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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永图：养老产业是未开垦地 可创造上千万就业岗位
龙永图，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中国复关及入世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 老龄化问题将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化养老对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养老事业是我国当前经济转型当中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我国经济转型目的是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而衡量经济质量发展好坏主要有两个标准：一是民生是不是得到改善；二是社会是不是更加公平、公正、和谐、稳定。从这两方面来讲，发展养老事业可以同时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目前我国超过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2亿，10年以后将超过3亿，养老事业关系到两三亿人口的生活、健康、稳定、幸福。更何况是这两三亿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特别是在过去30年中，为改革开放的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仅靠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远远不能为民众提供足够的养老保障。经验也证明，政府大包大揽的养老体制不可持续。 比如说日本在进入老龄化社会过程中，日本政府实施“国民皆保险”制度。国家负担老年人大部分医疗费用。退休金、医疗费用、老人护理费用等等财源，均来自日本发行的国债。换句话说，日本老人的社会福利，现在是靠国家借钱维持的。 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债务水平为GDP（经济总量）的60%~70%，进入2013年已经超过GDP的200%，这对该国经济造成了重大困难。 大包大揽会让政府的负担越来越重，最终走到国家社会保障濒于破产的地步。我们老龄化虽然还没有真正到来，但是我国政府的债务水平已超过了经济总量的50%。 我国政府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政策目标，就是要使政府的公共债务水平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要想有力地控制债务水平，就必须应对社会保障，包括养老产业所产生的巨大资金压力问题，避免重蹈许多发达国家因为养老保障而面临重大困难的覆辙。 从这个角度讲，养老事业社会化，对促进我国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将发挥重要作用。养老事业的支出单靠政府的力量远远不够，必须通过全社会来支持养老事业，才可能使我国政府的债务水平控制在合理区间，才可能保持我国宏观经济在中长期内的稳定增长。 同时，养老产业，包括健康产业是我国扩大内需、发展服务业的支柱产业。目前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正在逐步提高。 大家都知道，服务业的单位GDP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比制造业和其他产业单位GDP所能够产生的就业岗位要高30%，这就意味着，我们大力发展服务业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我们仍然可以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情况下继续保持民生水平的提高，继续保持社会的稳定。 所以，养老产业、健康产业是我国产业调整当中出现的一个朝阳产业，是一个未开垦的处女地，一个未开垦的富矿。30年内我国老龄化市场规模将会超过万亿元人民币，更不要说在发展老龄产业当中可以创造上百万、上千万的就业岗位。 老龄化对我们是一个挑战，但更是我国经济发展一个重大机遇。搞好养老产业，在全社会培育尊老爱幼的大环境，是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服务产业和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 有人讲，这几十年来人类文明有两个重要成就，一是人类变得越来越长寿，另一个是大多数人变得越来越富有。长寿和富有是人类发展的大趋势，我们应该顺应这一趋势，以积极的态度把养老事业搞好，为我国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为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努力。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宋明霞根据龙永图在爱晚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生命时报联合举办的“中国老龄化与健康高峰论坛”上的讲话整理。）
2014年6月16日 -
曹德旺：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
曹德旺，福耀玻璃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理事长。1987年成立福耀玻璃集团，目前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商。并被媒体称为“中国首善”。2009年5月30日，曹德旺获得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 中国经济网6月9日讯（辜英 林美炳）近日，中国经济网记者针对2014年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的问题独家专访福州市优秀企业家代表曹德旺先生。他谈到，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主要靠廉价的资源赢得市场；改革开放的第二阶段，中国开始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最需要的是钱，没有钱，怎么需？因此，后来很多人就动脑筋，通过做房地产卷钱。而现在已经到了调结构的第三阶段，再不调整的话，我们以后可能连穿的鞋子、衣服也要进口了。 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着种种挑战。我们总共才发展三十多年，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产品，更谈不上相应的生产、管理和研究技术。而且跟外国人打交道，还存在着语言、文化的差异。中国“托关系”的那套方法在欧美是行不通的。据我了解，现在对行贿和官商勾结管得最不严的是中国。最后，落实到资金上。要知道在国外市场化的金融体系下，只要你的公司运行良好，公司是可以借钱的，只是它们的贷款利率比中国高得多。 总之，中国企业要走出去，要对自己祖国的建设有担当、有责任。首先应该支持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自觉接受经济发展速度放慢。连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办法一直加速发展，中国梦想着按照原来百分之二十的速度加速上去，那么只能叫玉皇大帝帮忙，把天捅破。中国人并不比欧美人强，我们如果还这样一厢情愿的卖土地盖房子下去，不知要用多少年的痛苦换来一时的痛快。 文章选自《中国经济网》（2014.6.9）
2014年6月16日 -
《中国市场》杂志：刊登王辉耀文章《中国新型智库功能定位的思考与建议》
2014年5月期《中国市场》杂志刊载了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博士撰写的研究文章《中国新型智库功能定位的思考与建议》。 文章的摘要内容： 国外智库功能与定位通常包括政策服务、启迪民智和人才蓄水池三个方面，为社会管理作出了巨大贡献。在结合国外智库发展概况以及中国发展环境特点的基础上，指出我国智库应借鉴国外智库的功能与定位，应建立百花齐放的格局体系、定位战略性长期问题的研究、加强社会舆论的引导功能、发挥人才储备和旋转门的功能作用，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相关链接：http://www.zgsczzs.com.cn/
2014年6月13日 -
京华时报：七管齐下 绿卡制度创新关系人才未来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说，“中国是从13亿人里选人才，而美国则是从70亿人中选人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持续高速增长大国，中国对外国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但中国的绿卡经常被称为“世界上最难拿到的绿卡”。在全球人才激烈竞争的新背景下，中国需要从过去30年的招商引资转型到未来30年的招才引智，进一步提升中国人才强国战略。近日，中央组织部透露，有关部门正积极研究修改“绿卡”审批管理办法，降低绿卡门槛，设置更加灵活务实的申请条件，加大吸引海外人才的力度。 □美国 绿卡新法案加剧人才争夺战 6月5日，美国政策国家基金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在推动美国科学与工程领域发展的过程中，移民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反映在他们的得奖、研究、创业和教育方面。” 报告认为上世纪60年代美国移民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1965年国会通过的《移民和国籍法》，废除了关于国籍来源配额的种族歧视条款，使美国向亚洲移民打开了大门；还有上世纪90年代通过的《移民法》，增加了与工作相关的绿卡发放数量。这些政策变化的结果是，美国吸引着全世界人才，并直接反映在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奖数量上，从1960年至2013年美国就有72名移民科学家得奖。 移民还成为美国科研不可或缺的力量。在美国的7大顶级癌症研究中心中，42%的研究人员出生在外国，其中得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的移民科学家比例高达62%。在教育领域，2011年，美国大学电子工程专业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中外国学生占71%；2011年，美国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国际学生占65%。在美国科学与工程领域拥有博士学位的就业者中，外国人比例从1993年的23%增至2010年的42%。美国由风险资本投资的上市公司在2006年至2012年期间达到92家，所占比例为33%。美国市值前50名的上市公司中，有近一半是移民创建或共同创建。 最近，美国总统奥巴马就移民改革发表有关讲话，并动用行政手段推出两项移民政策新规，一是允许H1B工作签证持有者的配偶在等待绿卡审批过程中在美国工作；二是更新现有法规，让来自一些国家的专业人士更便于在美国就业并永久居留，希望以此敦促美国国会众议院尽早通过移民法案。此前，美国国会参议院已经通过了美国30年来最大规模的移民改革法案，改革措施包括：取消人才移民配额，大幅提高外国人工作签证的数量，推出吸引外国人才来美创业签证等。 移民改革一直是奥巴马在他第二任期内最重视的施政重点。可以预见，移民法案一旦经国会众议院通过，将对中国人才吸引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 最难拿的绿卡卡在职称 中国政府也十分重视国际人才。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5月22日在上海会见外国来华工作专家代表时指出：“一个国家对外开放，必须首先推进人的对外开放，特别是人才的对外开放……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要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中央有关部门积极响应，表示正在研究修改中国绿卡审批管理办法，降低绿卡门槛，设置更加灵活务实的申请条件，加大吸引海外人才的力度。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持续高速增长大国，中国对外国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但中国的绿卡经常被称为“世界上最难拿到的绿卡”。自从2003年正式实施绿卡制度，10多年下来，中国发放的绿卡数量仅有5000多张，年均发放几百张，而美国一年发放的绿卡数量就达100万张，很多发达国家每年也是几万张，几十万张。 申请的门槛高，有一些硬性要求过于刻板，导致中国绿卡的发放量极少。与西方国家通常不看职位，而看重学历、语言水平和在本国工作经验的绿卡制度不同，中国的绿卡在职称和任职年限等方面的规定相对比较不灵活，导致中国绿卡门槛较高。居留门槛过高，直接导致了我国的“移民赤字”问题。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蓝皮书，目前中国内地海外移民存量已达934.3万人，而在我国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仅为84.89万人，移民赤字高达到849.4万人。移民赤字问题反映了我国人才流失、资金流失的基本事实；也反映了我国外流的人才和资金并没有得到相应补充。 □建议 招才引智加大对海外华人回归的服务力度 中国需要放开移民绿卡制度，吸引全世界人才来华工作和学习，提升中国的国际人才战略。为此，需要考虑以下七个方面。 放宽绿卡的申请范围门槛 中国绿卡申请的门槛高。根据《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的规定：对于技术类永久居留外国人，指的是在中国担任副总经理、副厂长等职务以上或者具有副教授、副研究员等副高级职称以上以及享受同等待遇，已连续任职满四年、四年内在中国居留累计不少于三年且纳税记录良好的。再有就是在国内已经具有“千人计划”专家身份的，或者是在考虑中的地方人才吸引计划里面的。这些都门槛过高，针对人群十分有限。 美国、欧盟、日本、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发放绿卡大部分没有对职务或已经在国内居留的时间要求，而俄罗斯只要有年薪超过45万人民币的外籍企业雇员，该雇员就可以申请绿卡。 因此，建议放宽绿卡的发放范围。在国外，可以考虑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或硕士学位有5年工作经验以上，国内相关行业或专业缺乏的人才，或被国内企业雇佣且薪资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的人才，照章纳税的都可以开放申请绿卡。海外华人亲属团聚的绿卡也应该放开。 开放海外直接申请绿卡并增设申请机构 国际上绝大部分的绿卡申请，主要都是直接来自海外，而不是来自国内，因为吸引人才的主要对象是在海外，而不是已经来到国内的外籍人。 目前，中国绿卡的申请对象还主要是已经来到中国的外籍人，数量和质量十分有限。建议中国开放国外直接申请绿卡的渠道，直接面向国际上的优秀人才，吸引他们来中国发展，给他们发放中国绿卡。为了应对绿卡申请门槛降低后带来的申请数量增多，为申请绿卡者提供便利，建议增设绿卡申请办理机构，一方面，在全国多地设立办理机构，方便在华外国人士办理；另一方面，由于外籍人才主要在海外，加上我国拥有6000万的海外华人华侨群体，这个群体中的高层次人才，与祖国文化相通、血脉相连，不少人士希望回国定居，为国服务，是申请绿卡的重要群体，建议在海外使领馆设立绿卡申请窗口部门。 开放投资移民类别以吸引资金和人才 我国每年有超过一万人的投资移民去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盟等国家，吸引投资移民人才和资金已经是国际惯例。而我国还没有开放投资移民，无法吸引创新创业人才来中国发展，给中国带来资金流、人才流、创意流、创新流。 我国可以借鉴国际上的经验，开放外籍投资移民来中国，既可以给中国带来资金，还可以带来投资创业人才，创造就业机会，加强和投资移民所在国的往来，对中国有巨大的好处。 开通永久居民“入籍归化”渠道 从绿卡制度来说，现在还没有获得绿卡多少年后可以申请入籍的规定。 目前，移民入籍规定主要从亲属关系考虑，必须是中国人的亲属，定居在中国，尚未出台专门的非依亲关系的外国人通过技能、资金获得绿卡之后如何入籍归化的政策。因此，我国需要像其他国家一样出台入籍归化政策，建立相关渠道，还可以设置一些加速入籍的条件。可以考虑在申请绿卡成功后居留满5年、且累计居留时间达到3年以上，允许提出入籍申请并通过入籍考试，就可以入籍。 也就是说，要完善长期签证、绿卡、入籍之间的协调互补关系，建立完整、完善、系统的外国人出入境、就业、居留以及移民事务管理的政策体系，开通永久居民“入籍归化”渠道。 建立统一机构管理绿卡申请及审批 目前，我国绿卡发放数量极少，与我国还没有建立移民局和人手不充足有关。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有一个政府部门，例如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USCIS），澳大利亚移民和公民部、日本厚生劳动省、韩国就业和劳工部等。中国台湾也在5年前建立了移民署等，来单独审批外国人长期工作和居留申请。 绿卡制度是为国际人才竞争服 务的，并且需要与本土人才资源形成互补而不是零和竞争的关系。而我国没有一个专门的移民事务管理机构，对工作许可、签证、绿卡及其他相关手续管理分散，程序繁杂，对国际人才来华工作造成很多障碍。建议成立中国国际移民局，统一管理外国人签证、工作、居留、移民的事务，统一审批绿卡和入籍申请，以及处理包括外国人申请绿卡、入籍成功之后的社保、档案以及可能的户口等有关问题。 开放外国留学生在华实习工作签证 国际上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在争取中国的留学生，并提供毕业后两年的工作实习签证，还鼓励其中的优秀者申请绿卡。而现在来中国的留学生数量十分有限，毕业后也无法取得实习工作签证，更不能在中国合法居留，只好沦为“三非”的打击对象。比如，北京中关村的许多企业都希望聘用来华留学的优秀毕业生，以帮助他们开拓海外市场，但苦于没有正常的渠道和政策帮助他们聘用海外人才，对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十分不利。 因此，建议开放外国留学毕业生在华实习工作签证，对其中工作满两年的优秀人才可以申请中国绿卡。 面向海外华人发放类似绿卡的华裔卡 鉴于目前申请绿卡的主要人群是海外华人，为了申请的方便和快捷，可以考虑发放类似绿卡的海外华裔卡。截至目前，印度已发放了1200多万张海外印度裔卡，欢迎海外印度人回国工作定居，享受选举和被选举权利以外的所有本地居民待遇，受到海外印度人的普遍欢迎，成功吸引了大批海外印度人才回国发展。 现在，中国香港同胞有回乡证，台湾同胞有台胞证，唯独海外华人没有任何回国旅行的免签证件。这就急需海外华裔卡政策的实施，以方便海外华人回流，缓解中国绿卡申请的压力。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说，“中国是从13亿人里选人才，而美国则是从70亿人中选人才”。在全球人才激烈竞争的新背景下，中国需要从过去30年的招商引资转型到未来30年的招才引智，大幅降低中国绿卡门槛，进一步提升中国人才强国战略。 作者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文章选自《京华时报》理论版（2014.06.09）
2014年6月13日 -
张宏江：不拿用户隐私做大数据分析
金山软件今年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移动转型，另一个是国际化。自前几年金山软件内部业务进行MBO之后，国际化的步子一直在进行。典型的就是年后改名为猎豹移动的金山网络，这几天将以“猎豹移动”的名称在纽交所上市。而WPS也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在GMIC 2014上，金山软件CEO张宏江对搜狐IT表示，今年金山软件国际化还会加强，基于移动端的安全及WPS等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都会同步推出，近期手游产品也会同步上市。与国内的战略类似，这些产品走的还是免费策略。 在大数据方面，张宏江称，目前基本上所有的金山产品都已经在利用大数据的信息。这些数据对于了解用户的使用习惯，对产品的改进起到了重要的使用。张宏江称，在考虑如何将安全产品的流量变成吸引到游戏的用户，怎么来知道用户对于某个功能最大的需求，大数据挖掘工具都直到了关键的作用。 作为金山云的CEO，张宏江称，金山云为用户提供了关键的基础平台服务，如云存储、云主机、垂直游戏云等等。针对业界普遍存在的搜集用户部分隐私数据的现象，张宏江表示，在云存储方面，用户的隐私数据在存储前就已经进行了加密。金山不会拿用户的这些数据进行大数据的分析，在大数据的价值和用户隐私两方面，金山希望做到平衡。文章选自搜狐IT
2014年6月10日 -
张黎刚：用互联网思维玩医疗
张黎刚，1971年出生，曾求学于复旦大学、哈佛大学（美国），相继担任过《哈佛中国评论》联席总裁与出版人、搜狐产品总监、e龙网CEO，现为爱康国宾董事长兼CEO。 10年前，张黎刚曾与纳斯达克“擦身而过”，但最终他还是来了。 北京时间4月9日晚9点半，美国纳斯达克为“中国健康体检第一股”爱康国宾敲响开市钟。这支代号为“KANG”的股票背后，是45家自营医疗中心和约300家第三方合作机构，它们遍布香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15个城市，构成了一张庞大的“线下”网络。 学医出身却没有做过一天医生的张黎刚，正在用他熟悉的互联网思维，颠覆中国的医疗服务市场。 不安定分子 张黎刚有着一份漂亮的履历：求学于复旦大学、哈佛大学，担当过《哈佛中国评论》的联席总裁与出版人、搜狐产品总监、艺龙网CEO。 漂亮的履历后面也是一颗从不安分的心：出身于江苏乡村普通人家的他，从年轻时就开始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又一个“最高”目标——因为等不及“大学生必须工作满5年才能出国”的政策，他大三果断从复旦退学去美国留学；为了上哈佛，他可以等待三年，但“研三”时遇到张朝阳后，他又果断放弃哈佛遗传学博士的学位成为了搜狐的一分子；在张朝阳即将向董事会提出任命他为首个副总裁的时候，张黎刚却选择了离开，和3位合伙人一起创办了旅游网站艺龙；但当艺龙网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前一年，张黎刚又辞去CEO的职位，拣起“老本行”，创办了爱康国宾的前身“爱康网”。 艺龙生于互联网热潮，也差点儿夭折于本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2000年创立艺龙时，张黎刚29岁，经历了那次的高开低走，他回忆说，“人的真善美与丑恶的一面我都看到过，也都经历过，这些都让自己变得更成熟”。 泡沫中从大股东沦落为小股东，以张黎刚原来的性格，或许会在第一时间选择离开，但因为股票期权，他只能多待了两年。两年后，没有制约的32岁的他再次面临选择：是继续在艺龙做，还是再次去创业？ “那年，三个哈佛医学院的教授到中国来招生，我请他们吃饭聊天，他们说你干吗不离开呢，索性离开互联网，回到医疗行业。”一开始张黎刚觉得不可能，这公司是他一手创立的，怎么能轻言放弃。“后来又想，我才32岁，为什么不呢？” 最初张黎刚想拣起的“老本行”是制药行业。曾在哈佛医学院就读的他，在上海收购了一家生物制药研发公司，2003年的10月份，他去参加成都的“药交会”，上飞机之前，买了一本《时尚健康》，上面有篇文章讲解女性健康管理，记录自己身体状态，定期跟自己的妇科医生沟通。 张黎刚想：干吗要记下来，为什么不放到网上？于是，他抱着“建个电子档案”的想法，于2004年在北京酒仙桥注册了一个公司，公司的名字就叫爱康网。 “爱康君安卡”是爱康网当时的产品，这张卡源自张黎刚回国后经常去的一家外资诊所，那里的院长是以前北京协和医院的院长，因此能经常请到协和医院的专家来会诊。张黎刚认为在北京最好的医疗服务是“外资诊所的服务与环境”加上“协和医院的专家”。因此，张黎刚把这样的服务打包在一起，找了二十几个人组成电话销售团队通过电话来销售。不过这个生意并不成功，一个月只卖出去一张卡。张黎刚认识到这个商业模式有问题，从2005年开始，他再次祭出了当年艺龙的“消费分销”模式，将爱康的业务从B2C转向了B2B。 敢于走出原来的成功模式 在爱康向B端进行“消费分销”前，员工体检是一个让外资企业“头大”的问题，这些公司在中国的员工分布在全国几十个城市，由于员工体检都是各地人事安排的，没有统一来管理，各地的报告他们没法统计，中国总部根本不了解员工的健康状况，也没法进行管理。 按照张黎刚的回忆，最早给爱康“单子”的企业中的一个是GE中国。当时爱康的办公室已经从酒仙桥搬到建外SOHO，只有两个很小的房间。时任GE中国医疗总监吴瑾特意跑到爱康的办公室看了一下，见办公室虽小，却也算“比较洋气”，而张黎刚提出的一站式解决方案确实是GE这样的外资企业需要的，因此就采纳了爱康的解决方案。 “GE是我们最早的客户之一，把员工体检全部委托给了我们。我们搭起了callcenter，建立了GE专属的网络预约平台，在全国各地找为GE员工提供落地服务的体检中心，也不用他们增加预算，他们把整个项目交给爱康负责。爱康从第一年不到一百万的生意，一下就做到近一千万。很快，Intel这样的企业也开始用我们的服务了。”张黎刚说。 根据爱康国宾的早期投资人回忆，那段时间张黎刚做得很辛苦：“他没有实体店，一家一家去谈合作，一个价值链的两端都不是你所掌控的，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受制于两端，你的利润在哪里？你永远是随时可以被扔掉的中间人。” 随着“分销”生意的做大，问题果然出现了：爱康把这些单子接下来，企业客户要么选三甲医院，要么就是独立的体检中心，都不想去二甲医院。 “如果送到三甲医院去，我们要赔钱。如果送到私营的体检中心，体检中心又觉得我们是竞争对手、是二道贩子，把他们的生意抢掉了，所以他们不给我们落单。”张黎刚说。 这是最后促成爱康去做实体、走向“鼠标+水泥”模式的导火线。 当初全国有两家最大的体检机构，一家在北京，一家在上海。投资人帮张黎刚约了其中一家CEO谈合作，但这家公司CEO没有出现。 “那天他们只来了一个副总在走廊里边跟我谈了半个小时，当然就没谈成。”张黎刚回忆说。 此时张黎刚意识到，健康体检在中国已经是刚需了。从为大企业服务的角度看，当时的体检机构是不能满足他们需求的。而爱康是互联网公司出身，懂得通过网络平台、通过电子档案系统、通过电话服务中心满足大企业的需求。 “酒店、宾馆，包括商品都是过剩，因此它需要阿里巴巴、艺龙帮他们分销。但医疗服务在中国是供不应求，根本不需要分销。”张黎刚总结说。 此时他已经意识到“实体”的重要性，在2007年与上海的国宾体检合并之前，爱康在2006年已经并购了北京庇利积臣医疗中心（现在的爱康国宾日坛分院），从线上走到线下。从那时起，张黎刚这样定义爱康：把互联网视为一个服务的平台、营销的手段和内部管理的手段，提供健康体检的服务，而并非一家传统的医疗服务公司。 敢于走出自己原来的成功模式，后来被投资人们视为张黎刚成功的关键。 “炸开”医疗行业 2007年，爱康和上海的国宾体检合并，爱康国宾从此诞生。张黎刚曾坦言，合并以后公司“花了三年的时间，才开始看到盈利的希望”。当整合进入第四年，爱康国宾开始显示出了领先的优势，坐上了私营医疗机构在体检行业的头把交椅。 “我虽然是医生出身，但没做过一天医生，我只有互联网创业公司的经历和经验。”谈及爱康国宾线上与线下整合的过程，张黎刚的语气并不轻松。“以前实体医疗机构都习惯了单体经营，只计算自己一家的饱和率、门市价格，缺少平台化的思维，传统的医疗人员对很多想法从心里就很抗拒。” 从互联网的“轻资产”模式向“鼠标+水泥”的重资产模式转型，让很多互联网人士起初都对爱康国宾的未来持保留态度，张黎刚只能尽最大努力完成线上与线下的整合：“保持资本层面的话语权，用数字说话，事实证明‘一体化模式’比单体经营发展得更快，很多传统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出现了停滞。” 他在最近的一次总结中说：“合并后，对于一个互联网出生没有经营过实体经济的人，我不得不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一家传统企业的运营。” “某种意义上，与国宾合作，相当于向传统产业“投降”，但这个“投降”并不是说让传统产业取代爱康，用国宾体系来掌控爱康的运营。而更多是接入一套互联网思维方法去运营爱康国宾。正因为这一点，让我们在同行当中胜出来了。过去七年，爱康国宾一直在思考怎样通过IT平台提供更高效、更有价值、更个性化的服务体系，这些是爱康国宾核心的东西。”他如是说。 对此，爱康国宾的早期投资人评价张黎刚说：“他对行业趋势的把握也很准确，爱康国宾后来的模式跟它一开始的设想完全不同，等于他是跟着市场的脚步在走，在市场中活下来，然后再去长大。” 爱康国宾理顺“线上”与“线下”的关系后，张黎刚并没有放任它“野蛮生长”，从2007年只有5家实体体检中心到后来发展到30余家体检中心的过程，大部分时间都是靠自由资金滚动发展，最初拿到的2000万余美元的投资，到2012年还没花完。 他对爱康国宾的实体体检中心有着类似对自身的那种只做最好的“苛求”：就算是对于中端的体检中心，爱康国宾配置的都是以国际主流品牌的医疗设备为主，对于检验中心，爱康国宾的标准配置是使用罗氏诊断仪来进行免疫检测、西门子来做激素的检测、罗氏、日立、雅培等来做生化检测。在X光、B超的配置上，爱康国宾的标准配置是使用西门子、GE、飞利浦等国际主流品牌。在未来的几年中，他还计划将逐步使用低剂量螺旋CT来取代X光机来作为肺癌的早期筛查手段。而在去年年底推出的高端定位的“爱康君安”旗舰中心，所有的设备配置不亚于任何一家国内顶级的三甲医院，而在CT以及即将安装的核磁共振的配置上，级别甚至更高，其中包括128排西门子双源CT、西门子DR、GE乳腺钼靶检查仪、GE专业诊断级别的B超机、奥林巴斯胃肠机、罗氏生化免疫一体机、全身骨密度扫描仪等，3.0T的顶级西门子核磁共振也即将安装。使用这样的配置也意味着更高的试剂成本以及设备折旧成本。但张黎刚坚信，迟早有一天，客户在医疗品质与价格之间会选择品质。 与硬件对应的，张黎刚要求爱康国宾体检中心的医护人员等“软性”资源也要有高标准的配置，核心科室的医生必须是副主任医师级别之上，此外，外聘三甲医院的专家给体检中心的医护人员定期培训，还要定期考核医护人员的能力。这样的“规格”，让他的普通体检中心的开业“成本”都在1000万以上。 “我们2013年从罗氏那里采购试剂的量已经超过1200万元，在所有独立于医院运营的体检中心中排名第一，与三甲医院的体检中心相比，仅次于301医院的体检中心。而对于西门子试剂的采购在2013年也近1200万元，在在所有独立于医院运营的体检中心中排名第一。”张黎刚称，“好的试剂和设备会有更精确的检测结果，这是对用户的健康负责。此外，爱康国宾为了建立系统化的医护培训机制，特别成立了爱康学院，聘请原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牛学胜教授出任爱康学院副院长，对爱康国宾旗下所有体检中心的医护人员进行继续教育、考核工作。” 过去十年，互联网思维颠覆了很多产业，但没有“炸开”医疗行业。“公立医院仍然是医疗行业的主角，跟公立医院合作有一个巨大的壁垒，它们拥有巨大数据，但不能给你，不能开发，不能商业化，所以什么都不能做，甚至这些数据在医院内怎么使用都还不是医院的关注点。而由于国家对客户隐私的保护，通过第三方机构也买不到数据。”张黎刚说。 在互联网在医疗领域还不能创造商业模式的情况下，爱康走到线下跟传统的医疗服务机构结合在一起，变成一家比较“重”的公司，但现在张黎刚认为爱康国宾有机会重新成为一家平台公司：“互联网思维是什么？我可以不盈利，因为等到用户形成规模后可以找人买单，我可以分析客户的数据卖自己的方案，平台够大就可以让别人进来投放广告或者卖服务。我们首先要保证有客户使用平台。” 张黎刚自信的原因，是爱康国宾每年服务几百万人群，实实在在真正掌控了这些数据。 作为体检行业的领军人物，张黎刚自己平时也十分在意健康，每年都会进行定期的全身体检和不定期体检，饮食清淡，定期休假，平时尽量保证周末不工作。 采访的最后，记者问他，他认为理想的体检应该是什么样的？他思考了下说：他思考了下说：“体检要成为成年人每年的健康晴雨表，不要以为年轻就可以忽视体检，不要因为有的检查项目让人不舒服就随意放弃，如肛门指检。特别这几年，随着环境污染及食品安全问题，除了常规检查外，还要做针对性的专项检查及深度检查，以期癌症与肿瘤的早期发现、心脑血管等疾病隐患的早期发现。所有的体检都要根据个体的年龄、性别、职业、家族史、既往疾病史等信息做到真正的个性化。而对于爱康国宾，就是希望把实验室的最新技术与IT结合起来，带进千家万户，帮助大家更早的发现隐患，更好的管理好自己的健康。”文章选自南都周刊
2014年6月10日 -
王伯庆：教育10年在进步 扩招改变青年知识水平
从2003年到2013年这十年间，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教育是进步了，因为有些标志性的事情代表着中国教育的进步，如九年义务教育，还有从高等教育本身来看它实现了扩招，虽然扩招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它可以让这个国家这么多人接受高等教育，改变这个国家的青年知识水平。所以总的来看这个国家从基础教育一直到高等教育它是有进步的，而且还实现了国家公共财政对整个教育4%投入的时间，这也代表着社会对教育的重视。所以这十年来中国教育是进步的。 这十年中间有一个关键的东西，就是大家讨论得最热门的东西，就是大学生就业问题，因为从2003年到2013年中国大学生的就业开始变成一个社会问题了，这个有它的两面性，第一点由于大学的快速扩招，自然就会导致大量的学生的供给，但是我们社会经济结构本身又不能吸纳这么多大学毕业生，所以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所以就是大家通常讲的，一方面找不到农民工，一方面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实际上这给我们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和我们经济结构没有适当升级的一个矛盾是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一个矛盾，这个可能是这十年的一个关键词，叫做大学生就业。
2014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