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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反腐败运动的新政治意涵
中国新一代领导层和新一届政府产生以来，就开始了规模巨大的反腐败运动，至今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届领导人和政府都会发动反腐败运动。但一些敏感的观察家已经发现，这次反腐败从各个角度来说，和以往很不相同。到底不同在哪里呢？人们也说不清楚。这次反腐败的意涵，不是仅仅从其所已经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所能说清楚的，必须把反腐败运动的深刻意义，置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政治大环境中来认识。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在转型，官场的腐败模式也在持续变化之中。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腐败表现出几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首先是腐败数量的巨大。早期的腐败是以万计数，现在是以亿来计数，有些案例甚至以数十亿、百亿来计数。第二，犯案官员的数量越来越多。中央提苍蝇、老虎一起打，但人们发现苍蝇、老虎似乎到处都是。第三，腐败官员的层级越来越高，从部长到政治局委员犯案者数量也不少。如果继续追究，就有可能发现更高级别的官员。第四，腐败已经具有了集团的性质，不再局限于单独的个人。在地方政府这一层面，官员的集体腐败案在1990年代中期就存在了，并且位数不少。发展到今天，这种集团性腐败已经发展到中央级别的官员了。 在一个层面，腐败的这些变化是可以理解的，主要是制度建设跟不上经济变迁。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快速，今天的经济规模已是世界第二。但同时，中国并没有足够的政治体制改革，老的体制早已经弱化；新的、健全的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从总体上说，现行体制已经很难承担吏治的责任。例如，现在官员经济腐败的规模如此庞大，已经超出人类理性的计算。如果腐败几百万，人们还可以用理性来解释。但是，那些规模大到数十亿、数百亿的案件用什么来解释呢？不用说官员一辈子了，几辈子都用不完的钱财到底要干什么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腐败的意义可以说是不言自明了。大面积、大规模的腐败关系到执政党的合法性。“腐败要亡党亡国”是中共再三强调的。中国尽管没有民主国家那样的选举制度，但在政府和人民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不言自明的“社会契约”。传统上，皇帝统治社会是“天命”，一旦失去“天命”就会被推翻。朝廷的腐败就是失去“天命”的一个重要指标。今天，尽管人们不相信“天命”了，但如果腐败不能整治，政权还是有可能不保。很多年里，执政党高层也一直在强调，官员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如果用不好人民所给的权力，人民是可以收回这个权力的。一句话，官员的腐败会单方面毁掉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从而失去合法性。 这个道理可能谁都懂，但对一些干部官员来说，并不想知道历史上经常发生的王朝更替对自己有什么关系？国家的兴衰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少有官员能够超越自己的、家族的和小圈子的利益去考量整个政党和国家的利益。尽管历届政府都反腐败，但腐败者照常我行我素，变本加厉，以至于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今天的腐败和以往的腐败有什么区别？这里的情况很复杂，简单地说，寡头经济局面已经基本形成并且成为腐败的经济制度基础，而一些经济寡头开始转向政治，既“玩”金钱又“玩”权力，从而严重恶化着中国总体政治环境。无论是政府本身的治理能力，还是老百姓对政府越来越甚的抱怨和不满，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 反腐败就是反寡头 因此，这次反腐败有了新的政治意涵，那就是反寡头。 中国经济寡头的形成有其体制原因。计划经济时代，整个国民经济是官僚经济，各级政府管理所有经济活动。在这个体制下，国民经济被部门化，分成石油、电子、钢铁、煤炭、水利等领域，并且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治理。这是一种变相的“封建制度”。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经济管理的部门化制度特征并没有变，只不过是随着产业的变化，增添了新的经济部门，例如电信和金融等。 在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抓大”的改革，就是组建庞大的国有企业集团，试图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个改革的本意没有错，并且从企业盈利的角度来看也很成功。不过，因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没有到位，国有企业的不同领域形成高度垄断的局面。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国有企业的高利润来自垄断而非市场竞争力。部门经济的高度垄断性便是经济寡头的经济制度基础。 除了经济制度基础，经济寡头的形成背后还有诸多政治因素。首先是高层领导人的背景。中国的领导层来自“五湖四海”，背景必须是多元的，这是治理一个庞大国家所必需的。但来自不同背景的领导人必然对政治运作产生不同的影响。很多年来，一些高层领导人来自国有企业，他们和原来的“领地”仍然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并且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保留着行政级别，主要国有企业（央企）老总本身也是政府官员，这就使得这种关系更加变得有机不可分。 另外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是中国的政治权力运作方式。为了便于管理，中国把治理功能分成不同的领域，即中国所说的“口”，例如党务口、政法口、宣传口等。在高层（政治局和常委）实行的是权力分工原则，不同的“口”由不同的领导人负责，并且往往是一个领导人在他所管辖的“口”内拥有绝对的权力。各个“口”之间只有分工，而缺少协调机制，往往形成“山头主义”。一旦经济寡头的情形和这种高层领导权力分工结合起来，经济寡头就拥有了无比强大的政治力量。 更为严峻的是，经济寡头开始试图干预国家政治生活。经济寡头不仅分割了中国的国民经济，而且在“富可敌国”的情况下，经常在政治上变得具有野心。从这次反腐败所发现的情况来看，这些寡头一方面通过各种关系向地方和基层延伸，其操作方式往往是黑社会性质的，另一方面也往上延伸到权力核心，干预国家政治。这种情况使得中国总体政治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治理。在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国发生了多少政治方面的事情，使得外界非常担忧中国高层的政治稳定问题。所发生的很多事情，和经济寡头向政治领域延伸是有关联的。 寡头政治颠覆民主 中国必须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来消除经济寡头，尤其是防止其转型成为政治寡头。台湾“黑金政治”的教训中国要吸取，俄罗斯、乌克兰等一些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共同政治教训更要吸取。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黑金政治”，金钱操纵和影响政治合法化，造成了台湾今天的政治格局。俄罗斯叶利钦（耶尔辛）时代，在短时间里经济快速寡头化，并且具有了足够的实力来主导国家政治。只有到了普京时代，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这个势头遏制住。 今天的乌克兰更是如此，寡头之间的激烈争斗，引发地缘政治之争，把国家推向了解体的边缘。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说明了，政治寡头一旦形成，并且他们之间开始进行竞争，“民主化”就变得不可避免。但这里的“民主”仅仅是假“民主”之名实现寡头之间的恶性竞争。所有的寡头都会用异常漂亮的政治口号，通过欺骗民众来实现自己的野心。寡头政治下的政党政治就是寡头政党，政党只是名，寡头通过政党操纵国家政治才是实。不同的寡头不仅寻找国内的支持者，更是寻找外国的支持力量。结果，既牺牲了国内民众的利益，也牺牲了国家的利益。一旦寡头形成，民主政治只能是牺牲社会整体利益的劣质民主。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反腐败运动不能仅仅停留在抓“苍蝇”和“老虎”的层面，要使反腐败运动更具有政治意义，必须深入到反经济寡头，切断经济寡头向政治延伸的途径。或者说，反腐败就是要营造一个健全的政治环境。没有这个环境，民众对执政党的抱怨和对政府的不满会越来越甚，执政党和其政府的合法性也会继续递减。一旦寡头经济演变成寡头政治，中国就很难避免叶利钦时代的俄国，更说不定是今天乌克兰的局面。寡头之争必然会造成执政党和国家的分裂。上世纪30年代军阀割据的经验也应当很好地总结，军阀也是寡头。 更为重要的是，在营造健全政治环境的基础上，必须确立预防寡头经济和寡头政治的体制。首先要改革产生经济寡头的经济制度基础，对国有企业集团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这个目标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提出，但这些年并没有什么进展。在一些国有企业集团演变成为寡头经济之后，这些年来讨论国有企业改革也俨然成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反垄断、市场化、去行政化和透明化，都是国有企业集团可以引入的改革。 同时，国有企业集团也必须引入有效的人才制度，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向社会招收人才，而不能沦落为权贵交换“人才”的封闭的制度。应当强调的是，国有企业集团的“私有化”，无论是通过正在讨论的“混合所有制”还是通过类似九十年代的“民营化”，都无助于消除寡头；相反，这种做法必然演变成为“内部私有化”，从而加速寡头的产生和壮大。叶利钦时代的俄国是私人寡头，乌克兰也是私人寡头。 同时，中国也要确立专业的政治管理者。这方面，可以向中国的传统学习很多有益的经验。中国的传统制度设计切断了商人和儒家统治集团之间的关系。尽管掌握权力的人也会努力通过各种合法或者非法的途径寻求财富，但掌权者本身不会成为“商”的一部分。再者，商人的财富更不能直接转化成政治权力。商人的家族成员如果要获得政治权力，就必须通过和其他人一样的正常途径，把自己转变成为“士”而进入统治集团。这个原则今天也适用。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隔离开来的制度，有利于清廉政府的建设，更有利于规制型政府的建立。 在现有体制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可以直接转化为政府官员，也就是说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可以直接转换。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这种关联既是寡头形成的制度根源，也是经济政治腐败的制度根源。同样，中国一直在致力于规制型政府的建设，就是要确立政府对企业行为的监管，但成效不大。这不难理解。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可以直接转化的情况下，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就会出现“左手监管右手”的情形，不可能有规制型政府。 中国的腐败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使得反腐败运动不仅仅是要解决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问题，更是重建政治生态的问题。如果任由寡头经济演变成寡头政治，无论是中国经济还是政治就会变得毫无希望；社会成员即使不满，也可以抗议，但在寡头的主宰下也会力不从心，沦为寡头操纵的对象。因此，今天的反腐败应当也必须深入下去。当然，正如历次反腐败运动所展示的，今天的反腐败运动最终能否提升到制度层面，通过各种健全的制度来避免寡头经济和寡头政治，人们当拭目以待。（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2014年5月27日 -
智库：中国的另一半大脑
欧美同学会《留学生》杂志封面报道：智库：中国的另一半大脑 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办的会刊《留学生》杂志，2014年第四期（总第151期）封面，以《智库：中国的另一半大脑》为封面首题，全文报道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智库与中国发展”研讨会的成果。4月17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办的“智库与中国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首次聚集国内外顶级智库和专家来研讨如何建设一流的智库，交流智库建设经验，开展智库间的合作与交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清华-布鲁金斯中心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等知名智库的十多位一流专家和学者就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王辉耀主持了智库与中国发展研讨会的交流。 杂志以“如何建设中国新型智库”为题，阐述了“中国需要民间智库”、“智库起源于留住人才”、“小而精的智库也非常好”、“智库里的‘特种部队’”、“从美国智库到全球智库”、“智库要有思想并提出解决方案”、“中国智库建设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中国智库有必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智库应该思考的八个问题”、“智库研究人员应来自不同领域”等10为中外智库知名专家、学者、资深媒体人的观点与建议。
2014年5月21日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博士：畅谈《世界移民报告（2013）》中文版在全球面世
2014年5月19日，在北京凯宾斯基饭店举办了《世界移民报告（2013）》中文版新闻发布会。作为这本权威世界移民报告的中文版翻译全权执行机构的负责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博士，对该报告的顺利出版面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投入。作为主持《世界移民报告（2013）》中文版翻译的智库主任、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每年一度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国际人才蓝皮书的主编，他认为这次《世界移民报告（2013）》中文版，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全球与广大读者见面，这是全球移民发展产业的一件大事。同时，这部《世界移民报告》中文版在全球面世，选定在北京举办首发仪式，标志着中国国际移民事业的发展，已经得到了全世界人们的广泛关注与重点研究。 王辉耀博士说，这次由国际移民组织编著的《世界移民报告（2013）》中文版，在北京举行首发仪式，得到了国家政府相关部门的极大重视。外交部、公安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领导亲临发布会现场，外交部国际司任义生参赞发表了讲话，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始终对国际移民持欢迎态度，尤其在2008年以后，有很多外国人来中国谋求发展机遇，并在很多领域取得了成功。并强调，中国政府会将应对移民问题纳入发展议程，因为移民问题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求，而且也是社会建设和文化融合必须面对的议题。 王辉耀博士认为：世界移民潮流近年来发展迅速，通过《世界移民报告》显示的数据，截止2013年，全世界国际移民总量已高达2.32亿人次，其中22%为高技能移民，33%为中等技能移民。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移民为促进发展、减除贫困、改善人力资本，以及为知识、科技的传播等做出很大贡献。王辉耀博士说“中国有必要完善自己的移民政策，把握全球移民整体趋势，利用政策来吸引高端人才移民到中国发展”。 王辉耀博士在谈到首次翻译《世界移民报告》中文版时，指出：如何把握全球移民的整体趋势，将高端人才移民为我国所用，如何通过政策为吸引高端人才移民来到中国发展提供便利条件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翻译本报告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很荣幸能有机会将国际移民组织的《世界移民报告》这一在移民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报告翻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在今年年初由CCG编著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国际人才蓝皮书提到“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移民输出国”。这次出版的《世界移民报告》指出“中国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国”，无疑标志着——中国需要并且也有责任在国际移民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鉴于中国目前只是国际移民组织的观察国之一，中国需要尽早成为国际移民组织的正式成员国，在今后与国际移民组织携手开展更多的密切合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大国应有的作用和影响。为此，中国应加大发放绿卡力度，降低外国人移民中国的门槛；须落实人才签证制度，吸引更多国际人才来中国发展；最后，应尽快设立移民局，成立专门从事移民事务管理与服务的部门。 《世界移民报告2013》中文版的面世，将有助于中国国际移民研究者和移民政策制定者深入了解国际移民研究现状，加强国际合作等，并将有助于促进公众对于移民议题的认识与理解，使更多人看到移民者对发展的贡献与影响。相关媒体报道：新浪网：http://edu.sina.com.cn/a/2014-05-19/1805243360.shtml光明网：http://epaper.gmw.cn/gmrb/html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a/20140520/40368061_0.shtml人民日报：http://www.peopledaily.ca/html/2014/Liuxue_0520/14250.html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sh/2014/05-19/6187611.shtml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519/c1002-25037031.htm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19/c_1110761088.htm腾讯网：http://edu.qq.com/a/20140520/024683_all.htm中国日报：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4-05/20/content_17519487.htm
2014年5月21日 -
携程
携程旅行网创立于1999年，总部设在中国上海，员工超过30000人，目前公司已在北京、广州、深圳、成都、杭州、南京、厦门、重庆、青岛、武汉、三亚、南通等95个境内城市，新加坡、首尔、香港等22个境外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在中国南通、苏格兰爱丁堡设立服务联络中心。
2014年5月21日 -
张红力：加大对周边国家经济合作政策支持
中国与周边国家一衣带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加强与周边国家经济合作，取得“多赢”有着重要的战略影响和现实意义。亚太区域作为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亮点，正成为世界上各种势力的竞争中心，使得中国在这一区域的发展空间面临更新更复杂的挑战。中国应该采取更主动式地缘战略，“睦邻、富邻、安邻”，借鉴“3P”模式与周边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对周边国家经济合作给予政策支持，以寻求自身经济外交政策的主动性。 可行性和必要性：战略重要性周边国家与中国唇齿相依 从政治上看，周边是我国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经济，以及发挥国际作用的主要依托。周边多为发展中国家，在许多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上与我国有较多共识。很多国家长期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在国际舞台上一直与我国相互支持、相互配合。 从经济上看，周边是我国改革开放，互惠互利的重要伙伴。中国的发展会给周边带来机遇，周边的繁荣也会使中国从中受益。从安全上看，周边是我国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和睦的直接外部屏障，周边环境历来对我国国内形势以及发展战略有直接牵动作用。 另外，我国与一些周边国家的关系较为复杂，甚至有些至今未解的历史恩怨，这就更需要我们在保证自身核心利益的前提下，缓和矛盾、搁置冲突，谋求共同发展。 严峻的国际竞争形势全球经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仍将处于低迷状态，亚洲的发展将是全世界的亮点，是全球各种势力的必争之地。同时亚洲的很多国家亦希望有更多的势力介入，引入竞争，从中受益。美国明确表示亚洲为其核心战略，不仅希望在政治、军事上占据地位，还要在经济上“说了算”。而其主导《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的核心就是，将亚洲特别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纳入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从而抗衡中国等区域大国。目前美国已经与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新加坡等20个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其中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济规模已经远胜于欧盟；而TPP的推进，又将加强美国在占全球半数人口的区域和国家的话语权，对中国在此区域的经济利益形成巨大新挑战。在加紧“重返亚太”的同时，美国又于近期启动了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在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一决定或将影响未来全球贸易体系的发展进程，并且其政治价值将远远超过可观的经济效益。该谈判一旦取得进展，美国将在全球贸易体系和贸易规则中占据更加主导的地位。 鉴于当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极高，很多战略资源需要进口，同时又是贸易和出口大国，如果全球贸易体系和贸易规则都由个别经济强国“说了算”，不仅会对中国造成经济利益损失，还会对中国的经济长远发展乃至政治经济安全构成掣肘。 若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则中国需要加大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特别是在对中国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周边地区，更需要有所作为，而非“来而不往”。这种作为是基于建设性地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用经济手段化解恩怨，加深合作，利用规则来谋求中国与周边的共同繁荣。 因此，加强中国对周边经济合作的政策支持，通过“睦邻、富邻、安邻”政策，建立稳定多赢的周边国家关系已刻不容缓。 建议：1、通过“富邻”政策谋求共同发展。 可以通过一系列“富邻”的外交经济政策，促进和巩固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从而为我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和利用其战略资源奠定坚实的基础，实现我国地缘环境优化。具体建议有：（1）扶植周边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降低乃至减免关税，对相关的产业给予出口信贷额度，放宽外汇管制，提供低息贷款。 （2）逐步撤销周边贸易区的行政管制增强海外投资的灵活性，简化投资审批的流程，缩短审批时间，建立高效的政策支持、协调体系。 （3）对高耗能产品实行零关税进口，鼓励新增重工业转移到周边国家生产。 （4）加快建设与周边国家的运输通道。 2、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我国应借鉴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模式，积极推行周边外交，并努力在东南亚和中亚地区寻求利益共同点。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统计资料显示，北美自由贸易区占世界GDP总量的三分之一，其经济规模远胜欧盟。 在欧盟与美国启动自由贸易区谈判的今天，我们必须加快实施与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以实现经济上的“突围”和“发展”。 为此，要建立完善有助于推动区域深远合作的制度安排，除了税收扶持政策，还可以考虑改革绩效评价体系，如变GDP考核为GNP考核，切实鼓励中资企业走出去，提高实实在在的支持力度，鼓励投资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建立独立自主的人民币清算系统等，用经济手段促进一些历史问题的解决。 3、积极推动RECP谈判，并在其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积极推动由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建立，并在其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是一个中国参与而美国不在其列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物，也是可以与美国主导的TPP进程相制约的一个合作机制。一旦建成，将覆盖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和三分之一的全球生产总值。。同为两大组织成员的日本，甚至将其称为“日本的生命线”，认为此举对日本经济的拉动和贡献较TPP将高出两倍。目前中国已是其中的成员，促进、推动，并在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有利于中国经济实现突围。 4、通过“3P”模式建立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市场。 3P是英文“PrivatePartnershipsPublic”的简写，“Private”指民营企业，“Partnerships”指私募基金，“Public”指公共资金（国企），泛指银行、保险、主权财富基金等大型金融机构。 我国对周边国家的投资不能过分依赖于贷款，不能再搞传统的援外模式，必须另辟蹊径。我国应大力发展“3P”模式，通过“投贷结合、以投为主”的方式，建立鼓励民间投资利用私募基金去海外投资，通过民企与周边国家的利益集团企业进行对接，成为投资者和经营管理者，去开展更多上层建筑层面的合作，在邻国制度建设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2014年5月21日 -
新华网：报告显示更多人移民中国
新华网北京５月１９日电（记者刘彤、左元峰）国际移民组织此间发布了《世界移民报告》的首个中文版。该组织总干事斯温表示，中国正成为越来越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国。 斯温说，此前类似报告都侧重于移民行为对宏观社会经济的影响，而往往忽视对个人发展的作用，而这份报告更加关注移民本身，考察迁移给其生活带来的影响。他希望报告能够为中国的移民政策制定者、研究者以及移民从业者提供参考。 报告指出，一直以来，有关移民和发展的政策讨论中，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迁移的情况被忽视了，虽然仅占移民总量的３％到６％，但这一数字正在不断增长，中国的情况正是如此，中国的国际移民总量在过去的十年里增加了３５％，其中来自发达国家的移民数量大幅增加。 报告说，除了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移民之外，到中国的留学生人数也在持续增加——主要来自韩国、美国和日本。 报告还显示，截止２０１３年，全世界国际移民总量已高达２．３２亿人次，其中２２％为高技能移民，３３％为中等技能移民。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移民为促进发展、减除贫困、改善人力资本，以及为知识、科技的传播等做出很大贡献。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说，中国有必要完善自己的移民政策，把握全球移民整体趋势，利用政策来吸引高端人才移民到中国发展。 报告的中文版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持翻译，在此之前，该组织刚刚发布了《中国国际移民报告（２０１４）》，并提到当前中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移民来源国。
2014年5月20日 -
China Daily:Migrants to China on the increase, report shows
Beijing‘seeking assistance from other nations to better manage the trend’China is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deal with challenges posed by changing migration patterns, including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eople heading to the country.There were 685,775 migrants to China in 2010, an increase of 35 percent from 2000, according to the 2013 World Migration Report.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report was released in Beijing by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on Monday.The number of foreigners holding residence permits in China in 2010 rose by about 29 percent compared with the figure for 2006. William L. Swing,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organization, of which China has been an observer country since 2001, said Chinese authorities had been seeking expertise from other nations through the organization to better manage the trend.Two main concerns for the government were irregular migration management and a shortage of skilled migrants, Swing said. The report said that due to economic growth and demographic changes, China was not only a place of origin for migrants to other countries, but also a country of transit and destination for migrants.Swing said the IOM had been helping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in China by providing expertise and cutting-edge technology for migration management. He said it was important to think of migration in terms of human mobility and to recognize basic human needs. The organization has been working closely with Chinese authorities for the past seven years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illegal immigrants.Swing said the training included understanding the reasons and need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immigration and mapping out policies accordingly, measures to deal with fake passports, and using advanced biometric technology like iris recognition in cross-border identity checks.He said the organization aimed to create dialogue between countries and reduce immigration tension before it became political.Par Liljert, the organization’s chief representative in China, told China Daily the IOM is providing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o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That included assisting with repatriation centers for illegal immigrants that the ministry was considering setting up in major cities, Liljert said.A source from the Bureau of Exit and Entry Administration, speaking on Monday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said the ministry had been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IOM in recent years on information exchanges and migration issues.This year, the organization has helped in four cases of human trafficking from African and South American countries to China by repatriating those being trafficked, who were mostly women.The report also found that the dominant pattern of people migrating from developing to developed countries had changed. Less than half of global migration now takes place from the developing to the developed world. Instead, the numbers migrating from developed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increased.The report said China was an increasingly attractive destination because of its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demographic changes. Its demand for labor had also outstripped supply, which had led to a rise in wages and greater demand for foreign labor. But China’s enormous economic growth was not reflected proportionately in the number of foreigners working in the country, it said."Only by recognizing their rights and thinking about their well-being can migration be used for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Swing said.Shen Yanjie, an official at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perts Affairs, a government agency that aims to attract global talent, said the government was competing to attract and retain professionals in the high-technology sector.But Wang Huiyao, director of Beijing think tank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which translated the report, said that unlike other countries China still lacked an official policy to attract skilled foreign workers."Changes have to be made to create a more friendly and attractive environment for foreign talent," he said. Wang said the working visa policy had not been open to foreign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They could be a great source of talent," he said.
2014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