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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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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郑永年：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有市场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记者：很多研究者留意到，今天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智库正作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赢得巨大发展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永年：智库在中国如此受重视，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发展为一个更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无论是文明的复兴，还是大国的地位，都是依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怎么打拼？需要科学的决策和管理，需要制定清晰明确的路线图，这就呼唤着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前我们讲科学决策，更多地考虑到决策科学对中国自身事务的影响。现在国内的政策科学不科学，不仅影响自身，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例如在外交领域，中国今天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发展战略，但我们的相关知识储备足吗？对沿线国家的情况足够了解吗？将要采取的具体举措能够切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吗？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略实施的效果与国际影响。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伴随着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必须看到，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国际国内事务的处理仍是响应型、反应型、被动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动型的，无法从容应对甚至“先发制人”。这就说明政府管理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与可采取的战略缺乏有效研判。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个国家社会转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问题，但绝对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种“颠覆性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进而把失误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学性。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实施也依赖于决策科学性。怎样在政策实施之前预先征集民意，广告周知？如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效沟通，真正令民众受惠？都需要发挥智库作用。我们倡导决策科学，不只是说技术上具有科学性，更要用科学的、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实现决策。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知识与智慧的支持，否则很难有合理性、合法性。无论是从中国自己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转型，还是国际层面的转型，都迫切需要科学决策，需要高水平智库提供知识和智能。 ●记者：正是因为需求巨大，所以“智库热”在中国迅速掀起。中国应有怎样的智库格局，智库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有人统计，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智库了，这个数目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智库拿出过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没有像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那样有名的智库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智库，其核心还是“智”，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智库，却是有库无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库建设绝不能变成为了建而建，盲目扩张、蜂拥而上，否则会带来一系列乱象和负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质化研究，选题和着眼点千篇一律，说不出新东西，没有附加值。互相之间没有分工，更不讲合作，甚至出现恶性无序竞争。智库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性，高端智库一定是质量型智库。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着力建设的是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各类智库有不同的发展侧重和路径，这是符合实际的。构建体系，就意味着对现有智库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必须抓住“特色”和“新型”两个关键。特色，是体现中国特色，在中国的特色现实环境下成长起来，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服务。新型，就是寻找一种更加合理高效的组织运作方式。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智库被分为党政军、高校、社科院系统等七大类，基本上涵盖了智库的所有类型。每类智库，都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组织运作方式。例如高校智库，大学有学术优势，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对政策了解不够、不及时，对政府运作机制不熟悉；二是现行评估系统和智库的要求不相符，学者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智库研究。怎样解除束缚发挥优势？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体制。社科院系统具有比较集中的智库功能，但也有很大的改制空间，如果把人文历史等基础类研究归并入大学，保留并强化和现实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研究机构，针对性更强，就更有可能培养出很好的智库。企业里，一些只研究本企业问题、贡献于这一家企业的机构不能叫智库，因为智库是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一些技术性的研究机构也不应叫智库，因为它属于基础研究领域。从研究上讲，智库研究是要有现实性和预见性的，而不是教科书式的。智库选择研究题目不能跟风，盲目追求热点。我们面对的有热点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有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也许再过两三年就变得重要了，所以也要对它提前展开研究。如果能通过智库建设推动中国知识创造体系和政策研究体系改革，那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起到很大作用。 ●记者：政府是大部分智库产品的购买方与使用方。智库与政府之间应建立起怎样的良性关系？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利用智库产品？ 郑永年：做智库的人都在强调独立性。的确，独立性很重要，但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反政府、唱反调。智库不可能脱离政府，我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服务政府、影响决策，并且依赖于政府的收购服务，经济上也不是完全独立。但，只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场，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研究过程、人员配置、结论分析等均不受政府干预，这就是一种独立。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关系也有多种模式。例如美国智库，一类是像兰德公司那样，实行政府定点采购。一类主要靠企业捐助开展研究。再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向智库收购服务，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引进人才，自己操作。但政府也监管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监管机制。此外，欧洲、日本等也有不同模式，可以多去了解、寻找参照，逐步建立起最适合自己的一套模式。政府采购智库提供的社会服务，目的是辅助决策、影响现实发展，因此，智库应有责任意识，对自己提供的专业性产品负责。培根说“知识即权力”，智库成员不能滥用这种权力，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肩上是时刻担着社会责任甚至法律责任的。而中国现在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管理体制，大部分智库也远没有形成这样的责任意识。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应考察借鉴国外相关的智库监管治理体制，尽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监管和考核机制。现在有一种误区，认为先把智库机构建立起来，再去考虑管理和追责机制。其实不能等，应该同步甚至是先行地进行机制建设。 ●记者：合格甚至优秀的政策研究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哪些要求？有志于做智库研究的学者应该怎样完成身份角色转型？ 郑永年：智库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可以借古人智慧概括为“知行合一”。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为“知”。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智库成员必须同时具备“知”和“行”两方面的素质。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智库成员作为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首先，智库成员要能够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一种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实际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够结合实际，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并把这些政策途径放在宏观环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诉政府每种政策选择将会导致的后果。最后，智库应该致力于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只有这样，中国的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才能顺利进入世界“政策市场”，把握国际话语权。总之，智库成员应该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素质，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智库人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从哪里来？大学里可以找到各种门类的教科书，但智库所需的实践经验却难以从书本中获取。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政策体系脱节，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储备。美国有“旋转门”机制，人才在政府与智库之间有序流动，打通了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隔膜。这是国际智库比较公认的人才培养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可以尝试借鉴新加坡模式，用市场机制引进人才，人员跟着项目走，随时流动，并在坚持专业所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也有自己的市场。研究者不进入这个市场，就什么也不懂；进入之后，随着研究经历的积淀，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智库学者要让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像“活水”一样流动起来。对学者来说，还需要注意一点：要在作为学者的学术自由和作为智库的责任之间找到平衡，遵守智库应有的纪律和规则。总之，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文章选自光明智库，作者：王思敏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记者：很多研究者留意到，今天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智库正作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赢得巨大发展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永年：智库在中国如此受重视，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发展为一个更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无论是文明的复兴，还是大国的地位，都是依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怎么打拼？需要科学的决策和管理，需要制定清晰明确的路线图，这就呼唤着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前我们讲科学决策，更多地考虑到决策科学对中国自身事务的影响。现在国内的政策科学不科学，不仅影响自身，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例如在外交领域，中国今天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发展战略，但我们的相关知识储备足吗？对沿线国家的情况足够了解吗？将要采取的具体举措能够切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吗？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略实施的效果与国际影响。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伴随着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必须看到，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国际国内事务的处理仍是响应型、反应型、被动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动型的，无法从容应对甚至“先发制人”。这就说明政府管理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与可采取的战略缺乏有效研判。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个国家社会转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问题，但绝对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种“颠覆性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进而把失误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学性。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实施也依赖于决策科学性。怎样在政策实施之前预先征集民意，广告周知？如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效沟通，真正令民众受惠？都需要发挥智库作用。我们倡导决策科学，不只是说技术上具有科学性，更要用科学的、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实现决策。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知识与智慧的支持，否则很难有合理性、合法性。无论是从中国自己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转型，还是国际层面的转型，都迫切需要科学决策，需要高水平智库提供知识和智能。 ●记者：正是因为需求巨大，所以“智库热”在中国迅速掀起。中国应有怎样的智库格局，智库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有人统计，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智库了，这个数目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智库拿出过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没有像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那样有名的智库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智库，其核心还是“智”，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智库，却是有库无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库建设绝不能变成为了建而建，盲目扩张、蜂拥而上，否则会带来一系列乱象和负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质化研究，选题和着眼点千篇一律，说不出新东西，没有附加值。互相之间没有分工，更不讲合作，甚至出现恶性无序竞争。智库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性，高端智库一定是质量型智库。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着力建设的是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各类智库有不同的发展侧重和路径，这是符合实际的。构建体系，就意味着对现有智库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必须抓住“特色”和“新型”两个关键。特色，是体现中国特色，在中国的特色现实环境下成长起来，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服务。新型，就是寻找一种更加合理高效的组织运作方式。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智库被分为党政军、高校、社科院系统等七大类，基本上涵盖了智库的所有类型。每类智库，都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组织运作方式。例如高校智库，大学有学术优势，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对政策了解不够、不及时，对政府运作机制不熟悉；二是现行评估系统和智库的要求不相符，学者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智库研究。怎样解除束缚发挥优势？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体制。社科院系统具有比较集中的智库功能，但也有很大的改制空间，如果把人文历史等基础类研究归并入大学，保留并强化和现实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研究机构，针对性更强，就更有可能培养出很好的智库。企业里，一些只研究本企业问题、贡献于这一家企业的机构不能叫智库，因为智库是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一些技术性的研究机构也不应叫智库，因为它属于基础研究领域。从研究上讲，智库研究是要有现实性和预见性的，而不是教科书式的。智库选择研究题目不能跟风，盲目追求热点。我们面对的有热点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有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也许再过两三年就变得重要了，所以也要对它提前展开研究。如果能通过智库建设推动中国知识创造体系和政策研究体系改革，那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起到很大作用。 ●记者：政府是大部分智库产品的购买方与使用方。智库与政府之间应建立起怎样的良性关系？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利用智库产品？ 郑永年：做智库的人都在强调独立性。的确，独立性很重要，但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反政府、唱反调。智库不可能脱离政府，我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服务政府、影响决策，并且依赖于政府的收购服务，经济上也不是完全独立。但，只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场，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研究过程、人员配置、结论分析等均不受政府干预，这就是一种独立。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关系也有多种模式。例如美国智库，一类是像兰德公司那样，实行政府定点采购。一类主要靠企业捐助开展研究。再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向智库收购服务，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引进人才，自己操作。但政府也监管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监管机制。此外，欧洲、日本等也有不同模式，可以多去了解、寻找参照，逐步建立起最适合自己的一套模式。政府采购智库提供的社会服务，目的是辅助决策、影响现实发展，因此，智库应有责任意识，对自己提供的专业性产品负责。培根说“知识即权力”，智库成员不能滥用这种权力，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肩上是时刻担着社会责任甚至法律责任的。而中国现在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管理体制，大部分智库也远没有形成这样的责任意识。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应考察借鉴国外相关的智库监管治理体制，尽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监管和考核机制。现在有一种误区，认为先把智库机构建立起来，再去考虑管理和追责机制。其实不能等，应该同步甚至是先行地进行机制建设。 ●记者：合格甚至优秀的政策研究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哪些要求？有志于做智库研究的学者应该怎样完成身份角色转型？ 郑永年：智库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可以借古人智慧概括为“知行合一”。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为“知”。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智库成员必须同时具备“知”和“行”两方面的素质。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智库成员作为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首先，智库成员要能够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一种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实际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够结合实际，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并把这些政策途径放在宏观环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诉政府每种政策选择将会导致的后果。最后，智库应该致力于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只有这样，中国的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才能顺利进入世界“政策市场”，把握国际话语权。总之，智库成员应该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素质，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智库人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从哪里来？大学里可以找到各种门类的教科书，但智库所需的实践经验却难以从书本中获取。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政策体系脱节，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储备。美国有“旋转门”机制，人才在政府与智库之间有序流动，打通了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隔膜。这是国际智库比较公认的人才培养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可以尝试借鉴新加坡模式，用市场机制引进人才，人员跟着项目走，随时流动，并在坚持专业所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也有自己的市场。研究者不进入这个市场，就什么也不懂；进入之后，随着研究经历的积淀，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智库学者要让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像“活水”一样流动起来。对学者来说，还需要注意一点：要在作为学者的学术自由和作为智库的责任之间找到平衡，遵守智库应有的纪律和规则。总之，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文章选自光明智库，作者：王思敏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记者：很多研究者留意到，今天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智库正作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赢得巨大发展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永年：智库在中国如此受重视，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发展为一个更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无论是文明的复兴，还是大国的地位，都是依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怎么打拼？需要科学的决策和管理，需要制定清晰明确的路线图，这就呼唤着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前我们讲科学决策，更多地考虑到决策科学对中国自身事务的影响。现在国内的政策科学不科学，不仅影响自身，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例如在外交领域，中国今天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发展战略，但我们的相关知识储备足吗？对沿线国家的情况足够了解吗？将要采取的具体举措能够切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吗？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略实施的效果与国际影响。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伴随着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必须看到，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国际国内事务的处理仍是响应型、反应型、被动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动型的，无法从容应对甚至“先发制人”。这就说明政府管理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与可采取的战略缺乏有效研判。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个国家社会转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问题，但绝对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种“颠覆性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进而把失误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学性。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实施也依赖于决策科学性。怎样在政策实施之前预先征集民意，广告周知？如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效沟通，真正令民众受惠？都需要发挥智库作用。我们倡导决策科学，不只是说技术上具有科学性，更要用科学的、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实现决策。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知识与智慧的支持，否则很难有合理性、合法性。无论是从中国自己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转型，还是国际层面的转型，都迫切需要科学决策，需要高水平智库提供知识和智能。 ●记者：正是因为需求巨大，所以“智库热”在中国迅速掀起。中国应有怎样的智库格局，智库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有人统计，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智库了，这个数目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智库拿出过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没有像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那样有名的智库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智库，其核心还是“智”，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智库，却是有库无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库建设绝不能变成为了建而建，盲目扩张、蜂拥而上，否则会带来一系列乱象和负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质化研究，选题和着眼点千篇一律，说不出新东西，没有附加值。互相之间没有分工，更不讲合作，甚至出现恶性无序竞争。智库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性，高端智库一定是质量型智库。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着力建设的是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各类智库有不同的发展侧重和路径，这是符合实际的。构建体系，就意味着对现有智库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必须抓住“特色”和“新型”两个关键。特色，是体现中国特色，在中国的特色现实环境下成长起来，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服务。新型，就是寻找一种更加合理高效的组织运作方式。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智库被分为党政军、高校、社科院系统等七大类，基本上涵盖了智库的所有类型。每类智库，都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组织运作方式。例如高校智库，大学有学术优势，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对政策了解不够、不及时，对政府运作机制不熟悉；二是现行评估系统和智库的要求不相符，学者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智库研究。怎样解除束缚发挥优势？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体制。社科院系统具有比较集中的智库功能，但也有很大的改制空间，如果把人文历史等基础类研究归并入大学，保留并强化和现实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研究机构，针对性更强，就更有可能培养出很好的智库。企业里，一些只研究本企业问题、贡献于这一家企业的机构不能叫智库，因为智库是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一些技术性的研究机构也不应叫智库，因为它属于基础研究领域。从研究上讲，智库研究是要有现实性和预见性的，而不是教科书式的。智库选择研究题目不能跟风，盲目追求热点。我们面对的有热点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有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也许再过两三年就变得重要了，所以也要对它提前展开研究。如果能通过智库建设推动中国知识创造体系和政策研究体系改革，那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起到很大作用。 ●记者：政府是大部分智库产品的购买方与使用方。智库与政府之间应建立起怎样的良性关系？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利用智库产品？ 郑永年：做智库的人都在强调独立性。的确，独立性很重要，但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反政府、唱反调。智库不可能脱离政府，我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服务政府、影响决策，并且依赖于政府的收购服务，经济上也不是完全独立。但，只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场，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研究过程、人员配置、结论分析等均不受政府干预，这就是一种独立。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关系也有多种模式。例如美国智库，一类是像兰德公司那样，实行政府定点采购。一类主要靠企业捐助开展研究。再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向智库收购服务，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引进人才，自己操作。但政府也监管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监管机制。此外，欧洲、日本等也有不同模式，可以多去了解、寻找参照，逐步建立起最适合自己的一套模式。政府采购智库提供的社会服务，目的是辅助决策、影响现实发展，因此，智库应有责任意识，对自己提供的专业性产品负责。培根说“知识即权力”，智库成员不能滥用这种权力，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肩上是时刻担着社会责任甚至法律责任的。而中国现在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管理体制，大部分智库也远没有形成这样的责任意识。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应考察借鉴国外相关的智库监管治理体制，尽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监管和考核机制。现在有一种误区，认为先把智库机构建立起来，再去考虑管理和追责机制。其实不能等，应该同步甚至是先行地进行机制建设。 ●记者：合格甚至优秀的政策研究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哪些要求？有志于做智库研究的学者应该怎样完成身份角色转型？ 郑永年：智库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可以借古人智慧概括为“知行合一”。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为“知”。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智库成员必须同时具备“知”和“行”两方面的素质。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智库成员作为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首先，智库成员要能够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一种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实际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够结合实际，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并把这些政策途径放在宏观环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诉政府每种政策选择将会导致的后果。最后，智库应该致力于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只有这样，中国的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才能顺利进入世界“政策市场”，把握国际话语权。总之，智库成员应该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素质，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智库人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从哪里来？大学里可以找到各种门类的教科书，但智库所需的实践经验却难以从书本中获取。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政策体系脱节，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储备。美国有“旋转门”机制，人才在政府与智库之间有序流动，打通了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隔膜。这是国际智库比较公认的人才培养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可以尝试借鉴新加坡模式，用市场机制引进人才，人员跟着项目走，随时流动，并在坚持专业所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也有自己的市场。研究者不进入这个市场，就什么也不懂；进入之后，随着研究经历的积淀，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智库学者要让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像“活水”一样流动起来。对学者来说，还需要注意一点：要在作为学者的学术自由和作为智库的责任之间找到平衡，遵守智库应有的纪律和规则。总之，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文章选自光明智库，作者：王思敏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记者：很多研究者留意到，今天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智库正作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赢得巨大发展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永年：智库在中国如此受重视，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发展为一个更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无论是文明的复兴，还是大国的地位，都是依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怎么打拼？需要科学的决策和管理，需要制定清晰明确的路线图，这就呼唤着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前我们讲科学决策，更多地考虑到决策科学对中国自身事务的影响。现在国内的政策科学不科学，不仅影响自身，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例如在外交领域，中国今天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发展战略，但我们的相关知识储备足吗？对沿线国家的情况足够了解吗？将要采取的具体举措能够切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吗？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略实施的效果与国际影响。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伴随着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必须看到，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国际国内事务的处理仍是响应型、反应型、被动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动型的，无法从容应对甚至“先发制人”。这就说明政府管理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与可采取的战略缺乏有效研判。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个国家社会转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问题，但绝对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种“颠覆性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进而把失误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学性。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实施也依赖于决策科学性。怎样在政策实施之前预先征集民意，广告周知？如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效沟通，真正令民众受惠？都需要发挥智库作用。我们倡导决策科学，不只是说技术上具有科学性，更要用科学的、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实现决策。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知识与智慧的支持，否则很难有合理性、合法性。无论是从中国自己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转型，还是国际层面的转型，都迫切需要科学决策，需要高水平智库提供知识和智能。 ●记者：正是因为需求巨大，所以“智库热”在中国迅速掀起。中国应有怎样的智库格局，智库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有人统计，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智库了，这个数目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智库拿出过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没有像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那样有名的智库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智库，其核心还是“智”，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智库，却是有库无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库建设绝不能变成为了建而建，盲目扩张、蜂拥而上，否则会带来一系列乱象和负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质化研究，选题和着眼点千篇一律，说不出新东西，没有附加值。互相之间没有分工，更不讲合作，甚至出现恶性无序竞争。智库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性，高端智库一定是质量型智库。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着力建设的是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各类智库有不同的发展侧重和路径，这是符合实际的。构建体系，就意味着对现有智库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必须抓住“特色”和“新型”两个关键。特色，是体现中国特色，在中国的特色现实环境下成长起来，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服务。新型，就是寻找一种更加合理高效的组织运作方式。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智库被分为党政军、高校、社科院系统等七大类，基本上涵盖了智库的所有类型。每类智库，都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组织运作方式。例如高校智库，大学有学术优势，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对政策了解不够、不及时，对政府运作机制不熟悉；二是现行评估系统和智库的要求不相符，学者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智库研究。怎样解除束缚发挥优势？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体制。社科院系统具有比较集中的智库功能，但也有很大的改制空间，如果把人文历史等基础类研究归并入大学，保留并强化和现实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研究机构，针对性更强，就更有可能培养出很好的智库。企业里，一些只研究本企业问题、贡献于这一家企业的机构不能叫智库，因为智库是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一些技术性的研究机构也不应叫智库，因为它属于基础研究领域。从研究上讲，智库研究是要有现实性和预见性的，而不是教科书式的。智库选择研究题目不能跟风，盲目追求热点。我们面对的有热点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有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也许再过两三年就变得重要了，所以也要对它提前展开研究。如果能通过智库建设推动中国知识创造体系和政策研究体系改革，那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起到很大作用。 ●记者：政府是大部分智库产品的购买方与使用方。智库与政府之间应建立起怎样的良性关系？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利用智库产品？ 郑永年：做智库的人都在强调独立性。的确，独立性很重要，但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反政府、唱反调。智库不可能脱离政府，我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服务政府、影响决策，并且依赖于政府的收购服务，经济上也不是完全独立。但，只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场，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研究过程、人员配置、结论分析等均不受政府干预，这就是一种独立。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关系也有多种模式。例如美国智库，一类是像兰德公司那样，实行政府定点采购。一类主要靠企业捐助开展研究。再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向智库收购服务，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引进人才，自己操作。但政府也监管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监管机制。此外，欧洲、日本等也有不同模式，可以多去了解、寻找参照，逐步建立起最适合自己的一套模式。政府采购智库提供的社会服务，目的是辅助决策、影响现实发展，因此，智库应有责任意识，对自己提供的专业性产品负责。培根说“知识即权力”，智库成员不能滥用这种权力，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肩上是时刻担着社会责任甚至法律责任的。而中国现在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管理体制，大部分智库也远没有形成这样的责任意识。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应考察借鉴国外相关的智库监管治理体制，尽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监管和考核机制。现在有一种误区，认为先把智库机构建立起来，再去考虑管理和追责机制。其实不能等，应该同步甚至是先行地进行机制建设。 ●记者：合格甚至优秀的政策研究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哪些要求？有志于做智库研究的学者应该怎样完成身份角色转型？ 郑永年：智库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可以借古人智慧概括为“知行合一”。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为“知”。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智库成员必须同时具备“知”和“行”两方面的素质。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智库成员作为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首先，智库成员要能够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一种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实际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够结合实际，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并把这些政策途径放在宏观环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诉政府每种政策选择将会导致的后果。最后，智库应该致力于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只有这样，中国的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才能顺利进入世界“政策市场”，把握国际话语权。总之，智库成员应该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素质，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智库人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从哪里来？大学里可以找到各种门类的教科书，但智库所需的实践经验却难以从书本中获取。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政策体系脱节，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储备。美国有“旋转门”机制，人才在政府与智库之间有序流动，打通了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隔膜。这是国际智库比较公认的人才培养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可以尝试借鉴新加坡模式，用市场机制引进人才，人员跟着项目走，随时流动，并在坚持专业所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也有自己的市场。研究者不进入这个市场，就什么也不懂；进入之后，随着研究经历的积淀，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智库学者要让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像“活水”一样流动起来。对学者来说，还需要注意一点：要在作为学者的学术自由和作为智库的责任之间找到平衡，遵守智库应有的纪律和规则。总之，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文章选自光明智库，作者：王思敏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记者：很多研究者留意到，今天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智库正作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赢得巨大发展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永年：智库在中国如此受重视，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发展为一个更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无论是文明的复兴，还是大国的地位，都是依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怎么打拼？需要科学的决策和管理，需要制定清晰明确的路线图，这就呼唤着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前我们讲科学决策，更多地考虑到决策科学对中国自身事务的影响。现在国内的政策科学不科学，不仅影响自身，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例如在外交领域，中国今天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发展战略，但我们的相关知识储备足吗？对沿线国家的情况足够了解吗？将要采取的具体举措能够切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吗？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略实施的效果与国际影响。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伴随着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必须看到，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国际国内事务的处理仍是响应型、反应型、被动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动型的，无法从容应对甚至“先发制人”。这就说明政府管理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与可采取的战略缺乏有效研判。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个国家社会转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问题，但绝对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种“颠覆性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进而把失误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学性。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实施也依赖于决策科学性。怎样在政策实施之前预先征集民意，广告周知？如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效沟通，真正令民众受惠？都需要发挥智库作用。我们倡导决策科学，不只是说技术上具有科学性，更要用科学的、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实现决策。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知识与智慧的支持，否则很难有合理性、合法性。无论是从中国自己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转型，还是国际层面的转型，都迫切需要科学决策，需要高水平智库提供知识和智能。 ●记者：正是因为需求巨大，所以“智库热”在中国迅速掀起。中国应有怎样的智库格局，智库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有人统计，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智库了，这个数目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智库拿出过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没有像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那样有名的智库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智库，其核心还是“智”，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智库，却是有库无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库建设绝不能变成为了建而建，盲目扩张、蜂拥而上，否则会带来一系列乱象和负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质化研究，选题和着眼点千篇一律，说不出新东西，没有附加值。互相之间没有分工，更不讲合作，甚至出现恶性无序竞争。智库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性，高端智库一定是质量型智库。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着力建设的是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各类智库有不同的发展侧重和路径，这是符合实际的。构建体系，就意味着对现有智库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必须抓住“特色”和“新型”两个关键。特色，是体现中国特色，在中国的特色现实环境下成长起来，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服务。新型，就是寻找一种更加合理高效的组织运作方式。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智库被分为党政军、高校、社科院系统等七大类，基本上涵盖了智库的所有类型。每类智库，都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组织运作方式。例如高校智库，大学有学术优势，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对政策了解不够、不及时，对政府运作机制不熟悉；二是现行评估系统和智库的要求不相符，学者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智库研究。怎样解除束缚发挥优势？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体制。社科院系统具有比较集中的智库功能，但也有很大的改制空间，如果把人文历史等基础类研究归并入大学，保留并强化和现实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研究机构，针对性更强，就更有可能培养出很好的智库。企业里，一些只研究本企业问题、贡献于这一家企业的机构不能叫智库，因为智库是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一些技术性的研究机构也不应叫智库，因为它属于基础研究领域。从研究上讲，智库研究是要有现实性和预见性的，而不是教科书式的。智库选择研究题目不能跟风，盲目追求热点。我们面对的有热点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有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也许再过两三年就变得重要了，所以也要对它提前展开研究。如果能通过智库建设推动中国知识创造体系和政策研究体系改革，那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起到很大作用。 ●记者：政府是大部分智库产品的购买方与使用方。智库与政府之间应建立起怎样的良性关系？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利用智库产品？ 郑永年：做智库的人都在强调独立性。的确，独立性很重要，但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反政府、唱反调。智库不可能脱离政府，我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服务政府、影响决策，并且依赖于政府的收购服务，经济上也不是完全独立。但，只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场，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研究过程、人员配置、结论分析等均不受政府干预，这就是一种独立。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关系也有多种模式。例如美国智库，一类是像兰德公司那样，实行政府定点采购。一类主要靠企业捐助开展研究。再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向智库收购服务，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引进人才，自己操作。但政府也监管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监管机制。此外，欧洲、日本等也有不同模式，可以多去了解、寻找参照，逐步建立起最适合自己的一套模式。政府采购智库提供的社会服务，目的是辅助决策、影响现实发展，因此，智库应有责任意识，对自己提供的专业性产品负责。培根说“知识即权力”，智库成员不能滥用这种权力，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肩上是时刻担着社会责任甚至法律责任的。而中国现在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管理体制，大部分智库也远没有形成这样的责任意识。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应考察借鉴国外相关的智库监管治理体制，尽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监管和考核机制。现在有一种误区，认为先把智库机构建立起来，再去考虑管理和追责机制。其实不能等，应该同步甚至是先行地进行机制建设。 ●记者：合格甚至优秀的政策研究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哪些要求？有志于做智库研究的学者应该怎样完成身份角色转型？ 郑永年：智库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可以借古人智慧概括为“知行合一”。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为“知”。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智库成员必须同时具备“知”和“行”两方面的素质。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智库成员作为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首先，智库成员要能够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一种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实际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够结合实际，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并把这些政策途径放在宏观环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诉政府每种政策选择将会导致的后果。最后，智库应该致力于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只有这样，中国的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才能顺利进入世界“政策市场”，把握国际话语权。总之，智库成员应该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素质，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智库人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从哪里来？大学里可以找到各种门类的教科书，但智库所需的实践经验却难以从书本中获取。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政策体系脱节，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储备。美国有“旋转门”机制，人才在政府与智库之间有序流动，打通了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隔膜。这是国际智库比较公认的人才培养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可以尝试借鉴新加坡模式，用市场机制引进人才，人员跟着项目走，随时流动，并在坚持专业所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也有自己的市场。研究者不进入这个市场，就什么也不懂；进入之后，随着研究经历的积淀，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智库学者要让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像“活水”一样流动起来。对学者来说，还需要注意一点：要在作为学者的学术自由和作为智库的责任之间找到平衡，遵守智库应有的纪律和规则。总之，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文章选自光明智库，作者：王思敏
2015年4月8日 -
郑永年: 华商迎第三次历史阶段 抓住中国走出去机遇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2015年3月29日, 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华商领袖与华人智库圆桌会”在海南博鳌召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在圆桌会发言时表示，“一带一路”中国资本、企业出去之际，世界华商应该抓住机遇重新定位，发挥独特作用。 郑永年表示，华商在中国重大历史节点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个阶段，华商支持中国革命。第二个阶段，华商参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处于资本高度短缺时代，华商积极参与到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中，贡献很大。 郑永年认为，华商正面临第三个发展阶段。“一带一路”主要是中国资本、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政府起搭台作用。海外华商可以抓住机遇，可配合当地政府，和中国走出去的资本、企业合作，发展自己的事业，同时为当地百姓做好事。 郑永年建议，海外华商要关注智库作用。观察华商群体，无论是东南亚还是北美，华商和智库的联系都存在短板。而世界其它国家的企业家都非常关心政治和公共政策。华商可通过智库表达公共政策，做智库既可为自身服务，为当地社会和当地政府服务，也可借此改善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关系。郑永年强调，没有知识支撑的财富是不可持续的财富，可持续的财富积累需要智库的建设。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5年3月29日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2015年3月29日, 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华商领袖与华人智库圆桌会”在海南博鳌召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在圆桌会发言时表示，“一带一路”中国资本、企业出去之际，世界华商应该抓住机遇重新定位，发挥独特作用。 郑永年表示，华商在中国重大历史节点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个阶段，华商支持中国革命。第二个阶段，华商参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处于资本高度短缺时代，华商积极参与到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中，贡献很大。 郑永年认为，华商正面临第三个发展阶段。“一带一路”主要是中国资本、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政府起搭台作用。海外华商可以抓住机遇，可配合当地政府，和中国走出去的资本、企业合作，发展自己的事业，同时为当地百姓做好事。 郑永年建议，海外华商要关注智库作用。观察华商群体，无论是东南亚还是北美，华商和智库的联系都存在短板。而世界其它国家的企业家都非常关心政治和公共政策。华商可通过智库表达公共政策，做智库既可为自身服务，为当地社会和当地政府服务，也可借此改善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关系。郑永年强调，没有知识支撑的财富是不可持续的财富，可持续的财富积累需要智库的建设。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5年3月29日
2015年4月8日 -
CCG理事题词共贺乔迁之喜
2015年3月17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了隆重的乔迁新址剪彩仪式。CCG咨询委员会主席龙永图，联席主席陈启宗， 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以及CCG副主席、常务理事等二十余位嘉宾莅临我们位于北京CBD的新办公室参观并出席了剪彩仪式。嘉宾们在参观完CCG全新的办公室、理事专家名录墙、研究成果展览后，兴致勃勃地在签名册上挥毫写下对CCG的赞扬和殷切期许，对CCG乔迁和近年来的发展及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和欣慰，期待CCG未来更上一层楼，为打造中国新型国际化智库方面做出新的贡献。不少未能到场的理事们还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表示祝贺。在仪式上，CCG创始人、主任王辉耀博士向各位主席、副主席、常务理事在CCG发展中做出的贡献和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他表示，中国智库发展迎来新的春天，CCG期待和各位理事共同携手，为创建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智库而继续努力。 剪彩仪式之前，CCG各位理事为CCG发展进步及乔迁之喜建言并题词祝贺，对CCG为推进中国全球化；推动中国企业、人才的海外发展；以及为政商两界献计献策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予以肯定，并祝愿CCG在未来发展成具有国际视野、国际智慧、国际影响力的全球智库。剪彩仪式新闻链接：CCG举办乔迁新址剪彩仪式
2015年4月7日 -
张亚勤博鳌谈，把钱放在哪儿更安全
2015年3月26日至3月29日期间，一年一度的博鳌亚洲论坛在海南博鳌召开，在本次论坛上，百度总裁张亚勤参加了多场论坛和媒体专访。期间，张亚勤主要针对移动医疗、大数据安全、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以及青年创业等多个议题发表了看法。 特别是在谈到传统行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时张亚勤提出，让“互联网+”变成“互联网x”，将发挥出互联网产业的倍乘效应，尤为引人关注。 移动医疗解决中国"看病难"问题 张亚勤在论坛期间表示，对于互联网的未来，是把互联网的技术、商业模式又送回到物理世界，将信息科技应用于生活、改变生活。 张亚勤举了医疗行业的例子。比如现在做医疗存在着医疗信息不对称，病人找不到好医生的情况。现在百度在做的事情，就是帮助用户随时找到最适合的医生，马上预约、挂号、就诊，可以不用排队就开始看病。 据悉，今年百度在医疗领域不断战略布局，率先与301医院达成战略合作，推出“百度医生”的APP，还战略投资了医护网，致力打造医疗领域三个闭环，已经在大力度地推动移动医疗的发展，解决中国看病难的问题。 互联网大数据更安全 在参加“互联网大数据的局限、误区与真相”电视辩论活动时，张亚勤针对互联网大数据安全形势指出，人们正在从将实物与虚拟信息连接的“信息化生存”，向着将互联网技术运用到物理世界中的“互联网化生存”转变。 张亚勤认为，当下包括移动的、云端的、数据的安全都面对前所未有的威胁与挑战，财产安全甚至人身安全也开始与信息相关。移动支付、在线消费、互联网金融等互联网安全，已经涉及到用户财产安全的问题。 但张亚勤认为事情总是存在两面性的，例如“斯诺登事件”带来的正面影响是大于负面的。张亚勤形象的举了个例子：“你把钱放到银行里面安全，还是把钱放到米枕头底下，或者是藏在家里面挖个洞，哪种方式更安全？答案是：还是银行是最安全的。虽然大家会对大数据存有一些顾虑，但是整体来讲大数据、云计算是更安全的，所以还是应该放心地去使用大数据。” 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结合将发挥倍乘效应 在接受媒体有关互联网金融的采访时，张亚勤表示，很多传统产业都在积极地和互联网进行拥抱和融合，很多传统行业的人才也都纷纷来做互联网产业，都是在互联网+的时代下对原有传统行业的发展探索。 张亚勤认为，互联网和金融的结合，使金融商业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的经营业态产生、发展并不断壮大，传统经营模式发生重大改变。首先，互联网金融直接促使了金融服务外包的发展。其次，互联网金融改变了金融功能的实现形式。第三，互联网金融催生了金融功能重组下的新业态。 但张亚勤也指出，互联网和金融的结合，并不意味着对传统金融的彻底颠覆。一方面要保持互联网不断创新的心态，另一方面也要保持传统金融行业的谨慎，对风险进行有效控制。特别是互联网金融业务在对风险的理解与控制上，要与监管要求保持一致。 张亚勤进一步指出，将互联网与金融、旅游、医疗、健康、农业等传统行业实现深度融合，让“互联网+”变成“互联网x”，将发挥出互联网产业的倍乘效应。 人工智能：百度核心竞争力所在 本届博鳌论坛上，有关人工智能的话题也成为各家媒体关注的焦点。对此张亚勤表示，百度在大数据和语机器学习方面拥有最强的技术。在语音识别、图像搜索以及图像识别方面是百度核心的竞争力。 对于外界普遍关注的百度大脑项目进展，张亚勤表示，百度大脑其实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更多的是物理层，包括存储，虚拟化，这是物理层的，我们有全亚洲最大的数据中心。第二次层次是数据层，我们有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数据，数据量我们刚才讲过也是中国最大的。更重要是第三层这种数据的挖掘，分析，结构化，智能化，提到语音识别，图像识别，图像分类，让搜索更加精准，让广告的匹配更加的精准，让找服务更加的方便和快捷。 张亚勤对于未来智能生活和产业的趋势判断中指出，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包括无人机驾驶，包括家庭、工业机器人，这些的发展都将对于社会要素和结构产生很大影响。但并不是说互联网冲击掉了传统行业，而是万物互联之势，互联网拥抱传统行业的业务发展模式与思维模式，进而实现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主动、深度的融合。 青年人创业不要有泡沫心理 除了对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张亚勤对青年人的成长和发展也极为关注。在担任青年领袖论坛导师一职时，张亚勤对青年人提出了自己的期望和建议。 对于青年人创业，张亚勤认为，大学生不应该急于创业，一定要有好的创意，可以有好的结果改变一些东西再来创业。不要为了创业而创业，尤其在没有明确计划的时候，被VC一鼓动就去创业，这样的情况大公司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并且这样会浪费很多社会资源。 张亚勤在本次圆桌会议上表示，创业是很辛苦的，并不是说到工商盖一个图章就算是创业，创业更多是一种创业的精神，不管在大企业还是小企业或者自己去真正的开一个公司，重要的是有创业精神。 张亚勤提到，现在的互联网巨头在创业之处都有一个使命感。比如李彦宏创办百度是为了让人们能够公平便捷的得到信息。而这种使命感，是创业者所需要的。 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5年3月30日
2015年4月1日 -
【中国科学报】技术移民：中国“绿卡”等你拿
转载自《中国科学报》第1版要闻，2015年3月26日 一位长期生活在国外的院士曾说，如果让在美国的中国科研人员全部回国，那么美国就有面临瘫痪的可能。这句玩笑话的背后，隐藏着他对人才流失的无奈。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扎实推进，中国对于海外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需求也比以往更加强烈。如何发掘这一特殊群体的“红利”，已上升为一项重要的议事日程。 2015年3月23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规范和放宽技术型人才取得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条件，探索建立技术移民制度，无疑为开发中国版的移民“红利”扫清了阴霾。 “尽管这一步来得有些晚。”受访专家在评价此次破冰之举的意义时强调，“但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迟来的政策 “这个消息非常令人激动，因为创新靠人才，人才靠政策。”中国科学院院士林群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美国科技之所以如此领先，最主要的还是其吸引了全球顶尖的创新技术与人才。 “其实这个政策早在2002年就开始提出，但一直没有落地，现在等于重申以前的政策。”移民法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刘国福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介绍，《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其中已提出研究制定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法。 目前，世界移民人口已经占到世界总人口的3％，而发达国家如美国已占20%~30%，欧洲约有10%，而中国只有不足1%的份额。 “对中国来讲，这个政策是迟了。二战后，为什么美国科技得到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制定的技术移民政策，能够为人才提供更好的待遇，吸引更多人才前来从事科研。”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单智伟说。 在他看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一直以来更强调依赖自己的力量。“但随着经济实力增强，我们已到了需要敞开国门、把发达国家的技术人才吸引过来的阶段。”单智伟说。 从绿卡到红利 “技术移民其实就是中国版的绿卡，以往这个比例非常小。”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王辉耀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感慨道。他介绍，自我国加入WTO，货物的流通已经非常通畅，但人才流通却恰恰相反。长期以来，我国技术移民政策非常保守，导致来华留学生和工作人员非常少。 王辉耀表示，过去中国绿卡的门槛很高，适用人群小。“不像国外，只要懂得一门技术就可以，哪怕厨师也可以移民，而这些在中国目前还达不到。” “如果我们在国外的科学家能够回国，对国家是非常有利的。”林群介绍，而国外人才之所以不会来，主要是怕政策有变。 “在目前形势下，能否争夺到高层人才，是确保国家能否获得强劲发展动力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黄顺江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 “未来要搞创新，就要开发移民红利。”王辉耀认为，因为人才不仅可以带来创新、资金等，还可以带来思想碰撞。按照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再加上人才引进的力度，中国的发展速度将得到更大的提升。 制度层面大有可为 “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仅有80万左右。从数字上看，中国吸引海外人才的结果不是很理想。”刘国福告诉记者，导致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即在于制度上的障碍，因此必须从制度上进行探索、突破，才能扭转所需人才匮乏的问题。 “未来，要让天下人为我所用，或者说要让全球的人才为我所用。”王辉耀认为，人才流动是体制创新的根本，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引进人才，也将为我国人才市场注入新的力量。 当前，国际人才竞争日趋激烈，2008年后全球经济低迷，所以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都在争夺人才，为其经济发展服务。中国要想进一步发展，也需要把吸引人才作为重要战略。 对于此次提出的技术移民制度，刘国福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首先要将留学生当作海外人才储备，目前在华留学生约30万，亟须解决他们的就业、居住等问题。其次，对于拥有在华签证或者人才签证的高级人才，需要出台详细的政策，解决他们的国籍、身份待遇等问题。 “引进人才之后，还要让他们很快融入到中国的社会秩序中，不让其感到有很多障碍。要在医疗保险、社会保险、社区服务等方面做好配套工作。”单智伟表示，中国要想提高科技产出，科研人员的流动性非常重要，要创造条件发挥海外科研人员的特长。 “探索技术移民，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后勤’工作，政策上争取做到‘一条龙’服务。”单智伟最后表示。 文章选自《中国科学报》第1版要闻，2015年3月26日
2015年4月1日 -
【光明日报】智库专家眼中的“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
转载自《光明日报》第1版，2015年3月30日 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 ——智库专家眼中的“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 几天来，一幅明代手绘长卷《丝绸之路大地图》，成为博鳌亚洲论坛文展区最“热”的展品。中外嘉宾纷纷驻足观赏，顺着这条数百年前的“丝绸之路”心驰神游。 更牵动人心的“丝路”，则从历史深处高蹈而来，成了博鳌论坛会场内的最大焦点。有媒体形容：听每场讨论，“一带一路”四个字无时不在。 3月28日，各界期盼已久的国家级规划——《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公布，国内外对“一带一路”的关注愈加升温。 从提出倡议到开展探索，从寻策问计到制定规划——在“一带一路”的演进过程中，中国智库从未缺席。 今天，“一带一路”——这条举世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已呈现出清晰格局。如何理解其定位与内涵？怎样与沿线各国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智库专家们审思明辨，开始了更为深入的思考研究。 “造福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 ——绘就“共同体”美好蓝图 “尊敬的主席阁下……哈萨克斯坦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3月28日，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在博鳌用中文发表演讲，诚挚表态赢得全场掌声。 时间回溯到2013年9月。在对哈萨克斯坦的访问中，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20多天后，在印尼国会演讲中，他又发出了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穿越历史风烟，对接时代呼唤，“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巍然问世。 “为什么提出‘一带一路’？是出于负责任的大国心态，也是因为当时的特殊背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研究员罗雨泽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多极化特征凸显，部分大国间摩擦增多，甚至有学者宣称国际秩序回归“旧常态”。何以实现永续和平，使国际秩序走出“角逐—对抗—战争”的“修昔底德陷阱”？唯有加强沟通合作，增进互信理解。 提出构想只是第一步。一年多时间，中国用坦荡务实的行动表明了诚意。“无论是‘一带一路’合作的概念、资本还是技术，中国都在提供顶层设计和资源保障。”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沈丁立指出，“中国已有能力担当国际合作中的输出者。” 这一过程中，中国对“一带一路”的认识持续深化、更加精准。“例如此次文件不叫‘规划’而叫‘愿景与行动’，更加符合国际惯例。”罗雨泽指出。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认为，《愿景与行动》是一个框架性、意向性设计，还会不断完善。“文件吸收了方方面面意见，本身就是开放合作的结晶，是丝路精神的体现。” 细读文件，智库专家的一致感觉是“清晰务实，为战略推进提供了‘路线图’”“体现了我国对民族未来和世界前景的清醒判断”。复旦—甘肃丝绸之路经济带协同发展研究院院长侯杨方认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这样总结“一带一路”战略的特点：把互利共赢与互联互通结合起来，寓和平发展理念于具体战略之中；把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结合起来，使规划具有切实的经验基础；把国内发展与国际交往结合起来，成功调动国内外各方积极性；把合作建设与机制创新结合起来，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务实探索。 “加快‘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沿线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是目的，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是结果，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旨归，因而是一项造福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执行研究员冯钺表示。 “为21世纪的国际合作创造新模式” ——惠及沿线各国，助推世界发展 和“一带一路”同样“热动博鳌”的，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3月29日，澳大利亚、丹麦宣布申请加入亚投行。至此，申请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国家已增至42个。从2014年10月由中国倡议成立至今，这个全球国际性金融机构中的“后来者”已成为各国无法忽视的存在。 此情形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深感欣悦。2013年博鳌论坛上，他曾基于中心研究成果提出“亚洲基础设施合作倡议”，并建议建立专门的多边投融资平台。今天，这个平台已经成为吸引合作、凝聚力量的“强磁场”。 “亚洲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关键还是要有实体经济支撑。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就是一种努力，要用今天的资金换取实体经济的未来。”曾培炎表示。 亚投行为何有如此魅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用“得道多助”点明原因。“亚投行对中国、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有利。中国拥有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将其用于投资基建有利于中国扩大市场份额。发达国家也将从亚投行受益，因为它们最需要的就是世界经济蓬勃发展带来更大的市场。” 对“一带一路”表现出更大热情的，是众多沿线国家。 2014年12月12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三家国际智库，在土耳其主办了“共建‘一带一路’：历史启示与时代机遇”国际研讨会。从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参会代表的积极反馈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看到了“一带一路”的深厚根基：“沿线各国都愿意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统筹考虑各国共同利益，为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搭建公共平台、创造有利条件。” 今天，已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一带一路”表达积极态度。“‘一带一路’充分考虑了沿线国家利益，恪守大国外交互信、平等、友好的原则，自会赢得广泛支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认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义桅指出，“一带一路”肩负三重使命：探寻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增长之道；实现全球化再平衡；开创21世纪地区合作新模式。“它强调共商、共建、共享，为21世纪的国际合作带来新理念，创造新模式。” “‘一带一路’并不局限于经贸领域，而是文化、生态等全方位合作，搭起的是一座和平发展、文明对话的坚实桥梁。”广东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向晓梅认为。 “促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释放更大潜力” ——为中国带来更好明天 面向世界的“一带一路”，同样深刻影响着中国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将大幅拉动对外投资，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发展和出口增长，为中国经济提供持久动力。 “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是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维持经济繁荣的经验，也是解决我国东西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良好契机。”王辉耀认为。 “‘一带一路’也是国内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大战略，它可以让省份优势互补、相互促进，释放更大潜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指出。 在《愿景与行动》划定的“一带一路”图景中，全国18个省份成为战略重点，陕西、宁夏、新疆等内陆或边疆省区，即将成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它们将被推到开放最前沿，跟国际产业分工接轨，在新的价值链体系里重新找到自身定位，形成一个更大的、互利共赢的新经济体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徐洪才指出。 机遇在前，各个省市早已积极行动。西安市启动了第一批60个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项目；新疆对加快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作出部署，“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合作结出新成果…… 经济利好落在民生领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随着设施联通的改善及旅游、教育、人文等方面国际合作的加强，老百姓出游将更加便捷，文化生活更为丰富，就业机会也更多。”向晓梅说。 “还要经过一个艰难爬坡的过程” ——积极化解挑战，走向共同愿景 “中国已经有世界贸易通道了，为何要复兴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吗？”在国外介绍“一带一路”构想时，王义桅屡次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一带一路”甫一进入国际社会视野，各种误解随之而来，如何增强互信成为首要挑战。 向晓梅认为，化解误读要靠淡化官方色彩、强调民间作用，在市场多赢的原则下推进。徐洪才则更为乐观：“倡议已经得到了绝大多数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下一步只要扎扎实实向前推进，用行动赢得更多理解。” 未雨绸缪，方能行稳致远。专家们逐一分析挑战，提出对策。 互利互惠是“一带一路”的初衷。然而，各国发展水平、经济布局、人口分布等存在差异，建设重点不同。如何最大限度兼顾双方利益？向晓梅认为：“要充分了解对方需求，与其已有的发展规划相对接。”卢锋则指出，项目设计要兼顾市场赢利与社会责任，避免短期行为和竭泽而渔；在实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外转移时，要充分发挥其在促进承接国就业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重点工作，但资金缺口不容忽视。罗雨泽提出建议：构建跨境投融资大平台、大机制，用全局思维、系统思维设计基本框架。此框架应具有项目共同选择、资金渠道多元、模式组合设计、分工权责明确、制度保障多层等特征。 国际化人才短缺也是“一带一路”面临的一道坎儿。如何满足需求？北京外国语大学走在了前面——“未来5年，北外语言专业种类将扩充至超百种，开设所有与我国建交国家相关的语言专业，以此服务‘一带一路’。”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北外丝绸之路研究院院长彭龙介绍。 侯杨方对《愿景与行动》中提出的“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中国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非常赞同。“这正是建设‘一带一路’所需要的。综合性大学应长远谋划，打破现有学科分类布局，实现人才跨学科培养。国家公派留学基金也应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培养愿意了解、有志学习、积极投身‘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才。” 困难虽多，但智库专家们充满信心。“‘一带一路’的潜力空间中充满新机遇，但还要经过一个艰难爬坡的过程。”赵晋平说。 卢锋认为，中国经济复兴必然会带来全球格局重构，“一带一路”是这个逻辑的现实展开。虽然存在困难，但希望更多。对企业而言，“一带一路”或许正成为又一个“风口”，“如果你的翅膀足够坚强，完全可以飞得更高更远”。文章选自《光明日报》第1版， 2015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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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CCG主任王辉耀主持博鳌分论坛《出口企业：转移，还是转型？》
2015年3月26日-29日，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会于海南省博鳌举行。本次论坛年会主题为《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年会围绕宏观经济、区域合作、产业转型、技术创新、政治安全和社会民生等领域设置70余场正式活动。 CCG主任王辉耀受论坛邀请，参加了3月28日下午举行的《分论坛：出口企业：转移，还是转型？》分会。 28日下午，分论坛在博鳌国际会议中心一层举行。分论坛由王辉耀博士主持，参加讨论的嘉宾有国家海关总署署长于广州；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家黄益平；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蒋锡培；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广州市例外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毛继鸿等。各位嘉宾就出口企业的经营环境变化展开热烈讨论，分别就企业国际化创新升级转型；拓展新的出口市场、一带一路等几个议题深入研讨，现场气氛热烈，观点异彩纷呈。 博鳌亚洲论坛由28个国家发起，于2001年2月27日正式成立并永久定址于博鳌。作为亚洲和新兴经济体的首要对话平台，每年春季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汇聚来自亚洲和世界的10余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80多位部长级官员和国际组织负责人、50位经济学家、150家财富五百强高管、1600多位企业家、1000位媒体代表，就亚洲和全球的重大问题进行平等、坦诚和开放的思想和智慧碰撞。 链接：CCG集中社会多领域相关研究与实地考察，在企业国际化方面做出精深研究，形成多份出台报告。"迈出国门，走向世界"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选择，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来自中国的资本已经洒遍美国曼哈顿地产、非洲煤矿、德国机械等全球各个角落。CCG集中跨国投资领域官产学三界的智慧，推出了《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在这本国内首部企业国际化蓝皮中，CCG通过对2000年至2013年间的1300多个"走出去"案例的研究，构建了以国际化战略、国际化人才、国际化市场、企业社会责任和国际化绩效为指标的中国企业国际化评价体系。CCG创新性地将企业社会责任和国际化人才纳入评选体系，推荐和评选了中国企业国际化50强。同时根据"走出去"企业的创新性与影响力，推荐了中国企业国际化新锐50强。并在CCG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国际化论坛上发布。 同时，CCG企业国际化团队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尤其融入了论坛中各国的专家、学者、企业家的经验和观点，对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相关热点进行分析研究，形成了多份研究报告，具体有中国企业走出去十大模式、中国企业国际人才战略发展报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调查报告、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十大风险与防范等。文章选自中国网，2015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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