新加坡那样既要有足够的社会投资，又防止成为过度福利社会。 对于“十三五”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十八届五中全会定位为“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理顺药品价格，实行医疗、医保、医药联动，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实施食品安全战略。本文发表于中国经济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1月3日 -
张红力：金融与人口安全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下文摘自张红力博士的《金融与国家安全》一书。“人口安全是大国崛起之路的重要抓手与不可替代的战略要素，用好、用活金融手段力促人口安全，是金融维护国家安全、最大化国家利益的时代要求。”正文本文将探讨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新时期大国人口安全战略要以金融为抓手？第二，金融力促中国人口安全的实现手段有哪些？第三，如何通过金融教育进一步发挥金融的安全效应?我们认为，人是国家利益的最终承担者和实现者，金融作为新时期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理应在维护人口安全、最大化国家利益上充当开路先锋（张红力, 2015a）。在新的形势下，人口安全的广度和深度已远远超出数量的范畴。用好、用活金融手段，不断优化人口结构、持续提升人口素质，加强金融教育，充分发挥13亿人口凝聚而成的巨大力量，是力促国家安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前提和根本基础。一、金融是新时期大国人口安全战略的关键抓手卡尔·马克思曾指出，“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中共中央编译局，1972）。对于世界大国而言，人口安全具有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是大国崛起之路上不可替代的战略要素。出于人口安全方面的考虑，近年来我国已经放开“单独二胎”，并加快研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要有效发挥新政策对人口安全的积极作用，需充分用好市场化手段，以金融为关键抓手。（一）人口是社会政治安全、稳定的根基中国自古就有“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之说。人口安全既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实现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从利益角度看，人是国家安全利益的最终承担者和实现者，人口安全利益既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同时也是国家、民族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中共中央宣传部，2014），人口安全是一国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决定因素，其多重影响往往会上升至政治高度，成为影响政权稳定的关键变量。在原始社会，人口数量直接决定了游猎力量的大小，规模过小的原始部落生存能力往往较弱。在传统农业社会，人是主要劳动力，但超出粮食可维持水平的人口规模又可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工业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急剧扩张，人口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渐趋复杂。人口的数量、结构以及素质变化，都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婴儿潮”、“老龄化”导致人口抚养比大幅上升（Bakshi, G. S. and Z. Chen，1994）；就学、就业、就医对有限资源的分配，关系整个社会的稳定；“非典”、“埃博拉”等重大疫情更是容易引起恐慌情绪蔓延，乃至社会动荡。马尔萨斯曾说过，人口相对过剩不可避免地导致粮食短缺和社会贫困，引起战争、瘟疫等社会危机的发生（Malthus, T. R.，1798）。人口安全也是政治稳定的根基。首先，人口教育普及程度对一国政治意识形态的传播、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其次，劳动者就业状况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更为紧密。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均表明，由失业大军引起的社会动荡，无疑是加剧政治危机的祸首。巴黎政治大学教授多米尼克·莫伊西曾表示，“失业是西方世界当今面临的最大安全问题，如果我们不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的整个制度将垮台。”此外，人口的民族、国籍结构对政治稳定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原因，如何协调不同民族之间矛盾一直都是世界许多国家政府面临的挑战（Giddens, A.，1984）。（二）人口安全是大国之路不可替代的战略要素对于世界大国而言，人口安全具有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从目前来看，在影响一国地位的诸多因素中，人口因素虽然并不能直接决定该国的国际政治地位，但人口对经济增长、科技进步的有力推动，却能够直接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与政治影响力。因此，在世界大国的成长之路上，人口的规模、结构以及素质都深刻影响着其国际政治实力与影响力，是不可替代的战略要素。回溯近现代世界历史，超级大国的更迭呈现出人口规模“级数递增”现象。从西班牙、葡萄牙，到英国、德国，最后到美国，人口规模延着百万级——千万级——亿级的方向递增。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综合国力构成要素对人口支撑的要求。在早期综合国力构成相对简单的背景下，规模较小的人口短期内能够给予支撑；但在综合国力构成要素日益复杂多样的情形下，人口规模太小的弊端将逐步显露，最终可能因无力支撑而导致国家衰落。新崛起的大国往往需要以较大的人口规模为基础。就此规律而言，下一个超级大国很可能是人口达到十亿级数的国家。当然，西方国家的崛起并不仅仅在于人口数量，同时更与人口素质的明显提升紧密相关。得益于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西方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工业技术实现了突破性的飞跃，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人口转型中赢得了巨大的优势。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为西方国家构筑起强大的国家战略能力，推动了近代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格局最终形成。（三）维护人口安全须用好、用活金融手段作为市场的一部分，金融的首要特征是逐利，即实现主体利益的最大化。维护人口安全利益须用好、用活金融手段。罗伯特•席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说过，“如果用世俗的眼光评判的话，‘金融’有悖于‘好的社会’所要达成的目标，”但“金融并非‘为了赚钱而赚钱’，金融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实现其他的目标，即社会目标”（罗伯特·席勒，2012）。毫无疑问，维护人口安全是最重要的一项社会目标。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以及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探索如何应对“低生育率陷阱”、“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的过程中，金融成为了重要的工具。以金融手段缓解“低生育率陷阱”是许多国家的政策必选，俄罗斯“母亲基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经济实力雄厚、金融市场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实施了一套“金融组合拳”应对人口老龄化，包括多层次养老金制度、国家养老储备基金以及各种金融机构主导下的养老产业等。在金融支持体育、教育产业方面，发达国家也积累较丰富的经验，充分运用资本市场平台，为提升人口素质提供资金动力。二、新时期下中国人口安全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中国以全世界约7%的土地养活了22%的人口，这既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奇迹，同时也是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面对庞大的人口规模给经济社会和自然资源带来的较大压力，我国的人口政策从建国以来的鼓励生育逐步转向计划生育，强调优生、优育，注重人口素质。值得注意的是，人口安全不仅仅是简单的数量问题。计划生育政策推行40多年成效显著，我国已跨入低生育水平的国家行列，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且亟待解决。（一）生育率大幅下降加速人口老龄化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平均总和生育率水平维持在6.0以上，1971年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时仍高达5.8。到90年代初期就降至2.1的更替水平以下，目前为1.5-1.6。短短30多年，中国走完了多数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历程，进入低生育率的国家行列。但生育率急剧变化对人口结构的冲击，使中国提前开始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罗宁，2010）。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可能从劳动力供给、投资消费结构等方面冲击社会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不同于经济实力雄厚的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老龄化发生于经济尚未成熟的转型之际，“未富先老”成为人口安全问题的严峻考验。与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趋势相比，我国养老事业相对滞后的问题逐渐凸显。传统的“养儿防老”习俗，使“421”家庭结构的独生子女面临着沉重的压力。现有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目前仍以高覆盖、低水平为主要特征，不足以为应对逐渐加速的人口老龄化提供有力支持。围绕养老问题形成的一系列商业保险产品，对人们前期资金投入要求较高，难以普及大众。虽然部分地产企业开始向养老主题转型，但尚未形成较成熟的模式，高质量服务的同时也意味着高门槛。能够接纳普通百姓的养老院则缺乏足够的资金运作，难以对人们形成足够的吸引力。（二）资源配置不合理制约人口素质提升在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下，教育行业产业化、体育产业市场化迅速兴起。但无论是教育产业还是体育产业，规模虽然快速扩张，但对中国人口素质的提升效果却远不及预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资源配置不合理。我国的教育行业很大程度上仍然沿袭着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运作方式，而体育产业市场化、商业化运作也出现许多问题，未能将资源有效配置到提升人口素质上去。金融作为市场化改革的先锋，在有效配置市场资源、集中社会各类资金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目前教育、体育产业与金融的对接尚未形成，金融支持更多体现在项目贷款、资金周转、现金管理等传统业务方面，许多已经发展较为成熟的金融创新产品并未进入教育、体育产业。此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是我国人口素质提升的一大壁垒。在过去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各种资源向城市集中，导致城乡人口素质出现明显分化。虽然大量农村人口通过“候鸟式迁移”方式，以农民工身份进入城市，但从事的很多都是脏、乱、差的工作，其子女接受教育也面临许多困难。近年来，许多城市对外来人口管理进行了多项改革，赋予了进城务工人员更多的权益，但从目前来看，与人们的预期相比仍有不短的一段距离。缩短城乡人口差距，提升整体人口素质任重而道远。（三）生育决策风险成为人口增长新约束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劳动力不足的风险促使人们多生育，力图人丁兴旺，但“养儿防老”的社会习俗导致人们在生男生女问题上出现性别歧视。就当前中国而言，约束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除了人口政策之外，现代社会人们对生育小孩会加大生活负担的担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我国已经放开“单独二胎”背景下，仍有许多“单独”家庭选择少生甚至不生育，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对生活质量可能改变这一风险的考虑。事实上，金融在跨越空间、时间配置资源，平滑人们收入波动方面的功能优势，能够有效降低人们进行生育决策时面临的风险（Ando, A. and F. Modigliani. 1963）。但从国内目标的既有的金融产品来看，虽然已形成了以各类保险产品为核心的保障体系，但尚缺乏针对生育方面的专业金融产品，不足以为人们的生育行为提供有效支持。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建国初期的20多年外，我国人口与世界人口的增速一直存在较明显差距。人们生育行为的变化可能会使我国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占比进一步下降。在19世纪初，中国人口有4亿，世界人口是12亿，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到了20世纪初，由于长期战乱，中国人口仍然是4亿左右，而世界人口增长到16亿，中国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一。目前中国人口为13亿，而世界人口已达66亿，中国人口只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以适宜的速度实现人口增长，既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实现民族崛起的根本要求。中国经济的持续腾飞以及国际政治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离不开人口的强力支撑。三、新时期下金融力促中国人口安全的实现手段在新的形势下，人口安全的广度和深度已经远远超出数量的范畴。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未富先老让中国传统养老方式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体育产业市场化、教育行业产业化陷入瓶颈，对人口素质促进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社会转型背景下人们生育行为面临的风险未能得到有效分散和防范，在世界许多国家出现的“低生育率陷阱”在国内部分城市逐步显现。用好、用活金融手段，充分发挥好13亿人口凝聚而成的巨大力量，是力促国家安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前提和根本基础。（一）运用多元化金融手段支持养老产业发展首先，从养老保障的角度看，可参考世界银行统计的五个层次养老金体系，为老年人的养老金提供有效制度保障（United Nations，2012），并通过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养老金合理、安全地保值增值。引导民间资本通过包括PPP在内的多种方式，参与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其次，从金融机构介入养老产业的角度看，运作和管理社保资金、年金及类年金业务、养老财富管理、养老融资服务以及养老保险、信托、基金、证券、支付结算等，都是金融机构尤其是我国商业银行支持养老的重要入手点。事实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所谓“银发经济”也为中国金融机构拓展业务创造了重要的历史机遇，养老金融将是金融业创新发展的一大方向。此外，从金融支持养老的外延角度看，金融机构可以与其他机构合作，共同向市场提供养老咨询服务、健康管理服务、养老文化和休闲服务等。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一方面应加大对养老机构、老年公寓建设的信贷投入力度，积极支持医疗设施、养生保健品制造，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另一方面还应通过与教育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合作，支持“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二）金融支持体育、教育产业提升人口素质体育产业、教育产业与金融业的有机结合，有利于拓展我国体育产业市场化、教育行业产业化的发展空间，促进我国体育、教育产业提升人口素质的有效途径。一是通过多元化融资渠道为体育、教育产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体育、教育产业往往带有较明显的社会公益性质，在协调统筹好财政资金与民间资本对体育、教育产业的支持方面，金融大有可为。二是通过金融创新为体育、教育产业发展搭建更广阔的平台。如通过资产证券化激活体育市场，通过股权合作，加强产、学、研一体化，实现市场、研究对教育产业的促进和提升。三是金融为我国体育、教育产业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提供有力支持。例如，吸引境外资本投资我国体育、教育产业，引进先进管理经验，提升体育、教育产业水平。又如，通过资本运作，助推我国体育、教育产业“走出去”，促进中华体育文化、教育文化获得更多世界认同。四是通过金融手段打击体育、教育产业中的黑色利益链，加强对相关企业、机构、个人的异常资金流监管，保障体育、教育产业中相关事务的公正、透明，为体育、教育提升人口素质的创造一个干净、公平的良好环境。（三）发挥金融防范风险功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们的生育行为与其所面临的风险密切相关，金融在防范风险方面的能动优势，使其成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助力。第一，通过投资、保险等金融工具的使用，人们能够实现收入平滑、稳定增长，降低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风险，从而避免人们被动选择生育行为，为将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创造有利条件。第二，教育基金能够帮助人们合理安排收入支配，保障子女教育支出的需求，同时，国家通过金融手段支持教育、医疗产业，增加教育资源供给，提升医疗保障，能够解除人们生育小孩的后顾之忧。第三，通过金融对养老产业的大力支持，优化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改变人们因“养儿防老”形成性别歧视，促进人口性别结构的平衡增长。第四，通过金融手段以市场化方式促进城乡一体化，合理调节各类城市人口规模，提高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能力，加快破除城乡人口二元结构问题，实现资源公平、合理配置，缓解人口过度流动对社会造成的诸多压力。四、以人为本、教育强国是发挥金融安全效应的关键基石人口是立国之本，教育是强国之基。金融教育是充分发挥金融安全效应，最大化国家利益、力促人口安全的关键基石。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金融教育为中国经济建设和金融市场发展输送的大量优秀人才，不仅构成了中国金融行业的主心骨，还铸就了中国社会进步的铁脊梁（程实，2014）。“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时代在变，金融在变，金融教育也要变。中国的金融教育应与时俱进、顺势而为、创新发展，为中国金融输送决胜将来的中坚力量。（一）发挥金融安全效应须将金融人才培养为国家栋梁金融具有调节利益的天然属性，而国家利益是当今国际社会最现实的普世价值，让一个心无社稷的人进入金融行业，无疑是于国无利的，如果他是天才，那更是危险和灾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气浩然而又困难重重，修昔底德陷阱、西方民主化陷阱和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共同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挑战。如此背景下，金融人才首先要是国家栋梁之才，要对“中国梦”有认同，要对“核心价值”有理解，要对“总体国家安全”有担当，唯有一身正气、胸怀国家，才能在充斥着诱惑与陷阱的金融市场守正自清，才能对中国金融稳健发展有所贡献，才能成为“中国梦”圆梦的中坚力量。（二）发挥金融安全效应须以金融教育培养专业精神在新时期下金融显然不仅仅是个技术活，所以我们需要“德育”为先。但另一方面，必须强调，金融始终还是个技术活，而且技术含量越来越高。让一个空有报国激情、而无必要专业素养的人进入金融行业，显然也是不负责任的。实际上，中国金融发展到今天，金融创新和对外开放步伐绝对不能超前于金融行业现实的专业能力范围，否则就容易发生金融危机。近期中国资本市场出现的剧烈震荡就暴露了中国金融市场参与者对创新金融工具、复杂金融手段缺乏专业理解与理性使用的问题。因此，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中国金融行业的崛起和中国金融企业的做强，都离不开市场敬畏心理和金融专业精神的塑造，更离不开高素质专业金融人才的培养。（三）发挥金融安全效应须加快培养全方位金融人才一是新型业务领域的人才。随着金融市场环境和客户需求的变化，投资银行、财富管理、金融交易、私人银行、资产托管、贵金属等新型业务成为了金融转型的重要推动力，这些新型业务往往涵盖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商品市场和衍生品等多个金融市场，涉及到风险-收益组合各异的一系列金融工具，进入门槛较高，金融机构在这些领域的人才储备明显不足，人才缺口较大。二是金融业务产品定价的人才。最近两年，利率市场化将最终完成，金融产品服务市场化定价体系的全面建立，意味着金融机构在产品定价中既要体现客户综合贡献与风险补偿的原则，又须充分考虑到行业竞争和客户敏感度等因素，最终实现成本和收益、价格和市场占有率之间的平衡。特别是作为市场引领者的大型金融机构，定价能力不仅决定了本机构的盈利，还会对金融秩序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未来对金融产品定价人才的需求十分迫切。三是国际谈判和法律事务专家。在金融机构国际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具备金融知识基础、出色外语应用能力、通晓国际谈判规则、具有丰富金融谈判经验的人才，以及熟悉国内外法律环境、法律法规及司法诉讼程序，通晓国际合同、协议文本的法律专业人才明显不足，这对拓展境外市场和客户、建立和巩固境外客户关系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四是信息科技人才。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金融机构需要从发展规划、体系架构、政策制度、业务流程、设备机具研发等各个环节，全面推动业务与技术的深度融合。这就需要加大信息科技人力资源投入，壮大与金融创新相适应的IT管理、开发、测试、运行等专业队伍，实现信息科技在金融创新中由技术支持保障向支撑与引领金融创新转型、由满足产品创新需求向整合和引导产品创新需求的转变。五是数据挖掘和处理人才。专业的数据挖掘和处理人才一方面要能够利用金融机构的网点、自助银行、ATM、POS、PC和手机终端等各种渠道，有效识别、获取和归集信息，并将非结构化数据转化为结构化数据；另一方面，要善于分析提炼信息价值，以信息为纽带聚合业务、产品、服务、资源、体制、机制，实现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智能化和精准化。六是流程管理人才。金融机构的流程管理涉及到了从总部到网点、从前台到中后台的各个领域，关系着风险控制、成本节约、效率提升和客户体验改进等多个方面，是现代金融企业管理的核心。当前，信息技术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为流程优化创造了更大的空间，因此，对熟悉客户需求、了解金融机构组织运作的流程管理人才的需求会更为迫切。五、小 结人口是一国社会生产与发展的前提。从利益角度看，由于人是国家安全利益的承担者和实现者，人口安全利益作为国家、民族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是一国制定与实施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对于当今世界主要大国而言，人口安全具有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是大国崛起之路的重要抓手与不可替代的战略要素。用好、用活金融手段力促人口安全，是金融维护国家安全、最大化国家利益的时代要求（张红力, 2015b）。在新的形势下，人口安全的广度和深度已经远远超出数量的范畴。生育率迅速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前到来，资源配置不合理对提升人口素质形成明显制约，居民自我防风险意识成为我国人口增长新约束条件。为有效应对中国人口安全面临的诸多问题，应充分运用金融跨空间配置协调社会资源、跨时间安排平滑个人收入的功能，建立金融支持养老产业及体育、教育产业发展的高效机制，积极发挥金融能动优势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是立国之本，教育是强国之基。金融教育是充分发挥金融安全效应、力促人口安全、国家安全的关键基石。“金融一直是有价值取向的”，将金融人才培养为国家栋梁培养是金融教育的首要任务。面对日益复杂激烈的国际金融竞争，加快培养专业精神、打造全方位金融人才亦是当务之急。中国的金融教育应与时俱进、顺势而为、创新发展，为中国金融输送决胜将来的中坚力量。文章选自金融政治学，2015年10月29日
2015年11月2日 -
中国智库建设：厘清认识、科学管理
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要加强智库建设，并出台了相关文件以推动其发展。各教育机构、学术团体、研究部门纷纷建立智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智库热。但很多问题也同时暴露。如不及时厘清认识、纠正错误，智库建设将事倍功半，甚至走上相悖方向。在此，笔者就智库的作用、性质及管理方式等问题发表一些看法，提出一些建议。 一、智库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智库的概念和实践在中国并非新鲜事物。战国时就有孟尝君养食客三千的故事。这些食客群体为供养他们的贵族士大夫们出谋划策，排忧解难，已带有几分智库的色彩。但是，在一个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农耕经济社会里，很难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智库。食客、师爷之流在政治、经济甚至思想上都依附于达官贵人。这样的“主从”依附关系，使得他们往往不能为决策者提供独立、客观的建言，甚至形成揣摩上意、阿谀奉承的扭曲局面。 今天，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了对全球资源和市场不可遏制的需求，世界上不同社会、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竞争成为常态。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与稳定，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内外双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同时，一个现代化社会中，随着行业间的细致分工，各类相关知识也高度专业化却又紧密关联，这使得决策者们在决策过程中需要内外兼顾，并必须对大量的专业信息知识作综合考量。因此，专门研究决策过程中的各项问题——尤其是涉及面广、对内外政策都有重大影响的议题的各类研究机构应运而生，为决策者提供客观、理性、全面的政策咨询与建言。这类以研究政策相关问题为导向、兼顾发展战略理论研究的机构和团体，就是智库。在当今的现代化国家中，智库已经成为政治、经济、外交、安全、文化教育等各项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智库应“从‘山外’向‘山内’的决策者提供决策建言” 智库的作用，大致归为两类。其一是对有关的政策问题进行深入客观的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为决策者提供客观理性的政策建言；其二是通过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教育大众，引导社会舆论。正因如此，智库有别于进行重大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学术机构，它不是学术象牙塔，更不应该是决策者的秘书处。 今天的中国，尽管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事务中举足轻重，但仍然是一个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大国，国内各种问题错综复杂。同时，中国在和平发展战略引导下的快速发展，又使其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与外部世界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紧密关联，外部世界的各种变化，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国内的稳定与发展产生影响。因此，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智库，不能仅仅为决策者对已经作出的决策提供可行性研究和分析，或是为社会舆论和大众诠释有关政策的内容和目的，更要能够以更宽广的视野对内外形势做出全面客观的分析与评估，并在此基础上为决策者提供理性的战略选择和政策选项。换言之，智库不但要充分了解“山内”的情景，更要有从“山外”向“山内”的决策者提供决策建言的客观角度和立场。毕竟，在整个世界联系日益紧密、内外局势交错影响的今天，如果不能以“山外”的角度审视“山内”，就不能确切理解和把握“山外者”针对“山内”政策所产生的感受与采取的行动，“知己知彼”也就成了一句空言。 进一步说，智库提出政策建言与政策分析，其根本目的是为决策者提供客观理性、有事实依据、经过深入研究的策略选项以及这些选项将会导致的后果和影响。而这些选项是否被决策者采纳则不是智库所能决定的。正因如此，一个真正的智库必须置身于决策者的体制之外，它与决策者的关系是根据所研究的政策议题来界定的。它在组织构架、财政资助和运营管理等方面都应该尽量做到独立于决策体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纵览“山内外”纵横交错的整体局面，并从“山外”的角度看到“山内”的形势及其变化。毕竟，作为“山内”的建设者、执行者和管理者，决策者们对于体制内的事物及其发展规律具有非常强的掌控能力，而他们所需要的、也是智库存在的根本意义，就是从体制外对整个形势的发展和具有重大关切的政策问题作出全面客观的分析研究和政策建言。如果智库置身于“山内”，那么其组织、财政和管理都必须在体制内安排和运行，也必然会陷于“山内”的各种利益纠结之中。如此智库，怎能看清“此山真面目”？又怎能为决策者提供理性、客观、全面的政策建言？ 从目前发达国家智库的发展经验来看，一个真正成功的智库必须具有三个方面的独立性：一是资源独立，即财政独立；二是研究议题的选择和研究活动相对独立；三是研究人员的遴选和管理相对独立。 智库的财政独立，是一个高质量智库的根本保证。成功的智库往往都有自己的基金会，它是通过社会团体、企业的“无附加条件”捐献和赞助发起设立的，如政府或学术机构认同此智库，可以用“对配基金”（matching fund）的方式赞助。政府也可自设研究基金会，用“无附加条件”方式赞助扶持优秀智库的运作和发展。智库的基金通常交由专业机构投资管理，双方达成协议，确保每年有一定的回报用于智库基本运作。比如说，如果一个智库筹集了1亿元人民币作为基金，它可将此基金授权一个或多个专业机构进行管理，确保每年有5%的利息收入用作支付智库的运行费用。如果管理机构经营有方，每年的回报高于5%，智库同经营机构还可对高于5%的部分进一步分成，如此形成良性循环，保证智库财政收支的稳定。只有在财政收入稳定的基础上，智库才能够量力而行，甄选出最适合其研究方向和研究能力的研究课题及高质量研究人员。 三、以制度保证智库管理的有效性 但是，以上的三个独立并不能确保智库管理的有效性，也不能保证其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的正向性。因此，一个高质量的智库，必须用既定的机构和程序进行规范管理。在智库建立之初，就应该在法律框架下建立一套合法的管理程序和制度，保证智库的研究活动为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作出正面的、积极的贡献，而不是逆向而动，起到相反的、不健康的作用。 一般而言，除了正常的管理组织机构之外，一个有影响力的智库往往在政治上和财政上具有双重管理机制，即在智库的行政构架之上，依照法律成立两个董事会机构。 一个董事会监督指导智库的运行，是智库决策的最高权威。这个董事会一般由社会知名人士、知名学者、前相关高层官员和具有良好信誉的企业家组成，对智库在课题、人员选拔、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方面进行原则上的指导与监督。尽管董事会对智库的日常研究活动不予以直接干预，但对研究人员的遴选、研究课题的选择以及重大研究活动有否决权，以此保证智库正面、客观、积极的研究方向，保证智库研究人员的高水平和社会责任感。 另一个则是财政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负责监管智库资金来源和支出的合法性，同时督导智库基金的投资和经营管理，确保智库的基金不会用于高危甚至非法的投机，不被挪用和占用，杜绝贪腐现象。这个委员会也同样拥有否决权，主要用于三个方面：第一，投资。如果委员会认为资金拥有者的投资方向和投资意图等不符合智库的发展方向，可以对其进行否决。第二，研究活动。如果该委员会认为智库的某项活动，诸如召开研究会议、支付研究经费等不符合智库的原则和发展方向，不会对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起到正面作用，也可以对资金进行封冻和否决，从资金运作上保证智库研究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第三，如果委员会认为智库的某一研究人员和团队所进行的活动不符合智库发展的原则和方向，也可对其薪酬和经费进行否决，从财政上保证智库研究队伍的高质量、高水平和对社会进步的高度责任感。本文刊于《光明日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