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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国好声音真正走进非洲
转载自《国际商报》 第8214期第A7版，2015年4月7日。 事实表明，目前西方部分主流媒体对中国在非洲投资的误解并没有消除。在非洲加强对外经贸合作的情况下，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在非投资，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利益交叉甚至竞争触碰。西方部分媒体极有可能延续其对中国不全面客观的“传统”，放大对中国在非洲投资的误解，给中国对非投资增加麻烦。为更好地推动中国企业在非投资，减少西方媒体不客观报道导致的负面影响，把握在非投资主动权，中国一方面应努力规范企业行为，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另一方面有必要加强与非洲媒体的合作，扩大在非宣传，占领舆论制高点，为中资企业在非投资保驾护航。非洲投资环境出现新变化 非洲自然资源丰富，已探明的矿产资源种类繁多且储量巨大，拥有全球探明石油储量的10%、天然气探明储量的8%以及54%的黄金储量。同时，当地许多矿物的储量位居世界前列，仅南非拥有的铀矿储量就占全球的88%。作为拥有3032万平方公里土地、10亿多人口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大洲，非洲吸引了欧洲、亚洲、美洲等众多国家与地区投资者的关注。目前，非洲的投资环境已呈现新的变化。 非洲国家开始注重长期可持续发展。目前，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意识到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与枯竭资源为代价。南非、纳米比亚等国已开始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大环境资源保护力度，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南非启动了清洁发展机制，将太阳能发电、生物柴油、垃圾发电等作为重要产业给予扶持；赞比亚等国把环境保护列为发展脱贫政策的重要内容；纳米比亚将环保政策写入了宪法；卢旺达等国甚至推出了禁用塑料包装袋的政策，足见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同时，一些非洲国家还通过调节税收和市场机制来保护森林等生态系统。 各经济主体对非投资格局呈现新变化。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4年6月底发布的《2014全球投资报告》显示，2013年，非洲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为57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欧盟。随着欧债危机不利影响的消除，欧盟在近年内还将保持对非最大投资方的地位。美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额较低，不到欧盟对非投资金额的1/3，但由于美国已将经贸合作作为美非关系的重点，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内，美对非投资有望迅速增长。以中国、俄罗斯为代表的金砖国家对非直接投资流量相对较低，但在未来几年也将出现迅猛增长。 各国引资分化加剧，非洲部分国家潜藏社会与政治不稳定风险。据《金融时报》统计，2013年，非洲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5个国家分别为莫桑比克（60亿美元）、尼日利亚（58亿美元）、南非（55.2亿美元）、埃塞俄比亚（45亿美元）、阿尔及利亚（43亿美元）。其中，尼日利亚与阿尔及利亚等国吸引外资额连续数年位居非洲国家前列。利比亚、摩洛哥与突尼斯等北非国家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因素使其经济不堪重负，在这些国家的投资风险较高。此外，因多数非洲国家国内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巨大，影响外资安全的公共事件发生的几率较高。中国对非投资迈入新阶段 非洲土地辽阔，人口众多，与中国的投资合作互补性强、潜力巨大。据中国商务部《2012年对外投资公报》，在我国对外投资中，非洲占比并不高，仅为4.1％。2014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非洲访问时表示，到2020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要达到1000亿美元。而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在非洲投资存量仅为250多亿美元。也就是说要实现2020年对非投资达到1000亿美元的目标，2014年～2020年，中国年均对非投资流量须达到107亿美元。但据商务部的统计，2012年，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流量总额仅为25.17亿美元，离实现直接投资存量1000亿美元的目标有较大距离。可以预计，接下来的几年，除传统的能源资源领域的投资合作外，中国必将在非洲拓展其他产业领域的合作，中国对非投资将进入新阶段。 美国于2014年8月初在华盛顿召集美非峰会，推动美非经贸合作成为美国政府的重要计划，仅在美非峰会期间，就促成了包括通用电气在内的行业巨头与非洲国家签署了一系列投资协议。据境外媒体报道，此次美非峰会已带动美国370亿美元的对非投资。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美对非投资必将迅速增长。中美在非投资的扩张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交叉，尤其是在能源资源等领域，有可能出现利益竞争触碰并影响中国企业在非投资。媒体传播呈“西强我弱”态势 西方媒体对中国在非投资存在较深的误解。中国开展的对非援助及投资，对受援国基础设施的完善、东道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民生改善等均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过去非洲国家长期是欧洲主要国家的殖民地，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又存在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不少欧洲国家机构与研究人员对中国的非洲政策存在误解。西方媒体也无视中国投资给非洲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标榜“环保”“民主”，曲解中国的投资行为，指责中国对非援助“别有用心”。未来随着中国在非洲投资的增长，当中国与西方国家在非洲出现投资利益交叉碰撞时，西方媒体对中国在非投资的负面解读也会增多。此种解读通过非洲本土媒体的转载传递，或将对中国在非投资产生不良影响。 非洲当地媒体受西方媒体影响较大。广播、模拟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形态是目前非洲各国主要的传播方式。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非洲各国的媒体发展水平不一，不同国家媒体发展水平差距巨大，同一国家不同媒体间的影响力也千差万别。总体看，由于长期受欧洲殖民统治，非洲国家对西方的文化和思维方式更为熟悉，在自身编采能力不强、稿源有限的情况下，非洲本土媒体常常直接采用西方媒体的稿件，包括西方媒体对中国在非投资的负面报道稿件。同时，个别中国企业急功近利，对非投资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欠缺；有的企业在合规经营上要求不严格，有的企业甚至涉及当地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个别企业的问题引起西方媒体及非洲本土媒体的关注，导致个别事件被放大，给中国企业在非整体形象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出现当地居民和中国企业之间的暴力冲突事件。 中国媒体在非业务拓展滞后，未能及时回应针对中国企业的不实报道。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台近十几年来积极在非洲建立站台拓展业务，推动中国与非洲媒体的交流与合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总体看，中国与非洲媒体间的整体合作水平还较为滞后。其外部原因是非洲各国宗教文化发展状况复杂，语言以及思维方式的影响使非洲不容易接受东方文化宣传的影响；内部原因是中国在非洲较重视单向宣传，突出正面强盛元素的报道，注重从上而下的强力影响，偏重对政府及媒体高层开展媒体交流交往，而非洲多数国家受西方国家影响，呈较为松散开放的政治社会结构形态，这使得中国媒体的声音在非洲普通民众中的影响较小，中国媒体的报道在非洲媒体上的转载比例也较低。同时，在涉及中国企业在非投资的舆论事件中，中国媒体对不实报道与负面报道的辟谣回应不及时，导致部分非洲国家民众对中国在非投资好感度降低，有的甚至已影响到中国在非投资项目的持续开展。加强媒体合作促进投资发展 可见，目前中国媒体在非拓展不应只注重建立站点、让国人了解非洲，也应重视传播中国信息，让非洲了解中国，让中国媒体正面传播内容在非洲更多落地，并改变在非洲舆论竞争“西强我弱”的态势。 成立非洲媒体发展基金，对非洲部分媒体进行援助。非洲大多数国家经济实力弱小，多数国家国有媒体存在资金与人员不足的问题，为支持援助非洲此类媒体发展，建议成立一只专门针对非洲媒体的发展基金，对其进行援助，增强其报道力与影响力，并为促进中非合作作出应有的媒体贡献。 成立中国企业在非文化传播基金，集中进行推广宣传。联合中国在非投资的各类企业，成立中国企业文化传播基金，制定统一的公关及广告投放策略，加强对中国企业的正面形象宣传，以广告合作为纽带，深化企业与非洲重要媒体的合作，为中国企业在非形象宣传提供支持。 鼓励网络及新兴媒体到非洲布局发展。目前非洲媒体以广播、电视及报刊等传统媒体形式为主，但随着非洲与外界连结光缆的增多，非洲的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用户将不断增加，非洲的信息传播方式将顺应时代的发展。中国应鼓励有实力的互联网公司及新兴媒体企业到非洲投资布局，提升中国在非洲新媒体领域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鼓励中国媒体或企业投资收购非洲有影响的私营媒体。非洲各国媒体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有的国家媒体较少，其影响力有限，有的国家媒体机构众多，国有与私营媒体机构并存。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非洲国家，应鼓励中国媒体或企业对这些国家的私营媒体机构进行投资，以参股或控股方式加强与非洲国家媒体间的合作，扩大影响力。 改变对非媒体传播策略，加大对非洲普通民众的影响。中国偏重对非洲政府及媒体高层开展交流交往，过分倚重正面报道，这种策略在短期内容易见效，但却阻隔了与当地民众的距离，无法建立起媒体和当地民间与社区的有效互动。同时，还应重视对中国在非投资负面报道的及时回应。 加强媒体交流与合作。通过媒体交流、人员培训、经验分享、学术研讨等措施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媒体合作，改变非洲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对中国的认识。转载自《国际商报》 第8214期第A7版，2015年4月7日。
2015年4月9日 -
徐小平：远离创业的3个死亡陷阱
理事简介徐小平，真格基金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整个春节我一直在读彼得蒂尔的《从0到1》这本书，收获无穷。这本书对于中国的创业者意味着什么？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受益和启迪，怎么帮助我们更好的做创业？ 我先讲讲第一个问题，这个里面有很多精彩的观点，第一个问题对我来说震撼最大的就是企业的基础。彼得蒂尔说一个基础不好的企业，是绝对没有希望的。一个基础不好的企业，往往人们会花最多的时间去拯救他们，而这样的企业实际上是最不行的，但问题什么是一个企业的基础？这一点我们在整个投资实践中，包括我本人创业实践，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我想重点讲讲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第一个万丈高楼从何起？这就是创业的基础，这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而这样的问题在整个中国的创业群体里面，包括最聪明的人，简历最闪光的，或者经验最强大的这些人当中，依然有非常可笑、可悲的、愚蠢的错误，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创业者一开始只能做一个产品，一个方向，这是整个创业的一个天条。 我想讲什么呢？就在十天前，就是在2014年2月15号、16号这两、三天之内发生的事情，我们所遇到中国创业者如何的满怀激情奔向崩溃，满怀梦想的去寻找悲伤，这样几个故事。由此说出来企业创业的基础是什么？第一个故事在15号，也就是12天前，15号晚上晚上11点钟，你想想都快要过年了，我16号回江苏老家，我陪我九十多岁的老父亲过年。这个晚上11点我见一个人，一个非常有名的人，我当然不能说是谁。他得到了好几个投资人给他签名，带着团队来找我，说徐老师我就想让你投，我当时跟他聊的时候，其实有点内疚，因为我想我怎么显示出我的价值来？已经那么多人给他钱了，我想投他，而且我还想拿到一个便宜的价格。所以我在想我对他有什么意义？我听他讲了一开始的构想以后，我就立刻意识到他的公司一定做不成。因为他想做一个消费者的品牌，三个人的团队怎么一开始做两个品牌，做两个品牌的目的是什么？说当一个品牌跨了以后，我就可以做第二个品牌给顶上去。那么第二个品牌怎么保证它不出差错？不出问题？你怎么确保第二个品牌，副品牌比主品牌还强大呢？一个创业者一开始只能做一个产品，一个方向，这是整个创业的一个天条。但是像这样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团队和项目，如果这样走的话肯定不行。然后我说这样，我找你，来投你并且拿一个折扣的理由了，废除所有的其它想法，就做好你目前做的事。当然他们整个团队就恍然大悟，觉得原来的想法是非常愚蠢的，但是这可能听上去是一个常识，然而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天天发生这样的事。如果你一开始就把主权让出去，再伟大的企业根本就做不下去第二个故事，第二天早晨，2月16号早晨7点钟，我去一个酒店见另外一个人，他也是非常有名的，从大学里出来的，他也是拿到好几个项目，很多人给他钱。他跟我说要一千万美金，我说你给多少股份？我很紧张。他说顶多给60%，我听了以后又觉得我有价值了，我又可以跟他去砍价，显示出我的意义了。我说一千万美元60%对不对？我给你一百万美元拿你六个点，然后这六个点你把团队招好，把办公室租起来，把你的产品，至少蓝图要做出来，显示出你这个产品的样子，这个时候我再帮你融资，以你的声望，以你的团队强大的经验，我说这个时候可能一千万美元能拿到20%，甚至更少。因为你一开始你用不了一千万美元，如果你一开始就把主权让出去，60%给出去，再伟大的企业根本就做不下去，这是第二个故事。 第三个故事更加悲伤。过年前整个一两个礼拜之内，有五个特别牛的人，都是中国前三名的名校毕业的人。创业者一开始，有一个产品，高科技，真的非常棒，我见了当时就152美元拿了12个点，但是后来发现它的股权结构非常复杂，复杂在哪里？创业者有一个理论，这个理论用在社会领域里面，雷锋理论挺好，或者公益理论也还不错，但是在创业领域里面是不对的，他的意思我只要把事情做起来，这个股份多少不重要，这是错误的。凡是不以股份为目的的创业都是耍流氓。而且我们整个投资创业的过程中，往往是那些为股份斗的最血腥的团队，最有这么一种意识形态，就是说股份不重要，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把事情做起来。所以后来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就准备调整他，非常混乱，他是CEO，只有百分之十几的股份，CTO比他高，有一个兼职的顾问也比他多，有人出了三、五万人民币，也拿了好多个点。然后有的人曾经想再出一点钱拿他五、六个点，整个股份结构一塌糊涂。公司非常好，我们真想投资，非常热爱他们。在一个让很多团队试过，但是一直没有成功的先例，这么一个领域里面。其实我当时觉得这个公司肯定没有希望了，但是还怀着一线希望想把他们拯救过来，但是拯救到最后，就在年前的时候他们团队分裂了，就在这个时刻。 所以这几个故事非常悲摧，都是一流的人才，都是绝对的精英，都是特别好的模式，但是如果一开始他们起步模式不对，或者把股权让出去，或者股份结构不合理的话，这个公司一定做不成，那个所谓我只要把事情做起来以后再说的这个事，它违反人性，违反创业的基本规律。怎么办？当然彼得蒂尔的那个书里面的，一个公司的基础讲了好多。比如说公司最好是三个董事，顶多五个等这样的具体细节，不能有兼职的人什么的。但是整个来说，我觉得投资人在给你钱的同时，其实还有一个价值是什么呢？因为他们见的公司多，所以他能够帮助你去解决这些可能潜在的严重的问题。所以这就是公司的基础，所有人都是第一次创业，创业的人基本上都是第一次创业，你还没有失败过，所以给你一个机会。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彼得蒂尔这本书的意义所在，除了看他的书，还可以找真格基金。我们跟创业者来聊你们的问题，其实都是一些常识性、经验性的问题，但是大家别忘记，创业有创业学，哈佛、耶鲁这些学校都教这些东西，投资有投资家，企业有企业家，这些人都是从千难万险中走出来的。马云讲过一句话，许多企业一开始雇不起一个CFO，雇不起一个懂金融的人，但是这些错误一犯就完了，是不可逆转的。这是一个问题我提出来，就是希望大家在创业的时候要谨慎。创业的基础是什么东西？其实就是两个，一个团队，一个是股权结构。那好，现在问题来了，企业的基础是什么？创业的基础是什么东西？其实就是两个，一个团队，一个是股权结构。关于团队，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精彩的东西，包括黑帮文化，邪教文化，包括兄弟情义，包括互相喜欢，痴迷于产品等等。我觉得第一个是团队，第二个就是股权结构，这个我无法多讲。但是我想说这个东西只要你的基础是对的，基础打好了，企业的发展过程一定会出现内动，绝对会出现冲突。因为每个决定都是关于明天，关于后来的事儿。你怎么可以证明我的决定永远是对的，怎么办？这个时候就要靠大家的智慧和理解，互相欣赏。然后讨论有一个结构得往下走，像新东方的故事大家也知道，不知道的人去看一下《中国合伙人》，这个里面有很多值得大家回味的东西，我觉得要想打好一个企业的基础，看看《从0到1》或者看看《中国合伙人》，看看新东方的故事，也就是中国企业创业的那些故事。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主要提出问题来，没有办法给予太多回答。让产品说话，还是替产品说话，这是创业者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你既要让产品说话，你也要产品说话。 第二条，大家知道张孟宇是谁吗？知道的人我很佩服你。真的不知道对不对？知道的再举手一下，上千人的会场就那么几个人。唤醒你心中的张孟宇，我讲一个案例。2014年1月1号，元旦那个晚上，我的晚饭就是和张孟宇一起吃的，张孟宇有一个笔名叫马家家。我和杨明，他的天使投资人，和娱乐工厂的张伟跟他一起吃饭。然后我是投了马家家，当时他的估值是六千万人民币，徐老师可以给打个折，我给30万人民币，拿了一个点。我为什么要投他？我根本没有问你到底卖什么东西，而且我们整个基金内部也发生过很多的争执，完全反对我投马家家，然后公开我们的矛盾。但是我还是坚持投他，为什么？我告诉大家我投他了，而且我以此为骄傲。别人对马家家的指责，你看你什么都没有，抱的大名。我返过来问大家，你什么都有，为什么你不出名？为什么市场不知道你。彼得蒂尔在这本书里面有极其重要的一段话，就是在硅谷人们也会认为销售是忽悠。在美国这样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对于销售，对于营销，对于推广，也有偏见，这使我当时看到以后热血沸腾。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中国非常严重。让产品说话，还是替产品说话，这是创业者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你既要让产品说话，你也要产品说话。比尔盖茨和乔布斯有一个著名的争论，那个电影大家可能知道，电影结尾的时候，比尔盖茨跟乔布斯吵起来了，最后乔布斯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的产品比你的好，然后比尔盖茨恶狠狠的说了一句话，你不懂销售。当然后来的20年是微软的天下，所以我这里想讲的是，产品当然要好，但是销售一定要同样好。这个东西在正德基金所有的投资项目里面，几乎99%的公司对于营销、对于推广、对于市场营销、PR都忽略了，因为它深邃地植根于我们的血液，我们的文化和观念。所以我看到硅谷也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掀起一个扫盲运动。大家对于推广对于销售总是说忽悠，总是贬低。其实你要想把产品做的好，你必须让人们知道，要想卖的快，要成长的快，必须要有强大的营销能力。所以每个CEO应该是一个最了不起的销售员，应该走到前面，永远和你的目标市场和目标用户对话。 我只想说明一点，我承认马佳佳他过去一年没有产品，但是我觉得有这样销售能力的人可以做出好产品，或者可以并购一家产品卖。当时在我们2012年成立之初，来了一个人，大家知道(令德刚)是谁吗？令德刚是中国最大的，卖马家家产品的公司，卖成人用品的。在座的(合力基本)的(张敏)张总激动万分的投了他们。他当时找我们，我没投，他留下一本书。他现在的销售可能几亿了，但是大家不知道他，如果他们的市场推广更好、更强的话，他们销售是不是可以翻番？是不是可以更大？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很可惜。当然他做了实事，他产品的质量非常好。我一度曾经想把他们两个凑合起来，这样既有内容，有产品，又有推广和市场营销。 整个2012年我的桌上放着一本书，令德刚写的《成人之美》。我估计没有几个人知道这本书。我每天去办公室看到这本书就热血沸腾，激动万分。因为我的工作也是成人之美，帮助创业者实现他们的美梦。令德刚也拼命的想宣传，也努力的在营销。我记得2013年的光棍节，他觉得这是最好做宣传的时候，发了一个微博让我转，怎么达到高潮。结果我没转，他打电话说让我转，我说我只知道在演讲的时候怎么达到高潮。这个听上去好象不算是一个真理，但是确实是我们的创业者在创业的时候忽略的东西。想一想新东方当年，新东方是中国做营销做的最好的公司，但是没有人觉得我们在营销，因为我们的宣传提高了价值。正德基金在没有办公室，在没有任何一个投资的时候，2011年的年底我们第一件事是做什么？到美国东部八个学校去演讲，讲创业，搞创业大赛，给哈佛的创业比赛赞助，一个人一万美元，十个最好的创业大赛的团队，这说白了就是一个营销手段。我希望每个创业者都有张孟宇的这种营销能力。 当我看到彼得蒂尔在讲竞争意义的时候，有一段话让我特别震撼。他引用了哈姆雷特，为了尊严，为了荣誉，不惜牺牲一切，无论是重大的事，还是微不足道的个人的尊严，个人的骄傲。但是彼得蒂尔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其实商业上这个逻辑是错误的。商业上主要是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当然主要是赢取利润的能力。这是一个神圣的价值观，非常重要的一个潜意识。当年我们有过这样的争论，养猪还是养儿子？这个争议是五、六年前，企业不是一个人养，是团队做出来的。如果企业家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儿子，其他人是不能忍的。所以企业必须是猪，我拿一块火腿，你来一块猪尾巴，他要利益分享，这是当年的争论。当年还有一个著名的投资机构投了一个教育机构，我问他们，你们到底想用钱做交易，还是想用教育来挣钱？那个投资家说我们是基金，我们只有一个目的，用钱来通过你们这个产业来挣钱。但是这是我们创业领域里面一种扭曲的观念和意识。我们做企业到底干什么？我一说到底是为了干什么？大家可能会有一种误解，会引起辩论。但是企业最后还是要获得市场占有率，也就是竞争的能力，或者垄断的能力。彼得蒂尔他自己讲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当时他做PayPal的时候，(Inlemask)也做了一个apliy store的Com，都做支付。然后两家公司相隔四条街区互相竞争，PayPal的人一个礼拜工作100个小时，等于是一天14个小时，甚至团队里有一个人设计了一个炸弹想把对手给颠覆掉。最后他们约好了在四条街中间的咖啡馆里面喝茶，最后完成了一个50：50的合作，这个PayPal成为了历史上非常成功的案例。 对于创业家来说，企业家来说，钓鱼岛的相关主权是不能有任何谈判的可能。但是创业者应该把钓鱼岛变成钓鱼的岛，如果这个岛上你可以让别人钓到更多的鱼，跟别人一起钓鱼，或者用其他的方法来网鱼，毫无疑问你应该冲着这个方向走，一切是为了市场占有率，为了盈利，为了获取垄断的地位。所以硅谷的这两个巨头合作，并且避免了2000年迅速发生的互联网泡沫，赢得了成功。 这三点只是我读这个书的时候，结合自己的企业所遇到的问题，当然创业者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路走过来怎么不断的学习，怎么不断的去咨询请教，和大家交流，最终可以避免创业的这些不为人知的陷阱。每次我们投资的时候，总觉得这可以做的非常好。但是一旦拿到钱运作起来以后，他总是一路艰辛，一路坑坑洼洼的走过来，因为整个创业的路上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多，需要提升学习的东西特别多。所以这本书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启蒙，一种启迪，至少有很多有用的指南。就中国创业者来说，最有意义的是什么？我们可以这样思考，0是我创业的想法，1是我创业的行动。 关于《从0到1》，彼得蒂尔这本书谈论最多的就是从0到1，但是事实上我在想，真正的从0到1，在历史上比如说印刷术，活字印刷从0到1，蒸汽机从0到1，电从0到1，电灯、电话、摄影机，电影这些东西从0到1，这是伟大的发明。但是我在想，比如说特斯拉算不算从0到1，我很难说。他只不过更快更好，他只不过用更加便宜的方法做一个火箭的发射。所以我想什么是真正的从0到1，可能这本书里面的观点，给了我们一个思维方式。这个思维方式就是当你创业的时候，你怎么把你想的商业模型想的更加深远更加宏大或者更加颠覆性一些，能够10倍的提高它的效率。在座的所有的创业者，如果我们真的做从0到1，其实很难。我看整个中国，或者整个美国今日世界要从0到1，真的很难，但是他给我们一个启发。就中国创业者来说，我认为最有意义的是什么？我们可以这样思考，0是我创业的想法，1是我创业的行动。几个团队租个地方找点钱，就干起了，这是1。从1到N就是人生的过程，N代表无限，代表永恒，从1到N是我们一生追求的东西。你自己不能说阿里就成功了，腾讯或者百度成功了，他们其实遇到的挑战和竞争，可能比在座想象的要大的多。所以我想这本书，除了创业的这种思维方式以外，他里面还有大量关于怎么做公司的一些具体的指导，所以这本书能够伴随着中国创业者一路前进，去帮助我们领取我们人生奋斗最重要战略里面一个最大的红包。文章选自i黑马，2015年3月2日理事简介徐小平，真格基金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整个春节我一直在读彼得蒂尔的《从0到1》这本书，收获无穷。这本书对于中国的创业者意味着什么？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受益和启迪，怎么帮助我们更好的做创业？ 我先讲讲第一个问题，这个里面有很多精彩的观点，第一个问题对我来说震撼最大的就是企业的基础。彼得蒂尔说一个基础不好的企业，是绝对没有希望的。一个基础不好的企业，往往人们会花最多的时间去拯救他们，而这样的企业实际上是最不行的，但问题什么是一个企业的基础？这一点我们在整个投资实践中，包括我本人创业实践，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我想重点讲讲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第一个万丈高楼从何起？这就是创业的基础，这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而这样的问题在整个中国的创业群体里面，包括最聪明的人，简历最闪光的，或者经验最强大的这些人当中，依然有非常可笑、可悲的、愚蠢的错误，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创业者一开始只能做一个产品，一个方向，这是整个创业的一个天条。 我想讲什么呢？就在十天前，就是在2014年2月15号、16号这两、三天之内发生的事情，我们所遇到中国创业者如何的满怀激情奔向崩溃，满怀梦想的去寻找悲伤，这样几个故事。由此说出来企业创业的基础是什么？第一个故事在15号，也就是12天前，15号晚上晚上11点钟，你想想都快要过年了，我16号回江苏老家，我陪我九十多岁的老父亲过年。这个晚上11点我见一个人，一个非常有名的人，我当然不能说是谁。他得到了好几个投资人给他签名，带着团队来找我，说徐老师我就想让你投，我当时跟他聊的时候，其实有点内疚，因为我想我怎么显示出我的价值来？已经那么多人给他钱了，我想投他，而且我还想拿到一个便宜的价格。所以我在想我对他有什么意义？我听他讲了一开始的构想以后，我就立刻意识到他的公司一定做不成。因为他想做一个消费者的品牌，三个人的团队怎么一开始做两个品牌，做两个品牌的目的是什么？说当一个品牌跨了以后，我就可以做第二个品牌给顶上去。那么第二个品牌怎么保证它不出差错？不出问题？你怎么确保第二个品牌，副品牌比主品牌还强大呢？一个创业者一开始只能做一个产品，一个方向，这是整个创业的一个天条。但是像这样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团队和项目，如果这样走的话肯定不行。然后我说这样，我找你，来投你并且拿一个折扣的理由了，废除所有的其它想法，就做好你目前做的事。当然他们整个团队就恍然大悟，觉得原来的想法是非常愚蠢的，但是这可能听上去是一个常识，然而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天天发生这样的事。如果你一开始就把主权让出去，再伟大的企业根本就做不下去第二个故事，第二天早晨，2月16号早晨7点钟，我去一个酒店见另外一个人，他也是非常有名的，从大学里出来的，他也是拿到好几个项目，很多人给他钱。他跟我说要一千万美金，我说你给多少股份？我很紧张。他说顶多给60%，我听了以后又觉得我有价值了，我又可以跟他去砍价，显示出我的意义了。我说一千万美元60%对不对？我给你一百万美元拿你六个点，然后这六个点你把团队招好，把办公室租起来，把你的产品，至少蓝图要做出来，显示出你这个产品的样子，这个时候我再帮你融资，以你的声望，以你的团队强大的经验，我说这个时候可能一千万美元能拿到20%，甚至更少。因为你一开始你用不了一千万美元，如果你一开始就把主权让出去，60%给出去，再伟大的企业根本就做不下去，这是第二个故事。 第三个故事更加悲伤。过年前整个一两个礼拜之内，有五个特别牛的人，都是中国前三名的名校毕业的人。创业者一开始，有一个产品，高科技，真的非常棒，我见了当时就152美元拿了12个点，但是后来发现它的股权结构非常复杂，复杂在哪里？创业者有一个理论，这个理论用在社会领域里面，雷锋理论挺好，或者公益理论也还不错，但是在创业领域里面是不对的，他的意思我只要把事情做起来，这个股份多少不重要，这是错误的。凡是不以股份为目的的创业都是耍流氓。而且我们整个投资创业的过程中，往往是那些为股份斗的最血腥的团队，最有这么一种意识形态，就是说股份不重要，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把事情做起来。所以后来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就准备调整他，非常混乱，他是CEO，只有百分之十几的股份，CTO比他高，有一个兼职的顾问也比他多，有人出了三、五万人民币，也拿了好多个点。然后有的人曾经想再出一点钱拿他五、六个点，整个股份结构一塌糊涂。公司非常好，我们真想投资，非常热爱他们。在一个让很多团队试过，但是一直没有成功的先例，这么一个领域里面。其实我当时觉得这个公司肯定没有希望了，但是还怀着一线希望想把他们拯救过来，但是拯救到最后，就在年前的时候他们团队分裂了，就在这个时刻。 所以这几个故事非常悲摧，都是一流的人才，都是绝对的精英，都是特别好的模式，但是如果一开始他们起步模式不对，或者把股权让出去，或者股份结构不合理的话，这个公司一定做不成，那个所谓我只要把事情做起来以后再说的这个事，它违反人性，违反创业的基本规律。怎么办？当然彼得蒂尔的那个书里面的，一个公司的基础讲了好多。比如说公司最好是三个董事，顶多五个等这样的具体细节，不能有兼职的人什么的。但是整个来说，我觉得投资人在给你钱的同时，其实还有一个价值是什么呢？因为他们见的公司多，所以他能够帮助你去解决这些可能潜在的严重的问题。所以这就是公司的基础，所有人都是第一次创业，创业的人基本上都是第一次创业，你还没有失败过，所以给你一个机会。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彼得蒂尔这本书的意义所在，除了看他的书，还可以找真格基金。我们跟创业者来聊你们的问题，其实都是一些常识性、经验性的问题，但是大家别忘记，创业有创业学，哈佛、耶鲁这些学校都教这些东西，投资有投资家，企业有企业家，这些人都是从千难万险中走出来的。马云讲过一句话，许多企业一开始雇不起一个CFO，雇不起一个懂金融的人，但是这些错误一犯就完了，是不可逆转的。这是一个问题我提出来，就是希望大家在创业的时候要谨慎。创业的基础是什么东西？其实就是两个，一个团队，一个是股权结构。那好，现在问题来了，企业的基础是什么？创业的基础是什么东西？其实就是两个，一个团队，一个是股权结构。关于团队，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精彩的东西，包括黑帮文化，邪教文化，包括兄弟情义，包括互相喜欢，痴迷于产品等等。我觉得第一个是团队，第二个就是股权结构，这个我无法多讲。但是我想说这个东西只要你的基础是对的，基础打好了，企业的发展过程一定会出现内动，绝对会出现冲突。因为每个决定都是关于明天，关于后来的事儿。你怎么可以证明我的决定永远是对的，怎么办？这个时候就要靠大家的智慧和理解，互相欣赏。然后讨论有一个结构得往下走，像新东方的故事大家也知道，不知道的人去看一下《中国合伙人》，这个里面有很多值得大家回味的东西，我觉得要想打好一个企业的基础，看看《从0到1》或者看看《中国合伙人》，看看新东方的故事，也就是中国企业创业的那些故事。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主要提出问题来，没有办法给予太多回答。让产品说话，还是替产品说话，这是创业者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你既要让产品说话，你也要产品说话。 第二条，大家知道张孟宇是谁吗？知道的人我很佩服你。真的不知道对不对？知道的再举手一下，上千人的会场就那么几个人。唤醒你心中的张孟宇，我讲一个案例。2014年1月1号，元旦那个晚上，我的晚饭就是和张孟宇一起吃的，张孟宇有一个笔名叫马家家。我和杨明，他的天使投资人，和娱乐工厂的张伟跟他一起吃饭。然后我是投了马家家，当时他的估值是六千万人民币，徐老师可以给打个折，我给30万人民币，拿了一个点。我为什么要投他？我根本没有问你到底卖什么东西，而且我们整个基金内部也发生过很多的争执，完全反对我投马家家，然后公开我们的矛盾。但是我还是坚持投他，为什么？我告诉大家我投他了，而且我以此为骄傲。别人对马家家的指责，你看你什么都没有，抱的大名。我返过来问大家，你什么都有，为什么你不出名？为什么市场不知道你。彼得蒂尔在这本书里面有极其重要的一段话，就是在硅谷人们也会认为销售是忽悠。在美国这样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对于销售，对于营销，对于推广，也有偏见，这使我当时看到以后热血沸腾。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中国非常严重。让产品说话，还是替产品说话，这是创业者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你既要让产品说话，你也要产品说话。比尔盖茨和乔布斯有一个著名的争论，那个电影大家可能知道，电影结尾的时候，比尔盖茨跟乔布斯吵起来了，最后乔布斯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的产品比你的好，然后比尔盖茨恶狠狠的说了一句话，你不懂销售。当然后来的20年是微软的天下，所以我这里想讲的是，产品当然要好，但是销售一定要同样好。这个东西在正德基金所有的投资项目里面，几乎99%的公司对于营销、对于推广、对于市场营销、PR都忽略了，因为它深邃地植根于我们的血液，我们的文化和观念。所以我看到硅谷也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掀起一个扫盲运动。大家对于推广对于销售总是说忽悠，总是贬低。其实你要想把产品做的好，你必须让人们知道，要想卖的快，要成长的快，必须要有强大的营销能力。所以每个CEO应该是一个最了不起的销售员，应该走到前面，永远和你的目标市场和目标用户对话。 我只想说明一点，我承认马佳佳他过去一年没有产品，但是我觉得有这样销售能力的人可以做出好产品，或者可以并购一家产品卖。当时在我们2012年成立之初，来了一个人，大家知道(令德刚)是谁吗？令德刚是中国最大的，卖马家家产品的公司，卖成人用品的。在座的(合力基本)的(张敏)张总激动万分的投了他们。他当时找我们，我没投，他留下一本书。他现在的销售可能几亿了，但是大家不知道他，如果他们的市场推广更好、更强的话，他们销售是不是可以翻番？是不是可以更大？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很可惜。当然他做了实事，他产品的质量非常好。我一度曾经想把他们两个凑合起来，这样既有内容，有产品，又有推广和市场营销。 整个2012年我的桌上放着一本书，令德刚写的《成人之美》。我估计没有几个人知道这本书。我每天去办公室看到这本书就热血沸腾，激动万分。因为我的工作也是成人之美，帮助创业者实现他们的美梦。令德刚也拼命的想宣传，也努力的在营销。我记得2013年的光棍节，他觉得这是最好做宣传的时候，发了一个微博让我转，怎么达到高潮。结果我没转，他打电话说让我转，我说我只知道在演讲的时候怎么达到高潮。这个听上去好象不算是一个真理，但是确实是我们的创业者在创业的时候忽略的东西。想一想新东方当年，新东方是中国做营销做的最好的公司，但是没有人觉得我们在营销，因为我们的宣传提高了价值。正德基金在没有办公室，在没有任何一个投资的时候，2011年的年底我们第一件事是做什么？到美国东部八个学校去演讲，讲创业，搞创业大赛，给哈佛的创业比赛赞助，一个人一万美元，十个最好的创业大赛的团队，这说白了就是一个营销手段。我希望每个创业者都有张孟宇的这种营销能力。 当我看到彼得蒂尔在讲竞争意义的时候，有一段话让我特别震撼。他引用了哈姆雷特，为了尊严，为了荣誉，不惜牺牲一切，无论是重大的事，还是微不足道的个人的尊严，个人的骄傲。但是彼得蒂尔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其实商业上这个逻辑是错误的。商业上主要是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当然主要是赢取利润的能力。这是一个神圣的价值观，非常重要的一个潜意识。当年我们有过这样的争论，养猪还是养儿子？这个争议是五、六年前，企业不是一个人养，是团队做出来的。如果企业家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儿子，其他人是不能忍的。所以企业必须是猪，我拿一块火腿，你来一块猪尾巴，他要利益分享，这是当年的争论。当年还有一个著名的投资机构投了一个教育机构，我问他们，你们到底想用钱做交易，还是想用教育来挣钱？那个投资家说我们是基金，我们只有一个目的，用钱来通过你们这个产业来挣钱。但是这是我们创业领域里面一种扭曲的观念和意识。我们做企业到底干什么？我一说到底是为了干什么？大家可能会有一种误解，会引起辩论。但是企业最后还是要获得市场占有率，也就是竞争的能力，或者垄断的能力。彼得蒂尔他自己讲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当时他做PayPal的时候，(Inlemask)也做了一个apliy store的Com，都做支付。然后两家公司相隔四条街区互相竞争，PayPal的人一个礼拜工作100个小时，等于是一天14个小时，甚至团队里有一个人设计了一个炸弹想把对手给颠覆掉。最后他们约好了在四条街中间的咖啡馆里面喝茶，最后完成了一个50：50的合作，这个PayPal成为了历史上非常成功的案例。 对于创业家来说，企业家来说，钓鱼岛的相关主权是不能有任何谈判的可能。但是创业者应该把钓鱼岛变成钓鱼的岛，如果这个岛上你可以让别人钓到更多的鱼，跟别人一起钓鱼，或者用其他的方法来网鱼，毫无疑问你应该冲着这个方向走，一切是为了市场占有率，为了盈利，为了获取垄断的地位。所以硅谷的这两个巨头合作，并且避免了2000年迅速发生的互联网泡沫，赢得了成功。 这三点只是我读这个书的时候，结合自己的企业所遇到的问题，当然创业者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路走过来怎么不断的学习，怎么不断的去咨询请教，和大家交流，最终可以避免创业的这些不为人知的陷阱。每次我们投资的时候，总觉得这可以做的非常好。但是一旦拿到钱运作起来以后，他总是一路艰辛，一路坑坑洼洼的走过来，因为整个创业的路上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多，需要提升学习的东西特别多。所以这本书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启蒙，一种启迪，至少有很多有用的指南。就中国创业者来说，最有意义的是什么？我们可以这样思考，0是我创业的想法，1是我创业的行动。 关于《从0到1》，彼得蒂尔这本书谈论最多的就是从0到1，但是事实上我在想，真正的从0到1，在历史上比如说印刷术，活字印刷从0到1，蒸汽机从0到1，电从0到1，电灯、电话、摄影机，电影这些东西从0到1，这是伟大的发明。但是我在想，比如说特斯拉算不算从0到1，我很难说。他只不过更快更好，他只不过用更加便宜的方法做一个火箭的发射。所以我想什么是真正的从0到1，可能这本书里面的观点，给了我们一个思维方式。这个思维方式就是当你创业的时候，你怎么把你想的商业模型想的更加深远更加宏大或者更加颠覆性一些，能够10倍的提高它的效率。在座的所有的创业者，如果我们真的做从0到1，其实很难。我看整个中国，或者整个美国今日世界要从0到1，真的很难，但是他给我们一个启发。就中国创业者来说，我认为最有意义的是什么？我们可以这样思考，0是我创业的想法，1是我创业的行动。几个团队租个地方找点钱，就干起了，这是1。从1到N就是人生的过程，N代表无限，代表永恒，从1到N是我们一生追求的东西。你自己不能说阿里就成功了，腾讯或者百度成功了，他们其实遇到的挑战和竞争，可能比在座想象的要大的多。所以我想这本书，除了创业的这种思维方式以外，他里面还有大量关于怎么做公司的一些具体的指导，所以这本书能够伴随着中国创业者一路前进，去帮助我们领取我们人生奋斗最重要战略里面一个最大的红包。文章选自i黑马，2015年3月2日
2015年4月8日 -
张磊：我是怎样选中腾讯与京东？
理事简介张磊，高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手中掌握着180亿美元资金，张磊无疑是中国最富有的投资人之一。但在最近去美国旧金山时，张磊及其随从人员却通过旅行房屋租赁平台 Airbnb 挤入 Mission District一套三居室的住宅中，他还通过按需杂货店递送服务Instacart定水。在纽约停留数天中，张磊等人都是通过Google Express购买食物。 当然，这不是因为张磊住不起豪华酒店。相反，这是他的调研之旅。张磊只是想要了解他所投资的这些业务。10年前，借助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的2000万美元资金，张磊成为腾讯、京东等公司的早期投资者，这些新兴企业已经撼动中国传统行业。现在，张磊认为这些公司可能在全球掀起狂澜。 张磊日前在高瓴资本(Hillhouse Capital)香港总部接受采访时称：“中国可能成为全球创新革命的引擎之一。”遥望大洋对面的硅谷，张磊代表了中国新兴企业家阶层。他曾与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等科技大亨坐而论道，并访问过Airbnb等初创企业。 对于外人来说，高瓴资本是一家由早期意外发现“金矿”的神秘男子领导的神秘公司。但是对于投资者，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捐赠基金、耶鲁大学捐赠基金、主权财富基金以及富有企业家来说，张磊似乎从未押错过赌注。随着中国经济经历一系列波折，张磊的下一个投资组合可能成为评判其成就的重要标准。 高瓴资本很少提及其投资者或投资记录，并强调长远投资项目。一名投资者宣称，自从2005年成立以来，高瓴资本的平均年回报率高达39%。随着“金库”膨胀，张磊及其领导的高瓴资本正前往美国寻找更多机遇。 最近，高瓴资本与Mayo Clinic达成合作协议，将美国最著名的医疗保健机构引入中国。张磊希望借此撼动国内医疗保障体系，后者正需要快速转型，利用现代科技打造新的服务和产品，比如数字档案管理系统。但是张磊也面临很多挑战，比如国有医院官僚风气严重，老年人服务需求飙升等。可是张磊表示，他可以完成这项重任。 戴着眼镜、言行随和的外表，掩饰了张磊拥有巨额财富的真相。张磊的出身和经历都不同常人，他1972年出生于河南省驻马店。在张磊长大后，他恰巧处于中国进行变革的时代。 7岁时，张磊就进行了自己第一次创业尝试：将自己的连环画租给等火车的乘客。今天，分享经济的概念已经成为Uber以及Airbnb等硅谷公司的经营基础。但是张磊的前瞻性想法并非总是获得热情支持。1999年获得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奖学金后不久，张磊就开始申请前往华尔街工作。但没人愿意接收他，当张磊询问是否有加油站时，一名面试者甚至质疑他的智商。 在耶鲁大学捐赠基金充当实习生时，张磊的机会来了。这是一个非常规安排，因为通常需要攻读MBA学位的学生担任实习生，但张磊给当时的首席投资官大卫·斯文森(David F. Swensen)留下了深刻印象。 耶鲁大学捐赠基金高级主管迪恩·塔卡哈什(Dean Takahashi)说：“张磊是个例外，他几乎立刻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洞察力，并能够准确确定哪些企业将会取得成功。”此外，张磊有着牢靠的人脉，通过高瓴俱乐部认识成功的中国企业家。这个俱乐部是张磊在耶鲁大学时建立的，以高瓴大街命名，那里是他上课的地方。 在耶鲁大学捐赠基金实习时，张磊被派出研究木材等行业，数周后他就带着厚厚的报告回来。这种严谨的传统被他引入自己的公司。在高瓴与Mayo Clinic达成合作协议签，分析师曾花费数年时间研究其可行性。 在耶鲁大学就读一年级时，张磊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中国日益壮大的私营部门，他敲开了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百度的李彦宏等企业家的大门进行请教，并与他们建立起深厚友谊。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张磊重新回到美国。 4年后，获得MBA文凭的张磊说服耶鲁大学捐赠基金，交给他2000万美元资金用于投资中国新兴公司。最初，张磊处于犹豫之中，他还显得很青涩，甚至不知道雇佣哪些人。张磊很快打电话给老朋友们，一个朋友拒绝了他的邀请，但推荐了自己的妻子。 张磊回忆称：“我说：‘你是认真的吗?你是想要应付我，才推荐你妻子吗?’”这位女性名叫特蕾西·马(Tracy Ma)，她现在已经是高瓴资本的首席运营官。 2005年，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管理的资金达到150亿美元，但其在中国押下的赌注很小，但张磊认为中国潜力巨大。张磊的第一个赌注押在腾讯身上，2005年购买腾讯股票。当时腾讯最著名的产品是QQ，公司估值还不到20亿美元。而今天，腾讯已经成为价值近1800亿美元的互联网巨头。张磊说：“现在回想过去，我惊讶地发现腾讯股票如此便宜。”现在，高瓴资本依然持有腾讯的股份。 张磊的其他投资也都产生令人瞩目的回报。2010年，高瓴资本向京东投资2.55亿美元。4年后，当京东IPO时，这些股票价值暴增到39亿美元。据2名知情人士透露，2014年，腾讯曾斥资2.15亿美元收购京东15%股份，当时张磊也曾在幕后参与。 高瓴资本的“买入持有”策略让它更像私人股权投资公司，而非对冲基金。高瓴资本的投资者更愿意将他们的钱投在长期项目上。这给了张磊巨大的转圜余地，他可以投资蓝月亮等私人公司。2006年，当张磊首次见到蓝月亮的夫妻搭档创始人时，他们正在销售洗手液。他们保持着接触，几年后，他们给张磊打电话称开发出新型洗涤剂。 张磊的坚持结出硕果。2010年，大多数跨国公司都在中国销售洗衣粉，因为他们认为消费者不愿意花更多钱买洗涤剂。但是张磊却不这样认为，他劝说蓝月亮公司扩大洗涤剂业务，并通过交换持股的方式迅速扩张。现在，张磊押注蓝月亮必将成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品牌，堪与汰渍(Tide)等品牌一争高下。高瓴资本还向格力、美的等公司押下赌注，格力现在是全球空调领先制造商，美的则是电器制造商。 张磊说：“我们正看到中国企业家崛起，在跨国公司的发展相对缓慢时，中国企业家正快速赶超他们。美国公司可以从中国同行这里学到一两个经验，而中国企业必须学会跨越传统行业。” 这是张磊掌握某种事物的技巧，他不仅凭借此用了短短数年就从一名不文的小人物成为亿万富翁，还用于他对极限运动的激情中。2月份，张磊曾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柳特赖德滑雪，当时他曾沿着直线滑下最陡峭的斜坡。 张磊称，投资中国不适合内心软弱的人。但他补充说，这里存在着巨大机遇。如果你有开放的头脑，你应该重点关注中国的未来。 (文章选自《纽约时报》，作者：Alexandra Stevenson)理事简介张磊，高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手中掌握着180亿美元资金，张磊无疑是中国最富有的投资人之一。但在最近去美国旧金山时，张磊及其随从人员却通过旅行房屋租赁平台 Airbnb 挤入 Mission District一套三居室的住宅中，他还通过按需杂货店递送服务Instacart定水。在纽约停留数天中，张磊等人都是通过Google Express购买食物。 当然，这不是因为张磊住不起豪华酒店。相反，这是他的调研之旅。张磊只是想要了解他所投资的这些业务。10年前，借助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的2000万美元资金，张磊成为腾讯、京东等公司的早期投资者，这些新兴企业已经撼动中国传统行业。现在，张磊认为这些公司可能在全球掀起狂澜。 张磊日前在高瓴资本(Hillhouse Capital)香港总部接受采访时称：“中国可能成为全球创新革命的引擎之一。”遥望大洋对面的硅谷，张磊代表了中国新兴企业家阶层。他曾与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等科技大亨坐而论道，并访问过Airbnb等初创企业。 对于外人来说，高瓴资本是一家由早期意外发现“金矿”的神秘男子领导的神秘公司。但是对于投资者，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捐赠基金、耶鲁大学捐赠基金、主权财富基金以及富有企业家来说，张磊似乎从未押错过赌注。随着中国经济经历一系列波折，张磊的下一个投资组合可能成为评判其成就的重要标准。 高瓴资本很少提及其投资者或投资记录，并强调长远投资项目。一名投资者宣称，自从2005年成立以来，高瓴资本的平均年回报率高达39%。随着“金库”膨胀，张磊及其领导的高瓴资本正前往美国寻找更多机遇。 最近，高瓴资本与Mayo Clinic达成合作协议，将美国最著名的医疗保健机构引入中国。张磊希望借此撼动国内医疗保障体系，后者正需要快速转型，利用现代科技打造新的服务和产品，比如数字档案管理系统。但是张磊也面临很多挑战，比如国有医院官僚风气严重，老年人服务需求飙升等。可是张磊表示，他可以完成这项重任。 戴着眼镜、言行随和的外表，掩饰了张磊拥有巨额财富的真相。张磊的出身和经历都不同常人，他1972年出生于河南省驻马店。在张磊长大后，他恰巧处于中国进行变革的时代。 7岁时，张磊就进行了自己第一次创业尝试：将自己的连环画租给等火车的乘客。今天，分享经济的概念已经成为Uber以及Airbnb等硅谷公司的经营基础。但是张磊的前瞻性想法并非总是获得热情支持。1999年获得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奖学金后不久，张磊就开始申请前往华尔街工作。但没人愿意接收他，当张磊询问是否有加油站时，一名面试者甚至质疑他的智商。 在耶鲁大学捐赠基金充当实习生时，张磊的机会来了。这是一个非常规安排，因为通常需要攻读MBA学位的学生担任实习生，但张磊给当时的首席投资官大卫·斯文森(David F. Swensen)留下了深刻印象。 耶鲁大学捐赠基金高级主管迪恩·塔卡哈什(Dean Takahashi)说：“张磊是个例外，他几乎立刻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洞察力，并能够准确确定哪些企业将会取得成功。”此外，张磊有着牢靠的人脉，通过高瓴俱乐部认识成功的中国企业家。这个俱乐部是张磊在耶鲁大学时建立的，以高瓴大街命名，那里是他上课的地方。 在耶鲁大学捐赠基金实习时，张磊被派出研究木材等行业，数周后他就带着厚厚的报告回来。这种严谨的传统被他引入自己的公司。在高瓴与Mayo Clinic达成合作协议签，分析师曾花费数年时间研究其可行性。 在耶鲁大学就读一年级时，张磊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中国日益壮大的私营部门，他敲开了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百度的李彦宏等企业家的大门进行请教，并与他们建立起深厚友谊。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张磊重新回到美国。 4年后，获得MBA文凭的张磊说服耶鲁大学捐赠基金，交给他2000万美元资金用于投资中国新兴公司。最初，张磊处于犹豫之中，他还显得很青涩，甚至不知道雇佣哪些人。张磊很快打电话给老朋友们，一个朋友拒绝了他的邀请，但推荐了自己的妻子。 张磊回忆称：“我说：‘你是认真的吗?你是想要应付我，才推荐你妻子吗?’”这位女性名叫特蕾西·马(Tracy Ma)，她现在已经是高瓴资本的首席运营官。 2005年，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管理的资金达到150亿美元，但其在中国押下的赌注很小，但张磊认为中国潜力巨大。张磊的第一个赌注押在腾讯身上，2005年购买腾讯股票。当时腾讯最著名的产品是QQ，公司估值还不到20亿美元。而今天，腾讯已经成为价值近1800亿美元的互联网巨头。张磊说：“现在回想过去，我惊讶地发现腾讯股票如此便宜。”现在，高瓴资本依然持有腾讯的股份。 张磊的其他投资也都产生令人瞩目的回报。2010年，高瓴资本向京东投资2.55亿美元。4年后，当京东IPO时，这些股票价值暴增到39亿美元。据2名知情人士透露，2014年，腾讯曾斥资2.15亿美元收购京东15%股份，当时张磊也曾在幕后参与。 高瓴资本的“买入持有”策略让它更像私人股权投资公司，而非对冲基金。高瓴资本的投资者更愿意将他们的钱投在长期项目上。这给了张磊巨大的转圜余地，他可以投资蓝月亮等私人公司。2006年，当张磊首次见到蓝月亮的夫妻搭档创始人时，他们正在销售洗手液。他们保持着接触，几年后，他们给张磊打电话称开发出新型洗涤剂。 张磊的坚持结出硕果。2010年，大多数跨国公司都在中国销售洗衣粉，因为他们认为消费者不愿意花更多钱买洗涤剂。但是张磊却不这样认为，他劝说蓝月亮公司扩大洗涤剂业务，并通过交换持股的方式迅速扩张。现在，张磊押注蓝月亮必将成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品牌，堪与汰渍(Tide)等品牌一争高下。高瓴资本还向格力、美的等公司押下赌注，格力现在是全球空调领先制造商，美的则是电器制造商。 张磊说：“我们正看到中国企业家崛起，在跨国公司的发展相对缓慢时，中国企业家正快速赶超他们。美国公司可以从中国同行这里学到一两个经验，而中国企业必须学会跨越传统行业。” 这是张磊掌握某种事物的技巧，他不仅凭借此用了短短数年就从一名不文的小人物成为亿万富翁，还用于他对极限运动的激情中。2月份，张磊曾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柳特赖德滑雪，当时他曾沿着直线滑下最陡峭的斜坡。 张磊称，投资中国不适合内心软弱的人。但他补充说，这里存在着巨大机遇。如果你有开放的头脑，你应该重点关注中国的未来。 (文章选自《纽约时报》，作者：Alexandra Stevenson)
2015年4月8日 -
布鲁金斯学会：没有学生的大学
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智库 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其成立可以追溯到1916年，由圣路易斯市企业家、华盛顿大学董事会主席罗伯特·布鲁金斯创建。其后，经济研究所1922年成立，罗伯特·布鲁金斯研究院1924年成立，两者于1927年合并为布鲁金斯学会，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布鲁金斯创立之初就宣称自己是“第一个致力于在国家层面分析公共政策问题的私人组织”，其愿景有三方面：捍卫美国民主；确保美国公民经济与社会福利、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机遇；推进一个更加开放、安全、繁荣和合作的国际社会。 2002年，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成为布鲁金斯的主席后，开始注重国际化分支机构的拓展。先后建立了萨本中东政策中心（Saba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Policy）和约翰·桑顿中国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2006年又在北京建立了布鲁金斯—清华中心（Brookings-Tsinghua Center），2007年7月建立了英格堡医疗保健改革中心（Engelberg Center for HealthCare Reform），10月在卡塔尔又建立了布鲁金斯多哈中心（Brookings Doha Center）。 在组织结构上，布鲁金斯学会实行董事会负责制。董事任期为三年一届，董事会旨在为学会提供商业和学术治理，批准学术调查的范围以确保学术的独立性。目前，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有83名成员，主要为著名的企业家、银行家、学者。现任董事会主席为清华大学教授、高盛集团前全球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学会主席的职责为负责日常的行政工作，包括制定政策、推荐项目、人事管理及出版业务等。 没有学生的大学 从人员组成来看，布鲁金斯学会现有近300名成员，大部分为研究人员，有100多名学者，近100名高级研究员。担任行政领导职位的人员较少，仅有10人。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拥有极强的学术积淀，其思想、观点在学术界拥有极大影响力，学会也因此获得了“没有学生的大学”的美誉。研究人员的专业分布很广泛。 布鲁金斯的研究人员不仅具有极强的学术实力，很多人还经常出入于各个政府部门，官方背景深厚。总统奥巴马在竞选期间就在布鲁金斯学会寻找了诸多外交与经济幕僚，就任总统之后，也邀请了多位布鲁金斯学会成员加入奥巴马政府。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莱斯（Susan Rice）、白宫国安会亚太资深主任贝德（Jeff Bader）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位。布鲁金斯学会与政府的关系除了其研究人员会进入政府任职之外，还会有卸任的政府官员到布鲁金斯学会任职。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副国务卿塔波特（Strobe Talbott）卸任之后就加入了布鲁金斯学会，成为了布鲁金斯研究所总裁。 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工作的开展主要是通过研究领域（Programmes）、研究中心（Centers）和研究的课题（Research Projects）等三种形式展开的。研究课题组都是根据课题的需要随时召集的，课题一旦完成，课题组就自动解散。截止2012年11月1日，学会共有五大研究领域，13个研究中心，21个在研究项目。 布鲁金斯学会所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从研究主题划分：主要有商业与金融等13个领域，如果进步细化可以达213个；从研究地理方位划分有亚太地区等8个，具体到80个国家地区和城市。 专项基金支撑日常运营 学会每年的运营经费主要来自创始人罗伯特·布鲁金斯创立的专项基金。还有一部分来自基金会、大公司及个人的捐助，2011年布鲁金斯学会就从基金会获得了3700万美元捐款。而学会从贝尔大西洋公司、J.P.摩根公司、时代华纳、华盛顿邮报等大公司接受的捐助占其全部经费的近二分之一。此外，布鲁金斯学会还会从政府那里获得一些资助，学会的出版物和投资也会带来一定的收入。 传播方式转向网络和多媒体 布鲁金斯的研究成果以出版物为主，主要有：《布鲁金斯经济活动论文》，重点就当前世界经济政治进行分析研究，给政府官员、金融机构、商业人士和经济学家提供 信息资料；《布鲁金斯评论》，主要侧重于美国国内事务，涉及领域为政治、经济、宗教、外交等，同时还涉及自己学会相关内容；同时还有一些年刊，例如《国防预算》、《布鲁金斯—沙顿金融服务论文》、《布鲁金斯贸易论坛》、《布鲁金斯教育活动论文》等。在布鲁金斯位于华盛顿的大楼一层，有一个精致的书店，其中 只出售布鲁金斯的各种研究成果和研究员们的出版物。 布鲁金斯对重大新闻事件和世界热点问题的解读，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每次发生重要事件之时，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总会成为各大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例 如，2011年12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逝世消息一公布，《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英国《金融时报》等多家知名媒体的记者就瞄准布鲁金斯学会，各显灵通找寻相关的研究员，想在第一时间内获得他们对金正日逝世会如何影响亚洲及世界局势的分析和看法。 近年来，布鲁金斯的研究成果开始充分利用网络和多媒体的优势，大量的研究成果开始以评论、浏览式书籍、言论、活动等形式呈现给读者。 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包括密切的私人关系 布鲁金斯之所以具有超强的政策影响力，非常得益于学会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包括与政府成员建立非常密切的私人关系。 布鲁金斯学会作为美国政府的重要咨询机构，非常重视学会与政府决策的影响，直接参与到了美国政府的众多决策过程当中。历史上布鲁金斯对美国历届政府、公共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哈定总统时期，学会参与到了联邦政府预算草案的拟定，战争中债务政策、税务制度改革方案的制定等政府决策当中。胡佛政府时期，学会研究圣劳伦斯航道的建设计划后，认为耗资巨大，帮政府取消了该 计划。在美国大萧条时期，布鲁金斯的经济学家受总统罗斯福委托，开始大规模研究隐藏在经济萧条背后的根本原因。布鲁金斯的第一任主席和其他学者后来积极反对总统罗斯福的新政，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政策将阻碍经济复苏。随着二战的爆发，布鲁金斯将其注意力转移至通过一系列关于战时资源调动与组织等研究来辅助政府 部门。1948年，布鲁金斯被要求提交一份关于欧洲经济复苏计划的管理方案。而由此提出的组织制度和结构保证了马歇尔计划得以认真和务实的执行。肯尼迪总统时期，布鲁金斯学会为政府提供意见建议的领域更加广泛，空间研究计划、经济政策等无所不包。20世纪80年代，布鲁金斯学会在健康保险和税收方面有过突破性贡献。90年代将研究成果运用于美国的福利、公共服务和竞选财务方面。9.11期间，学会在更有效地组织美国政府和保卫国土方面作了大量研究。进入21世纪，布鲁金斯在美国州和地方各级地方政府的改造、联邦预算的重建、医疗政策改革和全球贫困等，也做出过重要贡献。 重视中国研究 布鲁金斯还十分重视中国研究。专门设置了独立的中国研究机构——约翰·桑顿中国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与清华大学合作建立了布鲁金斯—清华中心（Brookings-Tsinghua Center）。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是由高盛集团前首席执政官约翰·桑顿捐资建立的，目前已成为学会第二大中心，工作人员也以扩大到8名。2014年2月，我在布鲁金斯做访 问研究时的同事、华裔学者李成被任命为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做为在美国最主要的智库中担任中国研究方面主管的华裔学者，李成不仅是中国政治体制和领导层研究的专家，他还有丰富的横跨中美两国生活、研究经验，将给中美关系和中美智库合作架起新的桥梁。李成担任中国中心主任后，国内不少媒体更 加关注李成所领导的布鲁金斯中国研究中心，有很多报道。 李成的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中包括曾任美国国家 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的杰弗里·贝德、克林顿时期任国家安全事务总统特别助理的李侃如等。李成同时还领衔编纂桑顿中心中国思想家系列丛书。该丛书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杰出思想家的专著。他不仅是中国政治体制和领导层研究的专家，他还有丰富的横跨中美两国生活、研究经验，将给中美关系和中美智库合作架起新的桥梁。在《京华时报》对李成做的专访中，李成表示，中国智库的学者们要更多争取国际上的影响力 和话语权，他说，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快速的发展，任何人，任何事件，即使是当前的房地产泡沫或金融危机，都不能阻止中国前进的步伐，“关键在于中国领导人如何抓住机遇”。 2010年9月，作为我在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访问的研究成果之一，布鲁金斯在华盛顿专门为我和几个学者举办了题为“全球背景下的中国人才新规划”研讨会。这次会议受到美国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近100人出席了这场专门关注中国新人才规划的研讨会，这也是美国第一次举办有关中国新人才规划的研讨会。作为唯一来自中国的专家和正在布鲁金斯的访问研究员，我很荣幸参加并作了演讲。出席研讨会的美国学者还有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中心研究主任李成，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中美技术经济商务中心主任西蒙教授，宾州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卡贝尔教授，纽约时报知名专栏作家，《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弗里德曼等知名专家。这也是我第二次在布鲁金斯做演讲交流，第一次做的交流是有关中国海归发展的专题。布鲁金斯学会对中国人才和海归研究的重视，使我体会到一个真正国 际化智库所拥有的全球视野。 摘自《大国智库》，王辉耀、苗绿，人民出版社 《大国智库》,王辉耀、苗绿，人民出版社
2015年4月8日 -
【专家观点】郑永年：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有市场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记者：很多研究者留意到，今天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智库正作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赢得巨大发展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永年：智库在中国如此受重视，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发展为一个更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无论是文明的复兴，还是大国的地位，都是依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怎么打拼？需要科学的决策和管理，需要制定清晰明确的路线图，这就呼唤着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前我们讲科学决策，更多地考虑到决策科学对中国自身事务的影响。现在国内的政策科学不科学，不仅影响自身，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例如在外交领域，中国今天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发展战略，但我们的相关知识储备足吗？对沿线国家的情况足够了解吗？将要采取的具体举措能够切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吗？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略实施的效果与国际影响。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伴随着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必须看到，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国际国内事务的处理仍是响应型、反应型、被动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动型的，无法从容应对甚至“先发制人”。这就说明政府管理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与可采取的战略缺乏有效研判。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个国家社会转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问题，但绝对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种“颠覆性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进而把失误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学性。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实施也依赖于决策科学性。怎样在政策实施之前预先征集民意，广告周知？如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效沟通，真正令民众受惠？都需要发挥智库作用。我们倡导决策科学，不只是说技术上具有科学性，更要用科学的、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实现决策。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知识与智慧的支持，否则很难有合理性、合法性。无论是从中国自己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转型，还是国际层面的转型，都迫切需要科学决策，需要高水平智库提供知识和智能。 ●记者：正是因为需求巨大，所以“智库热”在中国迅速掀起。中国应有怎样的智库格局，智库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有人统计，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智库了，这个数目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智库拿出过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没有像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那样有名的智库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智库，其核心还是“智”，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智库，却是有库无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库建设绝不能变成为了建而建，盲目扩张、蜂拥而上，否则会带来一系列乱象和负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质化研究，选题和着眼点千篇一律，说不出新东西，没有附加值。互相之间没有分工，更不讲合作，甚至出现恶性无序竞争。智库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性，高端智库一定是质量型智库。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着力建设的是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各类智库有不同的发展侧重和路径，这是符合实际的。构建体系，就意味着对现有智库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必须抓住“特色”和“新型”两个关键。特色，是体现中国特色，在中国的特色现实环境下成长起来，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服务。新型，就是寻找一种更加合理高效的组织运作方式。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智库被分为党政军、高校、社科院系统等七大类，基本上涵盖了智库的所有类型。每类智库，都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组织运作方式。例如高校智库，大学有学术优势，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对政策了解不够、不及时，对政府运作机制不熟悉；二是现行评估系统和智库的要求不相符，学者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智库研究。怎样解除束缚发挥优势？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体制。社科院系统具有比较集中的智库功能，但也有很大的改制空间，如果把人文历史等基础类研究归并入大学，保留并强化和现实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研究机构，针对性更强，就更有可能培养出很好的智库。企业里，一些只研究本企业问题、贡献于这一家企业的机构不能叫智库，因为智库是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一些技术性的研究机构也不应叫智库，因为它属于基础研究领域。从研究上讲，智库研究是要有现实性和预见性的，而不是教科书式的。智库选择研究题目不能跟风，盲目追求热点。我们面对的有热点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有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也许再过两三年就变得重要了，所以也要对它提前展开研究。如果能通过智库建设推动中国知识创造体系和政策研究体系改革，那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起到很大作用。 ●记者：政府是大部分智库产品的购买方与使用方。智库与政府之间应建立起怎样的良性关系？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利用智库产品？ 郑永年：做智库的人都在强调独立性。的确，独立性很重要，但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反政府、唱反调。智库不可能脱离政府，我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服务政府、影响决策，并且依赖于政府的收购服务，经济上也不是完全独立。但，只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场，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研究过程、人员配置、结论分析等均不受政府干预，这就是一种独立。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关系也有多种模式。例如美国智库，一类是像兰德公司那样，实行政府定点采购。一类主要靠企业捐助开展研究。再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向智库收购服务，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引进人才，自己操作。但政府也监管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监管机制。此外，欧洲、日本等也有不同模式，可以多去了解、寻找参照，逐步建立起最适合自己的一套模式。政府采购智库提供的社会服务，目的是辅助决策、影响现实发展，因此，智库应有责任意识，对自己提供的专业性产品负责。培根说“知识即权力”，智库成员不能滥用这种权力，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肩上是时刻担着社会责任甚至法律责任的。而中国现在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管理体制，大部分智库也远没有形成这样的责任意识。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应考察借鉴国外相关的智库监管治理体制，尽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监管和考核机制。现在有一种误区，认为先把智库机构建立起来，再去考虑管理和追责机制。其实不能等，应该同步甚至是先行地进行机制建设。 ●记者：合格甚至优秀的政策研究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哪些要求？有志于做智库研究的学者应该怎样完成身份角色转型？ 郑永年：智库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可以借古人智慧概括为“知行合一”。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为“知”。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智库成员必须同时具备“知”和“行”两方面的素质。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智库成员作为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首先，智库成员要能够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一种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实际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够结合实际，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并把这些政策途径放在宏观环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诉政府每种政策选择将会导致的后果。最后，智库应该致力于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只有这样，中国的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才能顺利进入世界“政策市场”，把握国际话语权。总之，智库成员应该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素质，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智库人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从哪里来？大学里可以找到各种门类的教科书，但智库所需的实践经验却难以从书本中获取。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政策体系脱节，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储备。美国有“旋转门”机制，人才在政府与智库之间有序流动，打通了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隔膜。这是国际智库比较公认的人才培养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可以尝试借鉴新加坡模式，用市场机制引进人才，人员跟着项目走，随时流动，并在坚持专业所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也有自己的市场。研究者不进入这个市场，就什么也不懂；进入之后，随着研究经历的积淀，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智库学者要让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像“活水”一样流动起来。对学者来说，还需要注意一点：要在作为学者的学术自由和作为智库的责任之间找到平衡，遵守智库应有的纪律和规则。总之，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文章选自光明智库，作者：王思敏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记者：很多研究者留意到，今天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智库正作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赢得巨大发展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永年：智库在中国如此受重视，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发展为一个更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无论是文明的复兴，还是大国的地位，都是依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怎么打拼？需要科学的决策和管理，需要制定清晰明确的路线图，这就呼唤着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前我们讲科学决策，更多地考虑到决策科学对中国自身事务的影响。现在国内的政策科学不科学，不仅影响自身，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例如在外交领域，中国今天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发展战略，但我们的相关知识储备足吗？对沿线国家的情况足够了解吗？将要采取的具体举措能够切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吗？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略实施的效果与国际影响。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伴随着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必须看到，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国际国内事务的处理仍是响应型、反应型、被动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动型的，无法从容应对甚至“先发制人”。这就说明政府管理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与可采取的战略缺乏有效研判。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个国家社会转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问题，但绝对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种“颠覆性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进而把失误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学性。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实施也依赖于决策科学性。怎样在政策实施之前预先征集民意，广告周知？如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效沟通，真正令民众受惠？都需要发挥智库作用。我们倡导决策科学，不只是说技术上具有科学性，更要用科学的、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实现决策。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知识与智慧的支持，否则很难有合理性、合法性。无论是从中国自己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转型，还是国际层面的转型，都迫切需要科学决策，需要高水平智库提供知识和智能。 ●记者：正是因为需求巨大，所以“智库热”在中国迅速掀起。中国应有怎样的智库格局，智库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有人统计，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智库了，这个数目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智库拿出过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没有像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那样有名的智库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智库，其核心还是“智”，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智库，却是有库无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库建设绝不能变成为了建而建，盲目扩张、蜂拥而上，否则会带来一系列乱象和负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质化研究，选题和着眼点千篇一律，说不出新东西，没有附加值。互相之间没有分工，更不讲合作，甚至出现恶性无序竞争。智库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性，高端智库一定是质量型智库。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着力建设的是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各类智库有不同的发展侧重和路径，这是符合实际的。构建体系，就意味着对现有智库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必须抓住“特色”和“新型”两个关键。特色，是体现中国特色，在中国的特色现实环境下成长起来，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服务。新型，就是寻找一种更加合理高效的组织运作方式。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智库被分为党政军、高校、社科院系统等七大类，基本上涵盖了智库的所有类型。每类智库，都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组织运作方式。例如高校智库，大学有学术优势，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对政策了解不够、不及时，对政府运作机制不熟悉；二是现行评估系统和智库的要求不相符，学者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智库研究。怎样解除束缚发挥优势？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体制。社科院系统具有比较集中的智库功能，但也有很大的改制空间，如果把人文历史等基础类研究归并入大学，保留并强化和现实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研究机构，针对性更强，就更有可能培养出很好的智库。企业里，一些只研究本企业问题、贡献于这一家企业的机构不能叫智库，因为智库是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一些技术性的研究机构也不应叫智库，因为它属于基础研究领域。从研究上讲，智库研究是要有现实性和预见性的，而不是教科书式的。智库选择研究题目不能跟风，盲目追求热点。我们面对的有热点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有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也许再过两三年就变得重要了，所以也要对它提前展开研究。如果能通过智库建设推动中国知识创造体系和政策研究体系改革，那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起到很大作用。 ●记者：政府是大部分智库产品的购买方与使用方。智库与政府之间应建立起怎样的良性关系？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利用智库产品？ 郑永年：做智库的人都在强调独立性。的确，独立性很重要，但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反政府、唱反调。智库不可能脱离政府，我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服务政府、影响决策，并且依赖于政府的收购服务，经济上也不是完全独立。但，只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场，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研究过程、人员配置、结论分析等均不受政府干预，这就是一种独立。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关系也有多种模式。例如美国智库，一类是像兰德公司那样，实行政府定点采购。一类主要靠企业捐助开展研究。再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向智库收购服务，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引进人才，自己操作。但政府也监管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监管机制。此外，欧洲、日本等也有不同模式，可以多去了解、寻找参照，逐步建立起最适合自己的一套模式。政府采购智库提供的社会服务，目的是辅助决策、影响现实发展，因此，智库应有责任意识，对自己提供的专业性产品负责。培根说“知识即权力”，智库成员不能滥用这种权力，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肩上是时刻担着社会责任甚至法律责任的。而中国现在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管理体制，大部分智库也远没有形成这样的责任意识。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应考察借鉴国外相关的智库监管治理体制，尽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监管和考核机制。现在有一种误区，认为先把智库机构建立起来，再去考虑管理和追责机制。其实不能等，应该同步甚至是先行地进行机制建设。 ●记者：合格甚至优秀的政策研究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哪些要求？有志于做智库研究的学者应该怎样完成身份角色转型？ 郑永年：智库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可以借古人智慧概括为“知行合一”。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为“知”。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智库成员必须同时具备“知”和“行”两方面的素质。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智库成员作为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首先，智库成员要能够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一种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实际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够结合实际，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并把这些政策途径放在宏观环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诉政府每种政策选择将会导致的后果。最后，智库应该致力于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只有这样，中国的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才能顺利进入世界“政策市场”，把握国际话语权。总之，智库成员应该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素质，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智库人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从哪里来？大学里可以找到各种门类的教科书，但智库所需的实践经验却难以从书本中获取。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政策体系脱节，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储备。美国有“旋转门”机制，人才在政府与智库之间有序流动，打通了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隔膜。这是国际智库比较公认的人才培养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可以尝试借鉴新加坡模式，用市场机制引进人才，人员跟着项目走，随时流动，并在坚持专业所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也有自己的市场。研究者不进入这个市场，就什么也不懂；进入之后，随着研究经历的积淀，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智库学者要让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像“活水”一样流动起来。对学者来说，还需要注意一点：要在作为学者的学术自由和作为智库的责任之间找到平衡，遵守智库应有的纪律和规则。总之，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文章选自光明智库，作者：王思敏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记者：很多研究者留意到，今天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智库正作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赢得巨大发展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永年：智库在中国如此受重视，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发展为一个更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无论是文明的复兴，还是大国的地位，都是依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怎么打拼？需要科学的决策和管理，需要制定清晰明确的路线图，这就呼唤着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前我们讲科学决策，更多地考虑到决策科学对中国自身事务的影响。现在国内的政策科学不科学，不仅影响自身，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例如在外交领域，中国今天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发展战略，但我们的相关知识储备足吗？对沿线国家的情况足够了解吗？将要采取的具体举措能够切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吗？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略实施的效果与国际影响。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伴随着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必须看到，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国际国内事务的处理仍是响应型、反应型、被动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动型的，无法从容应对甚至“先发制人”。这就说明政府管理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与可采取的战略缺乏有效研判。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个国家社会转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问题，但绝对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种“颠覆性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进而把失误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学性。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实施也依赖于决策科学性。怎样在政策实施之前预先征集民意，广告周知？如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效沟通，真正令民众受惠？都需要发挥智库作用。我们倡导决策科学，不只是说技术上具有科学性，更要用科学的、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实现决策。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知识与智慧的支持，否则很难有合理性、合法性。无论是从中国自己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转型，还是国际层面的转型，都迫切需要科学决策，需要高水平智库提供知识和智能。 ●记者：正是因为需求巨大，所以“智库热”在中国迅速掀起。中国应有怎样的智库格局，智库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有人统计，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智库了，这个数目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智库拿出过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没有像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那样有名的智库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智库，其核心还是“智”，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智库，却是有库无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库建设绝不能变成为了建而建，盲目扩张、蜂拥而上，否则会带来一系列乱象和负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质化研究，选题和着眼点千篇一律，说不出新东西，没有附加值。互相之间没有分工，更不讲合作，甚至出现恶性无序竞争。智库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性，高端智库一定是质量型智库。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着力建设的是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各类智库有不同的发展侧重和路径，这是符合实际的。构建体系，就意味着对现有智库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必须抓住“特色”和“新型”两个关键。特色，是体现中国特色，在中国的特色现实环境下成长起来，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服务。新型，就是寻找一种更加合理高效的组织运作方式。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智库被分为党政军、高校、社科院系统等七大类，基本上涵盖了智库的所有类型。每类智库，都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组织运作方式。例如高校智库，大学有学术优势，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对政策了解不够、不及时，对政府运作机制不熟悉；二是现行评估系统和智库的要求不相符，学者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智库研究。怎样解除束缚发挥优势？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体制。社科院系统具有比较集中的智库功能，但也有很大的改制空间，如果把人文历史等基础类研究归并入大学，保留并强化和现实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研究机构，针对性更强，就更有可能培养出很好的智库。企业里，一些只研究本企业问题、贡献于这一家企业的机构不能叫智库，因为智库是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一些技术性的研究机构也不应叫智库，因为它属于基础研究领域。从研究上讲，智库研究是要有现实性和预见性的，而不是教科书式的。智库选择研究题目不能跟风，盲目追求热点。我们面对的有热点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有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也许再过两三年就变得重要了，所以也要对它提前展开研究。如果能通过智库建设推动中国知识创造体系和政策研究体系改革，那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起到很大作用。 ●记者：政府是大部分智库产品的购买方与使用方。智库与政府之间应建立起怎样的良性关系？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利用智库产品？ 郑永年：做智库的人都在强调独立性。的确，独立性很重要，但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反政府、唱反调。智库不可能脱离政府，我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服务政府、影响决策，并且依赖于政府的收购服务，经济上也不是完全独立。但，只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场，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研究过程、人员配置、结论分析等均不受政府干预，这就是一种独立。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关系也有多种模式。例如美国智库，一类是像兰德公司那样，实行政府定点采购。一类主要靠企业捐助开展研究。再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向智库收购服务，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引进人才，自己操作。但政府也监管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监管机制。此外，欧洲、日本等也有不同模式，可以多去了解、寻找参照，逐步建立起最适合自己的一套模式。政府采购智库提供的社会服务，目的是辅助决策、影响现实发展，因此，智库应有责任意识，对自己提供的专业性产品负责。培根说“知识即权力”，智库成员不能滥用这种权力，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肩上是时刻担着社会责任甚至法律责任的。而中国现在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管理体制，大部分智库也远没有形成这样的责任意识。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应考察借鉴国外相关的智库监管治理体制，尽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监管和考核机制。现在有一种误区，认为先把智库机构建立起来，再去考虑管理和追责机制。其实不能等，应该同步甚至是先行地进行机制建设。 ●记者：合格甚至优秀的政策研究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哪些要求？有志于做智库研究的学者应该怎样完成身份角色转型？ 郑永年：智库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可以借古人智慧概括为“知行合一”。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为“知”。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智库成员必须同时具备“知”和“行”两方面的素质。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智库成员作为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首先，智库成员要能够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一种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实际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够结合实际，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并把这些政策途径放在宏观环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诉政府每种政策选择将会导致的后果。最后，智库应该致力于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只有这样，中国的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才能顺利进入世界“政策市场”，把握国际话语权。总之，智库成员应该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素质，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智库人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从哪里来？大学里可以找到各种门类的教科书，但智库所需的实践经验却难以从书本中获取。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政策体系脱节，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储备。美国有“旋转门”机制，人才在政府与智库之间有序流动，打通了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隔膜。这是国际智库比较公认的人才培养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可以尝试借鉴新加坡模式，用市场机制引进人才，人员跟着项目走，随时流动，并在坚持专业所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也有自己的市场。研究者不进入这个市场，就什么也不懂；进入之后，随着研究经历的积淀，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智库学者要让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像“活水”一样流动起来。对学者来说，还需要注意一点：要在作为学者的学术自由和作为智库的责任之间找到平衡，遵守智库应有的纪律和规则。总之，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文章选自光明智库，作者：王思敏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记者：很多研究者留意到，今天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智库正作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赢得巨大发展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永年：智库在中国如此受重视，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发展为一个更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无论是文明的复兴，还是大国的地位，都是依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怎么打拼？需要科学的决策和管理，需要制定清晰明确的路线图，这就呼唤着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前我们讲科学决策，更多地考虑到决策科学对中国自身事务的影响。现在国内的政策科学不科学，不仅影响自身，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例如在外交领域，中国今天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发展战略，但我们的相关知识储备足吗？对沿线国家的情况足够了解吗？将要采取的具体举措能够切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吗？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略实施的效果与国际影响。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伴随着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必须看到，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国际国内事务的处理仍是响应型、反应型、被动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动型的，无法从容应对甚至“先发制人”。这就说明政府管理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与可采取的战略缺乏有效研判。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个国家社会转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问题，但绝对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种“颠覆性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进而把失误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学性。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实施也依赖于决策科学性。怎样在政策实施之前预先征集民意，广告周知？如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效沟通，真正令民众受惠？都需要发挥智库作用。我们倡导决策科学，不只是说技术上具有科学性，更要用科学的、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实现决策。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知识与智慧的支持，否则很难有合理性、合法性。无论是从中国自己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转型，还是国际层面的转型，都迫切需要科学决策，需要高水平智库提供知识和智能。 ●记者：正是因为需求巨大，所以“智库热”在中国迅速掀起。中国应有怎样的智库格局，智库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有人统计，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智库了，这个数目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智库拿出过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没有像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那样有名的智库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智库，其核心还是“智”，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智库，却是有库无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库建设绝不能变成为了建而建，盲目扩张、蜂拥而上，否则会带来一系列乱象和负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质化研究，选题和着眼点千篇一律，说不出新东西，没有附加值。互相之间没有分工，更不讲合作，甚至出现恶性无序竞争。智库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性，高端智库一定是质量型智库。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着力建设的是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各类智库有不同的发展侧重和路径，这是符合实际的。构建体系，就意味着对现有智库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必须抓住“特色”和“新型”两个关键。特色，是体现中国特色，在中国的特色现实环境下成长起来，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服务。新型，就是寻找一种更加合理高效的组织运作方式。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智库被分为党政军、高校、社科院系统等七大类，基本上涵盖了智库的所有类型。每类智库，都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组织运作方式。例如高校智库，大学有学术优势，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对政策了解不够、不及时，对政府运作机制不熟悉；二是现行评估系统和智库的要求不相符，学者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智库研究。怎样解除束缚发挥优势？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体制。社科院系统具有比较集中的智库功能，但也有很大的改制空间，如果把人文历史等基础类研究归并入大学，保留并强化和现实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研究机构，针对性更强，就更有可能培养出很好的智库。企业里，一些只研究本企业问题、贡献于这一家企业的机构不能叫智库，因为智库是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一些技术性的研究机构也不应叫智库，因为它属于基础研究领域。从研究上讲，智库研究是要有现实性和预见性的，而不是教科书式的。智库选择研究题目不能跟风，盲目追求热点。我们面对的有热点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有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也许再过两三年就变得重要了，所以也要对它提前展开研究。如果能通过智库建设推动中国知识创造体系和政策研究体系改革，那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起到很大作用。 ●记者：政府是大部分智库产品的购买方与使用方。智库与政府之间应建立起怎样的良性关系？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利用智库产品？ 郑永年：做智库的人都在强调独立性。的确，独立性很重要，但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反政府、唱反调。智库不可能脱离政府，我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服务政府、影响决策，并且依赖于政府的收购服务，经济上也不是完全独立。但，只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场，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研究过程、人员配置、结论分析等均不受政府干预，这就是一种独立。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关系也有多种模式。例如美国智库，一类是像兰德公司那样，实行政府定点采购。一类主要靠企业捐助开展研究。再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向智库收购服务，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引进人才，自己操作。但政府也监管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监管机制。此外，欧洲、日本等也有不同模式，可以多去了解、寻找参照，逐步建立起最适合自己的一套模式。政府采购智库提供的社会服务，目的是辅助决策、影响现实发展，因此，智库应有责任意识，对自己提供的专业性产品负责。培根说“知识即权力”，智库成员不能滥用这种权力，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肩上是时刻担着社会责任甚至法律责任的。而中国现在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管理体制，大部分智库也远没有形成这样的责任意识。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应考察借鉴国外相关的智库监管治理体制，尽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监管和考核机制。现在有一种误区，认为先把智库机构建立起来，再去考虑管理和追责机制。其实不能等，应该同步甚至是先行地进行机制建设。 ●记者：合格甚至优秀的政策研究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哪些要求？有志于做智库研究的学者应该怎样完成身份角色转型？ 郑永年：智库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可以借古人智慧概括为“知行合一”。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为“知”。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智库成员必须同时具备“知”和“行”两方面的素质。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智库成员作为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首先，智库成员要能够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一种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实际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够结合实际，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并把这些政策途径放在宏观环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诉政府每种政策选择将会导致的后果。最后，智库应该致力于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只有这样，中国的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才能顺利进入世界“政策市场”，把握国际话语权。总之，智库成员应该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素质，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智库人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从哪里来？大学里可以找到各种门类的教科书，但智库所需的实践经验却难以从书本中获取。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政策体系脱节，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储备。美国有“旋转门”机制，人才在政府与智库之间有序流动，打通了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隔膜。这是国际智库比较公认的人才培养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可以尝试借鉴新加坡模式，用市场机制引进人才，人员跟着项目走，随时流动，并在坚持专业所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也有自己的市场。研究者不进入这个市场，就什么也不懂；进入之后，随着研究经历的积淀，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智库学者要让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像“活水”一样流动起来。对学者来说，还需要注意一点：要在作为学者的学术自由和作为智库的责任之间找到平衡，遵守智库应有的纪律和规则。总之，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文章选自光明智库，作者：王思敏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记者：很多研究者留意到，今天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智库正作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赢得巨大发展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永年：智库在中国如此受重视，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发展为一个更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无论是文明的复兴，还是大国的地位，都是依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怎么打拼？需要科学的决策和管理，需要制定清晰明确的路线图，这就呼唤着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前我们讲科学决策，更多地考虑到决策科学对中国自身事务的影响。现在国内的政策科学不科学，不仅影响自身，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例如在外交领域，中国今天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发展战略，但我们的相关知识储备足吗？对沿线国家的情况足够了解吗？将要采取的具体举措能够切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吗？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略实施的效果与国际影响。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伴随着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必须看到，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国际国内事务的处理仍是响应型、反应型、被动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动型的，无法从容应对甚至“先发制人”。这就说明政府管理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与可采取的战略缺乏有效研判。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个国家社会转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问题，但绝对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种“颠覆性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进而把失误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学性。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实施也依赖于决策科学性。怎样在政策实施之前预先征集民意，广告周知？如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效沟通，真正令民众受惠？都需要发挥智库作用。我们倡导决策科学，不只是说技术上具有科学性，更要用科学的、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实现决策。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知识与智慧的支持，否则很难有合理性、合法性。无论是从中国自己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转型，还是国际层面的转型，都迫切需要科学决策，需要高水平智库提供知识和智能。 ●记者：正是因为需求巨大，所以“智库热”在中国迅速掀起。中国应有怎样的智库格局，智库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有人统计，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智库了，这个数目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智库拿出过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没有像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那样有名的智库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智库，其核心还是“智”，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智库，却是有库无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库建设绝不能变成为了建而建，盲目扩张、蜂拥而上，否则会带来一系列乱象和负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质化研究，选题和着眼点千篇一律，说不出新东西，没有附加值。互相之间没有分工，更不讲合作，甚至出现恶性无序竞争。智库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性，高端智库一定是质量型智库。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着力建设的是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各类智库有不同的发展侧重和路径，这是符合实际的。构建体系，就意味着对现有智库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必须抓住“特色”和“新型”两个关键。特色，是体现中国特色，在中国的特色现实环境下成长起来，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服务。新型，就是寻找一种更加合理高效的组织运作方式。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智库被分为党政军、高校、社科院系统等七大类，基本上涵盖了智库的所有类型。每类智库，都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组织运作方式。例如高校智库，大学有学术优势，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对政策了解不够、不及时，对政府运作机制不熟悉；二是现行评估系统和智库的要求不相符，学者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智库研究。怎样解除束缚发挥优势？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体制。社科院系统具有比较集中的智库功能，但也有很大的改制空间，如果把人文历史等基础类研究归并入大学，保留并强化和现实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研究机构，针对性更强，就更有可能培养出很好的智库。企业里，一些只研究本企业问题、贡献于这一家企业的机构不能叫智库，因为智库是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一些技术性的研究机构也不应叫智库，因为它属于基础研究领域。从研究上讲，智库研究是要有现实性和预见性的，而不是教科书式的。智库选择研究题目不能跟风，盲目追求热点。我们面对的有热点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有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也许再过两三年就变得重要了，所以也要对它提前展开研究。如果能通过智库建设推动中国知识创造体系和政策研究体系改革，那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起到很大作用。 ●记者：政府是大部分智库产品的购买方与使用方。智库与政府之间应建立起怎样的良性关系？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利用智库产品？ 郑永年：做智库的人都在强调独立性。的确，独立性很重要，但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反政府、唱反调。智库不可能脱离政府，我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服务政府、影响决策，并且依赖于政府的收购服务，经济上也不是完全独立。但，只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场，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研究过程、人员配置、结论分析等均不受政府干预，这就是一种独立。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关系也有多种模式。例如美国智库，一类是像兰德公司那样，实行政府定点采购。一类主要靠企业捐助开展研究。再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向智库收购服务，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引进人才，自己操作。但政府也监管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监管机制。此外，欧洲、日本等也有不同模式，可以多去了解、寻找参照，逐步建立起最适合自己的一套模式。政府采购智库提供的社会服务，目的是辅助决策、影响现实发展，因此，智库应有责任意识，对自己提供的专业性产品负责。培根说“知识即权力”，智库成员不能滥用这种权力，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肩上是时刻担着社会责任甚至法律责任的。而中国现在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管理体制，大部分智库也远没有形成这样的责任意识。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应考察借鉴国外相关的智库监管治理体制，尽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监管和考核机制。现在有一种误区，认为先把智库机构建立起来，再去考虑管理和追责机制。其实不能等，应该同步甚至是先行地进行机制建设。 ●记者：合格甚至优秀的政策研究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哪些要求？有志于做智库研究的学者应该怎样完成身份角色转型？ 郑永年：智库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可以借古人智慧概括为“知行合一”。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为“知”。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智库成员必须同时具备“知”和“行”两方面的素质。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智库成员作为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首先，智库成员要能够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一种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实际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够结合实际，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并把这些政策途径放在宏观环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诉政府每种政策选择将会导致的后果。最后，智库应该致力于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只有这样，中国的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才能顺利进入世界“政策市场”，把握国际话语权。总之，智库成员应该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素质，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智库人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从哪里来？大学里可以找到各种门类的教科书，但智库所需的实践经验却难以从书本中获取。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政策体系脱节，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储备。美国有“旋转门”机制，人才在政府与智库之间有序流动，打通了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隔膜。这是国际智库比较公认的人才培养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可以尝试借鉴新加坡模式，用市场机制引进人才，人员跟着项目走，随时流动，并在坚持专业所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也有自己的市场。研究者不进入这个市场，就什么也不懂；进入之后，随着研究经历的积淀，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智库学者要让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像“活水”一样流动起来。对学者来说，还需要注意一点：要在作为学者的学术自由和作为智库的责任之间找到平衡，遵守智库应有的纪律和规则。总之，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文章选自光明智库，作者：王思敏
2015年4月8日 -
郑永年: 华商迎第三次历史阶段 抓住中国走出去机遇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2015年3月29日, 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华商领袖与华人智库圆桌会”在海南博鳌召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在圆桌会发言时表示，“一带一路”中国资本、企业出去之际，世界华商应该抓住机遇重新定位，发挥独特作用。 郑永年表示，华商在中国重大历史节点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个阶段，华商支持中国革命。第二个阶段，华商参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处于资本高度短缺时代，华商积极参与到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中，贡献很大。 郑永年认为，华商正面临第三个发展阶段。“一带一路”主要是中国资本、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政府起搭台作用。海外华商可以抓住机遇，可配合当地政府，和中国走出去的资本、企业合作，发展自己的事业，同时为当地百姓做好事。 郑永年建议，海外华商要关注智库作用。观察华商群体，无论是东南亚还是北美，华商和智库的联系都存在短板。而世界其它国家的企业家都非常关心政治和公共政策。华商可通过智库表达公共政策，做智库既可为自身服务，为当地社会和当地政府服务，也可借此改善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关系。郑永年强调，没有知识支撑的财富是不可持续的财富，可持续的财富积累需要智库的建设。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5年3月29日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2015年3月29日, 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华商领袖与华人智库圆桌会”在海南博鳌召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在圆桌会发言时表示，“一带一路”中国资本、企业出去之际，世界华商应该抓住机遇重新定位，发挥独特作用。 郑永年表示，华商在中国重大历史节点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个阶段，华商支持中国革命。第二个阶段，华商参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处于资本高度短缺时代，华商积极参与到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中，贡献很大。 郑永年认为，华商正面临第三个发展阶段。“一带一路”主要是中国资本、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政府起搭台作用。海外华商可以抓住机遇，可配合当地政府，和中国走出去的资本、企业合作，发展自己的事业，同时为当地百姓做好事。 郑永年建议，海外华商要关注智库作用。观察华商群体，无论是东南亚还是北美，华商和智库的联系都存在短板。而世界其它国家的企业家都非常关心政治和公共政策。华商可通过智库表达公共政策，做智库既可为自身服务，为当地社会和当地政府服务，也可借此改善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关系。郑永年强调，没有知识支撑的财富是不可持续的财富，可持续的财富积累需要智库的建设。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5年3月29日
2015年4月8日 -
CCG理事题词共贺乔迁之喜
2015年3月17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了隆重的乔迁新址剪彩仪式。CCG咨询委员会主席龙永图，联席主席陈启宗， 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以及CCG副主席、常务理事等二十余位嘉宾莅临我们位于北京CBD的新办公室参观并出席了剪彩仪式。嘉宾们在参观完CCG全新的办公室、理事专家名录墙、研究成果展览后，兴致勃勃地在签名册上挥毫写下对CCG的赞扬和殷切期许，对CCG乔迁和近年来的发展及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和欣慰，期待CCG未来更上一层楼，为打造中国新型国际化智库方面做出新的贡献。不少未能到场的理事们还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表示祝贺。在仪式上，CCG创始人、主任王辉耀博士向各位主席、副主席、常务理事在CCG发展中做出的贡献和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他表示，中国智库发展迎来新的春天，CCG期待和各位理事共同携手，为创建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智库而继续努力。 剪彩仪式之前，CCG各位理事为CCG发展进步及乔迁之喜建言并题词祝贺，对CCG为推进中国全球化；推动中国企业、人才的海外发展；以及为政商两界献计献策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予以肯定，并祝愿CCG在未来发展成具有国际视野、国际智慧、国际影响力的全球智库。剪彩仪式新闻链接：CCG举办乔迁新址剪彩仪式
2015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