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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馥莉：我们是最尴尬一代，被70后压着被90后赶着
“你最近最幸福的事儿是什么？”卓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阎志、杭州宏胜饮料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宗馥莉、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朱钰峰等著名企业家被问到这个问题时，给出了各式各样的答案：孩子；建立了产业园；服务了客户…… 这是11月2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第十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青年企业家代表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中发生的场景。目前，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共有会员1938名，其中35岁以下占47%，研究生以上学历占31%，本科学历占64%。协会还吸收了港澳台特邀会员36名。 “我们是最尴尬的一代，被70后压着，被90后赶着。”著名的“创二代”宗馥莉语速极快。 在公共活动露面时，2014年福布斯中国商界女性排行榜上排名第八的这位女企业家在公共活动露面时，总是免不了频频被提及与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的父女关系。在场另一位总和上一代一起被提及的80后是朱钰峰，他父亲朱共山是光伏行业的巨擘。 “90后创业没有包袱，所以他们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能力的实现。而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应该说过往的经历是比较正统的，毕业进公司开始历练或者是工作。”朱钰峰说。 承前启后 朱钰峰说：“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讲，（父亲）他应该算一个偶像级的人物。我一般都会叫他董事长。” “我在家叫（宗庆后） 老爸 。” 宗馥莉笑着说。 经过高中、大学八年的海外留学岁月，2004年，宗馥莉以新人身份回到娃哈哈，并没有立刻进入决策层，2010年才担任娃哈哈旗下杭州宏胜饮料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据报道，她“非常勤奋，经常是第一个去，最后一个走”。但她表示，现在的她看起来不那么拼了。 “我父亲是亲力亲为做每一件事情，他觉得这样有更多的成就感，但是我觉得一个企业家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附在一个人身上，这个风险就高了，所以我希望打造人与人之间的共赢。”宗馥莉说。 宗庆后曾在2013年全国两会时表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第二代大多有留学背景，一大半不会接班，而自己的企业“规模比较大，也比较先进”，所以女儿“可能还看得起”。 宗馥莉坦陈，和她差不多的“创二代”基本都是在国外留学，西方文化崇尚标新立异，也非常有创新性，但是自己还是需要回到国内这个大环境里面。 “在这七八年里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认同别人的东西，也希望学到更多，通过公司的企业文化去传递到每个员工身上，这样的话，社会也会根据我们的一些变化去变化。”宗馥莉一字一句地说，“不要把我们看作是二代，80后本身也有一代企业家要出来，我们扮演的可能更多的是承前启后的角色，我们除了要传承，同样也要发展。” 对低调的年轻高管朱钰峰而言，父亲那一辈人最大的特质就是勤奋，但也有开放和创新。协鑫集团从一片荒地起家，2011年技术改革，扩建了三条当时全球最大产能的1.5万吨生产线。自主研发的太阳能原材料多晶硅和单晶硅在产品技术上步入世界一流水平。这是他认为最有价值的事情。 “（我对父亲）不是听从，但是我觉得成功的人一定有成功的理由，并不是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我就要否定他，或者我是他的小孩他就要否定我。”朱钰峰说。 热 爱 “我觉得这两年我最幸福的事就是昨天我们的股价终于回归到我们的发行价了。”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于腾群的话，引发台下企业家一片会意的笑声，“我们的市场价值得到了回归，我觉得我们公司的价值再次得到了认同。” 于腾群现在的要务之一就是盯着资本市场。他清楚地记得A股发行价是4.8元，最高到了12元，去年跌到低谷，2元钱左右，所有人见到他都问股价什么时候升上来。 于腾群觉得，这是一家老企业，也是新企业。中铁所属的中铁山桥集团历史可以追溯到1894年成立的山海关机器厂，直到2007年9月12日，以整体重组、独家发起的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12月3日正式A股上市。 70后于腾群从西北政法大学毕业后进入了这家老资格国企的西安铁一局，距1989年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成立不到一年。他专注的就是把本职岗位规定的职责履行好，每完成一件工作，领导说“小伙子不错，继续努力”。 于腾群后来转到总部，接触到青藏铁路的修建工作。在青藏高原的风火山4800米左右的地方，中铁建了一个科学观测站，每天早、中、晚三个时间点固定地去测量温度、风向、风速以及冻土的变化情况。说是观测站，就是一间房子，没有电视，只有两个人守在那儿，父亲去世了，儿子顶上去。也是这么间房子，从1950年代初一直到2000年初，一天没落下，积累了世界范围内都少有的、非常翔实的数据。2001年6月，青藏铁路破土动工，3万人在4000多米海拔上扛着氧气瓶作业。当时面对的三大世界性难题——高原冻土、高原缺氧和环境保护全部被攻克了。 “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企业当中逐步地成长起来。所以你现在问我的价值观是什么？我觉得就是热爱。”于腾群说。 现在，这家拥有将近300万名员工的中国中铁是全球最大的集团建筑公司之一，在世界五百强当中排名第86位。中国目前在建和已经建成的2/3的铁路、60%的地铁和1/10以上的高速公路，由这家老国企建造。 于腾群每天要和很多境外投资者接触，他就给人家讲这些关于热爱的故事，他觉得这里一定有投资的价值。 创业环境 “请各位企业家为所在地区的创业环境打打分吧？满分100分。”现场有人提问。 阎志觉得，对外省企业来说，武汉可以给100分，因为“武汉的高校特别多，有130多万在校大学生，是中国在校大学生最多的城市，也是世界在校生最多的城市之一。武汉也是继中关村之后中国第二个自主创新示范区，已经产生了很多优秀的创业企业，武汉人很厚道，胸怀也很宽广，大江大湖养育了很好的心性”。 宗馥莉指出浙江的软环境其实可以再提升一下，比如高学历人才都是在北上广，这方面需要更多努力。于腾群认为北京的创业环境不错，但也有对一个更公平的市场环境、更法治的创业环境的期许。 “中国发展太快了，民营经济规模还不够大。”北京国能中电节能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白云峰也觉得有不完美的地方。 “我很难定位自己是一代还是二代，在座有很多可能跟我一样，大学毕业以后先在体制内干，然后某一个时间点辞职并创业。”白云峰说。1975年出生的他1999年加入国资企业北京国华电力有限公司，是当时唯一的非电力行业发电公司。 白云峰既当选过年度经济人物，又做过年度时尚先生，他感到今年最幸福的事情是和浙江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把燃煤的污染降到比燃气还低，“这项成果未来有望缓解肆虐的雾霾”。 创业以后，他在博客、微博上的签名都是一句老话：本分守正，天道酬勤。“有的时候就有不追求完美，就会觉得不进则退 的感觉。” 白云峰说。 “任何价值观的形成，都是大家共同创造的结果。一方面，我们要推动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任何价值观的形成不是由一部分人来制定，让另一部分人来遵守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应该是我们不同的人群共同为我们的价值体系形成创造新的贡献。”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党组书记皮钧认为，企业家人群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价值观不是自己“讲”出来的，是在实践中被他人“读”出来的。“我们要善于引导青年企业家把个人的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统一起来，并引导他们通过实践，不断和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章选自《中国青年报》，作者：王梦影，陈璐）
2014年12月9日 -
郑永年: 中国第三个三十年 三手段定成败
尽管有了今后35年的宏大计划，但要实施下去，仍然困难重重。一方面，改革的各种阻力不会因为集权和一场反腐败运动消失。另一方面，不能犯中共高层所反复强调的“颠覆性错误”。 中国今天讲建国一百周年，即到2049年。到2049年，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毛泽东的30年，邓小平的35年，和从今天开始的35年。前面的65年已经成为历史，到2049年中国会变成怎么样，就取决于今后的35年。今后的35年怎么走？还得看前面的65年是如何走过来的。 毛泽东的30年，在前半段从事建设，通过国家的力量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体系，巩固了政权，但是后来进行“继续革命”，转向了政治运动，反而破坏现存制度。尽管毛泽东也在寻求一种新的制度形式，例如他试图把社会运动制度化，七八年来一次，但都以失败告终。因为政治运动的目标是针对现存制度的，尤其是官僚体制。不过，毛泽东时代也是有贡献的，这不仅在于人们所说的“消极的贡献”，即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认识到社会运动的破坏性，因此转向了从事经济建设，更在于其“积极的贡献”——毛泽东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这并不是他所预想得到的。 邓小平的35年，主题是从事经济建设。但说邓小平没有想进行政治制度建设，也不对。1980年代他曾经提出过非常大胆的政治制度建设计划，例如党政分开、法制、社会主义民主等政治改革举措。不过，苏联解体之后，邓小平敏锐地判断到，苏联解体主要是因为那里的政权没有能力从事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的需要。 这个判断并没有错。邓小平在经济建设上的功劳巨大。今天的中国俨然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历史上的奇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等所有重要的经济组织。同时中国各种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下一一到位，包括财政、金融、企业制度等。尽管所有这些仍然需要改革和改进，但大的制度都已经到位了。 邓小平的改革计划和思路管了中国改革和发展35年。现在要规划的是未来的35年。十八大是一个起点。十八大之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呈现出三大趋势。 赢得未来的唯一选择 第一是集权式改革。集权式改革扭转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过度分权所造成的“无改革”和“不改革”现象。中国的改革先易后难，在进入“啃骨头”的阶段，需要通过集权，来克服已经变得非常强大的既得利益对改革所造成的阻力。 第二是全方位的反腐败。大面积的腐败是执政党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关乎执政党的生存问题。尽管腐败并不是新鲜事，但近年来的腐败已经给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挑战。同时，如果腐败不能得到整治，政权的合法性成为一大问题。如果没有社会信任，执政党同样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第三是以法治为目标的制度建设。无论是集权还是反腐败，本身并非是最终的目的。执政党的目标，就是要在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基础之上，进行制度建设。这是今后35年的目标，也是最为艰巨的任务。 中国的经济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即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进入了中速增长阶段。要实现从中等收入社会到高收入社会的提升并不容易。二战之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最初的高增长阶段后，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除了一些石油国家之外，成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只有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这些东亚经济体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内部的改革所致，也有外部国际环境的因素。东亚的经济奇迹发生在冷战阶段，冷战使得这些经济体不费力气地进入了整个西方市场，同时又赶上了后来的经济全球化。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很不一样。在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现象，例如官员腐败、社会分化、极端思想（不管左右）不断出现、各种犯罪率高居不下、环境生态危机不断等。在国际层面，西方对中国进行贸易保护主义，而周边的外交环境也一直呈现出很不确定的状态，一不当心，就会发生重大危机。 在这样的环境下，制度建设成为中国赢得未来的唯一选择。无论是集权还是反腐败，把它们放在制度建设的背景下来理解才有意义。要用制度建设巩固改革开放的成果，也要用制度建设发掘进一步改革的动力机制。制度建设是去年三中全会和近期结束的四中全会的主题。三中全会尽管涵盖面很广，但主题是经济和社会改革。三中全会的关键词是“市场化”，要通过市场化释放制度红利，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四中全会的关键词是“法治”，不仅是狭义上的，即法律意义上的，而是广义上的制度建设，包括社会、行政、政治等方面。三中全会决议包括336项改革，而四中全会决议包括180项改革。尽管两者之间有些重复，但加起来是一个庞大的改革和制度建设计划。如果能够实现，中国会是一个全新的国家。 细节决定成败 从制度建设来看，两个全会所通过的改革方案，既有对现存制度的改进，也有制度创新。例如三中全会所大力推动的经济市场化，就是对1990年代中期之后企业制度改革的推进。当时实行“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在“抓大”方面只实现了一半，就是把企业整合起来，造就了一些庞大的国有企业，但市场化仍然没有到位。现在企业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国有企业仍然有行政和政治界别。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才能得到解决。又如，四中全会所通过的“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开始讲制度细节问题。在所有国家，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制度，而在于有没有制度细节，细节决定成败。 尽管有了今后35年的宏大计划，但要实施下去，仍然困难重重。一方面，改革的各种阻力不会因为集权和一场反腐败运动就消失了。在一个多元利益的社会里，改革往往会演变成利益集团之争。如何使改革挣脱利益集团之争的藩篱？再者，改革也很容易成为意识形态之争。利益的分化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分化，各种不同利益也在把自己的利益上升为意识形态，在论证自己利益的合法性的同时，从意识形态层面阻拦对自己不利的改革。如何使改革挣脱意识形态之争呢？这些是没有答案的。 另一方面，这个改革的过程不能犯中共高层所反复强调的“颠覆性错误”。在这个过程中，形形色色的小错误在所难免，但颠覆性错误必须避免。从实际层面看，这种“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既可能来自于高层，也可能来自于社会，或者两者的互动。例如，前面所讨论的意识形态争论。如果把握不好，意识形态之争成为改革的主题，或者意识形态走回头路，就会是一个颠覆性错误。再如，如果社会治理制度和基本社会正义不能实现，也会造成颠覆性错误。 如果既能克服改革的各种阻力，也能避免各种可能的颠覆性错误，今后的30年就能够比较顺利实现执政党所计划的长远目标。正如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所预示的，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要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文章选自新华网
2014年12月9日 -
哈继铭：中国投资占比已超“大跃进”
今年三季度，在经济增速整体下滑的同时，经济结构呈现出积极变化。 第三产业的比重在继续提高，服务业增加值速度快于工业，这是继去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第一次超过工业以来，继续延续这样的趋势。 而且，今年以来投资增速继续高位放缓，出口增速换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继续增强，前三季度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48.5%，比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高7个百分点左右，整个经济再平衡的态势比较明显。 但是，从地方政府规划的巨额项目看，从国家发改委一个月内公布的7600亿的基础投资看，从中国储蓄率位居高位看，政府的投资惯性依然持续。 在“三期叠加”的情况下，中国的投资和消费何去何从？财新记者专访了高盛私人财富管理中国区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 财新记者：未来投资和消费的比重将呈现什么变化？ 哈继铭：从目前的经济结构来看，未来需要努力降低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意味着消费要起比现在更大的作用。但是，不是不要投资，增长的动力依然需要投资和消费并举，出口在里面也应当起到一定的作用。三驾马车需要一个平衡的关系。 不同阶段，经济结构呈现不同的特征。就过去二三十年来看，投资起的作用过大，而投资所创造的产能，不能被消费和出口所完全消化，就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也出现了投资效率下降的问题。目前来看，这些问题亟待解决，就是目前政府所强调的要“调结构”。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失衡状态，主要表现在投资在GDP中占比过高，现在高到什么程度？根据去年的数据，投资占GDP的比重是47.8%，无论是横向和纵向比分析，都过高。 横向，跟其他国家相比。过去韩国和日本的投资占比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以前最高达到过40%，而中国47.8%的水平要远远超过他们历史最高值。韩国和日本是过去的记录保持着者，现在中国刷新了他们。 纵向，和中国过去比。中国曾经投资在GDP中占比最高的时候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达到了42.8%，而现在已经升到了47.8%。因此目前中国经济有必要进行结构调整以降低投资率的水平。 财新记者：将来中国调结构的轨迹是怎样的？调结构当中，经济增长又会呈现怎样的态势？ 哈继铭：如果中国政府下决心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将经济结构调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不可避免地就将伴随着经济增速的明显下降。 如果这种下降的程度是被认为不可接受的，那政府就可能选择速度慢一点的调结构，经济增速也可以下降的缓慢一些，但是这种缓慢不是没有代价的。它的代价就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投资效率依然是比较低下的，而且会产生金融风险，债务不断地上升。 我们做了两种情景假设。第一个假设就是本届政府在任期内，把目前高达47.8%的投资率，到2022年降到40%，那么2014年到2022年八年期间，GDP平均增速将下降至5.3%。 在这种相对比较快的调结构的假定之下，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也比较快，但是中国的债务将会比较稳健，估计社会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将在2017年达到顶峰，之后将会逐渐下降。 不过，在这种情景假定下，就实现不了2020年GDP翻番的目标。要实现目标，GDP年增速还需要保持6.7%至6.8%。 那是不是有另外一种方法，既能够翻番，又能够调结构呢？这种方法是有，但也是有代价。这个方法就是把调结构的时间拉长。 第二种情景假设，到2027年，才把投资率调到40%的水平，就是留下一部分问题让下届政府去解决。如果这样，未来的七、八年时间，中国经济增速平均将达到6.8%，能够满足GDP翻番的目标。但它的代价就是社会总债务占GDP的比重是逐渐上升的，到2027年与GDP之比将接近300%，而中国现在已经超过200%，债务风险将越来越大。 在投资占比调降的过程中，一定要求投资增长速度要慢于消费，因为出口将来肯定指望不了。否则，投资占GDP的比重还会逐年的上升，可能将来都能飙升到50%。 消费要和过去相比，一定要起更大的作用，并且消费增速一定要快于投资增速，才能够把如此之高的投资率逐渐地降下来。 财新记者：但是目前政府在稳增长中依然在强调基础设施投资。 哈继铭：从缩小区间差异的角度来讲，目前所做的基础设施投资有积极作用，基建投资大部分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这样的投资，在一个国家债务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值得做而且风险小，但是中国目前的债务率不断上升，所以不得不考虑它的风险，在财政金融上的可持续性。 把最近几年基础设施投资区域间的分布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做一个对比，90年代末，中国遇到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影响。 可以看到，当时人口越密集的地方，基础设施投资就越快，带动的企业和就业也就多，从而促进了税收增长，财政也可持续，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近几年的情况是，人口密度越低的地方，基础设施投资就越快，出现了和90年代正好相反的一个现象，财政上的可持续性，债务上的风险、偿还能力，可能就会受到一定的挑战。因为人口稀缺的地方，财政能力往往都是比较薄弱的，如果基建是当地政府做，那么它的这些债务是不是能够偿还，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如果基础设施行业的价格能够放开，能够盈利，它会吸引私人部门介入，但是很多基础设施行业完全是公益性的，而且即使收费，也很难反应真正的成本。 这种投资的回报率是比较低的，在多大程度上能吸引私人部门的介入，就目前来看，我不是特别的乐观。在很多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大部分都是政府提供的，也都是免费的，比如美国的高速公路，很少遇到收费的现象。 财新记者：那支柱产业——房地产投资呢？ 哈继铭：政府对房地产真的有一种骑虎难下的感觉。因为房地产占经济的比重太高，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占GDP达到32%，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经济都跟房地产有关。房地产绑架了经济，也绑架了金融。 房地产过快的下降，不仅会拖累经济，也会使得金融风险过快的暴露出来，所以完全可以理解政府不愿看到房地产大幅的下调。 但从长期看，由于人口因素，房地产需求会减弱，因为老龄化到来以后，买房的人逐渐减少，卖房的人数量逐渐增大。如此，剩下的一个房地产推手就是城镇化了，但是城镇化这个概念这几年已经被过度透支了，房地产的存量非常之大，截至2013年底，在建面积就达到了48亿平方米。 而城镇化的速度这些年一年也就是1900万人，假定他们每人买33平米，也就是三口之家买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那也需要八年才能消化完目前的在建存量，更何况他们中有部分还买不起城里的房子。上述48亿还不包括已经竣工但尚未售出的房子，也不包括已经售出却还空置的房子。 房地产的存量过大，未来的下调不可避免。目前政府所出台的扶持房地产的政策，也只能起到缓解的作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财新记者：就投资而言，您认为未来应该投在哪些方面？ 哈继铭：中国的很多领域还是值得投的。在人力资本、医疗、教育等这些方面还是有必要加以投资的，以提高人的创新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高科技领域，如何研发自主品牌产品，增强整个经济的创新能力，也是需要投资的，研发方面的投资，中国在这方面是很稀缺的。当然这要伴随知识产权的保护，不然大家没有动力去投资；另外也要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完善，不能让很好的、有创新能力的公司在资本市场上充分实现价值，就不利于鼓励创新，既使有创新，最后全跑到海外上市去了。 另外，还有一些新的领域值得投资，我笼统地把他们称为“为中国制造领域”，以前以中国制造为特征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房地产、基础设施都很多，但是互联网、电信这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强，这些投资显然还是不足，电商、网游等完全可以放开让私人部门去投资。 旅游休闲行业、体育产业、文化娱乐产业、养老行业等这些行业有很大发展空间。 但是这些产业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总体来看，一方面，旧的产业占比太大，短期内又很难有新的产业全数弥补，另一方面，新产业投资过快的话，它也会带来短期内债务的大幅上扬。所以未来总投资增速将会在整体上趋于下滑。 财新记者：对于消费的成长，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哈继铭：消费的增长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一个是收入因素，一个是财富因素。收入是流量概念，现在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也就是工资每年在上涨，这本身对消费就有正面推动作用。 除了劳动收入，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比如说储蓄收入，是被人为压低的，因为利率没有市场化，存款利率过低，其实就是等于中国的老百姓在补贴企业，中国的存款者在补贴借款人，长期以来一直是这样状态，现在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 如果没有这种补贴，既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也有利于推动消费。 收入效应，就是要通过要素价格的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来实现。另外政府也可以起比较大的作用，因为很多老百姓不敢消费，有后顾之忧，这方面政府完全可以通过财政手段支持消费。 例如，当前中国医疗教育公共消费占GDP的比重5%至6%，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很多国家这个比重都在10%以上。 就财富效应而言，很多年都让地方政府享受了这种财富效应，主要就是土地，尤其是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卖地的大部分收入都进了地方政府财政，如此只能推高投资，而不能推高消费。 试想如果土地转让的收入大部分都归农民所有，那将推高消费而不是投资。如果政府能在土地流转和所有权方面有所改革，使得农民拿大头，地方政府拿小头，这样才会有一个财富效应的转移。 财富效应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财富需要从政府、国企向私营部门、家庭转移，才有可能在短期内对消费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推动。 （本文选自财新网 记者：李雨谦）
2014年12月9日 -
王辉耀：发挥海归在企业走出去当中的作用
[新浪财经讯]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办的“首届中国企业国际化论坛”于11月21-23日在三亚市召开。11月23日下午，“前瞻：迎接2015 中国企业应做好哪些准备”分论坛举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在论坛上表示，要利用好海归帮助中国企业更加顺利走出去。 以下是王辉耀讲话实录： 主持人：我们今天一直在说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问题，包括大家在谈论世界经济还是面临相对弱势，有人说这是中国企业非常好的走出去的机会，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企业在对外进行并购，您认为目前这个情况下，我们企业在对外并购的时候，就在当下最需要注意的问题？ 王辉耀：现在到了比较关键的时候，就是中国企业在过去30年，我们一直是欢迎外资，我们是招商引资。今年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就是中国企业要开始走向国际投资，将超过外国来华投资。在这个情况下，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走出去过程中，可能有三个方面，首先我们要在人才上加大走出去的配备的力度，我们现在走出去需要更多地运用当地的人才，最近我听说有些企业去了美国，就用美国的海归，在中国留过学，回到美国以后，对美国很熟悉，这些人对中国的影响就非常好，能够帮助中国的企业。另外我们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要避免一些可能的政治的风险，比如我们选择国家投资的时候，要注意像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乌克兰，去这类国家，要有清醒的分析和更好的投资决策。第三方面需要注意我们可能更好利用投资结构进行转型。 我们这次论坛中国企业国际化论坛上，很多的来自国内的国有企业，有民营企业，有外资企业，非常丰富，中国企业走出去也会多元化，如果说以前我们过去30年更多是国家企业走出去，国有企业走出去，未来30年肯定有更多的民营企业走出去，他们走出去会带来新的结构，而且我们不仅有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的老百姓也在走出去，过去一年有一亿多的中国人到世界各地旅游，还有企业走出去，今年投资会达到一千多个亿，中国旅游在海外采购也会达到一千多个亿，这个对中国经济带来正的增长和交流。我们在选择行业的时候还要多元化，不能光是集中在大宗的资源方面，更多的要有更效率的企业走出去，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更好地发展。（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4年11月22日）
2014年12月9日 -
东莞日报：7位市长经济顾问今日为东莞规划作专题咨询
“十三五”时期，东莞将确立怎样的城市发展战略，实现什么样的创新发展？编制好“十三五”规划，对于科学引领下一个五年全市转型升级和科学发展，率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作为一座致力于打造国际化、法治化的城市，东莞亟需了解国内外城市发展的新趋势、新理念，进而为自身发展的“下一个五年”确立新思路、新规划。 “智不备于一人，谋必参诸群士。”今日，我市将召开2014年东莞市长经济顾问专题咨询会，邀请七位市长经济顾问就东莞“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和未来发展，作专题咨询，为城市未来发展“问诊”、“把脉”。 7位高参“做客”东莞建言献策 据了解，七位市长经济顾问均是来自经济领域的精英翘楚，参加此次专题咨询会的市长经济顾问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巡视员徐诺金、深圳市企业联合会会长刘应力、国务院参事汤敏、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香港工业总会名誉会长钟志平、联华电子有限公司荣誉副董事长宣明智、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郭为。 顾问们将围绕“东莞‘十三五’规划”这一主题积极建言献策，并就东莞“十三五”发展战略与城市定位、创新型经济发展、营商环境建设、东莞开放型经济发展等内容进行讨论，以国际视野、战略眼光和前沿思维为我市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学、专业、权威的意见和建议。 借力“外脑”为东莞发展助力 近年来，东莞一直致力于汇聚社会各界智慧，形成了借力“外脑”问计发展的意识和氛围，进而也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增强东莞高水平崛起的智力支撑。其中一个重大工作创新就是建立了市长经济顾问制度，通过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企业家和杰出人士担任市长经济顾问，以专题调研、专题咨询、顾问年会等多种形式，为我市重大经济决策提供决策参考。 这一制度不仅会提高党委、政府的决策水平与执政能力，也会使决策更加公开化、透明化、民主化，将会为东莞经济社会发展助一臂之力。 使规划更加符合发展规律更加反映人民意愿 “十三五”规划是东莞未来五年发展的纲领性指引文件，市政府专门就这一主题召开顾问咨询会，旨在为东莞“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和未来发展提供科学性、前瞻性、专业性和权威性的咨询和建议。 早在今年6月举行的东莞市召开“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工作动员会上，市委副书记、市长袁宝成就指出，“十二五”时期，我市面临转型升级的重任、复杂多变的形势，各级各部门要结合各自工作实际，言透议透，经验要提炼，教训要总结，使“十三五”规划更加适应时代要求，更加符合发展规律，更加反映人民意愿。 袁宝成同时指出，规划编制的过程，也是对过去经验的提炼、教训的反思，最终都要用来指导我们今后的工作实践。“十三五”规划要认真总结“十二五”时期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要倾听各方意见，从谏如流，进而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专业性和权威性。（高志全）
2014年12月8日 -
南方日报：东莞转型发展“借脑”顶级专家
2014年12月5日，东莞召开2014年市长经济顾问专题咨询会，邀请七位顾问就东莞“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和未来发展作专题咨询，为城市未来发展“问诊把脉”。这也是市长经济顾问制度建立以来，顾问们首次以专题咨询会的形式集体亮相。 早在今年6月举行的东莞市“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工作动员会上，市长袁宝成就指出，“十二五”时期，东莞面临转型升级的重任和复杂多变的形势，各级各部门要结合各自的工作实际，言透议透，经验要提炼，教训要总结，使“十三五”规划更加适应时代要求，更加符合发展规律，更加反映人民意愿。 他表示，规划编制的过程，也是对过去经验的提炼、教训的反思，最终都要用来指导今后的工作实践。“十三五”规划要认真总结“十二五”时期东莞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倾听各方意见，从谏如流，进而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专业性和权威性。 作为一座致力于打造国际化、法治化的城市，东莞亟须了解国内外城市发展的新趋势、新理念，进而为下一个五年的发展确立新思路、新规划。 此次参加咨询会的7位专家都是来自经济领域的精英，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巡视员徐诺金、深圳市企业联合会会长刘应力、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汤敏、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香港工业总会名誉会长钟志平、联华电子有限公司荣誉副董事长宣明智、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郭为。 顾问们将围绕东莞“十三五”规划的主题建言献策，并就东莞“十三五”的发展战略与城市定位、创新型经济发展、营商环境建设、开放型经济等内容进行讨论，以国际视野、战略眼光和前沿思维为东莞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学、专业、权威的意见和建议。(记者/段思午 通讯员/张超)
2014年12月8日 -
光明网：打造创客乐园 推动东莞智造
12月3日下午，东莞人才发展论坛与中国（东莞）国际科技合作周同步举行。论坛邀请了一众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东莞制造”向“东莞智造”转型升级中人才作用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论坛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针对东莞实现高层次人才引进及人才落地等问题提出了建议。他说，东莞首先应扩大东莞市的国际化人才比例，快速形成全国国际人口比例最高的大都市。其次，东莞应实施更便捷的外国人才出入境政策，并出台吸引人才新计划，发展国际合作办学，吸引外国留学生在东莞工作和生活。此外，东莞更应加强海归与本土民营企业对接合作，开展东莞国际人才研究。东莞还应致力于打造成国际人才市场。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王通讯提出，东莞要坚持人才立市、人才兴市、人才大市、人才强市。目标要建设成人才资本丰盈之城、人才构成多元之城、人才流动自由之城、人才创新活跃之城及人才价值实现之城。 王通讯提出，“从长远目标看，‘蓝领东莞’必须变为‘白领东莞’。”他表示，东莞的出路在人才，其灵魂是创新。而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关键是让人才在这里实现其自身的价值。人才的本质是创新，创新活跃是人才型城市的本质特征。在2009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排名榜上，粵港澳总体经济规模，排在全国第一名。而在粵港澳所有城市中，东莞经济规模竞争力、经济效率竞争力方面排名第四。产业成本、产业层次、生活质量几个方面略微靠后。“这说明，在创新人才的育成和引进方面东莞还需进一步努力。” 王通讯认为，东莞要建设人才型城市，离不开对大量创意人才的培养与集聚。“东莞要为形成日益壮大的创意人才阶层而努力奋斗”。创意人才是指工作中包含较多创造性成分的群体，如科学家、工程师、画家、音乐家、设计师、艺术家和娱乐工作者，还包括会计师、医生、律师等白领职业者。他们可以称为“创客”。东莞应该高举“创意经济”的旗帜，成为创客乐园。
2014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