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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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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误解，开启美中关系新“回暖期”
李成： 如果中美关系之间爆发冲突或战争，归根结底是由于误解和误判，而不是由于利益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差异，或是国际局势的演变。 信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这是我第一次在清华校园公开演讲。我不是清华校友，但是清华对我的职业生涯意义重大。24年前（1990年），在我撰写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论文期间，曾在清华做了几个月研究，主题是中国技术专家政治精英的崛起，我以清华为案例。12年后，在2002年，清华培养的技术专家在中国政坛占据了领导地位。 8年前的2006年，我跟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访问团来到这里，庆祝布鲁金斯-清华中心的成立。当时带队的是布鲁金斯学会理事会主席约翰·桑顿，他自2003年起受聘于清华，主持清华EMBA的“全球领导力”项目。布鲁金斯-清华中心是布鲁金斯学会建立的第一个海外中心，这说明布鲁金斯学会相信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而中美关系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双边关系。当时，中国的崛起还只是一个预测，而现在，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现实。 中美关系的紧张状态是两国之间的误解和误判造成的 目前，中美关系不在状态。甚至有人说，中美关系正在恶化，尤其是南海、东海紧张局势升级，以及美国起诉五位中国军官等事件之后。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的建立，就是为了促进两国的建设性关系。 我和我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同事们一样，都很珍惜此次与中国国内交流的机会。我要说的中心观点就是，如果中美之间爆发冲突或战争，归根结底是由于误解和误判，而不是由于利益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差异，或是国际局势的演变。 如果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误解，外交政策就会有所偏差。我认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位——要合作，不要对抗，抛弃零和思维——是真诚的、富有建设性的。美国领导人的想法也一样。拉里·萨默斯出任奥巴马经济顾问的时候曾说，美中两国未来共同繁荣，或者双双失败的情形都是可以想象的；一方繁荣，另一方失败的情形却很难想象。我认为不少美国人会同意他的观点。 造成目前紧张关系的还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的革新，两国间的威胁论被放大。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当然这些都是需要改变的方面。最近一项调查表明，87%的美国人民认为在军事上，中国是美国的一大威胁。相应地，绝大多数中国人也认为美国会是中国崛起的头号威胁。第二，两国的政治利益团体多元化。第三，中美关系一方面受到国内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此外，决策上的矛盾和不一致同样加深了两国的误解。比如，中国领导层常常表示，中国的重心始终放在国内事务上，但与此同时，中国在非洲、南美、亚洲地区的国际事务上参与渐多；中国领导人常说，会延续邓小平的外交政策，韬光养晦，但最近又提出，中国应该奋发作为；中国领导人常说中国并不想把美国赶出亚洲地区，但现在又说亚洲事务应由亚洲国家来决定。而美国领导人恰恰担心亚洲会“去美国化”。 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看法与中国自己的看法差距越来越大。在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看来，中国愈发强势甚至黩武，这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与此相反，中国国内却认为国家在东海、南海问题上处于守势，而造成紧张局势的原因则是美国试图遏制中国。中国民众认为，习近平领导下的外交政策是一大成功，中国在中美俄关系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冷战时期，美俄关系比中美关系、中俄关系都要好；如今，中美关系和中俄关系却比美俄关系好。因此，中国就有了更大的影响力。 中国与欧洲国家有着多重经济纽带。中国在非洲和南美地区的影响力空前强大。中国认为美国力所不及，在全球一些地方的影响力正在减弱。但美国却并不十分担心中俄关系紧密、步调一致。因为在美国，大多数人认为中国迟早会更加重视美国，与美国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 许多中国学者和媒体认为，美国不能接受中国崛起，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是据我观察，很多美国人已经认为中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了。无论他们接不接受，这是事实。不过美国人并不指责中国，他们主要责怪美国政府没有尽到职责。中国人总认为美国遏制中国，但是我在美国很少听过如此论调或阴谋。比如在美国起诉五位中国军官的事件上，我在美国接触的人中从没听过有人说这是正确的决定，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决定糟透了。再比如，中国担心体制西化，政治和平革新，但是在美国，没有人认为中国应该全盘采用西方模式或者美国模式。还有，中国认为美国总是指责中国的人权和民主，但是美国对中国的人权和民主提出批评往往是善意的，因为恶意的种族主义者会认为中国不配拥有人权和民主。现在美国的做法，恰恰是出于对中国的尊重。 如何避免误解？更加重视国内政治、社会、经济因素。中国的孔子学院最近受到一些美国教授的批评，我并不是其中的一员，但一定程度上这说明中国没有很好地理解美国社会和美国制度。我们应该鼓励多领域交流。 此外，我还认为中国谈论核心利益很多，但谈论核心价值不够。如果中国想要与外界进行更高层次的交流，这一点是需要改变的。就像美国有美国梦，中国也有中国梦，但我们都要记住，一个国家的美梦，不应该是另一个国家的噩梦。 李侃如：美中应该总结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经验。三十多年来，两国关系也曾面对挑战。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两国领导人应该做好解决问题的准备，稳定局势，建立增进两国关系的基础。 中美两国关系所处的国际环境处于动荡之中。两国目前遇到的难题或者说威胁是跨国界的，比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核扩散、经济危机、种族和宗教问题、难民问题等。在如此背景下，美中关系十分重要。以上问题并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但是只要中美两国能够朝着共同的目标合作，就能更好地控制问题。而如果国家目标不一致，要控制问题就困难多了。 美国和中国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军事强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能源消耗最大。两国如果携手合作，将更有能力让世界更美好。当前，美中两国关系存在问题，但是整体来看，两国在许多领域的联系空前深厚。比如，美中在教育、经济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对话也颇为频繁。这样就全球议题进行制度化的双边磋商、战略与经济对话等等是有益的。 但美中关系处于大环境之中，地缘政治因素让两国关系受到挑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亚洲的海上争端。两国在海上争端中的动态和言辞，影响了一方对另一方战略和动机的判断。如果一方认为另一方的战略和动机不友好，误解和误判的可能性就会加大。这一点需要两国尽力改变。海上争端的紧张局势会影响到美中两国在其他国际事务上的合作，比如反核、反恐等问题，事情就更难解决，后果也就更为严重了。 再比如，气候变化问题十分重要，但政治角力无处不在——美中两国总要看看对方是否真的将节能减排落到实处；世界其他国家又要看看美国和中国——两个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加超过全球排放量40%的国家，是不是都率先在节能减排上作出了贡献。所以，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必须合作。美中关系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性质，可以代表美中关系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性质——美中合作十分重要，两国至少要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 现在的问题在于，两国该做什么？当前美中关系似乎在走下坡路，这是两国都不愿意看到的。我认为，美中应该总结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经验。三十多年来，两国关系也曾面对挑战。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两国领导人应该做好解决问题的准备，稳定局势，建立增进两国关系的基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两国政府内应该建立可靠、互信的沟通渠道。两国政府应各有一位专门指派的高层领导，在两国关系上负责沟通联络，明确两国关系的未来图景，让一方对另一方未来可能采取的措施有所准备，加强互信，感受到对方对增进两国关系的诚意，并了解其原因。 我个人希望，两国领导人在2014年11月APEC峰会期间的单独会面之后，能够就建立两国应有的、广泛的建设性关系发表声明，为两国关系制定基于互信的积极框架。这种互信需要建立在广泛对话的基础之上，两国领导人才能更有信心推进美中关系。（眼下的）问题就在于，美中目前还没有建立完善的高层沟通渠道，两国需要再接再厉，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杜大伟：当前美中两国所进行的经济转型对两国关系产生了一种有益的经济均衡。加强两国之间的投资将夯实经济发展基础。当前美国正在启动一项50000亿的海外投资计划，但令人惊奇的是，中国所占的比例只有1%。 （理解）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主要（需把握）三点。第一点，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现在都在进行重要的经济转型，应该强调的是，双方的转型具有互补性。当前美中两国所进行的经济转型对两国关系产生了一种有益的经济均衡。从美国方面看，在全球经济危机之前，美国的消费急剧上升，而这些消费大量是由借贷刺激产生的。现在看来，这些由借贷产生的消费都是不可持续的，家庭依靠借贷消费、政府也靠借贷消费，这些都是全球经济危机产生的诱因。所以美国的经济转型，旨在刺激家庭更多储蓄，使政府偿付更多的债务，通过这些使美国经济复苏。中国经济转型基本上是美国经济的一面镜子（刚好相反）。以往中国经济发展依赖出口，近年来中国经济大量依赖投资，中国现在的问题在于产能过剩，所以我们看到许多中国工厂在“铺大饼”。中国家庭的消费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地方政府也在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债务急剧增加，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投资，同时消费严重不足。目前中国的挑战就在于要一方面保持这种投资，同时也要促使家庭消费的增加，正如美国政府之前所做的。 第二点，随着两国经济的转型，美中两国产生的交叉投资，即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就变得相对更重要。随着世界贸易协定的履行，两国之间出口重要性在增强，但这并不代表两国之间的投资额会一直增加。不过，加强两国之间的投资将夯实经济发展基础。为什么投资会增加呢？对中国而言，中国的公司正在逐渐的全球化，他们的实力很强，但现在，中国国内的很多领域都出现了过度投资，所以很多中国公司在国内缺乏机遇，自然要寻求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投资机会。在过去的一些年份里，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持续增加，在香港的投资就是一个例子。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首选的投资地点就是美国，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企业投资了美国的很多行业，一些美国地方政府也在吸引中国企业投资，其中有很多高水平的交易，如工行收购了美国一家银行，虽然所有的这些交易都要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允许之下进行，但投资美国对中国企业仍然有很大的诱惑。然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看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会发现这一局面没有什么深入的进展。虽然中国的计划经济改革缓解了美国对中国投资的紧张局面，尤其是在一些竞争性的部门，但仍有一些行业部门是禁止外资进入的，特别是在服务性行业，如金融服务业、物流业、电子通讯业、矿业以及一些农业领域等。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多少美国企业对中国有更进一步的投资。美国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出口国，世界投资总量的20%来自于美国，当前美国正在启动一项50000亿的海外投资计划，但令人惊奇的是，中国所占的比例只有1%。所以中国还有很多封闭的行业，应鼓励大量资金从美国投向中国，这既对中国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生产效率有益，同时也有益于美国企业。总体而言，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在逐步增加，而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却在下降，这种不平衡的投资关系表明，中国当前还没有充分把握住发展的机遇。 第三点，我要表明的是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乐观。中国正在逐步解除对一些行业的投资限制，逐渐地开放一些服务性行业，从中可以看到一些资金正在流向这些行业。美国基本上是很开放的，中国也可能开放更多的行业，当然这也要制度化地去实现。双方通过协商构建双边贸易，这就需要双方加大开放力度，虽然不能很快实现，但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和美国之间会构建一种更深层次合作的制度基础，正如TPP协议那样。总之可以说，美国经济的发展是无法排除中国的，中国当前正在从事的地区经济发展计划也需要美国的参与。 无论中国未来20年的发展是什么样子，通过双边投资条约，确实可以为双方合作奠定基础。美中两国致力于经济转型的改革，本质上就是美中关系的一个新的回暖期。美中之间的合作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潜力，尤其是通过相互投资，为两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必须强调的是，美中两国的经济转型，通过相互开放投资，会设定新的全球经济秩序。 乔森纳·波克拉: 中国在南海的行为引起了一些国家的焦虑。另外，中国也在加强军力，有一些迹象表明中国正在现有制度上进行改变。这些行为中，并没有多少是值得忧虑的。我认为这些都是很正常的行为，是一种全球趋势。 我想把现在的这些重要事件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去讨论。距苏联解体或冷战结束已有约二十五年了。与其它地区相比，东亚地区经历的根本性变化似乎更少些。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朝鲜、韩国、俄罗斯，都在以多样化的方式运用他们以前可能缺少的力量。这并不一定是坏事，各方使用他们的能力，也许会加强而不是破坏和平。 目前，伊拉克以及中东、中欧，都在发生冲突。与这些事件相比，中国与其它国家的海上争端至少到现在还没有造成流血冲突和战争。 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其初衷本是在加大对亚太地区重视的同时，保证各方享受到更多的繁荣与安全，保证维持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地区秩序。然而，这一初衷现在看来需要重新审视，因为现在亚太地区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互动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并且有些国家也对现有规则感到不满。这些都使亚太地区的长期前景打上了问号。 杰弗里·贝德：现在亚太地区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互动规模是前所未有，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朝鲜等都在以多元化的方式运用他们以前可能缺少的力量。但这并不一定是坏事，各方使用他们的能力也许会加强而不是破坏和平。 目前美中关系与以前不同的是，中国有了区域性的兵力投送能力，并且也正在这样做。中国现在有了全球性的利益，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行动者，以及一个全球性的军事大国。中美之间的力量差距已经缩小了。中国领导人宣称其战略是和平发展，或称和平崛起，其中暗含的意思是中国在当前的国际体制中是有其利益的。而在以前，世界体制基本是由美国创立、维持，并被美国所利用的。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还会坚持和平崛起么？中国还在全球机制和规则中占领导地位么？美国的军事地位是否受到了挑战？ 中国在南海的行为引起了一些国家的焦虑。在东海，中国将日本的行动解读为改变现状，并且采取了部署战舰等一系列措施。另外，中国也在加强军力，并准备在西太平洋用军事力量来解决纠纷。有一些迹象表明中国正在现有制度之上进行改变：首先是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有关的谈判，这一点体现出中国试图改变美国所建立的跨太平洋体系；其次是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宣布将为其贡献上千亿资金；三是亚信峰会以及上合组织；四是中国官员对以美元为首的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的批评；五是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在以上这些行为中，并没有多少是值得忧虑的。我并不是要批评这些行为，反而认为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是一种全球趋势。首先，我并不认为北京的这些行为是对美国的根本威胁，既不是对美国利益的威胁，也不是对国际体系的威胁。其次，中国用强制力去解决纠纷，是与地区和全球趋势不符的。如果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成了中国遏制行为的受害者，美国不会袖手旁观。再次，美国会确保亚太地区现有的体制运转良好，以便适应和容纳中国的发展。第四，中国做的事并不全对美国构成问题。比如，改变现有国际货币体系，这也是世界的需要，而并非与某个特定国家的利益相关，世界贸易中的阻碍也应该被取消。此外，在伊核、朝核、俄乌关系等问题上，中美两国都不可能单独解决，必须共同应对。 总而言之，美国不应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中国也不应加大与美国的对抗。如果能达到这一要求，对两国都有好处。 文章选自人民论坛网
2014年7月23日 -
美中应学会在争议中共处
近几日，我与几位同事在北京参加了一系列会议，与会人士包括中国学界、企业界人士和高级政府官员。近月来美中两国双边关系的急剧转变是大家谈论的主题，两国在海洋与网络安全等多个领域分歧重重，关系日益紧张。 在去年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晤之后，“新型大国关系”已成为讨论双边关系的热点，也为未来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有效合作提供了框架。但是目前仍不清楚这种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两国其他的双边关系又有何不同。 与会人士对目前美中之间紧张局势的缘由意见相左，而两国民众意见上的鸿沟也令人担心。尽管两国人员交往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但调查显示，如今有高达87%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威胁。而在许多中国人眼中，美国意图遏制中国，且中国在如今的争端中处于守势。 实际上，中国无需将诸如美国有关部门指控五名解放军官兵进行网络间谍活动的行为当成反华的某种阴谋——就个人观察，我在美所接触的人中无一例外地对此举持有异议和批评。 美国决策人士与学者都认为，遏制中国是愚蠢并且毫无意义的，而且在全球化的今天也没有实现的可能。美国正积极与中国进行教育交流，共同培养未来一代，这也绝不是一个希望遏制中国的国家所愿意做的。很多中国人推测，美国还未准备好接受一个成为全球经济大国的中国，而事实却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已经将中国看作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也在担心西化、政治体制改变与和平演变问题，但是西方人士并不认为中国应该完全效仿美国或者西方模式。这类误读与误解都增加了相互猜疑甚至导致军事冲突的风险。依我所见，美中双方如未来发生冲突，将主要是由于误解、误判，而非所谓的利益或意识形态冲突，也不是由于国际格局的变化。在此次北京之行中，我们也清楚地发现，双方都太过急于将彼此的任何行动当作对方大战略的一部分。 当然，目前的紧张局势也有其他原因。其一是越来越多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言论，这些言论由于电信技术革命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而对美中关系带来了更多负面的影响；其二，双方政治运作都更为多元化，两国国内利益团体的作用也日渐增长，进而影响决策的制定，这是美中两国共同存在的问题。决策层内部本身难免的矛盾与不一致观点也往往引发并加深双方的误解。其三，国内政治与经济因素以及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对美中双边关系也有着直接影响。 我们在布鲁金斯-清华公共政策中心举办的论坛中探讨了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的意义。一位同事将美中关系放在全球背景下探讨，认为美国和中国不应该期待一个没有冲突的双边关系；相反，我们应该意识到冲突背景下也有合作的可能。例如在南海，美国和中国对个别问题有不同看法，但双方在区域稳定及安全中有着共同利益，并且正携手合作解决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曾担任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的劳伦斯·萨默斯曾精辟地指出，“人们可以想象美中两国共同美好发展的前景，也可以想象美国和中国未来由于面临共同的挑战而都不景气。但很难想象一方发展良好而另一方发展落后的情况发生。”这是对美中关系的巧妙诠释。 在与中国企业家、经济学家以及高级官员的会面中，学者们发现大多数人对美中关系持积极态度，大家的对话也强化了两国经济关系依旧牢固的观察。然而，在安全与经济等多个领域的问题上，大家也一致认为双方应该在今秋北京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之前有更多的良性互动。 我们该如何化解两国间的误解呢？首先，需要更多地关注两国国内的政治与经济因素，不能将对方领导人的发言断章取义，而应该有更宽阔的思维；再次，我们也需扩大各类社会团体的对话范围。推进更多正能量与共同利益领域的发展。此外，中国似乎过多地谈论核心利益，却忽略了对核心价值观的阐述和探讨。 我们应该意识到，一个国家的梦不应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噩梦。一位美国人士曾说过，如果美国梦仅仅针对美国本身，它将永远是一个不会成真的梦，对于中国梦来说，也是一样。文章选自《中国新闻周刊》第25期
2014年7月23日 -
CCG应邀出席四川省人才工作专题研讨会并做专题讲座
《四川日报》2014年07月11日（记者 周前进）报道：7月10日，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范锐平主持召开全省人才工作专题研讨会，强调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把人才强省战略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建立一支规模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为实施治蜀兴川战略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在会上作专题讲座，介绍国际人才竞争与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新趋势，对四川人才工作提出建议。 范锐平强调，人才工作要从四川发展实际出发，围绕发展战略需要培养和储备人才，针对现实需要发掘和引进紧缺专业人才，立足竞争需要培养高素质人才。要在对未来、对现实、对潜在竞争对手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出今后五年、十年四川重点引才目录，有针对性地引进人才。要建立反映人才价值的评价体系，树立靠业绩、靠贡献评价人才的正确导向，增强吸引人才的竞争力；创造人才充分发挥作用的平台，创新模式精准吸引人才；形成人才流入的激励机制，建立与名企、名校、名院战略合作联盟，为长期的人才培养做准备；凝聚尚贤爱才的社会文化，大兴识才、爱才、用才之风，择天下英才而用之。 范锐平要求，要充分发挥党管人才的总揽作用，促进人才均衡发展。要形成务实管用的人才工作体系，登高望远编制人才发展战略规划。要遵循人才流动规律，打破各种障碍、破除各种约束，让人才流动起来，促进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要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推动人口大省向人力资源强省转型。文章选自《四川日报》（2014年07月11日）
2014年7月18日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与亚洲协会会长举办交流午餐会
7月17日下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办了交流午餐会。亚洲协会会长Josette Sheeran 女士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成员举行了小范围交流对话活动。亚洲协会主席Josette Sheeran 女士亚洲协会对外事务执行总监Christine Davies女士 亚洲协会会长Josette Sheeran女士一行是当天上午与全国人大发言人和外事委员会主任傅莹交流后，中午又和CCG的部分常务理事进行了交流，与中国的国际化精英人士探讨中美关系和亚洲地区发展问题以及如何进一步推动中美民间外交和人文交流。亚洲协会一行包括亚洲协会对外事务执行总监Christine Davies女士、亚洲协会上海办公室执行总监Freda Wang女士、亚洲协会教育与中国语项目主任Jeff Wang先生等。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博士 CCG副理事长兼CCG主任王辉耀博士代表CCG对亚洲协会会长表示欢迎，简要地介绍了CCG智库及出席午餐会的各位嘉宾。与会嘉宾对促进中美之间经济贸易和人文交流，进行了探讨，并协商CCG如何与亚洲协会建立民间智库的交流与合作，包括如何建立起中美贸易和投资的民间“二轨对话机制”，为中美两国精英交流间搭建一个新互动的长效机制和交流平台。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汪潮涌 亚洲协会会长Josette Sheeran女士首先回顾了自己第一次来北京时的情境，并谈到了自己在担任美国政府商务事务副国务卿期间，参与中国入世谈判，推动中美两国“实现双赢局面”的亲身历程。她认为“一个新型的、透明的双边贸易体系都是国际贸易系统中的核心议题。中国能登上世界经济舞台是一件来之不易的事情，也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国家开发银行首席国际业务顾问李山 Josette Sheeran女士在联合国任职期间，担任世界粮食计划署总干事。她说在25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全球最大的粮食接受国，可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的捐赠国，她认为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解决了饥饿给人类带来的问题，并逆转缓解了贫困。她也谈到了美国如何适应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如何理解中美双方如何在双边关系中获益的话题。万科集团高级副总裁毛大庆 CCG参会理事从各自领域出发与Josette Sheeran女士对中美之间涉及的经贸发展及人文交流等进行了切磋与交谈。应邀出席午餐会的包括CCG副理事长，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汪潮涌、CCG副理事长，国家开发银行首席国际业务顾问李山、CCG常务理事，万科集团高级副总裁毛大庆、CCC常务理事，沙特基础工业公司中国区总裁李雷、CCG常务理事，香港铁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易珉、CCG常务理事，麦可思公司创始人王伯庆、CG常务理事，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CCG理事，我爱卡/信用宝创始人兼CEO涂志云、CCG理事，霍普金斯医药研究院董事长赵柏松、CCG理事，光大金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裁王伟峰、CCG理事，中银国际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程雁、CCG理事，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波、CCG兼职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等。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副总裁李雷香港铁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易珉 他们在交流会上对中美经贸往来和民间外交都提出了非常有建设性的真知灼见，他们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分别介绍了各自在不同领域的发展和体会。有的理事还提出了合作的具体项目，都希望能为中美民间智库交流做出更多的贡献。CCG副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博士表示，今后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留学人员要成为民间外交生力军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亚洲协会的合作，为促进中美智库人文交流做出努力。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我爱卡/信用宝创始人兼CEO涂志云霍普金斯医药研究院董事长赵柏松 参加交流会的还有CCG副主任兼秘书长孙玉红、CCG副主任兼纽约代表处代表裔锦声博士，CCG战略发展部总监马林，CCG对外合作部总监董慧，CCG编辑部总监王鹤霖等。 亚洲协会简介 亚洲协会的宗旨是促进美国和亚太地区的民众、领袖和机构之间的理解与交流。亚洲协会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目前在美国的华盛顿特区、休斯顿、旧金山、洛杉矶、澳大利亚的悉尼、菲律宾的马尼拉、印度的孟买、韩国的首尔，中国的香港和中国的上海设有分支机构。亚洲协会致力于在政策、商业、教育、文化和艺术等诸多领域加强对话、鼓励创新，通过组织各种高质量的活动和项目，包括高端国际会议、国际考察、艺术展览、表演艺术创作、特别研究报告等形式，为美国和亚太地区政界、商界、学术界和文化艺术界的交流合作构筑桥梁。亚洲协会在美国纽约、休斯顿和中国香港拥有三处大型独立场馆，具备完善的展览、演出和会议设施，可以自主举办各类相关活动。 经过 50多年的发展，亚洲协会的关系网络遍及美国和亚太地区3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地区间最有影响力的跨国机构之一，同时也是各国政界领袖最重视的国际平台之一。2009年 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上任、首次出访亚洲之际，就美国的亚洲政策等议题，在亚洲协会发表了重要演讲。中国历任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江泽民、朱镕基等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都曾出席亚洲协会举办的欢迎宴会并发表重要演讲。 亚洲协会还曾先后为中国中央政府各部委、国内多个省市级高级党政代表团在美国问期间，举办欢迎宴会，并提供演讲平台，包括国务委员刘延东、文化部副部长赵少华、时任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时任江苏省省委书记李源潮、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习近平、时任青海省省长宋秀岩等。 亚洲协会曾先后邀请时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时任北京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时任博鳌论坛秘书长龙永图、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等，担任亚洲协会的国际董事和国际理事，为亚洲协会的发展提出富有战略远见的建议。 亚洲协会在美国和亚太地区的企业与机构会员多达 400多家，常年组织各种商务会议和主题活动，为众多跨国企业探讨热点经济问题、交流行业信息、拓展国际合作、展示企业形象提供了国际平台。亚洲协会是在亚太地区举办大型国际商务会议的先驱，其旗舰商务会议--亚洲企业年会，自 1989年首次举办以来，先后吸引了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16,000多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政府高级官员参加。 1995年亚洲协会在北京举办第 6届企业年会“中国及其邻国――高速增长地区的经济关系”，时任国家副主席荣毅仁莅临开幕晚宴并发表主旨演讲；2000年，亚洲协会在上海举办第 11届企业年会“世界商机：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亚洲”，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莅临开幕晚宴并发表主旨演讲2008年，亚洲协会在天津举办第 18届企业年会“全球商业的新时代：中国和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莅临开幕晚宴并发表主旨演讲。 亚洲协会以前瞻、敏锐、专业的视角，关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曾连续多年在纽约总部举办了“中国金融投资市场”、“印度金融投资市场”、“中 -美-印资本市场”等国际论坛，率先向美国的主流业界人士介绍亚洲新兴国家的经济金融发展，及其与美国的互动关系。2011年，亚洲协会通过其智库的悉心研究，推出了《敞开美国大门？充分利用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特别研究报告，总结了中国在美直接投资的现状、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影响，并对美国如何促进中国在美直接投资提出了政策建议，得到了中美两国政府和商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万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中兴通讯董事会主席侯为贵、新奥集团主董事局席王玉锁等中国诸多知名企业的高级管理层，都曾经在亚洲协会的相关重要活动中发表演讲，介绍个人职业经历和企业发展战略，其中数人还被授予亚洲协会年度晚宴特别表彰人物。 亚洲协会在文化艺术领域，以举办各种高质量的精品展览、演出、活动而著称。2011年11月，亚洲协会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中美文化艺术论坛”，汇聚了马友友、梅丽尔·斯特里普、谭恩美、史景迁、乔尔·科恩、葛优、刘烨、陆川、何平、徐冰等十多位中美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被列为当年度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艺术领域，亚洲协会曾先后与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和国内多家博物馆举办了汇聚中国传统艺术瑰宝的大型展览。在现当代艺术领域，早在1989年亚洲协会举办了“由内而外：新中国艺术”展览，成为第一个向美国公众介绍中国现当代艺术的机构，其后还曾多次举办涵盖绘画、影像、装置、多媒体等艺术门类的中国现当代艺术展览，以其前瞻性和权威性在业界享有盛誉。在表演艺术领域， 2001年亚洲协会创作了中国戏曲与西方歌剧相结合的原创歌剧《文姬-胡笳十八拍》；2006年亚洲协会积极参与了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委约作曲家谭盾原创歌剧《秦始皇》的创作及演出活动。近年来，亚洲协会还应文化部的邀请，为中国文化走向国际社会提供战略咨询与指导，并积极协助中国相关演出团体赴美国交流演出。 亚洲协会在教育领域，与教育部、国家汉办合作多年，积极发起并组织在美国中小学设立中国文化与语言课程的教学内容，并 先后在美国 100多所学校设立了“孔子课堂”。同时，亚洲协会曾多次组织美国联邦 /州政府机构、各级教育主管机构、各大中小学校的高级代表团访问中国，并曾于 2006年在北京举办了“亚太地区教育论坛”。 CCG月度精英午餐会简介 CCG精英午餐会由中国最大的民营国际化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定期举办，面向CCG理事、受邀嘉宾及行业精英，共同探讨中国与全球化相关的新思维、新理念、新观点。CCG成立于2008年，目前拥有专职智库研究和工作人员50余人，在北京，广州、青岛、深圳、香港和纽约都设有分支机构，是国内最大的民营国际化智库，也是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人才理论研究基地。CCG每年在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五本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蓝皮书，承担多个国家部委的课题和举办多个论坛及智库研讨会，也是最早走出去的中国智库之一。相关活动链接： CCG携手亚协、摩根大通举办“领先一步”研讨会 亚洲协会“了解中国行”走入CCG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与亚洲协会会长举办交流午餐会 CCG协办亚洲协会“中国经济改革及其全球影响”研讨会 亚洲协会举办“香港对话”研讨会
2014年7月18日 -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 如何充分发挥和有效利用海外华人的积极作用
中国企业面临的历史机遇与挑战 中国改革开放的方针 中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和中国企业的迅速成长壮大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针。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企业借助及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和骨干力量。经过多年的实践，改革开放和经济强国策略不仅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全面拥护和支持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认同和肯定，而且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正推动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并已经逐步成为领导世界经济发展的源动力。 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针和经济强国策略使中国经济在过去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了年均增长9%以上的高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到目前为止，中国的GDP总量已经占到世界的第5位，工业生产总值占世界第3位。中国的出口总值已从占世界出口总值的1%上升到4.3%，居世界第3位。在这波经济发展的大潮中，中国不仅造就了大批新型企业，也使很多原来的弱小企业变成了当今的大企业和强企业。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使中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总体水平得到了全面提高。 中国企业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的企业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既看到了发生着巨大变化的中国在满怀信心地走向世界，也体验到了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现在的中国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普遍看好中国，中国也正在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中国的企业、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市场、中国的资源、中国的语言、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人才，都对世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世界贸易组织其它成员对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提供贸易投资便利，这将为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经营提供有利条件。总之，中国特别是中国企业正处于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时期。 中国企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最佳的机遇背后同时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中国企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①加入WTO，市场逐步开放；②世界500强企业，有90%进入中国；③50%-60%的资金盘旋在中国上空；④民营企业活力旺盛；⑤国营企业逐步转变；⑥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加入WTO以后，意味着必须进一步开放市场，中国企业正在自己的家门口迎接激烈的国际竞争。在这些风险和挑战中，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是核心议题。中国企业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会不断地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同时也会不可避免地与国际社会进行竞争。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竞争，人才竞争成为决定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成功与失败的关键。 中国企业必须主动应对竞争和挑战 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改变自己，也在影响世界。中国影响世界的最好方式，是改革和发展自己。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面对机遇和挑战，中国企业一定要有上乘的竞争策略和足够的心理准备。中国企业首先必须要有自己的人才发展战略和国际竞争策略。企业是否具有足以制胜的人才战略和竞争策略，是决定它能否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的关键。企业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必须在人才竞争上做好准备，主动应对是上策。实践证明，国际企业在提高自身竞争力的时候，都是从加强企业的国际人才竞争入手的。世界银行最近一份研究报告中认为，今后全球经济中，知识经济所占的比重将远远超过工农业生产和服务业，因此人才的争夺将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 一、中国企业对国际人才的客观需求 中国企业急需各类国际人才 一般来讲，企业的跨国经营和海外扩张需要熟悉国际贸易的人才。当中国的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就会进行跨国经营和海外扩张，也就会自然而然地面对国际竞争的问题。加入WTO之后，中国政府为了防止中国传统产业受到较大冲击保留了一些保护措施，但是到2004年底，中国根据WTO规则已经取消了对这些企业的保护措施，事实上中国企业已经与国际接轨。中国企业与其它国际企业完全处于同一个竞争的大环境中，无论有无准备都必须面对来自国际方面的各种竞争和挑战。应对这些竞争和挑战，不仅要靠自身的实力、管理和经验，更要靠企业的经营管理人才。中国企业急需具有国际经验的精英人才。中国政府继提出经济强国和科技强国之后，最近提出人才强国的战略，从上到下都在努力研究和落实引进人才的政策和措施。例如，国家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省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城市实施人才强市战略，企业实施人才兴企战略。因此，企业必须把引进人才特别是海外人才纳入了企业战略发展规划之中。 中国企业引进国际人才的标准 企业引进人才，必须根据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弄清楚要引进什么样的人才。首先，企业要根据企业发展目标对企业本身的情况有个评估，弄清企业到底需要什么人才，确定人才引进目标。然后，再根据企业的人才策略和财力状况确定人才的引进标准。企业引进人才的标准一般有三个：一是引进的人才要懂得西方经济运行规律，熟悉西方经营模式和思维方式；二是引进的人才要能够帮助企业创造或加强国际竞争力；三是引进人才的投入成本要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并兼顾国际人才市场的基本价值规律。企业做任何投资都要考虑回报的问题，对人才的投资也是如此，投资多少要与引进人才所能创造的价值成正比，一个人才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头脑”，而不是头脑上的那顶帽子，至于人才来自于哪个国家，这是其次的。 中国企业引进国际人才的类型 人才的类型多种多样，现在中国企业一般需要以下几种类型的国际人才：高级通用人才，高级技术人才，高级经营人才，高级管理人才，高级贸易人才，高级法律人才，高级理财人才，高级咨询人才，高级分析人才，等等。其实，企业引进人才与产业性质无关。高科技产业提高国际竞争力需要国际人才，传统产业也需要国际人才来争取更大的活动空间。 国际人才的基本特点和共同特征 虽然国际高级人才有好多种，但是这些人才具有一些共同基本特点：一是具有丰富的行业管理经验，在跨国公司工作多年，对国际规则十分熟悉，同时又了解中国的国情。二是不仅在跨国公司的海外总部工作过，也负责开拓过中国市场，还负责过一些海外公司在中国的市场营销工作。三是受过完整而正规的西方教育，了解国际法及西方文化，精通外语，特别是在国外获得了正规工商管理等专业的正规或高级培训。最后是具有创业经验或经历，自己创办过企业，与他人合作创办过企业，不仅对国际通行游戏规则较熟悉，而且能够清晰解读外国人的思想脉络和思维逻辑。 二、 中国企业应该有效利用海外华人的力量 了解海外华人的客观优势 与其它外国人相比，海外华人具有很多优势：首先是文化背景上的优势，海外华人即熟悉中国文化又熟悉外国文化，可以说至少熟悉两种以上文化；其次是语言文字上的优势，海外华人一般即懂得中文又精通一门外语，至少熟悉两种以上语言；三是与外国人有效沟通上的优势，海外华人有语言文化上的沟通便利，一般都知道如何与外国人进行勾通和交流；四是对外国公司或竞争对手的情况上比较了解，他们中大多数人曾经为外国公司工作过，熟悉情况和掌握弱点等；五是联系上的便利，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海外华人在中国的亲朋好友直接与他们取得联系，联系的过程中可以直接讲中文也可以讲英文；六是割舍不断的中国情节，他们具有可以信赖的优势，因为绝大多数海外华人都是爱祖国和家乡的，他们一般都会乐意帮助中国人；七是海外华人一般是比较聪明能干勤奋努力而有事业心的；八是海外华人视野、阅历和经验的优势，他们凭借多年亲身实践、体验和锻炼，能够根据客观事实对事情做出准确评估和正确判断，这种洞察能力是真正的优势；九是海外华人为中国企业做事会考虑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适当地降低报酬要价或工资标准。这些对中国企业来说可以达到一举两得、一举多得的效果。 利用海外华人的基本形式 与雇佣或利用外国人相比，利用海外华人比较方便而且形式可以多种多样：首先可以通过向海外华人询问某个问题或求助于某件事情开始，逐步了解展开交流并建立起联系和友谊关系；其次可以以一事一议的咨询或服务方式开始，按时间多少或完成某件事的效果为依据，给予适当报酬并逐步展开业务合作并建立起工作关系；三是可以考虑以委托或代理的形式让海外华人为中国企业做海外市场代理，分公司经理，及帮助筹建分公司等等；四是可以考虑以合资合作的形式与海外华人进行联合经营，创办合资企业，这样既可以借助海外华人的力量把企业要做的事情做好，又可以得到人力和资金上的支持和帮助；五是可以考虑收购海外华人的公司和企业来扩大企业的市场结构和经营布局；六是可以考虑通过海外华人的信息,网络及帮助收购外国人的公司；七是可以考虑让海外华人帮助中国企业寻找人才和帮助管理企业雇佣的外国人才；八为了吸引海外华人参与中国的企业还可以考虑一次性的给与有用的海外华人现金或股份，让海外华人与中国的企业从根本上联系在一起；九是可以考虑利用海外华人的专业咨询单位，各类海外华人的社区社团组织，由华人组织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中国企业拓展海外业务，由海外华人组织帮助寻找相应人才代办相关业务；十是可以考虑灵活聘用那些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留学而在海外长期工作生活并已接近退休年龄也有意回国定居的海外华人。 三、中国企业要全面地了解海外华人的基本情况 海外华人的基本状况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移民、留学、到海外工作，海外华人数量大增。海外华人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东南亚、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以美国为例，据最新统计，在美华人已达288万，在过去10年增长了50％，已占美国总人口的1％，成为全美亚裔中最大的群体。新增移民中，以改革开放以后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人员占大多数。由于来美的大陆留学生97%以上都留在了美国，使新侨的人数与老侨大致相当。这部分人是文革以后中国培养出来的人才，他们不仅懂得西方文化，而且也对中国有很深的情节；他们不仅勤奋向上，而且具有良好教育背景和丰富的专业知识。 海外华人的求学生涯 外面的世界的确很精彩，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学生或年轻朋友，冒着严寒酷暑，刻苦努力，精心准备，参加托福、GRE的培训班和考试了。年纪轻轻，有的还不到20岁，就离开父母，远赴重洋，开始了不知尽头的海外留学生涯。海外的留学生活其实是非常艰难和辛苦的。有上不完的课，做不完的作业，做不完的实验，考不完的试，等等。多年的艰苦学习和努力，不知不觉人已到30岁或40岁，有的仍然在学习在努力。找到工作的海外华人虽然都能较好地完成任务，但能到达光辉顶点的人还毕竟是少数。特别是身处异国，举目无亲，语言不顺，文化不同，价值观差异，经常有沟通不好、办事不顺的情况，大多数留学生都有过相同的苦闷和经历。但海外的华人是非常勤奋努力的，艰苦的环境造就了大批人才，炎黄子孙的聪颖与刻苦努力使他们在学习上出类拔萃，在事业上大显身手。 海外华人的工作生活 虽然大多数海外华人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有一技之长或扎实的专业技术基础，但在海外的生活，每个人仍然面临很大的压力。新移民除了做好工作之外，还要请律师，办移民，找工作，办企业，子女教育，等等。虽然大家都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以及较强的生活能力，但是因语言，文化等的差异，看得到的海外华人辉煌而成功的故事实在相对太少了，相反更多的是散居在各个不同的角落，默默无闻。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真的很无奈的。当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回国后成功的、辉煌的故事时，绝大多数海外华人都希望能有机会回国或为国工作。 海外华人的创业经验 海外华人的宝贵价值不仅体现在他们所了解的文化，所受教育的程度，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所具有的工作经验，更体现在他们在艰苦创业过程中，慢慢积累起来的对客观情况的认识、分析、判断和洞察的能力。海外华人的创业经验和经历，丰富和发展了他们的能力。对中国企业来说，这些经验和经历是宝贵财富，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道路上，少走弯路，少犯错误。而且他们的经验和能力可以体现在人文、地理、文化、语言、沟通、交流、习惯、行为、规则等各个方面。海外华人的创业经验和经历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帮助和借鉴作用，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海外华人的矛盾心态 引进海外人才和发挥海外华人的积极作用，必需了解和掌握海外华人的矛盾心态。海外华人的心态是比较复杂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海外华人既不想放下在海外经过自己艰苦努力所梦想的或所拥有的一切，包括洋房，汽车及所谓的民主自由，或者说比较舒适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又不想错过中国千载难逢历史发展机遇。其次，有些海外华人对那些知识水平不如自己, 但回国后却取得了辉煌成就的人很羡慕，但又对自己没有把握和信心，也就是说不知道自己回国后能否成功。三是有些华人具有舍不得割不断的思乡情结，想回国但又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的配偶和孩子一起回国。例如：先生想回去，老婆孩子们又不愿意回去；如老婆想回去，先生和孩子们又不愿意回去。四是基本上从经济角度考虑事情，顾忌太多，如回国后工资待遇高低怎样，赚的钱多了还是少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还是降低了等等。最主要的因素是回去以后不知道能否成功，或对成功没有一定的把握。 四、中国企业要了解海外华人的优点 具有较强的专业素质 出国留学人员大部分是国内高等院校的高材生、尖子生，通过在国外的学习研究，大都掌握了一定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有的已经取得了世界领先水平的科技成果，所涉及的专业学科几乎涵盖了当代科学的所有领域。他们学业有成后所从事的职业层次普遍较高，有的在海外自办高科技企业、有的在国外大公司、著名院校和科研机构任职，大多数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 具有深切的爱国情怀 海外留学人员一般都在国内接受基础教育，比较熟悉国内的政策和环境，这决定了他们对祖国怀有较深的感情，能意识到祖国的兴衰决定着他们或家人在侨居国外的地位。多年的海外留学生涯，又让他们切身体会到祖国在科技、经济、教育等方面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巨大差异，所以他们对报效祖国有着热切的情怀，希望凭借自己所掌握的先进科学知识和管理经验，为国家建设出力。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已获得外国的长期居留权，有的还加入了外国国籍，但内心深处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只要有机会就会报效祖国。 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 海外留学人员很多活跃在发达国家的科研院所、企业公司里，有些已担任重要角色，但其中许多人并不满足已有的高薪待遇，他们期望自己创业，去实现更高的价值。据对千余名在美国留学人员进行心态调查的资料显示：准备5年内回国的占21%；5-10年内回国的占37%；10年以上回国的占23%；不愿回国的占19%。这些愿意归国的留学人员中，30-40岁占绝大多数，归国的主要原因是想为国服务和实现自身价值。如果说50年代初期的回国留学人员对祖国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那么，无论从数量还是专业领域的广度上都已远非当年能比的新一代海外留学人员，更有潜力为我国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海外华人的优点和不足 海外华人的优势，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良好教育的优势；第二，专业知识的优势；第三，中西文化的优势；第四，良好视野的优势；第五，国际通行和惯例的优势；第六，贸易政策及规则的优势；第七，经济规律和市场体系的优势；第八，经营模式和思维方式的优势，等等。海外华人的缺点不足：自我表现能力不强，独立创新能力不强，团队精神及协同工作能力不强，等等。 五、 中国企业引进海外人才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利用积极因素避免不利因素 首先要认识到优先录用海外华人人才的意义。优先录用海外华人人才，可以达到投资少见效快的效果。其次海外华人人才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并具有独特爱国热情及为国效力的心情。第三，海外华人人才比较不怕吃苦，只要计划得当可行，一般任务都能很好完成。当然要注意引进那些懂得西方经济运行机制，知道如何管理企业，熟悉西方经营模式和思维方式的人才，避免引进空有虚名的无用人才。同时对引进的人才，做到量才施用，人尽其才。企业要能够对企业所引进的人才的价值进行客观分析和评估，注意体现人才的价值, 引进人才的方式方法要与国际接轨，全面考虑和保证海外华人的切身根本利益。 努力搭建与海外华人联系的桥梁 在了解海外华人的基本分布状况，掌握海外华人各类组织网络，找到海外华人联系信息渠道的基础上，主动邀请海外华人参加国内的活动，有条件的企业可积极参与海外华人参加的各类活动，主动给海外华人发布相关信息，主动与海外华人保持经常联系，倾听和重视海外华人的相关意见或建议。 注意了解和掌握引进人才的经验和信息 首先，要注意了解国际人才竞争的大环境，避免与实际不符盲目冒进；其次，注意政策规定的连续性和可行性，避免空洞无物和不实口号；第三，注意按国际规则和标准程序办事，避免随心所欲和反复无常；第四，注意海外华人的实际价值和利益，避免轻用低估和避重就轻；第五，注意了解海外华人的心态，避免伤害感情打击积极性；第六，注意海外华人的特长和实际优势，避免用其短而避其长；第七，注意根据企业的经营目标及发展规划决定人才竞争策略；第八，注意根据企业规模及实力大小体现人才竞争能力的不同特点；第九，注意根据企业的性质种类及技术竞争力对人才竞争及引进策略；第十，注意根据企业市场开发和销售需要行为决定人才竞争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要对留学人员归国创业的心态进行分析。由于留学人员已在海外工作生活多年，与国内的人际联系长期脱离，因此他们存在着对国内现状理解上的偏差，而且留学人员一旦放弃海外生活而决定归国创业，其心理压力也是很大的；另外新兴高科技企业的经营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因素，企业从初创到成功或说从投入到盈利，会经历较长的周期。 吸引海外华人顶端人才要海纳百川 海外华人尖端人才，是在某一领域成绩卓著、影响较大、至今仍然在海外工作生活的华人高级尖端人才。这批人就是在侨居地社会人才金字塔结构中也居于高端，数量稀少，分布涉及政治、经济及科技等诸多领域。由于这批海外华人尖端人才都已经打入国外主流社会，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吸引他们回国，会存在如何给保证他们适当利益和付酬等诸多问题。因此，在引进和使用海外华人尖端人才中，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体系，营造一个有利于人才健康成长并充分发挥作用的政策环境、法制环境、舆论环境和社会环境，要像重点培养党的干部那样，引进、使用和培养海外华人尖端人才。 六、中国企业吸引利用海外华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存在的主要问题 渠道不够畅通，联络不够到位，与海外华人及留学人员的接触工作还仅仅停留在一般性的迎来送往上，没有进行深层次的交流和沟通，也没有正常化的沟通管道；实实在在为海外华人及留学人员考虑或站在海外华人及留学人员的角度考虑的少，主要表现在重形式，轻措施，不能真正站在海外华人及海外留学人员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能真正解决海外华人及海外留学人员所关心的问题；对海外华人及海外留学人员缺乏真正了解，政策措施不到位，方法手段不够得当，也不知道怎样去沟通；基本上还局限于守株待兔式的工作方式，主动走出去与华人交朋友或进行交流合作不够，不知道如何与海外华人及留学人员进行真正交流；工作机制不够规范，整个引导、吸引海外华人及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工作仍是多头管理，效率低下，没有固定模式，回答问题时，答案不一致，随意性太大，权力意识强，服务意识弱；不能按国际标准对待海外华人的福利待遇或薪金标准，不能真正保证海外华人的利益。对海外华人的信任不够，不仅不主动邀请或鼓励参与国内管理和决策事物，而且有的地方还定出内部歧视政策，不许海外华人担任党政或有关部门行政职务；思想认识不够重视，主要表现在重引资、轻引智、重引进、轻后续服务上。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海外华人和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积极性。 来自海外华人的意见和建议 （一）进一步拓展与海外留学人员的联系渠道；（二）进一步加强与海外华人及留学人员的交流项目或联谊活动；（三）进一步加强与海外华人组织的联系力度；（四）进一步强化海外华人及留学人员工作的协调机制；（五）进一步创造海外华人及留学人员回国服务的有利环境；（六）充分了解海外华人及留学人员的心理状态；（七）全面考虑海外华人及留学人员的实际困难；（八）照顾海外华人及留学人员的实际利益；（九）真心为海外华人及留学人员做事实做好事；（十）信任海外华人鼓励海外华人及留学人员参与国内事物；（十一）尽量让海外华人及留学人员的福利待遇和薪金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
2014年7月11日 -
给外籍华人发放海外华人身份证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海外华人世界快速成长壮大，五千万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在文化和宗亲认同上产生了日益增强的需求。尽管加入外籍的海外华人已在所在国落地生根，但依然由衷地热爱祖国和中华文化，并且已经成为我国与世界联结不可或缺的牢固的人文纽带。这完全是因为海外华人一向对中华民族有强烈的归属感，有回馈故土，帮助祖国的传统。但是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在1955年取消了双重国籍，海外华人的归属感逐渐打了折扣。尤其是对于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继而留在国外工作、生活并加入外籍的海外华人来说，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加入外籍就会自动失去中国国籍和中国公民身份， 然而不能够理解的是， 为什么加入了外国国籍就要连中国居民身份也给剥夺了？这让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生活在中华大地的这些海外炎黄子孙们情何以堪？ 作为外籍华人，海归洋博士们一方面获得许多的“特权”，享受到许多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也遭受到一些“假洋鬼子”的待遇。这其中很多都是工作生活中的小事，然而许许多多的小麻烦让人苦不堪言。以至于有一些满腔热情回国工作的海归，呆了几个月后受不了又打道回府，或者产生打退堂鼓的念头。例如大多数海归都亲身经历过的“证明外籍身份”的事情。其实要证明某人的美籍华人身份，按常理应该非常简单：那就是看你的有效护照，上面有中国大使馆的签证，只要请相关的机构检查、复印、盖章不就行了吗？可是偏偏就是不行，你一定得要在美国进行认证。这个认证过程首先它是很复杂，其次实际上它真的没有多大用处。在美国办这样的认证，你要到银行找公证员，然后到县、州、国务院、中国大使馆一层层的认证，前前后后跑七趟！是又费钱又费时间。 我国近年来在方便海外华人来往祖国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和改进，并在积极探索如何加强海外华人对祖国的认识、交流和文化认同的新思路。然而，这些措施仍然不能满足海外华人日益增强的需求，实有必要根据新的形势进行调整和改革，作出海外华人期待已久的政策创新和突破。我们给政府的建言就是要摆脱国家的局限性，站在国际化的大视野上来处理海外华人问题，给他们发放“海外华人身份证”，赋予他们或者说是恢复他们中国居民的身份。另外，按照国际惯例国际上普遍遵循着一个确定公民身份的基本准则，那就是出生地主义原则, 就是说不管你是哪里人, 你出生在哪里就该拥有或保留该出生地国的国籍权利。因此我们这些出生在中国的海外留学人员就应该拥有保留中国公民身份的权利，不管后来发生了什么或移民到哪里。 我国可以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做法，比如说印度。印度政府为吸引和方便众多的海外印度人士和其后代回印度访问、工作和生活，增强印度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全球竞争力，给原来持有印度国籍的海外印度裔人士发放“海外印度公民身份证”(Overseas Citizen of India Card)，以及给在海外生长的有印度血统人士发放印裔身份证(Person of Indian Origin Card)，给予他们长年甚至终身免签，以及享有除政治权利之外的印度国民待遇等，一举解决了印度和海外印度裔人士间相互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需求，创造出一个在今天全球化环境下双赢的局面，在海外印度社区广受欢迎，引起了广泛关注。 当今的中国已经完全具备条件，向外籍华人发放这种不具有双重国籍性质的海外华人身份证明，以满足大量海外华人自由地回国探亲访友、休闲度假、工作学习、创业投资和安居生活日益增加的需求，培育海外华人和后代与祖国在语言，文化上的传承，族裔上的认同，稳固与加深我国与世界各地的密切关系。而此举更具人文和深远的意义是,把海外华人的宗亲血脉和故土情怀, 以这种最富有人性关怀的方式, 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 必将产生巨大的凝聚力。海外华人身份证将给海外华人带来强烈的归属感， 势必吸引更多的海外华人来圆他们的中国梦！
2014年7月11日 -
试答中国智库建设九问
6月25－26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与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联合承办的“智库、公共政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行动和创新”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召开。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卡耐基基金会等国际顶尖智库在内，来自美国、意大利、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法国、西班牙、韩国、德国等十多个国家的智库专家与会，并与中国学者进行了交流研讨。我们刊发上述会议的部分研讨纪要，希望能为中国智库建设浪潮带来一些理性思考与借鉴。 【一问】智库对当前中国为什么很重要？ 王战（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我和我们的社科院同仁深切地感到，在这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当中，我们社科院研究机构有很多地方可以发挥作用，前不久在一次习近平主席召开的座谈会上，我有幸作了17分钟的发言，这个时间已经超时了，当时给我的时间是10分钟，我讲的内容涉及到了我们社科院做的四个课题当中的一些建议，我归纳起来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五条建议，很荣幸这五条建议都被中央领导所采纳了。 这说明在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智库建设为国家提供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选择方案。 于今（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面对全球化，中国需要创新改革，需要充分扬弃优秀文化传统资源，但是创新变革与传统从来就是敌人，变革的道路异常艰辛，所以我们既要传统又要有改革，这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是全面系统工程，国家治理向社会回归，国家观念向社会观念转变，公民社会逐渐完善，公民参与意识增强，形成平面化、网络化社会体系，利益主体之间相互平等，相互依赖，这样的国家治理格局对于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和决策正确度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指明了根本方向，提出了总体要求，大变革时代已经发出了呼唤智库彰显能量的最强声音。 此外，半官方、非官方智库机构是中国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体现，智库已经融入了国家开放平台，成为中国政策决策的一部分。在30年前不可能，当时只允许官方研究机构给政府建言献策。任何国家的制度都与本国政治密切相关，中国智库发展离不开国情，中国智库发展必须要有中国特色，务必处理好现实和历史关系，不能割舍历史。 聂永有（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当前我国智库建设将迎来一次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按照西方学者对于智库的界定，独立性和非营利性是两个重要的特征，我们发现如果严守这两个特点，中国智库可持续发展一定会受到很大制约，我们认为发展中国特色智库不能也没有必要完全照搬西方智库发展模式。以公共利益为主导，为政府和公共机构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智库视野，是我们目前关注的焦点。以社会经济组织为主要服务对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兼顾的智库产业也应该引起特别关注。 智库产业是一种新型的产业形态，我们认为智库产业要能够持续地发展，需要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和基础：充分市场需求是前提，具有多层次、多元性特点，包括政府和企业需求；竞争性市场环境是保障，必须有完善规则、公平机制；高质量专业化专业产品是智库发展核心；产业资本持续支持。智库产业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智库主体自身形成无形资产，另外一种是推动无形资本转换，可以用于直接生产治理产品的配套设施，就是有形资本，这两种资本相互支持才能形成具有造血功能的循环机制。 李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我们判断中国智库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主要的标志有两个，一个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去年4月15日，对于智库做出重要批示，再就是党的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执行制度，是智库建设的根本保障。第二个，面对非常繁杂的国内外的形势，决策更加需要智库。 【二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新在哪里？ 王荣华（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新的含义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 第一个含义，决策咨询研究的重要责任就是要通过语言系统的转换，将理论研究成果转换为能够影响政策制定者，做出有助于提升大部分社会成员福祉的公共政策，由此提升理论引用的应用价值。 第二个含义，指的是智库研究以科学研究、科学决策为目的，体现知识和政策结合，如果方向和目标不包括科学，科学执政是空中楼阁，导致政府公信力丧失，甚至导致社会失衡。 第三个含义，智库研究应该体现决策咨询研究的问题导向与前瞻性，决策咨询研究的成果可以落地，转换为可执行可操作的政策，而且在制度政策设计上有一定合理性，要求专家重视实地调研，切忌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断，把智库变成了纸库。 第四个含义，智库研究成为专家学者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表明权利与知识相互结合的可能性、重要性。选择智库发展特点，符合推动科学民主决策内在规律的智库运作机制，对智库内在品质和外在影响，进而提升权利和知识的结合有重要意义。 李国强：对于中国智库的特色新型理解，要从中国基本的国家治理的定位来认识，尤其是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里面的内涵决定了中国智库发展的方向，智库与国家、与政府相统一，智库为公共政策提供服务。这是我们理解中国智库最核心的特色的地方。 【三问】中国智库建设遇到了什么问题？ 潘世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我们在实践中也感到我们国家的智库存在着不少困难。比如，智库怎样找到最理想的组合结构？智库作为国家的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怎样才能得到制度性的保障？我们对决策层的影响如何保持可持续的状态？我们的研究如何更好地贴近中国的实际，贴近上海的实际，同时又具有世界的眼光，体现世界发展潮流的方向？再比如，中国智库建设的总体规划、综合研判及战略分析能力的提升……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还仍然不适应中国迅速发展的需要，还不适应整个世界变化的需要。要破解智库建设中的理论问题，要总结智库的实践经验。 魏建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目前中国虽然有1000多个大大小小的智库，但是水平和质量上堪称为世界级的是凤毛麟角。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约翰先生说好的智库必须要有三个特点，首先是独立性，不仅仅是财务独立，思想也要独立，这一点对中国智库很重要。发表的东西质量如何，决定智库的整个水平。他提出的三点确实是中国智库当前所缺乏的。 中国智库主要有三点不足。第一，战略性不足，提出的建议大部分是应对、被动的，有些事情拿出的时间、拿出的方式以及拿出的效果都不尽如人意。第二，操作性不强。第三，提出的方式不好，纵观全球智库，尤其是欧洲和美国智库的观点都是在智库早餐会、座谈会，包括研讨会发布，这些都是他们的提出方式，甚至是在一些国际的大场合。 严安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智库发展建设与国家安全治理需求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 第一，中国智库建设的滞后性和国家安全所面临问题的紧迫性并不对称，客观地说中国智库存在相对滞后特征，表现在规模小、研究散、影响弱，总体上智库性研究机构的数量不多，无论研究人员、研究成果提供的产品，尤其是社会影响和政策影响都不大，包括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都存在滞后的现象。中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紧迫形势并不允许智库建设还是按部就班进行。 第二，中国智库研究的反应性与解读性研究和国家安全治理的战略性和研究性不对称，国家安全意识比较薄弱，即使提出对策建议，也是学术化或者缺乏可操作性。 第三，中国智库研究的单一性和封闭性与国家安全对策的复杂性不对称，与国家现实要求相差太远。 王荣华：应该清醒地看到，同顶尖智库相比我们处于起步，国内智库在创新能力、全球视野方面与国际一流智库存在巨大差距，对社会产生积极引导的智库为数不多。 目前处于活跃状态的中国智库主要是四大类，党政军、社会科学院、高校和民间智库，在公共决策当中政策咨询服务向体制内智库倾斜，社科院、高校专业智库和民间智库没有充分进入公共决策的过程。一方面，智库的研究与公共政策制定难以有效地对接。另一方面，出现依附关系，表现为智库研究重在阐述性，缺乏创新性。 另外，智库发展专业化分工不足。目前智库在贡献新思想，提供有创造性的政策方案方面能力有限，针对性有效性、专业性不强。一些政策建议浮于表面，缺乏可操作性。智库人才队伍建设也严重滞后，一些研究人员把主要精力用于疏通各种社会关系，而忽略了精心钻研，极大伤害了智库专家声誉，决策者、社会有时候感叹真心想听意见，还真难听到有分量的意见。 【四问】真正的智库应该怎么建？ 王战：首先，积极发挥智库的功能和作用，大力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府、大学研究机构与智库等均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个富有创新性、实效性与前瞻性的智库，通过弥补政策之间的鸿沟，在促进国家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作用，一是为智库提供新思想和新启迪，从事思想生产和提出新主张是智库新的功能，智库通过长期研究和分析，提出某种政策思想主张，并且反复倡导，使这些主张获得公众支持和决策者的青睐，为政府所接受和使用。智库参与政府决策的多少，提供的政策建议被政府采购的情况等，是判断一个智库是否成功参与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标志。 其次，智库通过引导舆论、引导公众，促进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智库的专家学者大多数是研究经济社会问题的精英人物，他们的思想观点和研究成果对社会思潮发展形成趋势具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智库与媒体关系，智库也需要媒体作为其研究成果的传播载体和沟通平台，智库通过媒体形成了其影响决策的社会氛围，从而为促进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三，智库通过为政府储存和输送人才，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水平和素养。人才是决定智库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因素，智库也可以称作人才库。旋转门现象在国外比较普遍，在中国也在出现，比如说我们社科院为政府输送了很多官员，同时原先政府决策部门的官员退出政坛以后，找到在智库发挥作用的机会，像这样在政府和研究机构的人才流动越来越多。 第四，加强和推进智库自身建设，提升智库参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智库建设和发展仍然有巨大和空间潜力，应当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大智库自身建设，努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第一条还是邓小平讲的进一步解放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智库的创新能力，创新并不是一个可以孤立存在的东西，是需要有思想解放作为必要前提和基本条件的，思想解放是因创新是果，离开了自由的思想、独立的思维，就不可能有创新，发挥创新功能的前提要倡导思想的解放，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重视学科创新与智库建设之间的关系，在像社科院的单位经常面临这样的问题，你的研究有的是学理性很强的，甚至有的学问可能在世界上在中国只有一个人做，这样的人我们要鼓励，但是我们也更鼓励为社会的发展从事很多的咨询研究，智库建设要努力把握国家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特点，提升智库服务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我们可以和大家分享一点上海的经验，1970年代后期的上海和今天的上海简直是两个世界，如果说在各个地方政府中，上海什么事情做得最好？我认为是决策咨询，上海35年里做决策咨询的机构和政府始终保持了一种非常良好的关系。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中国集中力量好办事，政府高度集中，同时权力很集中，办事的效率一竿子插到底效率非常高，这个时候有好的政策没有问题，如果政策没有得到充分论证和智库的建议，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中国智库国际化的实践可以考虑，研究可以向国际议题拓展。还有就是智库经费的独立性，我们需要鼓励中国的企业家改变他们对智库的慈善的观念，逐步转向对智库的捐赠，而不仅仅是对硬件的捐助。要加强国际合作，智库是很好的民间外交、公共外交，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不信任或者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智库之间的交往非常重要。 中国发展国际化智库，第一个要解决智库生存的基本问题，包括平等问题。中国现在到了鼓励民间智库发展的时代了，像在改革开放初期鼓励民营资本发展一样，中国民间智库未来有最大的发展和增长点。要建立固定的沟通机制，未来给民间智库提供更多的建言献策的渠道，智库可能是更大反映民间草根和来自不同社会的公民社会的更好声音，支撑中国政府做更好的决策。另外要有完善的智库的法律政策来营造有利的环境，还有明确民办非政府研究政策的法人定位。我相信未来的中国民营智库一定会获得长足的发展，中国的民营国际化智库也会由此而诞生。 齐晔（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我并不代表布鲁金斯的观点。我的理解非常简单，智库的角色就是进一步提高公共价值的提供，通过给这些决策者提供信息和咨询。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好地给这些决策者提供重要的反馈和信息，更好地把公众和决策者之间的价值契合点找到。到目前为止，政府几乎是所有大智库的主要客户，这一点我们也需要审视。其次，我们需要意识到，通过提供公共价值，我们保证国家以及政府不会受到特殊利益群体的影响和绑架。我们在很多的民主国家，包括在中国有时候遇到这种情况。 智库全球化发展的挑战，怎样体现我们的公共价值？有的是共同分享的认同的价值，这之间可能有一些交叉重叠的地方，也是很多国家共同分享的价值，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分歧和冲突，怎样进行分析？你的这些客户就是政策制定者，所以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挑战。如果你的客户并不信任你的立场，他肯定不会相信你的分析，就会有问题。智库全球化的发展面临经费来源问题的威胁，不能仅仅依靠一些比如说政府的资助，或者是本地机构的资助，我们必须要开发新的经费资源来源，在座很多人我相信都面临着这样的挑战，所以我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与大家分享，而不是告诉大家一些答案。 魏建国：下一步中国怎么才能利用最好时机加强我们的智库建设？ 第一，我比较赞成多元化，决策要多，我们不要让政府永远在一线上面，比如调价以及还有一些市政，让智库谈，最后由政府定，决策的多元化会让政府使得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上发挥更好的作用。 第二，智库下一步建设分成6个字。 出招。这一点俄罗斯的智库比我们强，俄罗斯智库在好多重大问题上非常有远见，步步为营，很有战略目标。 解惑。智库对外谈我们的观点，谈中国的文明，谈中国的建设，要解惑。比如对西南的发展，我们战略方针是打开西南大通道，但有的智库提出把云南作为向东南亚发展的桥头堡。让你原来很明白的事情变成不明白，甚至是产生敌对的情绪。 指路。就是说，智库要拿出办法来。银行金融怎么做？比如前海，在这里需要哪些东西？这个指路是小政策，但是对人民币来说是大政策。再比如说，人民币的国际化要加强，但是人民币的国外产品不多，所以我们对这些问题要有很明确很深刻的看法。 李国强：关键要做好几个事。第一个，公共决策要将智库纳入体系之中，相关环节要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第二，公共政策咨询智库要包含多种功能，包括政策研究、解读、评估等等在内。第三，就是要建立适合于全面审核改革方向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第四，鼓励和支持民间智库组织健康发展。第五，建立全国智库协会性平台组织，要强调为民间智库搭建平台，提供渠道，让民间智库的智慧融于决策。第六，中国智库需要加强开放性、国际性。 【五问】如何提高智库独立性？ 宋晓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顾问）：提高中国智库的独立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资源的配置方式方面，过去是政府一家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现在市场主体发育起来了，社会多元化了，要由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使得市场出现多元化现象，有相同利益的主体有组织起来维权、自律，并进行相互协调的客观要求。这在发达国家工业化自然发育过程中很清楚。我们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一般规律要遵循。 政府在进行公共决策要对不同的利益群体协调他们的利益关系，通过不同社会组织和相应的代表社会组织比如说研究机构去共同协商，这也是我们现在提出来协商民主所应该包括的范围之一。关于智库的多样性与独立性。智库是多元化的，多样化的群体要求有自己的代言人，成立不同研究机构，所以多样性和独立性是并存的。不能提出统一要求，反而把智库的独立性抹杀了。要允许多元化存在，是客观社会表现和体现。如果不是，大家看着上面一个指挥棒讲话，这个成问题了。我们的社会协商，我们智库发出的声音就不会是代表不同群体的真正呼声、真正的利益协调，对话机制是政府回音壁对话，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财务独立和思想独立的关系。政府可以购买服务，可以交给社会组织，交给中介机构。政府自己办自己管的研究机构还是需要的。但为了智库的独立性应该更加培育民间的研究机构，政府更多地购买服务使得智库的独立性提高了，哪怕咨询智库是很小的智库，但是没有上下级领导关系，也可以说是一个契约关系，你出钱，我出思想。就是政府自己出钱办、自己出钱管的机构也应该有相对的独立性。在中国2000年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是政教分离的，天子并不代表最高理论权威，这样才存在着监管和天子论是非的客观条件。领导人讲话句句是真理，怎么论是非呢？从执政的长远角度来看，如果有胸怀，给空间，就是自己出钱养、出钱办的机构给相对的独立性，才不会出现千人之诺诺。 要提高智库的独立性需要智库自身的努力。长期以来我们都是围着一个中心指挥棒转，多元化社会阶层已经形成了，但是上层建筑转变有时候慢于经济建设转变，智库的行为还没有完全得到扭转。现在中央领导关注某个问题了，社会舆论关注某个问题了，智库就研究某个问题。浮躁原因之一就是缺少真正定位的独立性。智库是多样性、是分化的，但是每个智库要真正找到自己立根的研究方向，自己从长远真正代表好（某个群体）很不容易。不管代表哪个方面，部门和部门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当前和长远之间都有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冲突都应该在宪法和相关法律框架下加以协商和研究。 【六问】民间智库怎么建？ 袁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中国的民间智库要从独立的数据建设开始，我在部机关时候负责处理信息，我们把一层一级的信息加以选择性的改编再报上去，每过一层每改变一层，到最后报的和原来不一样。和很多国家基础数据不一样，我们没有基础工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智库建设目标是从调查数据开始。从零点开始调查，要建立独立数据收集体系，高度实效性数据收集体系，当然这不够。即使行政数据系统有一定价值，多元数据要互相印证。 要勇于发现各个利益集团的立场，同时要争取呈现多元利益集团的立场。很多人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天然地代表老百姓的利益。我们每年有对比，我们选择若干项政策，让典型校园和科研机关知识分子、生意人、商务精英，与普通老百姓对公共政策的立场进行测试，我们发现离普通老百姓立场最近的是生意人。知识分子是特殊的利益集团，知识分子利益集团以为代言普通公众，不见得是这样。公共政策没有绝对超然的公共政策，公共政策一定是利益集团博弈的产物，是说清楚不同利益集团的要求是什么。所谓的独立是我们试图均衡充分地反映不同利益集团的意见，而不是说抽象的代表是反映了所有人意见，或者反映资助人意见。 独立机构忠诚于它的方法论。我第一次访问兰德的时候，在他们3000多名研究人员中间，他们有800多位是数学家，还有三四百位是科学家，还有经济家等，也让我在零点研究咨询集团非常重视科学方法，现代数据技术，包括模型的建设方法论的建设，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主张一个观点，我们是忠实方法论，用这样的方法论和这样的方式产出结果。我们今天讲智库建设的时候，我们更加应该忠实于大家共识的方法论，结果不应该以个人强烈主张的立场或者观点，或者以应有的经验作为判断问题的出发点。 王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在中国，民间机构的安全很重要，安全跟独立之间的关系是权利边界的问题，我们要调查真实情况，在过程中要保护调查者的权利，保护他们的隐私，因为他们向我们提供真实的数据会受到地方官员的骚扰。政策的建议必须是善意的，必须是积极性的，尽可能和政府方面进行多方面沟通。独立性很重要，但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安全，牺牲了哪一项民间智库都难以发展。如果想要让智库真正发挥影响力，必须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同时要学会和各方面的沟通能力，如果不能得到采纳也不要着急，因为很多的改善是需要时间的。 王海明（中国金融论坛秘书长、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高层领导尝试在独立智库建设方面做出努力。我对独立智库的当前发展有些建议。 第一，拓展独立智库和决策层方面的沟通管道。虽然我们还比较畅通，因为研究成果和研究会质量非常高，而且很多成果获得高层批示，获得了很大影响。 第二，把专业作为突破口。政治和社会问题很复杂，独立智库进入这些领域不具备特别优势。很多问题很敏感，不太方便说。我们有100场闭门研讨会，畅所欲言，保证研讨会质量；同时有30余项课题，这些课题很多得到广泛的认可；我们出版周报、月报，包括评论双月刊有20本书；以及建立微信、微博体系，通过各种渠道扩张我们的影响，实际效果非常好。 第三，智库的独立性是以研究质量作为竞争标准的。研究质量是智库立身的根本。 第四，独立智库可以拓展国家间的合作与交流。我们每年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NIR等等交流，对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交流产生了很好的作用，为中国国家软实力加分。 【七问】地方智库怎么建？ 叶青（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地方智库经过30年发展，呈现出新的面貌，进步非常突出；当然，也存在很多问题。一些问题与各个层次的智库存在的问题是一致的，还有很多比较突出的问题。 首先，分布问题。中国地方智库除了上海、北京大型城市以及沿海发达省份之外，很多地方的智库规模比较小，实力比较弱，定位也不够清晰，特色也不够鲜明。 第二，地方智库整体投入是不足的。 第三，智库转型也不够彻底。以地方社科院为例，近几年来也在转型，但是它的脸转过去，身体还没有转过去。所以很多理念性的东西、机制性的东西没有调整到适合智库要求上来。 第四，人才储备不足。特别是作为欠发达省份地方智库在人才获取方面面临很多问题，很难吸引高层次人才介入。 第五，研究方法比较传统，信息不畅通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方法没有得到解决。 第六，成果转换不高，影响力不强。地方智库目前比较注重领导批示，材料报上去领导批示以后往往很高兴，束之高阁，至于以后产生什么影响不是他的问题。 最后，地方智库全局性研究不够，缺乏宏观视野，更缺乏国际性眼光。 地方社科院要肩负起自身的使命，首先要实现自身的转型。 【八问】高校智库应该怎么建？ 沈固朝（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首先谈大学智库角色定位的问题，大学智库一般直接或者间接得到政府财政的支持。智库性质的决定不完全取决于经费来源或者政府的支持，关键在于能否做出客观分析和判断，掌握全面而准确的信息，转换为决策所需要的知识。在这个方面来说，智库的建议和信息究竟是服务于决策还是服务于决策者？服务于定政策阶段，还是服务于评策全过程？提供咨询能否有一定机制保障？能否监督？ 大学智库在运作模式上可以多参照国外比较成功的方法，比如独立的人才观念权，独立设置课题的权利，多一些同行评议，少一些政府部门的审核。因为决策高风险导致了政策的高难度，因而需要有扎实的理论研究、细致的妥协和对问题的准确预判。大学智库有三方面的优势，一个是人力资源和学术资源的优势，第二是各个学科之间的交流可以推动多学科的研究，第三是可以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起来。 注意三足鼎立，统筹安排好基础研究和长效跟踪课题的研究。不偏废学术理论和基础研究的同时，重点对于应用型对策研究。鼓励应急性对策研究和横向课题研究。 加强智库之间的多学科系统，因为跨学科的配置研究人员是国外大学智库特点之一，在这方面机制研究上面很多著名的智库都是采用学科知识与研究课题相结合的举证的方式，纵向主管把所有研究人员按照知识学科技术分类，横向按照课题研究的要求组织，既符合智库有效管理，又符合智库需要多学科专家共同协作的特点。 谷曙光（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处副处长）：各个省市、各个高校都在制定本学校怎样推进智库的建设的规划，我有一个忧虑，我也想对目前方兴未艾、蓬勃建设的智库泼冷水，中国搞建设往往一窝蜂，喜欢搞重复建设，并不是所有高校研究机构都要搞智库建设，我们要特别警惕重复性的、低水平的建设。以我们人民大学来说，也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学术研究和智库成果之间怎么对接？包括学术、教学和资政之间冲突如何缓解？我们曾经在5月份对全校教师做了关于智库调查的问卷，教师看法非常不一样。中国大学智库建设与其他类型的智库建设相比，应该有鲜明特色，应该做到三个结合，一个是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第二个是智库建设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第三个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紧密结合。 【九问】全球智库发展趋势如何？ 任晓（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智库发展有两大趋势。 第一大趋势是国际化，通常表现为财力雄厚的智库在空间的延伸扩展，他们有能力和意愿把自己的触角伸向距离遥远的地区，而通信技术的进步大大便利了发展，这种国际化的趋势仍然是反映了西方智库的强势地位，同时他们还能够借其他国家的力量来为其所用。 第二大趋势是网络化，是不同智库之间形成了更多的联系合作，跟全球治理有关系，全球治理要加强又需要不同国家的智库走到一起来，这种网络化更多反映了各国智库之间相对更加平等的地位，这种趋势反映了新兴大国力量的上升，他们所主张的思想也会随着过程进一步发展。中国崛起的过程也一定是中国智库崛起的过程，这个势头正在展现，我相信会进一步发展，最大的挑战是在非常浮躁的急功近利社会氛围下面，真正把中国的智库办好。 王战：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设，我们要为中国的智库发展拓展国际空间。一些国际知名智库为了确立自身对国际问题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大多采取开放政策，坚持国际化经营，国际化研究、国际化交流的理念，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需要政府、社会、民间共同发挥作用，特别是要借助智库成员广泛的人脉关系，以及敏锐而独特的对国际问题与形势的驾驭能力，开展高层次的人际传播与交流。智库既是政策研究机构，又是对外宣传机构之间业务交流和政策协调的平台，更是对外传播价值观念和政策主张的交流使者。要加强智库理论研究，探索现代智库发展的规律。紧跟国际智库发展趋势，以智库研究引领智库建设，在智库建设中形成智库的理论成果和人才，反过来推动智库的实践发展。所以我们智库中心不研究其他问题，是专门研究智库本身的应该怎么发展的。我们希望建立与国内外重要智库联系，打造智库研究平台，努力成为智库的智库。■ （本文根据“智库、公共政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行动和创新”国际研讨会实录整理而成，有删减。经主办方授权刊登。）
2014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