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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黎刚：挂号这件事我惦记了10年
导语对于高度监管的行业，经验跟行业背景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否则你不知道哪只脚踩到哪里会陷进去出不来。张黎刚，爱康国宾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 近期几桩BAT对挂号产品的投资让在线挂号变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最近又有新人入场，只是这位新人有点面熟：去年刚刚在纳斯达克成功IPO的爱康国宾创始人张黎刚。这次他创办的是一个全新的在线移动医疗品牌——导医通。 面对《创业邦》的独家专访，他说：“我是那个最早做导医的人。” 我们在2013年6月封面故事——《张黎刚的“否定之否定”》中写到了他的故事：开体检中心不是最初选择，他一开始只想做成轻资产，在网上销售健康管理服务，最终从线上走到了线下，经营实体医疗。其实那时他试水的不仅是网上售卡，还有网上挂号，并且不只是针对高端客户的特需医疗，而是面向普通老百姓的平民式挂号。 挂号这件事他惦记了超过10年，碰过壁，也清楚其中的大小陷阱。他一直观察着大格局，直到2015年终于感到时机成熟，再次出发。 这样一个在实体医疗行业奋战多年的老兵重拾挂号，你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市场的肯定。所以，我们也想从他的口中获取新的信号：为什么现在是一个好时机？怎样保证以前碰过的壁不会在这次重蹈覆辙？关于产品的设想：绝对智能 张黎刚将几款已有的产品做了一个类比来介绍导医通的模式：挂号网解决的是老百姓挂号的难题，“好大夫”是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咨询平台，而导医通相当于“挂号网+好大夫”。 患者即使能在网上挂号，也没法和医生产生就医前的直接沟通，医生同样也不了解患者的症状，经常是患者排队几小时，最后和医生只见面不到几分钟，而且双方见面就像相亲一样，彼此要从头问起。 张黎刚认为，理论上，医生和患者之间是可以更了解的，越了解越能提升效率，而提升效率就是互联网公司的任务。只需要把患者、医生、医院三者完全打通，挂号的同时把病人的健康档案、检查报告传输过去，医生利用碎片时间提前预习，再去问诊，这就是导医通的想法。 15年前，上海一家专注做挂号的网站——上海导医网上线。2009年，为了响应当时卫生部对医院推动预约挂号的工作要求，上海卫生局在绍兴开过一个研讨会，邀请了上海各大三甲医院的主任和相关部门参加，请所有为医院提供挂号服务的民营公司来介绍提案，相当于一次集体“答辩”。那次研讨会上，上海导医网获得了“答辩”的第一名。 其实在2005年，这家公司便被张黎刚收入了麾下。 导医通相当于上海导医网从PC端向移动端的升级。它目前的主要服务，也是基于之前和上海各家医院合作的升级。 再次入场，张黎刚对导医通的想象也升级了。 比如，他觉得，患者就医排队时在医院逗留的时间过长，对医院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全隐患，患者间也容易形成交叉感染。这个问题的“七寸”不只是网上挂号的问题，而是更精确的分时预约挂号，所以导医通要做到的是，挂号的时间划分不再是1号或2号，而是1号上午8：00－8:15或是2号9:00－9:15。然后，智能化计算患者和医生会面的时间，通知患者什么时候从家里动身，用多长时间照片子、化验或取药，系统实时对接，让患者来到医院之后的一切动作畅通无阻。 张黎刚是互联网出身，当年他作为一个医科学生被张朝阳挖到搜狐，第一份工作便是产品经理。所以，尽管做了很多年实体医疗，他对未来的构想仍然很前沿：导医从来都不应当是一件人工完成的事情，因为人工就意味着收费，智能化才象征着免费，而免费才是大趋势。最后他找到哈佛医学院出版的《哈佛家庭医学全书》，以此为原型做分诊规划，希望像智能机器人一样去处理分诊。 张黎刚希望导医通能hold住尽可能多的三甲医院。4月22日产品上线的时候，上海大约70%的三甲医院都在导医通的平台上开通了账号。 这两年大医疗的一个趋势是分级诊疗，鼓励患者先去社区医院就诊，有需要的情况下，再由社区医院安排转到三甲医院就医。但问题是，医疗是一个太特殊的领域，小症状的背后未必是小毛病，很多老百姓仍然不愿意去社区医院就医。所以张黎刚打算从病症描述和健康档案这一端出发，把症状描述得更细致，利用医生的碎片时间去提前做出判断。他说这算是自己的一个微创新，同时他也指出，这个微创新借鉴于好大夫、丁香园、春雨医生之前的一些服务模式，因为这些产品的主要思路都是让医生利用好碎片时间。 张黎刚希望追求更加理想化的效果。这种思路会让人想起谷歌汽车的计划：如果整条马路、整个城市的路况都尽在计算机的掌控之下，无人驾驶才会得到大范围应用。 假设他的设想能够成真，而且互联网产品也能不打折扣地做到这样的效果，那么以后将会改变的是“挂号”这个概念，让医疗服务全面变成预约化。但导医通凭什么能做到？在中国的体制下，这样的理想化状态，会不会永远都无法达到？对于医疗的未来：绝对乐观 张黎刚敢提出这个畅想，因为他是一个长期观察者。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前他便做过这样的尝试，而且他和团队为此曾非常努力地去拼了一把。 讲述这段故事之前，需要提前说明的是，预约挂号是一件地域特征明显的事情，每个城市都在采取不同的方法，有的渐渐收紧，也有的逐步放开，放开则是为了鼓励更多民营公司介入预约挂号。 爱康国宾曾经作为授权商来运营北京的预约挂号，张黎刚当时已经做好了一套架构，其中的核心是智能化分诊。 张黎刚是艺龙网的联合创始人，他在挂号上借鉴了酒店预订的诀窍。在网站上订酒店，如果想要的价位没有空房，网站将推荐附近其他酒店给用户来选择。在张黎刚之前运营的预约挂号一卡通上面，如果患者要求找A医院的B医生而B医生不在，系统会自动匹配推荐同等级别的医院和同等级别的医生。 例如，患者想要挂阜外医院心血管科的号，但阜外医院的号已满，系统会推荐安贞医院的同级别医生，接下来是北大医院、301医院。张黎刚说，这样的好处是患者永远都能挂上号。 而且这个分诊系统还会自动区分票贩子。通过身份证挂号，倘若某人一天连续挂了2个以上的号，或者挂了很多个科室，系统就会把此人的信息报给医院。 在今天，张黎刚回想起当年，觉得当时的做法是“一种有限的处理方式”。他要避免所有人都去抢名医的号，但患者仍然无法把控自己究竟挂上了哪位医生的号，尽管他利用了很多技术手段去强化这套架构。 换到现在，张黎刚认为医院体系和整个体制都会更为配合。 首先，他认为自己足够了解中国的医疗领域，这基于以下判断：现在的医院比10年前更加开放，因为如今社会对医疗的需求量仍然在提升。人口老龄化，慢性病高发，环境污染，人们收入增高，医患冲突激烈，这一切问题让医院的管理者充分认识到一点：以往的医疗行业就像一个独立的部落，在封闭的体系里解决自己的问题，现在他们发现有些问题根本解决不掉，必须借助外力。 所以，连春运时最紧缺的火车票都会放在网上去销售，还有很多代理机构参与，凭什么预约挂号不能放开让更多的移动医疗机构来参与？再或者说，中国人足够重视财富，连手机转账都能实现，而且是通过各种方法解决安全问题之后的实现，挂号为什么不能用手机来完成？ 最近《第一财经日报》对“就医160”的报道中，其创始人罗宁政指出，中国一天有2000万人挂号，就医160和挂号网加起来一天的挂号量不到20万，市场份额不足1%。实际上，目前多数医院都只是把少量号分发给服务商去运营，大多数挂号行为仍然在医院窗口完成。当然，在未来，他们完全可以调控网上挂号与窗口挂号的比例。 还需要进一步开放的是中国人的健康档案，而这又是一个更大的话题。每个中国人都可以将自己的过往病史与体检报告放到一起组成健康档案，类似的口号已经喊了很多年。如果这样的体系能建立起来，老百姓看病之前只需要进行授权，因为这个健康档案的主人是老百姓自己。而且健康档案也将有利于挂号服务的延伸。 最后是让人头痛的医院HIS系统（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医院信息系统）。张黎刚曾经与同仁医院打通系统，虽然打通之后只运营了一段时间，但他想证明的是，技术本身不是问题。张黎刚对于这个领域的未来持绝对乐观态度，他认为能打通的地方迟早会打通，趋势在前，医疗的需求量太大，“挡是挡不住了”。 创业者经常会“抱怨”的一点是，做一件创新的事情，走快半步最好，走快几步反而会成为先烈。时隔多年，张黎刚重新做回挂号，他如此形容自己的感触：第一，对于有些高度监管的行业，经验跟行业背景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否则你不知道哪只脚踩到哪里会陷进去出不来。 第二是，自己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着急了，现在他可以等，愿意等，等整个体系完全打开。对话张黎刚 创业邦：导医通和爱康国宾的关系是怎样的？ 张黎刚：导医通是我个人跟爱康集团共同出资，和导医通的创业团队一起打造的，将作为一家独立的公司来运营。我亲自来带团队，我给自己的定位是“首席架构师”。下一步将融资引进第三方的资本。 创业邦：去年挂号网拿到了天价融资，导医通毕竟是个后来者，而这又是一个资源型生意，医院那边的合作态度是怎样的？ 张黎刚：我觉得最终从医院来讲，他们不会把所有的号都开放给某一家公司的。我也看不到某家医院只和某一家公司合作的理由，如果其他公司能进去，我们也一定能进去。重点是，你是否是从医院、医生、患者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你要想医院在管理上面碰到了什么瓶颈，能为他们解决什么问题。如果只是为了拿着医院的号作为资源，那么这种合作可能就不会那么深入。 创业邦：导医通既要从医院的角度去切市场，又要拉医生到自己的平台上，两方面都要出击，而目前市场上的几款耕耘多年的产品未必没有这样想过，况且它们在某一方面已经拥有优势，你会不会有压力？ 张黎刚：在我看来，所有服务性的公司，想象中能做到的事情都差不多。十几年前，搜狐、新浪、网易一开始都是门户网站，没有太大区别；慢慢网易以游戏为主打，新浪就是新闻，搜狐是多元化，才区分开来的。 我觉得移动医疗上面也是这样的，一旦真的成气候了，最重要的是执行力与微创新的能力。另外，我希望导医通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也愿意和好大夫合作，一起来建立一个患者、医院、医生的服务链。 创业邦：现在有多少医生在导医通平台上？医疗是一个双核心的事情，医院是一个核心，医生是另一个核心，导医通会依靠医院来拉医生吗？ 张黎刚：我印象中应该已经超过一万位医生了吧。除了医院，我们还会邀请一些新的力量，例如脱离医院体系自建团队的张强医生集团。还有北京阜外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孙宏涛，他提出了一个医生联盟，也就是说医生不会离开体系但是可以创业。第三类是广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综合科主任谢汝石副教授，他的想法是帮助医生建立私人医生工作室。我们将和孙宏涛主任、谢汝石副教授的私人医生工作室深度合作，也欢迎更多医生团队和医院来和导医通合作。 创业邦：创办导医通的契机是怎样的？是否与如今爱康国宾已经上市有关？ 张黎刚：10年前推出挂号平台，那时候的困扰是需要收费养活自己，需要找商业模式。现在资本市场支持免费模式，是很大的突破。对于移动端预约挂号服务，导医通将全部是免费，欢迎任何人上来测试是否是免费。我已经过了为企业生存而找商业模式的阶段了，在这个行业，我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文章选自创业邦，作者：曲琳
2015年6月17日 -
【大连日报】国际化人才为城市带来国际化思考
让大连引领东北亚踏上“一带一路”新征程为发挥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智力、创新和人才优势，推动地方经济转型升级，6月10日-12日，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市委统战部、留学报国大连基地组织的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服务团来我市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开展有针对性的项目对接服务。活动中，记者专访了多位专家，听国际化人才的国际化思考，给城市带来前瞻性的国际化定位。。 王辉耀 博士生导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服务团团长。曾担任国家经贸部官员，中组部国际人才竞争战略专题组组长，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起草组专家等。在加拿大温莎大学、西安大略大学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留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国际管理博士学位，担任过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在人才战略、企业国际化、国际管理、创业创新、华人华侨与中国留学人员群体和智库研究等领域有广泛的学术研究，发表有关中英文著作50部和有关中英文专业文章上百篇。 作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服务团团长，王辉耀在接受采访之初就表达了此次来大连的美好愿景，“多年来，大连一直以专注创新创业，每年的海创周等一系列对外开放交流活动，更是不断传递着一个共同的信息——大连，愿意敞开怀抱，欢迎国际人才。此次，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服务团来到大连，让越来越多的海外人才了解到，大连愿意搭建更多的平台，为海外人才提供机会、提供舞台。” 王辉耀是大连的老朋友，欧美同学会大连基地建设他就是见证者和推动者之一，凭借对大连的了解，他认为，“中韩自贸区已经扬帆起航，大连基于独特的战略区域定位，应该拥抱新机遇，在打造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发挥‘龙头’作用，并引领东北亚踏上‘一带一路’新征程。”王辉耀建议，大连应该牵头举办中日韩企业家大连高峰论坛，侧重中日韩企业家的天时、地利和经贸往来频繁的优势，提升大连，打造东北亚经济发展的枢纽和区域中心，发挥大连在国家“一带一路”宏伟发展中引领东北亚的战略牵引和推动作用。 在与记者的进一步交流中，王辉耀还分析，“大连未来发展，既要提升巩固软件和服务外包等传统产业，又要着重支持国际教育、国际旅游会展、养老和医疗等新兴产业，我们专家团队带来许多的前瞻性的国际化思考、定位，能为城市‘十三五’规划提供参考。” 大连软件和服务外包业的发展历程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似乎很“年轻”，而今的大连软件业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新名片，具备了较强的国内竞争力。经过近20年的沉淀，大连软件外包业已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等待我们的是向更高的目标迈进，在世界软件服务外包业唱响大连的声音，定位大连的高度。王辉耀建议，“还要不断催生服务外包新业态，比如企业后台数据处理、日语呼叫服务、日韩酒店预订等。” 一个城市要发展壮大一个产业，一定要充分挖掘本身所具备的优势，“突出城市品牌差异化”。大连有着良好的城市环境，又有一定的成本优势，同时又具备对日经贸频繁和日语人才充足等优势，结合大连的特点，王辉耀建议大连可以打造国际大学园，办国际合作学校，培养工艺、高级技师等国际技能人才，打造“中日韩人才特区”。当然，一个城市发展壮大一个产业，必须再加以政府的大力推动。在王辉耀看来，大连应该注重政策创新，学习借鉴国外一些先进做法，诸如对于重点行业，引进海外人才可以简化或者优先办理往返签证等等，“吸引更多的海外人才流动，只有人才流，才能带来物流、技术流和资金流”，才能真正推动一个城市国际化的脚步。（记者：石联）文章选自《大连日报》A3版，2015年6月15日
2015年6月17日 -
【中国日报】Firms pin hopes on winds of change
China’s economy is a big preoccupation, european business leaders study finds.China’s economic slowdown is significantly affecting the performance of European business in China, according to a survey, but it says that more than half the respondents are optimistic about their prospects in the country.The Business Confidence Survey 2015, published by the 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Roland Berger Strategy Consultants in Beijing on June 9, says the percentage of European companies that ranked concerns about Chinese economic headwinds as one of their top three business challenges is almost double that of any other challenge."European businesses have done OK in the past year, but the outlook is a bit pessimistic," says Joerg Wuttke, president of the EU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People are withholding investment and are more cautious about investment."The more than half of European companies expressing optimism about their growth prospects in China is 10 points lower than it was last year. Nearly one-fourth expressed pessimism about profitability over the next two years, and 40 percent said they plan to cut costs, compared with less than 25 percent last year, and most said they plan to lay off staff.The Chinese economy is facing "a paradigm shift", Wuttke says.It wants to discard the "old toolbox" of high, fixed-asset investment and export-driven growth, which has created overcapacity and debt in most industries. The Chinese leadership has articulated its vision of moving the economy to the so-called new normal, an era of lower but higher-quality economic growth, he says."The new toolbox for this growth is still to be put in place, meaning that while the growth pattern has already slowed, the shift up the value chain to more quality growth has yet to be realized. The transition will be difficult."The pain brought by the economic slowdown has been felt more by European companies that have operated in China for more than 10 years, the survey found.While on average 58 percent of European companies expressed optimism about growth, 76 percent of those that have operated for less than five years in China expressed such optimism, the survey says.Wuttke says European companies that have been in the country longer are mainly in manufacturing, and the newer arrivals are catering to the newer China."The smaller the company, the newer the company, the better. The larger, the older, the more pessimistic."However, since there is no other market as big as China, European companies are still keen on investing in it, and it is in services such as education, engineering, health and logistics that growth opportunities should appear, he says. However, it is in these areas that foreign businesses say they feel constrained by regulations, and they want more market access.Fifty-five percent of European companies said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tend to be treated unfavorably compared with Chinese firms in their respective industries.Nevertheless, "there is no substitute for China", Wuttke says, and the European businesses simply wa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press on with its reform agenda.In talking of the government’s reform agenda, one-third of European companies said it has helped to create an even playing field for foreign investors in China, one-third said it has not, and the rest said they were uncertain..Seventy-eight percent of companies said they regarded bet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s the top driver for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coming years. Half the companies said they regard efforts of the country’s leadership in improving the rule of law as meeting their expectations, and 85 percent applauded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More than two-thirds of the companies surveyed that engage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aid they have no R&D center in China, and those with such a presence said they tend to use them to localize products. They would become more involved in China if they had bett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they said.Complex visa policies impede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of R&D, Wuttke says.He points to the fact that foreigners account for just 0.6 percent of Beijing’s population, while in his hometown of Berlin the figure is about 20 percent. The percentage of foreigners in Beijing is far less than in other big international cities, he says.Xu Hongcai, a senior economist at the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a government think tank, says that while China’s economy is slowing,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re growing quickly. In addi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olds great potential for the economy, he says.European companies that have been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 will find that because of the rising cost of labor and materials and overcapacity, their competitiveness will be weakened, he says, so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y keep bringing in the latest technology.Prospects are brighter for newcomers more likely to adapt to the times, he says.Over the past two years, after the Third Plenum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2013, a great deal of effort has been put into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ing powers to lower levels, he says."The pace of reform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has been faster than in the previous 10 years." While reform of stated-owned enterprises is a great concern to Western companies, who feel too little progress is being made, this year the government will issue a comprehensive report detailing the way ahead, he says.Wang Huiyao, president and founder of the China Center for Globalization（CCG）, a think tank in Beijing, says that China’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are sometimes disconnected, and Chinese firms often compare unfavorably with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in implementing research in their products.CCG is now researching how multinationals could be more involved in China’s R&D, he says.There are about 1,300 research institutes attached to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China that should look for more access to Chinese government funds,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loosen restraints in some areas and treat them as local companies, Wang says."Foreign companies could work with Chinese companies. For example, Microsoft’s research center has incubated dozens of Chinese companies."China should scout for more skilled people and retain them, he says, which means it needs to make the process easier.On June 8,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said China has lowered the threshold for permanent residency for foreigners serving in some government-affiliated institutes and scientific and research centers.The newly added sectors include state laboratories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s, technology centers of key companies and foreign-fund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s. Foreigners who are vice-professors and researchers or above, who have worked for at least four years in China and whose tax affairs are in order, will be able to apply for permanent residency permits.The ministry said on June 9 that from July permanent residency permits will be easier to obtain for foreigners working in Shanghai. （By Chen Yingqun）From China Daily, 12th June, 2015.
2015年6月16日 -
【环球时报】外籍公民想拿中国“绿卡” 海外华人成为主要群体
中国“绿卡”被称为“世界上最难申请的绿卡”之一。“绿卡”是颁发给外籍公民的永久居留许可证，中国推行该政策近12年，但“绿卡”持有者凤毛麟角。随着公安部6月8日发文，将可申请“绿卡”的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扩大到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外商投资研发中心等7类企事业单位，相关专家和外籍人士对“绿卡”政策放宽有了更多预期。《环球时报》记者调查发现，“绿卡”申请门槛高，政策落地不力，让不少在华外籍人士苦恼。国内移民领域研究者认为，面对国际竞争，中国人才引进的思路仍需开放。 特殊贡献者拿“绿卡”相对容易 “中国‘绿卡’？”俄罗斯青年安德烈一听《环球时报》记者提起这个话题，就做出一个夸张的表情。上周末在北京日坛公园附近一间俄式餐馆里，这个随父来华经商9年、一口京腔的27岁青年无奈地说：“这么说吧，如果你不是宝马中国总裁，不是打篮球的马布里，不是入选中国政府‘千人计划’的科研专家，也不是这些人的家属，那你基本就不用尝试申请中国‘绿卡’了。” 在安德烈提到的“千人计划”中，就有刘科这样的美籍科研专家。刘科1990年赴美深造，拿到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先后在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等企业工作。2010年初，作为中国政府“千人计划”入选者，刘科辞去GE全球研发中心首席科学家和气化平台负责人职务回国，担任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兼首席科学家。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单位人事部门帮我们操办了‘绿卡’申请的大部分手续”。据刘科回忆，他从提出申请到拿卡，大概半年时间，“中组部人才局是给了很大支持的”。刘科说：“我和我太太、女儿都拿到了‘绿卡’，我父亲因为年龄等原因，最后没有拿到”。 天津泰瑞倍药研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李勇同为“千人计划”引进人才，这位斯坦福大学化学博士回国后在天津滨海新区自主创业。他和身边多名“千人计划”外籍科研人员、技术型企业家也是在国内有关部门帮助下，完成了“绿卡”申请流程。“我知道按规定，申请‘绿卡’有很多门槛，同时也有一些针对特殊贡献人群的优惠政策。”李勇回国时对这些复杂的条款并不了解，他表示，公安部门和高新区政府给了他很细致的帮助，“指导我们适用哪些优惠政策，还帮忙填表、整理申报材料”。 根据中组部2014年6月发布的一组数据，截至同年5月，以“特殊贡献”申请获批“绿卡”的外籍人员及家属共计1612人，约占“绿卡”发放总量的1/3，其中包括1306名“千人计划”引进的外籍人才及家属，以及各部委和省级人民政府推荐的高层次人才。由此可见，“千人计划”引进人才在申请“绿卡”方面具有优势。但即便这样，该计划分批次引进的4000余名海外高层次人才中，目前拿到“绿卡”的不足两成。 根据我国2004年8月开始实施的《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即中国“绿卡”制度，外籍公民可按投资类、任职类、亲属投靠类、特殊贡献类四个类别申请“绿卡”。任职类要求申请者担任副总经理级别职务，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或享受同等待遇，且要连续任职满4年，4年内在中国居留累计不少于3年。投资类要求申请者至少在中国直接投资连续3年稳定，实际缴费注册资本不少于50万美元。这两类规定被一些申请者认为“门槛”高。相关数据显示，截至去年5月，获得中国“绿卡”的约5000名外籍公民中，投资人员及家属仅有94人，任职人员及家属763人。 相对而言，特殊贡献类和亲属投靠类的适用较为广泛。南方某市一名负责出入境管理的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所在单位接到的“绿卡”申请以夫妻、家庭成员团聚为主，这类申请手续相对简便，基本都能获批，“要么就按特殊贡献”。据他解释，这是指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过重大、突出贡献，或对国家有重大价值的世界顶尖人才、特殊技能人才及知名人士，包括世界著名科学奖项获得者、世界知名学者、企业家、运动员、文艺人士等。“操作中，一般就是国家专门引进的人才，或者对地方经济发展起了特别重要作用的外国人，上面会给优惠政策，地方也大力举荐，所以申请下来也算容易”。 要让更多人觉得“拿中国‘绿卡’特别有面子” 俄罗斯青年安德烈把“绿卡”说得头头是道，说明他是做过研究的。《环球时报》记者问已经入乡随俗的安德烈有没有想过申请“绿卡”，他说身边的外国朋友还没有一个拿到“绿卡”的，“我爸的朋友也没有，他们都是做贸易或咨询，没有足够大的投资，也不是全球500强的老板”。安德烈说他其实想过，是否能按特殊贡献类尝试申请，毕竟不像投资、任职类有诸多硬性规定。但安德烈已知难而退地表示：“前段时间我一看新闻，北京首钢男篮外援马布里作为特殊贡献者去咨询申请‘绿卡’的有关程序，哇，我还是算了吧。” 常年旅居上海的法国人昂力则准备一搏。昂力在一家语言机构任职，过去5年里，他经常为中法文化交流活动做志愿服务。昂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不知道这够不够特殊贡献，那个规定很模糊。”昂力已经请所有他服务和合作过的中方机构出具材料，以证明他“对这个国家的贡献”。 中组部数据显示，至去年5月，中国“绿卡”持有者来自91个国家和地区，人数较集中的依次为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分析，其中主申请者占不到1/3，剩下是家属，引进人才以海外华人及归国留学生群体为主。 据了解，持“绿卡”的投资人员主要是回国投资的外籍华人。对此，国内知名移民法学者刘国福认为，中国现阶段引进人才以华人居首，其中又以“千人计划”引进的归国留学生占据大半，是正常现象。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发展中国家吸引人才的首要途径是海外本族裔回国，这并非中国特例。当前国际人员流动的趋势是，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仅占人员流动总量的3%，而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横向流动较为活跃。刘国福说：“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你只能努力去吸引发达国家的人才，但同时，可以注重从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南非等国吸引人才，这些国家的顶尖人才非常优秀。” 据刘国福介绍，中国“绿卡”政策最急迫要解决的问题是，打通工作签证转换为“绿卡”的通道。他认为：“持工作签证的在华外籍员工超过80万，‘绿卡’只发了几千张，我们现在政策规定是领导，有职称，才能换‘绿卡’。有技能的就是人才，不是当领导的是人才。” 《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中，多名持或未持“绿卡”的外籍人员认为，中国“绿卡”更像是一种荣誉身份，代表中国政府对外国人贡献的认可。就像安德烈说的那样直白：“拿中国‘绿卡’特别有面子。”现任宝马(中国)服务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菲利普·艾勒今年4月获得中国“绿卡”时，有地方媒体称，他“先后促成多家国际知名企业落户沈阳”，其申请“得到市领导的高度重视”。 王辉耀认为，这表明政府管理思路的保守，“绿卡”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人才竞争的政策性工具，而非荣誉授予。王辉耀经常听国内一些创新企业说有聘用外国留学生的强烈需求，但没有相应居留政策。他表示：“有志于留在中国的外国留学生是不是没有引入价值？在非经济、科研领域积极贡献个人力量的外国人是不是没有引入价值？当然不是!现在国外给外籍毕业生3年或5年实习签证，等你积累足够资历，可以申请绿卡，然后可以申请国籍，这是给了人才一个可预期的上升通道，人才引入是一系列配套政策。来华外国留学生就觉得，我也留不住，那不如早点回国作打算。”刘国福告诉记者，他已经着手研究以北京为试点的外国留学生在华实习计划。 持“绿卡”者想得到更多“公民待遇” 中国政府部门一直在做放宽“绿卡”申请条件的努力，也在给予“绿卡”持有者更多的“公民待遇”。而此前，中国“绿卡”的功能仅限于居留期限不受限制，出入境无需签证手续。本月8日公安部发文，将可申请“绿卡”的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扩大到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外商投资研发中心等7类企事业单位。王辉耀认为：“外商投资研发中心被纳入其中是一个突破。但也仅有这一个，大量科研人员集中在企业里，大的互联网企业、联想、华为以及中国现在兴起的智库要引进外籍人才，都不在这个规定范围内，政策开放的步子迈得还太小。”他说，中国从引入外资到引入“外才”，“要大步走，甚至跑起来”。2014年9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见外国专家时表示，要让外国人在中国拿“绿卡”更容易，来华开展教学研究、投资兴业更便捷。 《环球时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绿卡”持有者在出入境时感到便利，但现实中“绿卡”所具有的“公民待遇”还常常不能兑现。刘科提到，他在国内出差时，一半酒店认‘绿卡’，一半只认护照，用“绿卡”没法在国内做金融投资，在一些高新开发区注册公司也不认“绿卡”，还是要求按外资办。 在刘国福看来，现在“绿卡”发放数量还相对太少，管理分布在多个部门，“到地方一级，可能不会为这区区几千人去下文传达，做系统调整，只有放宽‘绿卡’门槛，扩大持有者规模，才可能突破这些障碍，同时做到让外籍人才更好地与中国社会融合”。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5年6月15日
2015年6月16日 -
【CCTV新闻1+1】如何防止低龄留学热背后的“流血”事件
近年来，随着中国低龄留学生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缺乏独立生活经验、缺少自我管理能力的中小学生大批到海外学习和生活，这同时带来了许多的安全问题，近期出现的一系列留学生刑事案件更是牵动了广大留学生家长的神经。 针对近期留学生在海外出现的问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接受CCTV新闻频道“新闻1+1”采访。他指出，小留学生在出国前家长要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的法律意识，并熟悉所在国的文化，而家长也要多咨询有经验的人士，避免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尤其要避免法律方面的问题。 被抓捕的6名被告中有3人是未成年人，轰动一时的中国留美学生绑架案，透露出了令人咋舌的细节。据受害者之一刘某讲述，她所遭受的暴行包括扒光衣服、用烟头烫伤胸部等等。 孩子惹祸，家长试图“花钱摆平”，6名被告留学生中的1名学生家长，因涉嫌贿赂证人被抓。高速路上飙车、过量饮酒身亡、帮派打架斗殴，中国留学生在海外为何新闻不断？留学变成“流血”中国留学生群体近来多次闯祸 5月28日，美国司法部发表声明，起诉15名涉嫌“聘请他人替考”的中国公民。6月3日，美国洛杉矶地区留学生绑架虐待案在波莫纳高等法院开庭审理。6月4日，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中国留学生涉嫌在美殴打同胞，并参与违法组织“城管帮”一案判定，被告李梦龙严重伤害罪、殴打罪两项罪名成立。这仅仅是过去十几天与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关的新闻。 “时而愤怒，时而蔑视，时而嘲讽，时而不屑，甚至不断冲着身边的翻译对证人的证词品头论足，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美国《侨报》在6月5日的报道中，这样描述中国留学生翟某在法庭上的表现。 (被告人翟某在法庭上与另一名被告人张某眼神交流) 随着庭审进行，洛杉矶中国留学生绑架虐待案的更多细节被媒体披露。美国《侨报》的报道指出，此前翟某及其帮手对另一名中国留学生刘某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殴打，刘某遭受到拳打脚踢、上百次耳光、被泼冷水、被扒光衣服、吃沙子、被剪头、强迫吃头发等施暴行为。酷刑罪可判无期涉案留学生对法律后果估计不足 此案涉案的12人均是高中学生，受害者2人。被捕6人，其中3人是未成年人。另外还有4人在逃，涉嫌绑架和酷刑罪。 有报道指出，涉案的中国留学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受到美国法律的惩罚，对后果估计不足。 美国的酷刑罪指对他人身体造成极大伤害，为了报复、勒索或者其它目的而虐待、故意对别人施加残忍或者极端折磨的行为。有律师说，酷刑罪甚至有可能判无期。知情者透露，被告翟某和张某被捕后第一次出庭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可能面临终身监禁。 此外还有报道称，涉案中国留学生中，目前已经有数人逃回了中国。律师表示，他们逃走也躲不过检察官的起诉，被告如果不出庭就会被列入黑名单，除非这辈子再也不回美国，否则即使十年二十年后回来，也会因为列入黑名单而在机场就被抓获。家长制造案外案试图“花钱摆平”贿赂证人被拘捕 这起留学生绑架虐待案还传出了案外案。6月3日开庭当天，6名被告留学生当中的1名家长，不远万里来到美国，企图行贿证人，结果锒铛入狱。 事实上，中国家长试图“花钱摆平”不成，反而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丑闻时有发生。2012年4月，一名中国留美学生被控强奸罪遭起诉。他的父母赶到美国后，因救子心切，试图找人用钱来说服被害女子改口供，随后被警方以“贿赂证人，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拘捕。 中国留学生涉强奸女房主，父母欲买通受害人遭逮捕 稍具戏剧性的是，虽然检方表示有足够的起诉证据，但检察官基于“文化差异”的原因，撤销了对这对父母的指控。而对这对中国家长的做法，多数美国人表示“根本不能理解”，“简直是愚蠢的行为”。“入乡”要“随俗”家长和留学生都应增加法律意识 从1978年至今，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狂飙猛涨。1978年几乎是0，到2000年左右开始快速上升，到2013年已超40万，而且还在持续增长。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欧美同学会商会的重要创办人王辉耀指出，这些年来出国的留学生越来越多，而在法律教育方面也需要“入乡随俗”。“如果法律教育不跟上，那么子女出去读书，特别是低龄子女出国，会面临风险，而且容易做出家长意料到的事情。”留学门槛逐渐降低中等资质留学生出国后成弱势群体 2007年以后，美国开放了对中国低龄学生的签证政策，只要经济负担得起，都可以去美国读书。 美国厚仁教育研究机构首席发展官陈航表示，他所在的留学机构每年会接触处上千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在他看来，迅速增长的留学生人群，让一些中等资质的留学生到美国后，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学习上，都显得有些吃力。 杨慧瑾是美国一名本科二年级的学生，两年的美国大学校园生活让她看到了不少中国同学被迫离校的例子。成绩差的主要原因跟语言有关，在美国的高校中，中国学生“过度抱团”现象普遍存在。这不仅让中国留学生的英语口语进步缓慢，而且更加难以融入美国的校园以及社会文化。 语言有障碍，融不进当地的生活及文化，这让很多家庭环境较好却又缺乏监管的孩子，开始去做一些与学习无关的事。留学低龄化态势加剧除了金钱父母还要准备什么？ 不仅人数越来越多，留学生的年龄也越来越小。“小留学生”要出国的时候，父母除了准备钱，还应该准备一些什么？ 王辉耀建议：首先，培养心理素质特别重要。在孩子出国之前，有意识让他们独立，进行事前锻炼。 其次，一定要熟悉所在国的文化。比如通过正规的辅导班提前感受、接触。 第三，孩子本身要有自制能力。很多独生子女娇生惯养，出国后往往会有很多问题。 王辉耀提醒，低龄小孩出国后心里往往有很大的落差，家长要及时跟他们沟通保持联系，同时还要多咨询有经验的人士，避免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特别要注意的是，尤其要避免法律方面的问题。文章选自央视新闻网，2015年6月12日
2015年6月16日 -
【北京青年报】绿卡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本文刊于《北京青年报》A2版，2015年6月10日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出入境管理正从封闭性向开放性转变，国内公民出境和外国人入境的渠道日益拓宽，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绿卡”制度，将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来华投资、经商和旅游。 根据《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公安部研究决定，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从即日起，在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外商投资研发中心等7类企业、事业单位任职，且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可申请在中国永久居留。取得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工作免办外国人工作许可，在投资、购房、办理金融业务、申领驾照、子女入学、交通出行、住宿登记等方面享受中国公民相应的权利，履行相应的义务。 此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发布《世界移民报告》中文版。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国，在本世纪的前10年，中国的移民增长了35%。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超常规、跳跃式发展，尤其是中国正式加入WTO后的10年，每年超过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孕育着国内巨大的市场和消费潜力，从而对国际跨国资本、企业巨舰形成了强大的“磁场”。目前，世界上500强企业大多数都在中国安营扎寨，众多的跨国企业把研发中心和制造中心迁往中国，中国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 “绿卡”制度是欧美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人才竞争，吸引和留住高层次人才的一项重要制度。为适应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国从2004年8月开始实施《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即中国的“绿卡”制度。《办法》规定，对在我有关单位任职的外国籍高层次人才、在中国有较高数额直接投资的外国籍投资者、对我国有重大突出贡献或国家特别需要的人员以及夫妻团聚、未成年人投靠父母、老年人投靠亲属等家庭团聚人员，可以授予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即中国“绿卡”。 时下，许多外国人在国内沿海地区、京、沪等大都市安家落户，形成一个个独特的外国人居住社区。如京城的韩国村、沪上的日本村……从国内一些大城市外向型经济、国际社区蓬勃发展的趋势来看，外来投资者、洋人才的大量涌入，正在起到强化现代化国际城市的“集聚效应”。同时，也迫切呼唤中国的“绿卡”制度尽快出台。因为，中国“绿卡”制度的实施，不仅能进一步强化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人才和技术的“磁场效应”，更能给外来投资者、洋人才们一种“归属感”，使他们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从而更好地为中国经济建设服务。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国家的出入境管理制度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在华定居的外国人，即使没有加入中国国籍，只要拿到中国的“绿卡”，除了宪法规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外，与中国公民一样享有“国民待遇权”，外来投资者、洋人才们自然与国人是“无差别”的，更重要的是，一个城市的“洋插队”越多，“归属感”越强，其国际化程度就越高，国际竞争力也就会越强。目前全国有10多个省市出台了居留证制度，即通常所称的“绿卡”。以广东为例，获得“绿卡”的留学生可以享受养老、医疗、子女入学等市民待遇，但缴纳公积金还未实现。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出入境管理正从封闭性向开放性转变，国内公民出境和外国人员入境的渠道日益拓宽。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正在更大的范围、更广的领域和更深的程度参与国际交流和合作，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绿卡”制度，将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来华投资、经商和旅游。目前中国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的“绿卡”制度，对外籍高级管理和科技人才、投资数额较大的外籍投资者授予其在华的永久居留权，并给予持永久居留证件者以免签入境等优惠待遇，以更好地吸引外籍人才和资金。
2015年6月15日 -
王辉耀：中国模式的特点、挑战及展望
选自《国际人才战略文集》，作者：中国与全球化主任王辉耀，党建读物出版社 六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有谁能料到，今天的中国能坐拥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贸易国、而且即将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三十年前，又有谁能预想，今天的中国能将人成功送上太空，能举办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奥运会？毋庸置疑，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三十年来尤其在经济方面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让世界感到惊叹，也吸引了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模式”的强烈关注与深入探讨，这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 因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加之全球化时代休戚与共的国际关系，海外长期非常关注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命运。美国学者福山在冷战后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苏联解体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一条道路。他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连福山本人最近也公开认为，“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进化的终点。20年前，西方学者为拯救“拉美模式”提出了“华盛顿共识”，而在中国经济发展后西方开始有人提出基于中国发展模式而总结出的“北京共识”。中国经济的强劲崛起，一方面使得西方世界不得不重新进一步分析中国发展的原因和挑战，另一方面，“中国模式”的有效性成为中国对外提升影响力，对内加深自我凝聚和认同的有力宣传利器。除此之外，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虽对中国出口带来了沉重打击，但是因为“中国模式”的特殊之处，中国经济的已经率先复苏，许多发展中国家更将本国经济复苏希望寄托于中国。这些都给“中国模式”提供了走入世界关注视野的背景和契机。 简单说，海内外围绕“中国模式”的讨论主要涉及总结、前瞻、推广三类。 中国三十年来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主导了人类历史上最耀眼的经济革命，改变了四分之一人类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变革方式，所以归纳、总结、研究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优点与缺点、贡献与挑战，成为海内外各大媒体、研究机构、智库的重要研究课题。这其中有着层出不穷的唱衰或看好“中国模式”截然对立的学说。 现在所指的“中国模式”是有时间区段的，主要限定在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模式又是什么样呢？于是，大量的学说将重点放在前瞻性的探讨“中国模式”未来应如何迎接挑战、保持可持续发展。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海外一些研究多将中国看作发展中国家的杰出代表，把“中国模式”与“东南亚模式”、“印度模式”、“越南模式”等其他发展中国家模式作比较。解析“中国模式”同时，重在研究其是否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推广及复制。 泛指的“中国模式”可以细化为中国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甚至这一模式背后的文明价值观。中国模式的特殊性除了形成寻求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模式外，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也渗透其中，几者相互影响。需要指出的是，要全面地探讨“中国模式”是个复杂的工程，本文中提到的中国模式主要基于中国的经济模式。当然，经济模式是相对最表象也是最易把握的，而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会如同两条潜伏的红线始终如影随形。 总的来说，“中国模式”特点明显、挑战严峻。 “中国模式”的特点 所谓“中国模式”实质上是一种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后发理论总结和归纳概括，而非预先存在的行动指南和政治纲要。“中国模式”也是一个难以全面界定的概念。总结现今普遍流行的说法，主要是指中国社会的一种发展模式，时间的区段多划分在改革开放后至今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而深入讨论现在形成的“中国模式”应追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甚至更早。今天的“中国模式”的形成，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政的1949年到改革前的一段历史为后续的经济建设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国家在政治、经济、国防上的完全独立自主，这使得后来的经济建设获得了一个最大限度的发展空间。我认为，中国模式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强势和集中高效 中国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模式”绕不过去的源头。中国政治两千余年的政治传统影响了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趋向于“中心驱动”模式，即政府是“主导型政府”或“强势政府”。主导型政府便于资源集中、行动高效，是成就“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相反，欧美社会体系由各个社会功能自主组成“网络驱动”的契约模式，少有政府干预，多进行自我管理运行。今天，“中国模式”与“欧美模式”等的差别根本上与此相关。 中国政府的强势首先表现在其对经济具有决定性影响力，通过国有企业或与国家关系密切的企业进行运作，国家政权通过对这些企业的控制介入经济。国家政权在市场中具有中心地位：确定经济优先发展方向和目标，引领经济体制向符合市场需求的方向发展，比如制订“五年计划”，比如大型国企的巨大整合力。 2．对外开放和学习其他模式的成功特质 政府主导的同时，中国模式之所以取得巨大成绩，在于对外开放大量吸收了市场经济的优势和其他模式的经验。对外开放很大程度包含了学习和融入其他模式的成功特质。新加坡东亚问题专家马凯硕曾总结出亚洲几大模式成功是吸收了西方智慧七大支柱的结果：自由市场经济、熟练掌握科技、精英管理班子、实用主义、和平文化、法制及强调教育。反观中国模式，也是不同程度的吸收了西方的这几大智慧。同时“中国模式”还学习了亚洲内部的“日本模式”“亚洲四小龙模式”的成功经验。 在实际操作上，中国经济采取了对外国以及国际贸易和外资开放的模式。在开放中获取先进技术、现代管理方法、先进知识以及外国资本。中国经济的内外部资本积累同时进行，内部的资本积累依赖于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和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而外部资本积累依赖于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型增长。通过渐进式对外开放，中国逐步加入国际经济体系，成为世界主要进出口国和对外被投资国，并正在变成主要的对外投资国。 3．不断修正的形式 由集中高效的特点还能引申出“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征。很多观点认为中国模式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没有规定的形式”，设计师没有提前为中国发展规定一种绝对的固定的发展模式，所以创造性的为世界贡献了中国经济奇迹。我们说中国模式是一种经验的总结和后发的理论归纳，即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不断的“试验--修正--再试验--再修正……”中搞起来的，也就是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在关于中国经济的新闻报道中，“试点”、“经验推广”之类的词汇中国人绝不会感到陌生的。而这一特点依然源于前面提到的集中高效。在一个局部，封闭式的推行某一政策，搞好了就推广，搞不好则立刻可以叫停、重来，这样的行政成本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其结果是，好的效果很快就出来，没有“理论”，也就没有定式思维的束缚，政府敢想敢干，也能干，即使出了什么问题，凭借政府的强行动力，也可以把负面影响限制在极小的一个范围内。这点同时说明，广义的“中国模式”本身是没有局限的，在未来也应该处在不断的修正中。 4．较强的务实性与较快的适应能力 政府主导模式让中国在面对意外情况时拥有较强的务实性和较快的适应能力。邓小平当年的“白猫黑猫论”就是这种务实性的一种表现。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中国模式”一方面，大力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却从未停止过发挥主导作用。政府既通过市场间接发挥作用，又在必要时直接进行干预。而其他模式显然更重视“看不见”的那只手。“看不见的手”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但“看得见的手”是相对可把控的。面对危机，两手并用的“中国模式”显得更有克服危机的能力。在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成为最早推出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的国家。同时因为强势政府积聚了强大的外汇储备，能使得中国经济在短期内有快速复苏的趋势。这些与集中高效的政府主导经济体制不无关系。 5．渐变发展过程，稳定国内局势 “摸着石头过河”与“循序渐进”发展特征相辅相成。稳定是“主导型政府”的根本保障，所有变化和改革都在循序渐进中进行，维持了国内长久的便于搞经济建设的稳定局势。另外，通过逐步提升社会主义和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来抵御其他价值观，既有利于保证全国统一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下，也有利于保证国内局势稳定。局势的稳定是发展“中国模式”的保证和又一大特征。这种稳定的强调在一个GDP从低水平经济向高水平经济迅速发展进程中显得十分有效。 6．把握全球化浪潮的机遇 中国模式的成功，中国经济的发展，除了稳定的国内环境以及政府主导对经济的强力推进之外，还赶上了至关重要的历史的契机--幸运地在对外开放之时恰好迎来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浪潮。全球化浪潮对“中国模式”的影响是怎么说都不过分的。当世界进入波音空客时代，当电脑、通讯、手机开始普及，当地球变平之际，中国正好处在主动开放的大浪潮中。而中国在21世纪的第一年加入WTO，更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带来强大的推动力。中国把握住了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机遇，成功地将3亿农民转型为农民工，全世界迎来了中国制造时代。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中、低端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和本国的资源进行产业升级。也就是说，中国在全球化的国际分工机遇中要取得发展，最关键的是在这段时间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更好的“比较优势”。 7．“人口红利”和“出口导向型”经济 对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优势首先在于劳动力成本低廉，这是“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人口红利”。最近30年来，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的中国劳动力大军，为中国经济的增长贡献率达到26.8%。中国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人，劳动人口比例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和社会保障支出的低负担。得益于建国后开始展开的扫盲运动，文盲半文盲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不高，所以在发展中国家中素质相对较高。传统东方文化吃苦耐劳、刻苦、节俭的特性在中国人身上尤为明显。大量的农村人口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涌入城市尤其是沿海地区，在早期几乎得不到任何保障的情况下勤勤恳恳为“中国模式”进行着原始积累。 其次，如上文提到，中国国内环境稳定，不像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民族、宗教冲突不断。稳定加上人口红利再与全球化相结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凸现出来。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一起投入到全球化浪潮之中，但因为以上因素“中国模式”似乎更为耀眼。在缺乏发达的国内消费市场的前提下，中国依赖国外市场、尤其是欧美市场来解决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将大量的“中国制造”遍布世界每个角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外国直接投资还给中国带来了高科技和资本，其与中国的低工资劳动力相结合使中国成为全球低成本制造业的领头羊。从纺织到机电,中国制造已经逐步从单一的较低级别的优势产业拓展为一套低成本的工业体系。与发达国家比中国有更低的人力成本，与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则拥有更完整的工业体系、更完备的基础设施和更高素质的劳动者。 受惠于全球化，中国获得了生产能力、高技术和就业，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贸易顺差还为中国赚来了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也为国家面对类似金融危机的危险提供了保护，更成为吸引世界关注“中国模式”的一大理由。 中国的确发展迅速，以上列举的种种优势也让“中国模式”引来海内外一片赞叹，尤其在面对金融危机时，“中国模式”的影响力得到了空前提升。
2015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