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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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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永图： 经济新常态中的“自行车理论”
导语2015年4月12日，新加坡隆道智库主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举办的隆道亚洲论坛在新加坡举行。本次论坛由南洋理工大学前校长、隆道智库主席徐冠林主持，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咨询委员会主席龙永图，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郑永年，亚洲问题著名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政府管理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共话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现状：习近平治下的中国。论坛上经济新常态、政治新常态、人才新常态、外交“非常态”、亚洲共同发展、高端移民浪潮对亚洲的影响、反腐等成为本次论坛的热议话题。嘉宾简介龙永图，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CCG咨询委员会主席。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取得很大的成果，但也存在着很多问题：腐败、环境、国民素质、教育问题等，依旧需要依靠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解决，以经济学上的“自行车”理论为例，自行车一定要走，停下就会倒下。停止就会倒下 中国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质量是经济新常态的关键词，前提是继续重视中国经济的增长。 第一：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有2亿人还是贫困人口，每年需要解决700多万大学生就业岗位问题，面临的挑战很大，必须进行经济增长。 第二，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取得很大的成果，但也存在着很多问题：腐败、环境、国民素质、教育问题等，依旧需要依靠中国发展过程中解决，只有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才能进行解决，以经济学上的“自行车”理论为例，自行车一定要走，停下就会倒下。 第三，中国经济总量很大，对世界经济的增长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经济增长备受全球关注，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全球对中国的信心就会下降，世界对中国的产业、货币、企业的竞争能力产生怀疑。 中国还有一个重大目标：在十年之内，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速度放慢，从10%到7%，是为更好解决贫困问题，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百姓的生活质量是基础 虽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比较低的速度，还需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经济质量的问题。 首先：解决老百姓生活质量的问题。当前趋势，中高收入群体进入迅速增长，满足基本诉求，因为他们已经步入小康标准，最关心的是以前不受重视的问题，他们关心的问题是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安全的食品、安全的治安等，这些问题就是提高生活质量问题，本质还是经济质量的问题。 第二，中国产品质量的问题。虽然是制造业的大国，但在制造业的基础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还需解决比如工作态度的问题，不要马马虎虎。2）要讲究卫生，一个不讲卫生的国家是不能成为制造业的大国，从而去提高产品的质量。 第三，经济质量，经济发展后有两个衡量标准：1）经济发展后，民生是否得到改善或提高；2）社会是否更加公平、更加正义。 贫富悬殊、社会得不到公平和和谐，说明经济发展的背后存在着问题。平稳的生活质量、生活方式是老百姓基本的诉求，只有解决这些才能解决经济质量的问题。“一带一路”不仅是政府的事情 全面的扩大对外开放，更加强调一带一路战略，使其成为全球合作的大战略。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中国老百姓能享受到福利，使周围的邻居尤其是沿线的国家也可以享受到福利。作为全球经济合作的战略，不仅需要中国方面提出，更需要沿线的国家共同提出。只有经过各方的共同提出的项目，才能确保“一带一路”战略落到实处，使沿线国家都能得到好处。 “一带一路”不仅是政府的事情，还需要更多的企业家参与。政府需要和企业很好地沟通，凝聚共识，成为一带一路中活生生的组成部分。只有成为活生生的组成部分，才能使建立“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成为现实。 在大战略框架下，“一带一路”的建设对双方都有好处，希望广大的企业家能积极参与到这件事情里。
2015年4月20日 -
王辉耀：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全球人才流动
导语2015年4月12日，新加坡隆道智库主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举办的隆道亚洲论坛在新加坡举行。本次论坛由南洋理工大学前校长、隆道智库主席徐冠林主持，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咨询委员会主席龙永图，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郑永年，亚洲问题著名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政府管理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共话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现状：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嘉宾简介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中国还没有充分利用国际人才红利，国际人口比例只有0.06%，而发达国际平均10%，发展中国家1.6%。中国应积极建立国际人才长效机制新的“WTO”，中国的干部选拔的制度也可以借鉴新加坡模式，社会为党和政府培养精英和干部，在社会上成才后被吸引进入体制内。 中国国际人口红利还需提高 全世界留学生已达到500万，在人才吸引、人才流动，包括留学生吸引，新加坡位处前沿，整体增长非常快。重视人才流动、人才吸引、最典型的例子 --美国，41%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自移民、全电子工程研究生71%来自中国、42%理工科的博士来自其他国家。发达国家都在争取人才，未来世界是人才的竞争。 随着交通、互联网越来越便利，与世界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全球的移民发展在发达国家非常迅速，传统的移民国家大都达到10%至20%，传统的非移民发达国家，移民人口也占到总人口的10%。 全球化人才流动逐渐成为主要趋势，中国在这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的移民红利非常弱，中国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才，需要抓住国际移民的红利，促进国家发展。发达国家基本超过10%，世界平均水平是3.2%，印度达到0.4%。中国却只有0.06。 农民工人口流动创造了中国过去30年的辉煌，而未来30年，要发展为创新型国家、发达国家，中国国际的人口红利还要提高，需要更多的国际人才来中国发展，不仅要抓住国内人才红利，需更要抓住国际人口红利来促进中国未来的发展。吸引创业型人才 创业型人才得到不断的重视。美国设立投资移民签证来吸引创业型人才。据统计，美国的投资移民项目中，10000人有8500人来自中国；日本设立国家战略特区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其入籍要求从以前的10年长期居留减到现在的5年；加拿大推出创业签证；英国提出全球创业人才。 在中国人才制度改革方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推动中美两国实现10年多次往返签证；在今年的3月，外交部长王毅宣布对加拿大也实现10年往返签证，促使人才流动更加便利。建立人才的WTO 中国政府在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人才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人才流动、人才培养、人才吸引，重视人才使用和培养经验。2013年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主席提到“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政府需要广纳天下英才。两会期间，习主席在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时，提到不光要吸引本国的人才，还有世界的人才。在亚信峰会上，习主席提到“一个国家的开放，归根结底还是对人才的开放”。 目前中国面临很多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输出1000多万移民，而在中国的外籍人口只有80万。中国留学生每年输出50万人左右，来华留学生总数累计只有30多万，而来华读取学位的留学生在15万左右，中国在输出人才和引进人才上数据相差悬殊。 希望中国能打造亚洲教育园，从而使亚洲高校的大学生、留学生之间可以加强交流。全球的货物流动有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希望建立一个人才的WTO（World Talents Organization）。 未来，中国可以进一步推动学历和资格互认，提升人才交流，成为人才进出口大国。
2015年4月20日 -
CCG 智库圆桌会——跨国公司发展新阶段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速，中国企业加入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的行列。越来越多全球市场的出现促使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变，这一变化在过去20年中更加明显，这一转变主要包括企业发展全球化、公司管制结构全球化、企业责任理念全球化这三大变化。通过学习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的转型过程，有助于支持中国企业提升自身全球化程度与全球竞争力，迅速成长有竞争力的全球公司。 2015年4月13日下午，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CCG智库圆桌会：跨国公司发展新阶段在CCG总部会议室举行。本期CCG智库圆桌会特邀请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王志乐教授主讲。王志乐教授为著名研究世界近现代历史的经济学家，自1993年以来，先后完成了德国、日本、韩国、美国和新加坡企业在华投资研究，将跨国公司作为研究重点，迄今共访问调查80 余家著名跨国公司在华代表机构，包括50余家跨国公司国外总部、香港地区总部以及它们400余家在华投资企业。在此基础上，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全球化、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竞争、跨国公司的战略管理、国家经济安全、自主创新、外资企业等问题的论文与著作。 圆桌会上，王志乐教授分享了近年来的研究心得和最新出版的著作《全球公司跨国公司发展新阶段 》。王教授提出，市场全球化带动价值链的全球布局，跨国公司走向全球公司的新阶段，在全球吸纳资源与配置，实现市场营销、组装制造、研发设计的全球化，从而构建全球价值链。同时，全球公司责任文化发展也步入全球责任的新阶段，在法规、规制、规范方面实现其全球的责任文化。 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何茂春教授等研讨嘉宾共同探讨了中国企业与全球公司的话题。 本次圆桌会讨论内容将整理成建言献策递交国际有关部门，并收录进《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报告2015》蓝皮书。 CCG智库圆桌会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系列圆桌活动，针对人才国际化、企业国际化、慈善研究、国际问题等话题，汇集政策制定者、学者、CCG理事、相关产业精英等召开的经常性的圆桌研讨会。 主讲嘉宾：王志乐，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王志乐，著名研究世界近现代历史的经济学家。现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兼任国家产业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经贸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主讲嘉宾介绍：王辉耀，CCG主任 主持人：孙玉红，CCG副主任兼秘书长 点评嘉宾：（按姓氏音序排序） 何茂春，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研讨嘉宾：（按姓氏音序排序）陈伟，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主任科员、龙永图秘书陈新华，挪威石油中国区总裁黄智虎，商务部办公厅处长彭德智，美国史带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陶景洲，CCG常务理事、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魏彩虹，美世大中华区合伙人、哈佛大学博士赵斌，CCG常务理事、高通无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全球副总裁刘洪川，世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世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洪川 挪威石油中国区总裁陈新华 CCG常务理事、高通无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全球副总裁赵斌 美国史带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彭德智 商务部办公厅处长黄智虎美世大中华区合伙人、哈佛大学博士魏彩虹CCG常务理事、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主任科员、龙永图秘书陈伟参会嘉宾：（按姓氏音序排序）来维涛，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国际部项目经理吕云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孙丽霞，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策划总监王辰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国际部项目经理王海潮，北京租赁协会副会长、乔治海茵茨飞机制造集团副总裁王智慧，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项目办公室主任项妮，中国航天工业科学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杨成凡，北京哈德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美国HEC公司CEO总裁余开阔，阜新华通海外事业部总经理张梅，中国投资杂志媒体协办： 中国网
2015年4月17日 -
成长青：民间交往更为重要
导语4月14日，以‘一带一路’、亚投行及人才战略”为主题的CCG圆桌会议第二讲举行。针对 “一带一路”战略及亚投行的人才缺口和培养方式，所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方案，来自政、学、企的多位精英人士从工作的实际出发，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嘉宾简介成长青，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民企应该发挥更大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中很多事情政府主导是偏多的，国企在里面也做了较多工作，相对来讲民企方面实施得比较弱，在“一带一路”中文化的渗透和推广也比较弱。文化方面比如孔子学院，我认为目前政府推广的形象和留下的痕迹太严重，应该更多的民间化。 过去我做过很多并购，发现在重大资源的控制上都是在欧洲很多老家族里。政府和国企去做一些长期关系是比较敏感的，但如果一些民企，包括一些家族能够进入一些国家，长期浸润关系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希望在这方面能得到支持和关注。 目前应该“四管齐下”，在政、国、民、文化这四个角色里，民企和民间的作用应该更大。目前民间和文化机构作用偏小，政府和国企拿到资源比较多，但我没有说他们做得不好，大家都在努力，重要的是怎么去协调。因为作为一个国家整体资源就是那么多，要考虑怎样能更加有效。培养“亲华”外籍人才 试想一下，亚投行在三、五年后中国人占多少，外国人占多少？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比如伦敦、香港，当地的外国人占了10%。公司的国际化，就是我们走出去，不管是民企还是国企，外籍员工可能超过10%，这里面牵扯到公安、社保、中组整体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把控问题，有很多事情要做。 首先，中国的人才是第一个挑战。五年前我和海油的陈总在沙特做过并购，我在渣打的时候给他们一个目标公司，他们看了报告以后说讲阿拉伯语的人才太少了，做不了。中石油也曾经说过西班牙报表我们看不懂。这里面首先就特别需要中国的人才。我们可能有一部分人，对欧美相对了解，但是对中东、对南亚、对阿拉伯是非常不熟悉的。 其次，要培养相当一批对中国熟悉的外国人。这涉及到管理模式的问题，欧美模式是到了那里以后一把手慢慢变成当地人，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很多欧美公司，中国人是一把手，而日韩公司的一把手永远是日本、韩国人。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什么模式？不管你是什么模式，你必须要依赖当地人，中国人跑到伊拉克、中东、土耳其去，肯定是不行的。这里面牵扯到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才的培养问题。 很多国家在这方面做得不错，法国有一个很大的基金专门培养亲法人才。我记得有一个人是塞谬尔加的总理，他是巴黎商学院出来的，后来和法国总统是很好的朋友，结果两国关系特别好。 我想讲的是目前在中国有那么多的留学生，谁在管理他们，除了他们正常上中文课之外，我们国家民间有没有一个机构去培养他们，跟他们有日常的接触，把我们很多正能量告诉他们。因为我在法国的时候就有家庭周末请我去吃饭，他们想了解中国文化，我想了解法国文化，这些日常的东西实际上会在我们心目中逐渐形成一个文化的影响。CCG智库圆桌会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系列圆桌活动，针对人才国际化、企业国际化、慈善研究、国际问题等话题，汇集政策制定者、学者、CCG理事、相关产业精英等召开的经常性的圆桌研讨会。讨论内容将整理成建言献策，供国家有关部门决策参考。 导语4月14日，以‘一带一路’、亚投行及人才战略”为主题的CCG圆桌会议第二讲举行。针对 “一带一路”战略及亚投行的人才缺口和培养方式，所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方案，来自政、学、企的多位精英人士从工作的实际出发，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嘉宾简介成长青，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民企应该发挥更大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中很多事情政府主导是偏多的，国企在里面也做了较多工作，相对来讲民企方面实施得比较弱，在“一带一路”中文化的渗透和推广也比较弱。文化方面比如孔子学院，我认为目前政府推广的形象和留下的痕迹太严重，应该更多的民间化。 过去我做过很多并购，发现在重大资源的控制上都是在欧洲很多老家族里。政府和国企去做一些长期关系是比较敏感的，但如果一些民企，包括一些家族能够进入一些国家，长期浸润关系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希望在这方面能得到支持和关注。 目前应该“四管齐下”，在政、国、民、文化这四个角色里，民企和民间的作用应该更大。目前民间和文化机构作用偏小，政府和国企拿到资源比较多，但我没有说他们做得不好，大家都在努力，重要的是怎么去协调。因为作为一个国家整体资源就是那么多，要考虑怎样能更加有效。培养“亲华”外籍人才 试想一下，亚投行在三、五年后中国人占多少，外国人占多少？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比如伦敦、香港，当地的外国人占了10%。公司的国际化，就是我们走出去，不管是民企还是国企，外籍员工可能超过10%，这里面牵扯到公安、社保、中组整体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把控问题，有很多事情要做。 首先，中国的人才是第一个挑战。五年前我和海油的陈总在沙特做过并购，我在渣打的时候给他们一个目标公司，他们看了报告以后说讲阿拉伯语的人才太少了，做不了。中石油也曾经说过西班牙报表我们看不懂。这里面首先就特别需要中国的人才。我们可能有一部分人，对欧美相对了解，但是对中东、对南亚、对阿拉伯是非常不熟悉的。 其次，要培养相当一批对中国熟悉的外国人。这涉及到管理模式的问题，欧美模式是到了那里以后一把手慢慢变成当地人，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很多欧美公司，中国人是一把手，而日韩公司的一把手永远是日本、韩国人。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什么模式？不管你是什么模式，你必须要依赖当地人，中国人跑到伊拉克、中东、土耳其去，肯定是不行的。这里面牵扯到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才的培养问题。 很多国家在这方面做得不错，法国有一个很大的基金专门培养亲法人才。我记得有一个人是塞谬尔加的总理，他是巴黎商学院出来的，后来和法国总统是很好的朋友，结果两国关系特别好。 我想讲的是目前在中国有那么多的留学生，谁在管理他们，除了他们正常上中文课之外，我们国家民间有没有一个机构去培养他们，跟他们有日常的接触，把我们很多正能量告诉他们。因为我在法国的时候就有家庭周末请我去吃饭，他们想了解中国文化，我想了解法国文化，这些日常的东西实际上会在我们心目中逐渐形成一个文化的影响。CCG智库圆桌会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系列圆桌活动，针对人才国际化、企业国际化、慈善研究、国际问题等话题，汇集政策制定者、学者、CCG理事、相关产业精英等召开的经常性的圆桌研讨会。讨论内容将整理成建言献策，供国家有关部门决策参考。
2015年4月17日 -
刘科：治霾先治散烧煤和柴油机
对治理雾霾，全国上下无论民众、行业及政府都表现出急迫性。但急也无用，首先要搞清雾霾形成的主要原因，再谈如何治理。 对雾霾贡献最大的是占到其约50%的“二次颗粒”，即化石燃料燃烧尾气中的气态污染物和挥发性有机物进入大气后，在一定的水雾状态下与空气中的氨等物质发生气溶胶反应形成的颗粒。因此要去除雾霾，就要减低这些污染物的排放。 首要问题是治理散烧煤污染。 目前我国每年耗约4.7亿吨石油，约36亿吨煤。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无法改变，因此治理燃煤污染就成为当下的首要问题。大电厂按规定都需安装脱硫、脱硝和脱粉尘设备，脱除率达到90%以上。若集中燃煤，尾气中的污染物可以控制到和天然气燃烧相近甚至更低的程度。世界平均煤炭集中利用度是60%左右，欧美日等能达到90%以上，而我国煤炭集中利用度不到50%。我国有近70万台中小锅炉散烧约18亿吨煤，不可能在每一台后面安装脱硫脱硝装置。散烧一吨煤的污染是大型锅炉减排(>90%)后的10倍以上；散烧18亿吨煤的排放相当于180亿吨以上集中燃烧产生的污染。 因此，散烧煤是“雾霾”最重要的成因之一，如何使近70万台中小锅炉清洁“变身”是解决雾霾的关键，就此可有三个不同层面的解决方案： 第一，增加集中燃煤，热电连产，同时加大环保执法力度，保证集中燃煤装置尾气排放达标，通过立法和加强环保执法，迫使中小燃煤锅炉逐步转型或淘汰。 第二，中国地域广大，不大可能100%集中燃煤。对无法集中，但条件适合的地区可实行“煤转气”。我国天然气供应无法满足需求，即使2018年按照计划与俄罗斯的天然气供货合同能够顺利执行，到时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也将只占国内用气量约20%。在煤和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用“煤制天然气”技术将煤转化为天然气，同时集中脱除所有污染物，将清洁的天然气产品通过管道输送到千家万户，也是解决散烧煤污染的另一选项。“煤制气”并不能适用于所有地区，但比在每台中小锅炉后面加装脱硫脱硝装置更可行。 第三，在无法集中燃煤也不适合煤制天然气的地方，在燃烧之前进行“炼煤”，即将煤中的灰分、无机硫和杂质通过洗煤去除，然后通过煤的热解，脱除部分有机硫。最终得到的液体产品可以进一步加氢制作成清洁柴油；其气体产品(焦炉气)可以进一步转化成天然气；固体产品已经过脱硫，成为洁净煤。因其燃烧时火苗与天然气一样是蓝色的，人们也称之为“蓝炭”。上述“炼煤”过程能够将煤炭转化为清洁的气体、液体和固体燃料，之后再去燃烧就大幅降低了污染。虽然“炼煤”会增加使用成本，但仍比在每台中小锅炉后面加装排放控制装置更经济有效，并且是在前两种方案都行不通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选项。实际上，“炼煤”还是要比进口LNG(液化天然气)，或用风能、太阳能和核能便宜得多。 治理散烧煤之外，还要降低柴油机排放。 各种车辆排放的污染物大约占雾霾的25%左右(包括一次和二次颗粒)。由于使用高硫柴油，以及没有安装柴油发动机尾气处理系统，国内柴油发动机的污染物排放较高。中国每年消耗约2亿吨柴油，因此柴油机减排就是散烧煤之后雾霾产生的第二要素。 降低柴油机的排放可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清洁的超低硫柴油。欧洲约50%的新车为柴油车，并普遍使用了超低硫柴油(<10ppm)，故其污染很低。而国内柴油中硫含量远高于欧美。这样，即使车辆装了颗粒过滤器和尾气脱硝系统，尾气中的污染物也难以得到控制。劣质柴油还会对尾气处理系统造成损坏，因此油品升级是控制柴油机污染的关键。目前已有技术可以用较低投资，帮助中国炼化企业生产出满足国V标准的超低硫柴油产品，并已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及社会效益。 除了上面提到的柴油脱硫，柴油机尾气处理的另一个方面是脱除氮氧化物和颗粒物。这需要安装颗粒过滤器和SCR脱硝系统。国际上最新的脱硝催化剂，可以帮助降低燃油消耗，加之其重量轻，在减排的同时，可进一步帮助车辆减重提高整车燃油经济性。 总之在发展风能、太阳能、水能和核能的同时，我们相信以上所提供的方案是针对中国特有的资源情况，在目前更加经济可行并可持续的治理办法。虽然雾霾治理有很多的方案，但是想在短期内改变现状并不容易，这需要政府以强大的改革决心和毅力进行顶层设计，需要每一位公民的积极努力和配合。抱怨没用，只要我们在充分利用以上经济实用技术的同时，加强我国的环保执法力度，相信蓝天和碧水必会重现中国大地。 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5年4月8日
2015年4月15日 -
张磊 ：创业者要深挖墙缓称王
作为手握超过180亿美元，中国成功投资人之一的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最近的一次半公开露面是出现在3月华兴资本“一π即合·华兴π对”CEO 峰会上。 为什么称之为“π”？在华兴资本CEO包凡的理解中，投资、并购、创业这些热门主题特别像π的含义，无限不循环，有着“瞬息万千的变化，前仆后继的超越，不可限量的极致“。 围绕投资、并购、创业这些话题，包凡也过了一把记者瘾，在自己的“地盘”上，让张磊道出了自己的投资哲学以及对创业者的中肯建议。 作为一家被媒体评价为“早期意外发现金矿的神秘男子领导的神秘公司”，高瓴资本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在很早的时候就投资了腾讯、百度、京东、去哪儿、蓝月亮、万得资讯等一批顶级企业，去年又成功推动了腾讯战略入股京东以及京东上市，打出了一记资本的“组合拳”。 华兴资本也是这记资本“组合拳”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去年底，在接受腾讯科技采访时，包凡笑意盈盈地说，“腾讯3月入股京东以及随后京东在5月成功IPO的组合拳，算是2014年华兴最成功的案例。” 此番“一π即合·华兴π对”CEO 峰会上，在包凡的追问之下，张磊道出了几年前投资京东的秘密：在众电商公司追逐淘宝的轻资产模式，暗地里在做重资产模式时，只有京东集团创始人兼CEO刘强东和他自己的理念一致：即通过重资产模式建立长久的护城河，并且刘强东敢于将这一想法真实地表达出来。“所见即所得”，张磊如此评价他常挂在嘴边的“老刘”。 “帮创业公司解决多一些利益风险，给创始人一点机会把自己最真实、最有追求、最有想法的那一面表达出来，”张磊这样总结自己作为投资人如何为创业者增值而不是帮倒忙。 在投资的过程中，张磊更看重的是让创业者做控制权的设计。在他看来，早期创业过程中永恒不变的游戏就是变化本身。创业者最大的风险是不变。 他的投资哲学是，如果做好对控制权的设计，可以让创业者心无旁骛地冒险。“如果他不去冒风险，意味着实际上是股东在冒最大的风险。” 2014年3月腾讯战略入股京东，成为中国互联网历史上一起成功并典型的并购案例。另一起则属2015年2月14日滴滴和快的两家打车公司宣布合并，而高瓴资本也是滴滴的股东。 这两种不同的并购初衷，也暗合了张磊推动并购的套路：一种是双方带着不同基因的公司如何能走到一起整合产业链，变化出一个更好更新的产品组合；另一种则是并购能避免无谓的资本损耗，将节省出来的资本用于扩大新业务线。两者的要义都是要创造新的更大的价值。 对于新的创业者，张磊也给出了一些切实中肯的建议。“广积粮、深挖墙、缓称王。”他特别强调“深挖墙”，这也是他一直欣赏的美国投资家巴菲特的理论，不断去构建，巩固自己的护城河。 “不断地重新去想，你的护城河在哪里，你每天早上起来多做一天的工作，是不是在增加你的护城河，还是在减小消耗你的护城河，每天都问自己这个问题，before you go to work, ask yourself。”张磊如是建议。 以下是对话实录： 张磊是投资行业传奇人物，我知道你最传奇的是投资京东，我想问下当初你是怎么认识刘强东的? 张磊：我们是在一个大会听演讲认识的。高瓴资本是研究型的，我们一直在研究电商，当时要在中国找一些主题。2008年时，本来是找几家大的传统企业想说服他们分拆电商让我们来投资，然后所有的传统企业都说你们这帮小屁孩懂什么啊，根本都不懂，都不理我们。最后找到了京东，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做电商的也不只它一家，你为什么就选上了刘强东呢? 张磊：首先，我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另外，刘强东比较诚实，所见即所得。当时大部分的人搞电商可能都跟资本市场学到几句话，比如轻资产模型，每个人都说自己是轻资产的商业模式。但是轻资产模式已经被淘宝、阿里做到极致了，没什么太大的机会。 我们是在想找重资产的企业，有人是真的在做这种事，但做的人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这么做的。只有刘强东很认真地跟我们讲想做这事。我觉得还挺好，一拍即合。 你当初投的时候投了好多钱，当年那个环境里面(2010年)，老虎基金进入的时候曾经来找过我，还问我估值是多少钱。我拍个脑袋跟他说2-3亿美金之间，后来他按这个价格投进去了。不久之后你杀进去的时候是10亿美金吧。为什么当时下那么大决心?在那个年代一把投3亿美金，在中国投资行业里面没有听到过。 张磊：2009、2010年的时候，一个项目在早期时候投3亿美元，这种情况确实是比较少。实话说，老刘找我投资的时候也没想要3亿美元。他融资的时候是说一个非常小的数字(腾讯科技注：刘强东提出要融资7500万美元)。我们算了一个账，当时感觉，这个生意如果不砸钱是看不出来行不行的。 我就跟他说，要么不投，要投我们就投3亿美元。要投就要有这个机会，我们也非常地坚持。最后这个账算完后，他们同意了，那一轮总共是3亿美元，主要是我们投的，有一点点别人投的。 京东是拿了你3亿美金以后,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影响了它未来的打法，它未来做事的节奏? 张磊：我觉得是敢于更好地表达自己。以前很多人有很多想法，但是都羞羞涩涩地表达自己，或者说局限地表达自己。我觉得作为资本家，我们做的事实际上是有时候觉得挺惭愧的，其实我们没做什么事，老说自己是投资，但我们的增值一直很有限的。 我对增值的定义主要有两点： 第一，先别帮倒忙。怎么做这一点呢? 主要是怎么解决掉多一些的利益风险。怎么让这帮人做到大家利益都一致，想法都一致，别都搞短期的，给创始人一点机会把自己最真实、最有追求、最有想法的那一面怎么能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花大量精力就来干这件事。 我相信老刘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想法来做事情。我们一起投京东的股东，都是非常长期、非常有理想的投资人，不管是在我之前还是之后的跟我们一起投的股东，我们大家都有理想，给了我们一个更好表现自己的机会。 第二，我投资的很多公司都坚持公司去做公司的控制人，要做对控制权的设计。 我认为创业一定是要冒风险的，如果他觉得冒风险是有代价的，或者老有人在董事会看着他，他就不敢去冒风险。 早期创业的过程中这个永恒不变的游戏就是变化本身。那么，创业者最大的风险是不变，他不去冒风险实际上是股东在冒最大的风险。所以，我们做的所有的事就是让他去冒他应该冒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让创始人去设计对公司的控制权。大家知道最终不管你决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这是我们的理念。 红杉资本董事长迈克尔·莫里茨最近发表了一个评论。他说美国的科技行业已经进入了泡沫阶段，而且泡沫也许很快就会破掉，张总你觉得呢? 张磊：估值过高(overpay)如果是一两年或者三五年，我觉得是可以的。我觉得不好的是估值过高的泡沫气氛使大家做了一些更短期的事，或者是更多地怕自己overpay 100%，公司归零了，这是overpay最害怕的一个泡沫状况。 最核心就是不怕投贵的，最主要的是选对公司，选错公司就是什么都没了，0跟1的区别，我也相当认可这个理念。这几年互联网并购相当活跃。去年，我有幸和张总合作促成了京东和腾讯的战略合作，是一个特别好的双赢的并购交易。今年滴滴、快的合并，张总也是滴滴的股东。从投资角度来说，你是怎么看这个并购的趋势？ 张磊：这个是必然的趋势。并购不并购还是要看是不是在创造价值。你已经明显看到在烧钱的过程中已经不再创造任何新的价值了，那并购就很好。 目前为止，互联网最大的并购应该是腾讯对京东的战略投资。当时我们天天讨论这个话题，讨论了很长时间，并购的过程也很长。仔细想来，这是一个三赢的并购。 我记得当时我对Pony(腾讯公司董事局主席马化腾)、Martin(腾讯公司总裁刘炽平)说，我是腾讯十年的股东，我们买了腾讯股票不卖一直放在在手里。 我对Pony说，你做了易迅，有一个单词你可能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单词就叫“库存”。 腾讯做了十几年的公司，卖的所有东西都是虚拟商品，从来没有卖过一个东西，突然就要做电商，有一百多亿，怎么也得几十亿库存吧。生意越搞越大，库存会越来越多的。 对刘强东而言，我当时说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移动趋势，PC正在往移动互联网走。当时，百度还没有并购91无线，但我们从资本上已经能够看到很大的趋势。很明显，京东是没有这个基因的。 就着库存和移动这两个关键词，两个能被说服的管理层，表面上不是非常像的两个公司，一个是零售基因的公司，一个是互联网产品基因的公司，双方能坐到一块儿来讨论，能够坐到一起讨论库存和移动的核心问题。 所以今天如果谈和谁并购的话，一种情形是要看谁能够一起整合你的产业链，谁能跟你一起创造价值，是否能一起带回来互换有无，一个更新的东西。 可以谈并购的另外一种情形是把自己所烧的钱减少，像滴滴快的两家公司。滴滴快的并购了以后，能够把烧的钱减少，把钱重新投到更好的，可以创造有区分的产品中。 我觉得这两个并购都是很经典的创造价值的并购，这是趋势。在这个层面上，华兴资本也大有可为。 作为投资人在并购这件事情上怎么能够扮演一个更加活跃，或者更加有影响力的一个角色? 张磊：我觉得我们的原则是这样的，我们的原则是永远做企业家的朋友，做他们的创业合伙人。像高瓴资本这样的机构，天天有无数的研究，有无数的想法，你不让我研究不让我说话怎么行呢，我们一定要跟企业家说我们的想法。 但是，有的是我们推动了并购，有的可能企业家不愿意，或者说我不感兴趣，各种情况都有。 我这个人就喜欢打仗，我就一定要打到最后一滴血。不管最后是不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尽到最大的努力，把观点说到位，不管企业家最后决定做什么，我们都支持。 作为资本家一定要看清自己的位置，我们能做的是有限的，尤其是当时可能我们研究做得很好，我们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但有可能这个东西我看错了，或者有些东西有没有理解对。我觉得不如把这个概念给企业家。 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尤其需要重新用够开放的眼光看，除了跟投资人的观点，我觉得多找一些没有利益冲突的第三方来考量这些问题。这两年我觉得，大家都多一点感恩的思想，多一点同理心。 在跟资本结合的过程当中，能不能给我们年轻的创业者两个你认为最重要的建议? 张磊：就是朱元璋的一套吧。广积粮、深挖墙、缓称王。没必要还在做A轮的时候就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有多牛逼了，或者我要做成怎么样怎么样。 “深挖墙”我指的是巴菲特所指的护城河理论。就是不断地重新去想，你的护城河在哪里，你每天早上起来多做一天的工作，是不是在增加你的护城河，还是在减小消耗你的护城河，每天都问自己这个问题，before you go to work, ask yourself。 在寻找投资上，越来越多的投资方都有自己的网络，有很多的资源，在过程中要充分释放一些财务投资，效益财务投资和战略投资的结合。 另一个是创业选择方向，创业选择的早期方向不能选择太复杂的，要重点突破，在重点突破证明自己的过程中再不断去扩展自己的选择方向的复杂性。 张总你怎么看A股市场，最近A股市场一个很明显的迹象是，互联网公司，新经济公司，在美国的市值可能是A股的1/3、1/4，甚至1/5。这里面有没有一定的理论根据?还是A股市场的一个供求关系决定的? 张磊：高瓴资本在A股市场大概有将近50亿美元的投资，我们对于A股市场的理解我觉得有几点： 第一，A股市场有它自己的逻辑，我也能看到有的创业者去利用这个泡沫，利用A股的逻辑去赚钱的，向他们表示恭喜。 但是公司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基本面，自己能够创造什么样的价值? 先不要问资本市场给你什么价值，你能多创造出来什么价值，而且这个创造价值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去打造自己。我觉得A股这种气氛就是有的人做得好，是非常适合他，因为他把资本市场做成创造价值的一个动态利益链。 但是对多数创业者来讲，有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娱乐消遣，不断去盯着我怎么能够去赚这笔泡沫的钱，所以我肯定要问自己，这是不是属于你自己的那盘菜。 A股市场最近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理论。华泰最近出了一个报告，在承认上市公司存在泡沫的前提下，股市给你泡沫，你拿这个泡沫可以去买有价值的资产，所以上市公司你就应该把这个泡沫去换一个实在资产，你是怎么看这个事儿的? 张磊：央行行长周小川上次也说，资本市场好也是促进实体经济。从这个角度来讲，把资本市场A股推倒重来是不可能的，通过腾笼换鸟是有这个价值的，但问题是这个成本有多大，会不会在这个腾笼换鸟过程中鸟飞了笼子在。在这个氛围中是不是能带来适合的创业者，我们拭目以待。 我对A股市场还是非常乐观的。另外，我觉得咱们这个长期做海外投资和基本面投资，觉得对A股的投资者要充满同理心、同情心，这么大一个资本市场，先搞起来，把气氛烘托起来，对国家创新是好事。文章选自腾讯科技，2015年4月10日
2015年4月15日 -
CCG主任王辉耀担任国际移民组织（IOM）顾问理事会理事
最近，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博士应邀成为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机构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rganization, IOM） 顾问理事会理事。IOM顾问理事会是IOM最高端的顾问和咨询理事会，专门针对当前全球移民趋势与现状为IOM决策层提供独立的、客观的咨询建议。 IOM是国际上最权威的有关国际移民和人才流动的组织，有157个成员国和10个观察员国参加。IOM国际顾问理事会仅有10人组成。同时获聘担任IOM 国际顾问理事会的国际知名专家包括部分国家前首脑、重要政要，联合国前官员和世界著名高校的权威专家。王辉耀博士是IOM国际顾问理事会中唯一来自中国的人选，也是国内少有的在知名国际组织中担任国际高级顾问职务的中国专家。其他理事会专家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彼得·萨瑟兰，牛津大学马丁学院院长伊恩·高登，菲律宾内阁秘书长伊梅尔达·尼古拉斯，吉尔吉斯坦共和国前总统萝扎·奥通巴耶娃，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联合创始人凯瑟琳·纽兰，孟加拉国外交部长沙德希·哈克，荷兰亲王康斯坦丁·冯·奥兰治-拿照·冯·阿姆斯伯格殿下，国际天主教移民委员会政策部主席约翰·宾汉姆等国际知名人士。
2015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