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发：人才培养要有前瞻性

　　2015年7月12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银泰柏悦酒店举行。这是国内首次探讨全球化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论坛，也是国内智库首次举办的广泛汇聚官、产、学各界精英的圆桌论坛。80余位官、产、学各界精英汇聚一堂，共同把脉全球化浪潮，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　　法政集团董事长、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王广发在“圆桌论坛一：从本土公司到全球公司：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新路径”中发表以下演讲。本场议题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国务院参事王辉耀主持。　　人才的培养要具有长远性规划，要有前瞻性。　　今天培养人才必须看到20年以后的人才的标准和产业的标准。因为时代在发生变化，我作为校长，我给我们孩子们设定培养标准的时候，首先要定位于20年以后的国际产业的变化，以及应用技术、产业结构等的变化。这样才能保证国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对人才的不同需求，才能保证相关人才的不断档。　　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教育事业的发展，当产业结构面临转型时，当“引进来”、“走出去”时，首先要关注的是人才结构的调整和相关教育的调整。　　社会要发展，人类文明进步是与时俱进的，产业结构调整要随着市场多元需求进行优化，而人才的培养也要跟上。经济快速发展与人才培养的时间是互相匹配的。人类文明要随产业结构转型进行调整，人才、经济客观发展的客观规律，百年树人，人才发展需要培养20多年才成，我国改革开放30年就发展成为经济大国，快速发展的经济与人才知识结构、应用能力、科研能力、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的，所以教育必须要从娃娃抓起，教育是实现人才标准化、国际化，人才才能够跟上产业结构、转型的，跟随经济发展，人才要从教育抓起，驾驭要从基础抓起，要适应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变化来培养适应人才，要着眼于未来，中国的大国崛起、大国力量、大国地位、大国战略，人才要跟上、教育要跟上，产业转型才能跟上。　　“一带一路”62个国家，占全球GDP的29%，但我们的人才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却很有限。回顾中国70年代国际机构人才里所占比重以及中国国际话语权力，智库研究必须先行。一方面需要服务政府，另一方面则必须超越政府。只有超越了政府，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的产业转型服务。中国应该从现有的教育和人才架构，结构的标准化、市场化、国际化，人才全球化等出发，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发展好教育事业。　　此外，企业在应人才流失问题时需要尊重人才，并对其负责，依据其个人特点来设计其待遇、发展和未来规划。　　（注：以上发言根据CCG主办的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论坛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徐小平：创新时代“粮草未动，兵马先行”

　　2015年7月12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银泰柏悦酒店举行。这是国内首次探讨全球化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论坛，也是国内智库首次举办的广泛汇聚官、产、学各界精英的圆桌论坛。80余位官、产、学各界精英汇聚一堂，共同把脉全球化浪潮，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　　真格基金创始人、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徐小平在论坛“午餐会： 全球化创业浪潮”中发表以下演讲：　　国际人才通道变得空前重要　　我从1990年开始做新东方，2000年又开始做天使投资，我们认为自己是世界最大的小基金派，因为投资的额度非常小，但投资阶段非常早，始终带着梦想，尊重人才，并且帮助了很多年轻人。　　美国强大的活力来自于开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才的开放。但是在美国对人才，它有三类签证：优秀人才、企业家、技术人才，而缺少创业签证，因此有创业梦想的人想到美国创业是不幸并且很有难度的。外来移民痛感这个问题，就在公海上的轮船上设立了创业园区，将每个房间当成独立的创业空间，吸引全世界各地的人来这里进行创业。不过这个项目在开始两年后便失败了。然而，今年5月份再去美国，有消息表示相关人员正在美国国会，可能开辟创业签证，以进一步打通美国的人才通道。　　而对于中国，中国也存在人才流通的问题。美国人对中国品牌很神往，对中国发展很好奇，希望能跟中国有所交流。但是外国人来中国会遇到许多问题，中国并没有工作签证，也没有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　　如果中国的人才通道不能把美国人才，甚至全球的人才引进中国，那么他们对中国的神往和热潮也会受阻。　　古代战争的时候有一个说法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是现在反过来了，变成了“粮草未动，兵马先行”。在这个时代，对中国来说，目前国际人才通道变得空前重要。每一个小企业创新创业都了不起，但是最重要的还在于制度，尤其是创新创业的人才引进方面。　　人才只有不断流动才能创造价值　　有人担心公司的人才流失，我却觉得这是天下的好事儿，这个年轻人在公司里工作，不管两三年还是两三个月，最终别人挖走，何其妙哉，不要因为我们自己长大了，就忘记了当年我们渴望自己强烈的梦想。这是天大的好处，人才流动才能给社会带来活力，才能让每个老板珍惜自己的员工，就是说你怕员工被别的公司挖走，你给他足够的回报不就行了吗？而你又不想给人家，又不想让人家走，这是社会巨大的问题。　　中国古代有句话，“树挪死，人挪活”，人才只有不断流动才能给这个人才创造价值，才能使这个人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我呼唤让人才流动得快。　　我在真格基金，我们也有20、30个人，有个小伙子是做游戏投资的，他的会计在我们这里做了三年游戏，成了业界争相挖他、抢他的人才，后来他说有人把他挖走了，我们总经理刚开始都哭了，然后这个小子见我说，徐老师，我还没做决定呢。我说你别装孙子了，那个人给他10倍、100倍的机会，那个公司很快就要借壳上市了，你去为真格游戏做一些贡献嘛，如果那个公司实在不行了你再回来，这才是真正伟大的人才管理。　　（注：以上发言根据CCG主办的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论坛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张红力：金融强国，教育为本

曹德旺：“走出去”首先要了解所在国的文化

　　2015年7月12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银泰柏悦酒店举行。这是国内首次探讨全球化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论坛，也是国内智库首次举办的广泛汇聚官、产、学各界精英的圆桌论坛。80余位官、产、学各界精英汇聚一堂，共同把脉全球化浪潮，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　　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曹德旺在“圆桌论坛一：从本土公司到全球公司：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新路径”中发表以下演讲。本场议题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国务院参事王辉耀主持。　　企业必须坚持“走出去”才能够做大做强　　改革开放已经36年了，总结过去，改革开放一个不争的事实则是企业必须坚持走出去才能够做大做强。　　以福耀玻璃为例，福耀集团在1987年组建，当时只是非常小的乡镇企业。而现在，福耀在15个省有企业，企业工厂占地面积超过6平方公里；在9个国家有企业，包括了最发达的国家如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瑞典等。从1989至今，福耀的国际合作已经有26年，这26年奠定了福耀品牌在国际汽车玻璃的知名地位，与宾利、宝马、奔驰、奥迪等知名车企均有合作，福耀目前已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供应商。　　此前我参加了在美国召开的美中论坛，会议结束后，《美国之音》发表了长篇报道，指出福耀对美投资有助于平衡中美关系，并且详细报道了福耀在美国的投资增长。能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令人愉悦。　　企业“走出去”应深入了解当地文化　　对于企业来说，“走出去”的第一要务仍是盈利，而要盈利则需要加深对当地的了解。《美国之音》之所以发表长篇报道提及福耀，因为福耀在美国的投资原来计划是4亿，但分析后认为对美国投资很合算，相比在中国投资更为合算，所以第二期的投资金额追加到了5亿。　　“走出去”应该首要弄清楚所在国的文化。比如我到美国投资，我需要跟他的工会处理好关系，我接受他们的条件，他们也就逐渐支持我。其实很多方面的文化中美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很大，只要能够协商好条件合作还是很顺利的。我全盘接受了美国工会的要求，但作为交换条件，我提出美国工人在工作上必须达到与中国工人同样的标准，这些条件都是可以协商调节的。我们在美国派驻的干部全部不担任职务，而是以顾问和董事的身份在美国，而美国方面也感到很新颖。　　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去国外投资，首先必须了解当地的文化，必须去尊重和爱上当地的文化。　　互联网只是一种管理的工具，关键在于人　　目前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更广泛的层面是国家对于进一步开放和“走出去”的信心，而不是说一定要去这个地方去投资。　　中国企业“走出去”，走向全球，创新必不可少。　　福耀今天之所以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玻璃加工企业，与创新分不开。比如产品开始安装，装完之后要进行调试，调试的时候就会遇到问题，如此反复，所以能在不断的改进过程中取得完美。日本人没有设立标准，他们没有最好的产品，只有更好的产品。近年来，福耀曾面临挑战，包括成本上升、汇率贬值、劳工费上涨等困难，但其整体效益却不断上升，其中依靠的就是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比如产品智能化方面，现在提出工业4.0，核心就是产品智能化，但在这方面福耀几年前就已经开始研究，并且有几个具有突出代表性的产品，此外，福耀的信息集成制度建立很早，也推动了管理的智能化。　　人类最早的时候发明了蒸汽机，带来了工业革命，这是工业1.0；第二步发明了电灯，之后带来的电动机和发电机，这是工业2.0，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第三步，发明了计算机，发展了信息集成和数据集成，促进了生产的半自动化和自动化，这是工业3.0；现在互联网的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等则是工业4.0时代的典型特征。包括现在提倡的个性化，发达的物联网等等。以福耀为例，电话会议、数据汇总和新平台的运用等，都是工业4.0的雏形。工业4.0并不是说工厂无人化，而关键在于将技术运用于何种领域，做芯片可以全自动化代替人工，做玻璃却不行。什么是互联网＋？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有利于便利沟通的，就是互联网＋，互联网只是一种管理的工具，关键在于人，在于如何创新地运用科技、运用工具。　（注：以上发言根据CCG主办的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论坛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郭盛：拥有工匠之心 避免赌徒心态

　　2015年7月12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银泰柏悦酒店举行。这是国内首次探讨全球化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论坛，也是国内智库首次举办的广泛汇聚官、产、学各界精英的圆桌论坛。80余位官、产、学各界精英汇聚一堂，共同把脉全球化浪潮，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　　智联招聘首席执行官、CCG咨询委员会理事郭盛在论坛“午餐会： 全球化创业浪潮”中发表以下演讲。午餐会由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联席主席陈启宗主持。　　创业要避免从众思路　　现在最流行的口号是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大家一起来创新、大家一起来创业。尤其在学生里面，其实教育部，包括人事部在里面推广了很多学生创业的教育、宣传的东西。通过智联我们也看到，一年以前有创业学生的是3.2%，现在增长到6.4%，也就是一摆的学生里面有6个学生会考虑创业，当然背后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说是为了就业原因等。　　本来创业和就业是值得鼓励的事情，针对于学生。我们又做了一个调查，在学生开始创业、就业的时候，第一个因素大概占60%，大多数学生考虑的是政府有什么政策支持，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学生做创业这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看的不是市场、不是产品，他看的第一件事情是政府给我们什么优惠政策，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第二我们做了一个分析，看学生想的大多数是什么项目。最流行的是O2O，送饭是其中最流行的项目，已经有很多人送饭了，很多学生还在想着要送饭。有一个非常大的从众心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非常好，但是一旦走入从众这个思路的时候，确实是需要思考的。　　转型中的两个可怕数字　　再来说转型。转型里面经常有很多数据，打个比方我们看到小微企业的数字确实在上升，我们看到国营企业的招聘数量在下降，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正面的转型。我们看到服务业在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比重，这都是非常正面的。但是有两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　　第一，制造业，其他的互联网行业是60%，金融业是40%多的招聘速度在上升。但是制造业只有5%的上升，求职医院挂出来的在制造业的只有5%，我们的制造业远远低于GDP的增长。　　第二个可怕的数据是零售业。零售业的增长非常的缓慢，零。网上购物我们看到的一片疯狂的现象，我看到一个报告，说我们中国网上购物以30%多的速度在增长。但我们实体的购物店呢？大家都说我们80、90后越来越宅了，当然这样大家都在网上购物，但是当每个人都在宅的时候这个经济是不是健康，要知道零售是很多国家就业的非常大的行业，如果我们零售业和制作业以这样的速度维持增长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股市让很多企业家迷失了方向　　什么样的学生最难找工作呢？金融和语言是最难找工作的，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也就是我们的招生体系产生了很多的时髦学位，但是我们的实体未必需要这样的学位。　　青年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当我们看到青年的心中已经产生了这种去工业化的时候，我们国家未来是什么，是不是我们中国变成巨大的纽约，还是变成巨大的香港，这个值得思考。　　赌徒心态和工匠心态。我们提到美国，尤其是提到德国和日本，其实这些国家都有非常强大的工匠心态，做得非常好，他们也有创新。赌徒心态是蛮严重的事情，很多企业家企业搞得不错，但是最近股市让他们失掉了很多的方向。　　我看到一个很好的企业，我跟他们有非常好的战略合作，我们也谈到股份固化等等，也可以到很高的层次，但是很遗憾，在我们决定合作开始前两天，他决定上新三板了，他本来是美国上市的，他决定上新三板。他确实会得到非常多的溢价，但是对企业的未来是不是好，我是带有一个巨大的问号。他道理很简单，我在美国市盈率大概是30，但是在中国我可以达到100，甚至200。　　我们跟美国华人技术人员有很多的交流，他们很害怕中国，一方面想回来，但是又很害怕，中国的生态环境讲得好听是风云变幻，讲得难听一点就是谁得赌性大，谁可能具有更大的成功概率，对于做学问的人来说是一个很痛苦的选择。　（注：以上发言根据CCG主办的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论坛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光明日报】王辉耀：中国智库走出去是软实力提升的标志

　　2015年7月12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银泰柏悦酒店举办了“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CCG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企业走出去是硬实力的提升，而中国智库走出去是软实力的提升。　　我们不仅要提倡中国企业走出去，还要提倡中国智库走出去。中国企业走出去是硬实力的提升，而中国智库走出去是软实力的提升。在这一过程中，一要促进人才的国际化；二要与国际智库进行合作，沟通交流、合作研究课题、互派访问学者等。　　中国经历了从被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转变，这一过程中要面对的问题正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主要研究方向。这次论坛提出了很多大的命题和方向，对今后用更好的叙事模式讲述中国故事很有意义。（记者：杨谧）文章选自《光明日报》，2015年7月15日

金灿荣：“亚洲利益共同体”才能带来亚洲的趋同

　　2015年7月12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银泰柏悦酒店举行。这是国内首次探讨全球化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论坛，也是国内智库首次举办的广泛汇聚官、产、学各界精英的圆桌论坛。80余位官、产、学各界精英汇聚一堂，共同把脉全球化浪潮，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金灿荣在“圆桌论坛二：从亚洲价值观到亚洲共同体”上发表以下演讲。本场议题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主持。　　“利益共同体”更为准确　　亚洲价值观在80、90年代有两个出现的依据。一是纯学理的，二战以后美国创造了同样的、相对开放的全球体系，而且也都给了一些援助，为什么很多国家拿了援助得到了市场机会，却没有成功？因为美国战后基本上排在前三位的受援国是以色列、埃及和土耳其。我们这边四小龙和日本拿到一点，但是不多。美国市场开放是公平的，为什么他们就没有抓住，他总是有一点道理的，因为像环境一样，只不过最后表现不一样。所以，学理上来讲要给一个说法，我想这是亚洲价值观提出来的原因。最早日本学者提出来，他们做的研究。　　当时还有政治原因，我们亚洲国家成熟时还都是新权威主义，朴正熙、蒋经国，包括李李光耀先生，他终其一生都是新权威主义；日本“五五年体制”到九五自民党模式其实也是新权威主义。当时西方人说你（指亚洲国家）虽然是成功的，但是有问题的，批评我们，说你的成果是不值得骄傲的，当然这帮兄弟们当然就要出来说。而且主要还是李光耀先生说的比较多，马哈蒂尔和一些日本政治家也说过一些，这些日本家有好几个是右翼政治家。　　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舆论上、学界上“亚洲价值观”基本退居二线了，没有人说了。今天中国好像没有人谈亚洲价值观，我认为应该是有道理的，因为亚洲地区太复杂，要用一个价值观把它统一起来确实有一定的困难。我注意到基辛格先生出的《世界秩序》这本书上来就讲，亚洲的概念是西方人提出的，如何得好，有很多不同的文明。里面是很矛盾的，有基督教，有犹太教，有伊斯兰教，有印度教，有佛教，日本还有神道教，就挺复杂的。所以，硬把亚洲弄到一块儿可能非常困难，就不可行。　　我觉得我们现在提共同体，我个人理解，好像还不在于追求一个共同价值，而是追求共同利益，所以这个共同体应该叫利益共同体，叫这个可能更为准确一点。当代世界的意识形态分野　　现在中国希望提出一些共同的愿景，然后来促进经济合作，共同愿景本身就有一点想超越价值观，指当今世界的价值观我觉得比冷战还要复杂，当然我个人的观察，觉得今天的意识形态分野比冷战时还复杂，冷战时在主导天下的西方阵营内部是两派，一派是东方，一派是西方，一派强调社会主义，一派强调资本主义。非西方就是反帝反殖，拿到自主权，比较简单。今天意识形态的途径比冷战时还要复杂。　　我今天把意识形态分为几个类别，一类美国和西方阵营主导的普世价值阵营，这是最大的一类；第二类是16亿穆斯林，穆斯林根本就不听你的，1月7日巴黎查理周刊血案就是标准的文明冲突，那两个小伙子不要钱也不怕人报复，他就是说西方你利用你的言论自由侮辱我的先知，就跑到人家编辑部把10个老兄给打死了，这是非常标准的文明冲突，但42个国家元首跑到巴黎显示团结，说这是犯罪，不是文明冲突，这是现代版的指鹿为马，它就是文明冲突。所以这16亿兄弟肯定和那个阵营没关系了。　　还有就是二十几个国家，叫失败国家，他们是国际社会的“贱民”，海地、索马里，人家理都不理他们的。今天我们人类是有个耻辱的，按照现在的农业技术是可以养活150亿人的，可是居然有9.8亿人是生物学意义上吃不饱饭的，中国人一向吃多了，吃出“三高”来了。一定要知道，世界上有将近10亿人是吃不饱饭的。现在主导天下的普世价值，大概他们遗忘了这个。　　中国现在13.7亿人（卫计委的数字），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专家，按照食品消耗实有人口14.5亿，当中大概几千万文科知识分子是信普世价值的，还被我们忽悠了几千万年轻人。14亿中国人理都不理你的，你问街头的人，人家管你什么价值？人家就一个价值“money，money，go my home”，就是赚钱。这14亿兄弟也和普世价值没有关系了吧？大家算算，是不是40亿跑出去了？　　还有10亿，是俄国及其小伙伴，这是一个阵营，俄国还是能影响一些国家，五个斯坦，三个外高加索、东乌克兰、东摩尔多瓦、白俄罗斯，大概也是两三亿人，这帮兄弟和西方的阵营也不一样。其实他是西方阵营里的造反派。　　还有一个阵营是南美，6-7亿人，把这帮兄弟加起来10亿人，那帮南美兄弟其实想加入西方，但他们在西方阵营内部是下层阶级，是受欺负的，是厨子、赶马车的，三保人员（保安、保姆、宝洁），所以他们是阶级矛盾。拉美人说我们拉美人的悲剧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祈祷上帝，上帝不理他，美国佬天天踹他们家大门扇耳光。所以，拉美有一种强大的政治思潮--“反美主义”，这也不在价值阵营里，算来算去70亿人只剩下20亿，你还号称普世。这是一个大的图景。　　这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导致亚洲现在不宜再去追求普世价值，你追求不到，你人为地制造矛盾。我个人认为，现在就是要建立利益共同体比较可行。否则，共同利益还没发掘出来先打起来了，文人害人就这么害人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　　在80、90年代情况下，李先生提亚洲价值有一定的道理，首先学理上就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在同样美国的体系当中，这个地方能起来，别的地方起不来，肯定有它的道理，在学理上应该挖掘。如果说清楚了，当然政治上它的行为合法一点，减少一点摩擦，冲突，不理解。所以，那时候说是有道理的。但现在有个新背景，和日本、四小龙不一样，在中国崛起新背景下，你再谈普世价值其实人家听着挺恐惧的，以后再谈中国价值那就是党中央说是什么价值就是什么价值，如果力量大到这个程度以后。亚洲价值作为历史现象就过去了，应该换个思想，就是追求利益共同体就完了。　　超大型国家该如何和世界共处　　中国是个超大型国家，用大国形容中国是不科学的，必须用超大型国家形容中国，如果我们有14.5亿人，那就意味着一个中国，相当于包括俄罗斯的两个欧洲，这是理解中国的一个现实，超大型国家的发展速度又特别快，因此一定要有强大的外部性。有些中国学者有一大问题，研究中国问题一般不注意外部性的，他客观上有外部性，又不注意，人家有反应以后你觉得很奇怪，说你怎么有反应呢？其实是你研究没到位，而不是人家反应不正常。　　超大型国家意识形态、原来的文明、价值观和你不一样，人家一定是有紧张的，一定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其中有价值观的矛盾。塑造价值观没有几百年和残酷的冲突是不可能的，不是我们学者说说就管用的。不管是谁执政，这样的巨量、快速的增长一定有强大的外部冲击，而且这个外部冲击首先体现在周边，越远冲击越小。巴西他就容易接受一点，越南就很害怕，我说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越南朋友听着是毛骨悚然的，但巴西朋友听着很happy。这都属于常识，但坦率讲，多数学者常识是把握不好的。　　再加一个因素，你本身很nice，你这个块头，发展这么快速，别人很害怕，何况现在我们政策上确实有一点奋发有为。你块头很大，非常韬光养晦还好一点，再加一个奋发有为，这把人家吓死了。　　推动建立利益共同体要抓住四个要点　　现在往前走，推动建立利益共同体，我觉得主要抓住四个要点，第一还是强调控制安全危机，安全矛盾肯定是在那儿的，我们能不能把它控制起来。第二还是强调发展，亚洲国家多数，亚洲还是要区分一块，一块是东亚，然后是其他的亚洲，东南亚、东北亚能够说大一点，就是孔子的后台儒家文明圈都还是比较世俗主义的，强调现实利益的，充分努力共同发展还是能解决很多问题的。要安全还是要先活着，发展就还是要活得不错，当然最高层次要活得有面子，有尊严。　　这个尊严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外面，一部分是里面。我觉得我们确实在国际上还是要为亚洲争取一点尊严，这是我们可以共同寻求的。因为以前主导天下还是西方，国际体系它看上去中立，实际是不中立的。我们要为亚洲赢得一点外部尊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有一大部分原因是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跟着西方跑处在边缘的位置，越做越送钱给人家，那是没戏的，所以要有一定的亚洲自主性。　　四是要改善国内自治，要善治，老百姓在发展当中要获得实惠，包括尊严的提高，这四个方面着手。大家把安全问题控制控制，共同发展，这方面中国起的作用更大一些，为亚洲地区获得共同的尊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当年要对各国统治者、精英提出要求，改善内部治理。在这四个方面着手，我觉得亚洲是可以趋同的，当然，中国肯定在这个过程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肯定是亚洲老大。过去一百多年，亚洲一段时间由日本做老大，我认为这是历史的意外，就是日本搞的工业化，利用工业化的能力超越了农业中国，现在中国也工业化了。因此，日本的优势就彻底结束，当然就由我们来推动亚洲的合作，中国大概是从这四个方面去推动合作，应该是建立某种共同利益，共同利益体还是有希望的。　　（本文摘自作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举办的“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