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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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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携程的勇气和难题
梁建章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逐渐回归公司后主导了携程的三大变革。 回归两年时间，梁建章凭借大刀阔斧改革让颓势中的携程面目一新，不过在其个人影响力迅速攀升到顶点之后，交给梁建章的并非是在线旅游的大势已定，而是更为复杂的行业格局。 “荣誉感谈不上，责任感肯定是有的，希望能够带领员工做得更好。”谈到回归携程二次创业的动力，梁建章近日在接受腾讯科技专访时表示： “除了责任感，另一方面确实是很有意思。因为携程在进行变革和创新，正好这个行业又面临移动互联网爆发和中国旅游业起飞的机遇，所以非常有意思。” 更加互联网化的携程，也面对着互联网所对应的更惨烈的竞争，或许第四季度预计亏损的消息大大出乎业界意料，但于梁建章而言，无论是去哪儿不计代价野蛮扩张表现出的狼性，还是同程曾在门票业务在所表现出的战斗力，都逼迫携程不得不变得更有攻击性和侵略性。 要保持携程目前的领先优势乃至打造旅游行业帝国，并非易事。多名携程内部人士告诉腾讯科技，梁建章每天保持高强度工作入，对公司各项业务要求也比以往更加严厉。 梁建章留给外界的印象是低调理性而不善言辞，但低调并不意味着容易接近。在公司战略和管理上，梁建章简单果断而雷厉风行，下属员工对于梁建章的态度或许更多是种带着距离感的信任和尊敬。 1985年，16岁的梁建章考上复旦大学第一届少年班，仅仅4年之后便获得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电脑系硕士学位，并在硅谷顶尖科技公司工作直至创业——作为年少成名的天才型学生，梁建章注定有着更为独立的内心世界，他带领携程继续前行的动力，则或许和年少时攻克复杂的几何题一样，享受着不断解决难题获得成功的乐趣。 危机中的三大变革 2012年，携程遭遇成立以来的最大危机，在奠定行业领先地位后的数年时间里，携程被指将更多精力放在资源整合和产业链控制，丧失创新能力。 “竞争对手在加速推进在线旅游行业的新玩法，携程如果想抓住新机会需要在创新方面加速、做更多的变革。”梁建章如此描述自己40多岁时重回携程的动机。 竞争对手的狼性和当时携程的迟缓形成鲜明对比。艺龙削弱呼叫中心发展线上交易，大打价格战做大酒店预订增长率；去哪儿的搜索比价平台，则让携程机票预订和酒店现付模式的价格劣势暴露无遗。从2011年第四季度开始，携程净利等多项指标连续5个季度持续下滑，此前，携程曾保持连续11个季度的净利增长。 阻碍携程的，是其老化的庞大组织管理机制和创新血液的缺失，导致其在价格战上犹豫不决错过最佳时机，过于依赖传统呼叫中心的沉重模式面对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则无所适从。 如何让老迈迟缓的携程重新轻装上阵？梁建章向腾讯科技详细描述了自己回归后的实施的一系列动作。 在战略层面，梁建章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逐渐回归公司后主导了携程的三大变革：移动化、平台化、小团队化创新。而组织机构的机制调整被梁建章摆在第一位。 “在各大事业部的基础上，把公司的权力分配，重新从总部分下去，当然不完全是分权力，同时也要把激励机制、风险都同时分下去。” 梁建章告诉腾讯科技，首先各部门要制定明确目标，并划清部门之间的界限，从技术上分拆开，把权力分配和部门协调规则化，并把权力进一步往下分配下去；其次，各事业部下也成立小团队，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能动性、容错空间去快速推出创新产品。 一位携程内部人士曾向腾讯科技透露，长期以来，携程大部分的中高层管理人士对于互联网的理解都非常陌生，思维较为传统，面对而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股权激励也催生了普遍的保守意识。 “不是很多人想养老，因为携程最高层的那一批人其实也就40岁左右。”梁建章解释说。 对此，梁建章的一个解决办法是调换高管岗位，更换各自的职责和权利来进行激励，比如负责呼叫中心的孙茂华被调任至大住宿事业部，负责财务、管控成本支出的冯雁调任负责机票业务的发展。 “组织机构的变化是有比较大的阻力，每个人原来的职责权利做了调整，如果让携程其他人来推动这件事可能就完成不了，一开始我也需要跟高管做不少思想工作，但最终，大部分人是从调整激励中获得了更好的成长。”梁建章告诉腾讯科技，尽管短期来看，部门分拆重组需要磨合并导致成本增高，但是长期来说公司发展会更快，竞争力更强。 在组织机构调整的基础上，梁建章开始亲自带领一支团队发展移动业务。无线客户端代表的移动互联网被梁建章视作携程突围的一个关键点。在携程内部，无线业务亦被因此称为“二次创业”。 对比携程传统的呼叫中心结合互联网的“鼠标+水泥”模式，梁建章提出“拇指+水泥”的新概念，推动携程由OTA（在线旅游代理）转型成MTA（移动旅游代理）模式，打造手机、互联网和呼叫中心的“一网三客户端”一站式服务模式。 移动互联网被梁建章视作携程依然庞大的呼叫中心业务继续存在的理由。他认为，未来APP与人工服务能结合起来，帮助用户实现预订操作。 除了移动，开放平台则是携程重点推进的另一项变革，这也是携程面对去哪儿模式冲击的应对之举。谈到回归两年后自己给携程带来的改变，梁建章总结为移动化、平台化、重塑创新文化三方面，平台化使得携程接入了更多外部产品，提升了产品丰富度和价格竞争力。 当然，携程原有的OTA自营产品和平台业务不可避免会出现博弈情况，比如完全同质化的产品外部如果能提供更低价格，对携程的利润会带来影响。 微驴儿创始人在接受腾讯科技采访时曾表示，之所以选择从携程离职创业，源于他们在工作中发现，携程的模式不会主动满足用户找到最廉价出境机票的需求——这需要对原有技术框架和模式做很大调整，而如果让用户都去找最具性价比的机票，这对于携程的利润又会造成较大伤害。 不过，梁建章有自己的解释，他认为，自营产品和平台产品对携程而言是好的互补，平台能价格更低一些更大众化一些产品的话，如果有完全同质化的产品，携程也会展示给用户最便宜的价格。 携程的新挑战 对于员工数已接近3万人的携程而言，梁建章的回归，除了实质业务层面带来的改变，更多还意味着士气的提升。 但更多时候，梁建章并不喜欢在公开场合去谈论跟携程和旅游有关的一切，偶尔出现在公司产品发布会的媒体采访场合，也难掩连续工作后的疲惫。不过曾深入接触过梁建章的人士都表示，每当聊起中国人口问题，梁建章便立刻变得意兴盎然。 2007年离开携程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经济学博士期间，劳动力市场和创业创新正是梁建章研究的主要课题。在过去的多年时间里，梁建章不遗余力论证中国人口发展政策已走到了十字路口，成为国内提倡“放开二胎”的最前沿学者，也因此被更多人所熟知。 “那个时候媒体还不敢发声，我觉得自己既在研究，又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有责任去推动这件事。”梁建章告诉腾讯科技，这也让他收获了和创业不一样的成就感。 对人口问题的兴趣和高度关注，一度让业界质疑梁建章带领携程二次创业的野心和热情，但梁建章的工作重心最终还是逐渐回到了携程。 无可否认，在线旅游市场有着越来越大的想象空间，但近两年建立起的脆弱秩序面临重塑，OTA平台界限模糊不断打破线下酒店的定价体系和合作模式，传统旅行社供应商在平台博弈中重拾话语权，巨头集体亏损则意味着更残酷竞争局面的到来。 此前，携程在今年第三季度财报发布后召开的电话会议中透露，四季度公司将出现上市11年来的首次亏损，亏损金额高达4亿到5亿元之间，整体而言，资本市场对于携程的走向更多开始在观望之中，尚未释放出更多乐观的信号。 “我们不看总体的亏损和盈利，而是看总体的投资的回报，现在是携程投入最大但是收益还没有完全看出来的时间段，只要我们每个投资有相应的业绩增长，有未来的规划就可以了。” 梁建章认为，携程和京东交易额接近，并保持40%到50%的增速，在线旅游市场的空间足以和电商媲美，如果携程保持酒店、票务、旅游中消费等业务的高速增长，资本市场会给予携程远高现在的估值。他还表示，虽然利润率是在下降，但现在携程主营业务依然很赚钱。 如果走向亏损，核心业务的发展增速对于携程的意义不言而喻，价格战则是互联网公司惯用的抢占市场份额的重要手段。 携程和去哪儿本月初都声称将发动更猛烈的“价格战”，梁建章称，携程将拿出10亿打价格战，推出不同档次和领域的零利润旅游产品。 去哪儿网CEO庄辰超(微博)回应称，去哪儿不怕打价格战，去哪儿的竞争优势是成本，“比如携程每一百块钱收入的交易成本是四块钱，去哪儿网支撑的交易成本是一块钱。对于我们来讲，定价到两块钱我们就盈利了，而竞争对手定价到三块钱还是亏损。” 呼叫中心成本是否会拖累携程接下来在价格战中的空间？梁建章并不赞同，“我觉得是正好相反，携程呼叫中心服务的正好是高附加值的高端用户群，这些客人的时间成本远远高于我们提供服务人员的成本，虽然卖出的每张票比竞争对手多了服务成本，但是服务的议价也比较高，因此长期保持了较高利润。” 相比去哪儿，除了价格战，携程近两年还付出了更多投资成本，投资范围涵盖短租、酒店、旅游、社区、游记、休闲度假、租车、邮轮等旅游出行上下游领域，这些投资的回报短期难以评估，携程同时占股的同程和途牛还出现了恶化竞争的局面。 同城、途牛之间主要是竞争的关系，携程与二者则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在梁建章看来，这些投资的意义在于通过多方合作提供自己的一站式服务，强化携程的平台战略。 其实，今年4月左右，携程和去哪儿这对在线旅游行业最大竞争对手也曾传出投资并购消息，但最终由于价格问题、管理层争议而搁浅。“很难一家公司垄断所有的业务，一个行业有两三家竞争是比较良性的，不过，现在各个领域的竞争非常充分，进一步的整合也是有意义的。”对于两家公司未来联手的可能性，梁建章委婉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短期之内，梁建章对携程的期待是移动端贡献70%的业务量，同时在公司内部孵化更多的小团队，提供自下而上的创新活力。文章选自腾讯科技，作者：范晓东
2015年1月12日 -
魏雪：公益慈善靠热情没法坚持
魏雪, TCL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 “公益慈善靠热情真的是没法坚持的，做慈善其实也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靠热情可以做一天，做一件事，但是你要让自己的基金和项目专业且持续地发展下去的话，就不能情绪化” 公益慈善的雏形 魏雪的外祖父白瑞启是“白敬宇药行”的第15代传人，就是电视剧《大宅门》中的原型。除了祖辈们在商业经营上获得的成功，他们长期所做的慈善义举更给她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在以往的贫困岁月，祖辈常年设立孤儿院收养孤儿，设粥厂施粥救济穷人。令她想不到的是，在解放前的旧社会，祖辈早早开始关注女性项目，为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进行职业培训，还设立了编席厂，在那个物质并不充裕的年代，让不少贫困家庭生计得以维持。这是她脑海中“公益慈善”的雏形。 更直观的感受来自大学期间，魏雪远渡重洋，就读于一所教会学校，公益活动较一般学校多。一次和艾滋病患者的接触让她明白，对于弱势人群，像平常人一样尊重与对待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帮助。之后她还参与了一系列相关的公益活动。国外的公益和她在国内看到的不一样，在国外，大家都会积极参与，普及大众，做公益并不是富人的专属，每个人参与的过程也很自然。在日常的活动中，平等、博爱的理念深深扎在了魏雪心中。 魏雪主攻经济学，毕业后进入一家企业工作，过着经济系毕业生按部就班的生活。但毕业之前，魏雪心中已萌生了一个念头：等我有精力了，一定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工作几年后，机会来了。 在国外生活8年，1997年再次回国，魏雪受到文化的冲击。她发现各个阶层的中国女性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工作、婚姻、家庭都有，生存挑战很大。魏雪周围不少女性，为了金钱，放弃对爱情的追求，放纵自己的底线。她深感中国的男女平等是表象的，其实女性在生活中有很多不平等，但中国女性对此并不敏感。当时维护女性权益的民间组织几乎没有，带着一腔热血，魏雪召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女性发展协会”。每年把学界和商界的朋友凑到一块，举办一次女性发展论坛，从各大领域讨论女性面临的挑战、女性所处的环境。 第一次论坛的主题是“干得好还是嫁得好”。《牵手》的编剧王海鸰让魏雪吃了一惊，这位有“中国第一婚姻写手”之称的女编剧坚持女性应该回归家庭，“嫁得好，挺好”，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与魏雪和在场北大学者的主论调背道而驰，也让她明白了当时中国女性的一种想法。直至今日，魏雪依旧觉得，作为一名女性，首先要干得好。“嫁得好谁都愿意，但是干得好能够让女性的选择更有自主的空间。” 烛光奖 和李东生结婚后，夫妇二人在公益上“术业有专攻”，李东生说服魏雪，集中精力做教育，这样才能授人以渔。魏雪认同了，“每一个基金，人力、财力都是有限的，社会上这么多需要帮扶的对象，没有办法面面俱到。”李东生的公益项目做得有些分散，希望小学、圆梦工程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但没有办法监控项目执行的效果。他俩达成共识：成立一个家族基金，从力所能及的小项目做起，亲自参与监督和管理。这一次，他们将目光放在了两个群体上：贫困高中生和乡村教师。第二届(2014-2015)“TCL希望工程烛光奖”启动仪式 没接触乡村教师之前，魏雪只有一个宏观的想法：他们生活很困难，需要帮助。接触之后，她发现乡村老师各有各的苦。一位老师因教学和妻子两地分居，妻子为了照顾他搬到学校来，学校人手不够，妻子开始给孩子做饭。学校、孩子，便是这对夫妇的全部生活。有的学校没有校舍，校长带着老师想办法借钱、拉赞助盖简陋的房子，为了省钱从很远的地方买材料，拉土拉泥弄沙子，没钱雇人就亲自上阵，只为了让孩子有个地方上学…… 乡村教师需要的远远不止是物质。他们在职业发展上，受到客观条件的严重阻碍，坚持做事所得到的认同与支持也是有限的，至于荣誉感和成就感，更是稀缺的。魏雪见过不止一个老师被亲朋好友数落：你在干什么，你做的事怎么这么没有价值，你拖累了全家人。“乡村教师付出了我们想象不到的艰辛和努力，但完全得不到周围人给予的价值。”魏雪说。此外，在医疗方面，由于乡村学校大多是复式教育(把所有年级的学生编成一个班，在一个教室里，由一位教师进行教学)，一个老师什么科目都教，什么年级都教，老师们没有时间，更没有经济能力去看病、体检。 针对实地调研中发现的几个问题，TCL公益基金于2013年举办了第一届TCL希望工程烛光奖，奖励了300名乡村教师。魏雪希望通过这个奖项，让乡村教师获得社会的认同，建立职业自豪感。同时，获奖的教师有机会进行远程培训，学习更好的教学方法和专业技能。通过烛光奖的平台，其他组织也参与进来，给乡村教师带来其他项目的帮助，为他们做体检的项目也正在酝酿中。 第二届TCL希望工程烛光奖评选已于11月启动。为了让更多人参与进来，魏雪团队设置了“我选我”环节，鼓励教师自荐。为此，他们特意创建了手机和电脑互联网申报推荐平台，拍摄了微电影，尽可能吸引更多乡村教师直接参与。同时，也发动网友们转发扩散“我选我”活动信息，让大家都来关注和关爱这群特殊的弱势人群。第二届获奖的教师将有计划地进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业务培训。 “我们希望这种项目通过传播能够推动政策的改善，但是我们一个基金能做的太少了。公益本身应该是人人参与的事情，中国缺乏这种人人慈善的文化，不是说企业就要捐钱，有钱人就要捐钱。其实不是。慈善就是每个人可以贡献自己的时间，贡献自己的金钱，无论多少。”魏雪总结。 传 承 九年义务制教育到初中毕业就结束了，高中生成了“没人管”的人群，魏雪的另一个核心公益项目正是面向贫困高中生。 魏雪在广东、湖北、云南等省份相继设置了“华萌班”：在当地规定的贫困县中，家庭属于贫困线以下、中考成绩超过高中的分数线可列入候选，再择优选择孩子，组成的班级便是“华萌班”。办学理念和升学率是对接过程中首要考虑的两个因素，“有人问我，贫困生教育为什么不去边远山区？这是一个误解，我做的是高中生，不是小学生，我帮助他的目的是进入大学，进入不了，也要给他一个接受三年高中教育的机会，为他下一步进入社会打好基础。” 每年开学阶段，魏雪都会和华萌班的孩子开第一次班会，认识、交流，听每个人讲家里的故事。华萌班的学生一开始都不敢讲话，内向害羞，放不开。后来慢慢地支支吾吾讲起自己的故事，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拉扯大的孤儿，家里没什么收入；有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有单亲家庭……“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不幸。” 有机会免费上高中，也就有了念大学的机会，孩子们很开心，同时他们也在犹豫该不该从山村走出来。魏雪了解到，一些孩子甚至要坐几天的车，跋山涉水才能到学校。很多同学是第一次从山里走出来，还是老师亲自到山里告诉家长，让他们放心，才肯让孩子走。 高一的孩子压力不小，魏雪与孩子交流时发现，孩子们通常会有自卑感，觉得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家里说得最多的便是“人家资助你上学，老师又这么帮助你，你考不上大学，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学校，对不起魏阿姨，对不起爸爸妈妈”。 华萌班最初叫“宏志班”，有着标签化的意味，学校同学都觉得宏志班就是穷孩子的班。“这对孩子们的成长是不利的。”魏雪说，“孩子们会无形间背负很多东西，会自卑。”魏雪将“宏志班”更名为“华萌班”，将“华萌助学金”更名为“华萌奖学金”，让名称更为中性。她每次见到孩子都会强调一句话：“你们记住，你们不是因为贫困而接受了基金的资助，而是因为你们优秀，我们的基金才有机会和你们合作。” 平日里，魏雪也和孩子们通信、聊天，保持精神层面的沟通与交流。孩子们收到她寄过去的鞋子，在宿舍集体秀拍给她看；篮球赛进了第几轮；云南下雪了……生活里的事他们都会告诉魏雪。等到高二再开班会，孩子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在大理一中，高一高二两届华萌班聚会，所有人围坐在白族建筑的中庭里，一圈圈绕着一个大圆桌聊天开班会。高一的孩子讲家里的故事，每一个都催人泪下，很悲情。高二的同学变得很阳光，告诉学弟学妹，我们去年也这样，我们每家都有这样不幸的故事，可是我们能聚在这里，我们就是幸运的。他们开始给哭泣的学弟学妹讲笑话，现场欢声笑语一片。魏雪与大理一中华萌学生见面会 华萌班从筹备到学生毕业，项目周期一轮耗时5年，每所学校每轮250人，广东第一轮学生已经毕业了，现在开始第二轮。让魏雪感到安慰的是，进入大学的学生表现出对公益的热衷。“这是华萌基金会传播的一个核心思想，你受到资助后，不需要你感谢资助你的人，而是要你把爱传递给身边的人。”魏雪每次都会告诉孩子们不用感谢自己，而是要有健全的人格，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等有能力的时候，用时间、知识、技术去帮助身边的人。 公益慈善不是施舍 南方人物周刊：由于中国国情，跟国外比起来，可能基金会和做公益会遇到不一样的压力，你怎么看？ 魏雪：一个新生事物它在起步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压力，法律跟不上来，有很多模糊地带，大家认知不够成熟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怀疑、质疑和非议。作为一个专业的基金会，要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大家的质疑来鞭策自己，来检验项目，在整个项目执行的流程中，做得越清晰越好。 但是我要强调，如果不是公募基金会，没有义务公开所有信息。大家总是说你要透明，我觉得这是误解。社会大众必须要理解，公募和非公募是不一样的，但无论是华萌基金还是TCL集团的公益基金会，我们仍然是以一个开放的心态让我们的项目不断地变得更精更专业。只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并且从受到帮助的这些人看到了他们的变化，看到了他们的收获和受到的帮助，然后也已经延展到了他们给社会带来的这种正能量，就可以了。 南方人物周刊：做公益慈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魏雪：我自己的理解有几个方面，一方面，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着弱势人群，通过工资的收入也好，通过税收也好，完成了第一次第二次的财富分配，最终是要通过富人的慈善，或者说人人慈善，用慈善公益活动开展来形成第三次的财富分配，这个是我认为做公益慈善的社会意义。 另一方面，公益慈善包含的面其实是很广的，在经济上的帮扶是一方面，从其他方方面面你能够提供给他的帮助，包括精神层面给他的支持，其实是可以让他燃起对生活对未来的希望，这个是我做慈善很关注，也认为需要更多做慈善的人来关注的一点。在慈善道路上，我的偶像就是特蕾莎修女，她的一段箴言让我对慈善有了更深的理解：饥饿的人，所渴求的不仅是日用的口粮，而是爱、别人的照顾及与他人的关系；穷人赤身露体，所需要的不仅是用来蔽体的衣服，而是一份爱，一份甚少人愿意付出给陌生人的爱；露宿者无家可归，所需要的不仅是一座坚固的房子，而是别人视他们为亲人的那份关心。他们其实更深层次的希望不被这个社会抛弃，因为即便是这些人，他们也有自尊，有被认同被尊重被爱的这种来自心底的需求，所以公益、慈善的根本意义我觉得更多的是在这里，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影响周边的人。 南方人物周刊：我们都说帮助人会给别人带来幸福和快乐，这种快乐如何描述？ 魏雪：其实做公益、慈善本身这个过程并不都是那么快乐，会有很多让你很纠结的事情发生，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力不从心，很无奈，这种情绪都会影响我。但是当你看到受助人群变化的时候会快乐，能从他们的成绩当中感觉到自己的价值，这个对我们做慈善的人来说是最大的一种成就感。看到他们取得成绩，看到你帮助了一个人，然后他影响了他的家庭，继而他又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的时候，自己真的很是安慰的。 看到那些孩子的时候，觉得自己每一次都又年轻了。好像是他们的妈妈一样，他们会愿意和你倾诉，愿意和你接近，然后分享他们的一些喜怒哀乐。自己也好像他们的妈妈一样，给他们说一些自己的人生经验，开导开导他们，引导引导他们，是一种像家人似的那种幸福感。 南方人物周刊：做公益慈善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坚持什么？ 魏雪：第一是对人的尊重，特别是在我们过去这几年，看公益慈善领域发生的这些事情，大家往往会把公益慈善看成是一种富有的人对贫穷的人的一种帮助，甚至是一种施舍，就是总有一方是高的一方是低的，给人的感受特别不好。做公益、做慈善首先要尊重受助人的人格，挖掘受助人的真正需求，核心的就是对人的尊重。第二是专业化的运作，公益慈善靠热情真的是没法坚持的，做慈善其实也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靠热情可以做一天，做一件事，但是你要让自己的基金和项目专业且持续地发展下去的话，就不能情绪化，要不断地摸索专业化做公益、慈善的路径。文章选自《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张明萌
2015年1月12日 -
涂志云：网贷企业价值仍投资界被低估
11月28日，继“互联网金融·中国行（2014）”北京站、南京站、广州站、天津站、石家庄站、北美站、西安站、深圳站、成都站等十几站之后，由上海交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互联网金融中国行组委会、京北金融、上海信息服务业协会等联合主办的“互联网金融中国行·上海交通大学站”在上海交通大学文治学堂举办。论坛上，上海交通大学发起筹建的国内首家互联网金融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互联网金融研究所在“互联网金融金融中国行?交大站”活动仪式上正式揭牌。研究所聘任了中国互联网金融领军人物，京北金融总裁罗明雄作为研究所所长。 作为新受聘的互联网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涂志云表示：目前网贷发展消费信贷面临种种风险：一是信用风险，包括借款人不重视自身信用及银行债权，另外。借款人缺乏财务规划，导致还款能力出现问题；二是道德风险，包括贷款申请资料不够完善，个人信用体系尚未建立，申请资料的真实性核实难度较大，部分借款人恶意伪造资料贷款，变现套现等问题；三是市场风险，包括贷款额大于抵押物价值，部分贷款目的用于投资，还款能力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银行不愿以刑事报案方式处理贷款的借款人，造成清收手段的缺失；法律对抵押债权人的保护不足，导致对违约的借款人的强制执行不力，抵押物的变现不足等问题。 目前，网贷平台现状：首先，不是平台太多，而是好的平台太少，总交易量和投资人还有几十倍上升的空间，其次，网贷的风险管理还是非常初级，投资人茫然，没有分辨能力。另外，虽然有不少公司获得融资，但是对投资界互联网金融的投资还是远远不够。网贷平台估值较低。 2014互联网金融中国行活动已于3月20日在北京首发，并于3月22日在南京、5月18日在广州、6月6日在天津、6月24日在石家庄、7月份在北美、9月份在上海、10月份在西安、11月份在深圳成都等多地举行了互联网金融中国行活动，通过互联网金融在全国各地的扎实落地，营造创新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氛围，实现普惠金融、民生金融、阳光金融在全国的开花结果。接下来互联网金融中国行将走进昆明、长沙等地，并在2015年1月9日，在南京举办互联网金融中国行全国大会，进而促成互联网金融在全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景象。 参加本次论坛的嘉宾包括上海交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刘天鸣、京北金融总裁罗明雄，上海信息服务业行业协会执行会长马海涌、红岭创投董事长周世平、互联网金融联盟CEO魏征、企易贷CEO王道、融金所董事长孙明达、南方创投网副主任王辉、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总裁助理魏舒明、证大财富总经理贺牧、金开贷副总经理段嘉奇、点融网CEO郭宇航、大家投CEO李群林、原始会CEO陶烨、爱创业CEO顾斌、网贷之家联合创始人石鹏峰等。文章选自搜狐证券，2014年12月
2015年1月12日 -
张亚勤：互联网物理化成新趋势
在过去二三十年，我们把物理世界变成数字的世界、虚拟的世界。接下来的30年其实我们要向另外一个方向走，把数字世界互联网的技术、商业模式又送回到物理世界。称之为“互联网的物理化”可能未必准确，但这是一种趋势，可以更好地连接人和服务 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国也好，全球也好，其实我们是把物理的世界数字化和虚拟化，文字、音乐、视频、工作的流程，我们把它变成数字，然后连在一块：人和信息连接--浏览、搜索，人和商品连接--电商，人和人连接--社交网络。后面运用各种不同的新的技术使它变得更加有效率，规模更大。 接下来的30年其实我们要向另外一个方向走，是把数字世界互联网的技术、商业模式又送回到物理世界，所以我用了一个词叫“互联网的物理化”，可能未必准确，但这是一种趋势，可以更好地连接人和服务。具体讲起来我认为有三个维度。 第一，万物互联，人和人相连，人和机器相连，有电的地方都有计算，有计算的地方都有智能，有智能的地方都可以相连。接下来的5年我们相连的智能设备会增加5-10倍，包括我们的家电、汽车和整个医疗设备，还有我们的工业制造都会上网连在一块，这就出现了很多的大数据。 第二，互联网拥抱传统产业，出现产业互联网或者行业互联网，这个不仅仅是技术改变，它的商业模式也在改变行业本身的方式，包括产品的开发、营销、推广以及商业模式。现在有一个比较时髦的话，叫“互联网思维”，我觉得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像新闻媒体、广告业、电信产业都受到了产业互联网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颠覆，整体来讲是一种拥抱、融合，是从连接人与信息到连接人和服务的升级。 第三，智能生活和工作。这里面就是人工智能。未来二三十年我认为机器的智能可能会和人达到同样的水平。我们会看到机器人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软件，他会成为你很好的伴侣，他和你交流，知道你需要什么，帮你买东西，做你的助手。我经常讲过去多少年我们是在学电脑的语言、运行的结构，以后应该是电脑更懂你。另一种是真正物理的机器人，为人们创造无限可能。互联网过去十分辉煌，对我们的生活、工作有很大的影响和改变，但是它真正的影响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那时智能机器人或者在家里面陪伴老人、帮你做家务，或者在工厂会替代许许多多现在的工人，而这正是互联网物理化后连接人和服务对我们的生活和整个产业结构带来的变化和影响。目前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文章选自新华网，2014年1月8日)
2015年1月12日 -
王俊峰：税务律师和注册税务师肩负重任 发展空间很大
2014年12月27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王俊峰在“2014中国税法论坛暨第三届中国税务律师和注册税务师论坛”致辞时强调，财税体制在治国安邦中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的作用，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财税体制改革和财政制度建设，改革开放以来，财税体制改革成为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先行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化税制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为我国法制财税建设提出了目标，也提供了指导依据，今后构建完备的财税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财税法制实施体系，严密的财税法制键入体系以及有效的财税法制保障体系，将是财税体制改革工作的重中之重。 王俊峰讲到当今互联网大数字时代对的传统的法律服务、税务服务和各个方面的服务工作提出了挑战，将来的混合经营、联合经营专业间的互相增殖服务是市场需求的重要方向，所以律师和会计师以及税务师未来的合作领域和空间是非常大的。 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带来的新变化情况下，王俊峰对税务律师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四点希望和要求，即要服务于国家财税立法工作；维护法制的工作与正义；要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要重视防范税法风险，促进行业的良性发展。希望他们在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要抓住工作的切入点、着力点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服务保障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律师行业税务管理存在着营改增和个人所得税查帐征税两大问题，一定程度加大了税务风险和税务分担，律师作为知法懂法用法的主体，更应该以身作则，合法依法的纳税，尊重市场竞争规则，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同时特别是作为精通税法的税务律师，我们也希望能够从更为积极的角度为解决律师行业发展的税务管理等问题建言献策提出好的方案，积极稳定推动全行业的税务管理水平。
2015年1月12日 -
沈南鹏：加大TMT早期项目投资比重 与90后一起创业
这个时代，再多的事、再大的事，都可以起于财富，止于财富。而在那些耳熟能详的富豪所辐射的区域里，沈南鹏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他，在以财富创造财富。 作为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以下简称“红杉中国”)的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从不频繁将自己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中，但他在业界的“江湖地位”始终没有被撼动。2014年，沈南鹏被评为年度福布斯全球最佳创投人，而这也是他第三年蝉联华人最高排名。沈南鹏之所以为业界所认可，是因为红杉中国造就了太多明星企业。 “神话”的背后，沈南鹏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从他38岁带领红杉中国在中国本土精耕细作开始，十年间，沈南鹏跨过了“不惑之年”，也经历了中国经济的起起落落。与此同时，他对红杉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思索也愈加深刻。 在奇虎360创始人周鸿的感觉中，沈南鹏就像是一条海洋里的鲨鱼。只要闻到血腥味，这条饥饿的鲨鱼就必然会立刻冲上去。而这条鲨鱼的动向背后，折射出的则是这个时代中国经济的脉络。 互联网领域“挥斥方遒” 正如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所描述的，“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对于近十年的中国而言，2008年是这样的关键时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没有谁能够摆脱中国经济波动所带来的影响，而处于风险投资这个永远拥有最敏锐嗅觉行业之中的沈南鹏及其所掌控的红杉中国，也在2008年这道分水岭上变换了思路。 也恰恰是在这一年，沈南鹏跨入了“不惑之年”，并且将一贯的背头改为了清爽的短发。在旁人看来，这或许只是沈南鹏个人形象的一次转换。事实上，沈南鹏改变的不只是形象，还有他以及他所带领的红杉中国对投资重点的重新思考。 在2008年以前，红杉虽已投出不少互联网领域的早期企业，包括大众点评和奇虎360；但我们可以看出，2008年以后，其加大了对互联网行业的投资布局，聚美优品、唯品会、乐蜂网、京东……更在互联网消费、互联网金融领域布下“珍珑棋局”。 以2008年为时间节点，加码投资互联网领域，一方面是顺应了互联网发展的大潮，另一方面则是源于沈南鹏自己对行业趋势的判断。“如果要说在过去20年中最重要的主题词，恐怕是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崛起在世界上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力和奇迹。”沈南鹏如是说，“阿里巴巴的上市，不仅看出中国企业能够在本土的领先，同时也能够在全球的互联网市场中占据很大的份额。” 目前，红杉中国已经拥有8只美元基金与3只人民币基金，管理着总规模近300亿元的人民币基金。尽管按照红杉中国的惯例，并不会投资一个领域内的两个竞争对手。然而，当树大根深继续向外伸展之时，就难免会遇到“无边界竞争”。在互联网时代，这种尴尬避无可避。 以唯品会收购乐蜂网为例，恰恰是源于双方业务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撞到了一起。乐蜂网董事长李静曾表示，与唯品会战略打通是乐蜂网“自己的决定，事先没与任何投资人沟通”。而沈南鹏也否认了自己在竞争公司之间“作局”的传闻。 “近两年，互联网和消费行业交汇的领域里，出现了一大批提供优秀产品的中国企业。几乎每一个消费的子行业中，互联网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感叹互联网变化的同时，沈南鹏也曾经建议乐蜂网将渠道与更大平台合作，将公司的利益最大化。而这个建议，则是基于红杉中国对企业长期发展战略推导所得出的结论。 按照风险投资公司的标准流程，一旦两家被投公司成为了竞争对手，风险投资公司就会建立严格的防火墙制度。例如，投资经理之间不能共享信息，投竞争对手公司的投资经理不能出席公司战略会议，等等。而红杉也遵守了这套流程。 “作局”这一说法或许有些牵强。且不说互联网电商在纵向发展壮大之后都会采取横向拓展势必会导致业务有所交叉，单作为一个风险投资机构，即使在企业董事会中占有席位，根据常规也是需要避免参与企业日常经营的。在此情况下，当所投资的两家企业商业模式逐渐出现重叠而变成竞争对手时，一方被另一方并购，想必是红杉中国在当时能够给投资人的最优答案。 与“90”后一起创业 在美国硅谷，成立了40余年的红杉资本是一个传奇般的存在。在大型机时代，它发掘了PC先锋苹果电脑；当PC大肆发展，它培养起网络设备公司3Com、思科；而当电脑被广泛连接，互联网时代来临，它又投资于雅虎和Google…… 同样瞩目的投资业绩，同样的秘而不宣。红杉中国将红杉资本的基因带到了中国，并在延续着这一传奇。 “做企业家事业的土壤和基石，做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这是红杉中国一直秉承的理念。在这一理念之下，沈南鹏与红杉中国游走于创业者之间，以手中的资金为支点，为后者撬开一个绚烂而广阔的天地。 2008年，不仅是红杉中国加大投资互联网领域的一年，从其投资策略上来看，其亦不断发力从VC到PE阶段的全产业布局。 特别从2010年开始，红杉中国所投资的大部分公司都是处于第一轮或者第二轮融资阶段。尤其是近期，红杉更是在早期领域非常积极，也做了更多努力。不仅加大了对初创期企业的投资比重，同时，红杉中国还发起了“前方高能！红杉陪你创业去”的活动，为全球85后、90后的TMT领域早期创业者助力。 “TMT领域早期创业项目到了85后、90后主唱的时代，他们的思维更加活跃开放，对市场痛点和机会的捕捉能力更加敏锐，我们酷爱他们的激情与梦想。然而，面对快速迭代的产业和技术周期，创业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红杉中国愿意从旁佐助，与他们一起创业！”在活动现场，沈南鹏分享了他对创业的理解。 投资风格的切换，从红杉中国所设立的基金形式上可窥一斑。 在2009年初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沈南鹏曾说道：“红杉中国在2005年成立了2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基金，2007年5月又成立了PE(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轻’资产和‘重’资产两方面的投资都有涉及。”(详见本报2009年3月30日《沈南鹏：看好周期性行业》一文) 相比齐名的鼎晖投资、弘毅投资，红杉资本在大手笔投资、产业资本运作方面也毫不逊色。虽然红杉不再关注房地产、制造业等传统领域的PE投资，但却紧紧抓住PE领域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机会。仅就2014年而言，红杉掷出的大手笔PE类投资包括物流领域的中通快递、德邦物流；医疗健康领域的稳健医疗、威高集团、鱼跃医疗；消费品领域的韩后；以及互联网领域的陌陌、今日头条…… 模仿、学习加创新 正如本文之前所言，在“投资神话”的背后，沈南鹏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因此，即使是目光如炬的他，在投资中也难免会有失手之时。 在经历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市场低迷严重影响了风险投资机构之前的投资业绩。而市场何时向好无人可以预期， LP(有限合伙人，即投资风投机构的投资人)的钱越来越紧张，也使得风险投资机构普遍“捂住钱袋”。整个行业从曾经的“全民PE热潮”直接掉进了“冰窟”，寒冬、剧变、转折点等成为了挂在投资人口头的“常用语”，不少机构都放慢了投资步伐，更多的重心放在了已投资公司的管理上。 在2009年的第一季度，红杉中国也颇为保守的只投资了四五个项目。对此，沈南鹏颇感遗憾，觉得当时“有一点缩手缩脚”。而其中最遗憾的，是错过了京东的第二轮融资。 于是，沈南鹏与红杉中国开始梳理产业逻辑和行业脉络，同时也开始将VC基金的重心向早期前移，将PE基金的关注点聚焦于重点行业的领先企业。红杉中国的选择，反映出了彼时中国风险投资行业的大趋势。在这一分水岭之前，恰恰是国内企业IPO的热潮，大量中国本土基金将热钱投向Pre-IPO的项目，赚取上市回报，红杉中国亦不能免俗。而2008年经济周期进入低谷阶段，也给了市场参与者一个冷静思考的机会：风险投资应该如何创造财富才算是成功。 “如果说20年以前，几乎是全世界去模仿硅谷的话，今天在每一个国家，不管是在中国、印度、韩国，每一个应用都是企业根据用户的特征和诉求开发出具有针对性的产品和应用。比如讲我们看到现在像腾讯和百度都已经在世界各地的扩张当中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亮点。”沈南鹏表示。 “这样的一种创新能力也决定了这样一家公司在本土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如果更多的是模仿和学习别人的技术和应用，恐怕会很快地陷入传统行业当中的红海竞争。这也意味着这些原创的商业模式恐怕很难有机会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走向别的市场。” 在与美国硅谷同样的投资基因之下，沈南鹏让红杉中国变得更加本土化，这或许会让其带着梦想走的更远。文章选自《中国经营报》，作者：何莎莎
2015年1月12日 -
【中国新闻周刊】2015人才流动：全球化的新浪潮
2014年12月26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发出公告，阐述奥巴马新移民法案的细则，包括简化合法移民步骤，重点改善H1B签证项目（美国最主要的工作签证类别，发放给美国企业雇佣的有专业技能的外国籍员工，属于非移民签证的一种）。其中，和中国留学生密切相关的是为STEM（指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数学“Mathematics”）专业的学生在毕业时附赠绿卡。 2014年11月，来京出席APEC（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中国进行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带来了一份“大礼”： 奥巴马在2014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演讲时，当场宣布，为中国公民从事商务、旅游活动签发最长达10年的多次往返有效签证，为留学生签发最长5年的多次往返有效签证。新移民法案和签证举措，是美国吸引人才的一个很大的动作。美国STEM专业的海外留学生中，超过三成来自中国。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2014年1月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援引了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一组统计数据：2013年中国海外移民数量达934.2万人，较2000年时的549.4万人增长了将近一倍，并从1990年的世界第七大移民输出国上升为第四大移民输出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传统的移民国家，都是中国新移民的主要目的国。2014年1月25日，香港，在亚洲国际博览馆考场，近万名考生参加了有“美国高考”之称的SAT考试。 2014年，像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多个中国新移民的主要目的国都推出了移民新政或新的签证举措，各国争抢人才的势头加剧，人才流动的增强，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的一个趋势，在2015年，这会表现得格外明显。“超级签证”VS“留学红利” 2014年2月，先是加拿大移民部宣布取消单次签证，取而代之最长给到10年有效期、多次往返的“超级签证”;一周后，加拿大政府又在公布2014年年度经济计划时，宣布终止联邦投资移民计划和联邦企业家移民计划。 实施了近30年的加拿大投资移民计划，由于成本相对较低并且几无风险，在启动后逐渐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财富移民计划，加拿大也成为中国人选择移民的“第一梯队”国家。据加拿大《环球邮报》统计，过去的近30年间，通过投资移民进入加拿大的人数超过13万，大多数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 而加拿大政府一方面背负着“违约”的指责“叫停”投资移民计划，另一方面又推出“超级签证”，这是意在避免一些人移民只为拿个绿卡买个身份并享受福利，但并非是拒绝留学生和资金。对于一些陪读的父母来说，“超级签证”也足够便利。总体上看，吸引资金和人才是所有国家移民政策发展的趋势。 在“叫停”投资移民计划一个月前，2014年1月15日，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埃德·法斯特公布了《国际教育战略》，每年投入500万加元，吸引来自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中东北非和越南等六大主要市场的海外学生和海外研究人员，计划到2022年实现海外留学生数量翻一番，达到45万人。 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也呈递增势头，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4年12月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4）》，从2011年的6.7万人次增加到2013年的8.8万人次，从占该国留学生的22%迅速增长到33%。中国已连续五年成为加拿大的最大留学生来源国。 截至2013年，中国已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瑞典和新西兰等国家的最大留学生来源国。 对于加拿大、美国等国来说，大量中国留学生的到来，将给这些国家带来消费增长、就业岗位增加、经济增长加快等越来越多的“留学红利”。以加拿大为例，仅在2010年，国际留学生在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用上的支出超过80亿加元（约合人民币430亿元），这一数字比加拿大在飞机、航天器等大型设备出口上所获得的经济收益总和还要高。但比“留学红利”本身更重要的是，“留学红利”还可以转化为“人才红利”，成为这些国家的人才库，增强其人才竞争力。缩小“人才差距” 不无巧合，也是在2014年12月16日，白宫公布奥巴马新移民法案的同一天，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记者会上表示，不排除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量超过利用外资的可能性。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第一大国，货物流动方面，我们做得很好了，但在资本流动和人才流动上，还是美国占据优势。如今，货物流动、资本流动和人才流动是“全球化的三个浪潮”。如果要拿中美比较，在货物流动方面，中国已经不输于美国;但在资本流动尤其是人才流动上，中国要落后很多。 2011年，中国在美国的留学人数为15.7万人，而美国在中国的留学人数仅为1.4万人，相差十多倍。2012年，中国在海外的留学人员总数超过113万，而外国在华留学生不到33万，而且，其中读学位的人数只占五成左右。根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国际留学生占高等教育总在校生人数的比重，发达国家普遍在8%以上，澳大利亚、英国等甚至高于10%，而在中国读学位的国际学生的这一比例却仅为0.4%左右。 “人才战争”尽管远离硝烟，但在21世纪这样的全球化时代，这可能是最致命最重要的一场战争，中国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免费输出大量的人才，并不是因为本国人才过剩。相反，中国的情况是：人力资源总量庞大，人才资源却非常不足;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低端人才数量可观，但高端人才却远远供不应求。 当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位居世界第二，这种巨大的“移民赤字”和“人才逆差”显得非常不相称，中国亟待破除人才移入上的种种壁垒。 2014年12月12日至13日，首次全国留学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等分别作出关于留学工作的重要指示。会上提出，到2020年，吸引50万外国留学生。 这是第一次由中央层面来召开关于留学工作的会议，把来华留学和出国留学当成同等重要的事。这次会议传递出的信号是，中国政府由过去更多地重视货物流动和资本流动，到现在也开始对人才流动更加看重。 如果50万的数字只是来华的留学生，而不是指在华读学位的留学生，那这个目标还是偏保守的。“一带一路”拉动企业走出去 除了留学外，在对外投资有望超过来华投资的大背景下，必然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 据《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中的不完全统计，2009年，中国在非洲的人口估计不到80万人，但到了2013年，这个数字达到100万人。 这100万人中，大多数是跟着小老板去非洲的工人，他们开餐馆、宾馆、商店、建筑公司、贸易公司等，目的很简单，就是赚钱。但这种情形正在发生着改变，在越来越多的工厂里，工人几乎全部来自当地，而中方只派出很少的管理人员。 这样的模式在“一带一路”沿途将会很常见。2013年9月，在首次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访问中亚四国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一个月后，在出访印度尼西亚期间，习近平提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 “一年来，‘一带一路’已从理念设计、总体框架到完成战略规划，开始进入务实合作阶段。”在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9月结束又一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之行以及对中亚南亚四国的访问后，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对媒体谈起习主席此次出访成果时说。 “一带一路”建设肯定会带动一部分企业、人员走出去，但在我看来，“一带一路”更多会靠的是沿线国家共同参与建设。 中国不断加强在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是中国国际移民趋势上出现新动向的另一个近期备受关注的因素。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财产、出国（境）等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试点，加大对“裸官”的监察力度。而2014年北京APEC会议发布了由中国推动的第一部反腐败宣言——《北京反腐败宣言》。除了反腐败的共识之外，《宣言》还提出要建立亚太地区的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搭建追赃和追逃的平台。 《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里还提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研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外逃贪官约18000人，卷款达8000亿元。另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大陆非法资金外流4120亿美元，2011年达到6000亿美元，2012年突破10000亿美元，2013年则可能超过15000亿美元。 国际上的反腐合作将对“裸官”移民尤其是非法向海外转移资产起到遏制作用。（口述者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
2015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