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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带一路”如何赢得全世界的支持?智库给出国际合作共赢方案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开幕,此次峰会具有历史意义,将极大地推动全球化进程。作为最早进行全球化研究和最早成立“一带一路”研究所的机构之一,CCG全球化智库于5月10日在北京总部举办《“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共赢方案及实现路径》报告发布会。CCG主任王辉耀致辞并发布报告,CCG特邀高级研究员柯银斌和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执行所长黄日涵出席,并对“一带一路”推进路径进行进一步探讨。

    2017年5月11日
  • 企业如何“抱团走一带一路”?CCG研讨“一带一路”海外园区建设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举行,这是今年我国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境外的经贸合作园区已经成为重要抓手,在面对TPP等新的国际贸易形势下,“一带一路”推动的海外园区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目前海外园区建设存在哪些问题,如何破解?  4月25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举办“‘一带一路’海外园区建设”研讨会。远大科技集团副总裁、党委书记,“一带一路”办主任丁元刚,天津中非泰达投资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冯兆一,柬埔寨西港特区公司董事、红豆集团品牌文化部部长钱文华,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投资促进部主任盛国飞,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薛力,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唐晓阳,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建,丝路基金董事总经理王建业,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助理总经理高成英和拜尔能源集团董事长王学军等资深专家、学者和“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家围绕园区建设、合作渠道、转型升级、制度创新、模式创新以及园区目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  研讨会由CCG副主任苗绿和CCG常务理事、富爱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唐浩轩共同主持。三十多家“走出去”的领先央企、民企高管及主流媒体参加会议。CCG主任王辉耀  CCG主任王辉耀在致辞中指出,海外园区是企业做好“一带一路”的重要抓手。“一带一路”很庞大,无所不包,对于企业来说怎样下手?如何抱团出海、集团作战?园区建设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角度。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成功的经验是从当时的四个经济特区发展到十四个沿海城市,从开发区、国家级新区到浦东新区、雄安新区。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现在中国在海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有五十二个合作园区,已经到了需要企业界和智库一起总结经验、提升共识的时候。CCG常务理事、富爱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唐浩轩  CCG常务理事、富爱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唐浩轩表示,目前中国在全球有52个园区,大部分是企业行为和企业层面的考虑,还没有站在一定高度或形成一种合力,而“一带一路”是国家战略,海外园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整体布局同样也应该从国家战略高度来考量。此外,他还以泰国罗勇工业园区是园中园,大园区属于侨领为例,分享了华侨华人在园区建设和招商方面的成功经验。他建议,中国今天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中国工业体系的出口时代已经到来,大家应该转变思维,充分利用园区这个平台。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薛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薛力结合自身的研究和考察经验指出了海外园区建设对于中国实现海外经济扩张的重要性。他认为,海外园区建设是中国实现海外经济扩张的主要平台和抓手。目前我国的海外园区在客观上带动了大量的企业往外走,在一些国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对东道国的园区立法、经济政策调整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同时他也指出了我国的海外园区建设和企业走出去目前尚存的问题。例如大部分园区还没有形成清楚的盈利模式,私营企业自身走出去的可持续性稍弱,国企在运作效能和精细化管理上还有待加强。他建议,既要支持国营企业,也要支持私营企业,两条腿走出去,“一带一路”才能成功。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投资促进部主任盛国飞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投资促进部主任盛国飞结合自身工作经验指出了目前我国机电行业在“走出去”方面尚存的问题。首先,在现有的众多海外园区中,大多是农业、林业、物流、科技研发等行业的企业,机电领域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但其实无论是中亚还是印度等国,当地政府都非常希望大量引进机械电子等高附加值企业,促进所在国的工业化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所以机电行业企业在走出去的数量上还有很大空间。此外,由于机电行业对于产业链的配套、所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所在国的劳动力素质有要求比较高,而目前一些海外的园区的配套设施还不够完善,因而现在机电行业“走出去”主要是以贸易为主,并购为辅,所以,从形式上来也还有很多拓展空间。柬埔寨西港特区公司董事、红豆集团品牌文化部部长钱文华  柬埔寨西港特区公司董事、红豆集团品牌文化部部长钱文华介绍了红豆在柬埔寨的成功运营经验,入驻海外,红豆集团为当地创造众多就业机会,为当地的工业园区建设、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同时,红豆致力于促进当地的民生工程,为老百姓做事。在驻入初期,红豆开展了很多捐款帮助的活动,包括对学校、红十字会、基础设施的建设等。十年间,红豆为当地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柬合作的务实样板。红豆也希望借此为契机,把未来做得更好,按照公约形成社会产城一体化打造2.0版,进一步把民生工程扎根民间,渗透民心。天津中非泰达投资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冯兆一  天津中非泰达投资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冯兆一结合自身企业走出去的经验提出了评价海外园区是否成功的三个标准。一是园区对当地、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包括带动当地的GDP增长、带来的税收、就业,甚至包括进出口,这是一个指标。二是园区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贡献,即有没有真正带动中国企业增加出口,包括对海外投资、设备、原材料、成品、半成品的出口。三是园区开发企业自身的效益,现在很多园区在第三个指标上仍然没有很大的突破,如果园区开发企业自身的效益不能解决,园区就不能可持续发展。此外,在谈到海外园区的发展前景时他还提到,海外园区不像一般的企业走出去那样有套路可循,园区在中国在海外都是一个创新产物,没有太多现成的经验可供参考。所以,不应在“一带一路”热潮下,就期待其能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成果,而应在充分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将对园区发展的期望放到长期内来考虑。远大科技集团副总裁、一带一路办主任、集团党委书记丁元刚  远大科技集团副总裁、一带一路办主任、集团党委书记丁元刚总结道,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建立海外园区主要考虑三点:一、民营企业,从事传统制造行业居多。因此其海外国家的工业园区一定要依附于集团各个板块的产品,依托于当地的市场;现在很多民营或者国营企业走出去的时候都倾向于人口多的大市场,但是却忽略在人口较少的国家,我们的投资却可以占它全部投资的更大比重,获得更多的支持,开拓市场;二、海外园区一定要有利于自己的国际化。这样海外园区的选择更加有利于企业各个板块产品的全球布局;三、快速决策,借船出海。作为民营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与相关央企、国家部委和相关企业形成团队搭班子、形成团队。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助理总经理高成英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助理总经理高成英指出,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需要“政府搭台”。比如在双边税务互免和互惠、当地工作证与居留许可的办理和外交领事保护等法律法规方面,如果由政府层面去与园区所在国统一谈的话,会比企业单独去谈要好得多。高成英不太赞成企业一窝蜂地跟风,认为外面的环境复杂,有一定市场全球占有率、有一定水平产品的比较成熟的企业才更适合走出去。他希望企业走出去要升级到2.0版甚至3.0版,即不是只把自己的生产线带出去,而是要把品牌带出去,发挥企业的品牌价值。在商业化运作方面,各行各业的企业只要遵守所在国家和当地的法律,是不会轻易受欺负的。丝路基金董事总经理王建业  丝路基金董事总经理王建业认为,国内园区建设的模式复制到海外存在三点障碍。首先,海外投资国的地价通常较高;其次,海外投资国政府对园区的支持力度未知,可能对境外园区的商业模式造成冲击;最后,企业和园区在海外发展,可能面临法律风险。他认为在境外做园区,一要关注技术的发展;二要认真分析投资国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及当地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现状和趋势;三要把握住发展中国家园区建设的窗口期;四要厘清企业和境外园区的商业逻辑,实现“出海”企业和境外园区的可持续发展。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唐晓阳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唐晓阳认为,建设海外园区时切不可盲目复制国内园区的经验,应针对所在国家实情适当调整园区运营模式,充分发挥海外园区的功能。首先,海外园区可以通过商业地产投资等方式实现园区的可持续发展;其次,某些设在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落后国家的园区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在当地开展投资;最后,海外园区建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当地政府战略及政策的转变。他提议国家对现有园区功能进行细分,因地制宜制定不同的鼓励和补贴措施,以最大限度促进海外园区发展。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建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建表示,与其他直接输出服务的行业相比,钢铁行业与它们外部条件不太一样,相对博弈的打码费多一些。因此,作为资本密集型企业,钢铁行业在走出去时需要解决短期内形成商业盈利的挑战,需要考虑到整个钢铁行业的发展。但每个钢铁行业下都有产业群,这些产业群不一定都是高端的,因此其实在我国调整产业结构时,让产业群成团走出去在园区内是有一定的可发展性的。但是需要考虑海外园区综合和外在的环境。其一是国家政策,看相关政策需要调整、是否应由政府出面进行谈判等;其二则是从园区开发的角度,企业需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创造小环境,例如完善物业的配套和产业链的服务功能配套。中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投融资部部长樊慧武  中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投融资部部长樊慧武和市场开发部副部长郑辛阳分享了中铁在做转型投资以带动工程承包中投资工业园区的观察和经验。樊慧武举例,很多中国的民营企业在进入印度,如果自己人进不去,工期控制不了,成本也控制不了,就没有发展优势。郑辛阳认为,判断一个工业园区盈利与否的标准,一是能否为当地做贡献,二是是否对中国企业有益,三是园区的开发商是否有利可图。产业园区的开发是有成功经验的,但一般要经过十年、二十年后才能有回报,而且是微利。企业在外面做园区开发还需要国家推行相应政策以及金融机构给予金融支持,这样才能促进产业园区在“一带一路”更好的发展。拜尔能源集团董事长王学军  拜尔能源集团董事长王学军提出,发达国家现有的园区缺少整体规划和产业政策支持,中国民营企业“出海”前应充分考虑园区的商业模式、盈利模式和可持续性;同时在充分了解海外经济、法律、技术等方面因素的前提下,评估企业自身承受风险的能力。此外他认为,如果国家可以建立协调机构,在海外为“出海”民营企业或国有企业提供法律、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将为民营企业在海外园区落脚提供极大助力。  数十家国内知名媒体、国内外“一带一路”领域的学者和专家以及“一带一路”产业园区投资运营的企业家针对园区产业链、园区管理和服务、入园企业标准、社会责任及华侨华人搭桥引线等问题进一步与研讨嘉宾互动。  此外,参加研讨会的嘉宾还有京创时代(北京)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总裁、CCG理事安永钢,远大科技集团“一带一路”办专员陈琳玲,道乐咨询集团首席执行官、CCG驻华盛顿代表丁源远,CCG特邀高级研究员柯银斌,华通恒智投资管理咨询创始人、执行董事李琥,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招商经理蔺龙飞,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非洲区副总经理刘广,拜尔能源集团刘海峰,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企业传播总监刘军,创驿时代国际商务(AIIBC)创始人、COO倪宝然(Bruce Nikoo),北京诺恒咨询有限公司客户主任孙万河,派成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国际项目经理王骞,人民日报国际部吴焰,中国航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严琼,远大科技集团“一带一路”办副主任杨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战略规划处处长余皎,中国航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腾,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十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主任张亚库,中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副部长郑辛阳,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周仪安,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投资促进部投资促进专员朱丹丹。  作为国内领先的国际化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国际化、影响力、建设性”,秉承“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宗旨,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全球治理、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为推动企业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更好地“走出去”,2015年成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旨在“一带一路”战略倡议下,聚合国内外杰出学者、专家、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开展一系列对企业等“走出去”主体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研究、出版和研讨会,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建言献策供国家有关部门决策参考。此前曾举办“一带一路、亚投行人才战略”、“东南亚投资风险与挑战”、“南亚投资风险与挑战”、“一带一路与TPP”、“‘一带一路’投资挑战与机遇系列研讨会之非洲”和“‘一带一路’沿线企业员工安全与海外安保风险”等圆桌会。

    2017年4月27日
  • 朱锋:美国对朝结束“战略耐心”的政策含义

    专家简介朱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特朗普政府的朝核政策来势汹汹。先是进入3月中旬以来,国务卿蒂勒森在亚洲三国之行中坚定地表示,奥巴马政府所实行的“战略耐心”政策已经结束,美国将把包括军事解决在内的方案都置于“桌上”,甚至不排除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后是特朗普本人连续发送5条涉及朝鲜的推文,指责朝鲜正在“找麻烦”。美国军方也在造势,气氛紧张,似乎表明美国对朝动手已经“箭在弦上”。  然而,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之后又强调朝核问题要“和平解决”。人们不禁要问,特朗普的朝鲜政策到底怎么了?  “战略耐心”的由来  奥巴马政府2009年1月上台,当时美国和朝鲜在“谈”还是“不谈”问题上的较劲。关于六方会谈第二阶段朝鲜核设施“去功能化”的查证进程,当时美国要“看彻底”,朝鲜只让“看部分”。压垮六方会谈的“最后稻草”,一是2009年6月朝鲜的第二次核试验,二是2010年3月的“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这让奥巴马政府下决心“不再第三次被朝鲜欺骗”。  “战略耐心”政策有三大要素:一、不降低和朝鲜外交接触和对话的“门槛”,强调美朝对话或者恢复六方会谈的条件是朝鲜必须拿出“可验证的弃核行动”的诚意;二、加强对朝鲜的孤立和压力,谋求遏制朝鲜核导开发所需要的资金、设备和材料来源;三、提高对朝鲜的军事威慑,遏制和回击朝鲜的军事挑衅。  特朗普政府强调“战略耐心”政策结束了,一是因为在华盛顿看来“战略耐心”是一项无效的政策。2016年朝鲜两次核试验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270号决议和2321号决议制裁朝鲜,已经创造了联合国对一个单一国家采取最为严厉制裁措施的历史纪录。即便如此,在中短期内仍无法达到让朝鲜态度软化、重回弃核义务的目的;二是 “战略耐心”政策持续了8年,已被认为是一项危险的政策。这8年中朝鲜已经进行了4次核试验、超过65次各种射程导弹试验。朝鲜的核导弹技术有了实质性的进步。  但对特朗普政府来说,放弃“战略耐心”政策,并不等同于直接启动对朝“军事打击”。  朝鲜半岛周边地缘战略力量布局、朝韩直接相邻的地缘特点以及朝鲜多年来的“先军政治”体制,都决定了1953年朝鲜战争之后,韩美对朝军事打击预案没有一个是低代价的。在朝鲜事实上已经拥有核武器的今天,对朝“军事打击方案”更是“说易行难”。美国长期缺乏对朝战争行动的决心,不是美国及其盟国没有对朝军事打击的能力,而是缺乏“成本与收益”之间划算的、可操作的预案。这是朝鲜半岛内、外的政治、经济与地缘战略结构所决定的。  军事行动准备将加速进行  虽然美军对朝动手不会进入“倒计时”,但特朗普政府宣布结束“战略耐心”政策,仍然是美国对朝战略的决定性变化。这一变化的直接作用,是华盛顿要将解决朝核问题列为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优先事项”。正如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在韩国访问三八线非军事区时所说,美国需要“引导各种国际资源”包括加强与中国的合作等在内,将打破朝核问题现有僵局、抑制朝鲜核导能力的发展列为最迫切和最主要的外交议程。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全力应对朝鲜问题将成为特朗普政府亚太战略的优先议题。  相应地,特朗普外交也将由此调整和展开。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工作,特朗普政府将全力推进:一、继续动员美国亚太同盟国家,为应对朝鲜局势做深入准备;二、努力推动和中国等国的合作,重新启动在朝核问题上的“大国协调”进程;三、加大在联合国机构内的涉朝攻势,推动对平壤政权彻底的“去合法化”;四、说服东盟、欧洲、中东、非洲等国家,全面加强对朝鲜外交人员、商务活动和人员来往等方面的限制和打击,进一步切断朝鲜经营的“地下网络”;五、全力说服国际社会尽可能多地采取针对朝鲜的“次级制裁”行动,在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涉朝制裁决议之外,全面压缩、甚至断绝与朝鲜的人员、经贸往来,以求最大限度地扼杀朝鲜的金融与经济来源。  与此同时,美国对朝军事行动的准备将会加速。从2015年开始,美韩联合军演就开始包括对朝鲜的“斩首行动”、战略设施控制、心理战等诸多内容。美国在韩国的军事部署,也增加了防核、防化等军事行动能力。美日韩军事同盟框架内的协调也在不断深入。2016年美日韩联合举行针对朝鲜的反导演习之后,2017年3月,美日韩又联合举行了首度针对朝鲜的反潜演习。日韩涉朝军事情报共享协定,以及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等行动,都预示着对朝战争行动准备确实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和平解决的钥匙在美朝手上  说白了,特朗普的策略是利用全面施压,迫使朝鲜丢掉“拥核自保”的幻想。如果朝鲜不妥协,“压垮朝鲜”、甚至因为朝鲜新的挑衅行动而借机“打垮朝鲜”,就是这一策略的结果。美国的这一政策,尽管有强势的一面,但也有应对朝核困局、美国在竭力“求变”的一面。  中国主张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中国政府和人民珍惜传统中朝友谊。同时,中国对半岛无核化的决心坚定不移。朝鲜需要珍惜中国发挥的特殊作用,珍惜中国的和平努力,尊重中国的利益与原则。否则,局势必然朝着朝鲜无法承受、它恐怕也不想承受的方向发展。  中国坚持对话,特朗普政府或许不会拒绝与朝鲜的对话。彭斯提到美国并不追求朝鲜的“政权更替”。中美两国追求的对话,是国际社会想要看到的对话,也是平壤面临巨大压力的同时做出选择的对话。即便美国不采取战争行动,在越发严峻的制裁之下,朝鲜究竟能够维持多久?美朝两国都要想明白,这将不再是简单以“停核”、“冻核”换取的对话,更不是对话启动就能让朝鲜迅速获得收益的对话,而是朝鲜弃核的同时重申六方会谈共同声明义务的对话,是诚心想要弃核的朝鲜同时真正能够获得安全保障与尊重的对话。  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需要勇气、更需要抉择。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7年4月21日

    2017年4月26日
  • CCG主任王辉耀受邀于宾大沃顿演讲

      2017年4月12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王辉耀博士受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中国中心邀请,就“中国最新的国际人才发展战略——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主题发表了演讲,宾大沃顿中国中心董事长兼总经理华桦博士参与研讨。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全世界各国都在提升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中国人才制度环境面临哪些挑战,中国人才政策有哪些革新和成果?CCG主任王辉耀博士在演讲中分析了中国出台有竞争力的人才政策的紧迫性,梳理了中国人才政策发展的历史沿革,阐述了中国绿卡新政策,并提出了中国绿卡政策未来发展的十项建议。  王辉耀指出,在全球移民大趋势下,中国亟待提高竞争力强的人才制度。截止2014年,中国海外移民数量超过900万,华侨华人达到6000万人,但外籍人员在华仅有84.85万人,北京外国出生人口比例仅0.05%,在受调查的世界大都市中排名垫底。与此同时,中国已成为海外学生最大输出国,2016年度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4.45万人,而来华留学生比例几乎世界最低。王辉耀博士表示,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广纳世界英才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十八大提出要加快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多次参加外国专家座谈会,在不同场合指出人才重要性多达一百多次,提出“人才政策方面手脚还要放开一些,要集聚一批站在行业科技前沿、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力的领军人才”等重要论断。  王辉耀博士进一步阐述了我国关于外国人永久居留(中国“绿卡”)申请条件和相关待遇的改革,回顾了公安部自2015年7月起在北京、上海、福建和广东等地相继出台涉及外国人签证、停留居留证件、永久居留证签发等的出入境政策措施及其成果,如2016年3月1日起实施的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主要满足对于外籍高层次人才、留学归国创业外籍华人、外籍青年学生和创业团队外籍成员四大类人才的迫切需求,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行先试,并分享了2017年最新政策——为进一步发挥这些政策措施的作用,公安部决定在国家有关自贸区及全面创新改革示范区实施7项出入境政策措施,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聚集创新创业人才。  如今,大洋彼岸美国移民政策或将大量国际高端人才拒之门外,而这些人才无论是作为中国应对老龄化的“人口红利”,还是作为中国创新发展源动力和“一带一路”重要支撑的“人才红利”,都是宝贵的财富。王辉耀博士强调,美国移民政策收紧实则为主动对外开放、招纳全球人才的中国创造了一个重大机遇。中国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快马加鞭完善更为开放、友好的人才利好政策,吸纳世界英才,进一步释放人才“红利”。  作为国内最为领先的国际人才研究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多年来通过大量课题研究、活动和内参等形式影响政策制定和相关舆论,推动中国提高国际人才竞争力。CCG曾参与“千人计划”前期研究,承担人社部关于中国绿卡体系的研究,受中组部邀请参与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的研究项目,承担国际人才竞争战略研究部分的研究,曾作为唯一智库全程参与“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该项课题研究。CCG多项建言献策被采纳,包括关于建立国家移民局的建议于2016年7月受到习近平主席等国家领导批示,中央关于加强欧美同学会建设的文件采纳了CCG的课题研究成果等,CCG还推动了中国加入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年,CCG发布了《抓住美国移民收紧机遇 更加开放国际人才政策》研究报告,为我国建立更加开放、更具吸引力的国际人才竞争制度,实现在国际人才竞争中的后起超越贡献智库智慧。王辉耀博士简介王辉耀博士、博导,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人社部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历任中国经贸部(现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官员,全球最大工程咨询公司之一SNC-Lavalin国际公司董事经理和世界最大项目管理公司之一AMEC-Agra国际公司副总裁等职。曾任加拿大魁北克驻香港及中国首席经济商务代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高级研究员和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目前还担任国际移民组织(IOM)顾问委员会成员,国际大都会(International  Metropolis)的国际执委会委员,加拿大毅伟(Ivey)商学院亚洲董事会成员,全球最大的国际猎头组织国际猎头协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加拿大亚太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和德国IZA研究所研究员等职务。先后兼任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首都经贸大学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及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等多家大学客座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等职务。在人才战略、企业国际化,国际商务和中国海归创新创业等方面有丰富的研究,出版著作50余部,包括党建读物出版社《国际人才竞争战略》《国际人才战略文集》《大国智库》等,并连续多年主编由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国际人才蓝皮书系列,如《海外华人华侨专业人士报告》《中国区域人才竞争力报告》和《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系列等多部著作。

    2017年4月17日
  • 圆桌论坛三:如何打造全球化的中国创新模式 | 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

      2017年4月9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在论坛三“如何打造全球化的中国创新模式”的环节中,来自投资、创业、物理届等领域的各位专家就“双创”主题,即创新和创业畅叙谈天,分享了自己领域的创新实践和对其看法。同时,就当下大数据等的热门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旨在探索中国创新与文化间的联系,为促进我国创新创业提供新思路。

    2017年4月14日
  • 唐世平教授CCG演讲:特朗普时代国际秩序分析及中国的选项

      2017年3月29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树渠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唐世平教授,在CCG总部举行“特朗普时代的国际秩序分析及中国的选项”的主题演讲和交流。  过去十余年来,崛起中的中国在国际上备受关注。伴随着英国脱欧、特朗普胜选等新形势,未来的中国和全球治理的关系成了新的热点话题。二战后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在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升起的特朗普治下该如何定义?中国该如何认识变化中的国际秩序,避免冲突,合作共塑国际秩序?中国是否有意愿、战略和能力对现有国际秩序提出改造方案?唐世平教授结合自己的长期研究和最新观察,总结了当下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理解及对中国选项的考虑,阐述了如何理解国际秩序及其历史变迁,分享了他得出的基本经验和教训,以及对中国的选项的见解。CCG副主任王欣主持了会议。  唐世平教授首先强调,大家都在谈国际秩序,但是,秩序并不是一个容易理解和度量的概念。因此,我们首先要度量或理解国际秩序到底有哪些基本维度。根据他此前发展的一个关于秩序的分析框架,唐教授认为,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秩序都可以定义为,在任意一个系统内,如果出现了一定的可预测性,就表明这个体系有一定的规则或规律,这个体系就被称之为是有秩序的。而从度量的层面来看,一个秩序有四个维度,包括广度,权力的垄断程度,制度化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制度被内化的程度。而国际秩序有的是全球性的,有的是地区性的,在全球层面有多个方面:军事方面最讲究硬实力;政治方面看硬实力和理念的吸引力;经济方面也最讲究硬实力,其次是经济发展模式;社会方面是中国的基本价值和社会构成体系对其它国家的精英和民众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知识方面是中国的知识精英,特别是社会科学精英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国际化的知识,并且在国际社会科学界享有相当的知识威望。  唐教授之后评估了中国的国力和影响力,并探讨了中国的选项。他表示,中国要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超过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的总和,还要至少15-20年时间,而中国离成为技术最先进的经济体的地位就更是漫长。因此,我们的总体评估应该是我们离追求地区领导权的时机还有至少15-20年的距离,离追求全球领导权的时机更是遥远。所以,中国的核心指导原则是“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在把国内的改革和发展永远放在第一位的基础上,可以在制度化和内化比较低的领域,联合其他国家对现有的国际秩序推动一些有限的变革。同时,国内学术界需要加强对不同领域的制度化和内化的程度的比较研究,在对基本的事实问题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并在对于硬实力的需要不是第一位的领域来推动一些变革。唐教授认为,“有所作为”首先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全面开花。  演讲结束后,CCG理事、嘉宾、高校学生和数位媒体记者就国关学界对目前国际形势的判断,如何看待“一带一路”的意义和影响,构建什么样的区域秩序以及如何将国家实力转化为秩序等问题向唐世平教授积极提问和探讨。  参加此次圆桌会的嘉宾有CCG理事、京创时代(北京)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总裁安永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张平、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世界海军研究室主任张烨,甘缝风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宁,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李响和CCG副秘书长唐蓓洁等嘉宾,以及北京各高校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等。  作为中国领先的国际化智库和中国最大的社会智库,CCG持续关注着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为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的角色定位以及发展战略和路径贡献智库的思想产品。自美国大选启动以来,CCG召开了关于中美关系和全球治理等专题的20余次系列圆桌会和研讨会,发布了“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系列报告,包括《FTAAP:后TPP时代的最佳选择》和《特朗普时代的挑战、机遇与中国应对》等,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反响。主讲人简介唐世平    唐世平教授是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树渠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唐教授是国际知名学者,其英文专著《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于2015年获得国关学界极高荣誉-国际研究协会(ISA)年度最佳著作奖,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学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亚洲学者。他是位多产学者,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在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中国战略、比较政治学、制度政治学、政治心理学、社会哲学等领域均有发表国际水平的研究著述。唐教授的公开活动所涉及的话题也包括中国外交与安全战略。 

    2017年3月31日
  • 以色列“青年大使代表团”访问国务院参事室并听取中国国情讲座

      2017年3月10日,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来华访问的以色列“青年大使代表团”到访国务院参事室,并听取了国务院参事王辉耀的中国国情讲座。  以色列“青年大使代表团”一行38人,由以色列前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前驻欧洲理事会代表、前驻丹麦大使伊扎克·艾尔丹率领,代表团成员为以色列优秀青年代表。  国务院参事室交流合作司司长孙维佳亲切会见了代表团一行。他对代表团的来访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国务院参事室的职能和国务院参事咨政建言的情况。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向代表团做了关于中国“十三五”规划和经济发展形势的讲座。以方代表团成员认真聆听并踊跃发言提问,他们表示通过讲座对中国国情有了更加全面、客观的了解,感觉收获很大,对国务院参事室表示感谢。

    2017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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