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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西方是企业家的政治,中国是政治家的企业2015年5月6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委员会主任。 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对政商关系比较感兴趣。有两个概念,西方的政商关系称之为企业家的政治,中国的政商关系称之为政治家的企业。西方的政商关系是企业家的政治 首先讲西方,西方现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怎么来的?大家都知道罗马帝国解体以后西方不存在统一的国家,后来城邦国家产生了,就像今天的正和岛,这些城邦的主人是商人,也就是企业家。后来市场有限,企业家有发展需求,所以需要国家也就是市场的统一。国王统一国家需要钱,钱从哪儿来,向商人借,商人说,我借钱给你可以,但要有一个契约,就是保证国家统一以后,不掠夺我的私人财产。这就是契约文化、私有制的产生。 今天好多经济学家所说的私有产权、契约文化实际上是西欧特殊历史的产物。西方民主第一拨主导者就是企业家。到了近代,工人阶级发展壮大,开始跟企业家分享权利,这是大众民主的开始。企业家怎么来影响政治呢?就是通过捐款,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贿赂关系,西方国家是把它合法化了,就是政治捐款。政治捐款是西方企业家影响政治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当然有很多企业家自己去参加议会选举,西方的国会议会里面很多都是企业家,而且他们支持固定的代理人。因为企业肯定要影响政治,你就是想把这两个关系分开都分不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人一票的民主法治实行以后,对企业的冲击非常大。一人一票的目的就是一人要拿一份社会福利,人人共享福利的前提是人人要贡献福利,但是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能保证一人拿一份,却保证不了一人能贡献一份。这使得西方的政治跟经济社会就失衡了,在这一点上,欧美碰到的难题是一样的。 二战以后,欧美国家福利大扩张,企业负担很重。欧美的企业很聪明,从80年代开始主导全球化,全球化冲破固有国界,冲破政治控制,把资本运用到全球范围内,逃避国家的规制。最近美国要把政治捐款的限额取消掉,如果真的取消了,对世界政治来说是一件大事。因为从二战、一战以后,开始实行大众民主,企业家不能过度参与影响政治,企业家政治捐款可以,但是有限度,现在要把这个限度取消掉。我觉得取消政治捐款上限是违背企业家政治的。西方的问题,完全是企业家政治,奥巴马做不了主,想做一件事就是做不了,奥巴马想改造华尔街,也做不了主。企业家的政治体制也有问题。中国的政商关系:企业可能是政治家的企业 再看中国的政商关系,是倒过来的,企业可能是政治家的企业。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有国有企业,国家长期垄断一些重要的市场。国家通过税收制度、货币制度,各种方法论,实现了对社会阶层的控制,叫市农工商,是要刻意把商放在最后一位,中国历史上不乏做的很大的商人,但看看历史,商人一旦做大,皇帝有两件事情一定叫商人做,目的是不让你做大资本。第一个事情,叫商人买地,你不能有那么多资产,我把土地给你,把你绑架在土地上。第二条,让你的小孩考取功名,从事政治。一个土地一个公民,把中国商人跟政府的威胁消解了,非常有效。 到了近代,西方这种企业家的政治到了中国以后,就打败了政治人物的企业这种政治形势。近代开始政商关系演变,毛泽东时代,没有企业家了,政府说我自己来当企业家,最后大家知道了,到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已经是一个崩溃的状态。从学者角度来说,政商要分开完全不可能,只是说要建立什么样的政商关系的问题。这个关系就是建立一个边界问题,政治的边界是什么,企业的边界是什么,这个是需要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向新加坡学习如何建立合理的政商关系 从这个角度说,可以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中学到很多,政治人物要发展经济,完全看企业家群体,企业家群体不能有效发展经济,这个国家根本没有办法发展。西方刚才走了企业家政治这条路,亚洲四小龙利用政治人物,利用企业家的发展,大力推动国家经济这样一条道路,四小龙基本用了3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150年时间,这个非常有效,中国某些方面也是有这样。中国唯一的不同就是还有国企的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可以学学新加坡。从比例来说,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比中国的可能还要多,但人家确确实实做的很好。北京首都机场做的那么大,但是它的服务远比不上新加坡机场。新加坡的机场大家去过的都认为是世界上一流的机场,人家也是国有企业,为什么能搞好,中国的国有企业为什么就搞不好。本文选自正和岛,2015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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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一党制也能实行宪政与司法独立2015年4月20日
导语2015年4月12日,新加坡隆道智库主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举办的隆道亚洲论坛在新加坡举行。本次论坛由南洋理工大学前校长、隆道智库主席徐冠林主持,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咨询委员会主席龙永图,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郑永年,亚洲问题著名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政府管理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共话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现状:习近平治下的中国。论坛上经济新常态、政治新常态、人才新常态、外交“非常态”、亚洲共同发展、高端移民浪潮对亚洲的影响、反腐等成为本次论坛的热议话题。嘉宾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委员会主任。 十八大后,中国政治进入了新常态,特点包括权力的集中、长期的反腐败运动、重视顶层设计等。但是这也使中国面临很大困难:中国经济面对很大的下行压力,并且由于中央集权与反腐败运动,出现部分官僚不作为现象。什么是旧常态 从1980年至十八大这段时间称为旧常态,而在十八大后中国政治进入了新常态。 中国过去35年取得巨大成就,发展到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中国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经济制度比较好了解,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则有以下三点优势。1)中国精英制度,有年龄限制,即到了规定年龄就要退休;2)中国有限任期制,目前实行两届任制;3)中国采取集体领导方式。 当然上述政治制度也产生一些问题,主要包括过度的内部制衡、政治寡头、大规模腐败、GDP主义、社会不公平、基尼系数走高等。新常态下中国的集权和反腐 十八大以后进入新常态,主要有以下两大特征: 第一,集权。无论是反腐败还是深化改革,都需要权力。在比较困难的改革需要全力,克服既得利益的阻碍。中国政府成立4个领导小组,已经开始改变9个常委各管一派的权力状态。 第二, 进入长期反腐败的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能与之前相抗衡的就只有明朝的朱元璋反腐。最主要的就是切断经济寡头转向政治寡头。决策者要解放思想 西方国家用了一百五六十年建立了法治制度,中国现在开始建立法制,也会遇到很多困难。我相信,一党制下也能实行宪政与司法独立,中共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巡回法庭,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终身责任制,就是这个方向。 要实现一党制下的宪政与司法独立,需要决策者解放思想,而不要老是看几本西方的教科书就觉得西方是对的,好的。我一直在想,中国可以借鉴新加坡的模式,充分融合中西方制度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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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郑永年: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有市场2015年4月8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记者:很多研究者留意到,今天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智库正作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赢得巨大发展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永年:智库在中国如此受重视,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发展为一个更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无论是文明的复兴,还是大国的地位,都是依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怎么打拼?需要科学的决策和管理,需要制定清晰明确的路线图,这就呼唤着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前我们讲科学决策,更多地考虑到决策科学对中国自身事务的影响。现在国内的政策科学不科学,不仅影响自身,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例如在外交领域,中国今天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发展战略,但我们的相关知识储备足吗?对沿线国家的情况足够了解吗?将要采取的具体举措能够切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吗?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略实施的效果与国际影响。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伴随着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必须看到,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国际国内事务的处理仍是响应型、反应型、被动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动型的,无法从容应对甚至“先发制人”。这就说明政府管理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与可采取的战略缺乏有效研判。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个国家社会转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问题,但绝对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种“颠覆性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进而把失误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学性。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实施也依赖于决策科学性。怎样在政策实施之前预先征集民意,广告周知?如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效沟通,真正令民众受惠?都需要发挥智库作用。我们倡导决策科学,不只是说技术上具有科学性,更要用科学的、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实现决策。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知识与智慧的支持,否则很难有合理性、合法性。无论是从中国自己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转型,还是国际层面的转型,都迫切需要科学决策,需要高水平智库提供知识和智能。 ●记者:正是因为需求巨大,所以“智库热”在中国迅速掀起。中国应有怎样的智库格局,智库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有人统计,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智库了,这个数目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智库拿出过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没有像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那样有名的智库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智库,其核心还是“智”,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智库,却是有库无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库建设绝不能变成为了建而建,盲目扩张、蜂拥而上,否则会带来一系列乱象和负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质化研究,选题和着眼点千篇一律,说不出新东西,没有附加值。互相之间没有分工,更不讲合作,甚至出现恶性无序竞争。智库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性,高端智库一定是质量型智库。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着力建设的是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各类智库有不同的发展侧重和路径,这是符合实际的。构建体系,就意味着对现有智库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必须抓住“特色”和“新型”两个关键。特色,是体现中国特色,在中国的特色现实环境下成长起来,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服务。新型,就是寻找一种更加合理高效的组织运作方式。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智库被分为党政军、高校、社科院系统等七大类,基本上涵盖了智库的所有类型。每类智库,都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组织运作方式。例如高校智库,大学有学术优势,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对政策了解不够、不及时,对政府运作机制不熟悉;二是现行评估系统和智库的要求不相符,学者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智库研究。怎样解除束缚发挥优势?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体制。社科院系统具有比较集中的智库功能,但也有很大的改制空间,如果把人文历史等基础类研究归并入大学,保留并强化和现实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研究机构,针对性更强,就更有可能培养出很好的智库。企业里,一些只研究本企业问题、贡献于这一家企业的机构不能叫智库,因为智库是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一些技术性的研究机构也不应叫智库,因为它属于基础研究领域。从研究上讲,智库研究是要有现实性和预见性的,而不是教科书式的。智库选择研究题目不能跟风,盲目追求热点。我们面对的有热点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有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也许再过两三年就变得重要了,所以也要对它提前展开研究。如果能通过智库建设推动中国知识创造体系和政策研究体系改革,那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起到很大作用。 ●记者:政府是大部分智库产品的购买方与使用方。智库与政府之间应建立起怎样的良性关系?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利用智库产品? 郑永年:做智库的人都在强调独立性。的确,独立性很重要,但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反政府、唱反调。智库不可能脱离政府,我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服务政府、影响决策,并且依赖于政府的收购服务,经济上也不是完全独立。但,只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场,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研究过程、人员配置、结论分析等均不受政府干预,这就是一种独立。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关系也有多种模式。例如美国智库,一类是像兰德公司那样,实行政府定点采购。一类主要靠企业捐助开展研究。再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向智库收购服务,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引进人才,自己操作。但政府也监管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监管机制。此外,欧洲、日本等也有不同模式,可以多去了解、寻找参照,逐步建立起最适合自己的一套模式。政府采购智库提供的社会服务,目的是辅助决策、影响现实发展,因此,智库应有责任意识,对自己提供的专业性产品负责。培根说“知识即权力”,智库成员不能滥用这种权力,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肩上是时刻担着社会责任甚至法律责任的。而中国现在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管理体制,大部分智库也远没有形成这样的责任意识。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应考察借鉴国外相关的智库监管治理体制,尽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监管和考核机制。现在有一种误区,认为先把智库机构建立起来,再去考虑管理和追责机制。其实不能等,应该同步甚至是先行地进行机制建设。 ●记者:合格甚至优秀的政策研究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哪些要求?有志于做智库研究的学者应该怎样完成身份角色转型? 郑永年:智库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可以借古人智慧概括为“知行合一”。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为“知”。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智库成员必须同时具备“知”和“行”两方面的素质。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智库成员作为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首先,智库成员要能够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一种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实际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够结合实际,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并把这些政策途径放在宏观环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诉政府每种政策选择将会导致的后果。最后,智库应该致力于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只有这样,中国的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才能顺利进入世界“政策市场”,把握国际话语权。总之,智库成员应该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素质,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智库人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从哪里来?大学里可以找到各种门类的教科书,但智库所需的实践经验却难以从书本中获取。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政策体系脱节,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储备。美国有“旋转门”机制,人才在政府与智库之间有序流动,打通了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隔膜。这是国际智库比较公认的人才培养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可以尝试借鉴新加坡模式,用市场机制引进人才,人员跟着项目走,随时流动,并在坚持专业所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也有自己的市场。研究者不进入这个市场,就什么也不懂;进入之后,随着研究经历的积淀,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智库学者要让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像“活水”一样流动起来。对学者来说,还需要注意一点:要在作为学者的学术自由和作为智库的责任之间找到平衡,遵守智库应有的纪律和规则。总之,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文章选自光明智库,作者:王思敏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记者:很多研究者留意到,今天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智库正作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赢得巨大发展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永年:智库在中国如此受重视,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发展为一个更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无论是文明的复兴,还是大国的地位,都是依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怎么打拼?需要科学的决策和管理,需要制定清晰明确的路线图,这就呼唤着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前我们讲科学决策,更多地考虑到决策科学对中国自身事务的影响。现在国内的政策科学不科学,不仅影响自身,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例如在外交领域,中国今天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发展战略,但我们的相关知识储备足吗?对沿线国家的情况足够了解吗?将要采取的具体举措能够切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吗?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略实施的效果与国际影响。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伴随着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必须看到,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国际国内事务的处理仍是响应型、反应型、被动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动型的,无法从容应对甚至“先发制人”。这就说明政府管理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与可采取的战略缺乏有效研判。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个国家社会转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问题,但绝对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种“颠覆性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进而把失误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学性。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实施也依赖于决策科学性。怎样在政策实施之前预先征集民意,广告周知?如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效沟通,真正令民众受惠?都需要发挥智库作用。我们倡导决策科学,不只是说技术上具有科学性,更要用科学的、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实现决策。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知识与智慧的支持,否则很难有合理性、合法性。无论是从中国自己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转型,还是国际层面的转型,都迫切需要科学决策,需要高水平智库提供知识和智能。 ●记者:正是因为需求巨大,所以“智库热”在中国迅速掀起。中国应有怎样的智库格局,智库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有人统计,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智库了,这个数目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智库拿出过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没有像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那样有名的智库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智库,其核心还是“智”,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智库,却是有库无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库建设绝不能变成为了建而建,盲目扩张、蜂拥而上,否则会带来一系列乱象和负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质化研究,选题和着眼点千篇一律,说不出新东西,没有附加值。互相之间没有分工,更不讲合作,甚至出现恶性无序竞争。智库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性,高端智库一定是质量型智库。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着力建设的是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各类智库有不同的发展侧重和路径,这是符合实际的。构建体系,就意味着对现有智库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必须抓住“特色”和“新型”两个关键。特色,是体现中国特色,在中国的特色现实环境下成长起来,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服务。新型,就是寻找一种更加合理高效的组织运作方式。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智库被分为党政军、高校、社科院系统等七大类,基本上涵盖了智库的所有类型。每类智库,都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组织运作方式。例如高校智库,大学有学术优势,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对政策了解不够、不及时,对政府运作机制不熟悉;二是现行评估系统和智库的要求不相符,学者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智库研究。怎样解除束缚发挥优势?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体制。社科院系统具有比较集中的智库功能,但也有很大的改制空间,如果把人文历史等基础类研究归并入大学,保留并强化和现实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研究机构,针对性更强,就更有可能培养出很好的智库。企业里,一些只研究本企业问题、贡献于这一家企业的机构不能叫智库,因为智库是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一些技术性的研究机构也不应叫智库,因为它属于基础研究领域。从研究上讲,智库研究是要有现实性和预见性的,而不是教科书式的。智库选择研究题目不能跟风,盲目追求热点。我们面对的有热点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有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也许再过两三年就变得重要了,所以也要对它提前展开研究。如果能通过智库建设推动中国知识创造体系和政策研究体系改革,那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起到很大作用。 ●记者:政府是大部分智库产品的购买方与使用方。智库与政府之间应建立起怎样的良性关系?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利用智库产品? 郑永年:做智库的人都在强调独立性。的确,独立性很重要,但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反政府、唱反调。智库不可能脱离政府,我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服务政府、影响决策,并且依赖于政府的收购服务,经济上也不是完全独立。但,只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场,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研究过程、人员配置、结论分析等均不受政府干预,这就是一种独立。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关系也有多种模式。例如美国智库,一类是像兰德公司那样,实行政府定点采购。一类主要靠企业捐助开展研究。再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向智库收购服务,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引进人才,自己操作。但政府也监管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监管机制。此外,欧洲、日本等也有不同模式,可以多去了解、寻找参照,逐步建立起最适合自己的一套模式。政府采购智库提供的社会服务,目的是辅助决策、影响现实发展,因此,智库应有责任意识,对自己提供的专业性产品负责。培根说“知识即权力”,智库成员不能滥用这种权力,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肩上是时刻担着社会责任甚至法律责任的。而中国现在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管理体制,大部分智库也远没有形成这样的责任意识。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应考察借鉴国外相关的智库监管治理体制,尽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监管和考核机制。现在有一种误区,认为先把智库机构建立起来,再去考虑管理和追责机制。其实不能等,应该同步甚至是先行地进行机制建设。 ●记者:合格甚至优秀的政策研究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哪些要求?有志于做智库研究的学者应该怎样完成身份角色转型? 郑永年:智库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可以借古人智慧概括为“知行合一”。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为“知”。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智库成员必须同时具备“知”和“行”两方面的素质。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智库成员作为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首先,智库成员要能够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一种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实际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够结合实际,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并把这些政策途径放在宏观环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诉政府每种政策选择将会导致的后果。最后,智库应该致力于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只有这样,中国的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才能顺利进入世界“政策市场”,把握国际话语权。总之,智库成员应该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素质,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智库人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从哪里来?大学里可以找到各种门类的教科书,但智库所需的实践经验却难以从书本中获取。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政策体系脱节,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储备。美国有“旋转门”机制,人才在政府与智库之间有序流动,打通了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隔膜。这是国际智库比较公认的人才培养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可以尝试借鉴新加坡模式,用市场机制引进人才,人员跟着项目走,随时流动,并在坚持专业所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也有自己的市场。研究者不进入这个市场,就什么也不懂;进入之后,随着研究经历的积淀,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智库学者要让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像“活水”一样流动起来。对学者来说,还需要注意一点:要在作为学者的学术自由和作为智库的责任之间找到平衡,遵守智库应有的纪律和规则。总之,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文章选自光明智库,作者:王思敏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记者:很多研究者留意到,今天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智库正作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赢得巨大发展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永年:智库在中国如此受重视,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发展为一个更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无论是文明的复兴,还是大国的地位,都是依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怎么打拼?需要科学的决策和管理,需要制定清晰明确的路线图,这就呼唤着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前我们讲科学决策,更多地考虑到决策科学对中国自身事务的影响。现在国内的政策科学不科学,不仅影响自身,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例如在外交领域,中国今天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发展战略,但我们的相关知识储备足吗?对沿线国家的情况足够了解吗?将要采取的具体举措能够切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吗?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略实施的效果与国际影响。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伴随着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必须看到,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国际国内事务的处理仍是响应型、反应型、被动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动型的,无法从容应对甚至“先发制人”。这就说明政府管理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与可采取的战略缺乏有效研判。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个国家社会转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问题,但绝对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种“颠覆性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进而把失误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学性。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实施也依赖于决策科学性。怎样在政策实施之前预先征集民意,广告周知?如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效沟通,真正令民众受惠?都需要发挥智库作用。我们倡导决策科学,不只是说技术上具有科学性,更要用科学的、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实现决策。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知识与智慧的支持,否则很难有合理性、合法性。无论是从中国自己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转型,还是国际层面的转型,都迫切需要科学决策,需要高水平智库提供知识和智能。 ●记者:正是因为需求巨大,所以“智库热”在中国迅速掀起。中国应有怎样的智库格局,智库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有人统计,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智库了,这个数目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智库拿出过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没有像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那样有名的智库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智库,其核心还是“智”,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智库,却是有库无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库建设绝不能变成为了建而建,盲目扩张、蜂拥而上,否则会带来一系列乱象和负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质化研究,选题和着眼点千篇一律,说不出新东西,没有附加值。互相之间没有分工,更不讲合作,甚至出现恶性无序竞争。智库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性,高端智库一定是质量型智库。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着力建设的是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各类智库有不同的发展侧重和路径,这是符合实际的。构建体系,就意味着对现有智库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必须抓住“特色”和“新型”两个关键。特色,是体现中国特色,在中国的特色现实环境下成长起来,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服务。新型,就是寻找一种更加合理高效的组织运作方式。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智库被分为党政军、高校、社科院系统等七大类,基本上涵盖了智库的所有类型。每类智库,都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组织运作方式。例如高校智库,大学有学术优势,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对政策了解不够、不及时,对政府运作机制不熟悉;二是现行评估系统和智库的要求不相符,学者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智库研究。怎样解除束缚发挥优势?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体制。社科院系统具有比较集中的智库功能,但也有很大的改制空间,如果把人文历史等基础类研究归并入大学,保留并强化和现实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研究机构,针对性更强,就更有可能培养出很好的智库。企业里,一些只研究本企业问题、贡献于这一家企业的机构不能叫智库,因为智库是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一些技术性的研究机构也不应叫智库,因为它属于基础研究领域。从研究上讲,智库研究是要有现实性和预见性的,而不是教科书式的。智库选择研究题目不能跟风,盲目追求热点。我们面对的有热点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有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也许再过两三年就变得重要了,所以也要对它提前展开研究。如果能通过智库建设推动中国知识创造体系和政策研究体系改革,那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起到很大作用。 ●记者:政府是大部分智库产品的购买方与使用方。智库与政府之间应建立起怎样的良性关系?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利用智库产品? 郑永年:做智库的人都在强调独立性。的确,独立性很重要,但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反政府、唱反调。智库不可能脱离政府,我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服务政府、影响决策,并且依赖于政府的收购服务,经济上也不是完全独立。但,只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场,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研究过程、人员配置、结论分析等均不受政府干预,这就是一种独立。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关系也有多种模式。例如美国智库,一类是像兰德公司那样,实行政府定点采购。一类主要靠企业捐助开展研究。再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向智库收购服务,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引进人才,自己操作。但政府也监管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监管机制。此外,欧洲、日本等也有不同模式,可以多去了解、寻找参照,逐步建立起最适合自己的一套模式。政府采购智库提供的社会服务,目的是辅助决策、影响现实发展,因此,智库应有责任意识,对自己提供的专业性产品负责。培根说“知识即权力”,智库成员不能滥用这种权力,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肩上是时刻担着社会责任甚至法律责任的。而中国现在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管理体制,大部分智库也远没有形成这样的责任意识。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应考察借鉴国外相关的智库监管治理体制,尽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监管和考核机制。现在有一种误区,认为先把智库机构建立起来,再去考虑管理和追责机制。其实不能等,应该同步甚至是先行地进行机制建设。 ●记者:合格甚至优秀的政策研究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哪些要求?有志于做智库研究的学者应该怎样完成身份角色转型? 郑永年:智库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可以借古人智慧概括为“知行合一”。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为“知”。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智库成员必须同时具备“知”和“行”两方面的素质。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智库成员作为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首先,智库成员要能够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一种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实际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够结合实际,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并把这些政策途径放在宏观环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诉政府每种政策选择将会导致的后果。最后,智库应该致力于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只有这样,中国的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才能顺利进入世界“政策市场”,把握国际话语权。总之,智库成员应该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素质,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智库人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从哪里来?大学里可以找到各种门类的教科书,但智库所需的实践经验却难以从书本中获取。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政策体系脱节,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储备。美国有“旋转门”机制,人才在政府与智库之间有序流动,打通了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隔膜。这是国际智库比较公认的人才培养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可以尝试借鉴新加坡模式,用市场机制引进人才,人员跟着项目走,随时流动,并在坚持专业所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也有自己的市场。研究者不进入这个市场,就什么也不懂;进入之后,随着研究经历的积淀,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智库学者要让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像“活水”一样流动起来。对学者来说,还需要注意一点:要在作为学者的学术自由和作为智库的责任之间找到平衡,遵守智库应有的纪律和规则。总之,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文章选自光明智库,作者:王思敏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记者:很多研究者留意到,今天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智库正作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赢得巨大发展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永年:智库在中国如此受重视,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发展为一个更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无论是文明的复兴,还是大国的地位,都是依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怎么打拼?需要科学的决策和管理,需要制定清晰明确的路线图,这就呼唤着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前我们讲科学决策,更多地考虑到决策科学对中国自身事务的影响。现在国内的政策科学不科学,不仅影响自身,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例如在外交领域,中国今天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发展战略,但我们的相关知识储备足吗?对沿线国家的情况足够了解吗?将要采取的具体举措能够切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吗?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略实施的效果与国际影响。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伴随着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必须看到,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国际国内事务的处理仍是响应型、反应型、被动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动型的,无法从容应对甚至“先发制人”。这就说明政府管理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与可采取的战略缺乏有效研判。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个国家社会转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问题,但绝对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种“颠覆性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进而把失误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学性。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实施也依赖于决策科学性。怎样在政策实施之前预先征集民意,广告周知?如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效沟通,真正令民众受惠?都需要发挥智库作用。我们倡导决策科学,不只是说技术上具有科学性,更要用科学的、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实现决策。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知识与智慧的支持,否则很难有合理性、合法性。无论是从中国自己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转型,还是国际层面的转型,都迫切需要科学决策,需要高水平智库提供知识和智能。 ●记者:正是因为需求巨大,所以“智库热”在中国迅速掀起。中国应有怎样的智库格局,智库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有人统计,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智库了,这个数目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智库拿出过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没有像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那样有名的智库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智库,其核心还是“智”,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智库,却是有库无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库建设绝不能变成为了建而建,盲目扩张、蜂拥而上,否则会带来一系列乱象和负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质化研究,选题和着眼点千篇一律,说不出新东西,没有附加值。互相之间没有分工,更不讲合作,甚至出现恶性无序竞争。智库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性,高端智库一定是质量型智库。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着力建设的是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各类智库有不同的发展侧重和路径,这是符合实际的。构建体系,就意味着对现有智库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必须抓住“特色”和“新型”两个关键。特色,是体现中国特色,在中国的特色现实环境下成长起来,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服务。新型,就是寻找一种更加合理高效的组织运作方式。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智库被分为党政军、高校、社科院系统等七大类,基本上涵盖了智库的所有类型。每类智库,都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组织运作方式。例如高校智库,大学有学术优势,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对政策了解不够、不及时,对政府运作机制不熟悉;二是现行评估系统和智库的要求不相符,学者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智库研究。怎样解除束缚发挥优势?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体制。社科院系统具有比较集中的智库功能,但也有很大的改制空间,如果把人文历史等基础类研究归并入大学,保留并强化和现实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研究机构,针对性更强,就更有可能培养出很好的智库。企业里,一些只研究本企业问题、贡献于这一家企业的机构不能叫智库,因为智库是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一些技术性的研究机构也不应叫智库,因为它属于基础研究领域。从研究上讲,智库研究是要有现实性和预见性的,而不是教科书式的。智库选择研究题目不能跟风,盲目追求热点。我们面对的有热点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有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也许再过两三年就变得重要了,所以也要对它提前展开研究。如果能通过智库建设推动中国知识创造体系和政策研究体系改革,那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起到很大作用。 ●记者:政府是大部分智库产品的购买方与使用方。智库与政府之间应建立起怎样的良性关系?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利用智库产品? 郑永年:做智库的人都在强调独立性。的确,独立性很重要,但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反政府、唱反调。智库不可能脱离政府,我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服务政府、影响决策,并且依赖于政府的收购服务,经济上也不是完全独立。但,只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场,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研究过程、人员配置、结论分析等均不受政府干预,这就是一种独立。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关系也有多种模式。例如美国智库,一类是像兰德公司那样,实行政府定点采购。一类主要靠企业捐助开展研究。再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向智库收购服务,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引进人才,自己操作。但政府也监管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监管机制。此外,欧洲、日本等也有不同模式,可以多去了解、寻找参照,逐步建立起最适合自己的一套模式。政府采购智库提供的社会服务,目的是辅助决策、影响现实发展,因此,智库应有责任意识,对自己提供的专业性产品负责。培根说“知识即权力”,智库成员不能滥用这种权力,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肩上是时刻担着社会责任甚至法律责任的。而中国现在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管理体制,大部分智库也远没有形成这样的责任意识。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应考察借鉴国外相关的智库监管治理体制,尽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监管和考核机制。现在有一种误区,认为先把智库机构建立起来,再去考虑管理和追责机制。其实不能等,应该同步甚至是先行地进行机制建设。 ●记者:合格甚至优秀的政策研究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哪些要求?有志于做智库研究的学者应该怎样完成身份角色转型? 郑永年:智库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可以借古人智慧概括为“知行合一”。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为“知”。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智库成员必须同时具备“知”和“行”两方面的素质。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智库成员作为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首先,智库成员要能够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一种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实际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够结合实际,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并把这些政策途径放在宏观环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诉政府每种政策选择将会导致的后果。最后,智库应该致力于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只有这样,中国的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才能顺利进入世界“政策市场”,把握国际话语权。总之,智库成员应该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素质,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智库人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从哪里来?大学里可以找到各种门类的教科书,但智库所需的实践经验却难以从书本中获取。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政策体系脱节,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储备。美国有“旋转门”机制,人才在政府与智库之间有序流动,打通了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隔膜。这是国际智库比较公认的人才培养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可以尝试借鉴新加坡模式,用市场机制引进人才,人员跟着项目走,随时流动,并在坚持专业所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也有自己的市场。研究者不进入这个市场,就什么也不懂;进入之后,随着研究经历的积淀,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智库学者要让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像“活水”一样流动起来。对学者来说,还需要注意一点:要在作为学者的学术自由和作为智库的责任之间找到平衡,遵守智库应有的纪律和规则。总之,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文章选自光明智库,作者:王思敏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记者:很多研究者留意到,今天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智库正作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赢得巨大发展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永年:智库在中国如此受重视,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发展为一个更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无论是文明的复兴,还是大国的地位,都是依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怎么打拼?需要科学的决策和管理,需要制定清晰明确的路线图,这就呼唤着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前我们讲科学决策,更多地考虑到决策科学对中国自身事务的影响。现在国内的政策科学不科学,不仅影响自身,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例如在外交领域,中国今天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发展战略,但我们的相关知识储备足吗?对沿线国家的情况足够了解吗?将要采取的具体举措能够切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吗?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略实施的效果与国际影响。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伴随着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必须看到,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国际国内事务的处理仍是响应型、反应型、被动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动型的,无法从容应对甚至“先发制人”。这就说明政府管理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与可采取的战略缺乏有效研判。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个国家社会转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问题,但绝对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种“颠覆性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进而把失误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学性。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实施也依赖于决策科学性。怎样在政策实施之前预先征集民意,广告周知?如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效沟通,真正令民众受惠?都需要发挥智库作用。我们倡导决策科学,不只是说技术上具有科学性,更要用科学的、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实现决策。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知识与智慧的支持,否则很难有合理性、合法性。无论是从中国自己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转型,还是国际层面的转型,都迫切需要科学决策,需要高水平智库提供知识和智能。 ●记者:正是因为需求巨大,所以“智库热”在中国迅速掀起。中国应有怎样的智库格局,智库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有人统计,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智库了,这个数目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智库拿出过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没有像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那样有名的智库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智库,其核心还是“智”,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智库,却是有库无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库建设绝不能变成为了建而建,盲目扩张、蜂拥而上,否则会带来一系列乱象和负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质化研究,选题和着眼点千篇一律,说不出新东西,没有附加值。互相之间没有分工,更不讲合作,甚至出现恶性无序竞争。智库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性,高端智库一定是质量型智库。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着力建设的是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各类智库有不同的发展侧重和路径,这是符合实际的。构建体系,就意味着对现有智库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必须抓住“特色”和“新型”两个关键。特色,是体现中国特色,在中国的特色现实环境下成长起来,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服务。新型,就是寻找一种更加合理高效的组织运作方式。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智库被分为党政军、高校、社科院系统等七大类,基本上涵盖了智库的所有类型。每类智库,都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组织运作方式。例如高校智库,大学有学术优势,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对政策了解不够、不及时,对政府运作机制不熟悉;二是现行评估系统和智库的要求不相符,学者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智库研究。怎样解除束缚发挥优势?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体制。社科院系统具有比较集中的智库功能,但也有很大的改制空间,如果把人文历史等基础类研究归并入大学,保留并强化和现实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研究机构,针对性更强,就更有可能培养出很好的智库。企业里,一些只研究本企业问题、贡献于这一家企业的机构不能叫智库,因为智库是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一些技术性的研究机构也不应叫智库,因为它属于基础研究领域。从研究上讲,智库研究是要有现实性和预见性的,而不是教科书式的。智库选择研究题目不能跟风,盲目追求热点。我们面对的有热点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有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也许再过两三年就变得重要了,所以也要对它提前展开研究。如果能通过智库建设推动中国知识创造体系和政策研究体系改革,那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起到很大作用。 ●记者:政府是大部分智库产品的购买方与使用方。智库与政府之间应建立起怎样的良性关系?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利用智库产品? 郑永年:做智库的人都在强调独立性。的确,独立性很重要,但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反政府、唱反调。智库不可能脱离政府,我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服务政府、影响决策,并且依赖于政府的收购服务,经济上也不是完全独立。但,只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场,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研究过程、人员配置、结论分析等均不受政府干预,这就是一种独立。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关系也有多种模式。例如美国智库,一类是像兰德公司那样,实行政府定点采购。一类主要靠企业捐助开展研究。再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向智库收购服务,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引进人才,自己操作。但政府也监管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监管机制。此外,欧洲、日本等也有不同模式,可以多去了解、寻找参照,逐步建立起最适合自己的一套模式。政府采购智库提供的社会服务,目的是辅助决策、影响现实发展,因此,智库应有责任意识,对自己提供的专业性产品负责。培根说“知识即权力”,智库成员不能滥用这种权力,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肩上是时刻担着社会责任甚至法律责任的。而中国现在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管理体制,大部分智库也远没有形成这样的责任意识。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应考察借鉴国外相关的智库监管治理体制,尽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监管和考核机制。现在有一种误区,认为先把智库机构建立起来,再去考虑管理和追责机制。其实不能等,应该同步甚至是先行地进行机制建设。 ●记者:合格甚至优秀的政策研究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哪些要求?有志于做智库研究的学者应该怎样完成身份角色转型? 郑永年:智库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可以借古人智慧概括为“知行合一”。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为“知”。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智库成员必须同时具备“知”和“行”两方面的素质。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智库成员作为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首先,智库成员要能够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一种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实际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够结合实际,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并把这些政策途径放在宏观环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诉政府每种政策选择将会导致的后果。最后,智库应该致力于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只有这样,中国的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才能顺利进入世界“政策市场”,把握国际话语权。总之,智库成员应该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素质,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智库人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从哪里来?大学里可以找到各种门类的教科书,但智库所需的实践经验却难以从书本中获取。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政策体系脱节,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储备。美国有“旋转门”机制,人才在政府与智库之间有序流动,打通了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隔膜。这是国际智库比较公认的人才培养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可以尝试借鉴新加坡模式,用市场机制引进人才,人员跟着项目走,随时流动,并在坚持专业所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也有自己的市场。研究者不进入这个市场,就什么也不懂;进入之后,随着研究经历的积淀,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智库学者要让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像“活水”一样流动起来。对学者来说,还需要注意一点:要在作为学者的学术自由和作为智库的责任之间找到平衡,遵守智库应有的纪律和规则。总之,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文章选自光明智库,作者:王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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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华商迎第三次历史阶段 抓住中国走出去机遇2015年4月8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2015年3月29日, 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华商领袖与华人智库圆桌会”在海南博鳌召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在圆桌会发言时表示,“一带一路”中国资本、企业出去之际,世界华商应该抓住机遇重新定位,发挥独特作用。 郑永年表示,华商在中国重大历史节点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个阶段,华商支持中国革命。第二个阶段,华商参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处于资本高度短缺时代,华商积极参与到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中,贡献很大。 郑永年认为,华商正面临第三个发展阶段。“一带一路”主要是中国资本、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政府起搭台作用。海外华商可以抓住机遇,可配合当地政府,和中国走出去的资本、企业合作,发展自己的事业,同时为当地百姓做好事。 郑永年建议,海外华商要关注智库作用。观察华商群体,无论是东南亚还是北美,华商和智库的联系都存在短板。而世界其它国家的企业家都非常关心政治和公共政策。华商可通过智库表达公共政策,做智库既可为自身服务,为当地社会和当地政府服务,也可借此改善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关系。郑永年强调,没有知识支撑的财富是不可持续的财富,可持续的财富积累需要智库的建设。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5年3月29日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2015年3月29日, 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华商领袖与华人智库圆桌会”在海南博鳌召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在圆桌会发言时表示,“一带一路”中国资本、企业出去之际,世界华商应该抓住机遇重新定位,发挥独特作用。 郑永年表示,华商在中国重大历史节点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个阶段,华商支持中国革命。第二个阶段,华商参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处于资本高度短缺时代,华商积极参与到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中,贡献很大。 郑永年认为,华商正面临第三个发展阶段。“一带一路”主要是中国资本、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政府起搭台作用。海外华商可以抓住机遇,可配合当地政府,和中国走出去的资本、企业合作,发展自己的事业,同时为当地百姓做好事。 郑永年建议,海外华商要关注智库作用。观察华商群体,无论是东南亚还是北美,华商和智库的联系都存在短板。而世界其它国家的企业家都非常关心政治和公共政策。华商可通过智库表达公共政策,做智库既可为自身服务,为当地社会和当地政府服务,也可借此改善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关系。郑永年强调,没有知识支撑的财富是不可持续的财富,可持续的财富积累需要智库的建设。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5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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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谈李光耀2015年3月25日
如何看待李光耀? 李光耀先生我见过他很多次,非常的佩服。他确实是新加坡的国父,自从被马来西亚赶出来,被迫独立之后,新加坡只用了一代人就发展起来了,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地方。要知道世界上小国家多得是,有几个发展成这样的?北欧那些小国,也是用了一百多年才发展起来。 我觉得,二战以后反殖民的独立国家,他可能是最后一位政治强人了,跟他同辈的伟大政治人物,他是最后一位了,再也没有了。对他评价高的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大抵如此。他从不空讲理想,而是讲可行的理想,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时时以国家利益为重。新加坡人对李光耀非常敬佩,因为他所做的就是为了新加坡。 他对西方媒体说过很有名的话,大意就是,我是新加坡人民选举出来的,你们不是。我总结,这就是新加坡取得那么大成就的原因。他的想法是,只要我这个政策是为了新加坡社会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即使很多人反对,也要坚决执行。 治理新加坡时,他有太多方面要考虑。今年新加坡建国50周年,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小国从第三世界跳到了第一世界,从低收入国家,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而且没有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一路发展到了高收入国家,人均GDP到了5.5万美元级别。 在考虑这些成就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新加坡真的什么资源都没有,就连喝的水都要从马来西亚进口。 现在有年青一代批评他,但我觉得光看这个成就,李光耀就了不得。 李光耀与中国 我想李光耀,或者说新加坡,对于中国的影响是分多个阶段的。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时候,基本上就在构思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直到南巡以后,正式提出向新加坡学习。早期,中国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感兴趣;后来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又对新加坡的金融制度感兴趣;建设苏州工业园区时对工业园区感兴趣;到了天津生态城,是对新加坡的环境与生态发展感兴趣。 其实大家心里一直觉得应该学习,但是不太提的一个方面是,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社会,如何构建出了清廉的政府和法治的社会,而且也是在一党独大的前提下完成的。 这些年因为我两边都跑,感觉到中国还需要学习新加坡的精神。当然很多官员都说,那么小个国家我怎么学?我觉得那都是借口,大国小国都值得取经。国家大小不是问题,小国家反而不好治理,因为小国家的吸收消化能力不强,所以不能犯错误,一定要科学决策。你看新加坡建国以后,从没犯过重大错误,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好好学习。因为我们在夹缝中生存,所以格外谨慎,在冷战中没有犯错误,冷战之后也没有犯错误。 还有新加坡的政党开放性。基本上,是执政党的开放造成了自身的强大,他们真的敢于用各个方面的人才。中国现在也逐渐在开放,比如最近任命清华校长当环保部长,这和新加坡是很相似的,我们政府中很多人才都是从社会上录用的,不能光从官僚体系培养,那样太僵化。 李光耀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抓住了“关键的少数人”。他对1978年来访的邓小平说,未来大陆一定会成功。他的理由是,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后裔,祖先都不识字,很贫穷,而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因此没什么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的,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 亚洲国家成功的关键都是抓住“关键的少数人”,日本的明治维新如此,韩国也是如此,中国搞建设也需要关键的少数人,搞不定的话,对整个国家都不利。所以应当从关键的少数人抓,一步步走到依法治国,并以法治来推动深化体制改革。文章选自侠客岛,2015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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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经济仍面临风险 远未进入新常态2015年3月23日
2015年3月17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银泰中心柏悦酒店61层举办了CCG2015年三月名家午餐会。两会之后,中国经济发展会呈现哪些新特点?所面临的世界政治、经济、外交局势如何?政府、社会、企业等应当怎样应对?围绕上述热点问题,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CCG咨询委员会主席龙永图;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CCG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陈启宗;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外交学院原院长、CCG顾问吴建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分别对世界和中国经济大势进行了分析和展望;CCG创始人王辉耀主任主持了午餐会,汪潮涌、王广发、王俊峰、张亚勤、张懿宸等60余位CCG副主席、常务理事、专家、嘉宾和媒体朋友出席了本次午餐会。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做了以下演讲: 郑永年:今天我想讲几点,刚才他们把重要的都讲完了,我就补充几点。我也是结合“两会”和全球化、国际化讲。 我非常认同龙部长讲的GDP重要不重要,这几年大家都在批GDP主义,我自己也在写文章批判。但批GDP主义不是说GDP不重要。因为不管怎么样,“两会”以前习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有很多著名的媒体就问四个全面到底什么意思?我说四个全面很简单,第一个全面小康社会最最重要。前两年中国一直在谈论中等收入陷井的问题,我这两年在中国跑了很多地方,有些中国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就担心说,前两年我们谈论中等收入陷井的问题,但今天我们听到了“中等收入陷井的脚步声”了。我是觉得如果大家在十八大以后看到很大的变化,确实有令人担忧的地方。 所以,我一直说邓小平当时提出一部分人要先富裕起来,后来又提出来要建立小康社会,我觉得我们不光是代表无产阶级,还要把无产阶级转化为中产阶级,如果没有这一点其他都免谈。经济是非常重要的,我还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好的时候你去观察,无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大家的活都很好过,经济不好的时候,哪怕你再民主,像欧洲希腊也很难过。所以,我一直说政府不一定要有那么多的目标,重要就是一条能不能全面建立小康社会,也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社会,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今后十五年、二十年能够建成小康社会,我觉得政府真的是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使命。 新加坡,亚洲四小龙,日本就是这样,经济起飞后二十年建立了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和平民主了,当然高收入的他们也有其他的问题。所以现在来看,这一点对中国最最重要。 如果今后的十五年二十年,中国能有6-7%的增长,中国有可能把自己提升为高收入社会,如果没有的话,5%以下免谈,中国很多问题都会出来。 现在大家最常用的“新常态”,我个人理解不一样。中国还远远没有进入新常态。什么叫做常态?常态是你10年到20年比较稳定的增长,这是叫做常态。如果一年7.5%,一年7%,然后又马上往下掉,这种常态谁也不愿意看到的。新常态我的理解,高增长已经过去了,两位数的增长确实不可能了,但要实现新常态,6-7%的增长在今后10-15年中,这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已经实现这个目标了,远没有实现。大家现在把新常态挂在嘴边,但新常态是什么样的内容不去讲。我觉得中国今天实际上面临很大的风险甚至倒退。 最近我跑了很多地方,发现有的地方官僚体制不作为。一个是有几个因素,习主席说得很对,好吃的肉吃完了,要啃骨头了,所以要有顶层设计。要有顶层设计,这非常重要,反腐败也非常重要,这是对经济体制发展有影响的。“两会”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人有些担心,甚至稿子都没念就提前走了。所以,你要改革就要触犯人家的利益,触犯了人家的利益人家就要告你。中国人反腐败,我是觉得高层设计得很好,一到底层也有出问题的,我觉得反腐败怎样能够走到法治化,怎样的影响,我是觉得现在有些地方不作为很麻烦。 第二,改革方向上有的地方如何取舍。比如,国企改革,当初通过那么大的努力国企才走出困境,国企需要改革,但国企改革要什么方向?三中全会说得好要市场化,现在的改革需要市场化推动。市场化没有做完,国企还是行政积累,但是你学新加坡淡马锡制度也没有学,总体来说我觉得有的国企大倒退还是有可能的。 还有更重要的是国际上环境变化变得很差。我也非常同意,西方的保护主义起来了,但中国的“一带一路”走出去也非常难。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走出去,中国不可能像西方这样实行殖民地主义,殖民地主义很简单,我和你签合同,你不执行我来打你。中国现在能打吗?也很难。早先新加坡做的时候一点儿也没有问题,因为新加坡国家小,印度也不担心,也没有国家安全的概念。但中国一去马上就出来了。 我就说上次和王毅部长交流的时候我也说了,中国未来十五年、二十年外交最难做。中国早期想加入WTO,中国八十年代请进来这很简单,市场开放给外国人当然人家很开心了,九十年代加入WTO是接轨,改变自己的世界也简单,现在走出去就麻烦了,到处都有既得利益,你怎么走出去呢?中国已经强大到不愿意自己再继续向国际调整的这样一个程度,同时,中国还没有强大到其他国家向你调整的程度,所以是一个非常麻烦的持久战,弄不好会出大问题。 最近我想中国为了下一阶段,领导人说了不要犯反颠覆性的作为,国内我找了十大可能会颠覆性的错误,我也在外交领域找了十大可能会颠覆性的错误,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说的四个全面第一点非常重要,后面的深化改革也好、法治也好,加了一条从严治党,他们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你把它倒过来非常好看,从严治党最重要,我把这个稍微说窄一点,就是习近平说的关键的少数人。亚洲成功国家都是拥有关键的少数人,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关键的少数人,新加坡的李光耀更是关键的少数人,韩国人更一样,中国的关键少数人,当然你们作为企业家也属于关键少数人。关键少数人搞不定,就害了整个国家。 习近平说了,我们的政治生态环境也要山清水秀,我是觉得关键的少数人能做起来,因为是少数人,你要去教育13亿老百姓这个是做不成的。少数精英不文明,老百姓怎么文明?我们现在的精英,有很多我是非常失望,真正把中国的关键少数人做好,中国才有希望。谢谢。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5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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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在海外的形象工程迫切需要改善2014年12月18日
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似乎越来越不理解中国。当中国已经活动在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候,世界对中国的“不理解”必然对中国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说,国家形象工程是一个国家软力量建设的需要。这一点,中国社会是具有相当共识的。 因此,中国出台了诸多大型国家形象工程,花费着大量的人、财、物,希望为国家塑造出一个正面形象,至少是一个世界可以接受的形象。 不过,塑造国家形象不是容易的事。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这些工程不是说没有任何效用,但一些工程经常是适得其反。中国越推动,外界的反弹就越大;中国的投入越大,外界的阻力也越大;中国的努力越大,国家形象就越差。这其中也并不都是中国的问题,各种因素包括文明和文化差异、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世界对一个崛起中国的不确定性甚至恐惧等等,都在影响着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但作为主体,中国也必须对自己的努力深刻反思。 先说最大的国家形象工程“孔子学院”。 这些年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在不长的时间里已经扩展到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绩不小。不过,孔子学院从一开始就是各国争议的话题,尤其在西方。在早期,这样那样的争议可以归咎为人们不了解。但那么多年下来,争议越来越大。这不能说仅是因为人们不了解,或者人们有“偏见”的结果。对这样的文化工程,人们的“偏见”不可避免。但为什么“偏见”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这是需要反思的。最近海外一些名牌大学中止了和孔子学院的合约。尽管背后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但孔子学院的运作方式是主要原因。 就孔子学院来说,有太多的领域需要反思:要不要遍地开花?学习汉语应当不应当成为其核心?要不要资助发达国家的学生来学习汉语?越来越庞大的工程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如果是注重学界精英阶层(例如台湾的蒋经国基金会)是否效果会更好?如果有一个由专业人才组成的团队来管理,要比官僚来管理会否更有效一些?如果采用政府“收购社会服务”的方式,会否更具市场精神?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思考,能够帮助人们改进已经成为制度的孔子学院,使得其发展更具有可持续性。 媒体走出去是国家形象工程的另一大领域。 这里也出现了诸多不小的问题。为了让海外理解中国,把一些党政理论刊物翻译成英文或者其他文字,不仅可以,而且必须。问题在于,这些刊物,人家看中文就很吃力了,甚至看不懂,翻译成外文之后,除了换了一种文字之外,没有人看得懂,甚至更看不懂了。一些海外机构甚至把此类刊物作为垃圾来处理。这是典型的浪费人、财、物,没有一丁点附加值。如果容许一个专业的团队来做,重新改写文章,就可以把声音传达出去。 “走出去”了的媒体问题更大。现在也有不少媒体“走出去”了,但不知道“走出去”的目标是什么,是影响中国读者还是外国读者?至少从现象上看,还是中国读者。新派出去的传媒工作人员,和原来中国媒体的驻外记者有什么区别?他们同样还是写些中文的报道,同样刊登在中国媒体之上,和当地的民众没有一丁点关系。这是人走出去,不是媒体走出去,并且服务对象仍然是中国民众。 为了增加在海外的影响,有关部门也收购了海外当地的一些小媒体。但这些媒体大多同样是华文媒体,本身并没有什么影响力,收购与不收购没有什么区别。更有甚者,收购这些小媒体之后,很多文章都是中国记者写好了,发到这些小媒体上的。(很多又被中国的媒体当成海外产品转摘回来。)这种做法实在叫人找不到任何理性。 中国的媒体喜欢转载引用外国媒体的产品。关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是应当的,引用外国人的看法也是中国开放的一种态度。美国人就自以为是,从来不关心他国对美国的看法。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和美国不一样,这是好事。但这里也有问题。无论是对中国正面的评价还是负面的批评,不难发现中国的大媒体经常引用一些只有中国人才知道的外国媒体。这些媒体在海外毫无影响,主流社会并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文化”走出去方面也存在这个现象。 例如,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几乎被中国艺术家包下了。中国送出去一个又一个的演唱家或者演唱(演奏)团。那么频繁,哪来的听众?因此,一次一次地免费送票。当地的一些华侨已经变得不厌其烦了。幸好,这个现象最近已经被有关部门注意到,在纠正或者阻止其延续。 还有一个是“炒股”现象。 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应当具有包容性,容许人家的批评,甚至攻击。但有关当局体现不出来这种包容性,结果导致什么样的小事情都要反应。本来一件小小的事情,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但经中国高调的反应,变成了大事情。这是“炒股”现象。本来这只股票没有任何价值,但经过中国用一国之力来炒作,就大大抬高了股价。很多海外的反华“英雄”,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 类似现象极其普遍,体现在国家形象各个工程之中。随着国家的崛起,这方面的投入已经很大,也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这是一块很大的利益,不仅既得利益要追求更大的财政投入,而且也吸引着更多的新利益来加入分享。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领域大多属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性比较敏感的,各种利益都可以高举所谓的“爱国主义”旗帜。爱国有理,出了一些问题又怎么样?“爱国主义”是这个领域人们的保护伞。没有人会质疑批评。但现状在于,投入越大,越是适得其反。人们或许不容去质疑这个领域的“爱国主义”,但结果是在大大损害国家利益,是“害国主义”的表现。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里仅仅举一些容易观察得到的因素。 首先是缺乏专业主义精神,过度政治化。国家形象工程当然是政治,不讲政治不行。问题在于,怎样讲政治。可以通过专业主义来讲政治,也可以通过政治方法来讲政治。在中国,人们习惯了用政治方法讲政治,也很自然把它延伸到了海外。这种高度政治化的形象工程一到海外,要不到处碰壁,要不效果不好。如果专业主义精神不能弘扬,国家形象会越来越不好。其实,如同所有其他领域,提高中国人所说的“文化精神”的是专业主义精神,绝对不是官僚政治。去掉国家形象工程领域的官僚主义便是要务。这方面,中国可以从其他国家学到很多很宝贵的经验。 其次,GDP主义也一直主导着国家形象工程,已经成为衡量国家形象工程是否成功的标准。对GDP主义者来说,质量不重要,重要的是数量。结果,第一,国家形象工程要多。每一届领导要做,各个部门要做,各级政府也要做。第二,数量扩张也表现在每一个具体的项目上。对孔子学院来说,是学习汉语的人数和各种项目的数目;对海外宣传来说,是文字和篇数的数量(撰写、发表、转摘等);对文化走出去来说,是演出的数量,等等。 再次,中国机构不协调。国家形象工程几乎已经成为全社会工程,不知道有多少部门和机构在做。在众多的部门和机构中,没有一个有权力的机构来协调。结果,大家都互相竞争、内斗,谁都不去重视质量,而从事谁都可以做的、低层次的、毫无附加值的东西。数字一大堆,就是毫无质量。再者,无论是国家形象的塑造还是国家形象的“走出去”,都要求具有充分的海外知识。但那些懂得外部事务的部门和机构没有权力,不懂的却权力大得惊人,这就造成了“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国家形象工程迫切需要一个有权力的协调机构。 从更深层次看,这种现象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仍然没有走出近代以来接二连三被列强打败的“国耻”感。中国从前受其他国家欺负,现在崛起了,这些国家不能接受中国的崛起。包括一些领导在内的很多国民不能超越“国耻”感,国家因此不能体现出大国的容量和气度。海外什么样的对华反应,只要不是正面的,都要回应和反击。这就导致了一种局面:越反应和反击,双方的冲突就越严重;冲突越多,国家形象就越不好。美国是大国,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骂美国,但美国从来就不回应。做大国就是要被挨骂的,中国的国民显然还没有这种心态。 中国刚刚崛起,在学做大国,很多不想要的事情的发生,也具有必然性。任何大国在其走向大国过程中,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学做大国需要交很多学费。但是,对中国来说,要尽量少交学费,尤其是要避免交了学费还导向反面效果的情形。 (文章选自联合早报网,2014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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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中国第三个三十年 三手段定成败2014年12月9日
尽管有了今后35年的宏大计划,但要实施下去,仍然困难重重。一方面,改革的各种阻力不会因为集权和一场反腐败运动消失。另一方面,不能犯中共高层所反复强调的“颠覆性错误”。 中国今天讲建国一百周年,即到2049年。到2049年,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毛泽东的30年,邓小平的35年,和从今天开始的35年。前面的65年已经成为历史,到2049年中国会变成怎么样,就取决于今后的35年。今后的35年怎么走?还得看前面的65年是如何走过来的。 毛泽东的30年,在前半段从事建设,通过国家的力量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体系,巩固了政权,但是后来进行“继续革命”,转向了政治运动,反而破坏现存制度。尽管毛泽东也在寻求一种新的制度形式,例如他试图把社会运动制度化,七八年来一次,但都以失败告终。因为政治运动的目标是针对现存制度的,尤其是官僚体制。不过,毛泽东时代也是有贡献的,这不仅在于人们所说的“消极的贡献”,即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认识到社会运动的破坏性,因此转向了从事经济建设,更在于其“积极的贡献”——毛泽东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这并不是他所预想得到的。 邓小平的35年,主题是从事经济建设。但说邓小平没有想进行政治制度建设,也不对。1980年代他曾经提出过非常大胆的政治制度建设计划,例如党政分开、法制、社会主义民主等政治改革举措。不过,苏联解体之后,邓小平敏锐地判断到,苏联解体主要是因为那里的政权没有能力从事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的需要。 这个判断并没有错。邓小平在经济建设上的功劳巨大。今天的中国俨然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历史上的奇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等所有重要的经济组织。同时中国各种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下一一到位,包括财政、金融、企业制度等。尽管所有这些仍然需要改革和改进,但大的制度都已经到位了。 邓小平的改革计划和思路管了中国改革和发展35年。现在要规划的是未来的35年。十八大是一个起点。十八大之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呈现出三大趋势。 赢得未来的唯一选择 第一是集权式改革。集权式改革扭转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过度分权所造成的“无改革”和“不改革”现象。中国的改革先易后难,在进入“啃骨头”的阶段,需要通过集权,来克服已经变得非常强大的既得利益对改革所造成的阻力。 第二是全方位的反腐败。大面积的腐败是执政党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关乎执政党的生存问题。尽管腐败并不是新鲜事,但近年来的腐败已经给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挑战。同时,如果腐败不能得到整治,政权的合法性成为一大问题。如果没有社会信任,执政党同样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第三是以法治为目标的制度建设。无论是集权还是反腐败,本身并非是最终的目的。执政党的目标,就是要在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基础之上,进行制度建设。这是今后35年的目标,也是最为艰巨的任务。 中国的经济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即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进入了中速增长阶段。要实现从中等收入社会到高收入社会的提升并不容易。二战之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最初的高增长阶段后,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除了一些石油国家之外,成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只有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这些东亚经济体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内部的改革所致,也有外部国际环境的因素。东亚的经济奇迹发生在冷战阶段,冷战使得这些经济体不费力气地进入了整个西方市场,同时又赶上了后来的经济全球化。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很不一样。在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现象,例如官员腐败、社会分化、极端思想(不管左右)不断出现、各种犯罪率高居不下、环境生态危机不断等。在国际层面,西方对中国进行贸易保护主义,而周边的外交环境也一直呈现出很不确定的状态,一不当心,就会发生重大危机。 在这样的环境下,制度建设成为中国赢得未来的唯一选择。无论是集权还是反腐败,把它们放在制度建设的背景下来理解才有意义。要用制度建设巩固改革开放的成果,也要用制度建设发掘进一步改革的动力机制。制度建设是去年三中全会和近期结束的四中全会的主题。三中全会尽管涵盖面很广,但主题是经济和社会改革。三中全会的关键词是“市场化”,要通过市场化释放制度红利,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四中全会的关键词是“法治”,不仅是狭义上的,即法律意义上的,而是广义上的制度建设,包括社会、行政、政治等方面。三中全会决议包括336项改革,而四中全会决议包括180项改革。尽管两者之间有些重复,但加起来是一个庞大的改革和制度建设计划。如果能够实现,中国会是一个全新的国家。 细节决定成败 从制度建设来看,两个全会所通过的改革方案,既有对现存制度的改进,也有制度创新。例如三中全会所大力推动的经济市场化,就是对1990年代中期之后企业制度改革的推进。当时实行“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在“抓大”方面只实现了一半,就是把企业整合起来,造就了一些庞大的国有企业,但市场化仍然没有到位。现在企业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国有企业仍然有行政和政治界别。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才能得到解决。又如,四中全会所通过的“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开始讲制度细节问题。在所有国家,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制度,而在于有没有制度细节,细节决定成败。 尽管有了今后35年的宏大计划,但要实施下去,仍然困难重重。一方面,改革的各种阻力不会因为集权和一场反腐败运动就消失了。在一个多元利益的社会里,改革往往会演变成利益集团之争。如何使改革挣脱利益集团之争的藩篱?再者,改革也很容易成为意识形态之争。利益的分化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分化,各种不同利益也在把自己的利益上升为意识形态,在论证自己利益的合法性的同时,从意识形态层面阻拦对自己不利的改革。如何使改革挣脱意识形态之争呢?这些是没有答案的。 另一方面,这个改革的过程不能犯中共高层所反复强调的“颠覆性错误”。在这个过程中,形形色色的小错误在所难免,但颠覆性错误必须避免。从实际层面看,这种“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既可能来自于高层,也可能来自于社会,或者两者的互动。例如,前面所讨论的意识形态争论。如果把握不好,意识形态之争成为改革的主题,或者意识形态走回头路,就会是一个颠覆性错误。再如,如果社会治理制度和基本社会正义不能实现,也会造成颠覆性错误。 如果既能克服改革的各种阻力,也能避免各种可能的颠覆性错误,今后的30年就能够比较顺利实现执政党所计划的长远目标。正如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所预示的,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要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文章选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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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重返法治国家建设2014年9月5日
在最高的层次,不管人们对宪政抱有多大的争议,要确立有效的政治治理,宪政是唯一的选择。 在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中共宣布即将在10月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专门讨论依法治国问题。这在中共历次全会中尚属首次,给众多对中国政治改革抱有很高期待、而至今仍缺失任何有意义的政治改革而感到失望的人们,无疑是希望再燃。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法治国家,是近代以来一代代中国人的理想,但实现这个理想的过程非常困难和曲折。法治国家的目标产生于清王朝解体之后。旧国家解体了,但新国家的建立则是非常困难的事,法治国家建设更是提不到议事日程,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一直只是一个理想而已。近代以来,中国精英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强大、免于外敌入侵、独立的主权国家。中国基本上经历了清朝解体、军阀混战、国民政府统一、外敌入侵(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1949年之后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内部政治斗争等几个主要阶段。在这些阶段,法治国家建设并无法成为精英的政治目标。 改革开放之后,建设法治国家终于正式提到执政党的最高议程上来。在邓小平时代,法制建设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在思想层面,当时提出了十六字政策,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邓小平等领导人反复重申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从组织层面,当时设立的中央政法委员会(即政法委),就是为了推进法制建设的权力机构。 到1995年,中共十五大便正式把“法治”确定为国家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法制”和“法治”,一字之差,表明中国在法治国家建设上的新阶段。“法制”意味着要确立并实施一整套法律体系,而“法治”则要解决政治问题,即法律不再仅仅是统治者的工具,任何组织包括执政党也必须服从法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要服从法律。 可惜的是,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法治国家的建设在领导层的改革议程中消失了。尽管高层也不时提到要进行法治建设,但在实际层面,很多作为是相反的,法治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出现了大倒退。具体地说,中央政法委的功能从推进法治建设,很快就演变成为一个擅长于张扬国家机器暴力面的组织,主要体现在维稳机制的产生和大发展上。 没有人会否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问题在于社会稳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维稳机制脱离了法治的轨道,走上了过度依赖暴力,结果造成了社会的更不稳定。同时,在指导思想和执政思路上,这段时期也偏离了法治轨道。一些部门曲解“群众路线”,把此引入执法,演变成法律领域的民粹主义,导致了法律必须服从民意、法不责众的情况。 更为严峻的是,暴力部门(公、检、法)本身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变得极其腐败。在人民的眼中,这个部门的本来意义在于提供基本社会安全保障和社会正义,但现在是恰恰相反。不难理解,在维稳的年代里,执政党和人民、政府和老百姓、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遭到了何等巨大的破坏。尽管执政党的目标是建设和谐社会,但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和谐了。今天人民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极端不信任,是和高强度的维稳有关的。 中国建设法治不容易 政府腐败蔓延开来,人们恨之入骨,因此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共高层进行了疾风骤雨式的反腐败运动。这个反腐败运动是前所未有的,在短短的时间里,大量的各级官员被查处。因此,也有很多人出来对中国的未来表达出担忧,对反腐败运动会不会继续破坏中国的法治建设,感到很大的不确定性。 实际上,面临法治退步的局面,中国社会近年来一直在呼吁宪政,并把宪政和“中国梦”结合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执政党再次转向法治建设,于国家、于社会都会是一种互赢的局面。对执政党来说,其意义是多层面的。首先,在最高的层次,不管人们对宪政抱有多大的争议,要确立有效的政治治理,宪政是唯一的选择。人们反对中国照搬西方的宪政,但必须努力寻求建设中国本身的宪政。对宪政的呼吁尽管导致了大争论,但并没有人否认法治的重要性。从宪政的最基本面来说,宪政即法治。 其二,在社会治理层面,前些年的维稳机制已经导致了“越维稳、越不稳定”的局面,要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必须重新返回到1980年代开始的法制和法治建设。在任何现代社会,法律是社会治理的制度基础。其三,在强化执政党的合法性方面,法治无疑为人们指出了国家政治发展的大方向,并且能够从理论上说清楚执政党的性质,这必然会成为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巨大资源。 于社会来说,法治能够为社会成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提供有效的保护,在免于暴力恐惧的同时,无需诉诸于同样暴力的手段来和政府官员互动。在维稳机制下,老百姓各方面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经常受到侵犯,老百姓也不得不诉诸于其他非正常的手段来应付政府官员,在很多情况下往往体现为暴力。 不过,建设法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执政党再次把此提升到最高的议程,仅仅是实现法治社会的一个政治前提。在这个过程中,仍然会面临无穷的认知和政治上的困难。在中国,认知的困难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来自传统文化。传统中国并没有发展出法治精神,所强调的是“依法治国”,即统治者使用法律来统治国家,是传统法家的思想。这个理念到今天仍然根深蒂固,非常流行。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就是对这一传统思维定式的担忧。实际上,不能把“党纪国法”理解成为党的干部只接受党纪的处置,而不受国法的惩罚。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是如此。今天提倡法治,也要以法治党,也就是要把法治引入对执政党本身的治理。党的干部官员一旦犯罪,不仅要接受党纪的惩罚,也要接受国法的惩罚。 第二种妨碍中国法治建设的认知是“法是社会的工具”。这种观点是传统文化中“法是统治者的工具”的对立面。中国传统有“法不责众”的说法——只要涉及的人多了,就无须考虑到法律。这种观念在没有法治传统的亚洲尤其流行。例如,台湾学生可以无视法律来占领立法院,而一些政党则在背后支持。即使具有英国殖民地法治传统的香港,这种观念也在流行开来,一些学者和政治力量在大力提倡“占领中环”运动,希望通过非法治的方式来实现政治目标。中国大陆更是如此,在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运动中,法治往往是最廉洁的牺牲品。即使是律师群体,今天也经常偏离法治而诉诸于民众。 实际上,从法治原来的意义上说,法律既不是统治者的工具,也不是社会的工具。法律是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法官就是裁判,是相对中立的裁判。作为第三者,司法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包括政府)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互动的平台,简单地把法律视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社会的工具,都会导致法律的滥用。 当然,人们也不能简单地假设司法就是中立。司法,无论作为一种机构还是在这个机构工作的成员,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既可以受到政府的影响,也可以受到社会力量的影响。西方一般被视为是法治国家,但很多经验研究表明,司法(尤其是司法的主体法官)往往不可避免地要受政治力量的影响。所谓的中立只是在相对意义上的,就是要求司法界从业人员严格遵守专业精神(professionalism),专业精神高于一切。 第三种认知发生在中国如何确立自己的法治体系这一层面。近代以来,中国的法律体系深受西方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受美国的影响更为深刻。西方在建设法治国家方面领先于中国,中国须要好好学习。不过,这并不是说中国要照搬照抄西方,中国也必须避免西方法治体系的一些劣势。例如,美国的“以法治国”(rule of law)经常演变成为“律师治国”(rule of lawyers)。如同其他领域,司法界本身也并非能够超越自己的利益。法律是社会正义和公正的保障,但不能简单地假定律师就是社会正义和公正的化身。相反,司法体制本身很容易演变成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律师也是基于自私利益之上的。 在美国,律师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追求自身的利益,这导致了巨大的社会问题。例如,美国人喜欢打官司,也被鼓励打官司,而不喜欢庭外和解。这种心态的形成和美国拥有庞大的律师群体有关。照理说是需求创造供应,但在美国的司法界可能相反。大量的司法需求是美国律师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创造出来的。什么事情都要诉诸于司法,反而促成美国的司法体系不堪重负,不仅效率低下,而且社会经济成本无限高昂。 显然,中国要确立自己的法治体系,在认知层面,既要克服传统的“法律工具论”的思维,也要避免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的思维。 法治建设也面临实际政治的困难,包括谁来做、怎么做。这里争论的焦点在政法委的存留问题。在知识界,人们对政法委一直有诸多的抱怨,似乎政法委就是阻碍中国法治建设的最大阻碍。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会长期存留下去,人们对此也会展开争论。如果避开其存留问题不谈,在目前的阶段重要的还是政法委的功能转变问题,就是要从前些年的维稳机制转变为促进法治建设的机制。 实际上,十八大以来,政法委也在作这方面的转型。往日的维稳功能在不断淡化,被新的概念“社会治理”所取代。同时,政法委也在突出其法治改革的新方向,例如对劳教制度的改革。在这方面,这个机构仍可大有作为。随着政法委功能的转变,社会对其的认知和看法也会逐渐得到改变。 法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都是人为建设的结果。西方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建立了法治。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法治建设也走过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不过,形势比人强,法治建设是一个大趋势,因为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发展都在呼吁法治建设。一旦条件具备,包括执政党所具有的坚强的政治意志、社会成员科学的法治观念、法治建设机构的存在等等,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也能建设成自己的法治体系。(文章选自《联合早报》,2014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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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将继续学习新加坡2014年8月6日
自从1996年底赴新加坡工作和研究,直到今天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研究学者郑永年一直专注于研究中国内部转型和外部关系,以及中新两国的发展模式,是对中国向新加坡学习持支持态度的代表学者之一。 近日,郑永年教授特别接受《凤凰周刊》专访,对中共新一届政府上台后中国发展的方向,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向新加坡学习的情况,阐述了自己独到的观察。 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将继续学习新加坡 记者:2013年中共新一届领导人执政以来,海内外媒体和观察人士一直试图描绘未来5到10年中国内地的改革路线图,包括美国《纽约时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在内的众多媒体,均根据中共一系列新举措,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透露的信息,做出了中国将继续学习新加坡模式的判断,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中共高层公开作出这样的表态,中国对新加坡模式仍然感兴趣吗? 郑永年:首先我要强调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向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学习。作为一个“学习型的国家”,中国现在所取得的成功,一个重要要素就是善于向其他国家学习。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共就曾向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最早开始改革的国家之一匈牙利学习,也曾经在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后,向日本学习。真正开始学习新加坡,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第一次提出要向新加坡学习,而这也是中共领导人唯一一次在公开场合作出向新加坡学习的表态。此后,学习新加坡模式就大规模展开了。 如果你问我,今天的中国会不会继续学习新加坡模式,来指导本届政府下一步的改革,那么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当年(1992年)邓小平为什么要提倡学习新加坡,他想解决什么问题,现在这些问题是不是已经解决了?如果还没有解决,中国当然会继续向先进的国家学习。而只要新加坡经验与其他国家相比,与中国更有相关性,那么中国就会继续学习新加坡,而不是其他国家。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的回答是:Yes!中国肯定会继续学习新加坡。 记者:新加坡模式对改革开放以来,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历届领导人来说,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 郑永年:现在回过头来看,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提出要学习新加坡,本质是希望中国在改革进程中,可以较好地解决“发展与秩序”的问题。 “发展与秩序”可以说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要面临的一对矛盾。直到今天,全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没能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国家例如泰国和一些拉美国家等,虽然经济在一定时期内有了发展,但是有效的秩序却没有建立起来,政治一直在专制和无序民主间徘徊;而另一些国家,特别是高度集权的权威主义国家,如朝鲜以及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则是有秩序,无发展;还有些国家甚至既无发展也无秩序。既有发展又有秩序的国家少之又少,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亚洲四小龙”可以说是少数的几个典型。 新加坡模式中所有易学的都已学完,现在已经进入难学的阶段。 记者: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对新加坡学习的成果? 郑永年:现在回过头来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新加坡的评价是:经济发展很好,社会管理的也很好。实际上就是在强调既要学习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验,也要学习制度建设。 但是后来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中止),经济发展逐步被放在主导地位,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则停滞了。 从经济改革的角度来看,中国确实从新加坡借鉴了很多。自朱镕基总理以来开启的国企改革,国有企业为提高竞争力,一直试图学习淡马锡的管理模式。 金融体系改革也向新加坡学习了大量的经验。如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制度逐渐向一揽子货币政策转变等。 在打造工业园区方面,中新两国政府层面的合作项目更多,从最早合办的苏州工业园区,到后来的天津生态城、广州知识城、新川创新科技园等,各地不断有工业园项目落地。 可以说现在的中国,无论经济发展还是城市建设,到处都可以找到新加坡的影子。 至于地方层面的学习就更多更细致了。上海曾经在90年代的住房改革中借鉴了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后来为控制机动车增长,又引入了新加坡的车牌拍卖制度。还有些地方政府更是整体地向新加坡学习,如广州,一直以新加坡为模仿和赶超对象。 说到整体学习,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要想向新加坡一样成功发展,要硬件软件一并学习,而且软件更重要。也就是说不应仅仅学经济发展,更要学制度。 虽然中国掀起了一轮又一轮学习新加坡的热潮,但是要把学习的强烈愿望转化成实践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新加坡来说,发展与秩序是同时进行的,但是中国在学习时,则把二者相对分离开来了。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目前的情况是,中国各级政府仍过于重视经济发展,而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建设强调不足。 记者:所以您认为中国接下来将会向新加坡学习如何建立秩序? 郑永年:是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与新加坡的发展经历不同,是分三步走的,先进行了经济改革,然后开始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现在的中国已经有了发展,接下来要学的,正是如何建立起秩序。如果秩序跟不上,也会制约发展。 新加坡的秩序有着自己的特点。它既拒绝西方的福利制度,同时又把社会保障做的很好;它没有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而是建立起自己的民主;它的法治、透明、廉政以及公务员建设,都具有自身的特点。实际上新加坡模式也是通过不断地向外国学习,再结合本国特点而形成的。 现在中共必须要做的,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让秩序建设也跟上来。当然,对新加坡的这种学习不应该、也不会是照抄照搬,而是将结合中国自己的特点。 记者:您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60条改革方案中,有多少是在借鉴新加坡? 郑永年:很多。例如学习淡马锡模式进行国企改革。对中国国企来说,淡马锡模式最成功之处在于实现了市场化而没有私人化。不过可惜,目前国资委以及国有企业只学到了淡马锡的组织构架,他的去行政化、公开透明等内在精神仍未学到。 我认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仍会继续学习淡马锡模式,并且很可能加快地学,因为三中全会已经明确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 新一届政府的反腐工作也在向新加坡学习。在这方面新加坡的经验是,反腐首先要权力集中。新加坡只有贪污调查局一个反腐败机构,却将政府管理的那么清廉,原因之一是其高度集权。虽然中纪委目前正在这样做,但我觉得仍然较分散、内部划分比较多。 记者:说到国企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媒体曝光的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鹤等人提出的“383改革方案”曾经明确提出要学习新加坡淡马锡模式,不过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去掉了这样的字眼,这是否说明中国对于公开学习新加坡模式仍持矛盾心态? 郑永年:“383”方案本来就是一个中国未来改革的民间版本,而三中全会公报则代表了整个领导集团的妥协。 要知道,说学不一定真的会学,说不学也不代表没有在学。例如中国保障房建设,就是学习新加坡经验失败的例子。虽然中国在住房改革中一直号称学习新加坡的组屋制度,让多数人都买得起房,但实际上,却在实行土地财政,走房地产治国的道路。同样情况的还有公积金制度。 这也说明,学习新加坡模式,应该学的是精神,然后结合本国的特点进行创新,创新很重要,如果是简单的模仿,一定会失败。 记者: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对新加坡的学习还很表面? 郑永年:我认为,经过这么多年向新加坡学习的热潮,新加坡模式中比较容易学到的,也就是表面的东西,中国已经学过了。现在到了要学习难学的部分——也就是新加坡的制度以及探索精神。我们需要时刻问自己,新加坡模式是什么?我们要学哪些?要怎么学?我个人的感受是很多东西中国政府还没有接触到实质。 中国能否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制度建设经验而建立起一整套自己的制度,决定了中国是否能继续崛起。文章选自《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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