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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永图：“命运共同体”是双赢战略的升级版
2015年7月12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银泰柏悦酒店举行。这是国内首次探讨全球化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论坛，也是国内智库首次举办的广泛汇聚官、产、学各界精英的圆桌论坛。80余位官、产、学各界精英汇聚一堂，共同把脉全球化浪潮，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 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席龙永图在论坛上发表以下演讲： 共同体概念是中国全球化的思想基础 中国入世的时候，从国外引进了一个双赢的理念，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全球的进程看作是一个双赢的战略。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进一步深化了对于全球化的认识，是对过去双赢战略的升级和深化。过去，说双赢战略是就事论事，是为国家与国家之间争取共同的利益打造双赢的接口，而现在的共同体则是要打造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如此看来，共同体概念实际上是过去双赢战略的升级版本，也是中国进一步肯定全球化趋势，参与经济全球化重要的思想基础。这说明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问题上不但没有动摇，而且有了更强大的动力和决心。 蓬勃的区域贸易或将进一步推动全球化进程 中国与全球化问题从微观层面上看就是人才、企业和资本的国际化问题，是一些较为具体的问题，但当前更应该关注的则是全球化在宏观方面的重大趋势。 表面上，当下全球贸易体制被空前的削弱，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被弱化，与此同时，多种贸易协定、区域贸易等却蓬勃发展，全球化处于倒退的状态。但目前区域贸易集团的迅速发展可能是一个短暂的退一步而进两步的现象，不久将会回到贸易全球化的主流中。 由于目前的世界贸易组织无所作为，各国只好力求通过区域贸易协定来促使世界贸易组织有所作为。而从长远看，多边贸易协定、区域贸易发展也确实可能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做出改变以发挥更大作用。如果区域贸易是开放而包容的协定，则其能进一步推动全球化的发展。但同时，若单纯只强调区域贸易协定，只着眼于区域合作，则可能会形成一种循环，使全球体制变成一个毫无作为的体制，从而对全球化造成巨大打击。 中国智库应打造世界影响力 世界各国对于全球化也有反对的声音，在一些重大贸易和金融全球会议时也有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出现。在中国，全球化有中央政府的支持，但仍需扩大其群众基础，这需要智库的努力。 为什么今天中国应当拥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因为我们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时期，必须发出中国声音，在全球治理中提出中国方案，用中国智慧解决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库，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首先，智库研究要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质量。智库专家必须提高研究能力与政策水平，善于前瞻研判对中国及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趋势性问题，更加理性客观地发出声音。 其次，要在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智库。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和全球最好的智库、一流的专家建立联系，对有些关系多国乃至全球利益的重大问题，可以与外国智库开展共同研究，联合发布成果。 最后，要用国际社会能够听懂的逻辑和语言发出中国声音，不仅要把问题搞清楚，而且也要把主张表达清楚”，从而避免误解，顺畅沟通，引起世界各国应有的关注与重视。中国的智库不仅要继续研究微观层面的问题，也要着眼于宏观层面，与世界先进智库一起合作研究，以建立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为大前提，引导全球化健康发展。 此外，中国智库应与相关的世界先进智库和一流专家建立联系，进行研究并取得一些成果，不仅在一些具体的国际化的问题上能有所建树，给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供积极的建议，而且能在全球化的宏观战略研究和全球系统问题研究上有所建树，从而使其拥有世界性的影响力。 要营造一个智库成果能够得到充分应用的市场环境。智库产品也像普通产品一样，市场越大，智库发展越快；市场越小，智库的活力也就越来越小。各级政府应充分利用智库研究成果，适时对优秀成果给予认可与激励，从而形成智库“供求关系”的良性循环，使智库驶上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各级各类智库既要胸怀全局，也需脚踏实地，一方面积极思考具有全球高度的、关系世界发展的趋势性、战略性问题，更要找准自身特色与优势，坚持在专业化领域深耕细作，持续提出务实管用的政策建议。如果我们有几十个智库在不同领域都成为全世界领先的专业智库，那么中国智库的整体水平就会有很大提高。例如，新形势下全球体制和区域经济合作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如何处理这种关系？今天，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益处非常明显，但也带来了诸如关税水平不一致等现实问题。如何扬长避短，使其为企业营造更加便利的贸易和投资环境？这就急需智库贡献智慧，提出方案。（注：以上发言根据CCG主办的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论坛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5年7月16日 -
【光明日报】迈向全球命运共同体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命运共同体”的格局正在形成。如何充分发挥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新阶段的领军作用，加快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如何顺利实施“一带一路”构想，推动中国改革开放新进程？如何主动应对全球创业浪潮？7月12日，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来自政、企、学界的“智囊”们会聚一堂、出谋划策。 中国如何把握新阶段的经济全球化浪潮 “与世界各国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双赢战略的升级版，是中国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思想基础。”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如此定义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意义。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针对经济全球化浪潮提出了自己的“药方”：“要改革、补充、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尝试新的国际合作模式，重视发展议题、贫困问题。中国本身还需要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以中国思想为基础的公共产品。” 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强调了智库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在今天的国际局势下有很多的挑战，但也面临很多的机遇。如何充分把握机遇、化解挑战，就需要智库进行研究，作出贡献。”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是否能够把潜力转化成为实际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制度的建设。”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从制度层面提出建议，他强调，“任何一种制度的设计都要根据本国国情来进行，如果忽略了国内实情，制度设计不会好。”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宏观把握了经济全球化的三大浪潮：“一是货物流动，中国做得最好；二是资本流动，发达国家占了很大优势；三是全球人才流动，这是非常需要重视的一大浪潮。” 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 “改革开放给了我们一条宝贵的历史经验--企业必须坚持走出去才能够做大做强。走出去，必须明确目的，是为了从外面的市场获得收益。那么我们就应该了解当地的文化，找到正确的发展策略。”已经有着26年“走出去”经验的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与大家分享自己的心得。 “我们要做世界高铁的圆梦人。”中国中车副总裁余卫平自信满满，而自信，来自于对国际市场的准确认知和对自身的严格要求，“企业走出去，一定要过‘五关’：标准关、文化关、社会责任关、品牌关或信誉关、环保关。”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崔明谟提出了系统观点：“中国企业国际化必须把握大势，在大势和大格局中寻找自己的商机。首先，要认清国内的形势。其次，认真研判和了解国际形势，再次，要充分认识‘一带一路’战略引擎的作用。最后，加强产能合作，营造共赢局面。” 价值观：创新发展与命运共同体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对创新背后的价值观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创新的动力应该是崇高的，应当是出于人类对于大自然和整个世界的不懈探索，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不断思考。中国在创新之路上，需要更多的人才，建立更好的发展机制。” 百度公司总裁张亚勤则强调：“创新的前提一定是诚实、诚信。同时，我们的教育也不能太模式化，应当鼓励每个孩子的个性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表示：“当下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并不是完全在于追求一个共同价值，而是在追求共同利益，所以叫作利益共同体更为准确。中国提出了一些共同愿景以促进经济合作。” “中国要站到一个更高的高度，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审视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中的盲点和难点。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应该有这种文化包容性和高度。”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说。 本文刊于《光明日报》2015年7月15日，记者：杨谧，王斯敏
2015年7月16日 -
【全球化论坛专题篇】把脉全球命运共同体 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
2015年7月12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银泰柏悦酒店举行。这是国内首次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论坛，龙永图、何亚非、吴建民、陈启宗、曹德旺、王辉耀、王广发、王俊峰、徐小平、郑永年、丘成桐、崔明谟、陈爽、郭盛、莫天全、张亚勤、邱震海、金灿荣、査道炯等80余位官、产、学各界精英汇聚一堂，共同把脉全球化浪潮，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开幕式：世界各国正在形成“命运共同体” 圆桌会开幕式由CCG理事长兼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主持，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原中国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圆桌论坛中分别致开幕词，洞悉全球化对于中国的意义及全球化趋势。议题一：从本土公司到全球公司 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新路径 圆桌论坛议题一以“从本土公司到全球公司：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新路径”为主题。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亚洲协会联席主席陈启宗、法政集团董事长王广发，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崔明谟，中国中车公司副总裁余卫平在论坛上发表精彩演讲。福耀玻璃集团与中车公司均是中国企业成功走出去的杰出代表，其中福耀玻璃从1995年开始投资美国，目前已布局五大洲；而中车公司14年中标美国波士顿地铁车辆采购项目，中标金额近35亿元人民币。谈及“走出去”的经验和注意问题，曹德旺表示，在美国投资要尊重当地的文化，学会与美国工会和平共处，善于营造互利共赢的局面；余卫平认为，企业成功走出去需要把好五个关：一是标准关，二是文化关，三是社会责任关，四是品牌关或信誉关，五是环保关。本场议题由CCG主任王辉耀主持。午餐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双引擎之一。圆桌会午餐会“全球化创业浪潮”由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亚洲协会联席主席陈启宗主持，搜房网公司董事长莫天全、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智联招聘首席执行官郭盛等几位商界精英，分享了他们在创新创业领域的经验，同时也提到企业应培养更多人才，更多重视实业，工匠精神更为可贵。现场十几位嘉宾思想激辩，互动气氛热烈。议题二：从亚洲价值观到亚洲共同体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推进，亚投行的成立，人民币国际化等话题在今年被全社会广泛关注，圆桌论坛议题二议题为“从亚洲价值观到亚洲共同体”，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等来自国内与海外顶尖学者与业界资深政经评论员发表演讲。 亚洲价值观并不具有排他性，东方与西方应该站在更高的高度审视彼此的盲点，从文化意义上解读亚洲价值观胜于从意识形态意义上进行解读。亚洲是地理概念，在利益共同体基础上形成命运共同体更具有实际意义。本场议题由CCG执行秘书长苗绿主持。议题三：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已宣布为丝路基金注资400亿美元，用于即将启动的“一带一路”项目，未来中国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能否以最大程度锁定项目建设过程中资金和产品的流动方向，从而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第三场圆桌会就“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议题展开讨论。光大控股首席执行官陈爽、金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王俊峰、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程雁、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研究院首席宏观研究员赵庆明、CCG 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储殷等金融、法律界专家展开研讨。本场议题由CCG副主任孙玉红主持。总结与展望：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新阶段的创新与未来 在本次圆桌会的最后一场议题“总结与展望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新阶段--创新与未来”中，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百度公司总裁张亚勤，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亚洲协会联席主席陈启宗，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分别对中国在新阶段如何进行创新与引领未来做主题发言。丘成桐认为，中国要开放中国学者的观念，要让他们拥有自由的想法和崇高的思想，这也是整个创新的基础。张亚勤则对中国品牌的影响力和竞争态势发表了观点。在他看来，应用创新、规模创新、市场创新、用户创新等很多方面中国已走在前面，他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创新方面充满信心。本场论坛由CCG理事长兼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主持。相关媒体报道：【光明日报】迈向全球命运共同体【光明日报】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京举办【光明日报】龙永图：智库要抓住强项“深耕细作”【新华社】积极开放的经济外交政策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广阔空间【新华网】智库应如何发出中国声音？【Xinhuanet】Chinese diplomacy pushes local business toglobal stage: forum【中新社】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聚焦全球命运共同体【人民网】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举办圆桌论坛把脉中企全球化【人民网】高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举办圆桌论坛 把脉中企全球化【环球时报】张亚勤：模仿竞争倒逼出的创新【经济参考报】专家建议：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全球化治理体系改革【环球时报】张亚勤：模仿竞争倒逼出的创新【国际商报】人民币国际化还须苦练内功【国际商报】培养国际化人才殊为关键【国际商报】中企“走出去”还须过五关【国际商报】“走出去”，大格局中抢商机【新京报】调查称大学生创业最爱“送外卖”【美中时报】把脉全球命运共同体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中国政府网】侨办副主任出席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央广网】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聚焦全球命运共同体【和讯网组稿】CCG在京成功举办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龙永图：“命运共同体”是双赢战略的升级版王辉耀：全球化已迎来人才流动浪潮何亚非：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以应对全球化新常态陈启宗：商业创新并非只有美国模式吴建民：中国“走出去”应警惕封闭观念曹德旺：“走出去”首先要了解所在国的文化崔明谟：“一带一路”战略将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新引擎王广发：人才培养要有前瞻性余卫平：中国企业“走出去”要过五关莫天全：企业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创业”储殷：韬光隐晦和和平崛起永远没有过时丘成桐：崇高的思想是创新最根本的基础张亚勤：全球化是企业的一种心态和能力徐小平：创新时代“粮草未动，兵马先行”郭盛：拥有工匠之心 避免赌徒心态金灿荣：“亚洲利益共同体”才能带来亚洲的趋同邱震海：中国该如何跟世界相处查道炯：亚洲价值观最终要落实在提高亚洲人民生活水平上陈爽：人民币国际化速度远远超出预期王俊峰：国际化亟需培养现代法治思维与国际化人才程雁：人民币国际化亟待精细化管理赵庆明：人民币国际化要有持久战的准备【环球网组稿】龙永图：“命运共同体”是双赢战略的升级版王辉耀：全球化已迎来人才流动浪潮何亚非：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以应对全球化新常态陈启宗：商业创新并非只有美国模式吴建民：中国“走出去”应警惕封闭观念曹德旺：“走出去”首先要了解所在国的文化王广发：人才培养要有前瞻性查道炯：亚洲价值观最终要落实在提高亚洲人民生活水平上王俊峰：国际化亟需培养现代法治思维与国际化人才邱震海：亚洲价值观：中国该如何跟世界相处张亚勤：全球化是企业的一种心态和能力【新浪网专题】2015年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召开【澎湃新闻】何亚非：新一轮全球化需要的不是中美G2，而是“G2+”【经济观察网】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搜狐财经】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聚焦全球命运共同体【环球网】把脉全球命运共同体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中国网】CCG在京成功举办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中国网】论坛专题报道：CCG在京成功举办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新浪网】CCG成功举办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中評電訊】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亞洲價值觀不具有排他性【中評電訊】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全球在形成命運共同體【大公网】何亚非：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以应对全球化新常态
2015年7月15日 -
【澎湃新闻】何亚非：新一轮全球化需要的不是中美G2，而是“G2+”
“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一些工人阶级、劳苦大众是反对全球化的；真正支持全球化的是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大的商业利益集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席、原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仍记得2001年在美国西雅图参加WTO（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时的反全球化游行，“全球化在全世界的名声不是很好。” 与此同时，贸易领域的双边多边机制正在抢夺WTO的风头，全球治理领域的多边合作机制则日渐分化瓦解联合国的角色，在核武扩散、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日益加剧的今天，世界范围内的“去全球化”趋势似乎正在上升。 这种趋势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又该如何推进全球化？7月12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龙永图、何亚非、吴建民、陈启宗、郑永年、王辉耀等人士围绕上述议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WTO基本已名存实亡” 全球化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是在向前发展的，还是比过去几年倒退了？龙永图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全球贸易体制被空前地削弱，世界贸易组织从来没有这样弱过，无能为力。”龙永图从他熟悉的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体制角度出发，认为“表面来看，全球化确实在倒退”。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同样注意到了去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比如在贸易领域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我说句实话，WTO现在基本上是已经名存实亡了。” “因为许多国家看到全球化存在很多问题，或者解决不了许多问题，就寻求其他的解决办法。”于是，人们“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自贸区的安排在风起云涌，无论是TPP、TTIP也好、RCEP也好等等，以及双边的——我们最近跟韩国、澳大利亚都达成了双边的自贸区安排——双边的、多边的自贸区安排却发展很迅速……”何亚非说。 龙永图也提到了这样一种观点：“因为现在WTO无所作为，所以大家只好力求通过搞区域贸易协定的办法，来倒逼WTO能够有所作为”。 但是，“各种多边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区域贸易集团、区域贸易安排蓬勃发展”，“对全球化是一件好事，还是全球化的倒退呢？”还是说“目前区域贸易集团的发展也许是一个短暂的退一步、进两步的现象，将来它还是重回推进全球化的主流当中呢？”龙永图发出了这些疑问。 “更加严重的是现在很多区域贸易协定不是开放的。如果所有区域贸易是开放的、包容的协定的话，从长远讲对全球化可能是好事情。”龙永图说。 “TPP大家都很怀疑它是不是包容的、开放的，虽然我们中国已经明确表示我们对TPP采取开放的态度，我们乐见其成，但这是不是中国的一厢情愿？还是美国在真的达成TPP以后，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做法？”龙永图说。 虽然中国的政策是参加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参加区域贸易协定“两个轮子一起转”，但实际操作上，“两个轮子一起转，转不转得动？会转多久？最后转下来对全球贸易体制会起到一个维护的作用，还是一个消耗的作用？”龙永图再次提出了一些疑问。 全球治理方面的类似现象 贸易问题上是这样子，在整个体制问题上也是这样子，龙永图表示。“联合国成立70年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在削弱联合国，特别是他们不能控制联合国以后，所以他们搞了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 “但是如果大家都这么做了，会不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全球体制就会变成一个毫无作为的体制，这对全球化来讲肯定是一个极大的打击。”龙永图说。 “核不扩散的条约，我们叫NPT，它的根基其实也动摇了。”何亚非提到核不扩散领域的例子。 据何亚非介绍，由190多个国家签署的核不扩散条约规定，只有五个大国，即五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可以拥有核武器，其他国家可以和平利用核能，但不能拥有和研制核武器。 “但事实上现在有核武器的国家，你算一算可能有四五十个。而且核武器材料的扩散很严重，国际原子能机构，理论上是管这个事的，但是我看它的作用也在削弱。”何亚非说。 “像伊朗核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只能通过临时性的机制——伊核问题是6+1，朝核问题是六方会谈——来解决。”何亚非表示全球治理方面的去全球化在同步发展。 同时，何亚非还提到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核武器扩散我刚才讲了，气候变化问题同样。大家对今年年底的巴黎气候变化会议可能寄予很大希望，但是我并不乐观，我觉得要达成约束性的、重要的一些决定，很困难。” 何亚非表示，因为全球化，全球的挑战在不断增多，风险和危害跨领域、跨国界地传递速度很快，而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共同应对的决心则相对较弱。 何亚非认为，在一些大的问题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与单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常相互冲突，而现有全球治理的体制却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何亚非表示，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已经外溢到政治和社会领域。“经济停滞，贫富差距拉大，失业严重，这些经济问题导致许多国家的政治动荡和社会混乱。” 如何提出中国的对策 既然有这么多问题，那么中国该如何看待全球化？ 主持当天论坛的中国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加入WTO后GDP和国际贸易翻了七八倍，中国应该有更多的积极性来维护全球治理机制，支持全球化。中国应该加强对WTO建设的支持，加强参与全球多边机制的建设，包括联合国系统的建设，发挥新的引领作用。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加强全球化机制的具体体现。 龙永图表示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命运共同体概念，表明“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问题上不但没有动摇，而且有了更强大的动力和决心。”何亚非也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 原中国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表示认为，尽管全球化目前面临一些困难，但大趋势很难扭转，而中国企业走出去，正是中国人参与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具体行动。 何亚非表示，在现有国际秩序体系出现一些无序或碎片化现象的时刻，中国“确实需要考虑对全球化的治理体系进行改革、补充、完善——不是推倒重来——以适应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全球化的新常态。” 何亚非认为，改革、补充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首先要“增加中国、印度、巴西、印尼、南非等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包括在一些国际组织中的投票权；要做实、做强G20、金砖、上合组织；要争取改革联合国体系。” 其次，要“加强大国的协商与合作，因为国际体系说穿了是大国的意志或者说大国的合作，这里面中美的合作尤其重要。”何亚非表示，他不是主张要G2，要靠中美两国怎么样；而是要G2+，一定要有中美的合作、协商、沟通，然后加上其他大国的合作才能做成事情。 另外，何亚非还建议要尝试新的国际合作模式，比如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以及重视贫困问题，在国家内部和世界范围同步推进减贫、扶贫，缩小贫富差距。中国要更加广泛、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产品。 亚洲协会联席主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联席主席陈启宗则表示认为，世界各大洲都参与了全球化进程，仅剩中国和欧洲中间那块区域，“一带一路”恰恰是要进一步推进全球化。 与此同时，吴建民还提醒，中国要高度警惕阴谋论盛行、夸大外来威胁的现象，以及由此引出的闭关锁国的舆论苗头。 在谈及西方的反全球化浪潮时，龙永图也提到，“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同样发生在中国？”如果政府极力支持全球化，“但是没有民众的基础变得会怎么样？” “中国能否抓住全球化这样一个大趋势……还是取决于我们内部的制度建设”，“外部的崛起只是内部制度建设的外延，没有一套好的内部制度的话，崛起不仅不可能，也很难持续。”郑永年说。
2015年7月15日 -
龙永图：智库要抓住强项“深耕细作”
本报北京7月12日电（记者王斯敏、杨谧）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为主题的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12日在京举办。来自全国政、产、学、研领域的百余位专家学者会聚一堂，共同把脉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探寻中国企业“走出去”新路径。会议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CCG理事长兼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主持开幕式。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亚洲协会联席主席陈启宗，中国原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等出席会议并致辞。 为期一天的会议聚焦热点难点问题，各界专家在“头脑风暴”中探讨激辩。2014年，中国企业在“财富500强”榜单中已占有100个席位，但上榜企业的盈利能力却呈下降趋势。中国企业与国际巨头差距何在？发言者着眼于“从本土公司到全球公司”，探寻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新路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双引擎之一，如何看待全球化创业浪潮和中国创业现状？创投人与创业家，深度解析“全球化创业浪潮”。“一带一路”构想提出后备受世界关注，其具体实施中将面临哪些问题，如何切实为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带来福祉？专家们多维思考、深入解析，“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成为焦点所在。 曾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长期努力的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近年将大量精力投入智库建设中。从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到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主席，他在亲历中思考着中国智库提质升级之路。7月12日，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举办的“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他对本报记者畅谈了自己关于智库建设的心得感悟。 “为什么今天中国应当拥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因为我们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时期，必须发出中国声音，在全球治理中提出中国方案，用中国智慧解决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龙永图指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库，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首先，智库研究要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质量。智库专家必须提高研究能力与政策水平，善于前瞻研判对中国及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趋势性问题，更加理性客观地发出声音。 其次，要在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智库。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和全球最好的智库、一流的专家建立联系，对有些关系多国乃至全球利益的重大问题，可以与外国智库开展共同研究，联合发布成果。 最后，要用国际社会能够听懂的逻辑和语言发出中国声音，“不仅要把问题搞清楚，而且也要把主张表达清楚”，从而避免误解，顺畅沟通，引起世界各国应有的关注与重视。 为智库发展营造良好生态，是龙永图同样看重的一大关节点。6年前，他曾就中国智库“市场需求不足”的困境发声，呼吁决策层更加重视智库作用。今天，他十分欣慰于“智库春天”的到来，也对进一步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抱以更大期待。“要营造一个智库成果能够得到充分应用的市场环境。智库产品也像普通产品一样，市场越大，智库发展越快；市场越小，智库的活力也就越来越小。”他认为，各级政府应充分利用智库研究成果，适时对优秀成果给予认可与激励，从而形成智库“供求关系”的良性循环，使智库驶上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如何打造智库研究的“拳头产品”，形成品牌效应？龙永图主张，各级各类智库既要胸怀全局，也需脚踏实地，一方面积极思考具有全球高度的、关系世界发展的趋势性、战略性问题，另一方面，更要找准自身特色与优势，坚持在专业化领域深耕细作，持续提出务实管用的政策建议。“如果我们有几十个智库在不同领域都成为全世界领先的专业智库，那么中国智库的整体水平就会有很大提高。”他以全球化议题为例，指出了亟待智库加以研究的突出问题：“例如，新形势下全球体制和区域经济合作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如何处理这种关系？今天，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益处非常明显，但也带来了诸如关税水平不一致等现实问题。如何扬长避短，使其为企业营造更加便利的贸易和投资环境？这就急需智库贡献智慧，提出方案。”文章选自《光明日报》2015年7月13日第4版，记者：王斯敏
2015年7月14日 -
【光明日报】龙永图：智库要抓住强项“深耕细作”
本报北京7月12日电（记者王斯敏、杨谧）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为主题的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12日在京举办。来自全国政、产、学、研领域的百余位专家学者会聚一堂，共同把脉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探寻中国企业“走出去”新路径。会议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CCG理事长兼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主持开幕式。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亚洲协会联席主席陈启宗，中国原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等出席会议并致辞。 为期一天的会议聚焦热点难点问题，各界专家在“头脑风暴”中探讨激辩。2014年，中国企业在“财富500强”榜单中已占有100个席位，但上榜企业的盈利能力却呈下降趋势。中国企业与国际巨头差距何在？发言者着眼于“从本土公司到全球公司”，探寻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新路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双引擎之一，如何看待全球化创业浪潮和中国创业现状？创投人与创业家，深度解析“全球化创业浪潮”。“一带一路”构想提出后备受世界关注，其具体实施中将面临哪些问题，如何切实为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带来福祉？专家们多维思考、深入解析，“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成为焦点所在。 曾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长期努力的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近年将大量精力投入智库建设中。从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到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主席，他在亲历中思考着中国智库提质升级之路。7月12日，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举办的“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他对本报记者畅谈了自己关于智库建设的心得感悟。 “为什么今天中国应当拥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因为我们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时期，必须发出中国声音，在全球治理中提出中国方案，用中国智慧解决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龙永图指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库，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首先，智库研究要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质量。智库专家必须提高研究能力与政策水平，善于前瞻研判对中国及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趋势性问题，更加理性客观地发出声音。 其次，要在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智库。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和全球最好的智库、一流的专家建立联系，对有些关系多国乃至全球利益的重大问题，可以与外国智库开展共同研究，联合发布成果。 最后，要用国际社会能够听懂的逻辑和语言发出中国声音，“不仅要把问题搞清楚，而且也要把主张表达清楚”，从而避免误解，顺畅沟通，引起世界各国应有的关注与重视。 为智库发展营造良好生态，是龙永图同样看重的一大关节点。6年前，他曾就中国智库“市场需求不足”的困境发声，呼吁决策层更加重视智库作用。今天，他十分欣慰于“智库春天”的到来，也对进一步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抱以更大期待。“要营造一个智库成果能够得到充分应用的市场环境。智库产品也像普通产品一样，市场越大，智库发展越快；市场越小，智库的活力也就越来越小。”他认为，各级政府应充分利用智库研究成果，适时对优秀成果给予认可与激励，从而形成智库“供求关系”的良性循环，使智库驶上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如何打造智库研究的“拳头产品”，形成品牌效应？龙永图主张，各级各类智库既要胸怀全局，也需脚踏实地，一方面积极思考具有全球高度的、关系世界发展的趋势性、战略性问题，另一方面，更要找准自身特色与优势，坚持在专业化领域深耕细作，持续提出务实管用的政策建议。“如果我们有几十个智库在不同领域都成为全世界领先的专业智库，那么中国智库的整体水平就会有很大提高。”他以全球化议题为例，指出了亟待智库加以研究的突出问题：“例如，新形势下全球体制和区域经济合作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如何处理这种关系？今天，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益处非常明显，但也带来了诸如关税水平不一致等现实问题。如何扬长避短，使其为企业营造更加便利的贸易和投资环境？这就急需智库贡献智慧，提出方案。”文章选自《光明日报》2015年7月13日第4版，记者：王斯敏
2015年7月14日 -
沈南鹏：伟大的公司诞生于纯真的愿望
沈南鹏：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红杉中国的创始及执行合伙人，也是携程旅行网和如家连锁酒店的创始人。他是福布斯2012-2015年度全球最佳投资人榜单中排名最高的华人投资者，并自2010年起连续四年蝉联福布斯中国最佳创投人，是唯一一位上榜《财富》2015“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的基金投资人。 沈南鹏现任中国企业家论坛轮值主席、耶鲁中国中心理事会主席、亚洲协会理事、北京股权投资协会副会长、上海浙江商会常务副会长。 “学霸”沈南鹏的履历堪称完美，既是企业家又是投资人。在每一个风口上，他都能敏锐捕获，华丽转型。比如1994年回国投资银行，1999年互联网创业，2005年创办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开始投资人生涯。10年间，沈南鹏和他的团队投下了一长串风云公司，他也因此被尊为“投资教父”。6月25日，在红杉中国上海办公室里，沈南鹏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他说，是时代的风口推动着他不断转型，在每次人生的选择路口，他都做出对中国经济看多的选项。很幸运，每次他都选对了。 风口推动我不断转换角色 新京报：你身上有很多身份标签，比如携程、如家创始人；红杉资本合伙人，投资教父等，你最看重哪个角色？ 沈南鹏：创业者，我喜欢（把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做大的感受。今天我还是一个创业者，红杉中国就是一个创业企业，十年前从三四个人开始，现在有100多号人，六七十个投资团队成员，实现多行业覆盖，也从天使投资一直做到PE投资。 新京报：是什么动力，推动你不停地进行身份的转变？ 沈南鹏：我们这些60后、70后，大多是被时代大潮推着走。当年从美国回中国投身投资银行，是因为中国资本市场刚兴起，觉得很兴奋可以参加。后来互联网浪潮兴起，我觉得可以在新经济里创造东西。后来发现多个领域都有机会，作为投资人可以参与更多。所以，很大程度上，我是跟着风口走。 新京报：你为什么能如此敏锐地把握机会？ 沈南鹏：我尝试去寻找好的机会，但通常我不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会观察一下，看自己是否适合。 新京报：你放弃过“不适合”的机会吗？看上去你每次都一下子就选对了。 沈南鹏：有。比如从携程离开后，有一些大型的私募股权PE来找我合作成立中国基金，但我更喜欢关注早期创业者，而PE基金接触的只是大公司，更多的是锦上添花。 新京报：那你为什么不做天使？ 沈南鹏：我们也做天使，但不是红杉的主要产品。过去三、四年，我们有十多个天使项目。 喜欢承担一定的风险 新京报：你的公开形象近乎完美，你是怎么来看自己的？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沈南鹏：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每个选择都是大经济环境给的一道命题，对中国经济，我做出了“看多”的选择。20年前离开华尔街，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 新京报：因为你喜欢冒险？ 沈南鹏：我乐观，加上喜欢承担一定的风险，也看重长期的职业发展，不期待短期利益。回国头两年做投资银行，未必会比在美国有更好经济收益。离开投行去创业时，刚开始也不多考虑有经济回报的账。做选择要看长期，而且最重要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新京报：你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吗？ 沈南鹏：肯定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是如何帮助中国企业家打造百年老店，这是我们一直以来最重要的命题。 眼光好因为更积极 新京报：你是携程创始人之一，后来又创办如家。当时创业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沈南鹏：我们这批创始人很多没有商业经验，做携程是抱着对互联网的热情，后来发现不管互联网创业还是别的，归根到底都是生意。生意都有门道和诀窍。长期在投行做，不见得掌握在中国做生意的门道。第二个挑战是融资，今天是钱在追创业者，当年是创业者追钱。今天的创业者很幸运。 新京报：但是很不幸，那个时候你是创业者，需要去追钱，现在又变成投资人，需要追创业者。 沈南鹏：是。所以我常常是一个需要“说服”别人的角色，要做一个好的“销售员”。两次创业让我学到很多商业经验，而且现在作为投资者，也能更容易理解创业者。 新京报：从创业者变身投资人，你认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沈南鹏：好的投资者不是所谓金融从业人员，而应该是（被投）企业的深度参与者。有人问我们为什么眼光很好，其实投资眼光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投资后，花时间帮助企业成长。比如帮他找合作伙伴，讨论战略。投资人跟创业者的角色其实是相似的。 新京报：你会多大程度地介入被投公司的运营管理？ 沈南鹏：红杉有一个基金定位，叫“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如果开车的司机是创业者，我们就是旁边看地图的，帮他避免可能碰到的问题。躺那边休息或看风景是不行的，因为一路上还是会有很多挑战。我们还是希望能更积极点。 新京报：意见相左时怎么办？ 沈南鹏：我们只是看地图的，最后还是驾驶员决定往哪边走。但如果投资中有关联交易和违规行为，投资人作为股东，需要保护自己。 红杉秘诀不单纯是买赛道 新京报：大家都说红杉投资成功的秘诀是买赛道，你们是怎么来判断赛道的？ 沈南鹏：这个解读不完全正确。赛道很重要，一个行业如果没有大的发展前途，公司很难成功。但在赛道和赛车手之间，绝对是赛车手最重要。因为赛道可能会变，好赛车手会寻找新方向。当然，赛道或者新商业模式，是风险投资基金必须长期研究和跟踪的。未来几年行业会怎么发展，投资人必须有自己的预测和判断。 新京报：据说你们有一张产业地图，引导你们购买赛道。这张地图是什么样的？ 沈南鹏：不是一张产业地图，是有多个产业地图。比如O2O肯定是一张产业地图，金融是一张，电商是一张。因为认知不断进化，地图也不断完善。比如第一天看电商时，肯定不会想到原来打折产品销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也没想到有些领域可以做这么大。在行业投资中，你会越来越清晰地知道产业格局应该是怎样的。 新京报：红杉买下的赛道其实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坐标。这10年，你们先后买了哪些赛道？ 沈南鹏：2007年开始布局电子商务，从阿里巴巴到京东、唯品会、聚美优品、美丽说到蜜芽宝贝，电商知名企业我们几乎都参与了。2008年布局影视娱乐，投了万达影院、阿里影业、博纳影视等。2009年开始投云计算大数据。2010年开始投O2O，从美团、大众点评网、饿了么到赶集，也占了一定市场份额。相关的物流行业也投得很好，中通快递、德邦物流、安能、郑明物流等。2011年开始投了一批互联网金融。 新京报：有钱果然任性，可以大胆买买买。 沈南鹏：当然有很大挑战和风险，因为你必须有一定的能力选对。这对基金也是巨大的挑战和考验。 新京报：你们的失败率实际是多少？ 沈南鹏：目前红杉投资了200多个公司，如果以颗粒无收为标准，目前这样纯粹失败的公司真不多，可能也就十几家而已。风投肯定会有一定的失败率,这是不可避免的。过低的投资失败率反而说明一家VC风险承受、鼓励创新的意愿不足。 不能仅为赚钱而创业 新京报：作为投资人，你最希望听到创业者跟你探讨什么，比如商业模式，梦想？ 沈南鹏：商业模式的认知非常重要，因为竞争激烈，没有好的准备，没有产业前瞻性，很难在竞争中生存下来。但梦想更重要，不能仅仅为了赚钱创业，梦想是很多成功创业家背后的根本动因。一个纯真的愿望，往往推动了很多伟大公司诞生。这些对了以后，其他都是经济大潮带来的红利。 新京报：这似乎是一个标准答案。但为什么你在投资实战中就能做得比别人好。 沈南鹏：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具体跟每个创业者交流时，你会发现每个公司都不一样。每一个创业者有不同的气质，不同的背景，怎么能够了解他，跟他交流好，我觉得这可能是作为投资人最重要的一个课题。 新京报：具体怎么判断？ 沈南鹏：没法用一句话来描述。很多是经验积累的结果。当他站在那讲述他的商业计划。你可以了解他对细节的关注，对产品的热情，对行业的理解，怎么看竞争对手，创业目的是什么，有没有在创业中碰到曲折，是不是会非常坚持等等。 新京报：很多人认为现在创业热潮有很大泡沫。你怎么看？ 沈南鹏：十五年以前，中国第一批互联网的创业潮里面也有这样的问题，但只要大方向正确，即使有一些泡沫的现象，有一些不靠谱的创业者或投资人，最后会优胜劣汰。所以我认为泡沫在一定时间内不是问题，关键是不是有很多优秀的创业者冒出来。 很少签对赌协议 新京报：有的投资人和创业者，最后变得像敌人一样。你们买赛道，投了很多互相竞争的企业，关系处理应该更微妙。 沈南鹏：我们不会在同一时间投资有直接竞争关系的两家公司，但互联网行业边界不是那么清晰，以前两个不同“产业”的公司都可能逐渐走到同一跑道上。只要把我们的增值投资角色扮演好，就能得到双方的尊重。 新京报：你和创业者签过对赌协议吗？ 沈南鹏：很少签这种对赌协议，我们希望和创业者永远在一条战线上，跟他走五年、十年。如果有这样的协议，表明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双方目标不太一致。这未必是最好的。 新京报：什么情况下会签？ 沈南鹏：我们认为利润不是非常重要的指标。还是要看用户增长，产品优劣。过去三四年里，我们在互联网投资中，没有签过对赌协议。 新京报：你们一般什么时候会退出？ 沈南鹏：我们的投资周期很长，唯品会仍没有完全退出，大众点评已经跟了10年，美团也已经7年，京东5年多，奇虎快10年了。我们会跟一家企业走很长很长的时间，如果公司仍在高速成长，为什么不跟他们走下去？ 新京报：你非常看好互联网金融和O2O，为什么？ 沈南鹏：这两个行业最近一年很热，但我们五年前就开始投资。通俗说，他们是“互联网+”的代表。O2O是用互联网改造线下服务，互联网金融就是改造金融服务业，两个巨大的市场，也有很多被改造的理由。前者因为服务分散，效率不高。后者服务能力需要提升。 新京报：互联网金融创业成功机会有多大？ 沈南鹏：机会很大，可能（和商业银行做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同等量的机会，能拿下金融市场的相当份额。O2O也一定能产生大公司。 投资可能不是大公司能做好的 新京报：红杉中国今年10周年了，你给它打多少分？如果一百分是满分。 沈南鹏：七十多分吧。还有太多东西可以提高。每年我们都会总结错误，但每一年过去时，会发现又犯了错误，在不断纠错中成长。 新京报：哪些错误还在重复？ 沈南鹏：比如在项目判断上。2008年不投京东就是个失误。当时2008年金融危机，京东的运营数字没那么好看，线下的竞争对手苏宁、国美很强大，商业模式实现好像遥遥无期，这个企业到底怎么做出来，我们有很多问号。当时我们把它pass掉。2010年花了很多的成本再成为其股东。 新京报：最近你说红杉中国仍是一家正在“延伸”的公司。红杉中国未来的公司版图会是什么样子？ 沈南鹏：从天使到风险投资的早期投资和PE的投资，再加上二级市场的合作，红杉中国的投资全产业链模式正在形成。但红杉团队会专注在最核心的产品上：即VC和PE。 新京报：那红杉中国算得上是一个大公司吗？ 沈南鹏：是“小”公司，而且应该保持小公司的组织形式和心态。投资可能不是大公司能做好的，我们六七十人的投资团队其实已经挺大了，管理有很大的挑战。我认为还是可以保持小公司扁平和高效的文化，这样才能在变化的市场里更快成长。 不会给被投公司提议是否回归A股 新京报：这个月红杉中国有5个项目正在私有化回归。很多人认为这跟沈南鹏的资本运作有很大关系。 沈南鹏：这又夸张了基金的作用。企业私有化过程中，包括未来在哪里上市，都是创业者的意愿和公司战略做出的选择。红杉只是愿意跟创业者一起走很远的路，尤其是那些优秀的创业者。如果我们看到创业者成长的潜力，就会跟着他走下去。 新京报：这些私有化是创业者还是你们先提出来的？ 沈南鹏：当然是创业者（先提出的），这是公司战略的选择，创业者主导公司，我们只是看地图的。他做出合理的选择，我们会与他保持步调一致 新京报：很多人揣测，可能是因为现在中国股市好，红杉套利的空间大。 沈南鹏：短期套利，不是创业者和好投资人应该有的选择，更不是红杉的投资理念。红杉作为价值投资者，无论他们上市地在哪，对我们的投资选择都是一样的。我不知道具体每一个企业家做选择的背后原因是什么，但我知道很多创业者是想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得到更好的平台进行行业整合。毕竟A股投资人能更了解他的产品。 新京报：你会给红杉的被投公司主动提议，分析是否适合回归吗？ 沈南鹏：不会。十年间，我们有近40家的投资企业陆续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数量相对比较多。我们在美国上市的被投企业还有不少。很多企业选择不回归，我认为也非常正确。因为有些企业不需要这样做，因人而异。 红杉是我最后一次创业 新京报：你的日程每天安排非常满，怎么来保证这么旺盛的精力？ 沈南鹏：适当锻炼，睡眠还不错。但现在锻炼确实比以前少了，最近几年的创业大潮让创业者很忙，投资人也很忙。但我想还是应该有自己良好的生活节奏。 新京报：你的日程密集到什么程度？ 沈南鹏：基本都满了，很少有自己的时间，不能静下来多想一些事，或者思考长远战略。这不是最理想的状态。 新京报：对现在的生活状态，你满意吗？ 沈南鹏：略有不满意，节奏稍微有点快。很多创业者和投资人都是这样。比我十五年前创业还要忙，因为竞争，也因为机会更多。 新京报：从银行家到创业者再到投资人，你已经完成了两次转型，未来还会转型吗？ 沈南鹏：创业是一个不太容易的选项，红杉绝对是我最后一次创业，如果它算创业的话。 新京报：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 沈南鹏：我不知道投资还能不能做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但至少希望未来的十年能比过去十年做得更好。
2015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