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位置:
- 首页>
- 活动>
- ������������
������������
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
中信资本张懿宸：像黑石那样
中信资本董事长张懿宸并非个性张扬之人。关于他的处世之道，看看他香港办公室所挂的一副对联就知道了。这幅对联乃晚清重臣左宗棠为无锡梅园所题，内容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这亦是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座右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有眼光，我从来不相信这样的故事，也不是这样的人。”张懿宸谦逊地对《环球企业家》说。 择高而立，向宽而行，张懿宸正是这么做的。2013年5月14日，他赶赴美国西雅图微软总部，参加一年一度的微软全球CEO峰会。这场年度性私密会议吸引了一百五十位全球顶级商界领袖参加。“股神”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Jamie Dimon)、渣打银行首席执行官彼得-桑兹(Peter Sands)、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大卫-鲁宾斯坦(David M.Rubenstein)等均名列其中。 在峰会上，张懿宸遇见了他最期待见面的人，黑石集团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施瓦茨曼(Steve Schwarzman)，后者主宰了21世纪头10年里的标志性行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两人首次会面中，张懿宸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黑石业绩的欣赏。在过去28年间，这家公司企业股权投资年回报率超过20%。上市5年间，其业绩年年飘红，如今旗下管理着超过2400亿美元资产。 在张懿宸看来，较之于其他同类型公司诸多业务表现参差不齐，黑石的每块业务均表现优异，例如其房地产基金堪称整个PE界翘楚，并购业务则堪与高盛匹敌?……除此之外，他格外欣赏黑石从不单打独斗，亦不念独食的行事风格。这与中信资本的行事风格如出一辙—通常，它所展开的企业股权收购均以“俱乐部式”交易完成，要么以牵头人的面孔出现，要么以主要参股者身份亮相。 张懿宸期待打造另一个黑石。尽管当下其45亿美元的资金管理规模距离黑石相去甚远，但中国资本市场的前景令人着迷，若假以时日，中信资本或将有能力成为与之匹敌的金融巨擘—它已悄然构筑起最为完整的产品线及最全的海外业务布局，在国际PE市场上，其投资业绩和行业声望国内罕有匹敌者。 但苦恼犹在。张懿宸的困惑在于如何整合中信资本的各业务单元，并使之服务于公司整体战略。“我很想请教施瓦茨曼如何将一个个完全分散的业务板块融合成一个整体，而又不必把利润都收上来又变成大锅饭。”张懿宸说。 入局 很少有人的经历如张懿宸般传奇。他13岁丧父，做过建筑工人，之后差一点成为歌舞团的小提琴手，18岁以全省高考第三名的成绩被选送出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他一路闯荡华尔街，31岁则被中国财政部聘为高级顾问，主持设计中国国债市场结构，34岁成为美林银行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为中国进行数十亿美元的融资。 2000年，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力邀其加入中信。2002年3月，中信集团成立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中信集团旗下嘉华金融及嘉佳证券均纳入中信资本，张懿宸受命掌管上述业务。在初创阶段，其主流业务是IPO上市承销、股票经纪及自营交易等投行业务，而被黑石当作业务重心的私募股权基金(PE)业务却鲜有涉及。 这一领域最终在2005年得以涉及。当时，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证券正式获得证监会批准开展国际业务，香港成为其出海布局的首站。张懿宸便顺水推舟，主动提出将大多数传统投行业务转交给中信证券，仅保留了结构性融资、对冲基金等少数投行业务。如此PE直投及房地产基金业务则成为中信资本的业务主轴。即便按照当下的标准评判，张懿宸当时所移交给中信证券的大礼亦相当丰厚，包括规模已扩至400人的庞大团队，多数为投行业务人员，其投行客户数量亦十分可观。中信证券获其受让之后，一跃成为在港中资券商之翘楚。 张懿宸另有打算，彼时，他向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提交战略报告。在报告中，张将中信资本的对标机构设定为另类投资企业黑石，而非高盛、美林等投资银行。“为什么选黑石?它除了投资业务之外，还有投行业务。我强调的就是要做很多的投资。”张说。 2005年因此成为中信资本历史上的分水之年，自此之后，张懿宸开始了全新的创业之旅。如今，中信资本已涵盖国内外PE直投、房地产基金及创投业务，同时包含结构性融资、对冲基金及政府基金合资项目等业务。 如此广阔的战线对久经沙场的张懿宸来说亦堪称考验。作为一名出色的华尔街交易员，他曾长期负责开发按揭债券交易模型，并在格林威治资本市场公司、东京银行及美林证券掌管债券交易达十二年之久。即使如此，张亦罕有华尔街惯常的桀骜与自信。对此，他的解释是“特自信的都是年轻人，干久了你就知道，在交易中出错只是时间问题。你只能指望你之前赚的，要多于出错时输的”。 张懿宸堪称中信—这一由“红色贵族”荣毅仁所缔造的传奇品牌的守护者。较之于“红色资本”的标签，张更喜欢强调国际化的团队及运作。“我是最早在华尔街工作的中国人，我们的管理也一直非常市场化，和国际公司没什么大的区别。”张表示。 他一直在为中国某些最为重大的交易穿针引线，成功秘诀你或许能从其北京办公室的布局中窥见—四把传统中式木椅一字排开，其寓意为“不谋独占”、“和气生财”。在中信资本的一间大会议室里，一面巨大的壁橱颇引人瞩目，大大小小的隔断中摆放着数十个水晶碑。这些形状各异的水晶碑乃是中信资本成立至今全部PE投资案例以及基金募集的凭证。每块上面均无一例外镌刻着所投公司的名称、Logo、投资金额和投资时间，形状亦与被投资公司的产业息息相关。例如作为中国私募股权基金市场的标志性交易，入股哈药集团的水晶碑便被设计为一个蓝白合组的胶囊。 张懿宸希望这些都能成为不朽的经典。 PE生意的秘诀在于品牌与人的专业程度需做最完美结合。张懿宸仍会参与到每笔交易中—没经他同意任何投资都不能生效。他挖掘人才的手法与收购公司一样娴熟。他领导着超过200名员工，这支擅长交易的经营领导团队中，不少人的背景显赫，行业经验超过10年之久。例如中信资本执行总裁陶礼贤曾就职于摩根士丹利公司纽约并购业务部及惠特尼基金(Whitney & Co.)，负责创投业务的曾之杰曾在华登基金工作，负责房地产投资业务的高级董事总经理程骁远曾在汇丰集团、法国兴业银行任职。张渺则主管中信资本的结构融资业务，亦曾在澳洲联邦银行、法国兴业亚洲有限公司等任职。中信还吸纳了第一代中国基金管理人、原太平洋资本管理公司董事叶静儒……纵观中信资本11年的投资史，它的特性在于对网络及新能源等狂热领域熟视无睹，而坚持捕猎传统企业。在操作方式上，一般的中资PE机构会选择购买少数股权，等企业上市后套现获利，但中信资本更在意对“猎物”的长期控制，而用于下注的资金多为从欧美国际投资者手中募集来的美元。对于单独投资的PE项目，其PE基金坚持进行控股型投资，并参与企业内部治理，待治理完成实现增值后再转手出售，这也是全球buy-out基金的典型手法。其中，消费品行业、优质地方国企及传统制造业中具有技术壁垒的隐形冠军常受青睐，这些名单包括与其他机构联合投资的顺丰、阿里巴巴、新浪等项目，亦包括哈药集团、冠生园、环球租赁、桂发祥等项目。 中信资本负责国际直投业务的执行总裁陶礼贤(Brian J. Doyle)认为这正是欧美成熟市场最为主流的投资策略及操作手法，亦确保其PE投资的稳健安全。尤其在日本及美国的并购市场上，中信资本堪称最具知名度、投资业绩最佳的中资PE机构。但在新兴的中国市场上，中信资本却常被张懿宸诟病为“错失良机”—它错过了红筹股及草根民营企业的投资上市潮。他反思称若过去几年间，不执拗于改造国企，而是更为大胆地投身互联网热潮，抑或对优质民企不坚持控股型投资，业绩或更为可观。 如今，中信资本的投资方向已转向非国企、非银行金融、电信、传媒及物流等服务业领域，亚信联创私有化、分众传媒私有化等案例即是体现。这一转变的根源在于中国PE市场已陡然生变，以往通过短期投资上市、概念暴炒的造富传奇已难重现，而现未引入战略投资者的优质企业已是凤毛麟角。但张懿宸并不悲观，他反而认为当下的窘境对于中信这样精耕细作且娴熟于全球化的“PE贵族”意味着更大的机会。 如此转型乃是基于大量调研和准备的结果。张懿宸会耗费大量时间研究细分行业以及待投企业。这得益于张懿宸早年所受的教育及从业经历—他曾经年累月地设计交易模型，为交易人士提供理论分析和交易咨询，告诉他们“该买什么，卖什么”。 较之于个人权威，张懿宸更坚信团队力量。在中信，他秉承的管理理念是充分信任、充分放权、出事兜底。在公司内部，不同业务部门的员工会交叉分享各自的专业知识，此举令整个公司变得更加聪明。除此之外，张还要求下属工作勤勉与脚踏实地。 通常张懿宸会如此观察一家被投公司。首先派驻专业团队，回来开会讨论。这一过程颇为严苛，为了对一家连锁幼儿教育企业进行尽职调查，中信资本的调查人员曾跑遍该公司旗下七十余家幼儿园中的六十余家，如此才提交报告。“更多的时候，我相信下属的专业能力和工作态度，最多从宏观趋势上把握一下，或者出面争取，如此而已。”张说。一般他只做宏观市场的行业判断，并直接否定掉特定行业，之后再对值得深挖的行业以及合作方做判断，所依据的并非“眼光”，而是基于事实的数据。在诸多数据中，他最看重利润率与增长速度，所做投资多为控股权投资，此外亦强调合作。“我从来都是主张和气生财，很少和人打起来，或抢项目，能一起做的就一起做。” 通常只有表现极其优异的公司才能获得其青睐。中信仿效黑石组成一个投资决策委员会，每一季度均会详细审议拟投公司业绩、经营状况以及可能的出手时机。能进入这一环节的公司少之又少。2011年，仅有50单项目进入尽职调查环节，只有5家公司被选中;2012年，这一数字攀升至60家，获胜者只有两家。 张懿宸对项目颇为挑剔，此前他曾希望布局物流行业，并已考察过数家业内知名企业，最后却都放弃。他开始了等待。在今年8月，在秘密获悉顺丰快递开始引入战略投资者之后，张懿宸迅速展开战斗，由于时间匆忙，他在顺丰无法提供电子版公司核心资料的前提下就主动拜会顺丰董事长王卫。两人相谈甚欢，但王为其设定了不少苛刻的底线。例如短期内不能上市，不能有具体的上市时间表等，张都一一允诺。 在签署保密协议后，中信资本派六人进驻顺丰，耗费整整一个月时间人工输入完成所有纸质资料审核及数据处理，其最终做出的估值模型毫不逊色于另行聘请的专业咨询公司。 中信资本最终成为入局者。王卫决定在三家竞标者中挑选两家。令张懿宸备感意外的是王并没有借机哄抬报价。相反，王卫在与竞标者交流的过程中，已或多或少透露对公司的估值预期。即使如此，竞争仍颇为激烈，竞标者均怕落榜，最终不得不调高报价。“国内很多地方招标，你把信封交进去了，过几天对方再把你找去，告诉你怎么样。王卫则要求三家各派一个代表，带着信封，当着他的面拆开，然后给你看各家报的是什么价。全是公开的，他就主张这样。”张懿宸回忆说。 除了业绩基本面，张懿宸尤为欣赏王卫的以下三点。其一在于王在香港生活多年，与国内草根民营企业家不同，他根深蒂固的是认同治理公司必须事无巨细地依靠法制。其二在于“刻意的低调，他觉得把自己的事做好就可以了”。其三是“非常坦诚，实事求是，是怎么回事就怎么说”。 在决策期间，张懿宸曾亲自前往顺风深圳包裹分拣车间实地查看作业情况。他尤为在意管理细节，但令其备感惊讶的是顺丰的“法治”。以张贴在车间的人事处罚单为例，顺丰都会注明哪个人哪天因为什么受过处分，依据公司规章制度是哪条，然后经过什么程序，员工委员会最后判定结果怎么样，每个细节都异常清楚。这次实地考察的结果令其非常满意，交易最终如愿以偿。 在张看来，此次交易还获益于中信的品牌及后台资源。“王卫本人希望有一些带着资源但非常市场化的资本入局。他很在意具体和谁打交道，而中信大概是有资源且最市场化的那一个。”张懿宸回忆说。中信资本被看中的另一个因素是团队稳定。“很多投资人说十年前跟你们接触，你们是这帮人，十年后，你们还是，这很好。” 改造 在入局诸多民营企业之后，张懿宸逐渐改变了投资策略。以往他更偏好押注问题重重的国有企业，2005年至今八年间，其近70%的PE项目均投向国有企业。这家红色PE对国企的偏爱不言自明—一家央企旗下PE机构，借助雄厚背景和资源，主导优质国企的整合改造并溢价出让，如此投资逻辑颇为顺理成章。 但在张懿宸现在看来，站在商业决策的角度，以往投资国企的经历纯属巧合。“投资优质的地方国企，关键是要与中信资本的体量相符。更关键的是，这些项目只有中信能做，倒不是我们用行政资源把竞争对手挤掉，而是地方政府根本就不敢把这些企业卖给民营PE，只好我们来做。” 张懿宸亲自参与了2005年之后国企股份制改造热潮，期间大量中型国企尤其是地方国企亟待外部投资者介入，而地方政府因担心遭遇贱卖国有资产的指责，始终对民营资金以PE形式进入国有企业心存芥蒂。“把国企控股权卖给中信资本，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是国资背景，政治上没有风险。”张解释说。 经历八年的摸爬滚打，中信资本已成为PE行业少有的“国企PE专家”，但从2011年起，中信资本显著加大了对民营企业的直接投资力度。无论是电讯业的亚信联创，还是快递业的顺丰，以及被中信资本重点关注的部分教育企业，均为不折不扣的民营企业。 如此转型乃是大势所趋。因为未来投资地方国企的机会将越来越少。“以前，很多国有企业都还行，但这五年下来，能符合我们投资条件的企业已不多。”另一个深层次原因在于“真正让一个国企转型非常困难。即便以央企的身份推动，也是如此”。 关于如何进行中国特色的国企改造，张懿宸感受颇多。在其看来，投资国企的第一要务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必须由内筛选优秀企业家管理公司。这迥异于国外。例如在美国市场进行PE直投，更多地看企业资产本身，因为“有太多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一个干得不行，可以找到十个替换”。但在中国，职业经理人却很难有效衔接国有企业历史沿革及各方联系，只有国企自身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才能处理好内部盘根错节的关系和文化。 除此之外，在如此复杂的治理环境中，如何让PE机构所派驻的人员渐进式地融入被投资企业亦是难题。对此，张懿宸可谓教训深刻。中信资本曾数次向桂发祥派出财务总监，最终使负责国内直投业务的信跃升挫折颇多。“当时没有经验，我们这边派的第一个人，过去就当了财务总监，这个做法很不明智。”信跃升回忆说。此人空降至桂发祥后很快与既有管理团队格格不入。他出身外企，并无非工作日加班的习惯，但桂发祥这样的老国企却有周末加班的文化，财务总监因此频频缺席周末的工作。这名财务总监还希望凭借股东支持，全面上收并改革原有财务制度，此举最终引发了原国企管理团队的集体不满。最后，信跃升不得不撤换此人。“财务总监和董事长发生矛盾，我总不能把董事长换掉吧?”信跃升遗憾地说。 事后，中信资本复盘认为，优质国企尤其是有较长历史的老国企，通常不会信任外人，而借助PE机构的股东权威行事往往会触动其心结。于是，中信资本再向桂发祥派出第二位财务总监和销售高管时，这些人都会先以顾问身份入职。例如从百事挖来负责销售的高管，暂不任命为总监，而先帮桂发祥设计产品，策划活动，干出业绩后再进行任命。如此行事两者的融合自然水到渠成。类似的迂回战术在冠生园亦同样取得成功，甚至在中信资本出让冠生园控股权之后，两位中信背景高管亦被冠生园母公司上海光明所挽留。 这些经历使得中信资本在向被投资企业派出高管时慎之又慎。首先最好挑家乡和被投资企业所在地接近的人选，尽量要有共同的文化背景，然后中信资本对其进行培训，内容包括如何与现有管理层建立信任关系，哪些人际关系需要维护等等。“这些东西，外资PE不会做，中资PE往往又做不好。”信跃升解释说。 改造国企另一个法宝是尽量利用中信的央企背景，帮助被投企业进行关系疏通及人员激励。例如一家地方国企曾试图在省会设立研发中心，以求吸引高端的技术人才。但该企业所在的地级市却出于狭隘的地方利益考量，对此横加阻挠。一来二去之间，其研发计划也陷入僵局。而中信资本在控股该地方国企后，便利用央企背景，最终帮助其摆脱当地国资委的干预，成功完成在省会城市的研发布局。此外，中信还发现较之于高薪、期权之类的经济激励，被投国企的管理层通常更看重行政级别。而如何将此纳入到激励机制中，正是中信资本所长。 但在貌似独享的国企猎场，丰厚的猎物却未必唾手可得。2005年6月，中信资本与华平资本各出资1.2亿美元，分别持有哈药集团22.5%的股份。这是迄今为止张懿宸压力最大的项目，亦是中信资本力图建立顶级口碑的首个直投案例，张懿宸很快意识到他严重低估了改造国有企业的难度。尽管时至今日哈药集团业绩已实现数倍增长，中信资本的账面投资收益亦颇佳，但时过八年以后，这笔投资仍未能套现退出。 谈及于此，张懿宸坦承这是对于退出时机的主观判断错误所致。最大的失误是中信对宏观形势出现误判。“在哈药集团盈利最高时，我们觉得不用那么着急的退。因为从2005年到2010年这六年的时间内，哈药的业绩翻了六倍，但是从那之后就开始下滑。” 如此转折令张懿宸始料未及。以哈药主打产品抗生素业务为例，张当时认为这一业务不会增长了。因为就人均抗生素使用量而言，中国在2003年至2004年貌似已达顶峰，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一业务至今仍稳定增长。“我们有点冲昏头脑了，觉得后面还有机会。事后想，还是警觉性不够。”张懿宸说。 改造一家巨型国企实属不易。长期以来，哈药集团的营销完全依靠巨额的广告宣传拉动，营销人员仅仅是等着分销商上门拿货，毫无渠道管理意识。张懿宸曾去药店调研，发现哈药集团的药永远摆在货架最不显眼的地方，因为营销人员根本没有渠道概念，也根本没人管。为此，张懿宸重金聘请波士顿咨询公司为哈药设计解决方案。 但当咨询团队向哈药管理层讲解改进思路后，哈药的营销体制仍无起色。这一僵局持续到2011年。伴随着政策环境的变化以及抗生素滥用势头被遏制，哈药集团销售急转直下，张懿宸最终借势“逼迫”哈药实现营销转型。即使兵临城下，有关销售体制的转型仍持续了整整两年。究其原因在于利益。原来哈药产品好卖，营销人员均坐等药店上门求购，通过决定卖给谁或不卖给谁，就可从中渔利。 同样头痛的还有现金管理。在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制度和各子公司资金集中管理之前，哈药集团下属各子公司均各自为战，哈药六厂、哈药三精长期有大量资金闲置在账上，另一些分公司如中药二厂、中药三厂却要为扩大生产而拆借高息贷款，这一局面曾长期无法得到纠正。即使当中信资本派出的财务总监试图扭转时，各部门仍极力阻挠，甚至连哈药管理层也认为此事牵动利益太多而无法推行。无奈之下，一向温和的张懿宸不得不亲自出面，向哈药管理层撂下“不干就翻脸”的狠话。 为了推动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统一各子公司的资金集中管理力度，张懿宸曾严厉要求每天下午结算后将分公司账户上的资金强制划走，而非由分公司自主上缴，待到第二天上班前，再将当天所需资金转回分公司账户。即使如此力推，平台的搭建仍耗费半年之?久。 因为涉及利益众多，有时甚至连张懿宸亲自出马也无济于事。例如中信资本针对哈药集团采购系统及广告系统的整合至今仍未完成—同一时段，同样的广告时长，同一个电视台，不同分厂的采购价格仍很悬殊。 除了整合旧病难医的管理系统，国企的日常管理亦是顽疾。哈药集团地处东北，每年都要采购数万吨的煤炭用于生产和取暖。在此过程中，大量的煤炭被盗运出厂，燃煤购置金额长期高居不下。中信资本曾希望用电子化采购平台打击此类问题。但平台上线后，购煤成本并没有得到降低。疑窦丛生的张懿宸便派人前往购煤现场勘察。调查发现，驶入厂区的运煤车在过磅之后，竟只卸下半车煤就铺好伪装布匆匆离去。偷盗里应外合，手法之高明甚至连摄像头都无济于事。哈药集团管理层曾为此报警，但警方赶到现场时，所有嫌疑人早已胜利逃走，警方也表示此案无法找到确凿证据。 “有人通风报信。就算漏出去十分之一，你算算金额有多大。”在遭遇此类情形时，张懿宸痛感与体制抗争的无力，纵然中信资本背景强大，但面对国企的日常管理琐事时也是有心无力。他最为痛恨和痛惜的是无处不在的商业腐败。“大到采购燃煤的，小到处理煤灰的，他都能拿手里权力寻租。哈药集团一年的煤灰现在还能卖130多万，我们之前都不知道，还被忽悠要花钱请人来挖煤灰。可你抓着现行了，都处理不?了。” 如此纵然遭遇不少挫折, 但所换得的经验却相当宝贵, 张懿宸最终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国企改造方法, 令整个PE的布局将更具生命力。中信资本最终对哈药三精、六厂的营销资源进行了整合，实施产销分离，营销协同平台、防窜货系统及移动数据管理系统亦最终上线。除此之外，张懿宸在哈药集团还大刀阔斧地执行事业部制，针对拳头产品，成立产品战略委员会，并推广落实从采购、生产、成本控制到销售策划全过程参与的产品经理负责制。 新地 在其他领域，张懿宸亦希望觅得先机，房地产基金即是其一。中信资本是中资PE机构中较早开展房地产基金业务的公司，其业绩表现可圈可点。第一、第二支房地产基金已全部结束，投资收益率分别高达30.6%和21.7%。第三支基金也已成功退出四个项目，出资人本金已经全部返还，投资收益率为19.9%。 中信资本房地产业务高级董事总经理程骁远，与陶礼贤、信跃升一样均为中信资本的创业元老。他早在1999年就加入了中信资本的前身嘉华金融。在2005年之前，他曾为SOHO中国等房地产企业提供过融资服务，并以此为中信房地产基金业务积累原始资本。2005年，上海卢湾区囊括公寓、酒店、写字楼综合体的永银大厦急售，中信资本择机购入，并募集首支总额为8600万美元的房地产基金。该项目在2007年推出后一售而空，中信资本在房地产领域藉此打出口碑。 “那个项目的资产确实非常好，如果当时我们运营能力和现在一样，内部收益率会超过30%。”程骁远回忆说。2006年，对房地产市场走势颇具信心的中信资本与万科地产合作，发行了总额为1.5亿美元的“中信资本—万科中国房地产开发基金”，凭借中信资本在海外市场的口碑及强劲的募资能力，大量机构投资者纷纷试水内地楼市，通用电气房地产部门更为此投出其在中国房地产领域的首笔投资1500万美元。 程骁远则开始要求其独具特色，即“对项目有足够控制力，不仅仅只做财务投资人，更要具备较强的项目持续跟进、运营管理的能力”。“房地产基金最大的风险都在于对项目的跟进管理。”程骁远感慨说。他曾数次担当“救火队员”，深知房地产合同即使写得再细致繁琐，施工方和投资方的执行理解也会有差异，任何疏漏均可能延误项目的整体进程。 程骁远开出的药方是组建专业的项目团队以掌握主动权。在项目交接前，项目组对机电安装、管网设置乃至楼宇工程设计等可能出现的施工问题和运营问题进行预警。此外，大量来自一线拥有土木工程、建筑学、建筑管理等专业背景的业内人士，为每个项目配备专门的项目开发团队，从设计、招商、建造到运营进行全程控制，一旦出现问题即可善后。 长沙悦方 ID Mall已成为中信房地产基金的代表作之一。鲜为人知的是它从一栋空壳大楼蜕变为现代化商业综合体只用了九个月时间。如此速度已和专业地产企业不分伯仲。2007年，出于对国内地产调控长期化的担心，中信资本第三支房地产发展基金在投资住宅项目的同时，也大量投资商业物业。而正在募集的第四支基金其投资重心已完全偏向商业物业。 中信资本在募资能力上也取得重大突破，除卡塔尔主权基金之外，包括欧洲最大退休基金及北美最大退休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也相继成为中信房地产基金的投资者。 张懿宸亦开始推动整体业务板块的融合。从第三支基金起，中信已开始对国内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股权层面的投资，并在其需要结构性融资时为其提供专业建议。当业务团队推进乏力或是项目遭遇挫折的紧急时刻，张懿宸便会出面解决。“公司注册在香港。房地产调控开始后，我们的房地产基金在内地一些地方买楼时身份属于外资，受到很多限制。后来是靠张总出面，花了很大力气去帮忙，最终才顺利解决了问题。”程骁远说。 2011年，创投业务开始成为中信资本涉足的新领域，掌管该业务的是曾在华登国际工作8年之久，担任董事总经理一职的曾之杰。2009年下半年，曾开始一手组建中信资本的创投业务团队。“我们采取的是混合型投资策略。”曾之杰对《环球企业家》说。按照目前的团队和资金规模，其创投基金将重点投资体量相对有限、行业领先的高成长性中小企业以及技术领先的早期高科技企业，资金配比分别是8:2或7:3。在该基金现有的投资中，在国内汽车内饰市场占据最大份额的常熟汽配正是高成长性企业的代表，曾之杰近期还将投资一家做路由器芯片的半导体企业。目前这一市场80%都被美国企业控制，他希望所投企业能够打破这种垄断。 与张懿宸一样，曾之杰也是海归。他曾就读于日本长崎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商学院，并先后在中信泰富、日本三菱商事及美国华登国际工作。在其努力之下，中信资本创投基金虽在部分企业仅持有少数股权，但却往往能博取董事会席位或拥有话语权。“你真的帮到了人家，才能掌控住你的投资。”曾之杰说。为此，他会在深夜不时接到被投企业负责人的电话，有时与工作相关，有时则事关生活。“如果创始人是夫妻档，把你当朋友，两人吵架了也把电话打到你这里，你还得劝。”曾说。 虽然发展势头不错，但曾之杰和程骁远亦面临着不小的烦恼。对于创投基金而言，所投项目如何退出令曾之杰颇为头疼。首创投资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完成的私人股本投资交易中，共有逾7500宗投资没有退出。私人股本集团投资的股权价值可能大幅增长，但它们很难卖出这些资产。 “在欧美市场上，微软、思科之类的行业巨头每年都会并购七十到八十家公司，这就能消化很多创投投资的企业。但国内没有这样的机制，”曾说。一旦所投项目不能被并购就只能选择上市，但因为会计监管以及中概股丑闻，中国公司的海外上市之路并不顺畅。雪上加霜的是国内IPO也被叫停，中信所投的数家企业只能在证监会排队等候。由于无法预知国内IPO重启时机，曾之杰已考虑在2013年年末以股权转让的形式退出部分所投项目。在其看来，中信创投资金强调投资效率，继续漫长等待并非上上之选。 相比之下，程骁远所面临的问题虽不那么迫切，但同样棘手。在中信资本房地产基金的业务布局中，悦方ID Mall已被选中作为中信的零售物业品牌。其品牌培育需经历漫长的过程，在万达、凯德等强敌环饲之下，中信商业地产如何实现突围并非易事。 海外 除了上述业务之外，张懿宸还将目光投向海外PE业务。早在2004年，他即将中信海外PE业务的投资目标锁定为跟随跨国制造业巨头进入中国市场的上游配件供应商—一般，这类目标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应为20%至50%。 在其后几年，中信资本针对中国制造业细分市场中的短板，有目的筛选海外可供收购的企业。“所投企业的产品几乎都是国内企业还无法大规模生产制造的，并且是单个细分行业中的龙头企业。现实就是如此—一旦国内同业已开始大规模推出同类产品，所投企业必然被成本竞争拖垮。”张懿宸说。 针对此类企业，中信资本有的放矢提升其业绩—借助中国劳动力价格优势及其他招商优惠政策削减成本。近年来，张懿宸已觉察到中国商业环境的变化。在投资策略上，他由“减成本”转而更强调“拓市场、增收入”。主要方法有二，一是国内设厂降低成本，二是开拓中国市场以获取新的利润增长点。赢的关键在于能否将国外技术与国内市场进行对接。 以生产工业机械润滑装置的林肯工业为例，其主要客户囊括全球最顶尖的工业机械制造厂商。在被中信资本并购前，林肯工业在美国克利夫兰及德国杜塞尔多夫各有一间工厂。中信资本入主后立即关闭其在德国的工厂，转而在江苏常州开设新厂。除此之外，张懿宸看到国内的基建热潮，他意识到大批工程机械厂商将纷纷扩大在华生产规模，于是抓住这一契机，帮助林肯工业迅速扩展中国市场，中信资本最终将其转让给欧洲SKF公司的价格是初始价格的9倍多。 循此路径，2012年，一家美国大型洗煤设备生产厂商艾尔竞(EEG)被中信资本控股。而在专业洗煤领域，全球范围内仅有EEG和另一家德国企业具备大型洗煤设备的设计制造能力。这一细分市场在中国商机无限—中国政府为控制煤炭使用过程中产生过多有害气体，曾出台规定要求对特定指标超标的工业用煤进行洗煤处理。依此规定，国内六成的煤炭必须经过洗煤处理后才能使用，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煤炭企业洗煤的比例却仅有30%。 张懿宸由此看好EEG在中国的市场前景。但挑战在于竞争者已在中国捷足先登，建立制造工厂并取得相当的市场主导权。于是，中信资本便利用央企的资源优势，促成EEG与中煤设备集团在张家口设立合资企业，最终在渠道及客户资源上实现赶超。 除了技术领先的企业，张懿宸还看重另一类投资机会，即收购那些在中国遇到麻烦的优质外企。“这类企业技术产品都不错，但在中国出现困境。原因在于要么与合资伙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要么与当地政府出现纠纷。此时外资PE不可能过来解决，所以此类公司的股权报价也很低。对我们而言，这却是绝佳的机会。”张懿宸说。 对于此类机会，张通常会大快朵颐。中信资本控股美国华瑞集团(RAE System)即是如此。RAE是美国著名的安保装置生产商，其主要产品是一种信用卡大小的芯片探测仪。该探测仪不仅能探测瓦斯在内的有毒气体，亦能对核辐射预警。 数年前，国内矿难频发，RAE觅见商机，曾通过合资企业入华，将产品销往国内矿业企业。但在市场开发过程中，RAE的在华合资企业却出现商业贿赂的不法行为。而按照美国商业法规，此类行为属于严重违法。身为美国上市公司的RAE在公司自查中发现上述不端行为后，立即向美国证监会(SEC)进行汇报，并随即接受停牌调查。 如此折腾使得RAE业务基本暂停。面对拂袖而去的公众投资者，该公司不得不选择私有化退市以求摆脱困境。由于该公司涉及在中国的违法行为，外资PE对其私有化邀约毫无兴趣。得知此消息后，中信资本立即对该公司进行基本调查，并联手一家美国PE机构收购RAE股权。 “我们和美方PE机构约定，由我们去解决国内的问题，以确保SEC不会再控告这家公司。”张懿宸回忆说。中信在随后帮助其与中国各地矿务局进行谈判，以确保RAE产品销售不受影响，随后再将RAE中国合资公司股权转让，从而切断RAE与中国腐败行为的联系。如此一来，SEC便不会再对RAE提出指控。这一方案颇为完美，RAE的股东们则非常配合，中信资本对RAE的收购亦最终信手拈来，并在业绩回升后将其转售给霍尼韦尔。短短18个月内，中信资本就获利3倍。 除美国之外，中信资本在日本的表现亦可圈可点。2004年至今，中信资本在日本累计投资了8个项目，投资获益多在3倍以上。张懿宸认为高回报率得益于母公司中信集团与日本商界深厚的历史渊源。中信集团曾是最早进军日本市场的中国企业，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扮演着半官方角色，中信集团创始人荣毅仁在日本政商界均拥有广泛的人脉。“荣老访问日本时都直接住在野村证券董事长家中。常振明董事长也精通日文，对日本的情况非常了解。这些都对日本业务的开展及人员招募帮助很大。”张懿宸说。 日本成功的另一因素在于本土化团队。目前中信资本的海外PE业务均由陶礼贤负责，日本团队则有十名成员，其中九人均为日本本土金融人才，剩余一位中国人亦在日本留学多年。本地化的人员配置能帮助其敏锐发掘细分市场中的隐形冠军。“我们的团队中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精英，但在特定区域，我们仅会聘用最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士。”陶礼贤说。在其领导下，中信资本国际首期基金已完全退出，并实现5.7倍投资回报，51.4%的IRR收益率。 不过，这一切并不能令张懿宸感到满意，他仍希望更上一层楼。张懿宸向本刊坦言若有机会，他希望向斯瓦茨曼请教如下问题。第一，黑石从最初单一业务线做PE，向其他领域拓展是业务规划的结果，还是人员推动的结果?从产品扩张上，黑石的整体策略是什么。第二，作为一个业务极其多元化的公司，黑石如何通过管理机制的运作将完全独立分散的业务单元有机地融合为一个公司。第三，如何在核心领导人更替，甚至是故去的情况下平稳过渡。“我更希望让大家看到我们投了什么，而不是赚了多少钱。我不太习惯就这点成绩，我希望把它做大，像黑石那样。”张懿宸对《环球企业家》说。 文章摘自《环球企业家》
2014年5月29日 -
何伟： 何氏眼保健体系创始人
何伟出身医学世家，1984年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在辽宁省人民医院当一名眼科医生，1986年回母校读研。1987年，受国家教育部派遣，他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家公派的第一位攻读眼科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到著名的日本国立九州大学（也是郭沫若先生的母校，并与郭沫若先生一同被九州大学评为全球十大名人毕业生）深造，师从国际眼科专家猪俣孟教授。 领军人物： 技术 专利 人才 崇尚以科技、教育报国的何伟，心中有个“大梦”：掌握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造福于人民。一方面，随着何氏眼科的发展，他不停地追求科技创新；另一方面，他成立何氏医学院，致力于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医学人才。 谈其崇尚的专业技术，他如数家珍。何氏的眼科视网膜干细胞走在了国家的先列；成体干细胞项目是国家“九七三”项目，也是东北地区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项目；被称为视力盗贼的青光眼，国家目前没有很好的疗法与药物，何氏眼科目前已经完成了临床，进入国家的新药创制项目；何氏眼科的干眼项目，独立技术明年3月份将得到欧盟的认证。一些欧美国家的专家已经前来商谈…… 如今，何氏眼科的专利数目高达24个，何伟个人成为辽宁省科技人才的领军人物当之无愧。 精神力量： 归国 创业 目标 “一个归国学子能把自己的知识和创造奉献给他的祖国和人民，这是无比光荣和自豪的。”与何伟教授聊天，会感觉到一种强有力的精神力量，因为他的人生经历足以书写一段创业成功的传奇。 “我是一个幸运的创业者。说到幸运，我走到哪里都能得到周边朋友的鼎力支持。我想告诫年轻人：如果工作是满足精神的需要，那工作的意义就变得神圣了。如果工作是有神圣力量的，那么全世界都会帮助你，你的成就会远远地超过你的想象。” 何伟出身医学世家，1984年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在辽宁省人民医院当一名眼科医生，1986年回母校读研。1987年，受国家教育部派遣，他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家公派的第一位攻读眼科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到著名的日本国立九州大学深造。 在日本留学的八年时间里，何伟凭借不懈的努力和坚强的毅力，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取得日本行医执照，并拥有了私家住宅、汽车和不菲的收入以及高端的社会地位。 1995年底，具有强大民族归属感和爱国精神的他，在一次归国公益巡诊的亲身经历中，彻底唤起了他回国创业、报效国家的使命感。他放弃了国外富足而安逸的生活，在沈阳迈出了艰苦创业、报效祖国、打造国内眼保健体系和办设高等教育的里程碑式的第一步。 何伟回忆，当时的创业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快乐的。“当时只有6名员工和一间150平米的办公场所。就在那里，我们这个6人团队开展了超声乳化人工晶体植入、激光和玻璃体切割三大临床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并同时发明了多项专利。”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何氏眼科初步形成了集医疗、教育培训、科研、产业、国际交流、社会公益于一体、具有中国特色的眼保健体系---何氏眼保健体系。何伟计划通过提供集中、大量、低成本、高覆盖、高质量、可持续的全方位的眼保健服务，实现人人享有看得见权利的国际防盲目标。 提起何伟的精神支撑，也可以说是他的“中国梦”，他说：“我们何氏眼科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科技、公益性的医疗机构，目的是为百姓提供方便可及、可支付的、可持续的、高质量的眼保健服务。” 获奖心得： 感恩 坚持 惠民 何伟谈到了正在实现的科技创新，谈到了支撑他的精神力量，谈到了正在不断接近的心中梦想。 “我深信冥冥之中的力量！”崇尚技术理性的何伟教授却相信传统的因果关系。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1996年10月6日何氏眼科医院成立，第一个客人是一只飞来的小鸟。何伟发现这个撞得头破血流的“小生命”眼部受伤，动了恻隐之心，为它做了何氏眼科第一个眼部手术。“它带着顽疾主动飞进来，痊愈后自由离去，像是上天派来的精灵，从此何氏医院的技术美名扬，鼓舞我坚定了医者的信念：救治受苦受难的病人是医生的天职。” “救鸟发迹”的故事让何伟觉得做人首先要学会感恩，回报社会民众的越多，取得的成就越大。 自2002年起，辽宁何氏医学院附属何氏眼科医院就一直积极参与政府倡导的“无白内障县复明工程”。何伟无偿投入50多万元，参与了辽宁省西部贫困地区—“朝阳县无白内障县复明工程”，为300名白内障患者实行免费手术，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无白内障县”。同时参与了沈阳市“无白内障障碍市”的光明行动，共完成了2578例白内障复明手术。2005年，何伟被评为辽宁省和沈阳市白内障无障碍光明行动先进工作者。 迄今为止，何氏眼科已免费检查眼疾患者40余万人，为1.5万人实施减免费的手术，共减免检查费和手术费3000余万元，何伟就个人为社会捐赠钱物270余万元，其中为爱之光基金会捐赠200万元。 在成绩和赞誉面前，何伟一直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要建立中国第一个“卓越眼科中心”，大幅度降低全省范围内可避免盲的发生；建立起一个能够为广大眼病患者特别是盲人患者提供方便可及、可支付的、可持续的、高质量的眼保健服务体系；创建中国眼科资源中心，即实现医疗、教育、产业、科研、公益为一体的光明城计划，为那些饱受病痛甚至黑暗折磨的同胞做点实事，实现国际防盲目标，人人享有看得见的权利。 “个人的成就只是对我们向善的报恩，荣誉的取得只是我们追逐目标过程中的意外收获。”何伟院长这样总结此次获得“辽宁省第二批领军人才”，平静的语调中流露出他的人生观与事业观。 文章选自《人民网》
2014年5月29日 -
冯仑：城市化反思 聚焦“城市化”的得与失
城市应由产业主导而不是房地产 搜狐财经主持人魏喆：之前看到您对城市化问题的一些思考，您对大城市病的问题是怎么考虑的？ 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我们在2009年开始提出来做立体城市，这其实是对中国快速城市化中有一些问题进行反思。城市化发展盲目贪大，造成土地浪费。基础设施投资巨大，政府过度关注房地产的发展，造成整个资源的浪费。更严重的是交通混乱，让城市中的人生活、工作极不方便。在北京，现在一个上班的人每天三到四个小时都耗在路上。 主持人魏喆：您说的就是我吧！ 冯仑：是吧!我也三个多小时、四个小时，我到今天为止我已经在路上两小时了，我还得回去呢，我住在国贸那儿，还得一个多小时，这就变成了每天大量时间都花在这儿。另外，城市化过程中需要产业聚集。按照过去历史来看，城市的发展一定先有产业后有就业，有人的居住聚集，然后有商业，有公共医疗、服务、教育等等，产业是一个龙头。比如说我们安钢带动这个城市。很重要。国外比如说曼切斯特有纺织业带动这个城市。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房地产带动城市，房地产怎么带？弄一个新区修一条路，搬几个政府盖一堆住宅，然后这个城市啥产业也没有，多少年这都是空的，所以变成睡城、鬼城、空城，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反思的。一定要有产业主导，产城一体，才能够使这个城市活起来。所以应该是产业主导来发展城市化，而不应该用房地产和政府来牵动城市化。 过去的城市建设节能环保做的很不好 第三个是节能环保，节能环保过去做的不好，有三个方面的毛病。一个是我刚才讲摊大饼带来基础设施投资巨大，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水电、气热暖在路上耗费巨大。你比如说，切这么大一块地，只盖了一栋楼，但是天然气也得弄过去，所以说这种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比较低，带来很大的浪费和能量损耗。第二个是建筑，你不做绿色建筑，做的都是传统非绿色的建筑，这样的话在建的过程就不环保，然后，在未来建筑营运管理当中能耗也很大。第三个方面当然这些行为，城市建设拉这么大距离，你每天开车来回跑，路上碳排放就非常大，这都是对环境的一个不理性的做法。 城市化没有和人们的幸福感成正比发展 还有一点，城市化和人的心里的感受，也就是幸福感没有成正比。比如，我原来在机关工作的时候，一天有一两个小时在城里跑，现在也有车了，也不用挤公交、地铁，但是每天路上却要耗上三四个小时，这种交通让很多人焦虑。很多城市功能很混乱，你可能南边上学，北边生活，东边就医，西边娱乐，最后你每天疲于奔命，最后你整个的心里感受很不好，而且这个过程中房价还高，生活指数开支也很高，另外呢，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给你带来的压力，比如说摇号，比如说限行。这个城市因为没有规划好，反过来把这些问题最后都归罪于城市的市民，让市民去承担这个不便利，管理者老追求他的便利，而不考虑城市的主人市民的不便利，这样带来一个快速的城市化，也带来了快速地不满、焦虑、低心里感受，幸福的体验感受度很差，这是第四个。 公共服务难以跟上城市摊大饼似得扩张节奏 第五个就是城市发展当中公共政策部分和公共产品的提供。以前公共政策的提供做的不好，比如说，快速的摊大饼似的把城市发展完了，发展完以后公共服务要跟上，比如说医疗，这是公共服务，教育、环保环境。公共服务你不能及时地跟进，当然大家满意度也很低。另外还有一个，公共政策我们制定的是不是好呢？你比如说什么都限，我们一有问题就是限，就是搬，就怪别人。很简单房价高了怪别人，限房价。一会儿城市交通混乱，限人多。政策制定部门从来没有限过自己。 主持人魏喆：没有说自己规划有问题。 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自我检讨 冯仑：对呀。如果翻过来，你检讨一下公共政策制订中的问题，你的功能定位，你当年哪个决错做错了，你的权力是不是太大了，你限下自己。比如，我买一个车是买的365天开的，价钱是按这个定的，你单双号，等于把我车的一半功能给我费了，可是我交税没按单双号交，如果说我也按单双号交政府干吗？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政府在公共政策上，一定要保持制定政策的科学性。我前年在新加坡理工大学读了一年MBA，专门研究他们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你比如说交通拥堵问题怎么解决，他们做了很复杂的一套模型，用计量模型来计算，人们从哪走，到底怎么在路不增加的情况下把车行效率提高。他这个目标就很好，道路不增加，但是车行效率增加。他们改善信号系统，这是一种方法。另外，训练司机是一种方法，还有一个相当于收一点钱，那收多少钱呢？新加坡很有意思，新加坡开车你是自由选择的，你如果有时间又不想花钱，你就走可能堵一点的路。你如果是商务人士你很在意时间，但是可能你钱上不在乎，你就走快的地方，你就交钱。但是它这个钱精确到什么呢？不像我们说五毛、一块、十五块，你看我们收费站都是整数，它那个是有零有整，而且你开车过去的时候，电子眼照一下钱就收走了，一点都不影响效率。所以你看这个公共政策制订的就很好，很人性。对吧，一不乱收钱，它有零有整，它讲出道理来。对吧，二你可以选择，你不着急的你就走有点堵的呗，它给分开。我们这儿不管。照理说一样，三环以里，着急的人交钱，不着急的人慢慢耗着呗。你比如说我就出城打一个球，耽误个半小时就半小时，对吧，我就不交这个钱。所以我就是说从新加坡交通的这个角度我就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我们的思维要做一些调整，应该更多的检讨，我们政策制定应该以人为本，城市要让人更方便更美好，要提供给所有的政策应该让人方便，让人满意、舒服、安全，而不是管理者方便。这两天北京在讲搬这个搬那个，这都是管理者方便。要按人口聚集度，东京、纽约都比北京高，GDP都比这儿高，那个也没有什么，他没法说埋怨，人家说强制什么什么，这个搬那个搬的，先要检讨自己。 治理交通应从科学规划开始，行政强制过于简单粗暴 主持人魏喆：除了在公共政策方面，对于北京现在这种积重难返城市规划和设计，有没有什么其他什么方法能做出一些改良？ 冯仑：我觉得这两个方面，一个是一定要科学规划。所谓科学规划就像新加坡，新加坡人口密度比北京大，道路也比北京宽，但是效率比北京高，这就是科学，道路规划和整个的环路多，交叉路其实最容易堵，我们这儿交叉路多，这是科学问题。环路基本上不怎么堵，香港路环路堵。我们现在整个城市到处都是交叉路，交叉路红绿灯效率低，对吧？所以就是说一个是从应急方面，从科学方法上加以改进。包括信号系统，包括你提前的预报，这是技术问题。 另外一个是政策，经济政策，城市的一个公共服务制定一些切实有效的一个政策，而不是说车一多又摇号又单双号又限行，然后你这个东西都不讲理的一些临时性的短期似乎有效。但实际上北京堵车也没解决，有些人就买两部车。 主持人魏喆：对，也不能说因为出租车提价大家就不打车了。 少一点围墙，未必不安全 冯仑：所以我是觉得应该从两方面。我再举一个例子，北大海淀这边有这么好园子，满园春色现在都关住了，过去叫做一枝红杏出墙来，现在我看所有红杏都想出墙，如果把墙一拆就无所谓出不出墙了，红杏就在你眼前了。所以如果你想把圆明园、颐和园、北大、还有中央党校这些园子都拆了，海淀区将成为全球最漂亮的，对吧？但是这些东西会不会带来所谓混乱呢？我认为不会。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主持人魏喆：就像有居民小区，究竟是开放的小区更安全还是封闭的小区更安全？ 冯仑：我们自己在北京东边发展一个项目叫做星城国际是没有围墙的，但是很安静的，对吧？比如说富丽城都是有围墙的，对吧。SOHO是没围墙的，又怎么样？可以没围墙也可以有围墙。最后你会感觉没有围墙的地方感觉更好。 主持人魏喆：更开放性。 冯仑：没有围墙的地方反而人少。为什么？因为有围墙人都堵在门口等着要进去，如果你没围墙哪都能走，反而看不到什么人了。 主持人魏喆：而且路人都能成为这种安全的保障。 冯仑：对呀。反而彼此之间是一个保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时候有一些假定看起来是对的，其实未必。比如说你老觉得北大如果再不把门把严就更乱了，其实恰好是你有门它才乱的。为什么呢？我老是在讲在非洲，非洲我们有时候看见狮子就跑，是因为我们假定狮子的眼睛跟我一样，他看见我了这么清楚，要吃我，这是你的假定，你赶紧得跑。其实事实恰好相反，狮子的视网膜散光，按我们人来说是高度散光。 主持人魏喆：你不跑它是看不见的。 冯仑：你不跑它看着像树一样站着，你一跑，这么大一个家伙跑，它散光，它看到这么大的家伙跑，它害怕，一害怕就反抗就扑，其实是这样的，对吧，所以它假定是错的。我们以小人之心妒狮子之腹，另外狮子要吃你，狮子吃你干吗？就相当于我们吃老鼠肉，老鼠肉一点不好吃，我们都吃猪肉，狮子常年根本不吃人肉，所以人肉对于他来说是最难吃的一种肉。它一个礼拜吃一次40多磅，吃一次歇四天到五天，你看它老呆着根本就不动，它吃饱了它不是想吃你。咱们自作多情觉得它要吃咱们的肉，狮子吃我们的肉就跟我们吃老鼠肉一样，不得已而为之。你看基本上把你咬死它也不吃。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假定是错误的，结果导致了你的行为的错误，引起了严重的后果，是这么一个逻辑。就像我们觉得这个围墙是必要的一样。比如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们不要多比，跟清华比，清华车是能开进去的，比北大乱吗？ 主持人魏喆：对，而且进去也不用拿证件登记。 冯仑：你看清华比北大乱吗？一回事。就这么近，这就是你管理者的一个思维。你认为围墙越多越安全，结果围墙越多越乱，反而景色都关住了。城市也是这样。 长大了就董事了，开发商已经开始重视自然与人文的保护 主持人魏喆：两天在读王石的《大道当然》，他在这里面曾经提到了一些过去万科在开发方面的遗憾，有的时候一些传统的地块记忆没有延续下来。其实面对这种经济利益和自然文化的这种保护，那您觉得这种开发商在面对这些选择的时候，有的时候该怎么样去平衡和怎么样去取舍呢？ 冯仑：这件事要回答，长大了我就懂事了，其实就是这样。就像小孩一样，对吧，他一急了随地大小便，他就没有顾及别人的看法和周围环境的卫生，长大了这个事就没有了。企业也是这样，我相信王石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是在万科头五年十年的时候没长大，现在已经长大了，所以现在就懂了。所以很多事长大了就懂事了，懂事了就和周围环境相处就变得自然了。我们也同样都有这个问题，我想这个行业都是这样的，早期都特别不注意这个，只想拆，多盖房，赶紧卖。现在就会注意，如果这个地块上有一些历史痕迹遗存，那我们尽可能把这个历史，哪怕有一个很小的烟囱，一个岗楼，我们就把它留下来，让大家有一个记忆的一个连续性，然后也增加很多人文的思考的一个场景，人文思考你得有东西，不能什么也没有。现在我觉得有相当多的企业，特别是和历史相对比较长久的企业，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万科其实这几年也做了相当不错的一些，像良渚的项目。 主持人魏喆：良渚，还得奖了那个项目？ 冯仑：良渚的项目。包括天津有一个在玻璃厂上的一个项目，这些都已经做的不错。所以未来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企业也会关注到这个，保证你的经济商业开发和文化保护和历史痕迹、历史遗存的一个延续平衡好。现在出现了一个好的现象，这件事儿的矛盾越来越小了，之前矛盾很大。现在为什么矛盾小了呢？现在会把这个当成一个卖点，当成一个项目的品质。比如所谓有品质感，比如说怀旧。 主持人魏喆：有故事。 冯仑：怀旧是品质，它的一个故事。另外一个景观，这些东西都反而增加他的一个上的一个价值。所以这样的话也为大家来保护这些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2014年，房价上涨的力量会减弱 主持人魏喆：2014年就是王石对地产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过楼市非常不妙，我想知道您怎么判断整个楼市？ 冯仑：如果从住宅角度来看，楼市现在基本上是一半取决于市场，一半取决于政府。所谓取决于政府，是因为的确有相当多的地区在限购，这是取决于政府。对于没有限购的的部分，从终极原因来说供求关系仍然是房价的一个主要制约因素。从经济发展的水平来看，大部分城市对于居住的需求的解决，相比五六年前矛盾突出的情况，现在已经缓和很多。一般从国际经验来说，人均GDP超过8000美金以后，住的需求大体上都解决了。另外，从人口的情况看，实际上中国人口聚集度高、人口增量比较明显的地方房价一直涨的是比较多。像北京过去10年人口增加一倍，由1000多万到2000多万。所以人口的聚集是决定供求的主要原因，因为人口带来一个需求的变化，所以在相当大的一个城市，从目前中国来看，人口的增加的一个量和速度，从一二线城市来看，北上广深聚集的最快，其次就是省会城市，往下人口相反是减少的。比如说河南某一个县的人可能都跑到郑州去了，所以河南三四线城市人口是减少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郑州的房价就会涨一点，但是那个县里面聚集度低它就会降下来。再者，我们看一个指标，就是一个市场上一手房二手房交易的一个情况，如果新房和旧房的交易是1:1，就是每天卖出两套房，一套新房一套旧房，那个房价相对就是应该相信的，如果说卖出五套房有三套是旧房，两套是新房，那基本上这个市场就饱和了。那么从大部分城市来看，现在一手房和二手房的交易，基本上北上广深省会差不多1:1了，从这些因素来看，我觉得在住宅发展当中恐怕价格会向上涨的力量会减弱，从最近统计70个城市情况来看，价格往上的力量在减弱。 逃离北上广是个伪命题 主持人魏喆：最近几年媒体上有很多关于很多青年人群租或者是逃离北上广这样的消息，这样的一些报道，对您有没有一些触动？ 冯仑：对这件事，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北上广深流动性特别强，比如说中午我吃饭，和一个电影导演吃饭，对他们来说这人都是流动的，今天剧组在这儿拍在哪拍，然后北京来很多的北漂都在这儿，过两天又走了。实际上呢这是，现在媒体以比较容易就一个问题发酵。 主持人魏喆：你怎么看逃离北上广？ 冯仑：实际上也没逃，真正也没多少人逃，这个话题很大，因为每天来的还是很多，总体北京每年增加60万到80万人，所以是增的。60万到80万人，相当多是在这里读书留在这儿，和到北京创业的人。在互联网创业当中，北京的环境是最好的，所以应该说没发生这件事。所以我没有什么感觉。我很少到外地碰到一个说刚从北京跑到这儿，跑到河南新乡来的，没有。 经济环境变得更好了，理科男、技术男、诚实商人都能赚到钱 主持人魏喆：您现在也相比之前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前两年您还去学习了一段时间。在这期间，您对自己的这种企业家身份有没有思考？ 冯仑：我觉得现在企业家在中国经过了三十年以后第一代、第二代的这些逐步都在淡出。这样的话我觉得最近这一段我觉得情况我很乐观，就是创业创新的积极性非常高，最重要的就比如说互联网，工商局注册的人越来越多，跑工商局注册新企业的人越来越多。 主持人魏喆：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 冯仑：比如说我们要注册新公司，比过去时间花的长。后来我觉得很诧异。他们说现在工商局现在注册的人太多了，到上海自贸区全部都是注册公司的。所以创业的人越来越多，说明市场经济大家的预期比较好。今天有一个数据，20个城市报考公务员比去年减少30%，对公务员的预期不像以前那么好了，但是对于创业的预期好。这就是整个市场经济非常好的现象。另外一个看谁在挣钱。过去呢，可能是所谓权贵的一些子弟，还有像流汗这样的人才挣钱。所以我老开玩笑叫文科男，还有社会人在挣钱加上子弟在挣钱。那现在呢理科男、宅男、好人都能挣钱了，那这市场经济就好了。市场经济健康的一个标志就是一定要看谁在挣钱。如果说是做技术，比如说写嘀嘀打车软件的这个小孩宅男他能赚钱，对吧？然后诚实经商的人能挣钱，一个理工男很简单的，见到官员完全不会巴结的人都能挣钱，这就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如果只有见了领导会巴结的，会请客送礼的，会暗箱操作的人复杂的人才能挣钱，这是不好的市场经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我们终于可以做一个比较轻松的企业家。 过去20年民营企业跟制度打交道的成本太高了 过去20多年所有的民营企业最大的一个困扰是跟制度打交道的成本太高了。制度成本太高以后，个人的牺牲概率就非常大。那么最近几年特别是对未来，如果能够大大地降低一个企业家和制度打交道的成本，特别是潜规则和看不见的一些成本，那么这样的话我相信企业家就能够一边创业一边管企业，同时又有丰富的业余生活，身体也会更好。所以我觉得在整个最近这段企业家也是在换代期间，新的这些更优秀的理工男、宅男、好人大批量出现企业家，这样的话，相比起他们，我们就逐步地应该淡出这些最主要的竞争领域，然后我们应该花很多时间，做做公益，做做一些教育传播这样的工作，这也是很正常。所以在社会来说，企业家得到了尊重我觉得最近一些年呢也是比过去有更多的一个改变，就是大家对企业家也比过去有更多的尊重，这点我觉得都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 环保组织阿拉善的治理给我很多启发 主持人魏喆：您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公益方面的活动，最近主要做的是哪些方面呢？ 冯仑：这个公益的活动实际上比较多的还是最近阿拉善的活动，E基金的活动，还有万通公益基金的活动等等，就是各个公益组织的活动。 主持人魏喆：我看到很多企业家都在自己的书里写过关于阿拉善的这一段自己的经历和体验，您怎么评价这样的一个组织？ 冯仑：这是一个中国最大的一个民间环保机构，所谓最大第一是人多，三百多人的企业家组成的。第二它的市场份额大。民间环保资金每年它大概占了一半。第三个当然它影响力比较大，支持了国内草根的环保组织者一半以上都用过阿拉善的钱。在这样十多年来阿拉善公益机构，它在治理上是最大的挑战，因为多人。 主持人魏喆：对，成员都是这种很相信自己，很有个性的企业家。 冯仑：所以，最大的一个挑战是治理，当然，最成功的也是治理。因为它有挑战。所以你比如说怎么样把创办人也就是说一把手能够有序地、透明地、平稳地换掉，这就是阿拉善一开始的理念。刘小光是创办人，他不能一直干着，所以就把他换了。换了以后呢，保证他有积极性，还留在这儿，然后过一段时间他再竞选当理事。有了这样一个传统，就能平稳的进行领导人的交接，让组织很好的运行下去。我是刚刚卸任，我是第五任会长，现在交给了任志强。所以每一任都干两年，王石大概第二年，每一任都干两年。这样的话阿拉善现在换一把手变成了最简单的事。就像当年治理是最大的挑战，现在治理变成最大的优势，非常活跃，我看他们网络里活动非常多，而且在民间环保当中成为一个最有影响力、最活跃的一家机构，每年增长成员也非常快，最近三年每年都40%多的增长，所以这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受到非常多的启发和教育。包括我们万通公益机构，都是从阿拉善学习怎么治理的，所以这是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在民间环保组织里，阿拉善当之无愧是最有影响力的领导者。 主持人魏喆：好的，非常感谢！ 文章选自《搜狐财经》
2014年5月29日 -
宗馥莉:希望改变中国社会生态环境 引领公益新潮流
5月14日，浙江馥莉慈善基金会捐资1亿元，与西安交通大学(以下简称西安交大)联手成立馥莉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浙江馥莉慈善基金会创始人宗馥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作为新一代的我们，需要有勇气去改变目前现有的社会生态环境，让社会各界自发地去关注我们的社会，并力所能及地为社会做些什么。 “希望本次学院的建立，能成为轻工业发展的一个契机，教育界的一个创新，希望我的举动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国家的环境，让我们下一代能否更好地生活。”宗馥莉认为，具体来说，各行各业都需要将视野面向国际，思考产业的升级、产业链的完善，去推动行业和技术的发展；而教育界，需要去培养对社会有抱负、对未来改变生态环境有憧憬的人才；作为民众，我们要有信心，相信社会会变得更好。 “有人用一个亿元可以去买一架私人飞机，或者一艘豪华游艇，但对我来说，捐赠高校来培养食品领域的职业人才更有意义。”宗馥莉希望通过自己的绵薄之力，影响身边各行各业的有志之士与之为伍，感染更多的新一代企业家去主动承担改造社会的责任，使公益成为一种共同的生活态度。 在美国，慈善捐助一直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基金会的捐助，是美国高校，尤其是私人院校的主要经费来源。而借助基金会的独立性和非广泛性，基金会可以通过灵活资助某些重点研究领域，推动高校科研创新和整个行业的变革。 多年的留美经历，让宗馥莉吸取了很多国外的慈善理念和成功经验，她希望将西方现代企业的社会责任模式与中华民族传统的仁爱文化相结合，传递“人人为公益”的新理念，为大众树立一个可借鉴的公益典范。 据了解，2007年夏天，25岁的宗馥莉设立“馥莉慈善基金”。基金结合中西方文化，秉承着独特的慈善理念。一方面，基金倡导“自强式”“传递式”“引领式”的慈善助学方理念，认为慈善是帮助自助之人，而非对贫困者的怜悯和施舍。通过为有向上之心的贫困生提供第一年的助学金和之后的实习机会，来鼓励大学生的自强自助和再奉献。基金希望通过馥莉慈善基金的善举形成引领，建立人人有善心的公益乐土。近7年来，累计捐款7501万元人民币，帮助294名贫困大学生继续了大学教育。另一方面，“馥莉慈善基金”则秉承”不为企业，只为行业”的慈善信念——渴望为中国培养实践型的世界级精英，改善和提升中国食品行业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为中国的食品行业赢得话语权。 “慈善，要先做起来才有希望！”这位年轻的企业家愿意通过自己的示范，引领中国公益的新潮流，探索出中国式的慈善样本，影响身边各行各业的有志之士与之为伍，感染更多的新一代企业家去主动承担改造社会的责任，使公益成为一种共同的生活态度，使公益成为新的社会价值取向。 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
2014年5月29日 -
易珉：公共交通如何走出瓶颈
采访易珉那天，是2014年开年以来北京雾霾最严重的一天。在他位于北京某高级写字楼31层的办公室里，透过玻璃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看到的是茫茫雾霾。也是在同一天，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的一段谈话被媒体大量转载：“北京的回龙观新城区里有30万人口，但却很少有就业岗位。大部分人早上涌到老城里来，晚上又涌回新城，造成巨大的钟摆式城市交通。实践证明，这类新城是失败的。” “失败”，这个很少形容城市发展的词语折射了事物的两面：城镇化带动了社会的转型，但人口激增也带来了难以解决的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作为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下文称港铁）中国业务CEO，易珉对此有自己的理解。他说，这是城镇化进程中成长的烦恼，城市轨道交通可以作为整体解决方案中的一方面。我们要找到一条路，尽量减少排放，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 规划不好，欲速不达 当地铁贯穿都市、延伸到郊县，人们每天要在路上煎熬几小时，很多人会说：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城市生活。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人感觉，虽然地铁让出行时间缩短了，但生活并没有轻松多少。 易珉：的确。以北京为例，很多人住在通县的燕郊，却在CBD上班，不坐地铁没法生存。京通快速路为什么堵车？我问过很多年轻人，就是因为地铁挤不上去，又没钱在五六环以内买房，只得贷款买车。交通设计的最终目的是让人们减少出行，甚至不出行就能满足一切需要。目前我们发展过程中很多东西都是粗线条的，还处于拓宽瓶颈的阶段。 环球人物杂志：北京地铁的瓶颈是什么？ 易珉：北京是中国第一个建造地铁的城市，40多年前修1号线时，香港还没有修建地铁。但直到近十年北京才大规模建地铁，快速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瓶颈。北京地铁已比地上交通准时多了，网络也建设得很快，但还有很多服务细节没有跟上。比如，换乘车站的设计是否合理？行走标识是否合理？有的标识牌上只写一个“西南口”，而乘客在地下很难分辨西南口在哪里。香港地铁有专门研究做信号和标识的部门，会派人到每个站点，观察乘客看到标识牌的第一反应，来决定一个箭头是直的还是斜的，箭头下面要标示多少建筑物。港铁摸索了30多年才做到这一步，北京等城市毕竟刚刚发展。这又是个瓶颈。 环球人物杂志：这也与规划有关。 易珉：是的。香港采用的是以轨道为先导的城市发展理念，同时城市规划比较合理，没有巨无霸型居住社区，很多地方都很好地贯彻了职住相结合的混合开发的理念。而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北京10分钟步行范围内的工作数量，只有伦敦的一半，纽约的1/4；20分钟步行范围内的工作数量，北京不到伦敦的一半，低于纽约的1/10。这带来大量的交通消耗。在发展线路时，内地城市也不一定完全按方便出行的理念来规划，不是不想这样，而是轨道设计者也搞不清哪里会建一个学校或超市。随着时间推移，瓶颈就出现了。城市交通是个系统工程，要统筹考虑。是否把写字楼都集中在CBD，交通流动对社会的影响是什么，都要考虑，否则欲速而不达。50年后北京应该是什么样子，现在就要思考和规划。 地铁站点的社区建设 环球人物杂志：香港地铁怎么解决瓶颈问题？ 易珉：港铁的模式是经过30多年摸索出来的，就是“轨道交通+物业”，在内地城镇化背景下，也可被称为“轨道交通+社区”模式。由于地铁提供出行方便，地铁周边地价会提升。我们在规划阶段就与政府协作，确定地铁沿线适合开发的土地。在建设地铁线路之前，根据土地价值向政府支付土地费用。随后，港铁才修建铁路，并和开发商一起建造站点的物业项目，而从该物业项目中获得的盈利，会再投资于轨道建设以及日常维护费用。在地铁上盖的物业由港铁运作，土地归港铁经营。这样做的好处是，物业和土地赚来的钱除了交还给政府以外，还可以用这个钱来养地铁，使政府减负，百姓方便，经营者有资金提高服务质量，实现整体可持续发展。这种创新模式让政府减少了补贴。事实证明，全球很少有经营地铁的公司赚钱，香港地铁是一个特例。而港铁给每天520万的乘客提供的是99.9%准点率的一流服务。 环球人物杂志：这个模式是如何摸索出来的？ 易珉：香港地很少，人口密集，因此要让地产、物业、地铁一体化发展。地上或地下的若干层，除了有地铁外，还有停车场、商铺，再往上是住宅、写字楼。人只要进行垂直运动就行。出地铁，往上多少层就是你的办公室，换一个楼层就是诊所，再换一层就是孩子的教室。它的社区功能很全面，并用城市轨道连接在一起，让生活更方便。真正有品质的生活，是要让人们在出行时做减法，少出行，多办事。 环球人物杂志：能举个例子吗？ 易珉：比如，港铁在香港国际机场附近的东涌建造了许多社区，通过将军澳线把将军澳地区及东边一些小村庄建成有9万居民的住宅中心。再如，香港机场快线的香港站和九龙站都可以办理登机牌并托运行李，用轨道把机场带到了市中心，游客可轻松购物。 融资模式值得借鉴 环球人物杂志：港铁的模式能复制到内地吗？ 易珉：各个城市情况不同，应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方式，不能简单照搬任何一种模式。但有一点我觉得港铁做得很好，就是让政府减少负担的融资模式。 我给你算笔账：发改委批准全国37个城市建地铁，就算一个城市修一百公里，每公里投资5亿到10亿元人民币，总投资是多大？运行成本有多大？算完这些，你会发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融资模式，意义远大于修地铁本身。 环球人物杂志：原本有一种观念，认为轨道交通能促进卫星城的发展，可以有效分流市内人口。但现在，北京周边的“卫星城”似乎并不成功。 易珉：什么观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以英国伦敦为例，伦敦人喜欢住卫星城，第一是因为伦敦与卫星城没有城乡差别，每个小镇都有商业街，在超市里能买到同样品牌的商品，不需要开车去伦敦买。第二，卫星城居民坐40分钟的火车就能到伦敦市中心，转乘地铁10分钟能到上班地点。而且交通工具很准时。我在英国的同事说，他只要每天在那个时间点上火车，保证能在9点差5分时出现在办公室的咖啡机边上。伦敦建立了一套非常可靠的轨道交通系统，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有卫星城的存在。 环球人物杂志：未来的北京地铁会是怎样的？ 易珉：我相信北京地铁不用挤的那一天会到来，北京人会过上有品质的城镇化生活。只要建立了有品质的公共交通服务， 北京的明天会更好。 延伸阅读 人生“踩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节点上” 上世纪80年代末，易珉从部委下属的机构进入跨国公司。20多年来，他没离开过外企，且步步“踩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节点上”：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英国石油公司，从底层雇员做到英国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他赶上了中国能源业大发展的十几年；第二个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他赶上中国制造业转型；然后是瑞士诺华制药公司，他积极参与中国医疗医药改革。现在是港铁，他赶上了城镇化和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机遇。“命运选择了我，我也主动选择了我的职业发展轨迹。过去30年，外企职业经理人发展的机遇是让跨国公司了解中国，让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了解世界。这种机遇在未来30年可能不会再有。”易珉说。 易珉拨开外企高管光鲜的外表，谈到了在跨国公司所承受的压力。“越往顶层走，挑战和困难就越大。我们会面对很多难以逾越的障碍和困难。” 有些障碍来自于文化，还有一些来自于沟通，这些都影响到能否获得相互信任。“换位思考一下，中国企业能不能完全信任一个非中国籍、非华裔，甚至不会讲中文的人去担任海外区域的重要决策者呢？因此，获得母公司的信任与支持的过程无疑是艰难的。”面对痛苦，易珉的解决方式是坚持，面对困难，继续朝前走。“痛苦是成长必经的东西，能让你悟出很多道理。这世界上没有一家成功的公司或成功者是没有经历过痛苦的。” 有一次，易珉需要向公司全球总裁汇报中国发展战略。他三天没合眼，准备了一堆材料去了伦敦总部。刚进总裁办公室，总裁看到他手中一堆文件，就将他请出了办公室。总裁助理解释说，所有高管见总裁，手里只能带一张纸，上面不能超过四点。易珉想：“只有四点，我怎么跟你谈？但不谈又会影响到中国员工和市场。”最后，他干脆一页纸都不拿，硬着头皮进去说：“我汇报在中国的战略要点只有一个词，就是与众不同。”总裁说，这个想法倒有点意思， 说说看。易珉接着说：“如果我是你，会去做竞争对手完全没有想到，也没有可能做的事，从而跟中国政府和中国市场紧密结合在一起。”长谈几个小时，易珉最终打动了总裁，并带动了多个大项目的落地，以及几家能源业的国企走向海外并成功上市。 易珉说自己是“完美主义者”：“公司高管一定要做对三件事：第一，设计一个对的职位；第二，为这个职位找到一个对的人；第三，让这个人做对的事。如果最后事情没做好，那一定是其中哪件事没做对。”他总希望把任何事情都做到极致，他承认这是优点也是缺点，但他相信只要自己的管理足够人性化，就能带给别人成就感。 文章选自《 环球人物 》（2014年第6期）
2014年5月29日 -
哈继铭:中国经济近期应作减法性改革
前不久，高盛中国投资管理部副主席兼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挑战与机遇”的主题演讲。哈继铭认为，中国短期经济增长逼近底线，所以近期的改革应该多做减法。通过伤筋动骨的改革，才能抓住服务消费这一发展机遇，使经济结构出现实质性的转变。 近期应作减法性改革 我国现在处于一个经济增长的高峰之后，经济增速下降，这个时候必须要做减法性的改革。 在哈继铭看来，短期经济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经济增长逼近底线。做出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点。 首先，中国工业增长值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速的关系非常密切。今年中国工业增长值从去年12月的9.7%，降到今年1-2月的8.6%，达到了5年来的最低点。其次，在消费方面，从社会零售总额的增长情况来看，从去年12月的13.6%下降到今年1-2月的11.8%，达到了10年来的最低点。第三，今年1-2月份的出口额合并来看下降16%，总体来说出口增速是走弱的。而在投资方面，国民资产投资1-2月增速17.9%，是12年来的最低。总体来说，1-2月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经济下降态势非常明显。 而就中长期经济来说，哈继铭认为我国中长期经济有几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人口红利。当一个国家出生率很高的时候，很可能遇到劳动力供应不足，和资金供应不足的困难。但是若干年后，这些早年出生的婴儿长大成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后，尤其是在这个国家当时又执行了低出生率政策时，社会劳动力供应是过剩的，而且家庭储蓄率很高。因而导致资金价格低廉，劳动力价格低廉。这种人口结构非常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人们通常称为人口红利。 第二个特征是失衡的增长。哈继铭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消费相对比较疲弱。因为劳动力价格低廉，所以出口竞争力很强。资金价格低廉也使得投资大幅上升。但是老百姓不敢消费，挣钱的人想到的不是怎么花钱而是怎么存钱，要为自己的养老做预先准备。尽管投资和出口推动经济，但消费增速相对较慢。 第三个特征是房价暴涨。由于中国大多数人的理财方式单一，许多人认为买房子是最安全最保守的投资方式，所以很多钱用在了房地产，使房价暴涨。 第四个特征是人民币升值。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口增长太强劲了，远远超过进口，所以每年都有巨大的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积累不断上升，因而造成了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 哈继铭说，但人口结构是不断变化的。将来老人就会越来越多，中年人比老人少，小孩比中年人少。在这种结构下，劳动力供应又会不足，同时社会储蓄率也会下降。 哈继铭说，在资金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因为资金需求依然很强劲，这就可能把利率往上推，劳动力成本自然看涨，所以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有所下降。但是也有一个好的方面，就是失衡会得到一定程度纠正。因为出口和投资不会像过去一样强劲，而消费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因而三驾马车的结构也会出现一种调整，这个调整会使经济更加平衡一些。 同时，在人口结构鸭蛋形的情况下，买房的人逐年上升，青年人、中年人成为买房的主力军。但是在倒三角形的情况下，卖房的人逐渐上升。所以那个时候房地产价格很有可能是向下走的，尤其是在某些城市，之前如果发展过度的话，向下走的趋势就会更加明显。 但哈继铭还强调，改革红利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以后，出现过一波投资增长过快的现象，但到了90年代中期，有过一个对之后的经济增长非常有益的改革。就是亏损企业该倒闭倒闭，员工该下岗下岗，债务三角债的问题该暴露暴露，银行该注资注资、该重组重组、该上市上市，使得经济轻装上阵。这一系列作法是改革初期的减法。我国现在也是处于一个经济增长的高峰之后，经济增速下降，所以这时候必须要做减法。 当然，等做到一定程度，就又可以开始做加法。哈继铭说，我国在1998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加法，就是房地产改革。2001年的时候又做了一次加法，进入WTO，因而推动房地产投资和出口增长，这两个动力推动了中国经济从1998年开始一路上涨。10年的黄金时期在2007年到达最高点。2008年遇到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出口这支引擎立即减弱，同时暴露了许多问题。我国经济高度依赖制造业和出口，短期不可能实现经济转型。所以如今又到了一个不得不改的时刻，这一次，中国经济需要一些伤筋动骨的改革。 哈继铭表示，短期上做减法会使得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这个阵痛是不是能够忍受，是对中国的一个考验。 服务消费是中国经济最大机遇 最大的消费增长点可能是服务消费。美国老百姓总支出当中服务类消费占70%以上，但中国才占20%到30%，所以未来的发展空间巨大。 在哈继铭看来，目前中国经济中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失衡现象严重，二是债务负担很高，三是房地产价格很高。 他说，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2012年中国资本形成占GDP的47.8%。虽然2013年的最终数据还没有公布，但哈继铭根据统计局每个季度的数据推测2013年资本形成占GDP的52.5%。过去的一年投资率进一步上升，中国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 哈继铭在这里做了一个简单的模拟分析：如果我国花8年的时间让资本形成占GDP比值降到40%的话，经济会出现什么样的走势？这几年来，进出口对GDP的贡献几乎是零，中国的贸易顺差绝对量没有增长，所以占GDP的比例在不断下降。老百姓的个人消费和政府的消费对GDP的贡献差不多在3.8个百分点。消费不可能一夜之间突飞猛进增长，接下来只有投资增速慢于消费，才能把投资占GDP的比率降下来。这么一来，模拟结构显示，今年GDP增长只能是6%多，如果真到7%以上的话，2014年的投资率比就会比2013年还要高。也就是说失衡还会变得更加严重。 第二个挑战是债务率。 在2008年以前，中国企业、政府、居民总杠杆率占GDP的150%，但现在是230%。中国的企业杠杆率大约占GDP的150%，是世界上最高的之一。 哈继铭表示，第二产业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时候会到15%，而那个时候的利率水平基本上没有超过6%，因而2005年到2007年，企业有很大的动力去举债。2008年、2009年这两个变量有一个短暂的倒挂，但是很快又被国家刺激政策将距离进一步拉开。第二产业的增长一度达到两位数，但是实际利率却是零甚至是负的，因为工业生产者指数(PPI)涨得比贷款利率要高，这又造成了企业大量举债。但到了今天，这两个变量倒挂了，现在的PPI是负2%左右，利率最少也要6%，所以实际利率至少在8%以上，但是第二产业GDP增速绝对不到8%。于是欠债压力日益显现，一些信贷违约，甚至于债券违约出现。 哈继铭说，向前看，债务的负担还会继续加剧。因为老龄化到来以后对社会保障就会产生压力。1990年开始日本的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开始到来，有工作能力的人在社会的占比急剧下降。伴随着这么一个过程，1990年时日本政府的债务占GDP的60%到70%，到现在是200%还多。虽然我国现在老龄化还没有到来，但政府的债务占GDP也超过了50%，将来我国政府为了应对社保的压力债务还会进一步上升。 第三个挑战是房地产行业。 我国第一批婴儿潮带来的新生儿大约会在2015年前后退休。退休以后，这一批人可能就不再买房，而是关注于卖房。下一代虽然还买房，但是人数少于父母辈，整个社会的房产需求下降。 哈继铭表示，需要以比较客观的指标来测量中国老百姓对城市房价的承受能力。哈继铭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他所设定的模型是一个三口之家买一个90平方米的房子，付30%的首付，借20年的按揭。在西方社会，月供比例超过月收入40%银行就不敢把钱借给你，在中国一二线城市，月供比例的平均数是76%，有的城市甚至超过了100%。这说明这个城市收入属于平均水平的家庭是根本没有能力买得起房子的，一定是这个城市中较富有的阶层在买房子，而较富有的阶层再买房大多应该是出于投资目的。 挑战总是和机遇并存。哈继铭相信中国经济未来的机遇将主要来自于消费。 他说，所谓消费，基本上分两类，一类是商品消费，一类是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是衣食住行，进入小康社会后，中国消费升级的诉求越来越强。所以在商品消费领域，会有一个质量的提高，而不是量的简单扩大。 然而在哈继铭看来，最大的消费增长点可能还不是商品消费，而是服务消费。他举例说，美国老百姓总支出当中服务类消费占70%以上，但中国才占20%到30%，所以未来的发展空间巨大。而且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以后，与美国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基本旗鼓相当。到美国的上个世纪90代初期，医疗保健、金融服务和通讯领域的消费与70年代初期相比基本上都是翻倍增长的。哈继铭相信，即使不考虑中国整个消费增长速度本身就比西方国家快很多这一因素，中国经过20年发展后，这些占比也会进一步的上升。 尤其是在医疗保健方面，我国消费的推动力可能比美国上个世纪70年代还要强劲。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支出必然会更加注重医疗和保健。而中国除了收入水平提高来转变消费结构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因素是美国当时不具备的，一是我国老龄化的到来，会对医疗保健的支出有更大的增长。二是中国的环境。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虽然说雾霾是件坏事，但它对医疗保健领域确实提供了一个增长的空间。 哈继铭说，在金融服务领域里面，中国更高层次的金融服务依旧不足，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渐开放，会产生更广泛的投资机会。金融机构可以跟上脚步提供服务，这一块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家庭储蓄达到45万亿元。如果拿出10%到境外投资的话就是4.5万亿，相当于现在规模的近80倍，这里面的商机相当可观的。 关于家庭通讯网络消费，哈继铭说，通讯的消费中国和很多国家比，占比是很低的。2011年的数据显示，通讯消费只占家庭总支出里的2%，很多国家在3%甚至是4%。 人民币汇率中期稳定 人民币会短期贬值，中期稳定甚至略有升值，但长期应会贬值。所谓短期就是几个月，中期则是一两年。 谈到最近的热点汇率问题，哈继铭的基本观点是：人民币会短期贬值，中期稳定甚至略有升值，长期贬值。所谓短期就是几个月，中期则是一两年。 首先来看看最近人民币贬值的原因。 哈继铭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个是存在套利套汇的行为。这种套利套汇是不产生社会贡献的，然而它挣了钱，就一定有人亏钱，所以要给予打击，给予整治。还有一种是可以通过某些大众商品进行套利套汇。拿贷款买理财产品和买信托，因为借的是美元，日后人民币升值的话会有套汇的一个盈利空间。所以人民币经常升值的话就会给人造成套利的机会，而套利后最终亏损的是政府，因为流进来的钱先是经过商业银行，最终流到央行，央行同时放出一笔等量的人民币。 哈继铭表示，他相信从中期来看，人民币还是要升值的。不管怎么说中国外贸还是存在顺差，占GDP的2%以上。尽管比2006年、2007年占GDP的10%以上低，但还是有顺差。基本面上依然支持人民币升值。并且从政策意图上来说，中国也希望人民币成为一个国际化的，至少是区域化的货币。所以在达到这个目标以前不可能让人民币趋势性贬值。 但一个国家的货币不可以长期地对外升值对内又贬值的。中国现在人民币对内贬值的情况是很明显的。哈继铭说，2004年他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到了北京，发现中国除了汽车外都比美国便宜。但是几年后他发现房子、衣服等都渐渐比美国贵。人们可以很明显感觉到人民币在对内贬值。哈继铭表示，中国的货币购买力和其它国家相比是较弱的。 首先，要看劳动生产率是快过工资上涨速度，还是慢于工资上涨速度。其次，不能单看这一个国家，还要看这个国家两个变量的相对变化与其它国家的对比。具体来看，韩国在1991年时单位劳动成本是中国23.4倍，现在是5.7倍。说明我国的总体出口优势是在下降的。另外还有泰国，1991年是我国的5.4倍，现在是我国的0.7倍；印度尼西亚在1991年是我们的2倍，现在是0.3倍。所以长此以往，中国的外贸很难再保持顺差的。到那个时候就不可能在基本面上还支持人民币升值，尤其是中期升值较多的话，将来出现下调的风险也会相对更大。 再来看一下我国的股票市场。哈继铭表示，股票市场投资者考虑投资全球布局的时候，需要了解新兴市场与发达经济股市相对变化。以美国为例，当美国货币政策由松变紧的时候，西方股市跑赢新兴市场。反之，当它的货币政策由紧变松的时候，它是跑输新兴市场的。经济松的时候有大量资金流入到新兴市场，而那些新兴市场由于吸纳了很多廉价的外币，资产价格大幅度上升，掩盖了国内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但是，等到美国的货币政策转向了，资金会回流。 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1994年到2000年是美国减息的过程，流入中国的资金流回去，使得当时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水落石出。1997年、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爆发。到了1998年、1999年，又出现了俄罗斯主权债务违约。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宗商品出口的过程由繁荣变为衰弱。到了2000年春天，美国IT泡沫破灭之后美国开始减息，而这个时候中国已经开始做加法了，房地产改革如火如荼，加上2001年加入WTO，中国经济开始了高速增长。 现在的问题是，似乎我国现在又到了一个美国货币政策由松到紧的时刻。哈继铭说，美国经济是在复苏，但是由于失业率较高，几乎所有的成果都让资本回报获得了。这种情形和中国是很不一样的，中国GDP可以增长7%到8%，但是增长的成果有相当一部分被政府税收拿去，剩下的还有一大块，被劳动成本的上升占去了。最后剩下的那一块才是资本的回报，不仅少，而且这几年还在持续下降。所以中国经济涨8%，股市可以跌8%；美国经济涨3%，股市可以涨30%。 问与答 问：中国银行业应该重点从哪方面的业务改革入手去提升银行的竞争力。 哈继铭：中国的银行的中坚业务占比和国际相比是比较低的。虽然从正面来看，这几年也是有所提高的，但是由于过去中国在人口红利爆发的时候大家都希望把钱存在银行里面，钱来得容易，只要放贷，赚取一定的利差，银行就能稳稳地挣钱，因此它没有什么动力去开拓其它服务价值较高、难度较大的渠道。 我相信这种改革将来也会被逼出来的。将来利率市场化以后，可能利差收入就不会像过去那么丰厚了，银行要生存，要赢得竞争，还是要想一些其它的途径来维持它的增长。 我国有些银行最近这段时期也在为了争取更大的利息机会做一些表外的业务。这种表外业务对于利率市场化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也隐含了一些风险。 如果将来能够推出一种存款保险制度，将会对业务规范起到一定作用。比如说，存款保险机制推出来以后，表内业务我报，表外业务我不报，作为一个投资者，顾及到风险，他可能会更多把资产分布到表内业务。银行就有更大的动力去寻求纯服务型的非利息收入，而不是靠这种打擦边球进行监管套利来谋求一种风险较高的盈利。我相信未来的市场的力量，还有金融改革的举措有可能会使得我们银行非利息的收入这一块有进一步的上升。 问：在您看来，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的发展会如何？ 哈继铭：如果中国把握住了经济改革中的机遇，使经济结构出现了实质性的转变，中国依然会有一个软着陆的结果。如果没有把握住机遇，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利因素，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冲击会比较强烈。 这些不利因素有哪些呢？举个例子，如果一旦房产行业的影响占到国民经济的八分之一。房地产在投资里面占总投资四分之一，投资影响GDP增长的二分之一，所以本身就八分之一。有分析显示，如果加上间接影响的话，可能是占三分之一。这么一来的话，如果房地产业有问题，就会影响到一些行业。可能那些行业的债务率比房地产领域还要高，现在的经营状况比房地产领域还要困难，比如原材料行业、金属行业，债务违约的风险就会进一步加大。国内这两个因素会对整个经济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冲击。 如果那个时候美国上调利率，套利的钱往外走，中国确实会面临两难选择。美国加息了，中国加还是不加？中国加的话对债务和房地产都不利。中国不加的话，人民币可能会面临贬值压力，贬值压力出来以后，资金就会往外跑，国内的资金供应就会不足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国现在主动去调整经济结构，主动去推动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章选自《经济参考报》
2014年5月29日 -
曹德旺：以系统改革确保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应引起全民高度重视，唯有以科学的管理态度，深化系统改革，才能彻底确保粮食安全。 我国现有产粮地18亿亩，粮食生产已经实现“十连增”，2013年粮食产量突破1.2万亿斤，粮食产能的稳步提升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坚实基础。但我们在计算自给时忽略了一个问题，没有将国外进口的牛肉、大豆、猪肉、奶粉、玉米等农副产品计算在内，以上农副产品若折算成土地，尚需7亿亩地。也就是说，我们的粮食自给需要25亿亩，则客观上粮食缺口达到25%以上。 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曾指出：“这些年我国耕地、淡水等资源要素已经绷得很紧，而且粮食产量的增加赶不上需求的快速增长和结构的不断变化，粮食需求将继续刚性增长，紧平衡将是我国粮食安全的长期态势粮食适度进口将呈常态。”但他特别强调，“如果我国大量进口谷物将带来严重的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作为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负责任大国，依赖进口保吃饭，既不现实也不可能，饭碗还得牢牢地端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在依赖粮食进口问题上，我们需要考虑以下问题：进口农副产品需要使用大量的外汇，这些外汇从哪里来；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农业大国，如果粮食都不能完全自给，将给世界产生哪些负面影响；世界无战争、无动乱，一切风调雨顺时，粮食的缺口可以通过进口解决，一旦世界处于动荡不安、战争等情境时，就可能发生买不到粮的状况，那时，13亿人的粮食缺口如何解决？ 因此，我认为，粮食安全应为当今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应引起全民的高度重视，并集中力量，彻底解决。 经过认真地调研，我们发现，影响粮食安全的因素主要有二。 第一个因素是，保护农民利益的法律政策措施不到位，严重伤害了农民对土地的热情，影响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一方面，法律对已经发生的坑农事件的处理不够严肃，如对于假农药、假化肥、假种子事件导致农民绝收，政府相关机构在处理时，赔偿太少，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太轻，农民无法得到足够的补偿。 与此同时，政府过于偏重GDP，片面注重工业发展，对工业生产给水源和土地等生产生活资料所带来的污染事件，政府相关机构人员大多数采取推诿、搪塞、和稀泥的做法，对农民不赔偿、少赔偿，使农民的利益无法得到根本保证。 此外，因土地国有，农民只有使用权，因而缺乏土地主人翁的意识，没有可持续的、长久的保护土地的经营理念，化肥、农药、农膜过量低效使用，导致面源污染、土壤退化，农田、海洋、草原无一幸免。 影响粮食安全的第二个因素在于种粮环节，主要存在三个问题。 首先，现在的土地承包制是30年前改革初期出台的土地政策，当时的目的是缓解粮食紧张问题，但该政策使得土地被分割，难以成片耕作经营，严重阻滞了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也导致种粮成本上升。 其次，农民没有专用的粮食运输设备和仓储设备，造成收储环节的浪费。截至目前，我国农民从收割到储粮到售粮，用的都是普通的运输工具，跑冒滴漏严重，据我对东北粮区的了解，此一损失达15%左右。 第三，粮食流通环节因管理滞后，浪费严重。众所周知，国家有中储粮分工专业粮食储备任务，并限期至多粮食存三年就得更新。每一批次收储，都需浪费大量成本与粮食，而中储粮将农民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加工成陈粮处理，既糟蹋粮食，又浪费金钱。 据资料显示，我国目前粮食产量6亿吨，粮食供需缺口是25%。上述三个环节浪费再加上相关政策没能有效刺激农民的积极性，每年损失近亿吨粮食。当然，如果措施得力，我国粮食安全基本能得以保证。 为了彻底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应从解决阻碍粮食种、收、流通环节存在的问题入手，进行系统改革，建议措施如下： 一、加强立法，对侵害“三农”的行为施以重典，包括对工业污染者和农药、种子、化肥售假者的打击，直至其破产，对农民利益进行真正有效的保护，还利于农民，让农民满意。 二、在国家法律允许范围内，把土地所有权释放给农民，或提供50年不变的土地使用权政策，让他们珍惜使用土地，保证土地长期有效地使用。 三、鼓励农民成片种粮种植。根据我对欧美家庭农场的考察，一般的家庭农场大都拥有150英亩左右的土地（约合1000亩左右），极利于机械化使用。每个家庭农场均与粮商、粮食加工商签有合同，种什么、种多少，都根据合同，粮商春耕时先预付部分，秋收时再一次性付清全款。最值得借鉴的是，农场每千亩均建有一个收储量可达1500吨至2000吨的粮食储罐，通常收割后即直接脱粒，通过输送机直接进入粮仓。 四、对粮食流通环节进行深入改革。建议中储粮不再作为国家唯一的委托收购主体，而是赋予中储粮、中粮、华粮等三大国有粮商同一的收储与销售功能，把国家战略储备的数字，分到三个公司。三大国粮公司，既是储备商，也是经销商。不必三年周转，而将周转时间缩短至一年、一年半，这样既可保证粮食的新鲜，又可保证国家收储的粮食不短缺。 五、把解决储粮浪费后节约出来的经费，用于补贴农业、农村、农民，真正做到“取之于农、用之于农”。比如用这些经费购买现代化的农业机械，或者投资水土流失治理、环境保护处理、村镇路桥建设、农民生态文明教育和兴建乡村卫生院及学校，从而真正实现十八大报告说的“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充分发挥农业生态功能，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循环农业，促进农业节本增效，尽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农业空间格局、发展模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不移地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 文章选自《中国慈善家》杂志
2014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