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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倒退呼唤新的国际秩序2016年8月29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从金融危机到希腊债务危机,从欧洲难民潮到恐怖主义肆虐,从英国脱欧公投到特朗普的惊人之语,越来越多的人感知到,世界秩序和全球经济一样,正在经历一轮新的调整和自我修复。与此同时,二战后不断加速的全球化通过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制度安排使全球主要经济体变得愈发密不可分。因此,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断言将避开新一轮国际秩序调整的裹挟。相反,一些有能力影响国际秩序的国家,纷纷努力让国际秩序的变化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在包括难民潮和脱欧等多种新问题出现的过程中,以往的一些秩序遭到了重大挑战。例如:通过观察可以发现,英国在宣布将举行脱欧公投和公投结果出炉之后,很多声音对欧盟、甚至欧洲文明的存续提出质疑,为脱欧欢呼的英国独立党正在获得民意支持,欧洲的左翼政党同样欢欣鼓舞,这些以往很容易被忽略的声音渐渐清晰了起来。 再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过去的7年执政期间里,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进北约东扩,在中东实行战略收缩,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国际秩序的变化。而多年来美国产业转移的结果导致了制造业的流失,产业失衡的危机已然显现,这就对其主动参与秩序调整提出了现实需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特朗普重拾贸易保护主义。 《第一财经日报》就近来一些国际秩序的变化和舆论对全球化倒退的担忧采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国际秩序永远在变化 “国际秩序并没有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它永远会有变化,从历史上看,这样的变化是必然的。”郑永年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早期一些地方性的政体演变成帝国,帝国解体后又变成民族国家,美国逐渐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以国际组织的形式包装出了国际秩序。 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民主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完美的政治制度,即西方自由民主是“历史的终结”。 “现在国际上面临着很多的情况,一方面全球化造就了国际秩序,但也因此出现了很多新的因素。以前会有人说只有商业流动、物的流动,而思想不流动,现在思想在流动,甚至连恐怖主义等各个方面都在流动。”郑永年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所以只能说,以前以西方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现在无法对付这些由秩序本身产生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又处于秩序变动之中,那么不光是恐怖主义的问题,越是地缘政治的变化就越重要。” 郑永年认为,建立秩序要有能力,不是想书写规则就能建立秩序,书写规则容易,但是当各方规则不一时就要求国家要有力量去执行。“现在美国硬要书写规则,但已经没有这样的力量去执行这个规则,甚至没有力量去维持它以前建立的秩序。” TPP搁浅不代表全球化终结 在自由贸易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对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仍抱希望,但目前多数声音认为该协定在国会获批的希望渺茫。民主和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均明确表示不支持TPP,被高度政治化的TPP更加堪忧。民意方面,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调查显示47%的民众不支持自由贸易,超过支持者(45%)。共和党人对自由贸易尤其不感兴趣。 “像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样的国际组织中,美国和欧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中国出于与国际接轨的政策加入这个体系以后,在体系中慢慢往上走,美国开始觉得这个体系给了中国很多好处,无法用这个体系制衡中国了,所以美国试图脱离这些体系去书写其他的规则,要建立另外的体系,TPP、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就是这样。”郑永年称,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都反对TPP,但TPP夭折并不见得全球化会终结。 “美国和欧洲的内部秩序出了问题,最后导致国际秩序出问题。比如2008年以后世界经济失衡。所以,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的世界经济,世界经济失衡主要是每个国家经济失衡的叠加,现在的国际秩序问题也是由每个国家内部秩序的问题叠加起来的,包括一战、二战都是这样,所以说外交就是内政的延续。”郑永年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1989年的华盛顿共识为新自由主义铺设了路径,从此,一套倡导贸易自由,释放市场力量,放松政府管制,打破国家边界,商品、技术、人员自由流动的社会思潮主导着西方主要经济体。但是,在移民潮涌现、经济复苏乏力等背景下,人们对开放边界和自由贸易的担忧开始增加。诺贝尔奖得主、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近日也发声,直言对新自由主义的共识已至终结。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在其《纽约时报》专栏中也写道,不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将会陷入一种暂停和调整当中,他也同意,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化给美国的工人带来不小压力,但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坏处很多是政治选择,而非必然结果。 中国可以重建规则 “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可能出现崩塌,但是会出现新的全球化,像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可以让其他很多国家因此成长起来。近代的全球化是英法德在推动,后来是美国。”郑永年表示,“全球化本身不会消失,另外一种类型全球化的出现要求规则重建,以前的全球化是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推动的一套秩序,以后也许会有不同的规则会出现,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新的规则是完全两套不同的系统,还是说中国来接手过去的那一套系统?” 郑永年认为,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西方秩序的主体正在出现问题,西方输出的秩序更是在解体,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机会。“以前的管家不行了就换一个管家”,从自由贸易的角度出发,中国完全是可以接手,但针对新情况,在老规则基础上加一部分新规则,“一种新的秩序形成并不是几年的事情,包括西方的法治(Rule of Law),都是几百年的事情,以世纪来算,50年太短。” 郑永年也同意,西方主导的秩序没落也为东亚秩序和上世纪80年代由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和其他亚洲政治家提出的“亚洲价值观”提供了更多发展空间。 “东亚的秩序确实跟西方不一样。像新加坡,中国也是这样,他们不完全排斥西方的秩序,把西方的有些东西合理地吸收消化进来,但主体就是贤能政治和民主政治相结合,会有很大的机会。西方的近代崛起也是吸收了很多亚洲价值观,所以亚洲经过这样一波全球化,又把西方的东西学来了,把自己的东西整合进去,我觉得越来越多国家开始重视亚洲价值观。”文章选自《第一财经日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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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可通过主办G20拨正全球议题航向2016年8月24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人民网北京8月23日电 (记者 杨牧)在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召开前夕,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世界经济总体低迷、增长乏力,然而民粹主义、反全球化的声音却日渐增多。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责任通过主办G20拨正全球议题航向,促进国际社会的关切转移到经济合作。 当前,世界经济虽已基本走出危机,但复苏高度脆弱,增长动力不足。国际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称当前经济形势为“新平庸”。郑永年认为,目前全球经济形势并不比2008年深陷危机时好多少。与此同时,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情况,与危机刚出现时二十国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时的情况不同,西方国家目前缺乏克服困难的信心,消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所谓负面影响,实施贸易保护主义。 “1980年以来,各国都曾大力提倡全球化。但西方国家没有及时解决全球化引发的问题,内部体制跟不上外部环境变化、内部改革不到位,导致问题演变为内部民粹主义、外部贸易保护主义的基础。现在西方,谁提自由贸易谁就会受到攻击。”郑永年说。 当前,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合作走到一个重要转折点,G20同危机的较量已进入更为艰巨的相持阶段。在以精诚合作化解经济危机的短期风险后,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G20要推动实现可持续的增长与繁荣,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郑永年指出,今年中国主办G20任务艰巨,主要应解决2个问题: 首先是诊断“病情”。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但在经济表现不佳之时,地缘政治问题频发,南海仲裁案、中东乱局、欧洲难民潮、恐怖主义等,使本来缓慢复苏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有些国家故意搅浑水,企图把国际社会的议题引至地缘政治。可以说,当前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最大不确定性的,甚至不是经济本身,而是地缘政治的回归。 其次是树立信心。国际治理和各国内部治理的双重危机,导致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崛起。从世界历史来看,民粹主义的崛起不仅是内部问题,如果管控不好会演变成严峻的国际问题。国际合作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层,如果各国政府不作为,缺乏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信心,不直面解决全球化问题,世界经济将走向恶性循环,很难实现可持续增长。 郑永年认为,经济安全是每个社会最基本的安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责任利用担任G20轮值主席国之机,有效消除地缘政治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促成人们的关切从地缘政治转移到经济合作。 “要形成一切问题的根源在经济的共识,并讨论怎么解决。“郑永年指出,拨正全球议题的航向,引导议题实现范式性的转移,中国责任重大。“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对中国来说,这也是一次展现大国崛起的重要机会。” 深化结构性改革是有效应对全球经济中长期挑战的根本手段,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郑永年指出,金融危机发生后,每个国家都表示要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经济增长。但在二十国集团里,只有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是最好最快的。 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经济中消费占GDP比重达66%,服务业超过55%,投资占比大幅减少,但社会投资特别是技术设备投资增长较快。这些改革措施使资源配置得到改善,支撑了全年GDP6.9%的增长,这是在10万亿美元高基数之上的增长。2015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30%以上,仍是拉动世界经济的动力之源。 ”目前看,中国改革总的效果是好的,经济结构不断得到优化。“郑永年认为,中国应该通过主办G20峰会,积极向国际社会介绍发展经验,用自身的经验提振G20合作应对挑战、实现发展的信心,并为改革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注入新活力。 郑永年表示,全球治理体系要有制度层面的创新,不能仅做救火队,还应对潜在危机作出前瞻性的判断。做好事前预防,而不是事后补救。应该积极预防民粹主义,预防反全球化浪潮,积极促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包容性增长。文章选自人民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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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如何成长为具有确定性的大国2016年8月22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郑永年近日接受《亚太日报》记者电话访谈。他认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国关系及地缘政治进入了大的变局。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可称得上是当今世界的大国,国际地缘政治其实就是大国政治,“如果大国关系稳定,即使一些小国再闹,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也不会发生改变”。郑永年同时指出:“小国在国际地缘政治中也发挥着一定作用,但不起决定性作用,更不足以改变世界。从很大意义上讲,小国的作用要通过大国来体现。”他认为,印度在不断成长,其体量也在不断增大,但从国际舞台看,其经济总量依然很小,军事上也难以称得上是一个强国。在目前和可预见的将来,十年甚至二十年间,印度还很难在世界上发挥真正重要的作用。俄罗斯尽管经济总量不大,经济影响力有限,但它仍是一个军事强国,特别是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尽管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直在走下坡路,但包括相比中国,其军事力量依然强大。他认为,目前对世界格局在经济上的影响,主要是中美两国。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仍有很大影响力,但是欧盟仍不能成为代表欧洲的一个整体。“可以说,中美两国是现今国际关系的主角,俄罗斯是配角。好比冷战时期,主角是美苏两国,中国是配角。由此,对国际关系的分析可着眼于从这三大角的关系”。1美国的相对衰落与中国的崛起郑永年认为,美国正面临相对的衰落,之所以这样说,是相比中国的崛起,美国的相对衰落会有个长期的过程,但这一趋势将会持续下去。“这种衰落并不是因为中国与其构成了竞争,而是源于美国的内部矛盾,包括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他指出,美国从中东的撤出便是由其内部问题所致。“美国在中东不面临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给它施加的压力,冷战后美国在国际社会也没有任何一个竞争者”。从中东撤出主要缘于国内政治的压力,因为美国再无如此强大的国力来支撑战争的巨额开支。“美国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并希望能控制亚太地区,是因为看到有利可图,而这有其战略理性的一面,”郑永年说。美国在中东如有利可图是不会撤走的,但当其在中东的成本远远超过所得的利益,美国便会选择撤走。而在今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亚太地区仍将是世界经济的重心。美国也自称越来越像一个“亚太国家”,而不是冷战之前的“大西洋国家”。虽然,欧洲对美国来说依然十分重要,但美国重视欧洲主要出于安全上的考虑,而不再是因为经济因素,郑永年说。美国同俄罗斯的竞争及与俄关系的恶化,实际是缘于安全问题。在经济上,俄罗斯对美国而言没有任何挑战性。“东欧在冷战后实行民主化,美国曾非常支持,但为何东欧国家现在对美国非常失望?因为美国只关注其地缘政治和安全利益,而不关心东欧的真正民主化、经济发展等问题”。而亚太地区则不同。美国在经济上仍是世界第一强国,但中国经济总量增加很快,估计再过十多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这对美国在心理上的打击非常大。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拉住日本,及亚太一些其他国家来帮助他。2拉拢盟国,营造“亚洲版”北约郑永年说,以前,美国在军事上永远奉行单边主义,而现在,无论出于经济还是安全上的考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行动方案是建立“同盟”。美国的“同盟”方案包含几个方面:第一,强化美日、美韩、美澳、美菲双边同盟。在未来,美国还会试图建立更多的双边同盟,比如和印度、越南等国家。第二,美国要将双边同盟转变为多边同盟。比如,将美日、美韩这两对双边同盟整合起来,形成美日韩同盟,一步步扩大同盟关系。第三,美国鼓励其盟国自主建立同盟。如美国鼓励日本与菲律宾、越南等其他国家间建立同盟。这就是美国在营造的“亚洲版”北约。在郑永年看来,目前,对中国最具威胁的便是美国所引导的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组成同盟。“如果这些国家组成同盟,便形成了‘亚洲版’的北约”。建立“亚洲版”北约的计划并不是从奥巴马执政才开始,在小布什时期,美国就试图进一步推行“新保守主义”,只不过因为发生了“9.11事件”,美国随即把战略重点移向了反恐。而现在,中东变成了一个烂摊子,“反恐”反不了,美国便要退出中东,转向建立一个“亚洲版”的北约机制。除了安全上,美国还在经济上力图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有人称之为“经济北约”,但却已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挟制中国。郑永年认为,美国在其政治、经济、军事都很强大的时候,做事还相对“理性”。但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虽然其经济力量不如从前了,但在军事上仍是最强的国家。于是,美国便把战略重点放到了军事上。“一旦美国强调‘安全’,便会对中国造成了直接的安全威胁。如计划在韩国部署的萨德系统,便对中国构成了真正的安全危机。所以,如果这个多边的“亚洲版”北约一旦形成,中国将面临空前的安全威胁”。附文:郑永年:中国如何成长为具有确定性的大国 (2007年) 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到目前为止(2007年——编注)已经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中国政府主动实行开放政策。“请进来”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 中国通过把全球资本“请进来”发展自己的经济。“请进来”开始时大多是海外华人资本,欧美资本随后。 这一政策非常成功。它很快结束了改革前中国较为封闭的状态,为国民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巨大的动力。 就外部关系而言,中国“请进来”的政策和全球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冲突。对全球资本主义来说,尤其是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主体的欧美国家 中国的开放政策无疑为全球资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和发展动力。正因为如此,包括美国、欧洲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的“请进来”政策抱积极正面的态度。 在西方的思维模式里,开放经济总是和开放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在总体上吻合西方意识形态方面的期待。 在第二个阶段,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主要表现为“接轨”。和世界体系“接轨”表现在两个主要的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政府改革内部的各种制度机制来适应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是中国加入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 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区域经济组织。 在外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欢迎中国的“接轨”政策。当大量外资进入中国以后,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就有了相关性 也就是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外资进入的形式首先扩展到中国。很显然,中国是否能够顺利和世界经济体系“接轨”会影响这个体系的正常运作。 如上面所说,“接轨”表明中国政府主动改革自身的制度,接受现存国际体系的规则。 这样,西方资本的利益就可在中国受到保护的同时得到发展。从战略层面来说,中国的“接轨”政策也符合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战略意图。 这里有两点必须加以说明。第一,从中国主动提出和世界体系“接轨”开始,中国已经走上了或者选择了一条和前苏联完全不同的道路。 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提出的“接轨”概念和西方国家所理解的中国的“接轨”概念之间表现出了巨大的鸿沟。 对中国来说, “接轨”是有选择性的,就是说,“接轨”是“洋为中用”。但对西方来说,更多的人所希望的是中国的全方位的“接轨” 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社会上的和政治上的。这种认知上的差异也是日后导致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矛盾的一个潜在根源。 那么,为什么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在近年越来越明显了呢?这主要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中国“走出去”的阶段。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转型成为资本过剩的国家。与所有国家的资本一样 中国资本也会按照资本自身的规律走向能够盈利的地方。中国资本“走出去”本来就是一个积极的因素。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为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动力。 中国为全球市场提供着源源不断的价廉商品,为原材料生产国提供了一个新的“客户”选择,崛起中的中国中产阶级更是为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倾销高档商品的巨大市场。 既然中国的经济崛起产生这么多的正面效应,那么为什么又表现为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冲突呢?这里既有经济上的因素,也有政治和战略方面的原因。 在经济层面,随着中国经济体的壮大,内部的供应和需求都可以产生巨大的外部影响力。 正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了全球经济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生产什么和消费什么,生产多少,消费多少,都可对全球经济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的程度对不同国家不同,对不同产业不同。 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并非经济学意义上所谓的需求和供应关系那么简单,它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就是说,任何经济学上的交易必然包含或者产生政治上的意义,甚至是战略上的意义。 尽管中国努力通过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来实现和平崛起和发展,但是在那些主导当今全球经济体系的国家看来,全球化也正在使得中国有可能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已经很快走出亚洲,开始走向非洲、拉丁美洲、中东,甚至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的美国和欧洲。 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中国影响力的崛起,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崛起,无疑是一种新的挑战。 因为没有一种有效的战略来消化或者遏制中国经济崛起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尤其是政治人物经常感到深切的忧虑。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近年来不断把贸易、企业并购等经济问题政治化,拼命通过政治手段,企图阻碍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外扩。 随着一个国家的崛起,其外在影响力也不可避免。中国的崛起会产生一种怎样的外在影响力?近来海外所热衷讨论的“中国不确定论”就是对中国崛起关注的表现。 中国崛起的外在影响力不可避免,但外在影响力的增加并不见得一定要挑战现存秩序,产生冲突。 首先应当强调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崛起是单向面的,即经济上的崛起。中国的经济崛起并没有带来军事上的崛起。这和昔日德国和日本的崛起具有不同的性质。 因为经济“走出去”而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核心而产生的外在冲突,应当说可以通过经济的方式得以解决。 很多冲突就是合作过程中的冲突,也可以在合作的构架内得到解决。如何在既定的“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战略的构架内和全球资本主义打交道 如何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解决和这个体系核心国家的冲突,乃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新课题。文章选自瞭望智库、《国际政治研究》,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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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一带一路”面临大国竞争与区域挑战2016年8月16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面临其他大国的竞争以及区域安全因素等挑战,要取得长期成功,就应化大为小,化整为零,选择性地从一些较容易的项目做起。 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在一场围绕“一带一路”与中国大外交的主题的讲座上,发表上述看法。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后来确定为重大国家发展战略。 郑永年说,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改变了以往较为被动的外交政策,很快形成“三位一体”外交政策,其中就包括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另两大部分为针对美国等大国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及面向亚洲邻居的“周边外交”。 他指出,习近平将“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大外交的“抓手”,旨在为周边外交和国内发展需要服务,同时避开“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前者指的是崛起大国必然与守成大国争霸甚至终有一战;后者指的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如果无法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往往会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 郑永年认为,“一带一路”并“不好做”,首要原因是它涉及非常激烈的大国竞争:美国、日本、印度和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已达“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 “一带一路”的宗旨虽然是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但这对很多国家来说,不仅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更关乎敏感的安全问题。郑永年说,缅甸、斯里兰卡和许多国家表面上以环保为由暂停了与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背后的原因其实是安全考量。 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并且缺乏“走出去”的经验,这些方面都限制了“一带一路”的发展。 尽管如此,郑永年仍然看好“一带一路”的前景。他分析,“一带一路”沿线都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客观上拥有巨大的经济发展需求。 而且,“一带一路”计划与一些西方国家现有项目的互补性远远大于竞争性。郑永年举例,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般被视为与美日分别主导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竞争对手,但世行和亚行其实都不进行基础设施投资。 郑永年也乐观地补充说,中国经济虽然放缓,但相较于其他国家,中国未来五至十年仍将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经济总量有望超越美国,有助“一带一路”的推进。 选择一些支点先做起来 他进一步分析,西方和其他国家虽然发达,但也面临持续发展的瓶颈,在相当程度上缺乏发展动力,更无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即使那些具备援助能力的国家,也往往对援助和投资附加了民主、人权等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前提条件,使很多发展中国家难以接受,反而严重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中国则不一样,对外投资和援助比较务实,没有附加条件。 为确保“一带一路”取得长期成功,郑永年建议中国官方化大为小、化整为零,“野心不要那么大”。 他认为,人的能力始终有限,“一带一路”要全线推广很难,所以选择一些支点先做起来,效果可能会更加理想。“美国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也是有选择性地帮助一些国家,而不是整个欧洲。” 在问答环节中,一名华侨中学高中部学生提问,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频频失败将如何影响“一带一路”的发展效率。 郑永年说:“这就叫做交学费。没有一个国家不交学费。你学费交得多了,以后赚钱就多了。对于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来说,这个学费算不了什么……我以前也交了很多学费。中国的企业也是一样。” 讲座由怡和轩俱乐部、醉花林俱乐部以及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主办。协办方包括新加坡中国商会、新加坡—中国(新中)友好协会以及华校校友会联合会。文章选自《联合早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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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埃尔多安、特朗普和未来世界2016年8月15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最近发生的两件国际大事情是人们不应当忽视的。在土耳其,军人发动政变未遂,总统埃尔多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整肃和国家机器重组。在美国,特朗普被正式提名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对这两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情,已经有铺天盖地的评论,但谁也没有把这它们联系起来,探究之间的联系。这两件事情在今天的确毫无联系,但设想一下30年后或者50年后的世界,未来的新历史是从这两件事情开始。 如果把这两件事情视为两篇文章,不难找到主导这两件事情进展的一些关键词,包括宗教、民主、愤怒、乱局、变化等。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探究这两件事如何可能在未来的历史中发生关联。 首先是国内层面,也就是两国国内的变化。在土耳其,历次政变都是世俗化和宗教化之间的较量。近代以来主导土耳其政治的三个主要要素,即军队、宗教和民主。奥斯曼帝国的存在长达六个世纪,在极盛时期的版图横跨亚非欧三大洲。奥斯曼帝国是政教合一的政体。从奥斯曼帝国向土耳其共和国的转型,就是从宗教权力向世俗权力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近代军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奥斯曼帝国面临西方的民族国家政体而解体。军队是土耳其近代政治的主体,在任何国家,军队必须是最具现实主义精神的,也是最向往现代化的。在军队主导下,土耳其共和国实行政教分离。现实中,因为民主的需要,或者是文人在军队的支持下执政,或者是军人脱掉军装来执政。尽管土耳其接受了西方民主形式,但这是一种精英政治,军官、政府官员、世俗化的教育人员和中产阶级是国家政治的主体,掌控国家政权。 和历次政变一样,这次政变的主要原因也是以军队为代表的世俗力量,对国家政权的宗教化感到非常不满。近代以来的世俗化的进步不小。埃尔多安总统说这次政变的人士已经渗透到军队、政府、教育界等各个领域。尽管埃尔多安所说的这些人是否都参与了政变,人们不得而知,但这个说法也说明了土耳其近代以来世俗化的成就。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世俗化,土耳其国内的各个领域已经相当世俗化了。尽管世俗化背后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宗教力量,但这种不断壮大的力量往往被忽视。实际上,大众民主的发展已经再次把国家政治和宗教有机结合起来了。 代表世俗力量的军事政变被镇压,这具有重大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说,军事政变的方式已经过去了。在大众民主时代,军队不再能够像从前那样具有自主性了,只要老百姓(包括宗教力量)不接受,政变就没有合法性。从历史来看,先有近代军队,后有近代民主,民主因此也是任何国家现代化的象征。但大众民主同样也可以促成宗教和政治的结合。在土耳其之前,埃及已经经历了大众民主和宗教政治的结合,即穆斯林兄弟会通过大众民主执政,但因为以军队为核心的世俗力量仍然足够强大,通过民主而执政的宗教力量再一次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不过,这次土耳其则成功了。有足够的理由担心,土耳其会再次走向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政教合一体制。美国民主内部发生巨大变化 美国一直是民主的象征和重镇,但内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迅速推进,政府对资本完全失去了控制。即使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仍然继续获得巨额利益,但普通老百姓越来越成为受害者。同时,恐怖主义不断蔓延。美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没有能力改变这个局面。不仅如此,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并不想改变现状。如果土耳其表现为军人政变,美国则表现为人们利用民主方式的“反叛”来惩罚精英阶层。在今天的西方,不管使用怎样的方式,只要能够惩罚精英阶层,老百姓都是能够接受的。英国的公投可以视为是民众对精英的惩罚,因为英国脱欧,所牺牲的大多是精英的利益。 美国共和党人克鲁兹(Ted Cruz)现在已经出局,但刚开始时,他也是利用宗教力量起来的。尽管遭到整个建制的打压,特朗普还是起来了。尽管特朗普演讲中充满了在建制派看来难以接受、反感甚至厌恶到了极点的语言,但他至少仍然是一个世俗主义者。如果这次特朗普不能当选成为总统,美国的情况还会继续恶化。数年之后,克鲁兹必然卷土重来,或者出现类似克鲁兹那样的政治人物,动员宗教的力量来争夺总统的位置。如果美国不能得到改变,变革的力量会继续积累成长,直到变革的实现。 区域层面的变化是显然的。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整个中东的秩序,无论是内部还是区域秩序,都和外力的介入相关。近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强势介入中东事务。二战之后的中东秩序就是美国和西方主导下所确立的。冷战结束后,美国便主导了中东秩序。中东的区域秩序没有足够的自主性,因此一旦美国开始衰落,中东的秩序便也跟着动摇起来。 中东乱局说明了,如果区域秩序是建立在高度依赖外力之上的,这个秩序就毫无保障。外在力量不是牢固的利益相关者,一旦利益相关程度下降,外在力量会最终离开,留下的便是一个烂摊子。在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如果美国继续衰落,没有能力回归中东,中东先会产生区域的争霸战争,再在竞争中产生出一个区域霸权。今天,具有奥斯曼帝国传统和血液的土耳其自然冲在了前面。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是中东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 美国在中东秩序解体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这种角色则以最快的速度使得美国“自我伤害”。美国建立在其宗教之上的使命感文化,促成其在“九一一”之后的反恐怖主义战争中,希望通过“大中东计划”在当地推行美国式民主。但美国不仅根本建立不了最基本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在最低限度上保障人民的正常生活,乃至生命,而是导致了诸多国家的失败。失败国家的产生和美国关联,但美国对此无能为力。今天的美国已经没有能力、智慧和眼光重新介入中东事务。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正在犯冷战后最重大的战略错误,即把战略转移到本来稳定和平的亚洲来对付中国的崛起。美国会有足够的力量把这个地区搞乱,而没有能力来保障这个区域的和平和稳定。 在国际层面,这两件事情又会对世界历史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从短中期来说,中东会继续输出“混乱”。中东原有政体的解体已经导致了无政府状态,涌向欧洲的难民潮便是中东政权解体的产物。更为严重的是,宗教激进主义找到了巨大的空间。穆斯林激进主义不仅发生在中东失败国家,也发生在治理比较好的国家,例如土耳其。土耳其总理不仅容许而且鼓励激进宗教力量。从长远来看,激进宗教主义的后果不堪设想。没有人会相信,中东在可见的未来会建立起一套新的治理秩序。即使中东又恢复了秩序,但中东国家之间的争霸竞争也难以避免,争霸竞争所产生的情况甚至比失败国家更严重。欧土关系会继续恶化 长期来说,可以再思考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政治学家亨廷顿生前所提出的“文明冲突”的论题。如果土耳其或者其他政教合一政体形成和崛起,一个结合了宗教民族主义、宗教激进主义、大众民主、现代化的军队等要素的国家,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如同奥斯曼帝国所展示过的,临近的中国新疆、中亚、俄罗斯、印度都会受到巨大的冲击。不过,首先沦陷的应当会是欧洲。今天的欧洲已经经历着内生的激进宗教力量的挑战,法国和德国频繁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只是其中一个挑战。如果欧洲不能成功把近年进入欧洲的数百万中东难民融入社会,这个庞大群体所构成的挑战会是难以想象的。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欧洲和土耳其的关系会继续恶化。随着土耳其“帝国”的再生和发展,宗教力量或许会变得更具有控制性甚至温和性,但这改变不了其扩张性质,面向欧洲的宗教力量会发展得更迅速有效。 今天美国把自己造成的中东之乱的恶果转移给了欧洲。美国自己会发生什么呢?特朗普尽管政治上不正确,但他说出了诸多真理。他所说的非法移民、宗教激进主义、过度的全球化、普通人的生活等等,都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问题。如果欧洲“沦陷”,美国的基本选择有二。或者美国再次实行孤立主义,把自己相对地“孤立”于外在世界的麻烦。就如特朗普所说,美国要限制穆斯林人口和其他非法移民进入美国,限制过度的全球化,也就是限制资本等等。或者美国变得更加全球主义,不惜代价再次走向中东,不惜和穆斯林激进主义发生大规模的“文明”冲突。 主导今日世界的是自由主义历史观。自由主义是一种进步的力量,近代以来的确改变了世界。可是事物并非如自由主义所设想的那样单线发展,文明更非像自由主义所想象的那样日渐进步。自由主义历史观因为理想而变得天真,因为天真而变得简单甚至愚昧,到今天不仅很难解释正在发生的历史,更是误导历史。无论是土耳其还是美国的变化,或者其他重大的变化,都意味着人类已经面临一种新的历史。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准备。文章选自联合早报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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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如何避免亚洲“中东化”2016年8月8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菲律宾针对中国的南中国海仲裁案及其结果,提出了一个相当具有现实性的问题,即亚洲是否会“中东化”?这里的问题更在于域外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作用。 中东化就是中东乱局,包括内部秩序和区域秩序两个方面。近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强势介入中东事务,二战之后的中东秩序就是美国和西方主导下所确立的。冷战结束后,美国便主导了中东秩序。中东国家的内部秩序和区域秩序缺乏自主性,高度依赖外来力量。一旦美国开始衰落,中东的秩序便跟着动摇起来。今天,即使美国对中东怀有良好的政治愿望,其能力已经大不如前。并且,美国在很多时候都是“好心做坏事”,导致只有破坏,没有建设。 美国在“九一一事件”之后开始反恐怖主义战争,希望通过“大中东计划”,在中东推行美国式民主。但现实是,美国根本建立不了最基本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在最低限度上保障人民的正常生活,乃至生命。中东原有政体的解体,导致了无政府状态,涌向欧洲的难民潮便是中东政权解体的产物。更为严重的是,在原先政权解体之后,宗教激进主义找到了巨大的空间。 穆斯林激进主义不仅发生在中东失败国家,也发生在治理比较好的国家,例如土耳其。土耳其总统不仅容许而且鼓励激进宗教力量。但对美国来说,只要政权是用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便加以容许甚至支持。从长远来看,激进宗教主义的后果不堪设想。没有人会相信,中东可以在可见的未来建立起一套新的治理秩序。 中东乱局说明了,如果秩序(无论是国内秩序还是区域秩序)缺乏自主性,就毫无保障。外在的力量不是牢靠的利益相关者,一旦利益相关程度下降,它便会离开,留下烂摊子。当美国在中东具有巨大利益时,会拼命干预中东事务,但一旦这个地区的“收益”小于其“成本”,美国便要脱身,这个地区的秩序突然失去了依靠,乱局变得不可避免。 为什么说亚洲也面临“中东化”的可能性呢?域外力量(或者外力)的作用主要包括大国政治化和国际化。大国政治化指的是域外两大力量即美国和日本(或者美日联盟)的介入。至今美国和日本最为积极;并且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使得人们相信,这两国一直是这个案子背后的操盘手。 “外力”倒并不是说,美日在本区域没有任何利益,而是说它们不是本区域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美日在本区域的情形和美国在中东的情形类似:这两国深度卷入本区域,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但如果这个区域变成了乱局,却不会对这两国产生致命的影响。 南中国海问题两个发展方向 “国际化”指的是菲律宾(主动的或者受美日的支持)单方面地向常设国际仲裁庭起诉中国。仲裁法庭具有高度的商业性,即受雇于菲律宾,服务于菲律宾。中国有充分的理由质疑。这种形式的国际化就产生了无穷的问题。首先是判决会受商业利益的影响。其次,法官本身的政治或者意识形态倾向容易影响判决。其三,法官需要有充分的知识来了解情况,而非仅凭借菲律宾所提供的信息。南中国海这样高度复杂的案例,对这些法官来说无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实际上,在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判决中,人们不难看到,人们理想中的法治(rule of law)已经演变成律师主宰(rule of lawyer) 或法官主宰(rule of judge)。从判太平岛是“礁”而非“岛”的案例中,人们也可以看出,这些法官也有可能引入非常激进的思想,为本区域的失序提供“法理”的基础。 判决完全否定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历史权利。中国从一开始就采取“不参与、不接受”的原则。当然,中国的行为并非特殊,其他大国也经常不接受类似的判决。判决很难在实质层面改变南中国海问题的现状。尽管如此,南中国海问题有可能向两个方向发展。 其一,南中国海问题有可能继续朝着冲突的方向发展。美、日等国一直在重复强调中国要接受判决。菲律宾和越南等声索国的表述尽管不那么直接,但也是希望中国接受。其他一些非声索国因为担心和恐惧中国的崛起,也是希望中国接受。同时,越南等其他声索国家的下一步选择很重要,如果它们认为也可以通过仲裁为自己求得利益,就会仿照菲律宾去做。再者,即使这些国家愿意回归到和中国的双边谈判,美、日也会千方百计地纵容和鼓励这些国家找中国的麻烦。如果这样,南中国海问题就会继续恶化下去,直至发生冲突。 其二,南中国海问题也有可能朝着和平与合作的方向发展。现在仲裁案已经过去,各国回归一个新的、更高层次的原点。各方都意识到所谓的法律并不是有效的解决方法之后,回归到通过政治和外交的途径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 对积极的方向,各方需要争取,但不能对此抱有幻想。南中国海问题已经演变成高度国际化和大国化的问题,有关大国并不会轻易放弃已经为中国制造出来的“麻烦”(即仲裁庭作出的不利于中国的判决)来对中国施加压力。不仅菲律宾本身要利用判决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即使菲律宾总统有很强的意愿和中国改善关系,实际结果也会很有限,因为美国可以通过很多方法,对菲律宾施加莫大的压力,避免其“走近”中国。 如果往冲突的方向发展,本区域陷入中东陷阱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如何避免?如前文所说,很难要求美、日等域外大国做有助于本区域稳定的事情,而是要依靠本区域的主要角色,即中国、亚细安、其他声索国的努力。 中国的角色最为关键,因为中国是本区域的大国,也最具有能力来保障本区域的秩序。中国最早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没有引出其他国家的积极回应。越南和菲律宾等国远早于中国造岛,中国造岛只是对其它国家行为的反应。现在,中国已经改变了从前被动的角色,可以利用已经造好的岛礁为其他国家提供服务,包括航行安全灯塔建设、避风港、紧急救助、海上搜救等等。中国也可以再次提出“共同开发”方案,和其他国家进行渔业协定谈判、海底生态环境保护、海洋资源保护和共同开发等项目。 中国有能力分化亚细安 对亚细安来说,再也没有比独立的外交政策、保持中立性更为重要的事情了。一旦选边,无论是选择美国还是中国,亚细安的分裂就会变得不可避免。亚细安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比较松散的协会。这种松散性既保证了亚细安的生命力,也表现了亚细安的弱点,即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御强大的外力。尽管中国理解亚细安和美国紧密的战略关系,但不可能容许一个整合而针对中国的亚细安。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有足够的能力来促成亚细安的“分化”。美国所认为的中国会“自我孤立”只是臆想。中国如果像美国那样依靠其经济实力来寻找朋友(例如通过建立类似美国的“战略性贸易集团”),所能寻得的朋友并不会比美国少。再者,中国并没有要求亚细安倾向中国,但亚细安的中立则是中国所希望的。亚细安的区域组织建设如果缺乏自主性,依靠美国来“强化”自身,长远并不符合亚细安的利益。正如中东区域所表明的,缺少自主性而依靠外来力量的秩序永远不会牢靠。亚细安的自主性决定了其可持续性。 其他声索国的独立性立场和外交政策也同样重要。因为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一些国家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幻想,这当然和这些国家的一些领导人本身的亲美立场相关。如果从中东的情形来说,可以确定美国绝对不会为了亚细安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而和中国进行一场公开的战争。这是由今天的国际关系格局所决定的。 中美双边关系尽管有矛盾,但仍然在发展和深化。今天的中美关系并非是冷战时代的美苏关系,美苏关系除了核对峙之外并没有其他实质性的关系,但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演变成“中美国”的关系,至少在经济上如此。在国际层面,中美有太多的重大事情需要合作,包括核不扩散、气候环境等等。美国的最大利益仍然是不失去中国,一旦失去中国,美国就只剩下半个世界的“霸主”。 如果考虑到这种情况,个别声索国要减少甚至放弃对美国的幻想并不难。即使美国真的具有为了亚细安一些国家的利益而战的“利他心”,其能力也是令人怀疑的。美国在中东和其他地区所制造的乱局便是证据。 更为重要的是,美、日和一些亚细安国家所构建的“中国以大欺小”“强权即公理”的话语,实际上是美国和西方而不是中国的逻辑。当中国和越南通过政治和外交谈判,解决陆地边界划分和北部湾海上界限时,越南不仅没有吃亏,而且获得了不少好处。事实会证明,像菲律宾那样诉诸于大国政治化或者“国际法律化“的途径,试图迫使中国屈服,不仅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会损害其国家利益。 围绕着仲裁案的游戏刚刚开始,各方都在思考着下一步如何走的问题,相信判决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对本区域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本区域的秩序到底往哪个方向发展?是维持昔日的稳定还是被“中东化”,人们当拭目以待。文章选自《联合早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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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与全球化困境下的G202016年8月8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G20(二十国峰会)杭州峰会即将召开。在目前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展现大国崛起和大国应当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机会。不过,要主办一次成功的会议,中国也面临巨大的挑战。 今天国际经济的总体局势可以用一个字面的变化来说明:曾经是西方(尤其是美国)软力量核心的“自由贸易”,已经变成一个肮脏的词汇。 最近一轮的全球化主要是从1980年代的英美国家开始,由英国的撒切尔和美国的里根革命促动,通过贸易投资自由化推动了世界性的经济发展。中国也在当时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不仅参与了全球化的进程,而且是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如果19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没有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的积极参与,它很难叫做全球化。同时,如同其他很多国家,中国本身也从这一波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迅猛增长,在很多年里实现了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 但是,这一波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在促成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和各国内部带来了诸多非常严峻的问题。在国际层面,国家间各种政策协调远远跟不上全球化的进程,导致了两次危机,即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G20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是围绕着这两次重大危机展开的。 就各国内部来说,两个主要的因素即全球化和技术变化,在世界范围内,导致了收入差异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不公平,绝少数富人越来越富,而中产阶级则越来越小。这种现象在西方被称为“富豪经济”。今天,很多国家金融经济和互联网经济崛起,而金融和互联网的结合更是赋权资本。在人类历史上,人们从来没有感受到过资本像今天那样的巨大能量。 国际治理和各国内部治理的双重危机,导致了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崛起。美国的特朗普主义被视为是美国民粹主义的崛起。不过,特朗普现象并非美国的特有现象,而是今天世界的普遍现象。在发达的西方,右派和左派的民粹主义勃兴,包括美国的特朗普、英国脱欧、法国国民阵线、右派的德国新选择党等都是这种现象的产物。在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也都存在着民粹主义,只是没有得到西方媒体的关注罢了。 今天,民粹主义流行于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社会还是不发达社会,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各国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有没有民粹主义,而在于其政治人物有没有去鼓动民粹主义,政府有没有能力来控制民粹主义。一些国家有能力控制,一些国家用民主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另一些国家则通过暴力的社会运动表达出来。 民粹主义酿成国际问题 表现在世界经济方面,1980年代以来的很长时间里,各国都大力提倡自由贸易,自由贸易也是西方最具有吸引力的软力量;但是现在的西方,谁提自由贸易谁就会受到攻击。越来越多的西方政治人物开始标榜自己是反自由贸易的,因为能够得到老百姓的支持。1980年代全球化以后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本来就是因为各国内部体制跟不上外部环境变化、内部改革不到位的产物;但现在已经变成了各国内部民粹主义、外部贸易保护主义的基础。 从世界历史来看,民粹主义崛起不仅是内部的问题,如果管控不好还会演变成严峻的国际问题。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经历了快速的自由贸易的发展,但内部也同时出现了社会不公等问题,当时出现的社会主义运动跟当时的民粹主义也是有关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国内的民粹主义,又导致了地缘政治的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两次世界大战。同样,这次民粹主义的崛起,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制造严峻的国际局势。今天,在内部民粹主义崛起的同时,世界也正在经历着地缘政治的大变迁。各文明、各国家变得越来越自私,国家间的行为缺乏协调,互相抱怨,甚至互相憎恨。无论是中东乱局、欧洲难民潮、朝鲜核危机、南中国海主权之争,无一不体现地缘政治的崛起,充满着不安全。 在这种局势下,作为G20的主办国,中国应当具有怎样的立场和政策呢?在世界性民粹主义高涨的情况下,中国本身的国际经济环境也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中国的外部环境越来越不好。欧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与其说是因为中国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因为欧洲民粹主义的崛起,使得欧洲国家更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再者,中国也面临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利用朝鲜核武器、东海和南中国海主权纠纷等问题,在中国周边向中国施加着巨大的外部压力。面对巨大的外在压力,中国本身内部的民粹主义也正在变得非常强烈。 因此,中国首先必须逃避世界地缘政治之争的陷阱。今天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最大不确定性的,甚至不是经济本身,而是地缘政治的回归。地缘政治和安全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关切。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责任利用这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有效消除地缘政治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促成人们的关切从地缘政治转移到商贸合作和发展。南中国海仲裁案之后,中国至少在和亚细安之间的关系上,已经阻止了形势的恶化,扭转了地缘政治之争的局面,开始转向经贸合作。各国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是国际社会和各国的最大安全保障。世界经济或者各个经济体出现了重大问题,世界会变得更不安全。 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 中国应当明确强调国际经济不应当受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中国应当向国际社会强调,不能让民族主义泛滥。从历史经验来看,民族主义往往是小国的武器,不应是大国提倡的;一旦民族主义在大国盛行起来,小国就非常害怕。当然,小国更不应该搞民族主义。搞民族主义的小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富裕得起来。朝鲜就是非常好的例子。世界上能够富裕起来的国家,不管是小国还是大国,都是开放的国家。国家越开放,发展的机会就越多,就越容易发展起来。 中国也应当强调自己要通过进一步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来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内部问题要通过内部体制的改革来解决,而不应当把它演变成民粹主义。对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要通过更加的对外开放的方式来化解,而不应当演变成民族主义,避免国家间的冲突,甚至是战争。 中国更可以大力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已经成为也会继续会是全球化最主要的推动力。西方世界到现在为止,在推动全球化进程方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现在西方经济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开始搞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即使只有5%至6%的经济增长,也会成为强劲的全球化主力。在中国经济越来越开放的条件下,全球化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是世界现行自由贸易体制的维持者和改进者。中国基本上已经通过内部改革和世界自由贸易体制接轨,并在现行体制内部扮演着重要角色。西方过去一直扛着“自由贸易”的大旗,现在没有能力再扛下去了,中国要接过这面大旗。“自由贸易”同样可以成为中国的软力量。 进而,中国也需要理解、包容和接受新的规则。尽管美国试图在制订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并且在一些方面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利益甚至是针对中国的,但中国也是抱着理解和开放的态度。只要是贸易规则,必然具有普遍性。这些普遍规则即使不符合甚至损害中国眼前的利益,长远也是可以符合和增进中国的未来利益的。并且,中国可以把新的规则转型成为改革内部体制的动力,就如中国为了加入WTO而进行的体制改革那样。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还要做加法。中国会在不长的时间内,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并且随着消费社会建设,中国内部市场对于西方(和整个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甚。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更可以在现存国际贸易规则之上,再加新规则或者修改老规则。美国总是强调写规则的重要性,并把和中国的竞争界定为书写规则的竞争。不过,现实地说,写好的规则必须得到执行和遵守。如果美国的经济体量不再重要,就很难执行其所写的规则。对中国来说,经济总量的增大不仅为中国提供了写新规则的机会,更是造就着中国执行规则的能力。 作为一个重要的全球经济合作论坛,G20的使命不仅是要沟通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政策协调,防止类似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演,也肩负推动可持续的国际经济发展,和实现国际发展的公正性的责任。今天的G20在所有这些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这次峰会能够在反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促进世界自由贸易和推进全球化方面取得共识,对中国和世界都是极为有利的,就会是具有里程碑式的会议,并且也会向世界证明,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在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和繁荣过程中的作用。文章选自《联合早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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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莫道明、黄精洋: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的路线2016年8月2日
智库在公共政策中所肩负的角色是特定的政治制度的产物。通过比较西方政治外部多元主义和中国政治内部多元主义制度,我们可以明确,中国未来智库建设之路不能完全跟随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道路。 首先,新型智库建设走的不是“反对派”路线,智库的主要目标是帮助政府和社会改善特定领域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效能,其工作的重心是提供基于实证政策研究而提出的政策备选方案,对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科学化的评估,帮助纠正政策在执行层面出现的偏差。在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各种类型的体制内的智库的角色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即使是民间智库也不会挑战现有政权,更不会成为政治反对的力量。这不仅仅是因为不被容许,而是政府主动去建设民间智库,其中的目标就是为了消除那些挑战政府的力量,包括反对派。民间智库远离权力中心,而接近社会,理解社会现实,它们更能为权力中心提供有效治理社会的方案。或者说,较之体制内智库,民间智库具有较高程度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它们可以“独立”地以自己的专业主义来完成政策研究,而这种“独立性”则是保障民间智库优于体制内智库。同时,这也说明了民间智库不可盲目地和体制内智库进行竞争,因为体制决定了民间智库不可能获取体制内智库能够获取的资源、管道等。如果民间智库简单追求体制内智库所追求的目标,那么就很难有成就。反之,如果民间智库能够充分利用自身独立和专业主义的优势,那么就可以生产出体制内智库所不能生产的知识产品,从而对政策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其次,新型智库建设不能走“完全市场化路线”。一旦将智库完全推向市场和社会,由市场和社会提供资金来源,智库很容易像美国发生的情景一样被强势利益集团所俘获,成为政策游说的工具。西方的确存在着一个思想市场,理论上说,这个市场对谁都平等。但正如经济市场上不同的经济角色不可能得到平等的地位一样,在思想市场上各个智库也不可能有平等的地位。并且在经济市场上,西方确立了诸如“反垄断法”那样的减少不平等的机制,但是在思想市场上不存在任何这样的机制。西方的思想市场基本上仍然是一个资本主导的市场,强势资本决定了智库生存和发展的命运。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思想内部市场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来主导,具有自主性的政府可以根据其政策需要的考量来筛选内部思想市场上的产品,而不受一个或者几个特殊利益集团的挟持。 再次,新型智库建设也不能走旧的“依附型路线”。即智库的发展仅依靠一个个围绕在特定领导人周围的智囊获取资源,甚至沦为政治的宣传机器或领导决策的传声筒。中国要有属于自己新型智库建设的路线图,这就是如何在一党主导下的内部思想市场中保证各个智库机构能够自主独立地展开政策研究,并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下在政策过程中展开竞争。这就要求在新型智库和党政机构之间确立边界,适当把政策研究和决策分离开来。这不仅仅是为了智库的相对自主性(至少对高校、党校和社科院系统智库而言)或者独立性(对民间智库而言),而且也是为了决策的科学性。同时,要通过制度设计使智库成为架接学术研究、政策实务和社会关切的桥梁,成长为开放的一党主导制度中连接国家和社会间重要的政治关联力量。客观地说,很少有智库可以自称为中立的,因为所有智库都必须受制于其所处的政治制度,但智库是可以实现独立的价值的,即研究人员在免受外在力量干预的情况下以专业知识完成政策研究任务,供决策者参考。 中国共产党要在不断制度化与其外部利益的关系的过程中来实现领导权,但这种领导权的确立过程也可能脱离整合各方政治社会力量利益的趋向,转为侧重于制造各方对政治权力的单向面服从。在不改变现行智库的组织结构的情况下,政府通过加大公共财政推动智库建设运动,是否真的能提高公共政策研究的质量,进而提高公共机构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还是说进一步使得研究者更加依附于党政机构,服从决策者的政治指示或政策预期,值得进一步观察。 新型智库的建设主张可以说是对当前过于封闭过度重视官僚系统利益的决策体制的回应,通过发展智库尤其是民间智库这一新的社会组织,撬动中国知识生产和决策体制的改革。无疑,这也从属于中国总体政治改革的一部分。在作者看来,中国政治改革包括三个方向,持续地开放、更多元的竞争和更广泛公共参与。这三个方向同样适用于中国新型智库建设。如前所述,自由市场路线的美国智库发展经验很难全盘适用于中国,而更重视多元利益比例代表的协调型国家的经验,如欧洲的德国和亚洲的新加坡等地的经验更值得借鉴。德国和新加坡智库的资金来源也大都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财政占主导作用的好处是在于避免智库被特定利益集团笼络和挟持。但是,为了防止政治和官僚权力对智库研究的过度干预,这些国家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规定了公共机构和智库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可见,中国要保证智库建设中智库研究的独立价值,在制度化的过程,要将财政拨付和项目委托中出现的契约关系设计成政府和智库间相对对等规约条文,避免智库成为现时单方面智库建设政策的执行者,成为政府资源俘获的对象。智库很难中立,中国的智库必然倾向于站在中国的立场,为这个国家的政府提供服务,但同时他们也有权利要求政府公开数据和了解政府内部实际运作状况,更有不依照官僚理念改变研究主张的独立性。这就要求设置能够保证智库进行独立研究的制度机制,即在政治和智库之间确定一定的边界;在政策决策体制中,将政策研究、决策和执行分开,并尽可能地在研究领域尽最大的努力,吸纳各方面意见。在智库内部治理上,要对过度官僚化的管理制度进行修正,通过引入理事会、同行评价、利益相关者评价制度,通过引入人才市场机制打破研究人员终身制等来保证智库的运作效率。 中国的智库受制度和历史的塑造,组织形式有机关部门、事业单位、高校系所和非营利部门,并且因它们组织制度的差异,它们在研究取向上也有不同侧重。若要实现不同系统的智库能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与竞合,就要尽量弥合不同类型智库间的信息鸿沟,打破学科藩篱和组织系统间界限,实现跨学科和跨部门间的合作。 智库建设更重要的是要打破国家对信息的垄断和官僚部门间的信息壁垒,使智库能对真实的政策过程有更深度的介入,通过开放更多的政策表达渠道实现政策观点的竞争。通过开放官员和智库研究者的双向“旋转门”实现事务界和知识界的交流,将技术官僚旋转到智库担任职务从事相关专业研究,作为选贤任能制度其中一个考察条件。 中国智库建设要利用国家能够超然于任何一个既得利益的制度优势,国家智库建设投入需要兼顾支持弱势群体的研究,保证多元的利益声音不以其能力的强弱都能反映在政策研究中。只有在政治过程和政策过程充分公开的环境下,不同智库的研究才有可能兼顾官僚部门、政策目标群体和相关方、社会大众和专家等行动者的利益和理念,通过这种途径生产出来的知识产品才能真正促成思想市场,服务政策决策。中国通过产品市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了经济腾飞,现在也需要建立起思想市场的混合所有制来促成可持续的国家和社会繁荣。 --摘自郑永年《内部多元主义与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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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法律手段解决不了南海问题2016年7月25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法律手段不能解决南海问题,只有各国回到政治谈判的原点才是正道。 2016年7月18日,南海问题与区域合作发展高端智库国际研讨会在新加坡举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会上作了主旨发言,他在发言中就所谓的南海冲裁案表示,南海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法律问题。郑永年同时指出,南海问题是当代地缘政治变动的产物,中美之间不会就此发生大规模冲突,中国也有能力来稳定大局。 南中国海是个政治问题 郑永年认为,南中国海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过去经验显示,在涉及国家没有政治意愿的情况下,法律无法有效解决国际争端,很多政治协议最终都通过谈判方式达成共识。而且,南中国海争端历史久远,难以通过当代国际法律解决,多年复杂的地缘政治对法官也是巨大挑战。 他说,“以前是11段线,那两段为什么去掉?中国不是因为越南诉诸法律而去掉两段,是因为当时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而去掉的。”他因此也认为,大国欺负小国的说法不成立。 郑永年将南中国海问题形容为“当代地缘政治变动的产物”,主要源于三大因素:一、美国的相对衰弱。二、日本的国家正常化。三、中国的崛起。 郑永年分析认为,中国跟菲律宾两个政府之间有很多的政治性协议,大家希望通过双边的政治谈判来解决问题。菲律宾仲裁案开始以后,很多国际法律问题专家、律师都简单地把这个问题看成是一个法律问题,但从国际关系的经验来看,法律从来没有有效地解决过国际争端。南海问题是几千年的老问题,一个当代的国际法律不可能解决那么古老的问题。如果连太平岛都不是岛的话,郑永年说,“不仅南海的地图,世界地图很多的地方都要重新规划。” 南中国海仲裁案的裁决并不能改变任何现实,当下情况是回到一个“较新、较高的原点”。他认为,中国经过这几年的岛礁建设之后已掌握主动权,应该重新回到邓小平当年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路径。 他过后接受媒体访问时也乐观评估,仲裁案将对中国与亚细安的整体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因为各国对南中国海问题的意识已大为提高,将把南中国海议题当做重要的政策议程来处理。 美国并不是南海问题主导者 有些国家依赖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但是美国并没有为了别国利益与人开战的先例。所以美中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一名菲律宾记者要求郑教授对此作出具体解释,郑教授回答说:“尽管中美之间有分歧,但是大家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中美关系与之前的美苏关系完全不同。美苏关系除了核武器互相瞄准之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只有对抗。但是中美之间是完全不同的。目前在国际上中美关系也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一直讲,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中美是现在世界上的两大支柱,任何一方倒塌了,世界都会随之崩溃。这是其他任何双边关系都替代不了的。所以美国不可能失去中国,这是美国最大、最重要的国家利益。” 郑永年教授通过记者呼吁菲律宾尽快摆脱过去一味依赖美国的状况,要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无论是越南还是菲律宾,甚至整个亚洲都应该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要有独自的政策,他们不应该依赖美国或者日本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因为这些域外势力都是不需要对本地区出现的问题负责的。而只有在本区域的中国人、越南人、菲律宾人才是这一地区的主人,美国和日本不是,他们只是会搅乱局势然后离开。没有人应该让美国人留下,看看今天的中东地区吧。” 郑永年分析,航行自由不仅是美国的利益,更是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南海不仅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南海是中国的生命线。日本有很大的野心来干预南海问题,但是郑永年认为,中国也完全有能力遏制住日本,中国跟俄罗斯会共同对日本施加一些压力。郑永年说,仲裁案实际上并不能改变任何东西,经过这几年的岛礁建设中国已经占据了主动地位,重新回到邓小平先生提出来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道路上去是非常有意义的。 他认为,如果美国能够保持中立,它可以在中国和亚细安国家之间扮演很好的角色,但相反的,美国通过加强与同盟合作重返亚洲,失去很好的调整机会。同个时候,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随中国的崛起而增强,在社交网络时代,中国不可能完全不进行岛礁建设。 但他也乐观判断,南中国海未来大致稳定,因为中国有能力避免大规模冲突,不让南中国海变成另一个中东,他也坚信中国及美国不会因为南中国海议题而动武。 “谁跟谁打?中美不会因为南海而发生大规模战争,两国双边关系非常深厚,经济上紧密相连。中国和美国也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美国所强调的航行自由也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85%以上的贸易通过南海。” 郑永年认为,经过这几年的岛礁建设,中国已经占据主动地位,应回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道路。他呼吁,中国把南中国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例如提供区域公共服务、开展渔业协定谈判、共同保护海洋环境等。文章选自国际在线、央广网,2016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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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不建立有效的知识体系,创新就是空谈2016年7月21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无论从内部世界还是外部世界来看,中国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的现状令人担忧。从内部来看,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知识精英无能解释自己的社会,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知识界并没有努力来建设自己的知识体系,或者自己的社会科学,而是拼命地使用外在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结果往往是曲解。也很自然,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意识形态是内部统治的软力量,缺失了有效的意识形态,中国的统治成本在迅速提高。 就外部世界来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人们对中国抱有越来越巨大的不确定性。其中,对中国的误解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从前,外界对中国的误解多半是因为中国的封闭。但现在搞改革开放已经数十年,中国已经相当开放。当然,中国体制运作很多方面仍然很不透明,这种不透明在继续阻碍着世界对中国的客观认识。透明度越高,越能帮助外国人理解中国。中国在这方面的确还有很多的空间需要改进。 识体系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国际“软空间”非常狭小 但是,透明度提高并不能帮助中国本身产生自己的知识体系。现实的情况是,知识体系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国际“软空间”非常狭小,和中国所拥有的硬实力(如经济力量)毫不相称。中国的决策者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年来,在很多方面下手,很抓中国的“软力量”建设。孔子学院和媒体“走出去”是其中两个显著的例子。不难理解有关方面的这种努力,同时这个方向也是对的。中国不仅自己要了解外在世界,而且也需要外在世界了解自己。不过,情况不容客观。从总体上看,中西方之间的误解不仅没有在减少,反而是在越来越深。无论是孔子学院还是媒体“走出去”,都具有工具性,即中国所说的“外宣”。不过,外宣方面往往是空洞无物,这种情况是尽人皆知的。“外宣”在很多时候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当然,这个责任也并不再外宣部门。在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情况下,中国不可避免要面临一个“对外宣传什么?”的问题,而知识体系的创造责任并不在外宣部门。如同内部统治,如果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空间”继续收缩,那么其对外交往的成本会继续提高。 “软空间”缺失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中国缺失一个可以说明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当代的最优实践,但没有知识体系来解释。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似乎永远在外国人手中。 没有知识体系的一个严重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 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这是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一种困境。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经济学家们意识到了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社会学家们意识到了西方社会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社会实践,政治学者们发现了西方政治学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但是在实践上怎样呢?他们不是努力去发展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结果呢?大家越说越糊涂,越解释越不清楚。当然,也有一些人想关起门来,搞知识层面的“自主创新”。其结果也只是自说自画,说一些除了自己之外谁也听不懂的东西。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思维和想的“被殖民”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国家被西方所产生的新形式的国家所打败。遭受连续的失败之后,中国的精英们开始向西方学习,即所谓的向“西方寻求真理”。西方就是真理,就是科学,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学习西方,便是政治上的正确。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并没有大的分歧,他们的分歧在于向哪一个西方学习,或者象西方的哪一个方面学习。总体上说,自由派学欧美,左派学苏俄。很显然,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的产物。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有类似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意识运动,但这里主体还是西方,而不是中国。视西方为真理,为科学,那么非西方的包括中国本身的就是“非真理”,“非科学”了。长期以来,知识界那些追求“非西方”的知识的努力被视为是政治上的“不正确”。 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改变这种趋向,反而变本加厉。无论左右派,都想把一些西方的教条道德化。左派主张公平正义,自由派主张自由民主。不管他们的思想有如何的对立,都是从西方进口,在中国的知识市场上竞争。这类似于在经济领域,中国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创新,而是基于西方技术之上的各种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竞争一样。所不同的是,知识界往往能够站到更高的高度,把一些西方的概念提高到价值观层面,这样就可以毫无止境地“妖魔化”其它一些价值,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只知道、也只会用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来评判中国的实践,而不是经验地研究中国实践。很多人像是被西方的知识体系洗了脑一般,非常满足于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掌握了几个西方概念就老是觉得掌握了真理。真理在手,就高人一等。用西方概念来训斥人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职业。 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 但在中国,知识分子人人都想充当公共知识分子,都想改造世界。他们没有能力来解释世界,却有高度的自信来改造世界。结果呢?越改造,这个世界就越糟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的问题和很多的政策失误,决策者要负责,但提供知识体系的知识界也有一份很大的责任。 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变得强大。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是随着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而开始强大的。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是基于自身的实践之上。正因为如此,其有能力解释自身,有能力聚合各种力量。实践是开放的,知识体系也是开放的,这就决定了基于实践之上的知识体系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则表现为强大的软力量。 人们所看到的近现代知识体系由西方产生和崛起。社会科学中的“西方中心论”成为必然。“西方中心论”说明了近现代知识体系起源于西方这个事实,其本身并没有错。当人们说“社会科学”时,这里的主体是社会,而科学只是认识这一主体的工具。同样产生于西方的科学方法帮助了西方人确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然后,西方学者也开始用他们的知识体系来解释其它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文化、习惯等因素都会影响西方学者对其它社会的看法。 不能过分谴责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偏见,主要的责任在于中国知识界本身。解释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他人的责任。不过,很显然,只要中国的知识界生存在思维和思想的“被殖民”状态下,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知识体系。要生产和发展这样一种知识体系,首先要意识到“被殖民”这一点,然后,再努力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现代中国的大转型并没有造就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应当是中国知识界的羞耻。也很显然,在能够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中国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单纯的GDP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更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可持续发展也会受到制约。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可以应用,但不会创新。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一旦涉及到创新,人们在中国看到的最多的是山寨文化,山寨概念和山寨理论。抄袭知识、复制知识,做大量毫无附加值的知识复制是中国知识界的大趋势。这和中国制造业的情况没有任何差别。实际上,知识和知识的实践(制造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体系,才会拥有真正的原始创造力。 要摆脱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政治是关键 “被殖民”状态本来就是政治的产物,也必须通过政治而得到解放。中国传统上就没有知识创新的能力。中国数千年所拥有的只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即一种依附于王权的知识体系。秦朝统一中国之前,中国产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确立了中国的思想体系。但是,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思想体系很快就演变成为王权依附体系。数千年里,只有当王朝解体的时候,或者当皇朝控制不了社会的时候,才会导致一些新思维和新思想的出现。而在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来,王权依附就演变成为西方知识依附,知识体系的本质并没有什么变化。无论是哪一种依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维持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而对统治者来说,相比之下,前一种依附要比后一种更有效。前者毕竟还是基于自身政治实践的知识体系,尽管保守,但为社会所接受,因此能够实现有效的软性统治。而后者呢,作为一种外来的知识体系,既不能解释现实,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因此在实现统治过程中反而扮演着负面的角色。这也就是当代中国的统治权表现得越来越刚性的主要根源。 很显然,要创造知识体系,创造者就必须摆脱政治因素的控制,政治控制从思维领域退出变得不可避免。作为当政者,不应当也不可能来有效控制人们思维的空间。当然,这并不排除用法治形式对思想领域进行规制。这一点连自由主义也是承认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自由,那些可以对公共生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的思想领域,必须加以规制。只有规制,才能确立知识的社会责任。传统社会,因为其他的控制较少,意识形态的控制(表现在一种统一的文化和价值)对政治统治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在现代社会,统治者拥有了包括组织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控制机制,就没有再有必要通过思想的控制来实现统治权。 对思想意识的控制也必然体现在行政管理方面,也就是体现在一些具体的机制上。这尤其是知识生产领域,即教育和科研领域。就是说,中国的教育和科研的核心不是知识创新,而是控制。举例来说,如果百分之八十五的收入是基本工资,而百分之十五的收入来自于研究经费或者其它的资源,那么知识创造者就可以不用为生活所担忧,可以凭借自己的兴趣来作思考、来做研究,这样才会有创新。但中国目前的局面是,不到一半的收入来自基本工资,而大部分要来自于申请研究经费等。为了生存,教育者和研究者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来向掌握资金者(往往是政府部门或者政府代理人)申请资金。实际上,即使申请到了基金,他们也要为生活着想,想着如何把基金的一部分转化成为自己个人的消费。而掌管资金的权威和机构并不是为了研究和创新,而是为了控制。政府所掌握的钱越多,可申请的项目也就越多,对教育和研究者的吸引力也就越强。这哪里是研究创新机制,而仅仅是控制机制。对掌管金钱者而言,你要向我申请资金,你就必须听我的,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越听话,你所能得到的钱就越多。当然,你越听话,表明控制就越有效。 中国的科研评审体制又是另一种进口的“殖民”体制 这种体制用来控制和管理人们的思维和思想。不管这个体制的初衷如何,其最终的结果就是思想和思维的被殖民。例如,在这一体制下,现在的专业经济学家大多是技术性工匠,他们不用对中国的经济问题作任何形式的思考,专门找一些有关中国的数据,放入西方提供的技术模子里面,就可以产生研究结果。整个经济界视这样的研究结果为科学,研究者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在中外杂志上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也类似于制造业的“外国技术,中国原料”的生产过程。评审制度的高度制度化必然导致思维、思想殖民状态的高度制度化。当被殖民者主导这个体制的时候,谁也不用想改变这个体制,中国也永远不用想产生自己的经济学家。 一旦当思想成为物质利益的奴隶的时候,思想就不再是思想;一旦当思维被控制的时候,不管是被政治权力所控制,还是被物质利益所控制,那么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创新能力。这里的逻辑就是:国家越富有,统治者掌握的金钱就越多,思想就越贫乏,文明就越衰落。这是中国的现状。今天,在当人们开始讨论起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中国的决策者们是否可以直面这个现状的症结呢?现实是,如果文化体制的改革不能促使中国摆脱这个逻辑,那么创新便是空谈,建设自己的知识体系便是空谈。——摘自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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