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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青：民间交往更为重要
导语4月14日，以‘一带一路’、亚投行及人才战略”为主题的CCG圆桌会议第二讲举行。针对 “一带一路”战略及亚投行的人才缺口和培养方式，所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方案，来自政、学、企的多位精英人士从工作的实际出发，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嘉宾简介成长青，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民企应该发挥更大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中很多事情政府主导是偏多的，国企在里面也做了较多工作，相对来讲民企方面实施得比较弱，在“一带一路”中文化的渗透和推广也比较弱。文化方面比如孔子学院，我认为目前政府推广的形象和留下的痕迹太严重，应该更多的民间化。 过去我做过很多并购，发现在重大资源的控制上都是在欧洲很多老家族里。政府和国企去做一些长期关系是比较敏感的，但如果一些民企，包括一些家族能够进入一些国家，长期浸润关系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希望在这方面能得到支持和关注。 目前应该“四管齐下”，在政、国、民、文化这四个角色里，民企和民间的作用应该更大。目前民间和文化机构作用偏小，政府和国企拿到资源比较多，但我没有说他们做得不好，大家都在努力，重要的是怎么去协调。因为作为一个国家整体资源就是那么多，要考虑怎样能更加有效。培养“亲华”外籍人才 试想一下，亚投行在三、五年后中国人占多少，外国人占多少？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比如伦敦、香港，当地的外国人占了10%。公司的国际化，就是我们走出去，不管是民企还是国企，外籍员工可能超过10%，这里面牵扯到公安、社保、中组整体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把控问题，有很多事情要做。 首先，中国的人才是第一个挑战。五年前我和海油的陈总在沙特做过并购，我在渣打的时候给他们一个目标公司，他们看了报告以后说讲阿拉伯语的人才太少了，做不了。中石油也曾经说过西班牙报表我们看不懂。这里面首先就特别需要中国的人才。我们可能有一部分人，对欧美相对了解，但是对中东、对南亚、对阿拉伯是非常不熟悉的。 其次，要培养相当一批对中国熟悉的外国人。这涉及到管理模式的问题，欧美模式是到了那里以后一把手慢慢变成当地人，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很多欧美公司，中国人是一把手，而日韩公司的一把手永远是日本、韩国人。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什么模式？不管你是什么模式，你必须要依赖当地人，中国人跑到伊拉克、中东、土耳其去，肯定是不行的。这里面牵扯到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才的培养问题。 很多国家在这方面做得不错，法国有一个很大的基金专门培养亲法人才。我记得有一个人是塞谬尔加的总理，他是巴黎商学院出来的，后来和法国总统是很好的朋友，结果两国关系特别好。 我想讲的是目前在中国有那么多的留学生，谁在管理他们，除了他们正常上中文课之外，我们国家民间有没有一个机构去培养他们，跟他们有日常的接触，把我们很多正能量告诉他们。因为我在法国的时候就有家庭周末请我去吃饭，他们想了解中国文化，我想了解法国文化，这些日常的东西实际上会在我们心目中逐渐形成一个文化的影响。CCG智库圆桌会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系列圆桌活动，针对人才国际化、企业国际化、慈善研究、国际问题等话题，汇集政策制定者、学者、CCG理事、相关产业精英等召开的经常性的圆桌研讨会。讨论内容将整理成建言献策，供国家有关部门决策参考。 导语4月14日，以‘一带一路’、亚投行及人才战略”为主题的CCG圆桌会议第二讲举行。针对 “一带一路”战略及亚投行的人才缺口和培养方式，所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方案，来自政、学、企的多位精英人士从工作的实际出发，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嘉宾简介成长青，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民企应该发挥更大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中很多事情政府主导是偏多的，国企在里面也做了较多工作，相对来讲民企方面实施得比较弱，在“一带一路”中文化的渗透和推广也比较弱。文化方面比如孔子学院，我认为目前政府推广的形象和留下的痕迹太严重，应该更多的民间化。 过去我做过很多并购，发现在重大资源的控制上都是在欧洲很多老家族里。政府和国企去做一些长期关系是比较敏感的，但如果一些民企，包括一些家族能够进入一些国家，长期浸润关系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希望在这方面能得到支持和关注。 目前应该“四管齐下”，在政、国、民、文化这四个角色里，民企和民间的作用应该更大。目前民间和文化机构作用偏小，政府和国企拿到资源比较多，但我没有说他们做得不好，大家都在努力，重要的是怎么去协调。因为作为一个国家整体资源就是那么多，要考虑怎样能更加有效。培养“亲华”外籍人才 试想一下，亚投行在三、五年后中国人占多少，外国人占多少？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比如伦敦、香港，当地的外国人占了10%。公司的国际化，就是我们走出去，不管是民企还是国企，外籍员工可能超过10%，这里面牵扯到公安、社保、中组整体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把控问题，有很多事情要做。 首先，中国的人才是第一个挑战。五年前我和海油的陈总在沙特做过并购，我在渣打的时候给他们一个目标公司，他们看了报告以后说讲阿拉伯语的人才太少了，做不了。中石油也曾经说过西班牙报表我们看不懂。这里面首先就特别需要中国的人才。我们可能有一部分人，对欧美相对了解，但是对中东、对南亚、对阿拉伯是非常不熟悉的。 其次，要培养相当一批对中国熟悉的外国人。这涉及到管理模式的问题，欧美模式是到了那里以后一把手慢慢变成当地人，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很多欧美公司，中国人是一把手，而日韩公司的一把手永远是日本、韩国人。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什么模式？不管你是什么模式，你必须要依赖当地人，中国人跑到伊拉克、中东、土耳其去，肯定是不行的。这里面牵扯到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才的培养问题。 很多国家在这方面做得不错，法国有一个很大的基金专门培养亲法人才。我记得有一个人是塞谬尔加的总理，他是巴黎商学院出来的，后来和法国总统是很好的朋友，结果两国关系特别好。 我想讲的是目前在中国有那么多的留学生，谁在管理他们，除了他们正常上中文课之外，我们国家民间有没有一个机构去培养他们，跟他们有日常的接触，把我们很多正能量告诉他们。因为我在法国的时候就有家庭周末请我去吃饭，他们想了解中国文化，我想了解法国文化，这些日常的东西实际上会在我们心目中逐渐形成一个文化的影响。CCG智库圆桌会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系列圆桌活动，针对人才国际化、企业国际化、慈善研究、国际问题等话题，汇集政策制定者、学者、CCG理事、相关产业精英等召开的经常性的圆桌研讨会。讨论内容将整理成建言献策，供国家有关部门决策参考。
2015年4月17日 -
刘科：治霾先治散烧煤和柴油机
对治理雾霾，全国上下无论民众、行业及政府都表现出急迫性。但急也无用，首先要搞清雾霾形成的主要原因，再谈如何治理。 对雾霾贡献最大的是占到其约50%的“二次颗粒”，即化石燃料燃烧尾气中的气态污染物和挥发性有机物进入大气后，在一定的水雾状态下与空气中的氨等物质发生气溶胶反应形成的颗粒。因此要去除雾霾，就要减低这些污染物的排放。 首要问题是治理散烧煤污染。 目前我国每年耗约4.7亿吨石油，约36亿吨煤。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无法改变，因此治理燃煤污染就成为当下的首要问题。大电厂按规定都需安装脱硫、脱硝和脱粉尘设备，脱除率达到90%以上。若集中燃煤，尾气中的污染物可以控制到和天然气燃烧相近甚至更低的程度。世界平均煤炭集中利用度是60%左右，欧美日等能达到90%以上，而我国煤炭集中利用度不到50%。我国有近70万台中小锅炉散烧约18亿吨煤，不可能在每一台后面安装脱硫脱硝装置。散烧一吨煤的污染是大型锅炉减排(>90%)后的10倍以上；散烧18亿吨煤的排放相当于180亿吨以上集中燃烧产生的污染。 因此，散烧煤是“雾霾”最重要的成因之一，如何使近70万台中小锅炉清洁“变身”是解决雾霾的关键，就此可有三个不同层面的解决方案： 第一，增加集中燃煤，热电连产，同时加大环保执法力度，保证集中燃煤装置尾气排放达标，通过立法和加强环保执法，迫使中小燃煤锅炉逐步转型或淘汰。 第二，中国地域广大，不大可能100%集中燃煤。对无法集中，但条件适合的地区可实行“煤转气”。我国天然气供应无法满足需求，即使2018年按照计划与俄罗斯的天然气供货合同能够顺利执行，到时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也将只占国内用气量约20%。在煤和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用“煤制天然气”技术将煤转化为天然气，同时集中脱除所有污染物，将清洁的天然气产品通过管道输送到千家万户，也是解决散烧煤污染的另一选项。“煤制气”并不能适用于所有地区，但比在每台中小锅炉后面加装脱硫脱硝装置更可行。 第三，在无法集中燃煤也不适合煤制天然气的地方，在燃烧之前进行“炼煤”，即将煤中的灰分、无机硫和杂质通过洗煤去除，然后通过煤的热解，脱除部分有机硫。最终得到的液体产品可以进一步加氢制作成清洁柴油；其气体产品(焦炉气)可以进一步转化成天然气；固体产品已经过脱硫，成为洁净煤。因其燃烧时火苗与天然气一样是蓝色的，人们也称之为“蓝炭”。上述“炼煤”过程能够将煤炭转化为清洁的气体、液体和固体燃料，之后再去燃烧就大幅降低了污染。虽然“炼煤”会增加使用成本，但仍比在每台中小锅炉后面加装排放控制装置更经济有效，并且是在前两种方案都行不通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选项。实际上，“炼煤”还是要比进口LNG(液化天然气)，或用风能、太阳能和核能便宜得多。 治理散烧煤之外，还要降低柴油机排放。 各种车辆排放的污染物大约占雾霾的25%左右(包括一次和二次颗粒)。由于使用高硫柴油，以及没有安装柴油发动机尾气处理系统，国内柴油发动机的污染物排放较高。中国每年消耗约2亿吨柴油，因此柴油机减排就是散烧煤之后雾霾产生的第二要素。 降低柴油机的排放可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清洁的超低硫柴油。欧洲约50%的新车为柴油车，并普遍使用了超低硫柴油(<10ppm)，故其污染很低。而国内柴油中硫含量远高于欧美。这样，即使车辆装了颗粒过滤器和尾气脱硝系统，尾气中的污染物也难以得到控制。劣质柴油还会对尾气处理系统造成损坏，因此油品升级是控制柴油机污染的关键。目前已有技术可以用较低投资，帮助中国炼化企业生产出满足国V标准的超低硫柴油产品，并已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及社会效益。 除了上面提到的柴油脱硫，柴油机尾气处理的另一个方面是脱除氮氧化物和颗粒物。这需要安装颗粒过滤器和SCR脱硝系统。国际上最新的脱硝催化剂，可以帮助降低燃油消耗，加之其重量轻，在减排的同时，可进一步帮助车辆减重提高整车燃油经济性。 总之在发展风能、太阳能、水能和核能的同时，我们相信以上所提供的方案是针对中国特有的资源情况，在目前更加经济可行并可持续的治理办法。虽然雾霾治理有很多的方案，但是想在短期内改变现状并不容易，这需要政府以强大的改革决心和毅力进行顶层设计，需要每一位公民的积极努力和配合。抱怨没用，只要我们在充分利用以上经济实用技术的同时，加强我国的环保执法力度，相信蓝天和碧水必会重现中国大地。 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5年4月8日
2015年4月15日 -
张磊 ：创业者要深挖墙缓称王
作为手握超过180亿美元，中国成功投资人之一的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最近的一次半公开露面是出现在3月华兴资本“一π即合·华兴π对”CEO 峰会上。 为什么称之为“π”？在华兴资本CEO包凡的理解中，投资、并购、创业这些热门主题特别像π的含义，无限不循环，有着“瞬息万千的变化，前仆后继的超越，不可限量的极致“。 围绕投资、并购、创业这些话题，包凡也过了一把记者瘾，在自己的“地盘”上，让张磊道出了自己的投资哲学以及对创业者的中肯建议。 作为一家被媒体评价为“早期意外发现金矿的神秘男子领导的神秘公司”，高瓴资本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在很早的时候就投资了腾讯、百度、京东、去哪儿、蓝月亮、万得资讯等一批顶级企业，去年又成功推动了腾讯战略入股京东以及京东上市，打出了一记资本的“组合拳”。 华兴资本也是这记资本“组合拳”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去年底，在接受腾讯科技采访时，包凡笑意盈盈地说，“腾讯3月入股京东以及随后京东在5月成功IPO的组合拳，算是2014年华兴最成功的案例。” 此番“一π即合·华兴π对”CEO 峰会上，在包凡的追问之下，张磊道出了几年前投资京东的秘密：在众电商公司追逐淘宝的轻资产模式，暗地里在做重资产模式时，只有京东集团创始人兼CEO刘强东和他自己的理念一致：即通过重资产模式建立长久的护城河，并且刘强东敢于将这一想法真实地表达出来。“所见即所得”，张磊如此评价他常挂在嘴边的“老刘”。 “帮创业公司解决多一些利益风险，给创始人一点机会把自己最真实、最有追求、最有想法的那一面表达出来，”张磊这样总结自己作为投资人如何为创业者增值而不是帮倒忙。 在投资的过程中，张磊更看重的是让创业者做控制权的设计。在他看来，早期创业过程中永恒不变的游戏就是变化本身。创业者最大的风险是不变。 他的投资哲学是，如果做好对控制权的设计，可以让创业者心无旁骛地冒险。“如果他不去冒风险，意味着实际上是股东在冒最大的风险。” 2014年3月腾讯战略入股京东，成为中国互联网历史上一起成功并典型的并购案例。另一起则属2015年2月14日滴滴和快的两家打车公司宣布合并，而高瓴资本也是滴滴的股东。 这两种不同的并购初衷，也暗合了张磊推动并购的套路：一种是双方带着不同基因的公司如何能走到一起整合产业链，变化出一个更好更新的产品组合；另一种则是并购能避免无谓的资本损耗，将节省出来的资本用于扩大新业务线。两者的要义都是要创造新的更大的价值。 对于新的创业者，张磊也给出了一些切实中肯的建议。“广积粮、深挖墙、缓称王。”他特别强调“深挖墙”，这也是他一直欣赏的美国投资家巴菲特的理论，不断去构建，巩固自己的护城河。 “不断地重新去想，你的护城河在哪里，你每天早上起来多做一天的工作，是不是在增加你的护城河，还是在减小消耗你的护城河，每天都问自己这个问题，before you go to work, ask yourself。”张磊如是建议。 以下是对话实录： 张磊是投资行业传奇人物，我知道你最传奇的是投资京东，我想问下当初你是怎么认识刘强东的? 张磊：我们是在一个大会听演讲认识的。高瓴资本是研究型的，我们一直在研究电商，当时要在中国找一些主题。2008年时，本来是找几家大的传统企业想说服他们分拆电商让我们来投资，然后所有的传统企业都说你们这帮小屁孩懂什么啊，根本都不懂，都不理我们。最后找到了京东，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做电商的也不只它一家，你为什么就选上了刘强东呢? 张磊：首先，我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另外，刘强东比较诚实，所见即所得。当时大部分的人搞电商可能都跟资本市场学到几句话，比如轻资产模型，每个人都说自己是轻资产的商业模式。但是轻资产模式已经被淘宝、阿里做到极致了，没什么太大的机会。 我们是在想找重资产的企业，有人是真的在做这种事，但做的人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这么做的。只有刘强东很认真地跟我们讲想做这事。我觉得还挺好，一拍即合。 你当初投的时候投了好多钱，当年那个环境里面(2010年)，老虎基金进入的时候曾经来找过我，还问我估值是多少钱。我拍个脑袋跟他说2-3亿美金之间，后来他按这个价格投进去了。不久之后你杀进去的时候是10亿美金吧。为什么当时下那么大决心?在那个年代一把投3亿美金，在中国投资行业里面没有听到过。 张磊：2009、2010年的时候，一个项目在早期时候投3亿美元，这种情况确实是比较少。实话说，老刘找我投资的时候也没想要3亿美元。他融资的时候是说一个非常小的数字(腾讯科技注：刘强东提出要融资7500万美元)。我们算了一个账，当时感觉，这个生意如果不砸钱是看不出来行不行的。 我就跟他说，要么不投，要投我们就投3亿美元。要投就要有这个机会，我们也非常地坚持。最后这个账算完后，他们同意了，那一轮总共是3亿美元，主要是我们投的，有一点点别人投的。 京东是拿了你3亿美金以后,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影响了它未来的打法，它未来做事的节奏? 张磊：我觉得是敢于更好地表达自己。以前很多人有很多想法，但是都羞羞涩涩地表达自己，或者说局限地表达自己。我觉得作为资本家，我们做的事实际上是有时候觉得挺惭愧的，其实我们没做什么事，老说自己是投资，但我们的增值一直很有限的。 我对增值的定义主要有两点： 第一，先别帮倒忙。怎么做这一点呢? 主要是怎么解决掉多一些的利益风险。怎么让这帮人做到大家利益都一致，想法都一致，别都搞短期的，给创始人一点机会把自己最真实、最有追求、最有想法的那一面怎么能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花大量精力就来干这件事。 我相信老刘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想法来做事情。我们一起投京东的股东，都是非常长期、非常有理想的投资人，不管是在我之前还是之后的跟我们一起投的股东，我们大家都有理想，给了我们一个更好表现自己的机会。 第二，我投资的很多公司都坚持公司去做公司的控制人，要做对控制权的设计。 我认为创业一定是要冒风险的，如果他觉得冒风险是有代价的，或者老有人在董事会看着他，他就不敢去冒风险。 早期创业的过程中这个永恒不变的游戏就是变化本身。那么，创业者最大的风险是不变，他不去冒风险实际上是股东在冒最大的风险。所以，我们做的所有的事就是让他去冒他应该冒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让创始人去设计对公司的控制权。大家知道最终不管你决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这是我们的理念。 红杉资本董事长迈克尔·莫里茨最近发表了一个评论。他说美国的科技行业已经进入了泡沫阶段，而且泡沫也许很快就会破掉，张总你觉得呢? 张磊：估值过高(overpay)如果是一两年或者三五年，我觉得是可以的。我觉得不好的是估值过高的泡沫气氛使大家做了一些更短期的事，或者是更多地怕自己overpay 100%，公司归零了，这是overpay最害怕的一个泡沫状况。 最核心就是不怕投贵的，最主要的是选对公司，选错公司就是什么都没了，0跟1的区别，我也相当认可这个理念。这几年互联网并购相当活跃。去年，我有幸和张总合作促成了京东和腾讯的战略合作，是一个特别好的双赢的并购交易。今年滴滴、快的合并，张总也是滴滴的股东。从投资角度来说，你是怎么看这个并购的趋势？ 张磊：这个是必然的趋势。并购不并购还是要看是不是在创造价值。你已经明显看到在烧钱的过程中已经不再创造任何新的价值了，那并购就很好。 目前为止，互联网最大的并购应该是腾讯对京东的战略投资。当时我们天天讨论这个话题，讨论了很长时间，并购的过程也很长。仔细想来，这是一个三赢的并购。 我记得当时我对Pony(腾讯公司董事局主席马化腾)、Martin(腾讯公司总裁刘炽平)说，我是腾讯十年的股东，我们买了腾讯股票不卖一直放在在手里。 我对Pony说，你做了易迅，有一个单词你可能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单词就叫“库存”。 腾讯做了十几年的公司，卖的所有东西都是虚拟商品，从来没有卖过一个东西，突然就要做电商，有一百多亿，怎么也得几十亿库存吧。生意越搞越大，库存会越来越多的。 对刘强东而言，我当时说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移动趋势，PC正在往移动互联网走。当时，百度还没有并购91无线，但我们从资本上已经能够看到很大的趋势。很明显，京东是没有这个基因的。 就着库存和移动这两个关键词，两个能被说服的管理层，表面上不是非常像的两个公司，一个是零售基因的公司，一个是互联网产品基因的公司，双方能坐到一块儿来讨论，能够坐到一起讨论库存和移动的核心问题。 所以今天如果谈和谁并购的话，一种情形是要看谁能够一起整合你的产业链，谁能跟你一起创造价值，是否能一起带回来互换有无，一个更新的东西。 可以谈并购的另外一种情形是把自己所烧的钱减少，像滴滴快的两家公司。滴滴快的并购了以后，能够把烧的钱减少，把钱重新投到更好的，可以创造有区分的产品中。 我觉得这两个并购都是很经典的创造价值的并购，这是趋势。在这个层面上，华兴资本也大有可为。 作为投资人在并购这件事情上怎么能够扮演一个更加活跃，或者更加有影响力的一个角色? 张磊：我觉得我们的原则是这样的，我们的原则是永远做企业家的朋友，做他们的创业合伙人。像高瓴资本这样的机构，天天有无数的研究，有无数的想法，你不让我研究不让我说话怎么行呢，我们一定要跟企业家说我们的想法。 但是，有的是我们推动了并购，有的可能企业家不愿意，或者说我不感兴趣，各种情况都有。 我这个人就喜欢打仗，我就一定要打到最后一滴血。不管最后是不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尽到最大的努力，把观点说到位，不管企业家最后决定做什么，我们都支持。 作为资本家一定要看清自己的位置，我们能做的是有限的，尤其是当时可能我们研究做得很好，我们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但有可能这个东西我看错了，或者有些东西有没有理解对。我觉得不如把这个概念给企业家。 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尤其需要重新用够开放的眼光看，除了跟投资人的观点，我觉得多找一些没有利益冲突的第三方来考量这些问题。这两年我觉得，大家都多一点感恩的思想，多一点同理心。 在跟资本结合的过程当中，能不能给我们年轻的创业者两个你认为最重要的建议? 张磊：就是朱元璋的一套吧。广积粮、深挖墙、缓称王。没必要还在做A轮的时候就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有多牛逼了，或者我要做成怎么样怎么样。 “深挖墙”我指的是巴菲特所指的护城河理论。就是不断地重新去想，你的护城河在哪里，你每天早上起来多做一天的工作，是不是在增加你的护城河，还是在减小消耗你的护城河，每天都问自己这个问题，before you go to work, ask yourself。 在寻找投资上，越来越多的投资方都有自己的网络，有很多的资源，在过程中要充分释放一些财务投资，效益财务投资和战略投资的结合。 另一个是创业选择方向，创业选择的早期方向不能选择太复杂的，要重点突破，在重点突破证明自己的过程中再不断去扩展自己的选择方向的复杂性。 张总你怎么看A股市场，最近A股市场一个很明显的迹象是，互联网公司，新经济公司，在美国的市值可能是A股的1/3、1/4，甚至1/5。这里面有没有一定的理论根据?还是A股市场的一个供求关系决定的? 张磊：高瓴资本在A股市场大概有将近50亿美元的投资，我们对于A股市场的理解我觉得有几点： 第一，A股市场有它自己的逻辑，我也能看到有的创业者去利用这个泡沫，利用A股的逻辑去赚钱的，向他们表示恭喜。 但是公司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基本面，自己能够创造什么样的价值? 先不要问资本市场给你什么价值，你能多创造出来什么价值，而且这个创造价值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去打造自己。我觉得A股这种气氛就是有的人做得好，是非常适合他，因为他把资本市场做成创造价值的一个动态利益链。 但是对多数创业者来讲，有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娱乐消遣，不断去盯着我怎么能够去赚这笔泡沫的钱，所以我肯定要问自己，这是不是属于你自己的那盘菜。 A股市场最近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理论。华泰最近出了一个报告，在承认上市公司存在泡沫的前提下，股市给你泡沫，你拿这个泡沫可以去买有价值的资产，所以上市公司你就应该把这个泡沫去换一个实在资产，你是怎么看这个事儿的? 张磊：央行行长周小川上次也说，资本市场好也是促进实体经济。从这个角度来讲，把资本市场A股推倒重来是不可能的，通过腾笼换鸟是有这个价值的，但问题是这个成本有多大，会不会在这个腾笼换鸟过程中鸟飞了笼子在。在这个氛围中是不是能带来适合的创业者，我们拭目以待。 我对A股市场还是非常乐观的。另外，我觉得咱们这个长期做海外投资和基本面投资，觉得对A股的投资者要充满同理心、同情心，这么大一个资本市场，先搞起来，把气氛烘托起来，对国家创新是好事。文章选自腾讯科技，2015年4月10日
2015年4月15日 -
CCG主任王辉耀担任国际移民组织（IOM）顾问理事会理事
最近，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博士应邀成为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机构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rganization, IOM） 顾问理事会理事。IOM顾问理事会是IOM最高端的顾问和咨询理事会，专门针对当前全球移民趋势与现状为IOM决策层提供独立的、客观的咨询建议。 IOM是国际上最权威的有关国际移民和人才流动的组织，有157个成员国和10个观察员国参加。IOM国际顾问理事会仅有10人组成。同时获聘担任IOM 国际顾问理事会的国际知名专家包括部分国家前首脑、重要政要，联合国前官员和世界著名高校的权威专家。王辉耀博士是IOM国际顾问理事会中唯一来自中国的人选，也是国内少有的在知名国际组织中担任国际高级顾问职务的中国专家。其他理事会专家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彼得·萨瑟兰，牛津大学马丁学院院长伊恩·高登，菲律宾内阁秘书长伊梅尔达·尼古拉斯，吉尔吉斯坦共和国前总统萝扎·奥通巴耶娃，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联合创始人凯瑟琳·纽兰，孟加拉国外交部长沙德希·哈克，荷兰亲王康斯坦丁·冯·奥兰治-拿照·冯·阿姆斯伯格殿下，国际天主教移民委员会政策部主席约翰·宾汉姆等国际知名人士。
2015年4月14日 -
CCG智库圆桌会（一）：跨国公司发展新阶段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速，中国企业加入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的行列。越来越多全球市场的出现促使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变，这一变化在过去20年中更加明显，这一转变主要包括企业发展全球化、公司管制结构全球化、企业责任理念全球化这三大变化。通过学习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的转型过程，有助于支持中国企业提升自身全球化程度与全球竞争力，迅速成长有竞争力的全球公司。 2015年4月13日下午，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CCG智库圆桌会：跨国公司发展新阶段在CCG总部会议室举行。本期CCG智库圆桌会特邀请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王志乐教授主讲。王志乐教授为著名研究世界近现代历史的经济学家，自1993年以来，先后完成了德国、日本、韩国、美国和新加坡企业在华投资研究，将跨国公司作为研究重点，迄今共访问调查80 余家著名跨国公司在华代表机构，包括50余家跨国公司国外总部、香港地区总部以及它们400余家在华投资企业。在此基础上，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全球化、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竞争、跨国公司的战略管理、国家经济安全、自主创新、外资企业等问题的论文与著作。 圆桌会上，王志乐教授分享了近年来的研究心得和最新出版的著作《全球公司跨国公司发展新阶段 》。王教授提出，市场全球化带动价值链的全球布局，跨国公司走向全球公司的新阶段，在全球吸纳资源与配置，实现市场营销、组装制造、研发设计的全球化，从而构建全球价值链。同时，全球公司责任文化发展也步入全球责任的新阶段，在法规、规制、规范方面实现其全球的责任文化。 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何茂春教授等研讨嘉宾共同探讨了中国企业与全球公司的话题。 本次圆桌会讨论内容将整理成建言献策递交国际有关部门，并收录进《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报告2015》蓝皮书。 CCG智库圆桌会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系列圆桌活动，针对人才国际化、企业国际化、慈善研究、国际问题等话题，汇集政策制定者、学者、CCG理事、相关产业精英等召开的经常性的圆桌研讨会。 主讲嘉宾：王志乐，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王志乐，著名研究世界近现代历史的经济学家。现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兼任国家产业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经贸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主讲嘉宾介绍：王辉耀，CCG主任 主持人：孙玉红，CCG副主任兼秘书长 点评嘉宾：（按姓氏音序排序） 何茂春，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研讨嘉宾：（按姓氏音序排序）陈伟，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主任科员、龙永图秘书陈新华，挪威石油中国区总裁黄智虎，商务部办公厅处长彭德智，美国史带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陶景洲，CCG常务理事、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魏彩虹，美世大中华区合伙人、哈佛大学博士赵斌，CCG常务理事、高通无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全球副总裁刘洪川，世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世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洪川 挪威石油中国区总裁陈新华 CCG常务理事、高通无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全球副总裁赵斌 美国史带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彭德智 商务部办公厅处长黄智虎美世大中华区合伙人、哈佛大学博士魏彩虹CCG常务理事、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主任科员、龙永图秘书陈伟参会嘉宾：（按姓氏音序排序）来维涛，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国际部项目经理吕云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孙丽霞，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策划总监王辰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国际部项目经理王海潮，北京租赁协会副会长、乔治海茵茨飞机制造集团副总裁王智慧，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项目办公室主任项妮，中国航天工业科学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杨成凡，北京哈德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美国HEC公司CEO总裁余开阔，阜新华通海外事业部总经理张梅，中国投资杂志媒体协办： 中国网
2015年4月14日 -
沈南鹏：选准人比选准商业模式更重要
很高兴与各位职场精英以及创业者分享我的一篇随笔。这篇文章聚焦于一点——“风投最重要的是投人”。如何理解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投资一家企业时，企业的一把手、团队和商业模式，哪一个最重要？ 在我看来，初创期的公司，业务变化快，第二年和第一年模式就可能差别很大。所以我除了关注商业模式的创新与差异，更多关注的是人。VC和PE有所不同，前者关注人多些，后者较多关注商业模式。然而，作为一个真正优秀的选手，他一定会规避狭窄赛道、选择光明正道，这也反映了他的判断力。所以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人。 对于一个创业企业而言，企业家能力与企业家精神都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品质。一是要走正道，做一件对社会长期有价值的事情。一个有长期有抱负的企业，在具体执行上会反映出来。二是出于什么动机创业很重要。有些“创业者”仅仅为了盼着上市、赚钱而创业，但是我们更欣赏的创业动机是希望创造一种产品和服务满足某种需求，解决某个问题，其动力源自好奇心和使命感。判断创业者、企业家时不仅要看能力，看技巧，还要看TA是否具备正能量。 如果在企业家能力和企业家精神之间做选择，我认为企业家精神最重要，其次才是企业家能力。只有企业家精神才能保证方向正确和正能量；只有企业家精神才能让企业家能力得到正确发挥，否则才能就可能被滥用。 那么如何考察和评估“一把手”的企业家才能呢？我觉得因行业而异。互联网行业需要极强的对产品的感悟和对用户体验的把握；医疗行业可能需要领先的研发能力；媒体行业更需要创意能力和营销能力。 当然，在企业初创期，每个“一把手”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木桶理论说的是不能有短板，但我更认可反木桶理论，初创期企业往往是反木桶理论起作用。不管“一把手”还是团队，不可能什么都强。与其全才，不如专才。每个早期企业都需要独门的杀手锏才能脱颖而出。即便队员能力都不错，但没有巨大亮点，作为初创期企业反而可能没有机会。“一把手”要有独门武功，这独门武功因行业而异。 对于企业家而言，在多变的环境中如何保持企业发展是一个恒久探讨的话题。今天，优秀企业的成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二十多年前，尤其在互联网这样的新兴行业。在高速成长的环境中，市场的参与者需要把心态放得更加平和，更加长远；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关注自身发展过程中资本效率的最大化；需要静下心来做一个长远的规划，根据自己对市场独特的理解和解读，利用自身优势创造一个适合市场的独特产品，不要因为过度竞争，乱了自己的阵脚。 同时，企业家要时时提防：今天的产品很成功，但明天这一商业模式就可能会消亡。比如PC互联网时代的很多优秀商业模式，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不转型就落后或被淘汰的例子不少, 这是优胜略汰的自然法则，也是敦促企业家不断创新进步的警钟。 事实上，运营一个基金和运营一个企业是一样的，核心竞争力是其团队文化和“产品能力”。“产品能力”对投资公司而言就是对商业项目的判断力，这个判断力是理念问题，也是技术问题。任何一个商业项目背后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在运作，商业项目的理念判断就是对企业家精神的判断；技术问题则是专业化问题，专业化问题和行业密切相关。太多人把投资看作是纯粹金融行业，这就错了。对金融资本市场的理解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对行业的洞察力，也就是投资者对所关注行业的理解和判断。专业人士转变成投资者不易，但从资本人士转变成专业投资者更难。红杉一直以来都强调团队理念的统一以及专业化。 互联网时代使中国企业家群体迅速年轻化。年轻一代企业家有他们一些独特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他们无疑是未来经济的主力军，有些现在就已经扮演了商业领袖的角色。对于年轻创业群体而言，他们尤其需要各方面的支持。首先是有资源的资本支持；过去十多年里，几乎每一家大型创业上市公司后面都有VC和PE的身影。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越来越有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这对年轻企业家的信心塑造有显著帮助。 我相信，中国创业者的舞台将不仅在中国，更是在全世界。文章选自《亚布力观点》
2015年4月10日 -
【光明日报】人才流动引动中国“移民红利”
转载自《光明日报》2015年4月8日，作者：王辉耀、苗绿2015中国国际移民报告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人才跨国流动的趋势已不可逆转，"移民红利"在科技和经济领域的表现也越来越突出，各个国家都更加重视移民人才，改革移民制度已经成为国际人才竞争的重要方式。 就中国移民情况来看，中国国际移民分布于世界各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发达国家、日本成为近年来我国海外移民集中的重要目的地。2013-2014年，我国国际移民状况呈现新特点--海外移民数量平稳增长，来华移民稳步增加，中国成为最受欢迎的移民目的国之一。如何在世界各国对移民人才的"争夺战"中掌握主动权？怎样更好地开发"移民红利",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移民体系，吸引国际人才来华发展？本报告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建议。全球移民总体特点 全球移民数量持续增长，经济危机刺激移民流动 联合国国际移民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有2.32亿人口移民海外，而在1990年、2000年和2010年该数据分别是1.55亿、1.78亿、2.14亿。在2.32亿移民人口中，74%为20岁至64岁工作年龄段的移民。居住在发达国家的移民总数为1.36亿，占总数的58.6%. 亚洲人成为国际移民的最大群体，共有3800万亚洲人生活在其他洲。其中，约有1900万亚洲人生活在欧洲，1600万亚洲人生活在北美洲，300万亚洲人生活在大洋洲。而出生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海外移民构成了国际移民的第二大群体。他们大部分生活在北美洲，总数达2600万。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移民流动影响深远。2010年以后，国际移民年均增量为600万人，较2000-2010年的年均增量多了240万。 在遭受经济重创的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移民迁出，2010-2012年移民迁出量分别为60372人、94586人、222928人。而经济状况较好的国家如德国、英国，则吸引了更多的外来移民，移民迁入数量分别为744150人、643808人。 发达国家遍享"移民红利" 国际移民对移入国的经济贡献非常突出。20世纪90年代，移民对新加坡GDP增长的贡献率一度超过40%.在美国，移民已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其获得的创新专利量占据了总量的1/3.在美国的7大顶级癌症研究中心中，42%的研究人员出生于外国。在教育领域，2011年，美国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中，国际学生占71%;2011年，美国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国际学生占65%.在美国科学与工程领域拥有博士学位的就业者中，外国人比例从1993年的23%增至2010年的42%. 移民创业发挥了经济加速器和科技加速器的双重作用。在美国，移民创建了占总量1/4的高科技公司。美国市值前50名的上市公司中，有近一半是移民创建或共同创建的。在硅谷，36.4%的人口出生于国外，1/3的初创企业是印度裔美国人创立。据英国《英中时报》报道，每七家英国企业中就有一家属于移民企业家。来自155个国家的海外移民在英国创办了企业，创业者人数接近50万。中国国际移民现状 中国向主要发达国家移民人数基本保持稳定 世界各地华侨华人总数约为6000万人，中国国际移民群体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外移民群体。中国移民主要目的地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国。2013年，获得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的中国人分别为71798人、34000人、27334人。 中国是美国永久居留移民第二大来源国。美国是中国海外移民首选的移民目的国。2000-2013年，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的中国大陆人口约为90.3万人。 中国是加拿大永久居民最大来源国之一。2013年，近34000名中国人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2001年到2011年间，在加拿大，出生于中国的移民人数增长了63.9%,由2001年的332825人增长至545535人。 中国是澳大利亚除技术移民外其他各移民类别的最大来源国。过去10多年，中国移民澳大利亚的人数一直在稳步上升。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投资移民来源国、国际学生来源国、商务交流来源国、国际游客来源国和第二大技术移民来源国。2013-2014年，澳大利亚共颁发了19万个永久居留签证，其中14.4%为中国人所持有。 中国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的人数连续两年递减 近两年中国大陆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的人数呈递减趋势。2011年取得永久居留权的人数为87016人，2012年减少为81784人，2013年比2012年减少9986人，降幅为12.2%.2013年，来自中国大陆的通过职业技能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数为20245人，占年度永久居留权总数的28.2%,比上一年度增加2041人，比重提高了4.9%. 美国对移民的吸引力呈现减弱现象。据美国财政部数据，2013年放弃公民身份的美国人或缴回绿卡的长期居民人数达到2999人，创历史新高。其中，华裔人数占比约为6%. 来华移民成新热点，中国开始成为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国 来华逐梦已成为国际移民潮的新趋势。据联合国估计，2013年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外籍人士为84.85万人，近十年年均增长率为3.9%,比1990-2000年的3.0%有所提高。英国汇丰集团2014年10月公布的《外派人员调查报告2014》显示，在"最吸引外籍人士居住的国家或地区"排名中，中国总体排名位列第三，仅次于瑞士和新加坡。 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较低的生活成本，是中国成为移民目的国的重要加分项。在一项对外籍人士的调查中，中国在经济状况指标上排名第一；在对当地经济满意度的调查中，中国名列前五。调查发现，从薪酬收入来看，亚洲是最受外籍人士欢迎的地区，居住于此的年薪超过25万美元的外籍人士比例接近欧洲的三倍。中国是亚洲地区最受外籍人士青睐的国家，在中国的外籍人士年薪超过25万美元的概率是全球平均值的四倍多。 中国吸引归国人才、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政策成效明显 2014年，我国有45.98万留学人员回国，同比增长11.09%.2013年入选"千人计划"者达4183人，同比增加861人。自2004年中国实施绿卡制度至2013年，获得绿卡人数达到7356人。 2011年中国政府启动实施"外专千人计划"以来，有242名外国专家享受有关政策和待遇在华工作，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江苏、湖北、浙江等发达地区。"外专千人计划"专家在出入境、居留、医疗、保险、住房、税收、薪酬等方面的保障政策正在逐步落实。 出入境便利化进程有了质的飞跃 十八大以后，在我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积极推动下，我国公民出境签证便利化速度明显加快。截至2014年12月，有93个国家与中国签订了免签协议，其中十八大以来生效的有21个；中国已与39个国家签订简化签证手续协定，协定数量达53个。截至2014年9月，给予我国公民落地签证待遇的国家和地区有36个，可免签入境的国家和地区有8个。中国护照"含金量"有了明显提高。 2014年APEC会议期间，中美双方给予对方公民最长十年有效期的多次往返签证，这一措施获得广泛好评。随着中国公民往来美国便利性增强，移民美国的吸引力开始下降。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我国人才和资金流向美国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同时，这一措施也有助于促进美国学生来华交流学习。目前，加拿大、日本等国纷纷出台措施延长我国签证有效期、缩短签证办理时间。中国国际移民展望 海外侨胞助力"一带一路" 从历史上中国移民的走向来看，"一带一路"正是华人走向世界的"路线图".两千多年前，中国人从长安出发经中亚走向欧洲，走出了"陆上丝绸之路";从东南沿海冲破重重巨浪"下南洋、走西洋",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据统计，目前居住在东南亚的华侨华人约占海外6000万华侨华人的2/3,主要集中在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而这些国家正是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力量。同时，改革开放后走出国门的934万国际移民中，大部分居住在北美和欧洲。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推进，中亚和非洲的中国移民也在增加，他们已成为加强中欧、中非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将会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华侨华人从业更加多元，经济科技实力有了很大提升，逐步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政治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这部分人才既是国家"硬实力"的载体，积极承担投资经商、创新创业等经济活动；也是国家"软实力"的载体，无形中传承和传播着中华文化。他们在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引导外资进入、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推动中外科技文化交流、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离不开国际人才的支撑，而沿线国家的华侨华人对推进"一带一路"具有天然优势。中国应该积极发挥这一群体的作用，鼓励并积极创造条件让他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同时，应以更开放的态度开辟相应途径，维护海外侨胞的合法利益，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祖国的关心和帮助，从而更自觉地为祖国作出贡献。 移民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 随着中国高净值（即资产净值较高）国际移民在全球配置资产渐成趋势，相关金融机构也加速了海外布局的步伐，为该群体进行海外投资和资产配置服务。大量高净值移民向海外流动，客观上带动了国内金融机构及地产公司等资产配置机构的全球化，也为这些机构国际化提供了人才支撑。反过来，金融机构和地产公司国际化，也会促使当地的金融服务、地产业务更加具有中国元素，为当地中国移民带来便利。 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发布的"外国客户在美置业报告"显示，从2013年3月至2014年3月，中国人共计花费220亿美元在美国买房，环比增长72%,超过其他所有外国客户群体。伴随着中国移民的大规模涌入，美国、英国地产正在复苏，国内房地产公司也开始涉足国际地产。2013年，复星集团以6450万英镑收购伦敦金融城Lloyds Chambers办公楼；当年10月，又以7.25亿美元收购位于美国纽约的大通曼哈顿银行总部大楼。2014年9月，复星地产收购了日本IDERA资产管理公司，间接收购了日本东京天王洲花旗银行中心。 中国投资移民通常是"移民不移居",其资本和移民身份存在较大风险，因此，投资移民的业务和事业依然在国内，即使获得了移民身份，也没有放弃中国国籍。他们的移民身份有利于其经营跨国业务，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经贸的国际化。同时，当前新移民的知识水平较高，在讲好中国故事、重塑中国移民国际形象等方面发挥了正向作用。 释放"移民红利"的时代逐渐开启 研究发现，移民占发达国家总人口的比例大多超过10%,如美国为14.3%,加拿大为20.7%,英国为12.4%,德国为11.9%,澳大利亚为27.7%,新加坡为42.9%.但是，我国外籍人才的比例仍然较低。据联合国估计，2013年居住在我国境内的外籍人员共约84.85万人，占我国人口的0.06%,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10.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2%,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6%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2%. 外国高层次人才可以在科研、教育、产业创新等各个领域发挥积极作用。过去30年，我国依靠破除限制国内人口流动的户籍、身份等障碍，收获了国内2亿多城乡人口流动的红利。随着我国越来越成为具有国际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国，应该进一步开放国际人才流动，开发世界"移民红利",从而推动未来发展。 积极探索技术移民事业，加强引进国外智力 我国应加大引进国外智力力度，积极探索技术移民事业。首先，应认真规划技术移民工作格局，健全技术移民管理体制，推动政府部门技术移民治理法治化和服务化。其次，应尽快推进技术移民立法工作。世界范围内的技术移民立法源于20世纪20年代，最近十多年，英国、新加坡、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纷纷推出自己的技术移民法。中国必须在世界各国的移民法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为引进国外智力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作者分别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执行秘书长）
2015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