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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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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携手亚协、摩根大通举办“领先一步”研讨会
5月12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亚洲协会香港中心、摩根大通在京成功举办 “领先一步”研讨会。就“中国人力资源储备：缩小经济转型期的技能缺口”，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一致认同培养并提高人才技能对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讨会上，嘉宾们详细讨论了当前中国面临的就业形势，并探讨了行业领袖、学术界和政府如何发挥各自的角色以缩小人才技能缺口。此外，参与圆桌讨论的嘉宾们还指出随着中国经济从制造主导向消费主导模式的转变，经济发展将对人才技能提出新的要求。 经济快速发展、有待完善的教育体制机制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供给和市场需求之间的显著失衡。多项调查表明，由于可用人才短缺，世界各地的企业都面临着岗位空缺的难题。这一问题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显得尤为突出。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而人力资源储备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技术劳动力的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差距将给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此次研讨会的目的是讨论并建议中国如何提高劳动力技能、增加就业机会，以推动经济增长，这些议题也正是中国政府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王晓初在其主旨演讲中详细阐述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就业市场面临的特殊挑战。 “中国正逐步向价值链的上游转移，因此中国教育机构需要加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以适应实际工作岗位的需求。此外，公司自身也必须寻求留住人才的有效办法。教育界、商界和政府联合解决这一问题，将会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有力的保障。”CCG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亚洲协会联席主席、亚洲协会香港中心主席陈启宗先生表示。 在中国，人才技能缺口这一问题在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行业尤为突出。信息技术行业的蓬勃发展为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很多中国科技公司急需大量高技能人才，以维持公司业务的高增长。在信息技术行业，企业需要采取创新策略来应对吸引并保留高技能人才方面的挑战，从而为企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保障。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先生在会上提出，应该从强调创业教育着手，创造更多高端或中端服务性工作的方式以缩小与西方的差距；此外，应该引进外国职业技术教育方面的经验，并将原来是职业高等学院升为大学的恢复成职业高等学院，国家应该回到职业教育的层面去培养更多人才，培养人才应该转变观念，许多高等技工可以获得超过大学毕业生的待遇；而中国的社会保障方面也应予以加强，流动人口应该给予本地居民同等待遇，技能人员才能留下来并成为高效率的劳动力。 CCG 副主席、真格基金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徐小平提出，在新经济的情况下有很多的工作机会被创造了，需要很多新的工作技能，工作技能每天都在被创造出来。政府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政策来鼓励创新，鼓励创业，对于年轻一代来讲面临着巨大的机会 。 CCG副主席、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汪潮涌提出，中国在未来需要四种人才来满足新经济的需求或是经济升级的需求。需要新一代的企业家具有创业精神；需要新一代具有良好技能与培训，效率高超的服务业劳动力人才；需要具有全球化意识与良好外语沟通能力的人才，因为中国的企业家、国有企业、中国的资本、产品都需要不断向海外拓展；此外，还需要专业化的管理型的人才。 “领先一步”系列研讨会旨在集合商界、政界、学界领袖，共同讨论全球性问题以及亚洲地区所面临的关键挑战，并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该系列活动由亚洲协会香港中心主办、摩根大通集团赞助，一年举行两次。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作为国际领先的国际化智库致力于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研究，CCG作为合作伙伴联合举办了此次北京研讨会。下一场“领先一步”的系列研讨会将于今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相关活动链接： CCG携手亚协、摩根大通举办“领先一步”研讨会 亚洲协会“了解中国行”走入CCG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与亚洲协会会长举办交流午餐会 CCG协办亚洲协会“中国经济改革及其全球影响”研讨会 亚洲协会举办“香港对话”研讨会
2015年5月14日 -
【中国科学报】中国须在国际人才竞争时代抢占先机
本文刊于《中国科学报》2015年5月12日第4版 “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人才是全球化竞争的三次浪潮。在前两次浪潮中，我们都做得不错。但在第三个方面，我国目前尚属最大的人才输出国。如果在这次浪潮中不掌握先机，在全球化竞争中就会处于劣势。”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亟须变革国际人才战略，并给予适度的政策宽松，以享受国际人才的红利。 王辉耀认为，美国之所以在创新上走在世界前列，是因为其在争取国际人才红利方面做得最好。据统计，美国的专利创造约有1/3来自国外移民，1/3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自国外，同时国际移民构成美国1/4的高学历群体。 “随着中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未来，我们也需要国际移民，特别是国际人才。”王辉耀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中国的绿卡在过去十多年间总共发了不到一万张，相比美国一年的100万张，根本不在同一量级。 “从国际移民趋势来看，人才流动非常迅速。中国应在海外设立人才处、移民处，以广泛吸收人才来华。同时，允许海外人才拥有双重国籍，也是吸引国际人才来华的好办法。”王辉耀建议。 他同时表示，目前国家也开始意识到吸引国际人才的必要性。最近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也提出，要探索建立技术移民制度，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建设‘一带一路’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都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开放人才战略。”
2015年5月13日 -
薛澜：为智库健康发展培育良好“生态环境”
专家简介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近年来，全国各部门各地发展智库的热情空前高涨，各类智库不断涌现。今年1月20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至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全社会智库热之际，中国智库领军人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对智库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冷思考。 近日，薛澜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对智库建设相关基本问题进行梳理，并对官方智库、高校智库以及民间智库健康发展提出了建议。高校需与专业化智库进行有效配合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各类智库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请谈谈你对智库，尤其是高校智库的理解。在智库热背景下，高校智库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有着怎样的意义？存在哪些问题？ 薛澜：在全社会智库热之际，智库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也被大大拓展了。所以，首先要弄清楚一些基本概念，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智库。其实，《意见》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按照这个定义，虽然国内目前有很多组织和机构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发挥重要的影响，但并不等于这些组织或机构都是智库，也不等于它们今后都应该办成智库。 同样，笼统地把高校作为智库来评估也是不严谨的。作为一种社会组织，高校的基本功能与智库不同，主要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及文化传承。当然，目前许多高校内也存在着不少符合条件的智库，但这与整个高校就是智库有着本质的区别。高校的很多研究是认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活动规律的基础性研究。这些基础性研究的知识贡献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意义重大，其中包括对高校自身的智库和其它智库的研究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高校的知识服务功能为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所起到的作用或许比高校内的智库所起到的作用更重要。 从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看，复杂公共政策的决策往往可能需要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的有机结合。很多高校的研究机构虽然在基础研究上有明显优势，但应用性研究或对策性研究的优势也许就不明显了。而很多真正专业的智库在这两个方面恰恰是最有优势的。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只有跟专业化的智库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有效配合才可能更有利于推进公共政策研究的科学化和有效性。 因此，在智库热背景下，建设智库的高校必须明确，智库只是一种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一种手段。智库能够帮助政府制定使得公众利益最大化的各种政策，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高校本身所擅长的基础研究对优化决策也具有重要意义。完善旋转门机制有利于高校发挥人才优势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高校内部的智库建设面临哪些主要问题？ 薛澜：高校的智库发展既有功能定位问题也有运作管理的问题。高校中的智库除了政策研究的功能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为公共政策培养人才。高校培养的政策人才毕业后在政府部门或政策研究机构参与公共政策的研究或制定工作，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可惜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旋转门机制，所以，高校内的政策研究人才很难直接去政府决策部门参与政策制定。这是中国政策体系普遍存在的一个缺陷，一旦完善这种旋转门机制，高校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人才优势就可以真正地发挥出来了。 目前我国高校中的智库也存在各种运行机制的问题。如高校的教师既要承担教学任务，又要承担其他各种公共服务，同时还要在高校中的智库担任研究任务。如果高校智库需要针对复杂、重大问题做持续不断的研究时，这些教师很难兼顾这三方面的工作。高校中的智库需要有一些专职的研究人员，但目前高校人事制度的安排尚不清晰，需要改革现有体制和机制，确保这些专职研究人员的职称、薪酬、未来发展等问题得到保障。 从长远来看，高校智库若想在智库热背景下健康发展，必须明确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高校内部的智库要弄清楚自身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明确自身功能定位。一般来讲，由于高校在政府部门之外，了解到的信息有限，其所提供的研究与政府部门的需求之间有较大差距，因此对策性研究并不是高校的长处。而高校在学科基础、国际联系、基础性和应用性政策研究方面则更有优势。 第二，如何保障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对政策产生影响？这就需要明确高校内的智库的具体运行模式。这里涉及到人才、经费来源、研究成果的传播途径等。 关于人才，高校，尤其是著名大学，有很多著名学者，这是高校很重要的智力基础。高校是人才流动、思想交汇的场所。说到底思想库或智库，就是需要智力和思想不断碰撞交流，高校在这一点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关于经费，目前我国对政策研究尚未有完善的资助机制，在一些情况下，政府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支持专业智库做较为重要的政策研究。而在高校的主业是培养人及做基础研究，所以高校已经承担了做政策研究所需要的很多基本投入（如图书资料，基本办公设施等等），也就是说学校已经把很多固定成本覆盖了。这样，相对于其它智库来说，高校在经费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 关于研究成果的传播模式，实际上许多政策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公开渠道去影响社会各个方面，最终影响决策。但在一些特定情况下许多政策研究涉及敏感课题和分析，这种情况下与决策部门的直接沟通渠道比公共渠道更有效。所以一个机构内部是否具备这种渠道以实现有效的政策沟通很重要。 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为例，学院是清华大学很多重要智库的机构平台，其中包括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中国工程科技战略发展研究院等。这些智库有不少都是与相关的部委，如科技部和发改委等联合成立的。这种合作共建的模式可以保证其研究成果能够比较畅通地向决策者传递。 第三，涉及到治理结构。高校里的智库在组织架构安排上是否具有独立于智库运行之外的机构，例如理事会，来监督智库的运行，评估其绩效，保障其质量，并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为智库的战略发展提供咨询建议。在中国，相当一部分智库都有这样的理事会，但是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要保证这样的机制对高校智库的治理发挥作用，很重要的一点在于高校内智库的领导者是否真正认为这个机制很重要，愿意推动其发挥作用。完善智库治理结构 建立公开透明机制 中国经济时报：你对官方智库、高校内的智库以及民间智库建设有哪些建议？ 薛澜：根据当前中国智库发展的现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可以对挂靠在政府部门下的事业单位性质的政策研究机构加以改革。这些机构隶属于政府部门，相对来说难以独立于这些部门利益进行选题和研究，或者当其研究的观点与所属部门领导的意见相左时容易受到压制。此外，这些事业单位大都由于政府拨款有限，日常运行面临经费短缺的困难。于是它们一方面在行政体制之内运行，另一方面不得不采取市场化的方式来承接一些咨询项目等，这种做法实际上削弱了这些机构对重大政策问题的研究能力。对这些机构的改革可以通过分流的方式进行，其中一部分可以纳入政府部门，加强政府内部政策研究能力。若干有条件有品牌的政策研究机构可以在运作上与政府脱钩，但政府保持对这类机构在一定的年限内提供部分财政支持，使其逐渐孵化成为相对独立的智库。 其次，可以对有条件的高校内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进行改造，鼓励它们借鉴国内外成功模式（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国际发展研究所），重新梳理与大学的关系，提高研究机构的自主性，争取社会各方资金捐助，形成依托大学的一流智库。 此外，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的民间智库经历了风雨，也经历了成长。这些年的经验也使得一些大浪淘沙留下来的民间智库具备了高速发展的潜力和希望。可以通过对社会上的智库进行筛选和招标的方式，让这些优秀的民间智库涌现出来，对其给予免税和其它优惠条件的支持，鼓励它们形成特色，成为中国智库发展的生力军。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保证官方智库、高校智库以及民间智库的研究成果尽可能的客观公正？ 薛澜：政府可以通过各种规定对智库进行监督规制。但更加重要的是完善智库的治理结构，建立公开透明的机制，推进智库财务信息公开。此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建立一个公平的思想竞争环境。智库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政策研究环境，也很难施展其“十八般武艺”，更无法进一步提高。要保证真正拿出政策建议的是对老百姓有益的，应当让各智库不同的政策方案进行交锋，通过学术交流甚至是辩论的方式让这些方案进行碰撞，在这个过程中大浪淘沙，真正筛选出少数优秀的方案供决策者进行挑选，这样失误的可能性将大大减少。恰恰通过这种竞争，智库会不断调整自己的定位，形成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品牌，进而提高其研究质量。 当然，不同类型的智库之间既要有竞争，也要有合作。官方智库有更加畅通的研究成果的传递渠道，因此高校与之合作能够有效传递研究成果。而官方智库的一些研究如果涉及基础性研究，可以与高校的专业人才进行合作，形成优势互补。此外，民间智库有其灵活性和独到的视角，与政府和高校智库的智慧凝聚起来，其潜力也是无可限量。 中国的改革发展为一流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有利机遇。可以相信，随着我国政策研究体系和生态环境的不断完善，中国的智库一定能够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劈风斩浪，承担起促进中国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重任。同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出中国声音，体现中国软实力，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一流智库。专家简介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近年来，全国各部门各地发展智库的热情空前高涨，各类智库不断涌现。今年1月20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至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全社会智库热之际，中国智库领军人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对智库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冷思考。 近日，薛澜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对智库建设相关基本问题进行梳理，并对官方智库、高校智库以及民间智库健康发展提出了建议。高校需与专业化智库进行有效配合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各类智库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请谈谈你对智库，尤其是高校智库的理解。在智库热背景下，高校智库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有着怎样的意义？存在哪些问题？ 薛澜：在全社会智库热之际，智库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也被大大拓展了。所以，首先要弄清楚一些基本概念，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智库。其实，《意见》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按照这个定义，虽然国内目前有很多组织和机构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发挥重要的影响，但并不等于这些组织或机构都是智库，也不等于它们今后都应该办成智库。 同样，笼统地把高校作为智库来评估也是不严谨的。作为一种社会组织，高校的基本功能与智库不同，主要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及文化传承。当然，目前许多高校内也存在着不少符合条件的智库，但这与整个高校就是智库有着本质的区别。高校的很多研究是认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活动规律的基础性研究。这些基础性研究的知识贡献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意义重大，其中包括对高校自身的智库和其它智库的研究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高校的知识服务功能为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所起到的作用或许比高校内的智库所起到的作用更重要。 从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看，复杂公共政策的决策往往可能需要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的有机结合。很多高校的研究机构虽然在基础研究上有明显优势，但应用性研究或对策性研究的优势也许就不明显了。而很多真正专业的智库在这两个方面恰恰是最有优势的。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只有跟专业化的智库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有效配合才可能更有利于推进公共政策研究的科学化和有效性。 因此，在智库热背景下，建设智库的高校必须明确，智库只是一种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一种手段。智库能够帮助政府制定使得公众利益最大化的各种政策，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高校本身所擅长的基础研究对优化决策也具有重要意义。完善旋转门机制有利于高校发挥人才优势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高校内部的智库建设面临哪些主要问题？ 薛澜：高校的智库发展既有功能定位问题也有运作管理的问题。高校中的智库除了政策研究的功能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为公共政策培养人才。高校培养的政策人才毕业后在政府部门或政策研究机构参与公共政策的研究或制定工作，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可惜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旋转门机制，所以，高校内的政策研究人才很难直接去政府决策部门参与政策制定。这是中国政策体系普遍存在的一个缺陷，一旦完善这种旋转门机制，高校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人才优势就可以真正地发挥出来了。 目前我国高校中的智库也存在各种运行机制的问题。如高校的教师既要承担教学任务，又要承担其他各种公共服务，同时还要在高校中的智库担任研究任务。如果高校智库需要针对复杂、重大问题做持续不断的研究时，这些教师很难兼顾这三方面的工作。高校中的智库需要有一些专职的研究人员，但目前高校人事制度的安排尚不清晰，需要改革现有体制和机制，确保这些专职研究人员的职称、薪酬、未来发展等问题得到保障。 从长远来看，高校智库若想在智库热背景下健康发展，必须明确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高校内部的智库要弄清楚自身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明确自身功能定位。一般来讲，由于高校在政府部门之外，了解到的信息有限，其所提供的研究与政府部门的需求之间有较大差距，因此对策性研究并不是高校的长处。而高校在学科基础、国际联系、基础性和应用性政策研究方面则更有优势。 第二，如何保障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对政策产生影响？这就需要明确高校内的智库的具体运行模式。这里涉及到人才、经费来源、研究成果的传播途径等。 关于人才，高校，尤其是著名大学，有很多著名学者，这是高校很重要的智力基础。高校是人才流动、思想交汇的场所。说到底思想库或智库，就是需要智力和思想不断碰撞交流，高校在这一点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关于经费，目前我国对政策研究尚未有完善的资助机制，在一些情况下，政府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支持专业智库做较为重要的政策研究。而在高校的主业是培养人及做基础研究，所以高校已经承担了做政策研究所需要的很多基本投入（如图书资料，基本办公设施等等），也就是说学校已经把很多固定成本覆盖了。这样，相对于其它智库来说，高校在经费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 关于研究成果的传播模式，实际上许多政策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公开渠道去影响社会各个方面，最终影响决策。但在一些特定情况下许多政策研究涉及敏感课题和分析，这种情况下与决策部门的直接沟通渠道比公共渠道更有效。所以一个机构内部是否具备这种渠道以实现有效的政策沟通很重要。 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为例，学院是清华大学很多重要智库的机构平台，其中包括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中国工程科技战略发展研究院等。这些智库有不少都是与相关的部委，如科技部和发改委等联合成立的。这种合作共建的模式可以保证其研究成果能够比较畅通地向决策者传递。 第三，涉及到治理结构。高校里的智库在组织架构安排上是否具有独立于智库运行之外的机构，例如理事会，来监督智库的运行，评估其绩效，保障其质量，并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为智库的战略发展提供咨询建议。在中国，相当一部分智库都有这样的理事会，但是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要保证这样的机制对高校智库的治理发挥作用，很重要的一点在于高校内智库的领导者是否真正认为这个机制很重要，愿意推动其发挥作用。完善智库治理结构 建立公开透明机制 中国经济时报：你对官方智库、高校内的智库以及民间智库建设有哪些建议？ 薛澜：根据当前中国智库发展的现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可以对挂靠在政府部门下的事业单位性质的政策研究机构加以改革。这些机构隶属于政府部门，相对来说难以独立于这些部门利益进行选题和研究，或者当其研究的观点与所属部门领导的意见相左时容易受到压制。此外，这些事业单位大都由于政府拨款有限，日常运行面临经费短缺的困难。于是它们一方面在行政体制之内运行，另一方面不得不采取市场化的方式来承接一些咨询项目等，这种做法实际上削弱了这些机构对重大政策问题的研究能力。对这些机构的改革可以通过分流的方式进行，其中一部分可以纳入政府部门，加强政府内部政策研究能力。若干有条件有品牌的政策研究机构可以在运作上与政府脱钩，但政府保持对这类机构在一定的年限内提供部分财政支持，使其逐渐孵化成为相对独立的智库。 其次，可以对有条件的高校内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进行改造，鼓励它们借鉴国内外成功模式（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国际发展研究所），重新梳理与大学的关系，提高研究机构的自主性，争取社会各方资金捐助，形成依托大学的一流智库。 此外，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的民间智库经历了风雨，也经历了成长。这些年的经验也使得一些大浪淘沙留下来的民间智库具备了高速发展的潜力和希望。可以通过对社会上的智库进行筛选和招标的方式，让这些优秀的民间智库涌现出来，对其给予免税和其它优惠条件的支持，鼓励它们形成特色，成为中国智库发展的生力军。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保证官方智库、高校智库以及民间智库的研究成果尽可能的客观公正？ 薛澜：政府可以通过各种规定对智库进行监督规制。但更加重要的是完善智库的治理结构，建立公开透明的机制，推进智库财务信息公开。此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建立一个公平的思想竞争环境。智库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政策研究环境，也很难施展其“十八般武艺”，更无法进一步提高。要保证真正拿出政策建议的是对老百姓有益的，应当让各智库不同的政策方案进行交锋，通过学术交流甚至是辩论的方式让这些方案进行碰撞，在这个过程中大浪淘沙，真正筛选出少数优秀的方案供决策者进行挑选，这样失误的可能性将大大减少。恰恰通过这种竞争，智库会不断调整自己的定位，形成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品牌，进而提高其研究质量。 当然，不同类型的智库之间既要有竞争，也要有合作。官方智库有更加畅通的研究成果的传递渠道，因此高校与之合作能够有效传递研究成果。而官方智库的一些研究如果涉及基础性研究，可以与高校的专业人才进行合作，形成优势互补。此外，民间智库有其灵活性和独到的视角，与政府和高校智库的智慧凝聚起来，其潜力也是无可限量。 中国的改革发展为一流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有利机遇。可以相信，随着我国政策研究体系和生态环境的不断完善，中国的智库一定能够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劈风斩浪，承担起促进中国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重任。同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出中国声音，体现中国软实力，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一流智库。
2015年5月13日 -
【新京报】大外交战略下如何吸引留学生
来华留学将可以成为开放人才政策的突破口，加快实现经济转型、平稳进入经济“新常态”；甚至可以结交更多外国青年友人、培养未来政治领袖，助力我国构建大国外交的蓝图。 近年来，我国出国留学、留学归国、来华留学人数均有大幅增加，留学人才开始呈现双向流动的趋势。留学事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和全球地位的提升，但我国留学规模在“输入”和“输出”两方面不平衡。根据OECD的统计，国际留学生占高等教育总在校生人数的比重，发达国家普遍在8%以上，澳大利亚、英国等甚至高于10%。在中国读学位的外国学生这一比例却仅为0.4%左右，增长空间巨大。 去年年底中央和国务院举行的全国留学工作会议上，我国首次提出了“来华留学与出国留学并重”，重视来华留学也是中国大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华留学将可以成为开放人才政策的突破口，加快实现经济转型、平稳进入经济“新常态”；甚至可以结交更多外国青年友人、培养未来政治领袖，助力我国构建大国外交的蓝图。 纵观国际，各国纷纷允许优秀外国留学生留在国内就业，是当前世界通用的全球揽才的做法，甚至被称为吸引国际人才“一本万利”的做法。外国留学生比直接引进的外籍人才更熟悉国情，相对本土人才则节省了义务教育阶段培养成本，并能带来教育创汇。因此，许多国家都把招收留学生当作补充人才资源的重要手段，有条件地提供奖学金或助学金，在签证和移民上提供便利。目前不光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加大对留学生的挽留，同样亚洲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也都在加大力度吸引外国留学生在本国就业。 如何能够更多更好地吸引海外留学生来华？ 首先，放宽来华留学优秀毕业生的实习工作政策，允许优秀外国留学毕业生留华工作和生活。根据我国现行的留学政策，外籍留学生毕业以后不能直接在我国就业或创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具有创新创业潜力的外国人才“苗子”。应顺应世界人才国际化流动的趋势，放开外籍优秀留学生在华就业和创业的限制。 具体可参照国际做法，建立“世界优秀青年实习计划”。一是改革在华留学生实习的规定，允许国际留学生在华期间，进行打工或实习，每周工作限制一定时间，持有学生证者，不需要另行申请工作签证。二是放开国际学生在学期间，到中国的实习签证，凡是教育部承认的著名大学学生，可以申请实习签证来华工作半年到一年，毕业后自动终止。 其次，改革教育体制，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中国高等教育应逐步完成中国教育去行政化，完善校长治校制度，使教育部门回归学术、科研本位，逐步将中国打造成世界性的学术科研中心及国际人才中心；优化课程设置，改革教育方式，培育多层次、多领域的创新人才。在国际，大学校长和教师全球招聘是很常见的现象，中国高校的领导者也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获得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领导力量，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 再次，增加国际语言授课课程、培养国际化师资队伍。教学语言国际化和教师队伍国际化是我国人才国际化培养的客观需要。我国不能吸引海外留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为非英语国家，又缺乏全英语教学课程。外国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多数要先学习语言，加大了他们的学习难度。 最后，实施吸引留学生的专项计划和示范工程。2010年，中国教育部实施了《留学中国计划》。该计划是中国颁布的第一个吸引留学生的计划。计划设定了到2020年，中国吸收50万在华留学生的目标。在此计划框架下，可以仿照日本的Global30计划，挑选国内重点大学，建立高等教育国际化示范工程，资助目标院校增加吸引留学生的教学和生活硬件设施、引进外籍教师、开设全英语教学课程等。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
2015年5月12日 -
习近平访俄，大外交战略下如何吸引留学生来华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 国家主席习近平10日在明斯克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举行会谈，谈及两国各领域合作时，提及中方将继续支持白方办好孔子学院和中国文化日活动，同时中方还将邀请100名白俄罗斯大学生来华交流。 而在4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雅加达会议中心举行的亚非领导人会议时细数中国推进亚非合作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未来5年内提供10万名培训名额，邀请2000名亚非青年来华访问。 近年来，我国出国留学、留学归国、来华留学人数均有大幅增加，留学人才开始呈现双向流动的趋势。留学事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和全球地位的提升，但我国留学规模在“输入”和“输出”两方面不平衡。根据OECD的统计，国际留学生占高等教育总在校生人数的比重，发达国家普遍在8%以上，澳大利亚、英国等甚至高于10%。中国读学位的学生这一比例却仅为0.4%左右，增长空间巨大。 去年年底中央和国务院举行的全国留学工作会议上，我国首次提出了“来华留学与出国留学并重”，重视来华留学也是中国大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华留学将可以成为开放人才政策的突破口，加快实现经济转型、平稳进入经济“新常态”；甚至可以结交更多外国青年友人、培养未来政治领袖，助力我国构建大国外交的蓝图。此次国家领导人在访问中重点提及邀请大学生来华，正是基于这一出发点。 纵观国际，各国纷纷允许优秀外国留学生留在国内就业，是当前世界通用的全球揽才的做法，甚至被称为吸引国际人才“一本万利”的做法。外国留学生比直接引进的外籍人才更熟悉国情，相对本土人才则节省了义务教育阶段培养成本，并能带来教育创汇。因此，许多国家都把招收留学生当作补充人才资源的重要手段，有条件地提供奖学金或助学金，在签证和移民上提供便利。目前不光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加大对留学生的挽留，同样亚洲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也都在加大力度吸引外国留学生在本国就业。 如何能够更多更好的吸引海外留学生来华，我国还需要加强几个方面的工作：放宽来华留学优秀毕业生的实习工作政策，允许优秀外国留学毕业生留华工作和生活 根据我国现行的留学政策，外籍留学生毕业以后不能直接在我国就业或创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具有创新创业潜力的外国人才“苗子”。建议顺应世界人才国际化流动的趋势，放开外籍优秀留学生在华就业和创业的限制。我国也可以设置留学生实习签证、工作签证，允许短缺人才、或居留达到一定年限、就业创业成绩出色的外国人才留在中国。制度上对留学生和外国人就业加以区别。建议仿照国际做法，建立“世界优秀青年实习计划”。一是改革在华留学生实习的规定，允许国际留学生在华期间，进行打工或实习，每周工作限制一定时间，持有学生证者，不需要另行申请工作签证。二是放开国际学生在学期间，到中国的实习签证，凡是教育部承认的著名大学学生，可以申请实习签证来华工作半年到一年，毕业后自动终止。改革教育体制，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 目前中国高校尚未建立教授治校的现代化管理体制，虽然几乎每个学校都设有学术委员会，但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往往仅限于纯技术性的学术评议和审核，并不都参与学校管理，没有相应的决策权。相当于行政体系管理学校的管理体制并没有发生变化。中国高等教育应逐步完成中国教育去行政化，完善校长治校制度，使教育部门回归学术、科研本位，逐步将中国打造成世界性的学术科研中心及国际人才中心；优化课程设置，改革教育方式，培育多层次、多领域的创新人才。在国际，大学校长和教师全球招聘是很常见的现象，中国高校的领导者也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获得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领导力量，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增加国际语言授课课程、培养国际化师资队伍 教学语言国际化和教师队伍国际化是我国人才国际化培养的客观需要。我国不能吸引海外留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为非英语国家，又缺乏全英语教学课程。外国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多数要先学习语言，加大了他们的学习难度。2010年我国普通高校中兼任教师中外籍教师人数11287人，占比不到1%。而香港大学外籍教师占了教师总数的40%～50%，教师中99%的人有国外学习经历。除了全球招聘，我国也可以考虑实施“教师国际化培养计划”，通过教师外语培训、中长期国际学术交流、国外进修、建立海外培训基地等措施，培养拥有熟练使用外语、读写外语文献等技能的教师队伍，并带动全国效仿实施。鼓励中外合作办学，提高教育国际化程度 中国改革开放后，在经济领域引入外资竞争，倒逼本土企业，激发了本土企业的活力，提升了国际竞争力，带来了中国经济30多年的快速发展，最终成就了今天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地位。在教育领域，为了尽快提升国际化教育水平，避免因为教育水平差距而流失人才，中国也应尽快引入外资或国际办学模式，将中国高校推向世界，与世界教育机构展开竞争。建议开放部分教育市场，鼓励本土教育机构与国外名校开展合作办学，通过国际学分互认等方式开设交换学生计划等方式，引入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引入我国紧缺专业和先进的管理模式、教学理念等。调整学费，交由市场定价 针对来华留学生的高等教育服务产品的性质决定了来华留学生的学费不可能跟本国公民一样根据成本补偿政策来确定，而应该交由市场决定。但目前中国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目前，我国在确定自费来华留学学生的学费时仍沿用教育部在1998年下发的“关于调整自费来华留学生收费标准的通知”，远低于国际标准，这使得中国高校在招收来华留学生以及教育国际化改革方面动力不足。建议调整来华留学生的定价政策，交由市场决定。实施吸引留学生的专项计划和示范工程 2010年，中国教育部实施了《留学中国计划》。该计划是中国颁布的第一个吸引留学生的计划。计划设定了到2020年，中国吸收50万在华留学生的目标。在此计划框架下，可以仿照日本的Global30计划，挑选国内重点大学，建立高等教育国际化示范工程，资助目标院校增加吸引留学生的教学和生活硬件设施、引进外籍教师、开设全英语教学课程等。
2015年5月12日 -
王强：个人走红不代表创业成功
理事简介王强，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联合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 王强是投资界最善于总结分享和最有实战经验的老师之一。他曾是新东方的创始人之一，和俞敏洪、徐小平将英语教学从违章建筑里讲课开始，做成一家纽交所上市企业，成为“中国合伙人”的典范。2006年，他以联合创始人的身份和徐小平成立真格基金，开创了新的投资之路。这家基金的理念是——要当创业者的垫脚石。他们投资的红黄蓝幼儿园、世纪佳缘、聚美优品、美乐乐、一起作业网、品牌滤镜nice等效果显著。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王强，他分享了创业者应当有的理性和常识。年轻一代创业者要学会抓大放小 中国青年报：当前一些创业者注重营销胜过注重产品，您怎么看？ 王强：营销很重要，但它对于企业只是锦上添花。因为营销本身不构成价值，真正构成价值的是产品、服务。如果企业在短期内通过营销能够吸引一部分受众，受众又能够转化成为购买产品或服务的用户，那么营销是有效的。反之营销是无效的。个人营销是一次性建立短暂品牌的过程，如果在个人营销的过程中并没有拿得出手的产品，用户体验非常糟糕，那也是完全无效的，甚至会使品牌毁于一旦。 我看重的是总交易量。不管是粉丝经济，还是眼球经济，如果不能把吸引的粉丝转化为总交易量，那么它最终与生意无关。我特别想告诫这一代年轻的创业者，必须要认清楚商业真正的价值。个人走红不代表创业成功，只有产品和服务也跟着流行了，开始有扎扎实实的用户聚拢来了，那才证明创业起步了。 中国青年报：现在很多创业者一切向投资看齐，只关注项目拿到多少钱、获得几轮投资了。您怎么看？ 王强：创业分两类人，第一类人有清晰的战略，拿到投资的第一天起他就知道钱该往哪儿花了；第二类人有激情但还没有想清楚，大部分是被创业的热潮推着走，他们同时又想着要招兵买马、获得资本，所以就会想着如何在短期内吸引一个投资者迅速投资。 这时，如果没有获得投资，就必须要回归商业本质，你提供的服务、进入的领域、生产的硬件和软件有没有真正的价值，有了这一点哪怕你不会讨好投资者，投资者们也能看出这个项目是否有价值。实际的功能、效率、有用性、价格和壁垒才是最关键的。 不要为了投资者的思维去做事。例如最近看投资者们都去投资什么，也跟着做一个。其实真正火眼金睛的投资者不会跟风。跟风的成功率极其渺茫，相反进入很少有人做的领域成功率是很高的。到最后，不管是像董明珠做的传统商业，或者是雷军这些新兴巨头，支持他们的到最后就是市场。马云、俞敏洪即使再口若悬河，如果公司没有实际的营收也是支撑不下去的。 中国青年报：去年曝出了不少85后、90后创始团队闹分家的事件，感觉老一辈创业者们很少有这样的事情，是因为关注原因，还是新一代的创业者心态发生了变化？ 王强：这类事在存在人性的地方发生就不奇怪。如果说新一代比老一代更容易发生这些事情，我认为第一是因为新一代的个性，忍让力差一些。第二是和新一代在商业方面的政治智慧不成熟有关。只要超过两个人，总要花很多时间不停地适应对方，结婚、团队都是这样。如果创始者不能有包容、宽容的心态，那么只能自己干。有了宽容的胸怀，才可能和团队一起把事情做成，只有真正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才会有最后的回报。 新一代创业者总是难以超越自我感觉，总是有一种权利意识。大部分人不会想如果事情做成，哪怕自己所占比例很小，但是总额很大时自己也会多。马云在阿里巴巴上市后只占股8%，按照2000多亿的总市值算只值5亿，但这比他百分之百拥有一个5亿美元的公司更加有价值。 年轻一代应该有一种商业上的政治智慧，要学会抓大放小，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倘若一直把不重要的无限放大，那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去触摸那些最重要的东西。你会频繁地找人、更换团队、追求权力的感觉，不停地循环。老大要学会包容，老二老三要学会认理，不要总是一味地挑战老大的权威。做生意就是依靠常识和理性 中国青年报：现在的公司普遍要比过去创业公司的估值要高出很多，会不会存在估值虚高的问题？ 王强：估值是一种感觉，CEO感觉企业值多少钱，投资者是否接受你的估值，如果一拍即合，不管估值多少投资就成交了。事实上，每轮投资并不是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出口，即被收购或上市，之前一切估值都是虚幻的。创业者的全部使命就是让你的真实价值不断符合这个估值。 现在很多创业者出于种种原因总是愿意虚报自己的融资额，例如只融到2000万却说融到1亿。可能自己会感觉很好，但其实他们没有想到会有副作用。最初估值越理性，未来越能显现增长的想像空间，这样投资人会更愿意投。 还有些人故意虚报是为了震慑对手，这更加愚蠢。企业从来不是靠震慑对手活着，而是依靠拿下用户才能活着，用户是不会在乎你公司的估值的。用户购买小米手机不是因为公司价值400多亿美元，而是因为它好用，这就足够了。 中国青年报：这是您所说的创业的理性和常识吗？ 王强：我一直呼吁大家的思维必须要回归理性，回归常识。常识是事情在千百年来一直这么做，理性就是大家都觉得不应该这样的时候，你有思考的力度，觉得应该这样做，理性是进一步超越常识的东西。一只烤鸭如果不好吃，即使说得天花乱坠也没有人会去吃，这就是常识。理性就是当大家都告诫你不要再去做烤鸭了，因为有全聚德，你说不，因为我有杀手锏，我可以做好，于是大董就诞生了。做生意就是依靠常识和理性。 中国青年报：真格基金是做天使轮投资的公司，如何判断一个项目值得投资？ 王强：第一看人，第二看人，第三还是看人。我们看他是否有真激情，判断一下他是玩票还是较真；他是否有学习能力、创造能力，是不是够聪明；第三看这个人是否有包容和驾驭人性的能力，有没有一个良好的团队。一个很牛的人同时能够接受比他更牛的同伴，同时有胸怀去和大家一起分享期权和股份，愿意和大家一起来完成一项事业，而不是单单满足自己当老大，这样的人才是可以的。 天使投资是在真正优秀的人自己对于梦想还懵懂的时候，投资人就开始帮助他，这才是天使投资最本质的东西，有精确数据支撑的那是VC、PE。天使投资，投资的是梦想，梦想怎么能审计呢？所以只要是你这个人的事业，不管你做什么事我们都会投资——哪怕是我们不理解的项目。 中国青年报：做天使轮投资面对的大多是一些年轻人，您和徐小平都是“大叔级”的人物，如何去理解年轻人？ 王强：我和徐小平是大叔，但是一线的所有VP都是年轻人，平均年龄在二十七八岁。我们不试图去理解年轻人，毕竟有代沟，但是我们放手让年轻人去理解年轻人。管理真格基金团队和投资年轻人的哲学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我比他们聪明，那我为什么要雇他们呢？正是因为他们比我聪明，所以我才雇这些年轻人。创业需要人性和生活积淀 中国青年报：现在国家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这种浪潮下一些大学毕业生有一种“只有自己去创业，才会实现人生理想、人生价值”的想法，如果去做一个好员工则会显得有点儿没追求。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您有什么建议？ 王强：创业是要比找工作更加严肃的一种选择，找工作实际上是有一半责任由别人替你承担了，创业全部的事情都要自己负责。倘若你是无意识地为了创业而创业，那你离成功是很远的。如果投入创业是你的自主选择的话，那现在起你就应该锻炼自己性格的自主性，只有做好这种准备将来才可能成功。 不要狭隘地认为自己做自己的事才叫创业，创业需要人性和生活积淀，找到一份工作仍然是为创业做铺垫。倘若你对人性没有充分的了解，压根儿没有接触过除了宿舍之外的其他人，那你又怎么有勇气搏杀在那个丛林般险恶的市场呢？市场实际上是复杂人性的多重组合。 中国青年报：这一波创业浪潮会给社会、国家留下些什么？ 王强：任何一次热潮过后，留下来的积淀都是十分坚强、有创意、为用户带来价值的企业以及企业家。2000年IT泡沫破裂，留下了新浪、搜狐、网易、百度，2008年金融危机后，留下了腾讯、阿里巴巴、京东。这一次浪潮我们留下的企业会更多，甚至是和世界级的创业水准持平的一些企业。在这一轮创业热或资本泡沫之后，留下来的会是那些真正有理性、有常识、有远见、有耐心、有价值观的实干家和投资者。文章选自《中国青年报》，2015年5月5日
2015年5月11日 -
【环球网】英国大选现“中国军团”11名华裔参与角逐
2015英国大选中，共有11名华裔候选人分别代表保守党、工党、自民党、绿党等政党，角逐国会议员席位，成为历届英国大选中华裔候选人数量最多的一次。对于从未出现过华裔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英国来讲，此次选举有可能改写英国华人参政的历史。 在这11名候选人中，有父母上世纪迁入的二代移民，也有十多年前到英国留学的中国大陆学。此次华裔的集中出现，被《纽约时报》称为“英国大选中的中国军团。”英国华裔项目副主席威尔克斯更是形容为“华人打破政治天花板的开始”。 华人定居英国的历史已有200多年，英国现有华裔约50万，占总人口6400万的0.7%。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中国国际移民报告》的数据，中国已经连续两年成为英国第一大移民来源国。数字之外，华裔新移民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指出：与老一代“沉默者或隐形人”相比，新一代华人融入意识和参政意识加强，比老华侨更为积极。 对于新一代移民呈现出的新特点，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分析，由于语言障碍、文化差异以及当时居留国种族歧视等因素的影响，老一代华侨华人基本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生意圈子、生活圈子也局限于华侨华人社会。他们专注于自己的行业,对政治漠不关心，很少参与移入国的社会事务。他们通常有自己相对封闭的华人社区，有着强烈的“过客心态”与“叶落归根”情结。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经济状况欠佳等因素，他们不主动融入移入国社会，对于移入国的政治、文化没有强烈的认同感，政治参与度也低。 “相对而言，改革开放以后移居海外的华裔新移民，特别是通过留学移居到海外的华侨华人，经过一二十年的拼搏，已经有一部分人在科技教育界、工商界崭露头角。随着中国的强大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华侨华人在所在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改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具备受教育程度高、语言能力强、职业层次高、经济状况好的特点，他们的融入意识、参政意识与参政能力比老华侨有很大改观。他们正在以投票、选举、关注社区建设、组建华人社会团体等多种方式实现对移入国公共事务的参与。”王辉耀说。 近年来，华人在海外竞选、组建社团和政党的例子不断增多，他们作为移入国的居民，通过政治参与表达作为少数族群的政治诉求，推动了移入国当地的政治进程。1998年美国一流大学首位华人大学校长田长霖等人发起组织“80/20促进会”，号召亚裔特别是华裔集中选票支持善待亚裔的总统候选人。2011年在美国旧金山市长选举中，13名参选人中有5名华裔，李孟贤更是高调当选为旧金山历史上第一位华裔民选市长。2011年3月法籍华人吴振华就任法国执政党──法国人民运动联盟——政治局委员;2011年在英国地区议会5月举行的选举中，共有9名华人参加，6人获胜，其中5人以选区最高票获胜。2011年5月2011年5月加拿大总理哈珀组阁，在新内阁9名成员中，出现了加拿大历史上首位女性华裔部长。 2011年在加拿大卑诗省内的各市选举中，华裔参选者至少有43名，其中16人当选市议员和学务委员。当选华裔大多在温哥华、列治文和本拿比这3个华裔人口比例较高的城市。2013年在美国南加州3月和11月举行的地方官员选举中分别有8名和16名华裔当选，其中康佳琛被选为杜瓦提市首任华裔市议员。文章选自环球网，2015年5月8日
2015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