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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敏： 金融改革要进一步服务于实体经济
导语2015年6月26日至27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行。这一汇集了前政府政要、企业界代表及顶级智库代表的顶级峰会，以“可持续发展”为题，探讨2015年后的发展新路径。汤敏，国务院参事、原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CCG副主任。 当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趋近于相同的时候，整个金融市场化的改革趋势也势在必行。同时，企业自身的发展情况直接关系到一个国运和一个大的可持续发展的话题。 总体来说我们企业所面临的这种环境还是非常严峻的，一是因为中国整个的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常态。过去企业按照老的常态设计的这种增长模式和发展模式现在已经碰到很大的困难。中国劳动力短缺，劳动工资上涨非常快，中国要保护环境，所以环境的成本上涨非常快。所以成本上涨都非常快。 另外一方面，全世界的消费，中国的出口包括国内的消费也不是特别的强劲，国际上还是非常疲软的，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中国企业现在正在处于一个转型的过程。一部分企业要转到国外去，一部分企业要在本地升级，在这个升级的过程当中，会比以往更需要资金的支持，金融的支持，需要更灵活，而且更精准、更好的由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恰好在这时候，我们金融也在进行着改革，我们很多的领域里面，金融的改革，大量的资金不一定能够很快的或者比较好的由金融行业把它分配到真正的实体经济里，特别是在实体经济里目前非常困难的是这些小微企业，需要转型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又恰恰不是我们现在金融行业的主要的服务对象。这些他们就会更困难，包括现在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房地产的“泡沫”，包括最近一段时间的股市的泡沫，都会使资金尽管从人民银行的角度来说，货币政策已经不是非常的紧。但是由于别的地方赚钱更快，别的地方赚钱更容易，资金自然就会流向这些，这样就造成我们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包括一部分国有企业也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下一步的金融改革可能要看怎么样解决实体经济缺血或者血不够，怎么样让更多的资金能够到实体经济里，特别是到转型的经济里，这将是我们金融改革非常重要的部分。包括现在做的利率改革，包括现在做的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这些怎么样把资金流入到实体经济当中，支持实体经济，把它结合起来。这应该来说是非常富有挑战的。 （本文节选自其在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专题论坛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阅）
2015年7月10日 -
陶景洲：反垄断法面前的平等
消费者权益始终应是反垄断保护的核心，反垄断执法机关在互联网行业的监管中也应谨守这条底线。对创新的保护以及对民族产业的保护都不应该是降低反垄断法实施的理由。 近来，互联网行业似乎不大“太平”：先有快车软件的合法性之争，后有百度cookie隐私权侵权之战，如今焦点又转移到了在线旅游业：携程与艺龙的“结合”被指涉嫌逃避反垄断申报，可真算的上是“一波未平风又起”。 在旧的法律制度以及政府监管能否顺应潮流、革故鼎新方面，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和探讨。 今天5月份，携程被爆出以4亿美元收购了艺龙约36%的股权和48%的投票权，成为艺龙第一大股东。据报道，2014年中国的在线酒店预订市场基本被携程、去哪儿和艺龙“瓜分”，其中携程的市场份额最高，占46.2%，去哪儿与艺龙紧接其后，分别占16.6%和13.5%。 这种市场领先企业之间的联合难免会加强市场集中度、削弱市场竞争，因此自然会引发是否会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担忧，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各国对经营者的集中行为均进行反垄断审查的原因。但根据商务部在6月份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信息来看，携程与艺龙并未向商务部提交经营者集中申报。 携程与艺龙的交易是否达到了经营者集中的申报门槛？如果答案为肯定的，那么携程的收购之举能否躲过反垄断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能躲过，反垄断法面前的中外企业一律平等的承诺就会使人们产生怀疑。 是否达到申报门槛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携程的收购行为是否构成“经营者集中”，也就是说携程是否取得对艺龙的控制权；第二，携程和艺龙的营业额是否达到法律规定的标准。 以往在营业额的计算上虽也曾出现过争议，但商务部的计算标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就目前携程和艺龙的年度报告看来，两方的经营额很有可能已经达到申报的标准。因此主要的焦点就在于携程是否取得艺龙的控制权。 一般来说，持有50%以上的股权或表决权即可视为拥有控制权。商务部2014年6月6日颁布的《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的指导意见》中亦规定，“虽然从集中协议和章程中无法判断取得控制权，但由于其他股权分散等原因，实际上赋予了该经营者事实上的控制权，也属于经营者集中所指的控制权取得。”此外，商务部今年一月份公布的《外国投资法草案》中也规定虽然持有的股权或表决权不足百分之五十，但如果所享有的表决权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等决策机构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则应视为具有控制权。 由此可见，控制权取得与否并不仅由经营者持有的股权或表决权数量决定，关键还是看是否掌握了实际控制权。 此次携程仅持有艺龙37%的股权和48%的表决权，虽然表面上看并未过半，但相较于其他股东，其持股比例应该说是相当高的。而且，交易一经完成，携程就雷厉风行地展开了对艺龙的整合，包括裁掉艺龙与携程竞争激烈的机票业务。试想，如果携程没有取得对艺龙的控制权，其何以能大刀阔斧地实施这些看上去仅利于携程而无益于艺龙的整合措施？所以说，携程的收购行为很有可能被商务部认定为构成经营者集中，也因而面临应当申报而没有申报的法律风险。 当然，达到经营者集中的申报门槛，并不一定意味着商务部就一定会拒绝批准交易的进行，这其中需要考量的因素包括交易涉及的相关市场份额、市场控制力、市场集中度、市场进入难易程度、对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影响等等。 但在互联网行业的特殊语境下，上述因素的界定也出现了新的挑战。 首先，互联网的模糊性与交织性给相关市场的界定出了难题。在曾经热闹一时的3Q大战案中，最高法院就表示过传统的“假定垄断者测试”方法不应再适用于界定互联网相关市场。因此，在携程艺龙收购案中，是否应当将相关市场界定为在线旅游市场，或是在线机票预订市场，抑或是在线酒店预订市场，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而且互联网双边市场的特性更增加了相关市场界定的难度。 其次，对互联网企业市场份额的考量需要更理性的态度。我不久前刚在另一篇讨论专车问题的文章中提过，传统的以市场占有比例来判定垄断与否的标准不能再简单地套用在互联网行业。互联网行业不同于传统行业，其技术更新快、准入门槛低、竞争的动态性极为突出。即使是市场份额占比极高的互联网企业也可能覆巢毁卵于朝夕之间。 那么，基于互联网的这些特性，我们可不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即互联网领域不存在垄断，也因而就不存在限制竞争的危害，反垄断执法机关抑或法院对互联网产业领域的交易行为（包括经营者集中）均应绿灯放行？对此，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这无异于是给了互联网巨头一块反垄断的“免死金牌”，是置消费者权益于不顾的危险行为。 毕竟，互联网行业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规模效应”，即用户越多，消费者对该互联网服务和产品的依赖性就越高，就越难转而选择其他产品和服务，这在微信、脸书等社交网络软件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互联网公司间的竞争说白了就是用户规模的竞争，庞大的用户群体可以吸引更多的用户，进一步扩大其网络效应，挤压小群体网络产品或服务的生存空间。互联网巨头间的强强联合，则更会将“规模效应”这一优势发挥到极致，于潜移默化中培养和垄断消费者的选择，给其他竞争者创设难以逾越的壁垒，而这些被侵害的权利与秩序恰恰正是反垄断制度所应竭力保护的。 之前无论是优酷与土豆的合并，还是58同城与赶集网的结合，抑或是滴滴与快的的联合，商务部都未能有机会对互联网领域的经营者集中进行审查，互联网产业也因此一直游走在反垄断执法的监管真空地带。此次的携程艺龙收购案对商务部无疑是一次良机，但同时也是一道难题。如何在推动创新与维护行业秩序之间找寻平衡点，如何将互联网行业特性结合到反垄断的法律规则中来，还需要监管部门表明立场，为后续企业的交易行为提供明确的指引。但无论如何，消费者权益始终应是反垄断保护的核心，反垄断执法机关在互联网行业的监管中也应谨守这条底线。对创新的保护以及对民族产业的保护都不应该是降低反垄断法实施的理由。■ （文章选自财新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7月9日 -
王炜：今天+中国+创业：一生一次的机会
在中国，现在是创业的最佳时机吗？创新与模仿，是否只是市场竞争手段的区别？二者的相生与相斥应该以何种尺度来把握？ 在6月25日举行的“中国创新的复兴？--2015上海交大巴黎高科评论圆桌论坛”上，我们十分荣幸地邀请到了几位活跃在国内外创新前沿的参与者与观察者，针对5个与中国创新现状与未来紧密相关的问题给出了他们的YES或NO。 今日嘉宾：王炜CDP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问：中国是否需要类似于诺贝尔奖或iPhone这样的世界级产品，来消除“中国没有创新力”这样的认知 ? 我投NO。中国在历史上从不缺乏创新，我们有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创新与发明在中国从未止步。有些创新因其商业成功引人注目，例如iPhone，其他的则可能不是那么流行而被大众熟知。我们不能仅用一种标准来评定创新。在过去，如果你做的是电子商务，你最好向亚马逊或Ebay看齐；但今天，越来越多地，我们看到向阿里巴巴或小米看齐的初创企业。中国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正越来越引起世人瞩目。今天，即使在硅谷，人们也都在津津乐道于微信的成功。 问：你认为中国是否有可能五年内摘掉 “山寨”的帽子？ 有可能。正如我前面的陈述，对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公众认知和其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相关性。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说去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已超过外企对华投资，随着这个有说服力的经济进程的持续，中国将迅速升级产业链成为创新前沿国家，再无山寨必要。 问：你觉得小米最终会取代苹果成为世界最大、最具创新性公司吗？ 总体上我说NO，因为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特别明确的答案。中国已是世界最大智能手机市场，所以谈及硬件出货量，小米有可能超过苹果。但是，如果小米意图转型为一家软件或提供智能生活方式的公司，我不认为在创新能力方面它能比肩苹果，至少短期来说是这样。 问：你觉得现在中国创新孵化器是否太多了？ 我投YES，但我认为我们没有足够好的孵化器。我时常在某些场合遇到一些政府人士，他们正尝试鼓励发展创新孵化机构。出发点是好的，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市场环境，而不是靠给予优惠政策哺育创业公司。我们需要促进公平竞争，给予国企与私企以同等的机会，最佳激励办法是让他们在公平市场环境下自由竞争。 问：在中国，现在是创立企业最佳时机吗？ YES。我认为现在很可能是在中国成为创业者的最佳时机，我将之看作一生一次的机会。一个风投朋友告诉我他在上海遇到的硅谷人比在硅谷还要多，因为如今在中国融资渠道更为便捷，每天都有无数创业公司上演第一轮、第二轮……融资的故事。人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洁净的空气、高品质食品，而是无处不在的机遇。大资本与高智慧人才，鼓励性的法规、政策、设施，所有这一切构建了一个总体来说对企业家十分有吸引力的大环境。文章选自上海交大巴黎高科评论，2015年7月2日
2015年7月7日 -
王辉耀：“一带一路”是中国进一步开放的标志
2015年6月26日至27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行。这一汇集了前政府政要、企业界代表及顶级智库代表的顶级峰会，以“可持续发展”为题，探讨2015年后的发展新路径。这是全球“新常态”背景下的一次探讨，也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智库”之后的第一次智库峰会，李克强总理出席会议并与全球智库峰会外方代表头脑风暴，高度、深度、广度兼备。 智库峰会专题论坛六：“全球可持续发展：市场的力量”于6月27日在北京举行，来自世界各国的数百名专家学者、智库代表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讨论。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受邀出席会议，并在“企业的力量--推动全球合作，践行可持续发展”议题中担任主旨对话嘉宾。 在谈及“一带一路”的设想时，王辉耀表示，当前中国的对外开放正经历从“走进来”到“走出去”的观念的转变，而“一带一路”则是中国进一步开放的标志。具体对企业而言，则要具有国际化的思维，未来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新的发展和新的突破。 《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互联网时代，手机在不同的国度，在不同的人群里作用真的是不一样，在国外可能是通讯工具，在中国是一个时尚消费产品，快消品。所以中国手机的增量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智能手机生产得非常快，提供了无限的让新企业，弯道超车的机会和可能。你看我们国内无论是华为甚至是小米，包括乐视也要做手机，都会带来很多创意和机会。请您分析看看在互联网时代，中国这些企业弯道超车的可能性几率有多大？这恐怕也是中国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成长为国际化的大公司的一个路径。 王辉耀: 今天我们全球智库峰会，讨论“可持续发展，全球化企业的战略”，非常的重要。谈到“一带一路”，刚才大家都说得非常好，我个人认为“一带一路”的伟大设想提出来，实际上是中国在未来30年、50年乃至100年进一步开放的一个更伟大的构想。因为过去36年我们基本上是“走进来”的开放，未来30年、60年我们就是“走出去”的开放。这个观念的转变和战略意义的转变意义非常重大，也是随着成为全世界未来最大经济体的新的体现。 从这个意义来讲，对我们的企业来讲，因为这一场的主题是关于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未来我们中国要出现更多的全球企业，不管是在中国的公司也好，还是跨国公司也好，还是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企业也好，未来会成为全球企业，就需要到全球来做他们的新的发展和新的突破。现在“一带一路”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现在我们的概念有了，但是它处在不断完善和不断提升的阶段。 《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作为国家重要战略的“一带一路”事关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大家最关心的是下一步我们怎么样下手，怎么执行或者怎么样实施？这是非常重要的。请谈一下具体的建议？ 王辉耀: 这里有三个具体的建议。 第一，“一带一路”从交通、从物流、从丝绸之路来讲跟交通很密切，中国现在的交通包括铁路、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我们的互联网都非常的强。开始崛起。能不能我们首先建一条欧亚的高速铁路，我们有一个事能够把这六七十个国家串起来，这个高速铁路的网络，比如通过亚投行和丝路基金采取股份制的形式建立起来。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当时非常穷，当时中国政府建立了横跨非洲的坦赞铁路，帮中国进入联合国等都起到巨大的作用。如果今天中国能够参与建立一条欧亚高速铁路，那对“一带一路”就有很好的说服力。这是第一点，一个抓手可以开始进行。 第二，我们可能要打造“一带一路”的一种国际的机制，或者是一种联盟也好，或者是一种像OECD国际组织，为了全球的发展成立了一个机构。“一带一路”的国家能不能成立类似于OECD的这种，叫全球“一带一路”合作组织，中国在这上面可以把这些国家的智慧，有一个沟通的平台。这样能够帮助我们的企业更好的“走出去”。我们在企业层面有更多的项目在实施，在国家的层面有“一带一路”的合作组织。这完全可以。 第三，今天我们是全球智库峰会，国经中心是国内非常领先的智库，我们能不能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打造一个智库联盟。我们现在从二轨的角度，从智库的角度，公共外交的角度，民间外交的角度先把这个话题探讨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在国际层面，在智库层面，另外在我们的企业层面，三管齐下推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不断完善和提升。 《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中芯国际、华为、高通、欧洲微电子研究中心，这四家成立了一个联合的研究院，这是很典型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国际跨国公司到中国来转型升级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这一合作是标准的竞合，一起合作、一起发展。今天是这么高端的智库论坛，我们话题又是企业，企业是最讲实在的，也是最讲实惠的。请谈一谈各自的想法。 王辉耀: 刚才主持人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从现阶段中国企业国际化或者全球化或者跨国到中国来，政府有什么好的政策。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现在全球化时代已经进入一个深入的发展阶段，可能在两个方面有两个建议，从政策层面提升中国的企业竞争力。 第一，能不能把跨国公司或者外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视为本土企业，这个观念的改变非常重要。跨国公司是注册在中国，提供中国的税收，提供中国的就业。实际上他们就是本地的公司，我们如果把他们视为本土的公司，我们可能对它的支持和待遇各方面都会不太一样。因为它和其他企业没有什么不一样，都是90%甚至是99%的员工都是本土员工，如果我们有这种理念，比如在组建“一带一路”战略的时候，或者国家领导人带领中国企业代表团出访的时候，为什么没有通用电气、空客或者其他的一些世界级的企业跟随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跟随去国外访问，推动“一带一路”的企业里面，我们如果有这种新的理念，可能会进一步的推进我们企业的国际化。这是我想提的第一个建议，我们要把跨国公司也好，外国来华的公司也好，只要在中国遵守法律，在中国注册，在中国提供税收和就业，就是中国的公司。我们在出访的时候，给他们支持的时候就应该一视同仁。这样我们可以鼓励更多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公司到中国来，能够带领更多的，我们去“一带一路”的国家做开发的时候，“一带一路”国家在中国的公司就可以打前战。 第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面临比较大的障碍，我们单枪匹马走出去，环境、地理位置都不熟，文化各个方面都不熟。当年跨国公司来中国的时候是采取跟中国企业合资的方式“走出去”，为什么我们不能跟跨国公司结合起来“走出去”，像中芯国际和高通的合作，我们可以建立和跨国公司合资合作的模式“走出去”，这样可以带动更多的企业“走出去”，也能使我们在外面避免更多的阻力，减少我们的阻力。当年跨国公司靠合资企业合营方式、合作方式走进来，中国企业“走出去”也靠合营合资。
2015年7月7日 -
【中国经济时报】东南亚是“一带一路”的重心所在
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举办“一带一路”之东南亚投资挑战与机遇研讨会，与会专家称，东南亚是“一带一路”的重心所在，中国应以单边开放、开发促地区合作，增强与东盟的经济依赖度，能源和新能源的合作可能是中国和东盟合作关系中的一个增量。 “‘一带一路’涉及六七十个国家，沿线情况复杂，但有了东南亚，特别是本身有东盟，10＋1、10＋3甚至还有10＋6，对进一步推动和东南亚的合作非常重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在研讨会上称，东南亚是“一带一路”的重心所在。东南亚与中国有非常近的地理关系，目前在东南亚约有三四千万的华人华侨，也是非常大的资源。很多东南亚国家的文化和中华文化有相似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1. 政治风险：南海挑战具有全局性 “南海问题对‘一带一路’的挑战具有全局性，未来的‘一带一路’要优先于南海问题，中国应以单边开放、开发促地区合作，增强与东盟的经济依赖度，为南海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安全外交研究室主任张洁表示。 张洁认为，东南亚是海上交通要道，在地缘政治上具有独特性和重要性，加之还是亚洲主要经济体的集中地。在过去十年甚至二十年间，中国在区域合作中最成功的范例是东盟，从东盟开始推进“一带一路”是必然的选择。 “南海问题确实造成中国东盟政治互信的削弱，也导致对这个地区投资的政治风险上升。中国要考虑到未来在南海的战略部署，若是维权为主则势必会增加挑战，但若是以区域合作为主也许带来更多机遇。应分析东盟各国在经济一体化后是拥有协调性立场，还是仍然分散的自由市场。”张洁称，东盟正积极推进互联互通，中国可借助互联互通，让“一带一路”与当地形成更多对接。同时谨防一些突发性事件对双边关系造成剧烈影响，进而影响我们的海外资产。 2. 经济风险：突出的是金融风险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新兴经济体研究室主任沈铭辉表示，经过近十年的测算，风险从低到高的国家分别是阿根廷、马来西亚、墨西哥、中国、智利、秘鲁、泰国、爱沙尼亚、巴西、匈牙利、委内瑞拉、巴基斯坦、南非、波兰、保加利亚、印度、土耳其、罗马尼亚、乌克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QE改变了方向，整个新兴经济体的资金流也发生了转变，这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沈铭辉称，从短期外汇风险、能源安全财政风险等来测算，排除受特殊因素影响的俄罗斯，最安全的国家是菲律宾，其次是印尼。整个东南亚地区相对较安全。相对来说，中东欧国家的风险就比较大，从长远来说，将受到更多亚洲制造业的冲击。东南亚国家和我们的经济关系比较稳定。东盟是各个国家的集合体，整体和个体的区别很大，在经济上要更注重其个体间的区别。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龚婷认为，从历史传统外交关系来看，柬埔寨、老挝和中国关系比较近。能源和新能源的合作可能是中国和东盟合作关系中的一个增量。南亚国家在能源上都是较强的需求方，这个地区在能源安全通道、能源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以及地区能源交易机制，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的交易上都有共同利益。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面临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任晶晶表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不能替代陆地经济带的建设，且重要性在陆地经济带之后。“海丝建设存在变数，关键则要看中国怎么应对。” 任晶晶说，东盟共同体的成立对中国通过外交渠道解决东盟问题或南海问题平添了新的变量。东盟共同体是一个集经济、政治、安全三位于一体的复合型概念。成立后相关成员国会用一个声音对外说话，势必会增加中国与整个东盟共同体谈判的难度，进而解决问题的难度也会相应增加。 北京军事科学院大校、研究员栾大龙则称，中国选择海上主要面对的对象是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强大且制造业能力强的前提下，我们必须在海上扩展岛礁。岛礁建设是基地，无论是从“一带一路”还是从国家安全亦或是未来领土问题的角度出发，这都是必须的。船舶建设也非常重要，以此保障海上丝绸之路的通畅。 中国企业应谨慎进行安全评估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孙玉红警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要学会思考，除了金钱还能给对方带去什么新东西。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几十年间带来了新观点和新意识。在中国常常讲软实力，企业要获得别人的尊重，除了出资帮助修建铁路等基础设施，还有其它如文化的、价值观的附加值。 “东南亚经济面临的问题不大，主要是中国在缅甸丧失主动权，空间被他国占据。”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储殷表示，目前中小型工程对于中国仍有很大空间，但中国企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管理员工、在当地建设中如何遵守当地规定及保护生态环境、中国员工的签证、外汇管制等。工期延误问题、安全风险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企业应谨慎对其进行安全评估。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王鹏则表示，“一带一路”要有旗舰，有样板工程和样板国家。如果把政治、经济、安全综合起来看，东南亚在可行性、可操作性等方面更具优势，中亚主要是能源和安全问题，但在经济发展上效果可能并不明显。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董春岭称，“一带一路”只是个倡议，其推行和建设需要各国共同参与治理，国家间需要共同协调，分享红利，也分担风险。东盟国家的稳定是中国所乐见的。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黄日涵建议，针对不同企业、不同领域投资的行业，评估的方式要有细节性的操作。加强与海外华人华侨的联系，加强与沿线各国政府之间或更高层面的互动。文章选自《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慧
2015年7月6日 -
郑永年：中国若误判美衰落将致颠覆性错误
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再也没有比中美关系更为重要也更难以处理了。这对关系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双边关系，也决定了世界和平与战争问题。 只要中美关系维持在稳定状态，两国之间没有重大冲突，其它区域性冲突就很难改变世界权力格局。可以说，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一对结构，任何一方出现问题都会导致整个国际体系出现问题。 但是，中美关系也是很脆弱的一对关系，因为一个是现存的大国，另一个是崛起中的大国，或者说，一个是既得利益，另一个是新利益。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在西方，这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 人们发现，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最显著的就是德国。德国统一之后取代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 在亚洲也有类似的经历。日本崛起之后，就想挑战欧洲殖民地在亚洲所建立起来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重新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秩序，最终爆发了日本以反对西方列强为名，而侵略亚洲其它国家的战争。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竞争霸权是世界政治的“常态”，合作则是“非常态”；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常态”，和平则是“非常态”。 今天国际上流行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都在指向着中美不可避免的冲突，包括霸权争夺理论（中美争夺霸权）、霸权衰落理论（中国挑战衰落的美国）、权力转移理论（世界权力从美国转移到中国）、民主和平理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等等。 中国领导层并不相信中美冲突的“宿命”，努力打破这个“宿命”。 中共十八大以来，明确提出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即通过加强合作，避免冲突和战争，维持世界和平。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的话就是，中美关系要跳出“两个大国必然会发生冲突”的常态，而维持和平的“非常态”（《联合早报》，2015年4月12日）。 如果中国不能逃避“霸权之争”的“常态”，就很难和平崛起于世界。对中国来说，如何理性地和美国打交道，会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在很多问题中，最主要的是要理性估计美国力量，尤其不能对美国的衰落有错误的估计。错误的估计会导向错误的决策和外交行为，造就颠覆性错误。 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意识到中美两国所结成的结构关系。冷战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世界权力结构呈现一霸结构。中国的崛起又再次促使这个结构发生变化。 发生的变化是什么？对此人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有人说这个变化是一霸多强，或者国际权力的多极化。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全球化状态下，世界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世界只有一个权力体系，一个霸权。如果说是权力多极化或者多强，也只是说是一种“内部多元主义”（internal pluralism），即一个权力极内部的多个权力中心，并且多个权力中心都是围绕着唯一的霸权即美国而运作的。 如果中国在今后不选择前苏联的道路，只有一个权力极的局面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到现在为止的情况看，可以说，中国不仅在过去没有选择前苏联的道路，今后即使要选择这条道路也很难。 这种情况的呈现形式，就是近年来人们所谈论的“G2”结构。尽管人们对G2结构有不同的理解，但这个结构的形成是国际政治客观权力结构变化的产物。G2结构不是法理上的，而是事实上的。这一结构的产生不仅是因为中国的高速发展，也是中国战略选择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加入了美国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这是中国“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结构性保障。尽管这个体系存在着很多缺陷，但中国并不是要在体系外挑战它，而是力图在内部改变它。中国已经在这个体系内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进而，中国内部的高速发展，表明中国在体系内的地位上升，几乎在所有中国已经加入的国际组织里面，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等，中国都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G2结构内部，就双边关系来说，中美两国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尤其是在经济关系上。这种相互依赖关系非常重要，使得美国要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对付就非常困难。如果没有这种相互依赖性，美国就很容易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应付，因为这不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直接的损害。但有了这种相互依赖性，美国如果要把中国作为“敌人”来打击，就会直接损害到自身的利益。再者，这种依赖性也有助于美国在制订其中国政策时，平衡其各方面的国家利益。 例如，美国在处理和日本等盟友的关系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经济上的“中美国”（相互依赖关系）和战略上的“联盟”。如果两者失衡，美国的国家利益必然遭受严重损害。 对美国来说，中国和同盟都很重要。无论是处理和中国的关系，还是处理和同盟的关系，都是为了保持其霸权地位。没有同盟，美国的霸权地位会受到中国的挑战；而如果失去了中国，美国也同样保持不了霸权地位，因为届时有可能会形成昔日美苏冷战那样的格局。 中美关系具有外在性 同样重要的是，在G2结构内部，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外在性），就是说，中美两国处理双边关系的方式，会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投资、贸易、汇率、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双边关系，都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这就要求两国把这些问题放置于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中来处理，而不仅仅是双边关系。 对中国来说，这种局面实际上有利于中国拓展国际空间，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在全球舞台上和美国互动。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但因为中国处于G2这一结构的“老二”位置，在和美国的互动过程中，中国的影响力很自然达到世界的各个地方。这和中国的主观意愿没有多大关系。 很显然，中美双边关系的国际性，不仅表明了这对双边关系会影响到整个国际关系，也表明这对关系必然受到整个国际关系的制约，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在处理与对方的关系时，也必须考量到双边关系之外的因素。不管如何，处理双边关系考虑其外部性，也是两大国各自的国际责任。 G2结构表明，美国必须和中国打交道来处理全球事务。尽管美国不情愿，在一定的时候，美国必须让渡更多的国际空间给中国，同时也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就其权力本质来说，美国是不愿意给中国更多权力的，但问题是，如果中国没有相应的权力，就不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所承担的责任，必须和其所拥有的权力对等。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美国不给中国更多的空间，中国也会去寻求相应的空间。中国创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仅是中国寻求与其能力相适应的国际空间的努力的开端。如果美国不想看到中国自己去追求更多的国际空间，就必须在现存国际组织和其他领域里，给予中国更多的空间。 美国的中国政策目标有二 首先就是要在体制内消化中国，防止中国走前苏联路线。美国的TPP战略尽管具有排他性，但始终否认要排除中国，在理论上是向中国开放的。说到底，TPP就是制定新的更高层次的规则；用规则来消化来自其他国家的压力，一直是美国的有效手段。 其次，美国恐惧中国的崛起，必须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反映到美国的实际政策中，美国要时时提防中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结盟、亚洲“小北约”、东海、南中国海、新疆、西藏、台湾等等，都是美国可以用来制约中国的手段。 不过，这对中国也如此。在很多方面，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像往日的美国，在经济上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欢迎任何国家搭中国经济崛起的“便车”，在社会政治上探索适合自己的制度体系。而美国则有些像往日的苏联，过度恐惧于中国的崛起，对外推销意识形态（民主自由），搞同盟战略，并且太过于聚焦于军事方面。 中国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和美国互动，不仅处理双边事务，而且通过合作来处理全球性事务，共同承担国际责任。尽管受制于西方，中国并没有打算要“另起炉灶”，脱离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相反，中国一直追求的是在现存国际秩序里面提升自己的地位，使得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能力相适应，并且中国也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 另一方面，和美国一样，中国也在发展自己的国际空间，来消化和抵御美国有可能对中国所构成的威胁。今天中国所进行的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丝绸之路”就是这方面的内容。相信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中国会拥有越来越多的政策工具来消化美国的压力。 和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既是一种合作关系，也是一种竞争关系。作为一对结构性关系，如果没有两国的合作，整个国际关系就难以运作。更为重要的是，两国可以从合作中获取巨大的利益。从利益这个角度来看，国家的自私性质会促成两国的合作。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的本质，也决定了两国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即各自竞争更大的国际空间。通过竞争国际空间，各自来求得安全。 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中美关系会维持在这样一个非常微妙的动态状态。无论是美国的相对衰落（或者再次复兴）过程，还是中国真正崛起成为大国的过程，都会充满着各种变数，冲突的情形会随时产生。 正如前面所引用的马凯硕的话，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常态”，而和平则是“非常态”。这个“非常态”则是中国所必须追求的。避免中美冲突的“宿命”，是“新型大国关系”战略的全部意义之所在。文章选自《联合早报》，2015年6月30日
2015年7月6日 -
刘永好：最想变成“90后”，参与创业创新
2015年6月22日，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携妻子李巍低调现身成都出席活动。在活动中，刘永好董事长表示，“我希望我再年轻40岁、50岁，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格局下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谈财富：重要的是诚信 新希望集团作为民营企业中的标杆，刘永好董事长如何看待财产问题呢？对此，他表示：“我跟在座的各位一样，我喜欢吃回锅肉，我喜欢吃麻婆豆腐，我喜欢吃麻辣的东西，跟我们所有四川人一样，我觉得我比较好的事是下海比较早，第二是比较坚持，第三能够有比较爱、比较善的心对待人。” 他说道，“经过30多年发展我有一定的财富积累，客观讲够我吃一辈子，第二代第三代他们也够吃了，但是我觉得财富积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诚信，大家对你的认同，大家对你的好感，觉得你值得信赖。” 谈偶像：最敬佩海底捞，雷军是新时代英雄 在活动现场，刘永好董事长被即兴要求回答一份“普鲁斯特问卷”。在被问到他目前最敬佩的是谁，他的答案令人意外。“海底捞，是我们四川的企业，张勇是我的朋友，我很敬重他，尽管一个小小的火锅，但是卖到全球，卖到‘海底捞你学不会’，真是我的好榜样好朋友。” 谈及“最看重朋友的特点是什么？”他提到了好朋友雷军。他说，小米科技仅仅5年时间估值就超过450亿美金，这比新希望干了30多年大得多，可谓是“神话”，“有人说他是中国的‘雷布斯’，就是他的创新、变革、互联网精神，他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和执着的追求，在这方面我要向他学习。” 谈转型：成立草根集团 半年孵化20个企业 虽然刘永好董事长频频感叹雷军的小米很厉害，但他表示，找到自己的优势和价值，找到消费者的痛点，并将其发挥到极致，是当前新希望转型的方向。 在他看来，创新变革就是互联网化。去年，他成立了一个创新的集团和新希望集团并列。“新的集团采用创业合伙制，我们拿出了相当一部分股权来引进一些最优秀的创业合伙人，大家都做老板一块做。这个创新的集团，我们取名叫‘草根集团’。”他还透露，仅仅不到半年时间，创新集团下面已有差不多20个小型创新企业出来了。计划在几年时间内“草根集团”要投100亿，面对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创业、食品、大医疗健康产业等等。 谈创业：想变成90后，参与到创新大潮中去 “当年创业艰辛，现在的年轻人赶上好时代了。”“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我希望我再年轻20岁、30岁、40岁、50岁，成为90后也可以，00后也可以。那时我成为新的创业者，在新的格局下，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或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我就有新的格局、新的目标出现。”他多次提到，自己很“羡慕嫉妒”当前的年轻人。 面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他对年轻人又有怎样的建议？他表示，“假如说我才25岁，我刚刚大学毕业，首先我要看谁估值最牛，最有创新和发展，第二我认认真真到这个公司做事，做一两年，帮助这个公司有所进步的同时我学到一些东西，第三能跟这个公司的人一块进步发展，或者我干脆创业，因为我懂了很多，我自己干。 文章选自新希望集团，2015年6月23日
2015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