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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中国智库：站在春天 遥望政策
“内参为王”的时代，与官方的直接联系依然是智库影响力的决定因素。政策细则待定，体制内智库希望打破僵化的人事财务机制，民间智库则盼望鼓励企业捐赠以维持生存。 2015年1月20日，智库们奔走相告“春天真的来了”。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 回首近几年对中国各类智库所做的长期跟踪观察，中国网智库频道原负责人张林告诉财新记者：“《意见》公布我们就安心了，至少证明我们之前围绕智库所做的研究、报道和呼吁不是‘自嗨’。” 连一直抱怨民间智库被歧视的大军咨询创始人仲大军也感受到了温度的变化。“政府制定了新的政策，主要是注册管理方面。以前我们办民间智库想去民政局注册很难，没办法都跑到了工商局注册成企业。现在民间智库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来注册有思路了。前几天民政部还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文件起草讨论会。” 春天并非忽如一夜来，被智库研究者们挂在嘴边的《意见》，在公布前经过了长期的酝酿。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就明确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当时官方文件还更多地使用“思想库”而不是舶来词“智库”。2013年4月，习近平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把智库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此后，媒体持续聚焦“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美国著名智库的名字一时成为媒体报道中的高频热词。 正如《意见》的结尾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按照本《意见》精神制定具体办法”，欢呼进入春天的智库也意识到，真正更实质性的改变可能还要等些时日。 春天里的烦恼 影响力是智库的生命和价值所在，但如何界定一直缺乏标准。今年初由零点国际发展研究院和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中国网联合发布的《2014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希望采用客观指标来构建公允的智库评价体系。报告将智库影响力分为专业影响力、政府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等四项，比如国际影响力是根据该智库与国际机构合作的频次、合作的国外智库数量、智库主要研究人员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次数等数据综合计算得出；而政府影响力，具体指标包括智库为政府人员培训的数量和级别、承担政府委托项目的数量和级别、获得政府领导批示的数量和级别，以及参加政府部门座谈会的数量和级别。 基于这一整套评价体系，《智库影响力报告》排列出了中国综合排名的前二十名，以及各分类榜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名列智库综合影响力前五；北大国发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分列高校智库影响力前三名;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分列民间智库前三位。 在零点-中国网版《智库影响力报告》发布之前，行业内已有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的智库排名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智库排名，后两者都是采用同行专家提名和主观打分的方式。 毫无疑问，在中国，智库的影响力主要来自其对权力的影响力。很多智库并不愿透露自己获得高层批示的数量，作为《智库影响力报告》参与者， 张林感叹，“即便这一指标没有分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科院也可以稳居智库综合影响力前两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直属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成立于1981年，其官方网站显示，2014年该中心报送各类研究报告483篇，中央领导对其中121篇报告作出批示301次。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于1977年，官方网站显示，社科院现有研究所31个，研究中心45个，全院总人数4200多名。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曾透露，作为中央政府最主要的高端智库之一，社科院有自己的上报系统，有多种报告呈送，其中最重要的报告只送给40多人看。 中国智库的整体状况大致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所说：“目前我国有近2000家各类政策研究机构，约90%是体制内的，主要设立在各级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技系统和企业。长期以来，它们是我国决策咨询体系的主体。” 学界、媒体对这2000家大大小小智库的分类方法有很多种。大致都是按照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社会科学院和高校）、民间智库三分天下；也有的因为社科院系统体量巨大，将中国智库分为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 但人们逐渐发现，这些标签对于说明智库的影响力意义不大。“做得好的民间智库基本上还是与官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受访的智库研究者都向财新记者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很多体制外智库的高层渠道让我们这些体制内智库望尘莫及。”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项目组执行组长李凌说。 被称为“中国最高级别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下称国经中心）2009年3月成立，拥有包括理事长、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内的超豪华阵容。2013年，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中心的终极目标是建成中国民间智库的旗舰。本次采访期间，国经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又向财新记者做了修正：“国经中心的定位是社会智库，不叫民间智库，也不叫半官方智库。”对于过去媒体报道大都将国经中心称为“一家政府智库”一事，魏建国表示，“外面怎么看是外面的事情，财政预算里面没有给我们的钱，我们也没有编制。” 但在谈话中，魏建国并不讳言国经中心强大的体制内运作背景，“我们有的理事可以参加国务院常务会议”，“我们会安排研究人员到地方挂职副县长，回来之后写出来的东西明显更接地气”。 很多近年新崛起的民间智库都有类似的特点。盘古智库的发起人易鹏曾是国家发改委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会长王辉耀担任着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等职务。 体制内智库（包括党政军、社科院、高校）的烦恼大致相同，而民间智库各有各的烦恼。 体制内智库大多受限于公务员、事业单位体制的人事和财务管理限制。一位体制内机构的研究人员举了几个例子：“领导干部每年出国的次数、每次出国的天数、每次出访的国家都是有限制的，如果我们要考察‘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可能就要反复回国重新申请”“如果我们外请一个同声传译，要支付人家工资，有时候会议有保密要求需要用自己的同志翻译，却不能支付报酬”。由于人才激励机制不足，体制内智库人员跳槽到公司的现象时有发生。 民间智库则因为吃不上财政饭，首先要考虑的就是经费问题。即使进入了智库的春天，智库研究学者清华大学朱旭峰教授依然认为，对于中国的非官方智库来说，首先是要活下来。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的前身是2000年成立的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它的创始人仲大军下海前曾在新华社和《中国经济时报》工作。由于在民政部注册受阻，仲大军将自己的智库在西城区工商局登记注册为股份合作制公司。自成立以来大军咨询几乎所有的活动都是仲大军一个人进行的。 经过十几年的艰难求生，64岁的仲大军坦承现在“有些懒了”：“这些年就靠写文章，哪里能发就发，有没有影响政策，我们也不太去管了。我们也在观望，形势不好就不干了。”当然并不是每个非官方智库都担心生存问题。之前有媒体报道，被称为“超级智库”的国经中心在成立之初就有5亿元基金作为后盾。对此，魏建国澄清，“只筹到了3亿元”，“每次办论坛、峰会都要单独筹集资金，就几百万元”。 知识到政策间的鸿沟 智库被称为知识到政策之间的桥梁，对不同智库来说，桥有长有短。参与智库报告制作全过程的张林和李凌都认为，现今，智库影响决策的主要方式还是内参系统。 作为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罗援少将，对自家智库的政策影响力十分清楚：“内参批示也有，不便说，对决策层也是有影响的。作为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我曾经以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副会长的身份提了一些建议，有些已经被国家采纳了。当时我们一共提了25个提案，其中10个提案已经落实了，包括在南海设立特别行政区、成立国家海警队、国庆游行设立老兵方队等等。” 清华大学教授朱旭峰在《中国思想库：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研究》一书中，通过构建模型、定量分析发现：理应成为智库核心能力的专家知识运用能力，无论是在社科院、高校还是民间智库，对实际智库影响力贡献都是次要的；智库通过提高本机构的综合研究能力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效率并没有通过政府关系来的高。简而言之，就是搞好学术效果不如搞好政府关系和人脉——当然这是针对所有类型的智库。 也有智库工作人员和研究人员不同意这种说法。一位社科院研究人员分析认为：“选择民间智库还是官方智库，跟买方有关，如果是政府机关要委托智库做课题，当然交给官方智库更放心，出了问题承担的责任也小。”他同时强调，官方背景较弱的体制外智库即使缺乏“内参”渠道，也可以通过媒体影响公众和知识精英来发挥影响力，并最终获得官方的关注。 很多情况是桥梁的两端都很茫然，智库不知如何找到需求方，需求方也不知道哪家智库可靠。罗援告诉财新记者，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也会把一些研究课题委托给其他智库来做，或者合作，但“不知道哪个是正儿八经的”，或更有权威、更有实力。他建议“梳理一下智库黄页，分门别类列一个名单”。国经中心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魏建国表示，民间智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时候不知道找谁合作。 一旦打通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或者民间智库得到了官方的好评，市场反应常常很明显。 零点国际发展研究院智库报告负责人郭维维告诉财新记者：“去年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提了一下零点调查，之后负责政府项目的部门业务涨得很厉害。零点的公共智库部门以前做社会性的、公益性的调查，都是自己花钱做，所以都是微亏或者持平，去年一下就变为盈余。” 郭维维这样看智库春天带来的变化：“如果说是影响宏观政策制定的能力，零点是很弱势的。偶尔也能拿到批示，但是很少。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几年宏观环境也没有变得更好。但如果从拿到政府的调查项目的角度，现在环境好了很多，只不过可能有的项目不方便以零点的名义发布。” 探索与观望 2015年6月，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在微信公众号上挂出了特约研究员和研究助理的招募信息。从招募信息可以看出，公共政策中心正在调整自己的研究团队，跨学科、跨单位甚至跨体制的研究合作在被引入传统的研究机构，而人才流动的入局很有可能将搅动原有的用人格局，为原有的研究人员带来一定竞争的压力。 虽然《意见》从组织管理体制、研究体制、经费管理制度、成果评价和应用转化机制、国际交流合作机制五个方面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但大都是原则性的。半年来，高端智库们已开始探索如何将原则付诸实际。 所谓“高端智库”，是指《意见》提出的重点建设50-100个国家亟须、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意见》明确提出支持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科协、中央重点新闻媒体、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军队系统重点教学科研单位及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开展高端智库建设试点。 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扬向财新记者透露：高端智库试点的选择是采取点名的方式，比如由中央点名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一些智库领军人物，之后成立相关的监管理事会，制定高端智库的管理办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央党校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本机构的高端智库试点方案已经上报正在等待中央批复，目前不便接受媒体采访。中央党校方面强调，“试点方案有1万多字，方方面面都有，到时候就知道了。” 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意见》颁布后不久，较早参与中央党校智库建设工作的中央党校校委委员、科研部主任梁言顺就对《光明日报》表示：《意见》强调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特”，较好地处理了智库发展与政治敏感之间的关系，比如在基本原则上，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强调坚持围绕大局，服务中心工作，明确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政治红线、法律底线和努力方向。 从高端智库负责人之前透露的零星信息看，高端智库试点的改革热点集中在人事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曾表示，人才是智库的根本，人事制度是高端智库建设最核心、最关键、最先要做的制度设计。 李凌利用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的平台了解过很多智库的改革想法。“最重要的一个是人、一个是钱。现在人才的评价还是按照高校的体系，看发表论文数，但是智库和学术机构不一样，评价要看咨询建言的质量。而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很多机构都在不停地报课题，课题费使用上又容易出违规行为。这个状况需要改变。各地都在制定细则”。 《意见》中针对社会智库的论述，集中在规范和引导社会智库健康发展。文件中，社会智库的定位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成部分，要求坚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由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规范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智库的若干意见，确保社会智库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进一步规范咨询服务市场，完善社会智库产品供给机制；探索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途径，营造有利于社会智库发展的良好环境。 虽然《意见》中未曾提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盘古智库等民间智库都在接受采访时呼吁企业捐赠民间智库。王辉耀提出，建设新型智库，首先要为民间智库争取参与权，尤其是政府的公共政策采购，要严格遵循采购制度，政策课题的招投标一定要对所有智库开放，而非包干给体制内的单位；其次，要建立支持智库经费的渠道，鼓励企业捐赠智库事业。 根据企业所得税相关法规的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民间智库呼吁，智库生产的是非盈利性产品，企业捐赠智库也应该具有抵税资格。 即便面临生存问题，民间智库依然大多选择回避境外资金。中国社科院下属某研究所也透露，不太敢接国际项目，怕有事说不清。 “智库需要提供的是关于公共政策的建言献策，而不是改变政治体制。”上海社科院李凌认为，民间智库有很多可以研究的，“没有必要去碰这些敏感的话题”。本文选自《财新周刊》2015年7月30日
2015年8月4日 -
【和讯智库访谈】苗绿：中国应建立国家猎头机构
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执行秘书长苗绿博士做客《和讯座谈会》栏目，对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发展设想、中国社会智库格局、中国绿卡制度与人才国际化等话题进行了剖析。苗绿指出，全球已经打响了人才战争，中国政府应建立一个国家猎头的机构，因为很多人才是需要去三顾茅庐的，需要由专门机构负责国家人才库、全球人才库以及人才地图的维护。 在国际上高端人才引进方面，很多政府都非常重视猎头的作用，像美国、新加坡、德国、印度、韩国等国都有非常完备的政府猎头体系，中国在该方面具有很大差距。苗绿博士认为，世界上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移民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直都建议中国政府也要做这类机构，可以不叫移民局，叫人才局，还可以在海外使领馆中建立移民人才处。 苗绿鲜明指出，中国政府还真没有一个国家猎头的一个机构，因为很多人才是需要去三顾茅庐的，也需要国家人才库、全球人才库和人才地图，要统计这些东西需要由专门机构负责，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很积极，在中组部的倡导下他们很多都走出去，在全球猎取一些人才。 针对人才签证机制中存在的壁垒，苗绿博士指出，人才签证的原则要跟公司和税收挂钩，也希望把现在已有的人才签证做实做好，并破除壁垒，让绿卡更容易拿。此外，中国还要扩大外国人申请绿卡就业单位的范围，无论是在体制内的机构还是跨国公司研究所，只要能在中国找到比较好的工作，我们可以设定一个限制，什么样的工作你能找到。此外，还可以出台一些就业单位的职位清单，这样根据我们市场导向去找国际化的人才，这些都是需要做的。 苗绿现在担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执行秘书长，同时也担任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和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副总干事。苗绿博士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当代中国研究的博士学位，曾经在美国哈佛大学、纽约大学等机构担任访问学者，并曾参与多项国家部委以及中国社科基金的研究课题，出版的专著包括《大国智库》、《中国海归发展报告》以及《国际人才蓝皮书之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本文选自和讯网，7月30日
2015年8月4日 -
【城市化发展】中国最具潜力城市强势洗牌的秘密
在全球化时代，城市竞争力可能就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一个城市的竞争力源于它的性价比，人们会“以脚投票”，尤其是越来越壮大的中产阶级，都愿意到性价比高的城市生活。 在中国的四个一线城市里，北京、上海常住人口都已超过2000万，广州、深圳已经超过1000万。而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数字还要变大。 目前，中国很多人口增速最快的城市都是中国的省会城市或者在经济增速最快地区的大城市，这些城市拉动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 然而，任何城市都具有跨越的可能，随着城市的地位和实力不断变化，有些新兴城市崛起，有些城市不断失色，在竞争中落后。在短短五年里，中国最具潜力城市已出现了“洗牌”。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发布的“中国新兴城市排名”中，位于中西部的贵州贵阳、湖北襄阳、湖南衡阳占据了三甲的位置，位列前十名的城市还有重庆、宿迁、淮南、淮北、株洲、郑州、成都等城市，其中只有江苏宿迁位于“东部地区”。 据了解，早在五年前，经济学人智库就设计了新兴城市指数，指数以增长指标为基础,统计城市GDP、人口、居民收入和基础设施的变化。 此次新兴城市前三强分别是贵州省贵阳市、湖北省襄阳市和湖南省衡阳市，而在五年前的城市排名榜单中,几乎难觅这些城市的踪影。 经济学人智库表示，这些城市的发展主要受到投资和基础建设发展的推动，但都辅以创新政策措施。 贵阳曾经也是充满争议的城市，但最近几年，贵阳以大数据中心的形象出现。几大国有电信巨头都已经在贵阳投资建设大数据中心，阿里巴巴、富士康等企业都在贵阳投资建厂，并带动新兴的数据分析等产业发展。 其它信息技术公司和中关村科技园等也落户贵阳。刘倩解释说，这带动了贵阳产业结构的转型，一改以往依靠采矿业和重工业的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和投资还转变成消费能力，使其脱颖而出。 贵阳的变化也适用于西部的成都、重庆等城市。新兴城市排行榜前20强中有18个城市不属于原先占据领先地位的东部省份。经济学人智库的研究显示，包括襄阳、衡阳在内的中西部城市都抓住了东部产业转移的机遇，建立专门工业园，走出了过分依赖房地产的周期，吸引新的投资，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中国内陆城市的不断崛起为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到2019年，武汉市的经济规模将超过葡萄牙或捷克。 22日，武汉市统计局联合国家统计局武汉调查队发布上半年武汉经济数据：GDP比上年同期增长8.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三大产业中，第三产业增速最快，领跑武汉经济。 具体来看，上半年，武汉第一产业增长4.2%，第二产业增长8.3%，第三产业增长9.3%，第三产业增速高于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对武汉经济的支撑非常明显，在8.7个点的GDP增幅中，第三产业贡献率达到4.8个点，超过一半。”武汉市统计局副巡视员、新闻发言人应小莉表示，第三产业当中，金融市场稳定增长，房地产上半年销售情况回暖，盈利性服务业增速也较快。 据了解，贵阳将自身定位为国内领先的“大数据”中心;襄阳建造了专门的产业园来吸引企业;而台湾合约电子制造商富士康的投资也促进了衡阳的经济发展。 经济学人智库的报告预测，中部省份的城市表现将最为强劲，主要得益于产业转移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未来还会产生新的红利。 与之相比，东北城市面临人口外流和固有经济结构的难题。鞍山、齐齐哈尔、抚顺等城市到2019年的市辖区人口预计都会出现平均年度负增长。 传统上依赖资源和原材料的城市，比如包头、呼和浩特、太原等受到价格走低的冲击，排名后移。采矿业和重工业基地城市发展前景恶化，这明显地集中在东北地区。 以吉林省会长春为例，2010年时尚在前20强，2015年已跌至86位。经济学人智库分析，在振兴东北政策下，长春搭上了政策春风，在本世纪初一向发展顺利。但2012年起，受到占据该市工业总产值近60%的汽车工业消费低迷的影响，长春的经济一蹶不振。 另一方面，长春在事先经济多元化和鼓励创新方面进展缓慢，没有摆脱对国有企业的依赖。长春的人口问题也很突出，难以提供有竞争力的就业机会，吸引高技术人才。2014—2019年长春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出现下降，限制产业发展，并影响到消费能力。 “东北城市以国企为主，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如大宗商品变化带来的工业产品价格下降等冲击，反应相对滞后。”经济学人智库中国研究总监刘倩指出，东北城市应该努力解决不利的人口发展和结构经济带来的影响。 东北也不是全部“失意”，辽宁的锦州和营口依靠大力发展港口提升了竞争力，位居新兴城市前20位，这也显示出各城市适应新政策和产业调整能力的差别。 “中国内陆城市的不断崛起为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刘倩称，排名前20的新兴城市再也不会是让人忽视的“小市场”：它们市辖区人口总和将在2019年达到5000万左右，人均可支配收入将在2013年的水平上增长60%，年均收入超过10万元的居民人数将从不足50万人增加至440万人。 新兴城市竞争力的秘密就是告别单一，拥抱多元。 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告别“黄金年代”，全国各地楼市都火爆、所有产品都热销、所有房企都赚钱的时代，一去不返。“分化”已成为关键词。 例如，沈阳与贵阳这两个城市在过去5年间倚重房地产开发。沈阳楼市的库存量与去化周期向来是业内所关心的重要数据，一直以来，沈阳房地产市场较高的库存成为楼市正向发展的巨大压力。 数据统计，2014年底，沈阳楼市库存量为29328888平方米，而如今沈阳楼市库存为27796682平方米，库存量呈现出减少的趋势。 2015年开年至今，商品住宅库存量逐渐减少，从年初的接近2900万平方米，缩少至现在的2700万平方米左右，一是销售量在回升，同时，新增供应量减少，其中销售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5%，而新增供应量同比减少了27%。 在政策利好叠加下，特别是沈阳市政府房交会“购房补贴”的大力刺激，商品房、商品住宅成交量同比去年明显回升，可以说有了“复苏”迹象。 但同时由于沈阳整体“商品住宅库存”尚需时日消化，所以是否彻底“转暖和复苏”尚待持续观察。从目前的库存量和销售量来看，沈阳商品住宅的去化周期大约在27个月左右。 另据数据统计，截止到2015年3月，贵阳楼市库存907.14万平米。按照贵阳一季度楼市每个月44万方的消化速度，贵阳楼市库存量为20.6个月，属于健康范围。 在中国，大量人口的自由流动，扭转并主导了中国各地区之间人口变动的方向，进而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而随着人口数量红利逐渐消失，中国很快将陷入“抢人大战”。 即使中国已进入“新常态”，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等地区等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均GDP已逼近某些发达国家，但是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仍保持在较高速度。 因为有另一只无形之手在拨弄经济的脉搏——流动人口。在中国，大量人口的自由流动，扭转并主导了中国各地区之间人口变动的方向，进而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 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底，全国流动人口达2.45亿人。这意味着，全国有超过18%的人口离开本地或本省在外生活。 东北地区是人口流出最明显的区域之一。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东三省每年净流出的人口约200万人。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吉林都是人口净流出，只有辽宁每年还有大约20万的人口净流入，但远比不上北京市40万至80万的年人口流入量。 按照六普数据，黑龙江总和生育率1.03，吉林1.03，辽宁1.0，远低于全国1.5%，比江苏、浙江等经济更发达地区都低，仅高于北京、上海等极少城市。甚至比基本同纬度的韩国和日本要低，2013年韩国女性的总和生育率为1.19，日本为1.34。 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东北，出生率又极低，整个人口结构自然也更快老龄化。如2013年辽宁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10.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43个百分点。 不夸张地说，多年人口净流出加上明显的老龄化，使得东三省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甚至陷入人口危机。 目前，东三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全部低于1‰，其中吉林在2012年降至0.36‰，黑龙江在2013年降至0.78‰，而辽宁省2011年至2013年已开始负增长，2014也仅回升到0.26‰。 人口压力带来经济潜在增速的下行。东北地区经济从2012年开始大幅下滑，2014年黑龙江省、辽宁省GDP增速不及6%，吉林省也仅6.5%。 对东部人口流入省份而言，“人口顺差”也是其GDP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北京、上海等地每年由人口净流入导致的GDP增长可能达2个百分点，使得其GDP仍能达到7%左右。 “农民工是东部劳动力的重要补充，甚至是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主体”，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不过，目前青年人绝对数量下降，而中西部工资上涨很快，年轻人回内地工作动力增大”。 在进入21世纪后的近十多年来，规模扩张型的城镇化和土地财政愈演愈烈，如果再对各个城市的扩张计划进行加总，在至2020年的发展规划中，各个城市的人口需求恐怕也是以数十亿来计。 这种情景假设再清楚不过地揭示出，中国各地的城镇化和经济发展规划，将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人口资源抢夺大战。如果各地的发展规划都得以落实，中国所拥有的各种资源恐怕会被消耗殆尽！ 眼下，各大省会城市、发达地级市及县城都在大张旗鼓地建新城、设新区，但面对即将到来的和一二线城市抢人的局面，他们准备好了吗？ 为长远计，对于大多数城市来说，早建立起吸引劳动力的优势，就能在城市间抢人大战中占据先机。或许，下一个中国最具潜力城市就是你。文章选自智谷趋势，2015年7月29日
2015年8月3日 -
【人民日报】丘成桐：创新来自对学问的真正尊重
选自《人民日报》第5版，2015年7月30日，内容为丘成桐教授在CCG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的演讲，作者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从人类生存和人类文明的高度出发作出的研究，才有可能真正达到文明意义上的创新，进而实现有益于民族与世界的成就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创新的时代。从一个学者的视角看，大学的创新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方面。这是因为，创新从根本上而言是一个文化问题。大学作为追求真理、生产文化的场所，理应是创新的源头。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从政府官员到大学校长的一个普遍心态，或者说，很多人的最大愿望，就是中国学者能够拿到诺贝尔奖。当然，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也是世界上很多大学学者的愿望。但一个学者的终极目标不是为了得大奖，或者受到外界的重视，而是应该有一个基本目标，即人类对大自然的了解，对人类生存和人类文明的探究等。从这样的出发点作出的研究，才有可能达到文明意义上的创新，进而实现有益于民族与世界的成就。 今天我们谈中国的创新，改革开放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实际上，开放也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称得上创新时代的重要条件。比如，明代、清代的创新能力就比不上汉朝、唐朝和宋朝，因为后者的开放程度更高。我们今天讲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离不开和国外优秀文化之间的交流。 真正意义上的创新，离不开扎实的基础研究作为支撑。国外一些名校对经费也很看重，会花很大工夫筹措资金，但这些经费往往并不用在那些立竿见影的研究上，而是用在一些基础研究方面，因为这是创新的真正基础。 中国要实现世界意义上的创新，要以兼容并蓄的胸怀、相应的机制吸纳人才。这里所说的人才不仅指中国自己的人才，还包括世界各地的人才。回顾其他大国的创新历程，都离不开对世界范围内人才资源的调度和使用。然而，我们有些大学在机制上还不能营造吸引人才的环境。比如我刚刚知道，在国内通不过体检就不能做教授。有一位教授，因患糖尿病，国内某大学就不能聘请他。这实在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而类似的制度还有不少。如果这些令人费解的制度不改变的话，我们的大学恐怕就难以吸引世界一流学者，更不要说使全世界最好的人才到中国来。 创新的另一个基础，则是学术道德。通过一定的机制，针对从大学生、研究生到教授的创新过程进行规范，以保证他们的理想和贡献是在尊重他人的基础上完成的。如果一个大学没有一定的制度，对自己的教授和学生进行道德行为的约束，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目前，抄袭问题依然是困扰中国大学的一个现象，需要正视并解决。包括“合理借鉴”应如何界定，也应在制度上规定清楚。对原创思想的尊重，是创新的起点。 另外，对于鼓励创新而言，合理的考核方式也很重要。中国是一个重视考试的国家，公平的考试制度让无数平民子弟进入高等学府。然而，如果只是用考试的方式考核人才，对创新并不利。比如，现在国内的很多奖项基本上都是某种程度的考试。拿奖要去口试，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在国外拿过不少奖，但从来没有要口试拿奖的。国内几乎所有的荣誉和课题等都要自己申请，包括院士都要自己准备所有的材料，我做过很多国家和学术机构的院士，从来没有准备过这些材料，这是需要改变的。只有真正尊重学者，尊重学问本身，才能够将好的学问做成。有了这些学问，创新成果才能真正汇入国家发展的长河。（作者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文章选自《人民日报》第5版，2015年7月30日
2015年7月31日 -
《环球时报》重点报道：龙永图、吴建民、郑永年解读“中国如何适应全球化新阶段”
以下内容摘编自“2015 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大会发言。该论坛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龙永图：全球化体制面临无所作为的窘境 从微观层面讲，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涉及人才的国际化、企业的国际化以及资本的国际化等多个层面。但在讨论这些具体层面之前，更重要的是要把握全球化在宏观方面的重大趋势。 就我所熟悉的经济领域而言，表面上看全球化确实处在倒退之中，国际贸易体制正在被空前削弱，世界贸易组织从未像现在这样弱过。与此相反的是，现在各种双边多边自贸协定、区域贸易集团和区域贸易安排蓬勃发展。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其中很多贸易协定都缺乏开放性和包容性，TPP就是其中一例。那么，这种区域贸易的发展会不会是短暂的退一步、进两步，将来还是重回推进全球化的主流呢？这可能还有待观察。 不仅经济和贸易领域如此，整个全球化体制现在也是这个样子。联合国成立70年来，西方国家一直在削弱联合国组织。尤其是在无法控制联合国以后，它们搞了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等。可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就会形成一种循环，使全球化体制变得毫无作为，这对全球化肯定是极大的打击。 总的来看，现在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名声并不是很好，某些世界性重大贸易或金融会议举行时经常引发举办地民众的游行示威。这就反映出一种奇怪现象，即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一些工人阶级或普通民众是反对全球化的，真正支持全球化的是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大的商业利益集团。那么，类似西方这种反全球化浪潮，未来是不是也会发生在中国呢？要防止这类事情发生，我们需要研究如何切实夯实全球化在民众中的基础，而不仅仅是体现在政府的努力和支持层面。▲(作者是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主席)吴建民：“走出去”的中国要警惕封闭惯性 第一，虽然全球化进入了新阶段并且面临困难，但我认为其大趋势不可逆转。一个明显例证就是，1991年苏联解体时很多人感到震惊，觉得这么大一个国家就这样完了，将来怎么办呢？可谁都没想到，苏联解体之后形成了全球统一市场。回顾过去20多年的历程，1991年全球GDP是23万亿美元，去年则达到了大概74万亿美元，这就是全球化大发展之路。 第二，中国企业正在“走出去”，这是中国参与和推动全球化的具体行动。对此我想强调一点，那就是必须重视欧洲，这也是亚投行给我们的众多启示之一。设想一下，如果亚投行没有14个欧洲国家加入，还能叫成功吗？美国国内有人说未加入亚投行是个错误，但若欧洲国家也没参加，美国人还会有这般反思么？ 当然，欧洲确实面临着不少问题，比如现在金融危机中心仍在欧洲；欧洲代议制民主陷入危机，希腊危机就是从代议制民主危机开始的；欧洲的福利社会包袱背不动了，而且改起来也很难。但这不能构成我们轻视欧洲的理由。对于中国崛起，美国的警惕性要远远高于欧洲。根据我在欧洲工作长达15年的感觉，欧洲国家在科技领域比美国、日本对中国开放多了，比如中法两国搞了P4实验室，那是非常先进的，在美国那里根本不可能。现在欧洲尽管面临困难，但其潜能不可低估。 第三，警惕封闭惯性。阴谋论近年来在中国舆论界非常盛行。比如在全球产业链问题上，总有人说中国处在低端，挣的都是血汗钱，而大钱都被人家挣去了。这些言论乍听起来振振有辞，但其指向基本就是说改革开放错了，接下来的逻辑可能就只有关门了。中国在历史上大多时期都处于封闭状态，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中国出现的494个皇帝除个别外眼睛都是向内的，而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就是眼睛向内、不看世界，现在的中国千万不要低估这种封闭的惯性。 对于外来威胁，我们当然还是要重视，毕竟过去我们因此吃过大亏，但在对其进行估量时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在夸大外部威胁的基础上封闭起来，那对自身非常不利。根本上讲，外因通过内因发挥作用，如果内部出现问题，关键还是在于我们自身。简单说是外国人搞的阴谋而自己不想办法解决是不行的。封闭这种惯性害人害己，现在中国企业正在大规模走向世界，但封闭惯性的危害仍然值得我们高度警惕。▲(作者是原中国驻法大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顾问)郑永年：加强内部制度建设适应全球化新阶段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的形势很好，但现在却遭遇了困境，这主要是因为欧美国家在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开始搞一些经济上的民族主义。过去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并实现了跟国际接轨。但现在国际局势发生变化，中国也需要为此做出主动调整，尤其是在内部制度的设计和建设方面。 对于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崛起，总体而言我是比较乐观的。但要想发挥这种潜力，使其转化成为实际成功，还是需要中国做好内部制度的设计和建设。谈到中国崛起，我总想到明朝。其实明朝最初是积极走向世界的，比如当时朝廷下令开展的郑和下西洋。除了政府层面，民间在这方面的能力也很强大，当时东南福建地方的海商就是如此。但明朝后来推行的错误政策使中国失去了海洋的机遇。 任何制度设计都要根据本国国情，不充分了解国内情况，相关制度不可能完善。以新加坡的金融制度为例，它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一样，跟亚洲或其他国家也不一样。这套制度很有独特性，这与适合新加坡国情的细致设计密不可分。 除了设计本身，对于制度的建设和调整也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度及时跟进。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那些极具智慧的企业家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将西方先进经验与中国具体国情和实践经历结合起来，打造符合自身且能促进自我发展的良好制度。▲(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王辉耀：智库走出去是中国软实力的提升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的国家，在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发展迅速，而且已经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也正加快步伐，包括最近亚投行的成立、“一带一路”新构想的提出以及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等等都是中国积极投身全球化的例证。 中国真正的崛起是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的，中国入世的15年中，无论是中国的GDP还是全球的贸易额都有了大幅的增长，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应该有更多的积极性来维护全球治理机制，支持全球化。过去中国可能错失了一些机会，但未来，中国将在全球化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深入全球化进程，促进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包括联合国系统的建设，发挥新的引领作用。一带一路也是加强全球化机制的具体体现。 一带一路可以成为新的全球化治理模式，甚至是一个新的WTO多边机制安排或类似TPP的安排。在加强各国资金、基础设施，产能、人才和移民等方面合作的意义重大。如果从新中国成立来算的话，30年为一个阶段。建国前30年是一个和前苏联合作的阶段；后30年是一个改革开放阶段，中国向海洋开放，诞生了沿海的经济特区，但这是一种被动的开放。中国真正开始有一种国际视野、国际担当是一带一路所体现出来的。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有相通之处，马歇尔计划对美国二战以后扶植欧洲、日本，战后70年稳定世界地位、成为世界领导曾经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国际担当。而一带一路所提出的是一种很具体的政策和愿景，为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为中国下一个30年、50年的发展支撑，对未来的经济走向都将发挥极大的作用。 在全球化进程中，智库可发挥的作用很大。政府间的领导人无法有充裕的时间来进行深入研究，政府与政府之间了解程度不深，所以民间二轨的建设交流非常重要。智库可以探讨各种机制、方案，利益的平衡，如果两国或多国的智库达成共识，并提出很好的建议，政府间的合作方向就更明确了。 我们不仅要提倡中国企业走出去，还要提倡中国智库走出去。中国企业走出去是硬实力的提升，而中国智库走出去是软实力的提升。在这一过程中，一要促进人才的国际化；二要与国际智库进行合作，沟通交流、合作研究课题、互派访问学者等。中国经历了从被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转变，这一过程中要面对的问题正是智库的重要研究方向。▲(作者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5年7月30日
2015年7月31日 -
金灿荣：能把中美两个老大伺候好英国排第一
导读习近平将于今年10月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中国国家主席10年来对英国进行的首次国事访问。这一系列的举动是否真的意味着中英两国的“黄金时期”到来了呢？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今年2月，英国首相卡梅伦通过华文报纸《欧洲时报》发表春节贺辞时说道，羊年对于中英两国来说是一个‘黄金时期’。半个月后，威廉王子真的来到了中国，这也是30年来英国皇室首次访华。同时习近平将于今年10月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将是中国国家主席10年来对英国进行的首次国事访问。这一系列的举动是否真的意味着中英两国的“黄金时期”到来了呢？ 当前的中英关系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的时期，但“黄金时期”是英国人第一次叫的。王毅外长6月10号到英国访问时表示：只要我们加强合作，不断的扩大共同利益点，我们就会迎来一个黄金时代。不仅2015年是个黄金点，今后中英关系发展也会进入比较顺利的时期。只要干扰少一些，合作的利益多一些，两个国家的关系就可以称为一个黄金时期。 特别是习近平主席下榻白金汉宫一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英国人对中英关系的重视。中国国家主席去是女王的客人，英国女王是英国的国家元首，习主席是中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不一样，总理和首相是政府首脑，所以他入住白金汉宫，成为白金汉宫的客人，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现在不仅是英国，整个欧洲有很多国家对中国领导人到访，都是非常高规格的接待，各国希望能够分享到中国崛起，特别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些利益，这是很明显的。 并且根据英国皇家惯例，一年最多两次国事访问，上半年一个，下半年一个，它可以少于两次，但是不能多于两次。所以在英国，弄上一个国事访问确实比较难。像我们国家，规矩不多，想安排就安排，所以我们国事访问没那么值钱，但英国挺值钱的。好像江主席、胡主席都是如此，一个是反映对习主席的尊重，还有一个还是对中国的尊重，对中国这个成长的认可。 当前中英关系的热络也说明了前几年中英关系有些波折。相对落后于欧洲三强另外两强的对华关系关系，如中德关系，偏于冷淡。而中法关系近年来也在稳步发展，总理出访西欧签署的百亿欧元级别的大订单使得英国十分着急，担心在欧盟内部被中国冷落。而从更深处说，这也反映了英国的某种困境。英国原来指望英美特殊关系，英国战后是三环外交：英美特殊关系、欧洲大陆、英联邦。尤其强调跨大西洋的英美关系，而现在，英美特殊关系可能有点问题，奥巴马跟卡梅伦个人关系不好，两国也没有以前近。更重要的是，英国精英层觉得美国这个老大有点靠不住，不能太指望特殊关系。在欧洲地位应该也不如德国，如果他们要德法轴心，英国是受排斥的。在英联邦内部的声势也不如以前，英联邦有几个国家，甚至都超过它了。再加上本国内部还要闹独立，总之英国不是很顺。这时英国内外都需要创新。外部搞好与中国关系，应该属于一种战略创新。 在诸多西方民族当中，盎格鲁-撒克逊人他的战略操作能力最强，西方主导天下五百年，其中有三百年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主导的，两百年是英国，一百年是美利坚帝国。新任驻华大使讲到，搞好与美国、中国两个大国的关系，是英国未来外交的关键。这么公开的讲，在西方大国里是比较早的。一个反映了它的外交困境，一个反映了它的战略思维能力非常强。 而且从历史上看，盎格鲁-撒克逊人是非常有创新能力的，截止到目前人类三次工业化都是它创造的。第一次，1776年，一个苏格兰裔的英国人，詹姆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类进入到工业时代，大机器出来了。1860年代，美国人发现了电的使用，人类进入电器时代。1960年，计算机普及，计算机时代。三次全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创立。英国是盎格鲁-撒克逊的祖宗发源地，它的这种创新能力确实很强。另外英国的管理，可能是中国、美国都得学。但是它历史上犯过罪，鸦片战争，就是用鞭子把我们抽到现代化进程里边来的。英国人比日本人明白一点，日本人是有点糊涂的，英国它知道犯过罪，必须加倍努力来弥补。 英国当下对中英关系的热络实际上希望英国能发挥一种特殊作用，在未来和中国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把英国变成中国的一个特殊合作伙伴，让中国离不开英国，变成不可或缺的朋友，然后才能保证中英关系可持续发展。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寻求和中国合作关系的创新，合作模式的创新，中国现在也在做这个事情。比如李克强总理这两天在法国，在欧洲，他也在谈，我们和欧洲怎么合作伙伴关系，和拉美不一样，和中亚不一样，和非洲也不一样。他在思考，从亚洲东端到西端，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智慧，来把我们紧紧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关系创新，发展模式的创新。英国让我们感觉到它想在中英关系中找一种新的角色。 说到特殊关系，就不得不提英美特殊关系，这是在一个特殊时期二战期间之后的冷战时期形成的，那个时候英国人觉得它是一个中心，骨子里还是觉得它是引领这个世界的。但英国觉得二战以后美国的力量确实很大，它依赖美国。冷战结束以后，整个欧洲国家，包括英国，对美国的依赖大幅度下降，过去是因为有一个所谓的苏联的威胁，苏东的威胁，所以他们创造了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组织。首任北约秘书长伊斯梅将军曾经有过一个精妙的比喻，北约是把美国人留下来，打完仗别走，留在欧洲，把俄罗斯人赶出去，把德国人管住，这就是英国人的聪明智慧。苏联解体后，留下美国人的这种巨大的寻求，已经大幅度的减少了，英国也不希望北约解散，但不像过去那么压倒一切的需要美国了。过去共同利益高于一切，英国的个别利益为了满足和美国大的关系有时候需要牺牲，但现在就不这样了，它就可以区分你的利益和我的利益。不是所有的利益都是完全一样的，这个时候，英国就能有点空间，和美国执行不一样的政策了。那就取决于一个特别大前提，英国人认定这块儿利益，对它来说非常重要，要是次等重要，它也没有必要去和美国人分道扬镳。英国人对亚投看的太重了，一方面亚洲这块儿蛋糕，全世界，特别发达国家，都想来分一块儿，亚投行就是干这个事的。英国新驻华大使讲：亚投行不是中国的事，甚至不是亚洲的事，是全世界的事，全世界的事就是英国的事。英国是金融大国，它的嗅觉非常敏感，它知道哪儿赚钱，亚投行对它来说是必须的，所以有点儿义无反顾了。另外，也有政治上的考虑。英国人干事情，他要和中国发展好的关系的时候，他会让中国人知道，你搞亚投行我支持你，他用这种第一个西方国家站出来支持你，换得你对他的信任，所以经济上的好处，政治的好处，通过这么一个举动，他都得到了，但他也相信，美国应该能理解他这种和你执行不一样的政策。 而且，英美特殊关系从历史上讲是有变化的。最早美国是大英帝国子民，后来因为经济上，就是你要我交税，不给我代表权，美国就跟英国闹革命了，所以有一段时间英美很不愉快。比较保守的英国人，今天谈美国革命，还把它叫做美国叛乱。原来是一家的，英国是爹，美国是儿子，后来闹分家了。19世纪英国掌控全球，美国想掌控拉美，事实上有点争论。但在一战开始，面对德国、英国这两个阵营，美国最终还是选择英国，二战也是这样。个人认为，这个关系非常特殊，里面有很多矛盾，但是总体来讲，一定要知道，他们是血缘关系，血浓于水的关系。亚投行问题，英国有一点违背领导的意志，一个就是它真金白银，是真正可以赚钱的，英国想通过亚投行赚钱，一个就是亚投行项目都很好做大了以后，回报率很高。还有一个是，英国想维持它的金融话语权，如果亚投行做大了，英国又不在里面就没有话语权了。英国认为美国对它还真是可以宽容，另外中国可能对英国做了工作。去年12月24号，我们宣布成立亚投行的时候，美国那个时候有一点不太看好，要么小国，要么穷国，中国当时想争取比较体面一点的国家，像韩国、澳大利亚等。美国都下命令，说亚投行不可能符合国际标准不许去。中国也挺生气，肯定想反治，看来我国一定给英国做了大量工作，而且英国是获得好处的。欧洲的交换中心，就是很有可能是到伦敦，如果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每年在那个地方交易量应该是按百万亿计算的，国际惯例是千分之五作地，什么事不用干，就签个字就获得千分之五，如果量大到一定程度，千分之五就太厉害，估计是有利益交换。现在看，应该是我们的工作做，英国这一动，德法坐不住了，第二天他们宣布加入，美国就吃了一个外交败仗。 而且2014年10月，英国宣布成功发行首资规模为30亿人民币的主权债券，这个意义在哪儿呢？英国是我们中国之外，第一个发行人民币计价国债的国家，给了它了，而且这笔债券是全球非中国发行的最大的一笔人民币债券，伦敦进一步夯实了其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英国是有考虑的。这也可以视为英国在亚投行态度的一个注脚。 最后还有一个相关问题就是英国退出欧盟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英国在亚投行上的积极态度也是在为推出欧盟后找退路。但事实上退出欧盟，完全是为了服务于英国国内政治需要。卡梅伦在今年5月大选以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是让大选连任。英国独立党，把卡梅伦保守党的好多选票拉走了。保守党里面有很多人不喜欢欧盟，这个独立党的党魁说：只要你学我，我今天当首相，明天咱们就和欧盟再见。把一部分选票拉走了。这个时候，卡梅伦要把这些人吸引回来，他就讲：只要选我上来以后，咱们搞个全民公投，如果英国老百姓愿意和欧盟分手，咱们再分，这是选举的需要。他最后连任了，对他来说就OK了，他苦日子也来了。卡梅伦根本不想让英国脱离欧盟，脱离欧盟，对英国来说打击太大了。所以说不太可能是如果说他为了后手准备，和中国搞好关系而加入亚投行。 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讲，退出欧盟对它是重大损失。从市场、战略重要性来看都不行。从中国角度来讲，我们也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在欧盟以外的大国当中，真诚的希望欧盟强大繁荣的，中国是之一，美国是有点犹豫的，俄罗斯态度可能也挺暧昧。经济上欧盟是我们最大的市场，可以有钱赚。战略上，中国觉得一个强大的欧盟，对美国有某种软制约。我想卡梅伦还是个聪明人，战略上他也知道不应该，但是现在游戏玩儿大了。所以2017年，对于英国欧盟还是一个关口要过。 而且英国现在想把公投提前，到2017年是一个不确定期，时间越长对英国的商业利益、投资越不利。所以卡梅伦现在很有可能明年就搞公投，而且越早支持退出的人越少。（本文选自“凤凰博客”，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7月30日 -
薛澜：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30 年前，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夏书章先生以他作为新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奠基人和领军者所独有的敏锐和远见，率先发出了“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的呐喊，敲开了中国行政管理领域拨乱反正、蓬勃发展的大门，推动了行政学和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的发展，体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崇高的学术精神和社会责任，为我们后代公共管理领域的学者树立了一座丰碑。今天，国际风云变幻，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时期。展望未来公共管理 30 年，我们仍然需要学习夏老这种精神，发扬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探讨公共管理学科在推动中国发展和人类进步方面的作用。与 30 年前相比，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自身的发展也与国际形势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成为中国发展的挑战。如何面对这种局面，抓住机遇、勇于开拓，是中国公共管理领域学者需要回答的问题。 现有全球治理体系需调整从中国 1979 年开始改革开放到现在的 30 多年间，国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首先，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不断加速。信息技术在社会的全面渗透、苏联东欧的巨变、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加入 WTO、印度经济的改革与开放等因素，使得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货物及人员流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和便利，超过10 亿新增劳动力进入全球市场，国际商品贸易翻了 3 番，国际贸易增长的速度达到了GDP 增长的一倍。其次，以 BRICs 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高速经济发展改变了当前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发达工业国家的一倍。有分析认为到 2050 年，全球新的6 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俄罗斯。发展中国家的高速城市化使得全球接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一批超过千万人的超大城市在全球各地涌现。随着新兴国家经济地位的变化，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的影响也在增加。与此同时，人类生存的自然与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全球气候变化、能源短缺、水资源危机、森林资源锐减、土地荒漠化、物种加速灭绝、环境严重污染等问题不绝于耳，触目惊心，人类社会的可持续生存面临严峻挑战。此外，国际经济秩序不公平不合理的状况依然存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十分普遍，全球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地区冲突与暴力依然存在。这些都是困扰各国政府的难题，并给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令人遗憾的是，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并没有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做出及时必要的调整。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国际体系的 3 个重要的框架性支柱的形成是一个自然接续演进的过程。第一个框架性支柱是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 约 ( The Peace Treaty ofWestphalia) ， 这个和约确定了国际关系中应遵守的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为民族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合法地位奠定了基础。第二个框架支柱是以 1815 年结束的维也纳会议 ( The Congress of Vienna) 为代表的主权国家之间的联盟，在维也纳会议上，欧洲列强通过谈判结束了 20 多年的战争并改画了欧洲大陆的版图。由此形成的国家间的联盟成为处理国际事务的重要形式，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 North Atlantic TreatyOrganization) 、 东 盟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 、上海合作组织 (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等。第三个框架性支柱是以“二战”之后在美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 ( Dumbarton Oaks Additionand Remodeling) 、布莱顿森林会议( Bretton Woods Agreements) 和旧金山会议等基础上成立的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联合国系统，如联合国 ( United Nations ) 、世界银行 ( World Bank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nternational MonetaryFund) 等。这些组织在“二战”之后世界的和平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也必须看到，这些国际治理体系的设计从来就不是简单地基于公平正义理想基础之上的，而更多的是当时国际政治经济实力的反映，带有深深的历史烙印和相应的局限性。这些国际治理体系往往是以西方国家的价值理念为基础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这些组织中拥有举足轻重的权力。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基本价值导向是基于自由市场经这些国际治理体系往往是以西方国家的价值理念为基础的中国对全球治理的研究还需要站得更高，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角度来探讨全球治理体系的问题济的。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重大决策通过需要至少85% 的支持率，而美国持有17. 67% 的投票权，也就是一票否决的权力。此外，欧洲人和美国人分别推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领导人也是这些组织的惯例。这些明规则或暗约定反映的就是当时欧美社会在全球中的主导地位。但恰恰是按照同样的逻辑，面对今天国际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尤其是新兴国家的发展和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出现，使得这些历史烙印和不合理的体系设计越来越显得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这些国际治理机构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越来越令人质疑，从而大大地影响了这些治理机构的有效性。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各种全球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体、网络社团等各种正式国际治理体系之外的组织机构异常活跃，在各种全球重要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当然，这些公司和组织也都有着各自的利益和主张，指望它们来代表全球的公共利益显然是不现实的。 应当说关于全球公共治理的研究，国内从事国际经济和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学者参与不少，主要是从具体事务的经济利益和国家立场分析，但这些研究大多是从国际政治或国际经济的角度出发，比较偏重应对和实用，分析如何参与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对国家更加有利。这些研究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中发挥作用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中国对全球治理的研究仅限于此，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站得更高，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角度来探讨全球治理体系的问题。这恰恰是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所有公共管理领域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以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为例，其中充满了值得公共管理学者深入研究的课题。第一个课题就涉及全球外部性问题的解决。由二氧化碳排放所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本身是一个典型的全球外部性问题，无法由市场自身解决，必须通过公共干预机制解决。设立二氧化碳排放税是典型的解决负外部性的政策手段，但设在什么价格水平上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更加科学的分析手段来分析。第二个课题涉及到政策制定中的公平问题。由于二氧化碳的排放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 ( 甚至是不可或缺 ) ，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又与人类的基本权利密切相关。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享有最基本的排放权，因此，一个形式上公平的限制排放的机制应当是以全世界所允许的排放量除以全世界的人口所得出的人均排放量为基础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全世界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不同，达到同等舒适生活水平所需排放的二氧化碳不同，这种简单的人均排放量就必须加以调整，以保证实质上的公平。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不同国家的历史排放问题。第三个课题涉及到公共政策的决策机制问题。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应该比较清楚，但是正如所有复杂的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一样，这是一个复杂的各个相关利益方的博弈过程。而联合国的组织体系、1992 年 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以及自 1995 年以来每年一次的《公约》缔约方大会就成为这个复杂博弈的平台体系。这个平台体系既是不同政治和经济实力的较量与妥协，也是不同理念和思想的交锋与融合。研究如何解决气候变化，如果仅仅考虑相关科学问题或政策解决方案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对联合国相关的政策过程的平台体系有充分了解和认真研究。 应该说此类问题还很多，需要有更多的中国公共管理领域的学者来参与这些问题的研究，运用中国的理念和思想，为人类社会解决这些问题贡献智慧。让我们像夏老当年那样大声疾呼，把全球公共治理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 !（本文选自中国政府创新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