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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谈“亚洲价值观”:学习西方不是把自己变成西方2016年4月13日
当今国际舆论认为发展的中国的不确定性很大,中国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中国往哪个方向走? 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近日在京举办的“郑永年‘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再塑意识形态》)交流会”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阐述了他的思考与观点。他认为应把中国共产党放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历程中来回答。从一个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未来,一定不能把中国孤立看,因为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离不开世界。一定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地图里面来看,放到整个世界文明发展来看。中国文明发展的四个阶段 开放、包容、改进的学习文明 文明的角度是什么?郑永年认为,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中国文明发展的第四个阶段。 中国文明第一个阶段是中国文明基本价值形成时期,在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2世纪基本上形成,这个时期形成的背景就是百家争鸣,就是一个中国本土产生的多种思想之间的对话,由对话而产生。 第二时期是公元3世纪到公元10世纪,佛教进来对中国文明产生巨大的冲击。中国文明与佛教之间的冲突不亚于现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击。历史上发生过很多的灭佛事件,表明佛教对我们产生的冲击。佛教时代进入以后,中国刚开始是拒绝,非常怀疑、猜疑,甚至发生暴力冲突,可是以后慢慢就接受了,到了唐朝就到达顶峰。唐朝是国家的一次崛起,很多人说是文明的崛起。 中国第三阶段文明是公元11世纪到19世纪末。宋朝是一个转折点,就是“新儒学”,从二程开始,朱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人物,对中国文明贡献的影响很大,他精通儒学。重新把中国文明转化成为一个主体,把佛教容纳进来,真正吸纳到中国自己的文明里面。一直到王阳明心学,新儒学到了一个顶点。 现在进入第四个阶段,19世纪末西方文明进来,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现在也有150、160年了。 如果从四个阶段的发展来看中国文明以后怎么走呢? 郑永年认为,中国文明是一个学习文明,特点就是开放、包容、改进,不是通过拒绝使自己更强大,而是通过包容使自己更强大。宗教文明很难包容,因为宗教文明的基础就是一神教,具有排他性质。中国文明是包容性的。 中国文明第一个阶段是中国内部各种思想之间的对话,到了韩非子是一个顶点。第二个阶段是在佛教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的对话,但佛教文明是主体地位,中国文明处次要地位。从二程到朱熹到了第三个阶段。中国文明再次成为主体。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应当类似宋朝时代。 我们需要有新的文明整合,不是想着如何排斥西方文明,而应当思考怎么样把西方文明整合到我们的文明里面。“但我自己觉得,从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文明的对话必须像朱熹那个时代一样,中学为主,佛学为次,就是说今天仍然要以中学为主、西学为次。还是要有这个文明自信心。” 郑永年认为,中国下一阶段还是需要根据亚洲价值观的开放性,把西方文明包容进来,把这套价值体现在一套制度上。从政治上说也不复杂,把中国的selection 和西方的election 结合起来就行了。 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它自己的核心价值,西方文明、中国文明、波斯文明,正是因为他们都是人类社会,他们之间也具有共享价值。亚洲价值观是对东方专制主义的回应 吸纳西方为我所用 亚洲价值观是什么?东方的概念是怎么来的?我们如何和西方发生关系的?如何和西方展开交流的?西方怎么回应亚洲价值观? 郑永年认为,梳理亚洲价值观。首先,要清楚“亚洲”这个概念不是我们亚洲自己发明的,是西方给我们的。西方也是一个西方为中心的文明,东方有东方的天下,西方有西方的天下,任何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中心。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已经开始谈论东方了。因为希腊文明东边就是波斯文明,他们就把波斯称为东方,波斯以东的都叫东方。以西方为中心的地理位置的区分分为近东、中东、远东。西方人犯了很多错,他们把整个东方等同成同样一个文明。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以儒家为核心文明与波斯文明是不一样的,他们完全没有区分开来。我认为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现在的中国定位没有任何大的变化。 我们现在讲国家形象。真正把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化和概念化的是三个德国人。第一个是卡尔·马克思,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第二个是马克斯·韦伯,第三个是卡尔·维特佛克,是50年代耶鲁大学的教授。但这三个人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东方专制主义一直延续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 东方专制主义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价值观,亚洲价值观是对东方专制主义的回应。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成功的现代化的国家。日本开始以自己为中心学西方非常成功,但是日本后来犯了致命的错误。日本没有能够正确解释亚洲价值观,而是假装成西方国家,尤其是二战期间走上了西方帝国主义的道路。明治维新把握得很好,后来日本西方做什么,它就学什么。日本的方向错了,日本失败之后,没有人提亚洲价值。1980年代李光耀先生提出亚洲价值观。当时李光耀先生把世界上很多学者都找来了,研究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遭到西方的围攻。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价值观一方面遭到不仅是西方国家的围堵,也遭到亚洲一些开始民主化国家的批评。我自己觉得亚洲价值是存在的,中国变不了西方。 郑永年认为,首先,我们可以把中国模式、中国发展经验放在亚洲价值这样一个背景里来谈。我相信中国模式是亚洲东亚模式的一部分。东亚主要是儒家文化圈,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是儒家文化圈的一步,它们的成功确实跟西方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它们不是拒绝西方,而是像中国文明一样,包容了西方。 把西方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不是把自己变成西方。一变成西方就犯会错误,日本犯了错误,台湾也犯错误。中国的香港以后如果照搬西方也会很麻烦。韩国没有照搬西方,只是政治选举上照搬西方,很多机制都是它们符合自己特点的体制。日本早期的发展没有照搬西方,照搬西方的肯定会失败。尽管日本可以假装西方国家,但实际上变不了西方。台湾的民进党跟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完全跟西方的多党制间的关系不一样。日本民主和西方民主也是不一样。新加坡就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个做法,西方的东西都是作为工具来用,价值还是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还未完全塑造 媒体传播需要强大知识体系 一个综合中西方价值的体制是怎样的?中国那么大怎么搞民主?中国能不能把党的意识形态跟国家意识形态区各有所侧重? 郑永年认为,中国当务之急要树立国家意识形态。 国家意识形态内容是什么?既要有中国的传统资源,还需要全球化背景下面向未来的传统。复兴国学、传统儒学,都不够。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意识形态本身就需要重造。我们现在的国家意识形态很简单。我们的核心价值观需要两种,一种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一种是共享的价值观。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要跟其他国家有共享的价值观。任何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都由这两部分组成。中国以前就是这样,“三教合一”,中国的文明是学习文明,包容其他文明好的东西,今天也是这样,也是要有开放的态度。 世界上最长的两个体制是什么体制,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西方的。公务员体制,西方是学我们的。以自己为主,把其它的西方文明包容进来,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意识形态不光是说说的,一定要表现在各种体制政策上。 “在经济意义上,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有经济主权。资本、政治、社会这三者之间严重失衡,西方现在发生的就是这样。”在郑永年看来,现在的危机是这样的,因为资本全球化,资本总是可以找到适合其发展的地方。法国总统一上来说要多征富人的税,富人就都跑到伦敦去了。中国的企业家、资本照样会跑出去,道理也是一样的。 下一阶段怎么通过共享价值和核心价值的结合,塑造成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呢?我们还是找现在已经有的东西把它们作为核心价值,不要找没有的东西;没有的东西,没人相信,只能制造一些困惑。 郑永年说,塑造中国价值有三个传统,有几千年的大传统、近代以来的中传统、改革以来的小传统,加上全球化。知识分子应该有知识的担当,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它的知识体系。 怎么塑造软实力?郑永年认为,我们要塑造中国的软力量,就必须在讲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讲印度的故事、西方的故事,光讲中国的故事就永远没有中国的故事。 现在西方的媒体很强大,但媒体只是一个技术和形式的东西。西方媒体强大是因为它背后有一套知识体系,媒体只是把这个体系传播出来。西方媒体的强不是传播技术的强,是它后面知识体系的强。我们现在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从经验上说,我们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人做。我们要有担当,把这件大事情做起来,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崛起。(人民网记者常红根据郑永年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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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对中国经济基本面有信心2016年4月5日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访谈动机】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应从哪些方面寻找发展动力,应如何为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托,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话题。其中,中国政府力推的“供给侧改革”引发了人们的热议。海外学者如何看待供给侧改革?了解相关情况,这可以为我们理解这一政策提供更加广阔的视角。为此,《国际先驱导报》专访郑永年教授,请他阐述自己对“供给侧改革”及中国经济发展的看法。供给侧改革并不意味政府退出市场 《国际先驱导报》:您如何理解“供给侧改革”这一概念,以及其对当前中国经济的意义? 郑永年:首先来谈谈“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从字面上来说,是来源于西方的“供给学派”。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它成为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核心,具体体现在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的政策上。供给学派在理论上极为强调市场的作用,但在实际政策中,它只是对过去政府作用过大的矫正。它在减税、实体经济领域的私有化和减少政府规模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包括医疗和教育在内的社会领域并未成功。 以我个人的理解,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源于中国政府转型的需要。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政府不仅需要支持企业的成长,也需要培养市场的发育。但在企业成长起来和市场逐渐成熟后,政府本身就要转型,从经济活动的主体转型成为规则制定者。而就政府与经济关系来说,存在如下变化: 第一,经济规模变大,政府的经济治理变得极其困难。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可以根据需要管理经济。在改革初期经济规模较小时,政府也可以用各种方法有效地干预经济。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二,传统的办法不会有过去那般有效。 第二,项目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过去,政府可以采用项目投入来刺激经济增长,像港口、机场、公路、高铁等基础设施,但现在却很难。一方面是因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基数已经完全不同。 第三,国有企业“平准经济”功能弱化,国有企业已经更加接近于企业,无论其是营利性质的,或是公共服务性质的。 第四,中国经济受国际经济影响巨大,但政府很难干预国际经济。对于国际经济的变化,政府只能做出反应,并没有控制能力。 但应当强调的是,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可以退出市场。以上这些变化恰恰要求中国政府拿出干预经济的新形式,而非退出市场。虽然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产能过剩、杠杆过高、制度供给不足等,都有政府过度干预的背景,但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并不是要取消政府的作用,在很多领域,政府的管理反而需要加强。金融和互联网领域需“去产能” Q:如果站在政府的角度来看,您认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有哪些空间? A:从供给角度说,主要可以分为“经济”和“政策”两个领域。在经济领域,有如下这些方面: 首先,中国需要新一轮的财政刺激计划,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消化库存和产能。尽管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仍然很大,比如“城市品质”就还有诸多欠缺——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建设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在城市品质方面。这包括城市绿地、地下管道建设、污水处理、各类污染治理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等。良好的规划和建设,可以提高城市的品质,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在此方面均有需求。 其次,要重视生产性社会投资,而且应为民营资本提供这方面的空间。以往,中国只有生产性投资,而没有生产性社会投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以往都被视为是社会福利,但实际上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社会消费”,而是生产性的“社会投资”。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学校、医院、养老院、体育设施、停车场等的建设都还不足。以体育设施建设为例,在新加坡,几乎每一个小区都有一个游泳池和体育馆。大批体育设施培养了新加坡人喜爱锻炼的生活方式,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会减轻政府的医保负担。 第三,要重视农村现代化。即使中国的城市化达到很高水平,也仍会有大量人口居住在农村。在一些地方的农村,缺乏集中的卫生、供水、供暖和空调设施。 在农村问题上,还应当考虑解决土地的流转问题。目前对城镇化仍有深刻的误解,很多人想推动农民进城消化过剩的房地产产能。这可以是城镇化的一个方面,但如果是全部,必然导致失败——农民进城并非提供住处那么简单,还需要一整套配套举措。另一方面,农村居民也不应仅仅是农民,还应容许城市居民到农村居住。因此,土地流转的重要意义在于容许社会资本进入农村。 第四,加快跨区域的生态安全、江河治理等项目,这些项目需要中央政府的协调,但也能消化大量的库存和产能。 第五,要重视建设内部消费社会。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很强,但国内供给不足,只好到外部消费。从各种服装鞋包到马桶盖、电饭煲和感冒药都要去国外购买。这是对中国制造业的巨大讽刺。这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商品在质量、品牌等方面存在着瓶颈,不能适应消费者的需求;一方面是价格的问题,各类产品的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相差实在过大。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这与对实体经济重视不足有关。这些年,中国对互联网谈得太多,对实体经济反而谈的太少,搞虚的东西太多。在技术创新被忽视的情况下,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就导致了外部消费社会的产生。 第六,发掘新的经济空间和技术空间。以医疗和药品行业为例,最近一家温州医疗企业在香港上市,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是国内首家精神疾病私立专科医院。中国的医药行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有大量的病例供医生参考,如果精心去做,在现行医疗技术的基础上,中国可以达到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技术。 在经济方面,还要注意“过度金融化”和“过度互联网化”的投机问题。目前有很多资金都涌入了这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恰恰需要“去产能”。 过度金融化所导致的负面效果不言自明。金融经济必须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但现实刚好相反,金融经济是在蚕食实体经济。为了追求金融业的高回报,大量的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金融业。很多短时间内拔地而起的金融保险业高调炒卖实体企业,它们炒卖企业就如同它们炒卖股票那样。这样下去,今后可能会出现潜在的金融危机。 另一方面,互联网业又与金融业相结合,成为投机资本的重要去处。例如一些所谓的P2P企业甚至已经深入农村。一个连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居民都搞不明白的东西,如何让农民搞得明白?这会演变为一场“强者”加害“弱者”的运动。更重要的是,这两个行业的虚火导致投机盛行而实干精神急剧衰落,大量的年轻人转入互联网和金融。即使是“富二代”大部分也是在玩互联网和金融,根本没有其父辈开创实体经济体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国今后要极为注意的。重视建立正常的市场机制 Q:在经济领域之外,政策方面的供给侧改革空间主要有哪些? A:是的,供给侧改革也有政策改革的一面。过度的政策或者错误的政策就是这里所说的“错误的供给”。因此,供给侧改革需要的是一整套新的制度和政策供给,在最低限度上纠正过去的供给过度,弥补供给不足,刺激需求,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比如,中国经济一向是由五个主要角色支撑的:中央政府为首,下面是我常说的“四条腿”——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但目前,企业的活力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以企业家的角度来考量,可以看看供给侧改革应当如何设计: 首先,保障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是中国政府多年所努力要实现的目标,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为企业家提供稳定而有利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则是制度建设,尤其是法制和法治。 其次,重视建立正常的市场机制。没有市场,企业家就没有活动空间。在这方面,企业家面临的困境至少有二:一是市场空间的垄断状态。一些国企或大型民企实现垄断后,只是简单地扩张市场,并非提升已有市场的质量。在缺乏反垄断体系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很难发育。二是行政干预。政府行政权力仍然过大,不仅没有把很多权力下放给企业和市场,而且随意干预市场。 再次,制度化的政商关系。企业的长远发展需要非人格化的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非企业和政府官员个人之间的关系。在任何社会,政商关系既不可避免,也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但企业面对的必须是作为组织和制度的政府,而不是一个个政府官员,官员只应是政府的代表。企业所需要的是可以继承下去的制度化了的政商关系,而不是不能继承的人(企业家)与人(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 第四,金融的平等。国企与民企、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金融条件不平等,这就要求大力发展民营银行,尤其是为中小型企业发展服务的地方性银行。 第五,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各方面的制度条件。在任何社会,中小企业的发展至为重要,尽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会太大,但它们是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而充分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这就需要政府提供包括税收、投资空间、咨询提供、人才培养、市场关联等方面的服务。 第六,税赋的平等。不同的税种要维持在合理水平,企业不能承担高过其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税赋。对企业要减税,减税才能扩大企业的投资动机,而企业经济活动的扩大才能扩大税基。实际上,通过减税来促进经济发展是西方供给学派的核心之一。 最后,合理的社会负担。企业要承担社会负担,但应当是合理的社会负担。今天中国企业的社会负担值得认真评估。一般来看,当前社会负担在企业总体负担中大概占五分之一甚至更多。如果税负过重,就会刺激企业逃税;如果社会负担过重,也会刺激企业作假、逃避社保,甚至在感觉不安全的情况下转移财产,避免日后被政府追责甚至“清算”。发挥中国经济基本面的优势 Q:对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目前国际上有各种说法,您持何种评估? A: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还是挺好的,现在关键是要发挥基本面的优势。 第一,中国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30多年来,中国进行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的基础设施水平可算是世界一流的。 第二,中国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工业化阶段,有大规模的制造业基础,这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在其他新兴经济体,很少能够看到这样规模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 第三,中国有很好的基础教育体系,有相对较好的人力资源基础。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也许因为这些都是东亚文化圈的经济体,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经济学家是不太重视文化的要素,因为比较“软”,但我觉得还是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发生长远的影响。 第四,中国已经开始从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向内部消费经济体的转型。在政府部门“三公”消费等减少的情况下,中国的消费水平还是提高很快,这表明民间消费在快速增加。 最后,新兴产业也在兴起,尤其是服务业最近几年兴起得非常快。这也对就业形成了利好,虽然经济减速,但就业还是不错的。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还有很大潜能,现在就是要通过有效地改革,将这些潜能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果。对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应当有信心。文章刊于《国际先驱导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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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资本在城市和农村间的双向流动将进一步转化经济潜力2016年3月28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专家委员会主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博鳌论坛上接受了凤凰的采访。他认为,中国的房地产过剩形成于2008年以后的四万亿,行政干预的方式产生的过剩,如果再用行政干预去库存,就会导致很多的负面效果,去年的股票市场已经使中国的中产阶级牺牲了一大批,如果这次房地产市场搞不好,又会牺牲一大批中产阶级。以下为采访摘要。 实际上中国的房地产过剩于2008年以后,2008年以后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其他国家可能需要50年做完的事情,中国两三年就做完了,这还是一种行政干预的方式。2008年以后四万亿,行政干预的方式产生的过剩。我们现在如果再次用行政干预的方式去库存,就会导致很多的负面效果。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要善用市场机制,而不是说通过这次强制或者什么行为,地方政府也好,这种行政的方式解决问题,那个出路不是很好。 现在大家说去产能,去库存,还有一个去杠杆,我是觉得中国杠杆是太高,房地产市场当然对中国非常重要,房地产解决不好,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我是觉得如何化解房地产库存和产能过剩,我是觉得这个还是要好好考虑。最近一线城市房地产飙涨,绝对不是一个好现象,非常不正常,去年的股票市场已经使中国的中产阶级牺牲了一大批,如果这次房地产市场搞不好,又会牺牲一大批中产阶级。因为地方政府,尤其地方政府有很大的动力推动房地产,但是房地产实际已经过剩了,尤其一线城市,因为房地产很简单,如果一线城市无限可以扩张,房地产价格可以上去,问题是中国的一线城市已经是巨大超巨大的城市,已经过大了,要限制。中国现在房地产的目标不应当是,绝对不应当是一线城市,而应该是二线、三线城市。 我觉得房地产现在还没有一个总体规划,我最近在研究中国房地产实际上从放开农村的不说,中国的城市居民完全可以做到居者有其屋的市场,我总觉得真正我们要进行一个大的社会改革应该从房地产开始,真正做居者有其屋,一旦做到居者有其屋,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就会加大,今天讲年轻人为什么激进化,跟年轻人对资金的期望有关,如果房地产做好了,那中国政治稳定几十年毫无问题了,我们可以像新加坡学习,而且现在的客观条件已经是房地产过量,怎么样通过政府的干预,把房地产压到一定程度的话,甚至政府可以回购回来,创造市场买卖,政府控制价格卖给年轻人,包括刚刚创业的年轻人,帮助穷人。 我本身也是农村出来的,上大学之前一直当农民,现在农村的问题就是思想不够解放,就是一个土地的问题,我写过中国的三个群体,城市居民、农民工、农民,这三个群体的核心问题都是土地的问题,农村现在就是说为什么不发展,与现在的政策有关系,我觉得上一届政策,温家宝总理废了农业税,是一个很大的功劳,但是农村怎么可持续发展呢?我们现在就是说即使像OECD这样的发达国家水平,如果城镇化达到70%的水平,中国农村人口还是很大一大批,我们根本变不了美国、变不了欧洲这样的方式。 现在的问题什么呢?农民土地不能流转,尤其宅基地,宅基地不能流转,农民基本上单向的流动,劳动力、有知识的人都流走了,去了城市了,搬到城市了,即使没有户口也住在城里。那么有钱的人走了,但是呢,社会的资本又进入不到农村,现在农民唯一的依靠所谓就是一个政府的补助,但是政府的政策对农民所带来的利益是极其有限的,现在农业税已经废掉了,下面能做什么?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应当更解放一下思想,就是说至少让宅基地给流动起来,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如果社会资本进入不了农村,还是靠政府的一点资助的话,中国农村的衰败是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现在宅基地的流转已经说了很多很多年了,但是做起来为什么还是困难?因为我们很清楚,如果第一代农民工出身在农村,他可能会回到农村,但是对于第二代,现在第三代农民工都成长起来了,他们都出身在城市,对农村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叫他们回去也是回不去,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流向,所谓的城市化,光是农村,什么资本、人才、劳动力,都是从农村流向城市,这个农村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要改变这个,就必须允许城市的资本、社会的资本流向农村,这是双向的流动,农村才有希望。现在如果光是一个单向的流动,农村以后问题会越来越多。 我最近对中国的经济比较乐观,我最近跑了很多省份,现在中国经济条件比发展中国家要好,甚至比很多发达国家也好,因为你去看中国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业化,中国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现在的基础设施的话,不仅比发展国家好,甚至比发达国家还好,像高铁、航空各个方面,博鳌现在这个机场,还有中国一些大规模的教育,中国的人力资源都是很好的,中国经济方面不是很担心。就是怎么样把这个经济潜力转化成为实际的经济增长,这就是要回到我刚才说的,我们不是潜力少,而是需要有经济体把这些潜力转化成实际的经济增长,所以我就说为什么要,实际上无论习近平也好,李克强总理也好,他们一直提行政权下放,审批权下放,这些方面我觉得中国还可以做得更彻底一些,更快一点。文章选自凤凰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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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要有开放心态 欢迎美加入亚投行2016年3月25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专家委员会主任。编者按:中国的影响力在最近数十年里不断扩大。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这一切,正在改变亚洲各经济体的角色地位,重建亚洲金融新秩序。自二战结束起,由美国精心设计的全球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存在了七十年。今天,这个曾经看似牢不可催的结构正面临着巨大的改变,中国正在建立新的影响力渠道来彰显雄心。 凤凰财经在2015亚洲博鳌论坛期间推出“撬动全球金融新秩序”系列策划,采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凤凰财经:您之前谈到中国“一带一路”走出去战略时,说中国有信心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但“仍然很困难”。为什么这么说? 郑永年:前两年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争论非常多,今年高层发展论坛,李克强总理也强调了。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二战后,一百三五十个国家就十几个国家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里大部分都是石油国家,能源价格上去了,国家就富裕起来了。除了这些能源国家外,日本是西方阵营的一部分,整个西方市场基本向它开放,没什么阻力,加上日本人很勤劳,它的制造业非常发达。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也是这个状态,西方基本没有对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不是很好,西方对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13亿人口,从规模来看,这是世界经济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我认为中国有能力去提升自己,但是不是很顺利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我觉得需要高度警惕,以防陷进去。很多陷入中等收入的国家,他们也很无奈,你可以想一下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几十年不变,所以中国是特别小心的。 像林毅夫先生所说,中国增长的潜力是有的,但我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潜力,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都有,怎么把这些潜力释放出来,这个非常重要。这届领导人一直在讲改革是红利,必须通过改革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一带一路”战略对外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中国过剩的产能、资本和基建技术都需要走出去。 凤凰财经:您之前讲在世界经济失衡的情况下,中国有能力维持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就目前的形势来说,中国有哪些能力和优势? 郑永年:从2008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一直有很大的贡献。“一带一路”战略的实行,贡献会更明显,尤其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也是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能为发展中国家做些什么的最好表述。“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是经济考量 凤凰财经:外媒将 “一带一路”战略称作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我看您也是认同这个说法的。这样表述是否科学?毕竟一带一路不论从动机还是布局方式各方面,都不同于马歇尔计划。 郑永年:从我们搞学问,不从意识形态、政治立场来讲的话,马歇尔计划就是经济发展规划,它是美国实施复兴欧洲的一个经济项目,这没什么,当然你可以加上美国人有其他方面的考量。 我说这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甚至可以说,中国可以比美国做的更好,这只是一个比喻,是中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施的一个经济发展项目,没什么意识形态的因素。好多人一定要将其意识形态化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必要,这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毫无意义。 凤凰财经:您此前说这次的“一带一路”的内涵比习近平提的“五通”要丰富很多,但“一带一路”一直也没有详细的内容,据说这次博鳌论坛会公开具体方案? 郑永年:我不知道,猜想也没用。 中国很早就说要发布详细内容,但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希望此次博鳌亚洲论坛期间能发布,但我们也不知道。习主席所说的“五通”, “一带一路”是个经济发展的项目,但是意义远远超出经济意义,它能对亚洲经济、全球经济进行再平衡,又会使其他国家的安全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像中国一样进入全球化进程。 中国要有开放心态欢迎美国有朝一日加入亚投行 凤凰财经:亚投行是最近很火的一个话题,欧洲几个国家纷纷转变原先态度,加入亚投行。您怎么看他们的态度转变,以及背后的动机和心理? 郑永年:中国搞亚投行,资本是主体。如果中国像以前刚搞改革开放时一样,资本短缺,亚投行就推不出去。中国政府现在提走出去的口号,亚投行就是一种方式,因为中国资本够顺,中国有四百亿外汇,银行也有很多现金,现金放在银行里一直在贬值,就不叫资本了。 亚投行、“一带一路”是把中国现金转化为资本的有效机制。发展不仅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对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的。那些民主国家经济好的时候,总统总理都很好,经济不好的时候也是很麻烦的。现在的希腊、西班牙、法国经济不好,发展对民主国家来说也是引导。这主要还是经济上的考量。 凤凰财经:但美国一直说亚投行是中国一家独大的机构,他绝对不会加入,而且为此表示担心。 郑永年:美国和日本是既得利益,容许他们怀疑。我觉得即便美国反对,中国也会做的,但是中国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有朝一日美国想加入同样欢迎,就像以前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一样。对中国来说,心放平一点,自己要有信心,把它做起来。 凤凰财经:但是,有媒体报道称中国为了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而放弃了一票否决权。您认为有这个可能吗? 郑永年:这是外面的传说。我想中国是不会放弃的,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说过要放弃否决权,大家还是通过协商机制权重解决,这个东西有需要,否则大家觉得是死局,很难有有效的决策。实际上世界银行也好,国家货币基金组织也好,各个国家的相互竞争导致了很多的决策无效。中国要学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成功经验,也要吸取他们失败的教训。 凤凰财经:楼继伟部长前几天在高层发展论坛期间说,现在的亚投行要改变目前亚洲金融秩序当中的官僚主义作风,指的是IMF、世行、亚行的这种问题吗? 郑永年:对,中国已经意识到了。对中国来说要怎么避免这些官僚主义,也是一个新课题,需要很多研究。中国是一个新的崛起中的大国,很多东西还是需要学的。我觉得必须要以开放的态度,学习人家好的经验,不好的要吸取教训,这样我们才能做得更好。文章选自凤凰财经,2016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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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智库的九大问题2016年3月22日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导语智库需要有影响力,但是有影响力不是第一要务,而应该是说真话,不管听众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在3月19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经济峰会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直言当前中国智库存在着知识道德化、金钱化、娱乐化等九大问题。 在这节题为“现代国家治理中的智库”的讨论中,郑永年详细分析了中国智库存在的九种现象: 一是知识道德化。做政策不强调可行性,而是单纯强调道德制高点。 二是知识权力化,有权力就有知识; 三是知识金钱化; 四是知识名誉化,“研究成果都希望领导批示一下”。 五是知识神秘化,出现巫术崇拜。“在金融改革、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出现解释不通的现象,就会说是阴谋。知识领域没有阴谋,只有阳谋”; 六是世俗主义宗教化,“很多主义都是需要加以分析的,但现实是无条件崇拜”; 七是社会讨论意识形态化。“比如关于国企改革的讨论,很多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把所有东西都绑在一起讨论”; 八是知识娱乐化,过度依赖社交媒体。社交媒体确实是好的工具,但是导致人们越来越不能深入、理性地思考; 九是知识虚假化。 郑永年认为,智库需要有影响力,但是有影响力不是第一要务,而应该是说真话,不管听众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附录郑永年:我对中国所谓的智库很悲观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其最新两本著作《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和《未来三十年:改革新常态下的关键问题》中,对中国学界的现状及发展也做了深入的探讨。 郑永年认为,中国当然需要大量的智库,而且现在好像有几千家的机构自称为智库。但我是比较悲观的,我们搞公共政策研究院(IPP)这个智库,还是因为我们想做个新型智库,实实在在地做一些事情。 主要是因为很多智库没有独立性,不客观。这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问题,更是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新加坡的知识分子比较独立客观。我以前写过文章说,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不见得一定跟政府有关系。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往往跟权力或者利益靠得太近。 但换个角度看,中国的智库还是有发展的空间。要搞好智库,独立观察与客观是最重要的。具体来讲,比如机制的设计、政治环境、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和文化问题等。美国的智库跟欧洲不一样,欧洲各个国家之间也不一样,日本、新加坡又不一样,但不管怎样,客观性都是普适性的标准。怎样做到客观呢,我想不同的政治环境、文化体系有不同的方式,中国目前也正积极探索。 中国目前的智库虽多,但很多都是有库无智。2013年在北京开了个全国智库大会,大家就谈怎么对政府产生影响力。我认为智库不能老想着怎么产生影响力,只要我们能做出实实在在的研究,自然就会有影响。根据我的经验,只要你说的是真话,接近现实,即使政府不认同,最后还是会有影响。因此影响力只是一个副产品,而不是一个智库应当追求的东西。 智库就是要在知与行之间建立起一个桥梁。马克斯·韦伯提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我们首先要问价值有没有可行性,没有可行性就是没有理性的东西,是乌托邦。智库的任务则是研究通过什么样的工具来实现这个价值,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智库可以告诉执政者实际情况如何,有几条路径可以实现这个目标。至于选择哪条路径,则由政治人物来决定,我们也无法干涉。 具体到政策上,政府首先要鼓励民间智库,让其探索不同的道路,曲折一点也没问题。其次,要给它宽松的政治环境,允许大家进行理性的争论,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理性争论的空间就没有理性的共识。 不过我的担忧还是在知识界自身,我觉得中国知识界不成气候。政府并不会限制你怎么想,只要你能客观地反映问题。而中国的知识界比较缺少独立、客观研究问题的传统。 郑永年在2015年12月接受FT中文网采访时谈到:“我最失望的就是知识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没有提 出某种自己的思想。左派、右派整天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有没有自己的东西?我在写一本新的书《知殇》。中国的文明是一个对话文明,但是以我为主的对话文明。中国古代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后来受到佛教的影响,宋朝之后又出现新儒家。先秦的百家争鸣是文明内部的对话,然后和印度文明对话,吸收了一些新的东西。近代以后中国和西方文明对话。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自己产生了什么?到现在还在照抄照搬。中国社会转型比起欧洲不知规模要大多少,欧洲转型产生了多少伟大的思想家,我们现在的转型呢?我们对世界社会科学的贡献呢? 中国很多学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识,用中国的素材来论证西方的命题,而我们自己的命题还没找到,都是假命题。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发表的内容,都是西方的命题加 上“来自中国的证据”(evidence of China),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我们大部分学者的脑子还是被西方殖民地化了。 很多学者连西方实际上怎么运作的都不知道。把民主、自由、社会公正等在西方有独特历史的东西,都看成普世的东西,都是拿一个抽象的、西方都不见得存在的理 想状态来评判中国,这能产生知识吗?如果你是政治人物,那你鼓吹什么主义我不管。但如果是做学问,一定要去探究西方的很多东西是怎么产生的。从经验出发, 究竟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中国现在很麻烦的是,谁都想当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当好呢,就想当公共知识分子,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不是把自己当 成政治家了吗?你在规范层面,因为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性,支持反对也好,都没有问题,但作为学者就不应该。你首先要搞清楚,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怎么样的。现在 谁知道中国的社会、经济等体系是怎么运作的吗?我想知道的人不多,很多人是在拿西方的桔子来看待中国的苹果。”文章选自财新网、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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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如何实现东亚持久和平2016年2月25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常态”,而和平则是“非常态”。作为本区域最大的国家,中国的责任就是追求这个“非常态”。追求这个“非常态”,要求中国不能对环境作出简单本能的反应,而是要用大历史的眼光,以理性和耐心的方式来处理。 很多研究发现,区域内军事化的速度正在加速。实际上,在过去将近40年的时间里,东亚地区既是世界上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也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区域。上世纪90年代初起,中东开始陷入乱局,到现在出现越来越多的失败国家,恐怖主义力量迅速崛起,危害到世界各国。欧洲经历了从柏林墙倒塌之后的政治剧变,到东欧地区局部战争,再到今天的难民潮,而日益加剧的恐怖主义活动(无论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使得往日世界民主典范的区域今非昔比。非洲和拉丁美洲不时发生这样那样的内部和外部冲突,而社会经济发展更是停滞不前,充满危机。 东亚地区是如何实现和平的呢?这个问题是西方主流社会一直回避的问题。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学术界、政策界和政治界尽管表面上对东亚稳定表示了高度的关切,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兴趣来回答东亚和平的问题。但对东亚社会来说,必须回答“东亚和平是如何取得的”这个问题,因为通过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意识到和平的来之不易和今天东亚所处的危险局面。至少如下几个因素深刻影响了东亚的和平。 中国崛起产生巨大影响 第一,全球化。1980年代开始,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波及世界各个角落。美国在其中大力推动。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本来就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经济,自然成为东亚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第二,自1980年代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仅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内在部分,而且中国也通过改革自己的体制和世界体系“接轨”。第三,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本区域内部各国政府都聚焦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第四,在这段时间里,经贸话语是本区域的主流话语,战略话语居于次要位置。 在安全方面,在这段时间,中国不仅和平地解决了同俄罗斯、越南等国家的陆地边界问题,还形成了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和“六方会谈”等区域多边组织,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等多边协议。这些都有利于区域的安全。在经贸方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从谈判和缔结,带动了整个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经贸关系,形成了东北亚三国和东盟之间的三个“10+1”体系及其“10+3”体系;同时中国和美国的经贸关系得到了飞跃发展,形成了一些美国学者所说的“中美国”。 为什么没有多少年东亚局势就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呢?这里也有几个重要因素。 首先是中国的崛起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这是一种自然而非人为的结果。传统上,东亚社会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即所谓的“朝贡体系”。这个体系就其本质来说是一个和平贸易体系。 不管这个体系的利弊如何,它毕竟存在了数百年。这一事实至少说明了一点,大国和小国之间尽管事实上不平等,但是可以和平相处的。中国周边那么多小国,没有一个成为中国的“殖民地”,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东亚的局势变化是否是因为中国的外交从“韬光养晦”走向了“有所作为”,或者如西方所说的从“温和”到“咄咄逼人”甚至具有“侵略性”了?也不见得。中国的崛起自然会对区域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和中国领导层的意向没有多大的关联。从很大程度上说,本区域的现存秩序是近代以来,尤其是冷战以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向东亚的一个“延伸”。近代以来,中国被帝国主义打败,失去了其大量的地缘政治利益;现在中国崛起了,又自然会影响其地缘政治的利益,和基于这种利益之上的秩序的形成。 中国领导层所能做的就在于如何理性地管理自己的崛起过程。这方面,中国的领导层也一直是有高度意识的,早期提出了“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道路,近年又提出了意在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随着中国的崛起,民间自发的民族主义一直高涨,但中国领导层并没有毫无责任地鼓动和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即使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也一直处于被动应对的局面,直到最近才变得主动一些。 当然,中国的一些做法是否最佳是可以继续检讨的。国际社会一直紧盯着中国行为的每一细节。对中国来说,这既是一种巨大的压力,也是好的压力,可以促成中国避免犯不必要的战略错误。不过,域外国家和区域内一些国家的行为更需要检讨,而这样的检讨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出现。美日等国缺乏自我检讨 在中国被普遍视为“威胁”的情况下,域外大国和本区域其他国家的行为,往往在不被检讨的情况下被视为“正当的”甚至是“正义的”。实际上,东亚局面的出现是各国之间互动的结果。如果域外大国和本区域国家不能检讨自己的行为,就会犯重大的战略错误。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来检讨。 首先是美国的战略误判。东亚局势在没有美国和有美国、美国是持中立的立场还是“选边站”的立场的情况下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美国,或者美国持中立的态度,本区域国家就自然会知道如何向一个崛起中的中国进行政策调适,形成一个比较自然的区域秩序。 尽管中国在崛起,但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要挑战美国。中国并没有自己版本的“门罗主义”,没有想着把美国赶出东亚。恰恰相反,中国希望美国继续当世界警察,希望美国当一个好警察。中国和美国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相反,中美两国之间至少在经济上高度互相依赖;并且在众多的区域和国际层面,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美国的问题在于其同盟战略问题。冷战结束后,美国不仅没有改变同盟战略,反而开始把中国视为其竞争者甚至“敌人”,也就是同盟的对象。 其次是日本统治精英把内部问题外部化,也就是把国内问题的困难转化成为外部问题。例如,小泉在其任首相期间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现在的安倍也是如此。日本一直在指责中国1990年代初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认为这是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但日本的政治人物从来没有检讨,自己的行为是如何恶化中日关系的。 其三,区域内一些小国家任意“挟持”美国,随意挑战中国。例如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这些小国家也同样负有责任,因为他们或者主动地或者受其他国家的鼓动,而挑战中国的事实。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尽管中国和这些国家一样,一直在主权问题上不让步,但自邓小平开始的历任中国领导人,都持开放和灵活的态度来处理主权问题。但所有声索国并不理会中国的倡议,转而寻求域外大国的帮助来制衡中国。这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问题的开始。 其四,从外交政策的话语看,本区域的主流外交话语已经从以经贸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转变成为以军事防卫为中心的体系,这种转变也在深刻影响着各国的军事外交战略。 避免冲突需理性和耐心 现在各国似乎已经走上了预防战争的阶段。当日本等本区域大国陷入西方战争逻辑的时候,中国则在拒绝和抵制,尽力避免陷入战争陷阱。如“修昔底德陷阱”所显示的,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常态”,而和平则是“非常态”。作为本区域最大的国家,中国的责任就是追求这个“非常态”。追求这个“非常态”,要求中国不能对环境作出简单本能的反应,而是要用大历史的眼光,以理性和耐心的方式来处理。 对待美国,中国既不能学苏联,也不能学今天的俄罗斯。中国具有来自其文明传统的足够耐心。美国相对衰落已经很多年了,也很难挽回这个趋势。如果美国不改变今天这样的战略,其衰落的速度会更快。只要中国不直接挑战美国,美国就很难找到一个真实的“敌人”,其“重返亚洲”除了浪费巨大的人财力资源之外,不会有其他更实在的收获。中国所需要的仅是加快和强化国防现代化,保卫自己的国家利益。 崛起到今天,中国更没有必要在意一些小国家的挑战,因为这些挑战构不成对中国的致命威胁。举个比喻来说,中国现在已经是大河上的一条大船了,大船就不能随意改变方向;如果随意改变方向,其他小船就不可能行驶了,搞不好会弄翻小船。中国这条大船应当稳步前行,让其他小船来逐渐向自己调适。唯有这样,中国的崛起会是和平的崛起,也是东亚地区持久和平的保障。本文发表于联合早报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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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必须要警惕和美国的经济战2016年2月22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经济是美国霸权的基础,美国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其经济霸权地位。从积极面来看,迄今为止,美国维持了其经济制度的先进性。 最近美国金融家索罗斯一番做空亚洲货币(解读成“人民币”)的言论,引起中国国内的巨大反响。索罗斯在1992年大规模做空英镑而打败英格兰银行,1997年做空泰铢而引发亚洲金融危机,其言论一出就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实际上,即使他没有这样说,人们也应当对可能发生的做空引起足够的注意。 这里有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索罗斯会不会做空人民币?做空是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一旦像索罗斯那样的金融炒家发现有机会,必然就会使用这种工具。想做空人民币的大有人在,并不存在一些人所描述的西方“阴谋论”。在市场经济里面,金融炒作没有阴谋。没有人能够预知这些炒家会如何行动。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即每一个个体都是根据自己的理性判断而行动。这些行为是否有“恶意”不是他们须要回答的问题,他们只关心做空是否可以为他们带来最大的利益。 第二,索罗斯们能不能做空人民币?宣称要做空人民币等于有能力做空人民币。这些金融炒家也有输得很惨的时候,只是媒体关注的是其成功的时候。现在中国各界关切的就是索罗斯们能否在做空人民币方面取得成功。人们对索罗斯的言论群起攻之,认为其不仅不会成功,而且会输得很惨。 这个预判或许正确,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是索罗斯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状态的错判。索罗斯和其他很多西方投资者或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理解,主要是依靠媒体所提供的观点。索罗斯的言论的确反映了西方媒体最近一段时间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不过,正如很多中国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经济尽管下行但并不像西方媒体所描述的那样。第二是索罗斯们对中国经济体量的错判。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并不是金融炒家可以随意做空的。第三是索罗斯们对中国政府决心的错判。中国政府和经济的关系绝非是西方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前者具有巨大动员能力来干预市场,并且,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共对中国经济所承担的责任,不是任何西方政府所能相比的。 不过,问题只是那么简单吗?在诸种讨论中,大家忽视了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为什么索罗斯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做空人民币?如果置于更大范围的当今地缘政治背景下来考量,就可以转化成为另一个问题:中国是否会和美国发生一场经济战?在这方面,中国所面临的压力既来自像索罗斯那样的西方资本,也来自西方政府。这两方面有关联,但也有区别。 涉及整体经济安全 索罗斯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包括一、中国的崛起被西方世界广泛视为是对西方主导的世界现存秩序的威胁;二、中国的外交行为被视为开始具有侵略性;三、近来中国经济下行,国内各方面的矛盾浮现;四、中国经济金融监管的很多方面(尤其是金融市场)出现重大失误。做空中国是在中国被视为对世界秩序具有威胁性,而中国经济本身又出现脆弱性的时候产生的。前者是前提,后者是机会。如果从这个视角看,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就不仅仅是如何防范金融风险了,而是涉及整体经济安全的问题。 资本趋利的本质促使其寻找各国经济金融监管的漏洞和脆弱的地方,通过做空等手段获利。但如果资本对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不满,这种炒作会更具冒险性(利益+情绪)。西方政府对中国的不满,也会促使它们利用和动员其经济力量来挤压中国经济。资本和政府的力量有时各自行动,有时则会结合起来。当两者结合时,就可以对目标国家产生巨大的负能量。面对来自西方政府和资本两方面的力量,中国如果操之不当,就会酿成无穷的恶果。 美国和中国进行经济战的可能性,就在于美国必须具有足够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精神,即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维持其霸权地位,经济战只是其中一个有效工具。人们常以为,维持美国全球霸权的是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但美国的经济力量远较军事力量重要。首先,经济力量是美国军事力量的基础。在冷战期间,前苏联的军事力量也有能力和美国一较高下,但因为前苏联经济力量不足以支撑其庞大的军事力量,最终解体。美国是世界上军事开支最大的国家,这需要有效的经济力量的支持。 其次,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是两个互相关联和强化发展的过程。美国不存在国有企业,所有技术创新都在民营企业进行。政府庞大的军事投资都投向民营部门。军民技术之间的灵活转用使得两者同时进步。其三,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所拥有的先进技术和庞大消费市场,在其他国家看来都是最强大的软实力。前苏联所以败北,主要是因为前苏联集团的经济势力不够,各国都实行计划经济,不仅各国内部经济依赖行政和政治力量来整合,各国间的关系更是依靠武力和意识形态来维系。美国则不一样。真正把西方集团维系在一起的不是民主,而是市场经济,尤其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对很多国家尤其是小国家来说,接受了美国的经济力量或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也就是接受了美国的领导地位。 经济是美国霸权的基础,美国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其经济霸权地位。从积极面来看,迄今为止,美国维持了其经济制度的先进性。尽管美国的资本主义也经常制造经济危机,或者不能避免重大的经济危机,但每次危机过后,美国的经济制度都能得到有效恢复。从负面来说,美国也经常使用不当的手段来大力打压那些具有实力挑战美国的经济体。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经济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日本经济崛起,大有挑战美国的势头,但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打压日本经济(例如迫使日元升值等)。美国打压来自其他经济体的挑战,其手段无所不有,无所不用。现在,美国再次面临中国经济崛起,其对付中国经济的手段也呼之欲出。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经济困局迫使其通过大量货币宽松政策,向世界其他经济体转移经济危机,致使欧元区经济体遭受严重打击。世界各国为了防止通缩为症状的经济萎缩,纷纷采用货币宽松政策,大量印发钞票并借入大量廉价、低息的美元。去年底,美国在其实体经济刚有起色时,即采取加息政策,再将全球资本吸引入美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及推动科技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其他国家基本缺失还手之力,新兴经济体遭受的负面影响极其惨烈。 TPP针对中国 美国所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更是针对中国的。TPP从理论上说是为了创造比世界贸易组织更自由的自由贸易体制,但从今天的情况看,TPP俨然就是美苏冷战期间的“战略性贸易集团”,即排他性的贸易集团,贸易只向自己的盟友开放,而把所谓的“敌人”排挤在外。TPP通过例如针对国有企业的条款把中国排挤在外,而把像越南和马来西亚等远较中国落后的经济体包括在内,针对中国的性质不言自明。尽管TPP的实际效用仍不明朗,但美国的目标非常明确。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说明的,TPP的目标是制定世界经济活动的新规则;如果美国不制订新的规则,中国就会制定。言下之意,TPP就是为了剥夺中国对世界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权。 更应当引起中国关切的是TPP背后的美国资本运作能量。美国资本从一开始就在TPP背后,尽管美国政府在前台活动,但主导TPP议程的从来就是美国资本。每次政府间TPP谈判遇到困难,资本总能运作推动下一波的谈判。这使得TPP谈判过程充满动力。就是说,TPP是美国资本动员起来对付中国的国有资本。在很多年里,美国资本对中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竞争感到压力,或者认为中国国有资本的不公平竞争,或者认为中国的竞争主要出于政治考量而非经济考量。从这个角度看,也很容易理解TPP主要是针对中国国有企业的。 中国更不能忽视资本和战争之间的关系。资本需要稳定的内外部环境,不喜欢战争,但经济竞争经常导致冲突和战争。当资本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而自身不能对付时,就会借助国家能力来应付竞争对手。并且,一旦资本和国家权力(包括军事力量)结合起来时,冲突和战争更变得不可避免。 中国必须避免和美国的经济战,但面临三个巨大的挑战。第一,中国以何种方式和什么样的速度追求国际经济的领导权?第二,在追求国际经济领导权过程中,自身的经济金融管理水平如何跟上?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要追求国际经济领导权,就必须深度融入国际经济,而这个过程中如果管理水平跟不上,就会给美国或西方很多机会来“做空”中国经济。 这两方面的矛盾实际上已经显现。例如,美国在守株待兔式地等待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中国方面出现很多失误的机会,包括中国对外投资的阻击、人民币离岸业务及做空机制、离岸人民币与在岸人民币汇率差价的投机行为等。股市沪港通及深港通的开放程度和国际期货业务的开展,在客观上能够推进中国的金融发展,但由于中国专业人才结构和经验不足,管理及技术水平极其低下,出现了无穷的问题。从去年股灾及今年初的资本市场表现都说明了这一缺陷。对政策从预估、制定、实施、监督、反馈及反应机制,调整均无法满足资本市场国际化的要求。中国不仅没有足够的危机意识,更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来应付可能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及其国际化将可能是消耗国家财富的最大漏洞,更可能成为美国打击中国经济的突破口。 第三,中国单一的政府能力如何应付美国全方位的能力?美国可影响中国的力量是全方位的,包括政府、经济(国际资本)和社会力量(非政府组织)等。索罗斯们并不是美国政府的力量,而是经济和社会力量。但中国只存在政府力量,经济和社会力量要不没有发展起来,要不被限制发展。这使得中国政府在回应外在力量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在全球化时代,正如国际资本名正言顺地渗透到中国经济一样,国际非政府组织也会不断渗透到中国社会。千千万万个索罗斯或者国际非政府组织,并非单一的政府能力所能应付的。 因此,从短期看,中国政府的确必须做好足够的准备应付可能的经济战,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使用非常规手段。从长远来看,则必须考量改革的方向,调整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只有当市场和社会力量也成长壮大的时候,才能有效遏止和弱化国际资本或者非政府组织“做空”中国的动机和能力。本文发表于联合早报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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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产阶层正在变成 “三明治夹层”2016年1月25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从人口占比来看,中国的中产阶层仅占成年总人口的10.7%,大大低于全球水平的14%,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发达国家较高的中产阶层比例。 中国卷入全球化的浪潮,经历了产业革命,社会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特点;而随着国民思想的进步,权利意识的觉醒,复杂的社会矛盾也逐渐突出。 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也带来了外部地缘政治的一系列改变。在国内国际如此错综的环境下找到正确的方向,推进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经济基础对一个国家的稳定很重要 多数人谈论一个国家的治理,通常会从政治体制着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然而我认为,一个国家是根据经济基础的变化来调整政治制度的。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永恒不变的制度,判断一个制度的好坏,关键在于能否有效治理。 在当前的整个世界版图中,有效治理已成为一个难题。欧美的民主制度曾经在有效治理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这一制度目前也出现了问题。美国等多党派的民主政治已经逐步由精英民主走向大众民主,并演变成党派的互相否决制,造成民主社会“空转政府”的现象。 而更多的国家,如中东、泰国、乌克兰也出现了对民主政治制度的水土不服。现在看来,让整个世界都建立像西方一样的民主秩序很难,中国也面临如何建立自己的秩序的问题。 与政治制度相比,经济其实对于维持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更加重要。任何一个政权、社会,乃至企业,只要经济搞得好,无论民主还是专制大家日子都好过,如果经济搞不好,不管什么政治制度,大家都很难过。 与美国通过内部制度的崛起不同,中国的崛起得益于良好的政策,即善政。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高速增长,良好的政策带动了经济发展,释放改革红利,但社会制度仍然缺失,消费社会仍未建立。中国的中产阶层还远远不够 从“善政”向“善治”转变,完善社会制度,推动中产阶层。 在任何政治体制中,中产阶层都是一个社会稳定的根基,有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即使其他因素仍有所缺失,也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不稳定状态。 2015年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近4万亿美元的201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案,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推动21世纪中产阶层经济发展的理念。同样,新加坡政府向国会提出的财政预算案中推出多项措施,突出了扶持中产阶层和中小企业的重要性;习近平主席从2014年12月提出的“四个全面”的第一项,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小康社会”的概念,与“中产阶层”的思路不谋而合。 根据瑞士信贷银行2015年10月发布的最新报告,中国的中产阶层人数在2015年达到1.09亿,从绝对值上排在全球首位。但是从人口占比来看,中国的中产阶层仅占成年总人口的10.7%,大大低于全球水平的14%。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发达国家较高的中产阶层比例,其中澳大利亚最高为66%,新加坡、日本均有六成以上的成年人口进入中产,而美国、韩国则占到四成左右,甚至连南非的中产阶层都达到14.8%。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比亚洲四小龙都要迅速,但中产阶层仍然捉襟见肘。中国产生了很高的GDP,但收入分配并不公平。目前为止,中国仍然没有建立起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也正因如此,中国所倡导的消费社会迟迟无法实现。人民的收入虽然增加了,但没有好的制度保障。生一场大病就可以倾家荡产,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敢去消费。 从历史上看,要维持一个国家的良性运转,中产阶层是关键的力量。近代国家统一之后,商人成为主导阶级,西方各国经济得到持续的发展。19世纪的工业革命带来了大规模的工厂和生产方式,产生了新兴的工人阶层,他们靠出卖劳动力维生。这是西方资本快速积累的黄金时期,但同时也是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 20世纪初,意识到自己受到剥削的工人阶层爆发大规模暴力的社会自由运动,经过漫长的斗争,他们获得了工资的提升,并得到了更多的社会保障,从而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是一个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过程,通过将部分资本注入社会,造就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这是保持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中国应借鉴东亚各国经验,建立橄榄形社会 能否建立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考验着执政者的职责与能力。与西方通过暴力运动造就中产阶层相比,中国应该借鉴东亚国家治理发展的经验。亚洲四小龙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个社会奇迹,在二三十年内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 亚洲四小龙接受了欧洲早期暴力的工人阶层运动的经验教训,由政府主动制定社会政策:如日本60年代经济起飞时提出的工资倍增计划;台湾和香港通过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实现收入再分配。而新加坡虽然不倡导高福利的政策,但是在李光耀时代,政府为底层20%的穷人提供保护,为他们提供就业和培训,鼓励他们通过劳动改善生活,并通过“居者有其屋”的公共住房制度,以及低福利的中央公积金体系等培养了庞大的中产阶层。 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主动做社会政策,使得东亚模式比西方更成功。中国应该更多地借鉴东亚各国的经验,由政府主导建立良好的社会制度,从而建立起最有利于社会和政治稳定的橄榄形社会。中产阶层正在变成“三明治夹层” 不过,在贸易全球化的冲击下,各经济体的中产阶层也在近年来面临再次被挤压的危险。 瑞银的报告指出,全球财富在2013年增加了8.3%,达到创纪录的263万亿美元,但是贫富差距却在进一步加大,1%的人拥有近50%的财富。尽管全球个人财富的平均值达到创纪录的5.6万美元,但是个人财富的中位数却从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下降了14%。报告指出,自2008年以来,财富分配两极分化趋势在加深,这一现象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中尤为突出。 从80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资本的流动,而“趋利避害”的本能导致资本家将生产转移到人力成本较低的欠发达国家,资本拥有者与工人工资的差距不断加大。资本是可以流动的,政府和选民却不能。政府失去了就业和税收,造成中产阶层面临压缩。 在全球化状态下,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都是由资本引起。但是,社会运动的反政府性质,更使得政府难以在资本、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均衡状态。 今天,很多政府都处于一种困境:“亲商”会招致选票的流失,而“亲民”会造成资本的流失。越来越多的政府难以在“亲商”和“亲民”之间达成平衡。小米、华为等企业纷纷走出去,这一战略是正确的,但同时它也带来了全球化的问题——不在技术所在国创造税收及工作岗位,而这,同样也是作为廉价劳动力提供者的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经济飞速发展中所面临的现状。 尽管苹果富士康等跨国企业为中国带来了数以亿计的就业岗位,但却无法产生适合中产阶层的岗位。而这些流水线上的农民工并没有办法成长为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正在变成社会中的“三明治夹层”,这是中国和世界都面临的难题。一个企业不在自己的国家创造就业和税收,这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不是哪一个国家的问题。本文选自新华网思客,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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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外交的新局面、新定位、新调整2016年1月18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还是继续以和平为大局,积极和一些国家进行政治谈判,重新回到邓小平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道路。中国仍然应当继续发展和深化和东盟(亚细安)的经贸关系,避免被美日牵制而滑向军事安全方面的竞争。 在2015年里,中国外交呈现出新的局面。这个新局面不仅指中国在本年里所开拓的外交,更是指中国和外在世界互动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外交重心的变化。简单地说,中国和欧洲、非洲的外交取得了具有实质性的进展,而在两块中国一直在努力的领域则遇到了麻烦,即和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和在亚洲的周边外交。这个局面说明了什么? 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在和美国、周边外交中改变了邓小平以来所秉持的“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姿态,走向了“有所作为”。中国的这种“有所作为”在美国和周边的一些国家看来,是“咄咄逼人”,甚至具有了“侵略性”。这里所谓的“侵略性”指的是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纠纷。持这种观点的在中国国内也大有人在。当然,国内持这种观点的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即他们认为中国在改革发展的这个阶段,仍然需要“韬光养晦” 的政策,而不是去主动触动国际环境的变化。 实际上,海内外人们对中国为什么走向“有所作为”的内在理由并不那么了解。如果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很难说真正做到了“所有作为”,因为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外交仅仅是有限的回应,只不过是从以往的息事宁人,转变到了比较主动的回应罢了。无论是在和日本的钓鱼岛问题还是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并没有主动去挑衅。钓鱼岛是日本主动挑动的,而南中国海岛礁的建设,早在中国之前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已经在进行了,并且这些国家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岛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叫中国不回应呢?如果领导层没有有效的回应,又如何保持其执政的合法性呢? 近代以来,领土问题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政治合法性资源,谁在这个问题上作无理性的退让或者妥协,都会被赶下台。受尽帝国主义欺负的中国更是如此。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因为它是两种民族主义情绪的结合,即近代以来的民族羞耻和改革开放以来民间对国家崛起的自发骄傲。这两种民族主义的结合,其所能产生的能量是谁也不可低估的。尽管亚洲一些国家担忧中国领导层是否过度受民族主义影响,甚至(如日本)认为是中国领导层在操纵民族主义,不过,和近代以来其它国家对民族主义的反应来看,中国领导层的反应仍然是相当理性和克制的,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反应。 如果说中国的反应并没有过度,为什么美国和周边国家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呢?历史地看,这种现象也不难理解,那就是无论美国还是周边国家不能适应中国崛起这个事实。当一个国家崛起之后,它必然会对国际环境尤其是其周边环境产生影响;崛起的国家越大,这种影响力就越大。这就要求周边国家甚至是其它大国向这个新崛起的大国做适当的调整。如果不能调适,冲突甚至战争会变得不可避免。人们注意到,大国之间的互相调适的重要性,即如果守成大国和新崛起大国之间不能互相调适,就会陷入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两者之间的冲突和战争。调适是有成本的 也就是说,目前的困难是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向中国调适过程中的困难。这种困难来自中国和这些国家的互动。就中国来说,崛起到今天这种程度,各种因素决定了不可能继续像改革开放的早期那样,方方面面通过自己和外在世界的主动调适和外在世界和平相处。今天的中国犹如一条河上的大船,如果随意改变方向,其它小船就很难行走;中国只能是稳定前行,并且明确方向,其它小船方可调整自己的航向和速度。 就美国和周边国家来说,调适的困难来自几个方面。首先,它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向中国做出适当的调适,这是因为调适是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它涉及到政府、政治人物和社会的互动。其次,调适是有成本的,这些国家觉得应当是中国继续向它们做出调适,而不是相反。这从美国和日本的很多动作可以看出。无论美国还是日本都相信他们有能力要求中国继续做调适,因此,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施加压力,包括美日联盟和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各种联盟。再次,无论是美国还是周边国家,它们对中国抱有很大的不信任。在没有足够的信任度的情况下,它们很不乐意向中国做调适;相反,它们恐惧中国的崛起,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来消化中国的崛起对它们各自的影响。这些年来这些国家和美国、日本的关系的变化就说明了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需要调整和美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外交政策,一方面显示足够的耐心,让美国和周边国家有更长的时间来做调适,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显示自己和平崛起的决心和能力,逐渐培养中国和美国及其周边国家之间的信任感。具体说,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量。 首先是建设和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这一战略的要义不是和美国争霸,而是和其和平共处。只要中国没有像美国那样的帝国野心,中美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美国已经开始衰落,已经在世界的各个地区感到力不从心。其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是有充分原因的,包括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重心、美国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亚太的霸主、美国的盟友意识(也是包袱)等等。但即使这样,中国也不见得一定要和美国发生冲突的。中国必须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美国继续在亚太地区浪费其庞大的战略资源。同时,中国强化国防现代化,具有足够的力量保卫自己,而在其它方面继续和美国发展经贸、文化等关系,维持高度互相依赖。 其次,即使对日本,中国也没有必要争锋相对。在很多方面,今天的日本已经是一个迷失外交大方向的国家。日本是亚洲近代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其真正强大的时候发生了战略误判,即学习西方帝国主义,发动了亚洲战争。尽管在日本看来,亚洲战争是为了挑战西方在亚洲的霸权地位,但战争不仅给亚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伤害,最终日本本身再次被西方(即美国)所征服。现在日本已经没有能力成为大国了,充其量也是一个中等国家。如果能够和亚洲国家和好,尤其是其邻居中国和韩国,日本在亚洲有其重要的位置。不过,日本领导层再次犯了重大的战略误判,即挑战中国。日本的这一战略误判,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其对中国崛起的恐惧。而对中国的恐惧又在于日本试图通过把亚洲战争合法化,否定其侵略历史来获得所谓的“自信”。很显然,日本越要把这段历史合法化,其越会感到不安全,因为这种做法自然会导致中国(和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本如何调整其外交政策,一是取决于美日关系,二是取决于日本领导层的智慧。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今天具有了一定的主动权。在和日本的互动过程中,中国需要的只是危机管理。日本利用钓鱼岛等问题进行再军事化,但其内部的发展(尤其是老龄化)已经支撑不了这一战略,而且反而会继续恶化其和邻国的关系。中国更需要耐心 第三,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中国更需要耐心。大国很难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并非中国的特有现象。俄罗斯、印度和美国都是如此。美国和其直接的邻居加拿大和墨西哥关系不错,但其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也一直没有处理好。如果没有美国的影响,周边国家可能会比较快地调适和中国的关系。但美国的存在是客观的现实,是中国考虑问题的起点。中国本来就没有计划把美国赶出亚洲,就没有必要因为要周边国家来向自己调适而“抱怨”美国的存在,更没有必要表现得似乎要迫使美国离开亚洲。 针对这种新格局,中国必须进行新的外交政策的调整。一些调整已经表现在近年的外交实践中了。 首先是周边外交。无论是在钓鱼岛问题还是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经过积极的回应,已经改变了从前非常被动的局面,开始掌握主动权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转向传统的“王道”精神,多做些有利于周边国家的事情。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还是继续以和平为大局,积极和一些国家进行政治谈判,重新回到邓小平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道路。中国仍然应当继续发展和深化和东盟(亚细安)的经贸关系,避免被美日牵制而滑向军事安全方面的竞争。在“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方面选择一些突破口,做一些真正让一些国家获利的项目。当然,无论是南中国海谈判还是经贸关系,中国必须有耐心。一旦失去耐心,这些国家就会感觉到压力从而误解中国,走向反面。容许东盟国家作自己的自由选择。中国做好了,这些国家自然会做有利于中国的选择。 其次,加强和英、法、德、加拿大等中等大国的关系。尽管这些国家仍然对中国具有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偏见,但它们正在成为中国外交的重点。这是因为这些国家今天面临无穷的内部发展问题,中国的崛起对它们来说是巨大的经济机会。同时,它们和中国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和中国主要是经贸关系。英、法、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些国家大多是美国的盟友,中国和它们的关系突破了,就可以间接地对美国产生重要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也往往为中国的民营部门所青睐。只要有投资等发展机会,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一般都会选择这些国家。事实上,欧洲正在成为中国“一带一路”的一个重点很能说明问题。搞不好,“一带一路”在这些国家的成果,会远远好于亚洲等发展中国家,因为较之后者,这些国家具有包括法治在内的良好的治理制度,政治经济的风险比较低,中国的利益能够得到较好的保障。 再次,继续和俄罗斯发展关系。不过,应当强调的是,和俄罗斯的关系是伙伴关系而非联盟关系。两者的区别在于,伙伴关系着眼于双方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而联盟关系则是针对第三国,即“敌人”。前者导向和平,而后者往往是战争。 尽管中国的外交中心在于亚洲,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对中国至关重要,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不仅取决于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取决于中国和非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有“远交近攻”一说,如果翻译成当代外交语言,就是,中国可以采用非亚洲的力量来增进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和西方中等大国及俄罗斯等国的关系搞顺利了,就会对美国构成压力,产生有利于中国的因素。本文刊于《联合早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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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有新的制度供给2016年1月11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现在要发展的是实体经济,而不是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如果是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反而使得我们的实体经济发展不起来。 中国的经济下行压力非常大,根据我自己到中国各地考察的结果,我是觉得下行压力甚至比我们预期中的还大。我们把它称为“新常态”,当然是比较正常的。从一个高增长、高达两位数的增长,现在下行到中高速增长,这是一个常态。那么为什么说中速呢?就是针对中国自己以前高达两位数的增长来说,是中速增长。但是如果中国跟世界其他国家来比较,无论是欧美的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很高速的。 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是明确的目标 我们对这个新常态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所谓的常态那就是稳定的增长,如果说我们以后十到十五年,能达到一个人均6%到7%的增长的话,那么我们有望进入一个高收入社会。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现在面临的困难,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二战以后,一百三五十个国家里面,大概只有十几个国家成功逃离了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都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十几个国家里面,大部分还是中东石油、能源类型的国家。除了这些能源类型的国家之外,我们东亚,日本或者亚洲四小龙,中国的香港和台湾,韩国和新加坡,避免了这个陷阱。什么样的叫中等收入陷阱呢?我举个例子就很清楚。 东亚社会,日本、亚洲四小龙,是高收入社会,而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这些国家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当然,低发展国家也有,亚洲国家很多,像柬埔寨、老挝、缅甸,这样一些国家一对比就非常清楚,这些经济体所面临的困难大家也是看得很清楚,不用多说。高收入社会往往是政治比较开明、开放、稳定,政府比较清廉。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就是腐败非常流行,社会不稳定,经常出现暴力。所以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必须逃避这个中等收入陷阱。 十八届五中全会所通过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们要在五年之后,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的概念很清楚,明确具体的规定,今天我们的人均GDP已经是7800美金,五年之后要实现人均GDP12000美金。什么概念呢?从今天开始,我们每年必须达到6.5%的增长,人均GDP才会达到12000美金。 另外一方面就是扶贫,中国现在统计贫困人口是根据中国自己的标准,农村还有七千多万贫困人口,城市还有一千多万的贫困人口,这是我们自己的标准,人均1.5美元/天的收入。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我们的贫困人口规模更大,因为根据国际标准是2美元/天,如果这样算,中国还有两亿多贫困人口。所以从这个社会结构里看,中国现在的中产阶层还是很少的,社会底端群体还是太大。 不要对中国经济过分悲观 这个目标确定了,那么怎么样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小康人均GDP12000美金,从现在的7800美金到12000美金,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现在我们一直在讨论两个百年,第一个百年的目标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第二个百年是到本世纪中叶,把自己提升到一个高收入社会,我觉得那个阶段比较困难一点,比接下来五年还要困难一点。虽然现在经济下行,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很多的悲观,也有好的方面。 举个例子,第一,中国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这个非常重要。从中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进行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家如果去其他国家,哪怕是欧美发达国家去旅行的话,会发现中国现在的基础设施可能是世界上一流的。 第二,中国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工业化阶段,有大规模的制造业基础,这些是世界上少有的,现在大家一般把中国看成是世界制造业基地,光是珠江三角洲就是这样一个基地。这么大规模的工业化,在其他新兴经济体很难发现,包括印度,如果今天我们去印度看看的话,大家就会发现他们的基础设施不行,更没有大规模制造业的基础。 第三,中国的基础教育实在是做得非常好了,人力资源这方面还是没有问题的。从文化上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中国有传统几千年的商业文化。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因为这些都是东亚文化圈的经济体,这还是非常重要的。西方也有这个讨论,为什么早期发展的发达国家,都是新教伦理圈,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论述的经济体,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五个经济体,成为高收入社会。中国当然是儒家文化圈的中心。尽管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做了很多反文化的运动,但是随着中国文明的自觉,文明的复兴,中国越来越像传统的儒家文化圈的经济体的国家。文化的要素,当然经济学家是不太重视,因为比较软,但是我觉得还是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发生长远的影响。 从微观方面的一些经济形势来看,也有好的地方。中国已经很快开始从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部消费的经济体的转型,一个明确的事实就是,十八大反腐败以来,政府部门的消费,也就是“三公”消费,现在几乎是非常小。现在不仅政府部门自己消费减少了,政府跟企业家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总体来说,中国的消费水平还是很快提高,这表明民间的消费增加得很快。 第二方面,就业市场还是不错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因为以前人口基数很大,发展出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说,甚至从各个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说,就业市场是他们最担心的。温家宝总理那时候提出保8的口号,担心的就是就业问题,就业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就会产生社会稳定的问题。现在尽管经济下行,但是就业市场还是有改善的。 第三方面,新兴产业也在兴起,尤其是服务业最近几年兴起得非常快。我们现在感到比较悲观的就是有些产业,尤其是传统产业不作为,尤其是房地产,因为以前房地产对中国的经济做了很大贡献,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当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 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过去了,所以造成了以前的钢铁、水泥等这些行业产能大量过剩。大家到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看看,会发现低端制造业发生了很大问题,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很多产业开始从中国往周边其他国家转移,这也是很正常的。当然还有农村这一块,待会儿我们可以讨论农村新的发展动力在哪里,农业对中国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块,但是农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还是要好好考虑的。 中国经济增长潜能是非常大的,什么潜能呢?习大大所说的从中国传统的数量经济到质量经济的转型,我们如果能正确理解质量经济一说,中国的经济潜力非常大。中国的消费者要跑到日本去买马桶盖、电饭煲,买大米等农业产品,现在中国实际上是日本、韩国、台湾农业产品的最大的外销市场。无论是电饭煲、马桶盖还是农业的技术,我们是有的,中国是很容易做出来的,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当然如果要做欧美的那些名牌服装、名牌包包,可能需要很长的历史,但是技术类型的这些产品,我觉得中国是可以做得出来的,只是我们不够重视,是产业升级的问题。 “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有新的制度供给 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政府提出来创新,怎么通过创新来触动下一步的改革。一般理解,好像创新只是一个技术的创新。我自己觉得,我们不能把创新狭义理解为技术的创新,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体制的创新、制度的创新。最近李克强总理也讲到这一点,我也非常赞同,他把制度创新也包含到创新里面,是创新的一个方面。 最近提出的供给侧改革,英文是Supply-side。供给侧改革,我的理解就是要提供新的制度供给,要提供新的制度体系。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还是理解的光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供给,当然经济学意义上的供给也很重要,我刚才举的例子,技术供给,中国有庞大的消费市场,但是提供不了技术,所以通过技术的供给来发展经济。我觉得这个供给更需要制度的供给,制度供给非常重要。 供给侧改革实际上跟邓小平早年提出来的,通过培养新利益来克服老的既得利益的阻碍,这样的思路是一样的。中国的改革从邓小平开始,都是通过培养新的利益来对老的利益构成压力,老的利益就是既得利益。要是在没有新利益的情况下,要改革既得利益,突破旧利益的阻碍,也是很难。你要改革老的利益,是需要成本的,这个成本谁来承担?所以在体制外培养新的体制,培养新的利益,对旧的利益和旧的体制构成压力了,这些旧的利益、旧的体制就可以去改变自己。同时新的利益也可以消化因为改变老的利益而带来的成本。供给侧改革的提法非常好,就是要有新的制度供给。 经济层面需要纠正的几个错误 经济政策层面,也是有一些问题需要纠正,有一些错误的认知。这是我自己的观察。我们金融自由化很重要,金融自由化是十八大三中全会一个很重要的改革方案,但是我们现在过度金融化。很多省的实体经济下行,但是金融经济在上升。我觉得中国现在要发展的是实体经济,而不是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如果是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反而使得我们的实体经济发展不起来。因为本来金融自由化的目标就是为了帮助实体经济,但是因为金融这个部门太能赚钱了,大量的钱反而从实体经济转向了金融经济,这个趋势我觉得是不健康的,是不好的。 第二,我们有些领导对中国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困境判断不准。一般认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就是因为缺少资本,当然很多中小企业发展确实是缺少资本,但是也有很多中小企业发展不是,主要是缺少投资空间,而不是金融。实际上,中国现在是资本过剩的国家,即使在国有银行拿不到钱,但是如果这些民营企业能找到很好的投资空间,他们投资并不是很困难,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通过引入外资来做。从这个角度来说,国有企业改革还要深化,因为国有企业现在自己不作为,但是大量的投资空间还是被国有企业占领着。现在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出来了,分成几种,一个是商业性的,就是竞争性的,一个是公共服务部门,一个是垄断方面。如果是公共服务部门和垄断方面,国有企业还可以继续大作为,要做强做大。我觉得竞争性方面,国有企业应当退出来,把大量的投资空间让给民营企业,这是一个需要改革的方向。 但是现在很遗憾的就是,大家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有些想法不正确。企业就是企业,国有企业就要赚钱,不赚钱就要倒闭。现在有一些思想不解放的,或者比较左的人,往往把国有企业跟国家命运、跟执政党命运绑架起来,这不是好现象。一家、两家、三家国有企业倒了,国家不会倒的,执政党也不会倒的。所以我们觉得把这个东西不要过分的意识形态化。 另外一个需要纠正的错误是,大家一直在谈互联网+的问题,我觉得互联网+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些领域确实是互联网+,像马云、马化腾、百度,他们是互联网企业,他们通过互联网要加一些什么。更多的企业就是什么东西加互联网,这样是比较好的,因为互联网只是一个工具。这几年我们强调互联网没有问题,但是好像已经被创造出一个互联网乌托邦经济,我个人不认为互联网真正能成为中国的经济体,一个乌托邦式的经济体。它只是一个工具。包括马云他们在做的东西,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只是一种销售,本身技术含量并不是很大,只是一种管理的方式。互联网很重要,但不能取代实体经济,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下一步要从中等收入走到全面小康、走到高收入的经济体,更重要的还是要继续发展实体经济,这一点大家不要被误导。本文发表于新华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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