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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格基金王强：每次股权稀释 都是在透支未来
本文是真格基金和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王强在InfoQ中国八周年庆典上的演讲发言，其参与投资过红黄蓝幼儿园，世纪佳缘，聚美优品，NICE，一起作业，美乐乐等项目，以下为演讲全文： 任何一次股权稀释，都是在透支未来 我认为钱是有价值观的。对一个创业者来说，拿谁的钱，和找什么样的合伙人，和雇佣什么样的职员，和要走进什么领域，它们的重要性一模一样。但是早期创业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认为钱和钱是一样的东西。他认为，他给我的钱更多，我当然拿给更多的。 其实往后发展，就会发现任何一个资本带来的价值都是不同的。但是有一点，就是任何一个资本说，“你们拿我的钱，其他资金都很傻。”这样的基金是不可信的。 为什么?任何一个基金比你更聪明，他能够在你选择的领域，做的比你更好。它们比你聪明的就是通过历史的积攒，掌握了这个领域的基本数据，它能够对过去给你做一些描述，但是未来一定是靠你自己的梦想去支撑的。 所以将来你们创业，融到第一笔钱的时候，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看估值的。去年，我和小平去以色列参观，其中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以色列创业之父(Yossi Vardi)。 他演讲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作为创业公司，第一创始人要对自己的股份非常慷慨。为什么?因为在被并购或上市之前，你的公司是一钱不值。但是很多创业者不这么认为。你们将来会明白，如果到了D轮融资估值八亿美元，在之后没有进入IPO到公众市场，或者没有被更优秀的企业并购的话，这家企业前面所做的东西，完全都是自我感觉良好。因为没有真正市场的定位，这个估值将只是估值，事实上它不值。 所以整个创业的过程，就是要让企业的估值不断地逼近真实价值的过程。 创业者去找投资人，首先看他是什么状态对待你。如果他凌驾于你之上，觉得我有钱——我牛，我劝你远离他。 资本是要赚钱，但是如果资本拥有者不明白，真正赚大钱只是实现真正价值副产品中的一刹那实现的过程，这样的资本是没有办法帮助你真正的漫长往前延伸。 第二，如果资本要求在投资以后，要一起探讨怎么做这个公司。尤其是那些强势资本者，说“因为我懂这个行业，你要按照我说的做。” 这个基本上就是最失败的保证。因为当一个创始人，按照资本的意志，来实现技术梦想的时候，基本上，要么是他把你扼杀了，要么迟早有一天，你是要遭到扬弃。 真正的投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你们应当要察言观色。 我感觉很多创始人，因为需要钱，就把自己降到太低的状态，丧失了所有作为人的资源。面对资本，好像是在乞求。 其实不是，是相互依存。资本没有创业者，他们遥遥无期;如果大家合在一起，形成合力，才会走上康庄大道。 所谓察言观色，是看这个资本家在你们面前，是傲慢还是谦卑? 大的投资家，投资之前，他已经算好了将来的回报。但是在你面前，他能把身段放的与你平起平坐。所以创业的时候，你们要平起平坐。就跟谈恋爱一样，你要不卑不亢。你要坚信你的技术，你的梦想，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团队共同努力，加上资本，共同实现。而在这个事业中，你是船长，你是主人，你愿意请谁到你的客厅，那是你的自由和权利。 我认为，第一笔钱，甚至第三笔钱，都不重要。有一点创业者必须明白——稀释掉股权是有代价的。任何一次稀释，都是对未来某种意义上的透支。这是融资最基本的东西。 下一轮投资者，是在一千万基础上，如果他投了，假以时日，他能够翻多少倍。如果你现在就值五千万了，你要打五个亿，翻十倍，这个概率有多大?他会算，你现在值一个亿了，你是挺牛的，但是我要投你，你要变成十亿，也不才十倍吗?这样一算，就会把自己掐死。 新东方上市，2006年就融到一笔，释放出去10%。那个时候新东方最后给的估价，大概是一亿美元，10%就是两千万。新东方上市的时候，挂牌7亿美元。但是上市以后第四年，达到50亿美元。 陈欧上市前融了三轮，从零融到三轮，一共融了1500万美金。少于现在几乎90%的创业大军。四年融了三轮，第四年一挂牌，最高就是40亿美元了。现在跌的也就20亿，但是很快又回到了40亿。 为什么资本市场愿意买你的?因为你上市的一刹那，你整个价值就释放了十分之一。 什么是PE?就是用现在买你未来十年。如果发现你一上市就十亿美元，一百倍在这个上面，恐怕连苹果也没有。 到时候你前面都唱着甜美的歌，到那一刹那你至少收获的是你透支的结果。 这就是资本真正的本质。 我们现在从真格基金来投的，最后全是成功的公司。像我们九个IPO的，到后面几轮估值几倍的增长。都是前面铺垫非常厚的，因为前面估值低，你就可以少释放一点股权，钱进来以后，放大半年，接下来的一轮，实际上你出原来的一半，可能翻好几倍，你前面释放出来的股权。股权是你的代价，你不要认为它是免费的午餐。拿走吧，给你50%。那你最后干什么呢?你就完了。当然很多基金也很凶，说我们占60%，千万别这样，你就成了给它打工的。刚离开虎口又进了狼窝。真格基金永远不会这样。 创业和融资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当你做出决定的时候，事实上是你确定梦想那一刹那。但是你要去实现梦想的时候，连这个梦想都要迅速忘掉。 什么意思?你想入非非，我要致富，我将来改变世界，非常宏大。所以当你创业的时候，拿到融资的时候，不要忘掉你最后的出路，这是你实现梦想的机会到了。而不是为了梦想之外的东西做其他的事，更不是为了资本去迎合它们来做一些事。 如果你真正不能回归到你的梦想，当你拿到钱的时候忘掉钱，迅速扎进你做的东西，你将会离资本市场期待你的越来越远。这个基金不会投，PPT第一页讲如果这个基金给我们投了，五年后纽交所敲钟的图片都出来了。当然的标志之一是你能敲钟或者被并购，如果财富没有回报，说明你做这个没有价值，商业的原则不支持你。 但是商业的原则实现这个，更重要的是让你忘掉商业，真正面对用户，真正给他们提供有用的东西。如果没有真价值的实现，和你的梦想一步一步搭建起来的所谓融资的神话都是建在沙滩上，大风一来不仅你飞不上去，你还会被沙子埋了。 所以我常常说，财富来的时候是静悄悄的，去的时候才是轰轰烈烈的。大厦将倾的时候，哗——来的时候你都不知道。 在04年新东方决定上市之前，我、俞敏洪、徐小平从来没有坐在一起花一秒钟谈会怎么样。我们想到的是怎么让学生听完课，像喝醉了酒后酩酊陶醉而不愿意离开。新东方跟你们比起来做的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最后还到了纽交所，06年在纽交所挂牌的时候，我们是中国企业到纽交所挂牌的第14家。 你们决定创业的一刹那，就应记得陆游跟他儿子说的话——如果你想学好诗，记住诗一定在诗之外。你的梦想也一样，你为了目标，在商业获得成功。但是商业由什么组成的呢?是无形的手。无形的手全是一个一个鲜活的人。如果你的梦想不能直达人性，不能准确地捕捉人性，不能给人性最简洁而最有效的回应的话，你的商业价值是一点都没有。所以要想创业，是从自己的梦想开始，但是你的成功取决于你的梦想是否能放到整个人的梦想中，你整个社区人梦想中，来检测一下他们是否也愿意分享你的梦想。如果不是，这个梦想只能属于你;如果是，这个梦想既属于你，也可能属于他们，最后可能属于纽交所。 我觉得人生一旦踏入创业，其实你寻找到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今年53岁了，我们不断在创业之中，现在真格基金不是因为我们有点钱我们高高在上。NO，我们比新东方更加刻苦，徐小平凌晨三点钟就跟人吃饭。这样，让我们的生命在延伸。 当年在新东方，别人让我谈谈做老师最大的感受?我说我当老师最大的秘诀不是拿多少钱，而在于你的灵魂不断在放大。当今天有50人听你讲课的时候，你刹那间，觉得自己灵魂扩大大50倍。 作为天使投资人最大的回报，不是说敲钟的那一刹那，而是我们看到陈欧是纽交所220年以来最年轻的最帅的CEO时，我们有那种恍然隔世的感觉。 大家记住，要想创业，要完成梦想，光爱不够，一定要充满兴趣。当年在新东方，有记者问我，王老师快十年了，你不烦吗?我说不，我有一个秘诀，因为这十年，每当我踏进课堂时，就告诉我自己，今天这堂课，是你第一堂课，你要跟当初一样;今天这堂课，是你人生最后一堂课，你要做好人生最好的谢幕。 我在美国的故事，没泡洋妞 1996年，我从美国离开了我的技术工作，来到新东方创业。那个时候还不叫创业，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件事。 我当时最想做什么呢?去美国之前，在北大当了六年老师，最想做的就是重新站在讲台上，面对学生，分享人生。但是到了美国，迫于生活压力，我就改行了。因为如果我想在那儿生存，必须有一个技能，而且这个技能是要与市场紧密相关的。 我第一次去美国是1987年，那个时候中美之间各方面差距太大了。 举个例子，我第一次坐飞机从首都机场出发，飞了将近20多个小时，当时还没有直飞，降落到纽约。临近的时候，往下看，一片灯海。以前读文学作品的时候，读到灯海的时候，觉得很美。那个灯海，让我有了生命体验的感觉。 当时我就默默地流泪了。因为在文学作品中的想象和现实，在那降落前的一小时，碰撞在了一起。等到这一年，我作为北大访问学者回到北京的时候，离降落还有15分钟，还看不见能称之为“小河”的东西。地下才有一线黄黄的灯光，那是1988年。 但是现在飞机再降落纽约的时候，已经和北京没什么差别了。这就是巨大的变化。 到了美国，我做了一件事——改变了我当年对自己发的毒誓，当时进北大的时候在想，我这辈子临死的状态什么——当人们把我从北大抬出去的时候，我一定当北大正教授，打死也不离开。 但是十年后，我到美国发现我必须先生存。我想要按照市场要求的东西，掌握一个技能。那个时候想来想去，我唯一能接近掌握的是计算机。 因为我粗浅地理解，计算机是逻辑，机器怎么做人的东西，就是逻辑性想的非常清楚后，通过媒介手段，让机器一步一步执行就完了。我想这个我是可以的。因为我当老师当了六年，逻辑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当时拿了一个成绩单——在九十年代，计算机科学还和数学绑在一起，计算机系隶属于数学系，所以到了纽约州立大学申请计算机的时候，老教授看着我的成绩单，发现成绩不错，但是没有一门跟数学有关的。 我说，别绝望。我看着我的成绩单中，有一门共产党史。我说这门课与计算机有关，因为计算机的原来是得到了算盘运算原理的极大启发。我学完这个，不仅知道中国共产党怎么来的，也知道计算机怎么出来的。 老教授说，你很幽默。我说，现在虽然看似我一点资格没有;但第一，你看我这四年在北京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学生，或者之一。计算机机器的区别在哪儿?为什么称之为这些机器叫计算机呢?我们称之为计算机的东西，是可以运行软件工作。软件是什么呢?软件就是人向机器发出的精准指令。人脑里形成了精准的指令，发给机器，必须通过一个具体的媒介实现。 这个媒介是什么?老先生说，我们用的是程序。我说程序是什么?程序必须靠一种更加具体的媒介实现，这个媒介就是语言。我们有一个形容词，叫编程语言，但是重点是语言。老师说的确。老师说你很聪明。我在北大学的就是语言，任何学英文的，都要学第二外语，我选择了法语，第三语言学的德语。我对语言有激情，甚至我学了古典文学的甲骨文。我说你看，不算我的汉语，我至少了解了四种不同的语言，因为古文完全是另外世界的东西。我说因此我在语言方面，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因此再学一门叫编程语言，那简直小菜一碟。老教授哈哈大笑，说有道理。否则的话，为什么把它叫编程语言?既然是语言，就是共通的，就像人不管黑的白的，唯一区别就是黑的晚上的时候，你见不到他，但都是人啊。 第二，别看我学文的，学理的天天研究，解决问题很迅捷，学文的就是理解美。我反问他什么叫审美?审美在我看来，就是高度的抽象能力。他还不太明白，我举一个例子，一个美女从我身边走过去，两秒钟我就告诉你漂不漂亮。短时间里迅速看穿事物本质能力是什么呢?在文学上来说是审美，就是一看这个美，看着这个漂亮。你用语言很难描述，因为你已经用本质的东西判断了。放在科学是看穿了任何系统本质的东西。我说我有这个能力，将来走进计算机的领域，我就能迅速判断计算机哪儿出问题了。他听了后，就让我来试试。我说如果您拒绝我，损失的将不是我，损失的是贵校。美国人最怕损失，先拿下再说，赶快跟我说，你录取了。 这让我大吃一惊。既然录取了，我说还有一个人想学。他说谁?我说我太太。因为我太太是我北大同班同学。他立马又拿出一张录取通知书，40分钟面试没花一分钟，解决了两个人的硕士录取通知书。 我想终于录取了，到九月份我到纽约州立大学上课，第一天上课微积分，讲这门课的是印度老师，头上缠着一圈白布。你们可以想想吧，说的英语，我在北大从来没有准备过，都是印度英语。上来就讲极限，我说天呐，不仅他的英语听不懂，数学更听不懂。 我本来准备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一个小时过后，一个字没写，因为一个字都听不懂。我忽然想北大当年教学太失败了，怎么都学标准式英语呢?那不是人说的。当时我们学的都是国王英语。那时我还见不到国王，见到了国王的仆人。我当时想录取太简单了，只要40分钟就拿到了，但是这个漫长的时间让我怎么过。我当时特别冲动地想拉开他的那块白布，你也是人，我也是人，你说的我怎么就听不懂呢?但是想想，英雄还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该出手的就住手。 我怎么会爱上编程语言呢?我觉得学这个跟哲学没区别，它为什么C?最后还要C++?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在这之前C一直通到机器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指(就范机器)的，所以人通过所有语言的东西来逐渐接近机器的思维，最后一层一层地降低，降低，通过中间的编译器，一步一步让机器知道，怎么变成固定的东西。 后来真实世界可以按照功能性分开后找关系，C++在这个基础上诞生的，它又重新离开了计算机，真正让人第一次面向世界了，这是C++纸带的开始。 所以我又发现计算机语言要搞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很喜欢，跟文学没什么区别，我就一竿子扎下去，用一个学期恶补了所有数学课程。最后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毕竟当过老师，读书确实比其他人厉害，我往后一看这边是C，那边是C++，它们共同分享的是什么，差距是什么，C领域能解决什么，不能解决留给C++是什么，C++能解决将来留给未来是什么? 我迅速进入这个状态。以至于后来我非常有意思地发现——由于我学数学，高等数学一上来就是英文学，所以我没有任何和汉语交叉的可能性，以至于我补完微积分后，我是以A获得这门课的。 有一次，一个台湾学生非常兴奋地让我去帮他解一道函数题，他说你的微积分很好，帮我解一道函数题。我说我没学过函数?他以为我噎他。我说你帮我写出来。写出来后，我说，这个叫函数啊?我天天在美国解的FX，我还不知道这两个是一回事。 等明白这一刹那，我发现汉语“函数”两个字挺美。函是什么?装进去的意思，这相当于括号。X太牛了，在英语里，我知道它是功能，方式，但是在数学领域，我们翻译成函数。所以功能、函数，在汉语中面对是同样一个英文，但是英文更加明确了。 在那一刹那，我悟到了人文和科学有惊奇的相似之处。我发现我喜欢上了计算机科学。后来又花了两年时间，我一共读了两年。因为在美国，读两年就能读完，最后还不错，我GPA非常高。 后来在美国找到工作了，也令我非常自豪。因为我当年学完计算机，我想我总得在计算机比较牛的公司展开人生。 那个时候比较牛的，有一个叫贝尔实验室。它以前是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1984年前整个北美只有这么一个公司。但是1984年颁布《反垄断法》，美国政府强行让它一分为二，只能做跨州电话。分拆出来的七个公司，有一个实验室，就是它分拆另一半，不做技术做研究的，叫贝尔传讯公司，我就到了这个公司，成了一个软件工程师，开始了我真正的计算机工程师的生涯。 本来我做的还不错，但是当我干了一年以后，觉得这个不是属于我的东西。我面对两台工作机器，尽管工作环境非常好，旁边只有一个印度人。我越来越觉得魂不守舍，尽管我非常游刃有余地做这个工作，然后人生发生了变化。 就是老俞打来电话，我说干吗呢?他说暂时保密。我以为什么高精尖的东西。他到美国后说，我办了一个新东方。我说新东方是什么东西?他说它不是东西。我说你想做什么?他说把想出国的人送出去。我说全班就你一个人没送出去，你有什么资格把别人送出去。他说正是因为我没送出去，我才有了这方面的经验，能让学生们通过考试。 佟大为演的泡洋妞，其实是与我不同的。这我顶多想想，而他帮我实现了。 06年之后，随着新东方在纽交所上市了，我和小平离开了新东方。离开不是因为老俞不要我们，或者我们不跟他玩儿了。这是我们非常有眼光地提早做出的决定。我们认为我们还在新东方，年轻人上不来的，我们就退。结果退退退，就什么都没有了。对我们来讲，就到了人生新的谷底。 但是人生不能到40多岁就停止。那干什么呢?逐渐我们就进入了投资。我们先是个人投资。当时由于我比较懒，但是现在看起来做事情，如果有懒的时候，恰恰可能给了你足够大的沉淀的空间，这叫做耐心。 伏尔泰说过一句话——天分就是持续不断的忍耐。我想，这就是成就很多人的原因。文章选自投资界，2015年4月13日
2015年8月6日 -
毛大庆：决定中国转型成败最后的15年
海涛院长，各位长江商学院MBA的同学们，还有相关的很多青年才俊： 大家好，我一般参加论坛都是讲房地产调控之类的，很少谈人生、谈理想，这都是王石才有资格干的事。我今天更想谈一个跟企业不是那么直接的关联，可能跟我们每个人，尤其是你们的未来和命运很有关联的一个话题——青年和年龄有关的内容，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开的论坛分享这个话题。 这个报告某种意义上说很沉重，可能还带着一些负面色彩，但是我更想告诉大家，可能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压力甚至于危险才能使得我们更有勇气和欲望跟未来抗争、奋斗或者挑战。 一、决定中国转型成败最后的15年 第一张PPT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未来和你们的未来。我经常说其实你们的未来好像看起来不如我们当年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看我们的未来。 现在我们是什么样的状态呢？现在是1.8亿-1.9亿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再加上儿童和残疾人有将近5亿被抚养人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处在9亿人抚养5亿人的状态中，今天是中国劳动力和中国创造力最好的时代。 我和海涛院长今年45岁，再过15年、17年，到2030年我们这一群人都到62岁（日本标准的退休年龄），中国有多少62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呢？大约有4.7亿。再过15年，基本上是一个5亿人要养活9亿人的状态，怎么解释？ 因为在1966年-1973年的中国，中国的人口生育高峰就是我跟海涛教授的时代，一共出生将近5亿人。意味着到2033年，这5亿人都会变成60岁以上的人口，全部退出工作岗位，再加上2亿的被抚养人口，也就是7亿人被7亿人抚养，这是非常沉重的话题，人口学里抚养比1：1的状态和时代。 抚养比1：1的时代有很多国家都已经经历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像已经没落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意大利都经过这样的阶段，我们临近的日本在1992年步入这样的状态。日本有一个失去的20年，到今天也无法重新启动经济的蓬勃发展。我们中国什么时候会迎来非常可怕、压力很大的时代，就是在2030年前后。 在这时候你们正好在45、46岁，也就是我今天的年龄。这时候大约是7亿人在养活7亿人，养活人的这7亿人包括你们在内，恐怕还要乘70%的系数，也就是其实只有70%的有效贡献率，还有30%的无效贡献率，意味着今天跟你们同龄的和比你们还小的人，他们无法享受正常教育或属于贫困边缘的儿童以及青少年，这些人在15年-17年之后是很难形成跟你们这些领袖们一样的社会贡献力。 到了2030年我们就会出现天平的逆转，就变成大约在5亿人养活9亿人的国家。 今天既然讲青年，我们要看看青年在社会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对于青年人口对社会的贡献，其实基本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判断，大家只是需要看罗梅尔的一句话，内省的经济增长模型，人口规模的增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使得更多人从事科研创新工作，创造出更多的科技成果，这此科技成果将为全世界所用，推动整个经济发展。 我们说中国年轻人的高峰，我跟海涛教授过去的10年，应该是我们创造力最旺盛的年龄阶段，也是中国的劳动力和人才的高峰阶段。 比较可惜的是事实上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在创造力高峰的人口结构下错失了引领世界不论是科技还是文化的机会，由于社会变革的滞后，制度设计的落后，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在人口创造力高峰的时代抓住世界领先的钥匙，使得我们今天一直在谈结构转型，发展方式转型，一直在谈如何摆脱房地产或者资源垄断行业对于中国经济的控制，而我们今天还深陷泥潭不能自拔。 我们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其实我们的机会不多，我们还有未来10-15年的机会。今天我们开青年人的论坛谈什么变革，谈什么创新，谈我们自己的成长，都要从这个地方进行我们人生的设计。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利用我们的人才和人口的结构优势，人口红利的最后一点点机会，能够真正的找到中国创新发展的道路。 1、年龄和能力的关系 过去100年里，人类最伟大的300项发明，72%的发明家在30-49岁。分析美国专利获得者的年龄分布，专利生产力40岁以后开始走下坡路。一个老龄社会，年轻人的机会少，在论资排辈的社会制度中，年轻人很难发挥创造的空间，这是年龄对于一个社会发展很重要的相关联的东西。 2、年龄和创业的关系 事实上30来岁、40岁是一个分水岭，超过40岁创业的时间和创业的可能会衰减。 在知识经济的年代，旺盛的创造力和创业活力就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过去的中国有一个非常健康的人口结构，但是我们没有最大限度的利用人口的创新能力。我们一直有一个误区，中国所有的问题是因为人太多了，这句话每个人都听过，“我们就是人太多了，上不了学，看不了病，马路拥挤，资源稀缺都是因为人太多了”。 无论是人口学家、经济学家，还是党中央都已经否定了这个观点。因为人口多不是问题，关键是什么年龄的人口多，如果这个社会是一个老年人口占主导的社会，人口多真的成问题，而创造力旺盛的年轻人多，社会是非常有希望和活力的。 简单看几个国家，日本经济的“老年病”，日本经济的周期非常短，二战之后大概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人口的高峰，国家也搞了各种政策，鼓励生育。到20世纪的80年代科技和城市化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先进的地步，这30年里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竞争力第一的国家。 然后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生率开始急剧下降，原因大约有几项：妇女就业率提升，全人口的教育程度提升，社会的科技文明程度提高，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导致生育率大幅度下降。日本那时候的生育率在1.4、1.5，之后开始衰退到1.1、1.0。 今天中国的生育率是多少？如果再不解决计划生育的问题，我们今天的人口生育率已经达到1.2左右，上海的生育率只有0.7到0.8。事实上我们的生育率跟当年日本经济衰退时候的生育率非常类似。到了这之后的日本，创新能力、创造能力都在衰退，就业和工作岗位也在衰退。 但是日本的底子远比今天的中国厚得多，日本在1992年的GDP增长拉动力里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占比占了总拉动力的49%左右，那时候更多是靠科技的拉动。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今天的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占比远远比不上1992年的日本。 我们再看日本的社会老化现象非常多，包括啃老和就业岗位的衰减，包括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创造性行业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使得今天的日本从世界竞争力的第一位掉到世界竞争力的二十位左右。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日本在陷入老龄化社会时的经济增长结构远远强于15年以后的中国，那么我们怎么办？ 我跟吴敬琏先生前两年讨论过这个问题，这是让人觉得非常无奈的一张表格，在中国的十大行业，投资拉动中国的前十大行业里几乎找不到科技，科技对投资的吸引非常匮乏，我们能够非常可怜的排到前十大里面还有一点点教育和公共管理、社会组织，剩下的社会发展真正依赖的行业就是我们的行业，房地产，土地财政。 大家看制造业里面占了34%的拉动力，但是制造业里面的70%还是房地产相关的制造业。基本上房地产行业成了中国经济绑架式的行业，变得毫无可替代性，这是这个国家非常危险的命脉所在。 1、几乎看不到未来产业、科技创新、第三产业和现代服务。 2、即便在国际经济环境如此严峻，房地产调控如此水深火热的11年，制造业和房地产的投资仍然有较大增长，并且投资比重呈现此消彼长的集中。说明什么呢？ 3、是没别的投资渠道？是为了保增长而增长？产能过剩了？ 二、21世纪不是中国的时代 我们看看“明日之星”对我们的压力。21世纪亚洲是不是中国的时代？我一直非常怀疑这个命题，我认为恐怕还不是。从人口年龄结构，教育结构和科技拉动以及跟世界接轨来看，恐怕印度对我们的压力最大。 过去五年印度在世界上是一个发展最快和最具活力的经济体，经济增速很高，开放行业管制，民营企业充分参与竞争。印度人聪明智慧，我到硅谷走访了两次，硅谷大的包括制药厂、化学工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它的研发中心基本上你看到中国的人的机会很低，印度人的比例特别高，但是在实验室里中国人的机会很高。 印度在未来30年里人口会成为我们巨大的压力，研发能力、英语环境包括跟世界上很多法律制度等等沟通的便利性导致其实在亚洲印度未来的增长对中国的发展是造成巨大的挤压。 在国防战略里，我们国家对中国西南部地区的稳定，一直非常担忧，因为印度的崛起会使得西方的势力在印度的整个国防包括军事领域的战场上会一直长期不懈进行布局。如果我们的西南部地区的不稳，使得那个地方对中国的整个国防带来重大的危险，而印度的崛起恐怕这件事情已经只是时间的问题。 谁来挑战美国的人口优势？美国的人口优势很难挑战，海涛主任在美国待了多年，我们有理想，有教育理想，从国外回来的人都是希望在教育上，在人才上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助力。 我在美国的大学走访了好多次，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美国的人口优势除了生育率挺正常之外，移民优势太厉害，用移民的杠杆不断在补充有创造力的、有思维活跃能力阶段的人口，通过大学乃至于中小学都成为移民的杠杆。 这样的过程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压力是很大的。美国的整个年轻人创造力在全人口占比一直是持续维持在非常健康的状态。如何能够在人口的竞争优势上跟美国抗争，这也是未来的中国和你们这一批年轻人持续不断碰到的话题。 不确定的“高度”，21世纪真的是中国的世纪，其实我们很重要的问题是在面临人口结构迅速恶化的过程之中还要同时快速改变我们的发展方式跟发展结构，以及克服不要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非常严峻的话题，其实我们会面临经济陷阱、社会陷阱、技术陷阱、效率创新和内需的陷阱以及能否真正通过理性的城镇化来逐渐的改变中国未来的产业布局以及人口的格局问题。 这个问题是会持续在未来十年的中国被一直讨论的问题，如果能够越过去，会获得新的增长，如果不能越过去是非常麻烦。时间很短，只有15年。15年如果不找到发展的道路，肯定会被社会挤压到很难堪的境地。中国潜在的风险，习主席讲得比我多得多，贫富分化、政治改革、环境资源，这是三大中国面临的潜在问题。 三、中美印俄 我们拿中美印俄四国人口对比，我们未来是负增长的状态，印度会成为人口第一大国，2050年印度的人口总量将会超过中国4亿左右，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21世纪谁更老？ 未来的50年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俄老年人口比例分别为21.2和23.1，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在未来的50年里，印度65岁以上的比例仍将在14左右，不会出现人口的倒金字塔的现象，而中国在这里是最为麻烦的状态。 人才的资源谁更富有？这里比较下来，我们看看中国劳动力的峰值出现2015年左右，达到10亿，随后持续下降，2030年下降到7.9亿左右，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而同时这里在崛起的仍然是印度。美国持续稳定在一个非常稳定健康的水平下。 2030年这个数字7.9亿，告诉大家是我们只能按5、6亿来算，因为里面还有很多今天是贫困的和不能享受正常教育的人口。今天关注贫困地区的教育事实上是为未来的中国制造有效地发展能力很重要的内容。 哪国更有活力？未来四个国家里，中国老年抚养比例最高，社会负担最重，其次是俄罗斯，再次是美国，印度抚养比是最低的国家，最具活力的国家。 人才的聚集效应，长江MBA搞这样的论坛，我更希望大家未来是一种知识和智慧的碰撞，我们说美国的三个最有活力的城市，可能海涛教授也知道，一个是波士顿、一个是纽约，一个是旧金山，波士顿是最有意思的，是大学之城，100个大学在这个城市里，波士顿聚集世界上最聪明的脑袋在这里，纽约是非常有活力的经济枢纽，旧金山硅谷是知识聚集的地方。 我发现年轻人和聪明才智的聚集，其实叠加效应是最大的，对社会的推动是无比大的能量。长江也罢，北京这样的地方也好，事实上是聪明才智的聚汇之地，能不能用这样的气场激发我们的创造能力，这是我们的学校和商学院的使命所在。 结语 回到人生的高度、高度和长度上，最后跟大家讲两句话，我们能不能成为领袖，能不能成为一个对中国未来有用的人才，更多的是在个人的素养和个人的修炼上，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在长江商学院也罢，就业过程当中再回炉也好，大家通过启发和启迪式的教育方法，来激发大家对人要怎么活着，做什么样的人，做什么高度的人，有什么样的眼界，有什么样的耐力，有什么样的智慧和有什么样人生的思想的宽度，在这些方面可能要更多的修炼和学习。 最后一点，我一年半跑了好几个马拉松，给我最大的启迪可能还真不是对身体的锻炼，更多是对心理的磨炼。我跑了马拉松以后有特别深刻的体会，我们干任何一件事情，我们人生真的像一场马拉松，在很多地方都会碰到撞墙点和极限值，会碰到你真的不想干的时候，但事实上你越过这些以后，感受到是一种新的领会和新的境界。 因为长江很多人在跑马拉松，我希望更多在马拉松的赛场上见面，更多希望我们一起通过这样的运动，包括登山来体会更精彩的人生。谢谢大家。
2015年8月6日 -
毛大庆：透明的高级职业经理人
男生很少有人敢穿白色裤子。初秋时分，在朝阳公园南门外的北京万科总部，我见到毛大庆的时候，他就穿了一条白色的亚麻裤子，配着海蓝色的衬衫，显得干净、清爽、自然，穿着上就流露出北京人特有的个性和不同，这是毛大庆给我的印象。 实际上，接触多了，大家也会发现，干净、清爽、自然、有个性，不仅是毛大庆的外表，也是毛大庆的本性。60年代末期，出生、成长在北京国防科研大院的毛大庆，青年时代刚好迎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毛大庆在理想与激情燃烧的八十年代度过了中学与大学、在中国经济跨步迈入全球化的九十年代初期，毛大庆第一次选择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出国学习、深造、工作。后又作为海归重返北京，在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万科做执行副总裁，成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第一批有海外背景的高级职业经理人，一路走来，顺顺利利。 经历的丰富多彩，以及国际化的工作背景，让毛大庆少了很多“50后”房地产大佬身上的复杂和沧桑，而多了不少国际化的职业感、责任感和现代感、透明感，这是时代赋予毛大庆的符号和色彩。 很少有人知道，毛大庆的父亲杜祥琬是中国“两弹一星”研制的核心人物之一，著名科学家，长期从事核武器理论设计与核试验诊断理论研究工作，是核武器中子学与核试验诊断理论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也是国家最早派到苏联学习国防科技研究专家，如果说邓稼先、钱学森、王淦昌、郭永怀等前辈是新中国的第一批海归，杜祥琬也就是新中国送出国门的第一代海归。在之后的国家“863计划”中，又成为中国新型强激光研究的开创者之一、863计划激光专家组的首席科学家。 毛大庆的母亲毛剑琴也曾经从事核武器研究工作。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留学人员，回国后成为国内航空航天领域第一个女博士。后来，毛大庆的母亲长期进行航天设备的推进系统和控制系统的研究及教学工作。培养的博士、硕士很多都在神五、神六等国家航天事业的工作中发挥着骨干作用。 父母有这么神圣的工作，让小时候的毛大庆觉得“自己跟父母离得很远”：首先，父母的专业自己听不懂；其次，因为工作的保密性质，别人家的孩子都知道自己父母的工作，而在家里父母很少给自己讲。毛大庆记得，小时候，家里是有规矩的：父母的房间，自己几乎很少进，父母桌上的纸自己也从来都不敢碰。 小时候，爸妈经常不在家，甚至三岁以前，自己只对父亲略有印象，对母亲几乎没有印象——在那以前，自己和父母经常不在一起生活，父母一直在四川绵阳的大山里工作。以至于自己三岁多，母亲回家时，把妈妈叫做“阿姨”。 对于母亲，毛大庆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母亲已经年逾不惑时，还要每天晚上熬夜写博士论文。那时候没有电脑，都是用钢笔手写的。 提起父母，毛大庆会想到的词语是敬重、敬佩、敬仰、崇拜，反而不是普通人家常有的亲情、温馨、关爱这类词。但是，毛大庆依然深爱父母给了自己另一种形式的爱，比如做人的价值观、眼界、看待社会的角度、人要有追求、有韧性、以什么为快乐等等。比如有一个在火车上的故事，让毛大庆重新认识了人生。 那年，高考结束后，毛大庆与父母出差去大连，父母坐软卧，理论上可以帮自己也买一张软卧，但是父亲并没有这么做，而是给自己买了一张硬座。父亲说白天可以在软卧玩儿，晚上睡觉必须自己回到硬座车厢去。那时候的火车，硬座车厢环境很差，和软卧车厢比简直是两个世界。 结果，由于毛大庆白天没在，硬座座位也被人占了。自己回到硬座车厢时，只能让乘务长给自己找个地方挤一下。那个晚上，毛大庆只得拿两张报纸坐在厕所门口。那个地方很臭，睡不了觉，自己只有看车厢里面的人来打发时间，发现大家都是满脸“不高兴”。 第二天，自己跟父亲说起昨晚所看到的。父亲说：“你看得角度很好，中国很多人其实是不高兴的，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很多人是贫穷的，生活很糟糕，很多人的生活和你大不同……”这件事情，到今天毛大庆还记得非常清楚。 毛大庆在大学学的是建筑设计。一毕业，就去了泰国和新加坡。经历了不同文化感染的海外职业生涯后，从1996年开始，进入到新加坡嘉德集团，而且一呆就是14年之久。 嘉德置地是目前东南亚最大的上市房地产企业，总资产超过190亿新币(约120亿美元)，已经在新加坡、中国、澳大利亚、日本、英国、马来西亚、印尼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在嘉德的14年，毛大庆参与了房地产各个产品类型的开发，包括住宅、酒店式公寓、写字楼、商场等各种业态。毛大庆也由最初的集团旗下的雅诗阁北京首席代表，成长为嘉德置地环渤海区域总经理，全面负责环渤海区域的整体市场开发，先后主持完成了包括北京来福士在内的十余个大型房地产项目。 2009年7月，毛大庆离开嘉德置地，转任万科集团副总裁和北京万科总经理。说起嘉德置地，毛大庆的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自己曾写过一篇《有这样一段岁月让我永生难忘》的文章，来记录那段经历和对嘉德置地情感。 文章中写道：“嘉德之于我，已非企业和个人的关系，而是我最好的青春年华的寄托；与我相伴多年的同事们，更非领导和下属的关系，而是我人生里最值得珍惜的兄长和伙伴。” 在嘉德置地工作的这些年里，毛大庆深刻感受到，作为世界领先的房地产企业，嘉德在先进的内部管理机制、完整的体系化运作、高效的资金利用等方面，具有国内房地产企业不可比拟的巨大优势。特别是嘉德置地拥有成熟的产业链条，以及强大的房地产金融支撑，既规避了产业发展的风险，又有着发展前行的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嘉德汲取的营养让自己对嘉德充满感恩。毛大庆说，在凯德，自己永远是一个学生，自己的身上，也永远都有嘉德的影子。自己清楚地知道，嘉德给予自己的，比自己回报的多得多。 毛大庆在嘉德期间，先后取得了同济大学管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北京大学区域经济博士后资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房地产融资及伯克利大学EMBA研修证书。因为在新加坡公司工作的时间久了，毛大庆对新加坡的感情也很深。2011年，毛大庆出版了《一口气读懂新加坡》一书，《一口气读懂新加坡》从古代新加坡“淡马锡”开始追溯，详细介绍了新加坡的发展史，以及新加坡护照为什么会得到那么多国家落地签证待遇的奥秘。这个奥秘正是毛大庆理解的“新加坡”智慧：制度、规则、文化。 鉴于对人生和事业有着更深入的认识，毛大庆本着“将跨国公司国际化的视野和国际化的管理经验，嫁接到中国的本土企业之中，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的目标，毛大庆于2009年8月，加入万科集团担任集团副总裁兼北京万科总经理。 实际上，这也正是万科希望毛大庆加盟的原因。王石曾经坦言，拥有国际视野、具备中西方管理经验的毛大庆是万科心目中理想的管理人才。邀请毛大庆先生加盟万科，正是希望充分发挥毛大庆，多年在房地产开发运营领域的专长，将国际化的视野和管理经验引入万科，帮助万科进一步丰富市场格局。北京是中国消费能力最强的房地产市场之一，也是万科北京区域的中心城市，相信毛大庆的加入，能帮助万科进一步推动产品线领域的创新发展，不断开拓新的市场空间。 拓展万科的北京房地产市场“谈何容易”。几年前，董事长王石曾亲口承认：“万科1993年最早进入北京楼市，但业务一直做得不成功，地产销售排名十名之后，从来没进入过北京销售的前十。”有房地产资深人士也提到过，从1993年北京万科第一任总经理算起，到2004年，北京万科总经理梅开八度，总经理10年换了8个，这在品牌企业中实属罕见。 斯文、儒雅的毛大庆能不能给北京万科带来“突破”？最初，很多人都替毛大庆捏一把汗。但就是这个不温不火的“白面书生”，悄无声息地给北京万科带来奇迹，让北京万科成功占到“第一军团”的位置。2011年，在楼市调控之下，不少房企集团业绩呈现不同程度的同比、环比下滑，但北京万科的销售业绩继2010年之后再度冲破百亿元，成为2011年销售“老大”；2012年10月，北京万科的销售额再突破100亿元，提前3个月完成了2012年全年销售任务。 在很多人看来很难的事情，让毛大庆看似举重若轻地实现了。有人说毛大庆“大智无形”。他自己却从不关注这些，依旧认真、用心地做好自己的本分。 也正是基于此，一些人觉得毛大庆没有架子，没有地产“大佬”气质，而了解的人则知道，这其实正是毛大庆独特的智慧所在，只不过有人不了解罢了。 毛大庆说自己更重视制度、规则、企业文化等团队意识。现代企业要靠制度管人，而不是人管人。制度要让人有激情有活力，而不是束缚人。这样企业才能“透明”、干净，才能长久发展。 这种职业经理人的理念，可以让自己摆脱了“复杂的”人际关系，一切化繁为简。自己也因此而有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跑步、骑自行车，写作，做公益活动。很少人知道，多年来，毛大庆一直资助汶川地震中的芭蕾女孩李月，并把这个孩子带到了北京，帮她治病，同时为她联系学校，在背后默默地支持她，与李月情如“父女”。 显然，毛大庆的生活要比工作精彩得多，“工作很重要，但那仅仅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毛大庆，也是很多中国优秀职业经理人的人生态度。 毛大庆告诉我，自己将抽时间把多年来，自己记录老北京生活；和自己童年记忆的随笔博文《童梦京华》整理出版。文章选自《凸凹楼市·人物》
2015年8月6日 -
毛大庆：在北京，单薄的经营思想很危险
毛大庆认为，北京万科必须学会经营资产的能力，哪些产品需要“货如轮转”，哪些产品需要“金屋藏娇”。房地产在北京还有很长的未来，但一定要立体经营，多元化发展。 在一座围合式布局的矮层办公楼中央，是一片塑胶运动场。每天中午休息时间，都有乒乒乓乓的声音传来。这片运动场既可以打篮球也可以踢足球。办公楼离朝阳公园很近，下了班换上装备就可以去跑步。食堂在地下一层。万科集团高级副总裁、北京万科总经理毛大庆用“漂亮”二字来形容食堂。 费口舌向记者们介绍万科在北京的办公楼，并不是炫耀福利，而是想说明一种新理念在写字楼产品上的运用。毛大庆透露说，北京万科打算做一个让工作在其中的人不想下班的写字楼。可健身、可洗澡、可娱乐甚至是可以住宿的，可能还会有胶囊酒店。新理念将在顺义天竺万科中心首先尝试。 除了天竺项目以外，万科在北京还操盘了9个写字楼，分归于不同的产品线。万科打算将做社区商业的理念，服务写字楼人群。 从零售商业到写字楼，从物流地产到养老地产，和百度合作，与对外经贸大学成立万科区域经济与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眼花缭乱的动作背后，掩藏着“老大”的生存焦虑。“在北京这样一座城市，单薄的经营思想很危险。”毛大庆说。 多元化路径 “如何定义和规划北京万科的未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问。 毛大庆加入万科后首次在公开场合回答这个问题。他告诉记者，“大约两年前，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对我说，北京万科要立志成为一家优秀的房地产公司，而不是万科集团中优秀的一线公司。”王石的话对毛大庆触动很大，毛大庆称对北京万科的所有希望和规划都在沿着这个思路走。 他进一步解释说，优秀公司的出发点首先是经营健康的公司。北京万科努力在几个维度上提升能力。首先是以现金流为核心的经营思路。“原来的想法是，集团在上，什么事不行就往集团怀里躺。”毛大庆说。截至2014年6月28日，北京万科(不含京外项目)今年上半年已完成117.3亿元的销售额。这个新记录，不仅是万科的，也是全行业的。“一线公司不能再啃老，‘儿女’当自强。”毛大庆说。 如果仅仅是卖住宅、快速周转，无法适应北京的土地市场。事实上，不仅仅是北京，一线城市的纯住宅用地供应量都在急剧萎缩。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得的资料显示，2013年北京市成交土地中，仅有11%左右是纯居住类地块，45%左右是含住宅用地的综合地块。 毛大庆认为，北京万科必须学会经营资产的能力，哪些产品需要“货如轮转”，哪些产品需要“金屋藏娇”。房地产在北京还有很长的未来，但一定要立体经营，多元化发展。 在社区商业板块，万科在努力追赶领汇模式。商业综合体和写字楼在学凯德的经验，与资本市场结合以及整体退出。养老地产产品将在明年推出。除了熟练的住宅开发以外，其它新板块都规划新的未来。 复杂的业务条线，纷繁的合作背后，北京万科进入新领域的操作逻辑实则简单。结合万科的现状，模仿或学习最优秀的公司。建立新的管理团队，内部人转型和外部招聘相结合。万科也从万达、绿地等公司挖角了一批专业人才。借助外脑，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合作研究养老地产，与对外经贸大学合作成立万科区域经济与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以及与百度、从事写字楼认证的BOMA公司(国际建筑业主与管理者协会)合作等。 建立产品线，标准化后再进行复制。万科的写字楼产品有三条产品线。北京万科副总经理肖劲称，一是万科中心系，为最高端产品，主要为甲级或超甲级写字楼，是多业态纯商业综合体，包括首开万科中心和天竺万科中心2个项目；二是金域国际系，定位于中型城市商业广场和区域商务配套中心，一般紧邻产业园区或传统商务区，布局在融合住宅、商业、办公的城市综合体中，包括住总万科·金域国际中心、金第万科·朗润国际中心2个项目；三是万科天地系，以服务小微企业、创业家微乐园为目的，讲究SOHO办公，户型灵活实用，企业购置门槛低，包括万科长阳天地、长阳半岛V公馆等项目。相似的是，在进入零售商业时，万科也划分了产品线。 越大越危险 今年1月21日，万科B股转H股媒体见面会上，万科总裁郁亮称，万科甚至没制定新一年的目标，“房地产企业越大越危险”。在他看来，小企业实现一个具体的经营目标很容易，但企业大了，不能只用销售收入来衡量。 万科财报显示，在万科前十名全资附属公司中，2013年，北京万科的营业收入排名是第7，净利润排名第2，总资产排名第1，净利润率排名第1。但另一面，万科北京区域的销售利润率排名倒数第一，资产周转率排名第三，权益乘数排名倒数第一，净资产收益率排名倒数第一。 房地产发展的地区不平衡性，投射在全国化扩张的公司中，确有一些区域公司的利润，无论职业经理人怎样努力，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但从公司大的战略布局又无法舍弃。它也同时意味着，要达到优秀的标准，北京万科亦有需要提升的地方。 毛大庆相信，学习能力能弥补万科进入新领域欠缺经验的短板。但一位曾在万达等公司任职过、在商业地产领域从业超过15年的同行在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交流时表示，无论是万达还是万科，从公司的DNA来看，他们都是售卖型的公司，和持有型公司的企业文化有本质性的区别。售卖型公司做到60分就已不易，而持有型公司以做到100分为目标。在增量市场上，60分就可以完成任务。而存量市场上，越优秀的公司活得越好，风险越小。随着城市化进程进入尾声，存量市场迟早会到来。 北京万科2014年总体业绩将超过2000亿，其中35%来自于非住宅。据21世纪经济报道了解，非住宅部分三分之一打算经营，三分之二打算散售。经营并不是等于长期持有，有些项目可能会学习凯德模式，持有一段时间后，在资本市场上寻找退出渠道。 北京万科面临的首要困难，是目前散售型写字楼销售状况不佳，中小投资者一直在观望。从布局来看，万科的10个写字楼项目全部位于非核心商务区和新兴产业区。这些项目几乎全部是综合性地块的一部分，万科进入写字楼领域有被动的成分。 一位房地产经纪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看好偏远地区的散售型写字楼，因其难以保证出租率和收益率。北京万科需要研究产业布局，甚至是主动引入一些企业。毛大庆称，北京万科也在努力学习华夏幸福能卖会租的模式。（文章选自21世纪网）
2015年8月6日 -
王强：天使投资，看人比看项目更重要
王强，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Topic 01判断一个项目该不该投的标准是什么？“看人比看项目更重要” 王强：作为天使轮，我们还在投资非常早期的一个阶段，看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除了创业者的素质和决心，还包括他是不是真的从各个层面上做好了做这件事的准备，都是很关键的因素。 因为早期创业除了这个人本身的素质你可以有所判断之外，其他的很多因素都是没有经过市场检测的，都没有办法成为判定创业者优劣的标准。所以“人”是最重要的。Topic 02会更偏爱海归创业项目吗？“一视同仁，只要有创造力，找到局部痛点，然后改变世界” 王强：对于创业者来说，分海归和本土，我个人认为，是个没有逻辑的划分。因为创业，你判断的是看这个创业者有没有创造力，这个创造力对于所要进入的领域是否能够在市场中满足一个刚性的需求。当然更好是在满足这个刚性的需求之外，还可以局部地改变一些现实中存在的痛点，然后改变世界。 所以对于天使投资来说，没有什么年龄、性别、族裔的区别，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创造力。再详细点说，如果一个海归在硅谷创业，他应该已经适应了硅谷那边的文化。海归们如果回到国内创业，需要补的一课就是迅速接地气，或者寻找到非常熟悉中国市场、有极强操作和执行能力的合伙人或者团队成员，一起创业。Topic 03真格基金是如何“忽悠”这些海归人才回来创业的？“脱离不开新东方和教育情节” 王强：这和十几年在新东方这个平台上的耕耘有关。现在在海外的留学生，很多人当年或多或少都听过我和小平在新东方的课程、讲演、或者读过我们的书籍。他们当年立志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去追求这个留学的道路。但是留学之后他们人生将面临另外一个阶段——就是需要做事情。所以在做事情的时候，真格基金自然成为了他们选择的一个回归的平台。 我们过去的影响力能够迅速地让这些海外的学子们相信我们。而且我们以这个做老师的心态去对待她们。所以我和小平对于那些早期创业的年轻学子来说，与其说是一个投资者，更不如说是一个老师。老师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呢？老师的心态是爱惜才华、不惜代价、充满希望和期待地去帮助他们，在遇到任何困难险阻的时候能够推助他们，最后盼着他们获得成功。当然他们的成功也意味着我们作为投资者，真格基金最后的成功。Topic 04从投资人的角度如何看待政府在鼓励海归创业上态度的转变“全民创业是在鼓励一种梦想价值观——如果梦想是有价值的，自然也可以获得一定财富的回报” 王强：现在政府已经把创业作为一种年轻人应该敢于追求的生活方式提出来了。无论是在法规、制度还是行政手段方面都做出了极大的推动，再加上国内投资圈子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总的来说，中国目前是从上到下，创业不仅变成了国策，更重要是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政府的这种推动，非常重大的意义在于，这是千百年来，第一次大张旗鼓地鼓励大家认为用自己的才华，通过越来越理性有效的治理环境，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当然同时如果梦想是有价值的，自然也可以获得一定财富的回报。 如果这成为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价值观的时候，作为民族的创作力，会呈几何级数的喷发。政府在倡导年轻人创业过程中，不单单是在考虑就业或者是出路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民族的总体，我们将要向这个世界展现一种怎么样的创造力。 只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创造，我们才可以提高创造力的总水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创造力这个水平上和世界对话，甚至最后引领世界。Topic 05真格基金为何要举办越来越多的活动？“帮助有创业梦想的年轻人，缩短解决困惑的时间” 王强：办活动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办活动，想要达到什么的目的，所以我们的活动都是有很多的讨论和推演的。 很多时候，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我们的目的。什么样的目的呢？理性激情地，带着非常有效的信息来帮助创业者来解决他们在创业各个阶段遇到的困难。 你如果去看真格所办的活动，其实和大部分风投公司的活动是很不一样。比如我们举办的Zhentalk，面对自己的创业公司提供各个方面的指导，邀请相关嘉宾演讲。还有我们的真驿站，是一个面对海外学子的，类似商学院的活动，带领他们去走访一些初见曙光的创业公司，去和创始人深入交流，学习创业经验教训。 所以我认为去看一个公司的活动，先不要去看举办的频率，而是要去看这些活动的背后有没有体现这个公司的哲学，有没有这个公司想要实现的具体的目标。 创业现在已然成为了一个全民的活动。尽管如此，中国依然在一个非常初步的阶段。因此各种活动的举办有利于各种心怀创业之梦，但是刚刚进入正式人生轨迹的创业者们，去缩短他们了解企业、创业本质的困惑的时间。
2015年8月6日 -
China Daily: Africa is not China but can copy it
Kaberuka visited CCG and had a speech on July,20 Head of continent’s development bank says Beijing has an important role to play in industrialization It took China about 30 years to transform itself from a poor country to an important economic power, but Africa is trying to make the transformation sooner, says Donald Kaberuka, president of the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We have a lot to learn here from what they have done in such a short period of time," says Kaberuka, who attended a seminar at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in Beijing in late July. "I hope it takes Africa less than 30 years." Kaberuka also met with Chinese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leaders to discuss boosting China-Africa business links. It was his sixth visit to China, his fourth as president of the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established in 1964 to finance development of African countries. Africa’s growth is continuing apace, with a 4.5 percent rise expected this year, and 5 percent in 2016, according to an AfDB report. But while the world frequently compares Africa to China in the 1980s and 1990s, Kaberuka says he thinks it is important to point out some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Africa.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often portray Africa as if it were one country, he says. An epidemic in Liberia and several other relatively small West African countries, for example, was reported as an epidemic in Africa. "It is not quite right to compare China and Africa. China is 1.3 billion people, but it is one country. Africa is 1 billion people; it is 54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currencies, trading regulations, languages, and so on," he says. "There is a whole set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countries that people must be made aware of: Large economies, large populations; small economies; naturally rich countries;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Kaberuka says it’s true that there is a lot to learn from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First is this: When Deng Xiaoping started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of China, the starting point was increas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Chinese farmers were given the right to own their farms, and the fertilizer input was increased almost four times, so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moved very fast and there was enough food. As you booste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you’ve got supplementary labor available for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t won’t be different in Africa," he says. "That is an important lesson for us. If you want to industrialize, begin by increas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The second: It was not about the market or the state, it is about what works. "I like very much Deng Xiaoping’s famous phrase: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a cat is white or black, as long as it catches mice. That is something important for me. Another is: Keep learning as you go, and see what works," he says. Kaberuka says another major priority is to attract more Chinese businesspeople to invest in African countries. "The future for growth is in Asia-Africa, so getting Asian businesspeople to invest in Africa is a thing permanently on my mind," he says. Another misunderstanding frequently advanced in the media, he says, i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is all about natural resources such as oil, gas and minerals, which he calls "a complet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situation. There is a notion that the growth in Africa in the past 50 years is due to natural resources. Actually, that is not true. "Natural resources growth is fast but very volatile. Countries growing on the basis of investments have less growth than the natural resources countries, but it’s much more sustainable. What is driving growth now is investments, especially investments in infrastructure, demand, internal migration, increasing disposable income, expanding regional trade," he says, adding that such factors account for close to 30 percent of growth. As markets become more sophistic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is increasingly about the relocation of manufacturing. "Which, for me, is a much deeper relationship than simply a trading relationship," he says. "I also see more companies from here (China),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huge demographic changes of my continent." Since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United Kingdom, businesses moved around the world based on such factors as the competitive production of labor, technology and product markets, he says. In the case of the shoe industry, it was first developed in England, especially in Manchester and Leeds, then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n to the Far East to Japan, to Taiwan,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then to Southeast Asia and now it is moving to Africa. "That doesn’t happen automatically, but only if there’s enough energy to attract the firms, if the logistics are in place.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re have been many Chinese firms moving to Africa, moving to Ethiopia, because Ethiopian electricity is very cheap compared with China’s, and the logistics have improved a lot. "There’s a Chinese saying: You build the nest, I bring the bird. So we are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trying to build the nest, which is good infrastructure, certain services, some property regulation, so that the investors can bring the bird and prosper in the market," Kaberuka says. Two things on top of Africa’s agenda, infrastruc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are where China is expected to play a bigger role, he says. Africa has a deficit of $500 billion i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banks have created the Africa 50 Fund to try to mobilize capital from private markets for infrastructure, which is now mainly for African governments and institutions. This is expected to open to Chinese companies as well in the future, he says. Infrastruc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have to be developed together, Kaberuka says, and industrialization must be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competitive infrastructure. "Infrastructure is not enough. You need to also have logistics and logistics may involve soft elements, paperwork, bureaucracy, the speed of moving things. This is soft infrastructure, and we need both in industrialization," he says. Industrial parks and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 model often used by China in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now widely used by African countries such as Ethiopia, Rwanda, Kenya, Tanzania, and Nigeria, which Kaberuka says could be a good model for the continent’s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large countries, you cannot provide good infrastructure everywhere," he says. Industrial parks "might be a good way to begin, so as the government you provide land, electricity, water, telephones, you provide the basics, and the companies come to settle down". With China leading the new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of which two African countries, Egypt and South Africa, are founding members there are also high expectations for the bank to operate outside Asia when there are new opportunities, Kaberuka says. "I’d be more than willing to help them identify many more opportunities in Africa for infrastructure, for which the demand is huge. My sense is that the AIIB will bring a new agenda to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he says. Kaberuka also says that China should not take seriously the critics who accuse it of being "new colonists" in Africa. "Globalization is about everybody being everywhere, and more energy should be spent on issu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security, the justice system, economics and infrastructure rather than giving attention to the minority view ... of people who don’t understand the issues", he says. "Sensible people won’t say that. They understand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grow Africa’s economy, and to understand that China, like many other markets, has a role to play." He says he once went to a news conference in a European country that criticized China’s presence in Africa, but on that same day, the president of that country had flown to China with a delegation of 100 businesspeople. "You have American business here, you have Chinese business in Boston, you have African business in Guangdong. Everybody is everywhere, this is globalization," he says.(China Daily Africa Weekly 07/31/2015 page32)
2015年8月6日 -
大国崛起与“人才战争”
文/王辉耀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美国网罗人才的“世界眼光” 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美籍华人骆家辉担任商务部长时，曾非常煽情地说，骆家辉的祖父在20世纪初从中国广东乘船抵达美国，虽在美国举目无亲，并且不会说英语，但依然为实现“美国梦”奋斗。一百年后，他的孙子骆家辉住进了华盛顿州长官邸。奥巴马总结，骆家辉家族白手起家的移民奋斗史是“美国梦”最鲜活的体现。 当然，奥巴马自己才是“美国梦”最著名的代言人。可能大多数人都知道“美国梦”的主要内涵是“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却没有意识到美国在全球推销“美国梦”还有更重要的隐蔽性目的，那就是吸引全世界人才去为美国工作：无论你出生在世界上哪个国家(哪怕是美国的敌人)，属于哪个种族，只要是顶尖的人才，美国就会竭尽全力欢迎你；只要愿意在美国付出努力，就一定能够发挥你的才能取得成功，成为美国的州长、部长(如布什的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就出生于古巴)，你的后代甚至可以成为美国的总统。 一位美国学者曾在《华盛顿邮报》上解释“美国梦”说：“一直以来，美国是许多有才之士的移居之地。他们都在追求‘美国梦’--赴美求学，创造财富。过去40年，数以十万的海外人才流入美国，对印度及中国造成极大损失。” 可以说，美国确确实实是一个“不拘一格降人才”和“惟才是举”的国家，这种对人才的重视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不及。在英国、法国，人才必须先获得签证，居留数年才能申请绿卡随后入籍；在中国，2004年才出台长期引进人才的绿卡制度(1年后只有100人获批)，但至今没有人才入籍政策；有些国家只重视有钱的投资移民，而在美国，每年批准14万职业移民获得绿卡，投资移民只有1万，杰出人才、优秀人才、专业人才则各4万，其中“国家利益豁免”、“杰出人才”类别不需要申请劳工证，杰出人才作为第一优先对象的类别不必等待排期，不需由雇主来提出申请，就可以用自己的名义直接申请成为美国的永久居民。 这也是美国而不是英国或者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根本原因：美国拥有的是世界一流而不是国内一流的人才，美国在欧洲、亚洲竞争对手的最优秀人才不是在与美国的顶尖人才竞争，而是来到美国与美国本土最顶尖的人才一起为美国工作。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主要领导者之一恩里科·费米，登月行动“阿波罗”项目的主管以及美国的“导弹之父”冯·布劳恩，“氢弹之父”爱德华·特勒，“电子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这些改变美国也改变世界的科学家，没有一个出生在美国，但这些全球顶尖人才都像爱因斯坦一样，在欧洲成名却被美国挖走，并入籍扎根美国，最终也把世界中心从欧洲带到了美国扎根。2004年，美国将火星探测车送上火星，探测车着陆系统首席工程师李炜钧也是出生中国大陆，计划飞行主任陈哲辉则出生中国台湾。 美国能够吸聚全世界大多数顶尖人才的原因，又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硬件基础，更主要是因为他们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重视人才的态度与制度。正如骆家辉答奥巴马所说：这样的“美国梦”故事，也只有在美国才可能发生。 发达国家的“发达资本”主要是人才 新加坡建国之后，任何资源都没有，连饮用水都必须向邻居马来西亚买。但新加坡却依靠发掘人才资源--也就是所谓的“精英治国”战略而成为发达国家，本国人才不够优秀，就提供高薪、低税去引进海外人才。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曾概括说：“在这个时代，所有的发达国家为了增强竞争力，都必须依赖外来移民和人才，而美国之所以能在许多领域居于领先地位，就是因为它广纳人才。” 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以“人多地少”作为国家无法成为发达国家的原因。但是，同样起步较晚，又非世界交通咽喉位置，面积不如中国云南省、而人口却达1.2亿、多火山地震又资源贫瘠的日本，各类人均自然资源指标比中国、印度都更为严峻，却依靠能揽全世界资源为己所用的人才战略，而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人均收入曾一度高居世界第一。世界上先后有7名华裔获诺贝尔自然科学领域的奖项，其中4人是中国留学生出身，但没有1个人拥有中国籍。 如今，包括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在内都开始复制这种美国模式，包括塑造国家梦想吸引人才。专门负责海外猎取人才的“联系新加坡”主管David Tan就说：“我们出售梦想。我们的研究显示，新加坡以世界一流的效率而闻名。因此，我们需要出售软实力--实现梦想的地方。”这三个20世纪才开始独立的国家，如今也都成为发达国家。 韩国为了对外国顶尖人才表现足够的诚意，这个过去反对双重国籍的国家决定最迟2011年允许外国顶尖人才(包括外籍韩裔人才)持有双重国籍。韩国《朝鲜日报》等媒体甚至认为与欧美竞争对手相比，这样的努力还不够：“要想成为人均收入达3万美元的发达国家，就要确保一人可以养活数万人的21世纪型人才。要最大程度地将他们吸引到韩国，仅提供奖励远远不够。我们应该进行全方位努力，改善商业和生活环境，建立能积极接受外国人并与其共存的宽容文化，打造有吸引力的韩国。” 几乎所有国家都意识到：获得外国的技术、专利、知识产权需要付出高额的费用，但是，获得外国掌握这些技术的人才却可能完全免费。即使人口再密集的国家的公民也能够感受到：太多普通外国人的入籍扎根，可能会让土地、公共资源、就业机会等更加紧张，但那些能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提升国家竞争力的“超级人才”入籍，则只会让他们得到更多好处。 相比之下，中国对外来人才的态度还不足够开放，其消极影响也相当明显。一个来到中国投资的外国人曾被私下质疑说：为什么你们(外国人)来到中国都“入乡随俗”地学会了忽略环保、漠视劳工权益？即使再正规的跨国公司，似乎来到中国都把这里只当成一个只用来生产的“工地”？而在欧美国家就完全不同，即使没有法律规定和工会抗议，也会对自身有高标准要求？ 这个外国人回答说：“问题在于欧美的制度是希望外国人来赚钱的同时，也争取他们把赚到的钱留下。但要外国人把赚到的钱留下，赚钱时要像对自己的家园一样自觉爱护，就得保证这些有产业、资金以及才能的外国人能够在你这里入籍安家。中国不欢迎我们入籍安家，不欢迎我们成为‘自己人’；人不留下，赚的钱自然也不会留下；既然永远不可能成为家和归宿，那自然就是‘工地’，是中国的制度让我们外国人只想来赚钱。” 后来，这个老外又补充了几句：“其实中国这样很吃亏，外国人有才华或者有钱，就应该通过技术或投资移民的形式欢迎留下；如果对方不是高级人才也没有资金，则通过设置签证时间、申请绿卡和入籍门槛赶他们离开。对于国民来说，来抢我们就业机会的外国人全力排斥；如果能为我们创造成千上万就业机会(即投资移民)、拥有我们急需的先进技术(技术移民)的外国人才，就竭尽全力欢迎，这才叫务实。”本文原载于《新华日报》，并收录于《国际人才战略文集》。
2015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