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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白宫否认伊万卡出任世行行长,那下一任究竟会是谁?2019年1月22日
文 | 全球化智库(CCG)特邀研究员陶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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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南非土改 一只羊剥不出两张羊皮来2018年8月29日
文 | 全球化智库(CCG)特邀研究员陶短房 2018年8月1日,今年2月14日当选的南非总统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表示,将启动对南非宪法的修改,从而推动南非土改,把土地“重新分配给黑人和穷人”。 这实际上意味着对南非白人农场主所拥有土地的无偿没收和再分配:现有430万人口的南非白人(包括英裔和布尔人,即南非荷兰人后裔)仅占南非总人口的8%,却坐拥南非农地总面积的72%,而南非黑人(主要是班图祖鲁人)占总人口比重80%,却只拥有南非农地总面积的4%,即便土改真的兑现“平等分配”的诺言,也势必演变为“黑人瓜分白人农场”的一幕——当然,南非执政党非国大(ANC)激进派及其支持者会辩称“白人农场主所拥有的农场是几百年前从黑人手中掠夺而得”。 连日来,一些同情南非白人农场主的组织不断使用各种语言,在Youtube等平台广泛发布“针对南非白人的种族灭绝”的信息,引发海量转发。早在去年,澳大利亚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政府(8月24日刚刚被党内“逼宫”下台)曾对南非白人处境表示“同情”,几天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更对南非土改表示“谴责”,指示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 )“审查对南非白人农场主的土地侵占和大规模杀戮”,引发南非政府“干涉内政”的愤怒反驳,和诸多非洲国家的侧目。 正如许多欧洲分析家所言,特朗普并不了解非洲历史和地理,就在同一则访问中便说错了多处典故,但南非政府的自我辩解同样有“护短”之嫌。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问题还是经济 熟悉非洲情况的法国《解放报》记者弗兰茨.杜卢普特(Frantz Durupt)指出,许多宣称“南非白人农场主正遭受大屠杀”的网络信息,其数据和消息来源为诸如RiposteLa?que和Fdesouche之类的网站,但这些网站的数据无法核实。一些较有根据的统计则显示出不同的状况:南非农民组织(AgriSA,绝大多数成员为白人农场主)提供的数据显示,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间,共有47名南非农民被谋杀,几乎是过去20多年来最低的,远低于1997-1998年同期的153起;但于此同时,针对农场和农场主的攻击数量的确在上升,同期为561起,而前一个年度只有478起,但如果以20年为单位进行衡量比较就会发现,总体曲线仍然呈螺旋下降的态势。 值得一提的是,AgriSA的上述数据并不只限于白人农场主,另一个更倾向于同情南非白人农场主的组织“南非农场主论坛”(AfriForum)统计显示,2017年1-10月针对白人(不仅限于白人农场主)的谋杀共计72起,但即便该组织自己的数据也不能充分支持其“针对白人农场主大屠杀全面展开”的论断——去年11月他们曾给出2016-2017年度(12个月)共发生638起针对白人农场主袭击、74起谋杀的数据,两相比较,恶性案件的确明显增多,但还谈不上“谋杀”,更与一些热门推文所扬言的“黑白内战”离题万里。 在非洲时政研究方面具有权威性的杂志之一——《非洲看板》(Quartz Africa)指出,不论支持南非土改的极左翼,还是试图引发针对南非白人农场主广泛同情的极右翼都在“煽情”,却并不在意其论点、论据和论证间能否自恰。而杜卢普特则表示,近几年南非白人农场和农场主所遭受的攻击增加,更多是该国同期社会治安混乱、恶性犯罪率剧增所导致的,白人固然深受其害,黑人和其它族裔也概莫能外。 剔除这些偏激和情绪化的东西,必须指出,南非共和国及其执政党ANC改变了自1994年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以来所遵循的“彩虹国”原则,不再以温和的态度对待南非白人中最稳定、最安土重迁、最具备南非国家认同的群体——农场主,转而采取了“激烈剥夺”(如果还不能说是“暴力剥夺”、更谈不上“种族屠杀”的话)的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这的确容易让人联想到1994年以前的“旧南非”,只是剥夺者和被剥夺者调换了一个位置。 但这恐怕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南非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尽管南非仍然是非洲开发银行(AfDB)信息所显示的、仅次于尼日利亚和埃及的非洲第三富国,但仍有52%的南非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6%的南非人得不到温饱,600万人口(约占总人口10%)艾滋病毒HIV阳性,犯罪率居高不下,每年死于谋杀者达数千人,数以万计城市贫民在简陋的棚户区栖身……残酷的数据显示,尽管“新南非”成立以来推行了一系列对黑人倾斜扶持的政策,并培养出一批黑人富豪、贵族,但就整体而言,南非黑人的“翻身”仍局限于政治方面,在经济方面他们的状况并未得到显著改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南非白人年均收入是黑人年均收入的5倍之多。 指责“新南非”成立以来的唯一执政党ANC是容易的:“新南非”经济总量仍然“看上去很美”,但已丧失了“旧南非”时创下的“非洲唯一工业化国家”面貌,而不得不与诸如尼日利亚这样的新兴非洲经济体为伍,“彩虹国”未能延续“旧南非”的工业化和均衡发展道路,反而步其它非洲邻国后尘,过于依赖资源、矿产型经济,并在国际需求下降的背景下不得不转而重新把目光盯向农地和农场。可以说,不论经济或社会治理,ANC和“新南非”,都交出了一份“不及格”答卷。 种族隔离下有“好几个南非” 但简单指责他们“败家”甚至“卖国”是更加不公平和罔顾史实的:“旧南非”的“发达”是将所有黑人剔除在统计数据外所实现的。 旧南非黑人占总人口71%,却只能呆在被分割的支离破碎,只占总面积12.7%的不到300块保留地里。1951年旧南非通过《班图权利法》(Bantu Authorities Act),在这写保留地上组建了632个人造的黑人“自制单位”(部落),1959年《班图自治法》(Promotion of Bantu Self-Government Act)规定这些“自制单位”将合并为8个所谓独立的“黑人家园”(班图斯坦Bantoestan),自1971年至1983年,先后建立了加赞库卢、西斯凯、博普塔茨瓦纳、卡恩格瓦尼、夸恩德贝勒、夸祖鲁、库瓦、文达、特兰斯凯、莱博瓦共10个班图斯坦,其中西斯凯、博普塔茨瓦纳、特兰斯凯和文达更被旧南非宣布片面“独立”。根据《班图自治法》,所有南非黑人都只能拥有上述10个“黑人家园”的“国籍”,而没有南非国籍,他们也无法享有当时那个南非联邦任何权利,而只能作为毫无权利和保障的最底层“外劳”,在南非白人开设的矿山、工厂内打工,甚至无权在白人社区工作。正因如此,几乎每个南非“白人城市”边上都会有一个十分庞大的“黑人城市”,比如约翰内斯堡边上就有人口近百万、贫民窟一般的索韦托,以供黑人“外劳”居住和生活。 南非针对农场主犯罪和谋杀线形图 这个时代的南非黑人收入菲薄、待遇低下,毫无社会保障,甚至连体育比赛都被隔离。按照合众国际社一位资深非洲记者的话来说,当年的南非并非一个国家,而是三或四个国家:社区,商店,公交工具,都会被人为分为“白人专用”、“亚裔专用”和“黑人专用”,有些甚至还会在“黑人专用”中再细分为“文明的”和“不文明的”。南非最流行的运动——足球,同时拥有4个足协——1892年的“白人的”南非足协,1930年的南非印度人足协,1933年的南非祖鲁人足协(成员都是黑人),和1936年的南非有色人足协(成员是既非白人也非黑人、印度人的有色人种),而地位最高的体育项目——橄榄球,倒是只有一个协会,可这不过因为该项目完全被白人所垄断。 在这种体制下,南非联邦时代的“南非人民”——白人生活水平是很高的,作为非洲当时唯一的工业化国家,享受着不亚于G7国家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他们在曼德拉之后的“新南非”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是下降的。 与之相反,当时连南非公民权都没有、甚至只能被称作“班图人”而不配叫“南非人”的南非黑人,在种族隔离时代结束、南非共和国成立后,生活水准是明显上升的(虽然因为“新南非”执政的非国大治国无方,这个生活水准的上升离人们期望值很远,更达不到昔日白人在旧南非时的水准,但毕竟旧南非白人的高水准生活,是建立在将七成人口剔除在外却又任由“人民”盘剥基础上的,而“新南非”虽然出现明显“逆排斥”,但毕竟南非白人仍然还是南非公民),但他们只是现在这个南非共和国里的“南非公民”,或换言之“人民”,而在种族隔离时代并不是“南非公民”或“人民”。 说到底吧,旧南非即种族隔离的南非联邦,和新南非即现在的南非共和国,其实是建立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两个不同国家,在这两个国家间,71%的“人民”是互不重叠的,因此实际上没有办法比较两个时代“人民”生活状况有何变化。 正如《非洲看板》上一篇文章所指出的,ANC早在种族隔离时代就提出“把白人农场主土地分配给黑人”的“斗争纲领”,这个“纲领”一直未曾删除,只是在谋求“和解”的曼德拉(Nelson Mandela)和随后的姆贝基(Thabo Mbeki)时代被搁置、淡化。不可否认,曼德拉为首的ANC温和派在构建“彩虹国”时真诚希望“和平共处”——黑人“翻身做主”,白人也不会失去什么,大家“快乐地永远一起生活下去”。 问题在于治国无法的ANC历届政府都无法让南非经济这一只羊剥下两张羊皮——一张确保南非白人“生活水准照旧”,另一张确保以前“根本不算人、至少不算南非人”的南非黑人“经济和政治一样大翻身”。正是因为无法剥下这两张“羊皮”,继承曼德拉温和衣钵的姆贝基才会被黑人“暴发户”、持草根激进立场的祖玛(Jacob Zuma)取而代之,也正是意识到无法再用政治成果去安抚因得不到经济成果而愈来愈躁动的广大黑人暨ANC支持者,思想上和姆贝基水乳交融的曼德拉在党内矛盾最尖锐之际公开站到了祖玛一边。 一只羊的两张羊皮 祖玛是“生意人”,尽管迎合草根黑人激进口号,甚至在内阁中设立“农村发展与土改部”,并于2014年6月22日由该部部长恩昆蒂(Gugile Nkwinti)推出土改方案,主旨是责令拥有商用土地的农场主“必须将手中50%土地所有权无偿分配给农民”,但并未强制性推行,事实上他试图通过发展采矿业、引进外来投资和恢复制造业去“养羊”,只要有“第二只羊”,无论置换、赎买或再分配,都有了腾挪的空间。 但拙劣的治理能力、肆虐的贪腐和尖锐的国内矛盾(包括党际、党内,以及ANC体系内庞大工团势力的挑战),让祖玛的“养羊大计”种下龙蛋却收获跳蚤,自己也黯然下台。高举ANC“将白人非法所得收归黑人所有”纲领为土改开路,用“比祖玛更民粹”击败本人就是公认民粹人物的祖玛的拉马福萨已没有曼德拉的从容、姆贝基的选择余地,甚至祖玛的“养羊”时间,他只能“杀羊取皮”——哪怕这意味着从白人手中硬抢下那唯一的一张皮,甚至意味着羊死皮破,也好过坐以待毙。 不论是闭眼高呼“谴责”、“调查”的特朗普,或泪眼呼吁南非政府“仁慈对待白人”的许多国际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即白人农场主或黑人贫困阶层“要羊皮”的诉求都是正当的,但当前的南非政府无法凭一只羊满足两张皮的要求——事实上“旧南非”也同样不行,因此它们便如南非国家格言所言“殊途同归”,采取了“把羊皮强行抢归其中一人”的极端做法,所不同的是“旧南非”把“羊皮”给了白人,而“新南非”给了黑人而已。 1994年与2016年南非各地黑人土地所有权对比 似曾相识的一幕当年曾出现在推翻罗得西亚白人政权、建立津巴布韦共和国之际,建国之初,黑人领袖穆加贝(Robert Mugabe)像曼德拉一样宽容对待白人农场主,“新津巴布韦”最初近20年,多达4500个的白人农场欣欣向荣,黑人和白人看上去相处融洽,穆加贝在国际间也广受好评。 但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有人为第二张羊皮埋单”基础上:根据1979nian 与英国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政府签署的“英国提供补贴以换取不土改”的《兰开斯特宫协议》(The Lancaster House Agreement),白人保留原本属于自己的“羊皮”,而英国人则为黑人“租借”另一张羊皮提供“租金”。当撒切尔被梅杰(John Major)取而代之,后者在20世纪末单方面撕毁《兰开斯特宫协议》后,如今为世人所熟知和诟病的“穆加贝土改”便在嗷嗷待哺的黑人退伍老兵和一心“分享胜利果实”的独立运动功臣们压力下席卷而来,不谙农耕的黑人、大搞权力寻租的新贵,最终酿成了一幕轰轰烈烈的悲剧。 历史照片:1979年英国-津巴布韦签署《兰开斯特宫协议》 穆加贝和曼德拉是“泛非运动”心心相印的战友,两人对“土改”的弊端也都心知肚明,并不约而同力图另辟蹊径,在相当长时间里推迟了土改。如今,早早因“断绝补贴”而被逼上土改之路的穆加贝已以失败告终,曼德拉本人虽避免直接面对土改难题,他的ANC和“新南非”却终究躲不过去——“彩虹国”会否重蹈津巴布韦覆辙? 或许不会,毕竟南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要好得多。但风险无疑是存在的。 肯尼亚模式的启示 事实上撒哈拉以南非洲还有另一条解决族裔财富分配的道路——肯尼亚道路。 尽管肯尼亚独立之初经历了尖锐残酷的武装斗争,但建国初的黑人领袖们却明智地选择了和解,他们以“承认新政权”为条件,保护了当地土生白人农民的财富和利益,而用白人农场主缴纳的税赋发展多种经营,让黑人成为其他经济领域的劳动者主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本身并没有多少矿产资源的肯尼亚已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尽管族裔矛盾和社会动荡依然存在(有时还很激烈),却被公认为“非洲解决土地所有权矛盾最好的国家”。 肯尼亚的白人农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过渡,如今肯尼亚农业生产的主力同样是黑人,精细农业和园艺独树一帜,还是非洲最大的茶叶生产国 可以说,肯尼亚用了半个多世纪时间,走通了祖玛想走但没能走到底的“养第二只羊”道路,或许,这才是“新南非”和其它撒哈拉以南非洲非洲国家解决同类问题的康庄大道。 然而病来如山倒,面对积重难返、欠债如山的“急症”,“肯尼亚模式”这个“慢郎中”开出的“固本培元”药方,恐非大多数非洲“当家人”所敢选择——这才是真正的难题所在。 文章选自观察者网,2018年8月25日
专家观点 陶短房 -
陶短房:土耳其本币大崩盘:有没有“特效药”?2018年8月20日
文 | 全球化智库(CCG)特邀研究员陶短房 土耳其里拉的大崩盘让世人为之战栗,此时此刻人们最关心的莫过于两个问题:还会不会有第二个土耳其里拉;有没有“特效药”。 “最长的一天” 法国财经专业周刊将8月10日称作“土耳其最长的一天”,因为就在这一天里,土耳其本币——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收跌13.5%,为1美元兑6.33土耳其里拉,盘中一度下探1美元兑6.99里拉的2005年1月1日土耳其汇改后历史新低,最大日跌幅达到令人咂舌的27%。 然而灾难远非集中于这区区一天:度过一个令人惴惴不安的长周末后,土耳其里拉继续下滑,一度探低至1美元兑6.65里拉,最终收报于6.88里拉,至此2018年内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已累计跌去45%,且大多为最近3个月所跌,一举反超“老牌劲旅”阿根廷比索,成为全球范围内跌幅最大的主要新兴货币。 号称“强人”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当天在公开讲话中将土耳其里拉崩盘的原因归咎于“经济战争”,而“经济战争”则应归咎于一场“外国强加的阴谋”。 所谓“经济战争”或“阴谋”,是指美国针对土耳其的一系列经济制裁措施:当天稍早,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宣布将土耳其输美钢铁及铝关税分别提升一倍至50%和20%——众所周知,原先的关税已是今年3月特朗普“向全世界发难”提高的结果。 在这次行动背后,是自2016年土耳其“7.15”未遂政变发生以来,美国和土耳其这两个北约国家愈演愈烈的摩擦和矛盾。 土耳其一再暗示美国是“幕后黑手”,不断向美国索要寓居该国、被埃尔多安指责为“政变总后台”的葛兰(Fethullah Gülen),并和俄罗斯迅速修复关系打得火热。去年10月,土耳其宣布以“阴谋支持政变”为由逮捕一名美国驻土使馆工作人员,导致美国暂停在土耳其办理所有非移民签证;今年7月底,土耳其又以“恐怖主义”和“间谍行为”的罪名,宣布对已扣押一年半的美国籍牧师布伦森(Andrew Brunson)实施逮捕,这不仅导致8月1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土耳其司法部长居尔(Abdulhamit Gul)和内政部长索维卢(Suleyman Soylup),也是此番关税制裁的直接导火索。 下一个土耳其里拉? 正如前瞻性研究和国际经济信息研究专家乌纳尔(Deniz Ünal)等人所言,此次土耳其里拉的崩盘揭示出一些新兴市场货币在强势金融垄断面前的脆弱。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普遍推行货币宽松政策,外国资本因此源源涌入土耳其和其它新兴国家。但随着美国实施货币紧缩政策,国际资本纷纷流向美国以寻求利益最大化,这导致上述新兴国家资金的“失血”。 一些国际金融分析家,如盛宝银行(Saxo Bank)经济学家登比克(Christopher Dembik)和Ostrum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维切特(Philippe Waechter)等分析认为,卢布也好,土耳其里拉也罢,都是在自身遭遇金融困境情况下遭到特朗普政府“金融突袭”,从而被压下临界线的。特朗普和美国的举措既简单又直接,即利用美国居于压倒性的经济、金融统治地位,在美联储持续升息的助推下,不断拉高美元对“目标国”本币的汇率,促使后者国内以美元为计量单位的企业信贷成本剧增,压迫本国企业外流,并加深外国资本对这些国家投资环境、收益率的怀疑,其目的则是希望这些企业、资金都“趋利避害”,流向美国。 三菱UFJ信托银行分析家田中裕介指出,“特朗普氏突袭”虽“简单粗暴”,几乎没有任何假动作,但鉴于美国经济数据较好,特朗普有恃无恐,加上美国牢牢掌握国际金融市场话语权,只要通过“突袭”制造“新兴市场不安全”的恐怖气氛,国际资金就会纷纷本着“趋利避害”的本能从那些市场抽离,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会流入“更保险”的美元市场。 目前除了土耳其里拉,俄罗斯卢布(受特朗普借英国“前间谍中毒门”事件突然追加制裁影响,10日隔夜兑美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65卢布的2016年11月来新低)、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内忧外困的该国货币创下每18天贬值一半的速度,IMF西半球事务负责人沃纳Alejandro Werner担心倘趋势不改,今年该国通胀率会突破1000000%)都是“特朗普式突袭”的受害者,如前所述,特朗普的这一招实际上针对所有新兴货币。当然,并非每个被针对的目标都会受到重创。 那么,已经或即将中招的新型货币还有及还会有哪些? 首当其冲的是阿根廷比索。尽管8天内3次加息,并耗费逾10%的 ,但阿根廷比索仍然“跌跌不休”,今年至6月底贬值幅度已超过一半,在当时是2018年汇率表现最惨淡的主要新兴货币,如今虽有所稳定,但年内跌幅也高达35%。 除此之外,被“土改”搞得焦头烂额的南非,其本币南非兰特汇率也岌岌可危:10日的“长刀之夜”,多个新兴货币品种跟风下跌,南非兰特跌幅高达2.8%,仅次于土耳其里拉和阿根廷比索(隔夜单日下跌3.8%),其脆弱和敏感度可见一斑。 一些欧洲分析家认为,诸如波兰兹罗提、匈牙利福林这类游离于欧元区边缘的货币也存在很大崩盘风险,它们很可能在美元和欧元竞相叠起的“防洪坝”间,无奈地成为“泄洪区”,承担两强的共同冲击。 分析家们指出,“特朗普闷棍”的要诀是“趁乱侮亡”,即突出针对那些自身经济和金融结构出现严重破绽的新兴经济体,如果这些新兴经济体在推动自身经济发展过程中吃了太多“补药”,即增加过多短期美元债务,则“闷棍杀伤力”将会倍增。倘这些新兴经济体还求贷于国际市场或第三方,这种“杀伤力”还会“传染”,波及更多国家(当然同样有可能反噬美国自己)。土耳其、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包括同样已陷入崩盘窘境的阿根廷,无不具备上述问题,且都被沉重的美元债务偿还包袱压得难以喘息,在这种情况下慢说一闷棍,即便一根稻草也能压弯它们的脊梁。 未来“高危”本币仍将集中于具备上述两大条件、尤其自身预算缺口大,美元短期债务沉重的新兴经济体货币,而不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新兴市场货币,或本身具备较强“抗击打能力”的主流货币,即便挨上一两棍,也大可咬牙挺过去。 “特效药”无特效 从8月10日当天,土耳其就不断“求医问药”。 埃尔多安在10日表示,会紧急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ímir Pútin),以“共同商讨对策”;12日,他宣称“如果华盛顿准备牺牲与安卡拉的关系,不惜对全世界发动经济战争,土耳其将转向新的市场、新的伙伴关系和新的盟友”;13日,他激烈指责特朗普“一方面通过北约把我们连在一起,另一方面却在战略伙伴背后捅一刀,对土耳其的钢铁及铝征收如此苛刻的关税”、“毫无来由地对一个盟友采取如此不明智和敌对态度”。然而这一系列“口头救亡”效果是不佳、甚至相反的:人们不敢相信自己的卢布同样陷入水深火热中的俄罗斯和土耳其“抱团取暖”能有多少“正能量”,“新伙伴关系和新盟友”绝非一时半刻可以找到和补上,而13日的讲话则反倒让好不容易有所稳定的市场情绪再度崩溃,把里拉汇率又砸低了一个台阶。 因应对危机和经济不力饱受指责的土耳其经济部长、埃尔多安的女婿阿尔拜拉克(Berat Albayrak)在8月10日提出所谓“新经济模式”:将2019年GDP增速从原先给定的5.5%收缩至3-4%,将经常账户赤字从2018年预期的6%降至4%,以此为代价将通胀率控制在10%以下。但正如土耳其经济学家奥兹勒姆.阿尔拜拉克(Ozlem Albayrak,与埃尔多安及其女婿无血缘关系)所言,“即便纸面上该模板都毫无吸引力和说服力”,经济部长徒然高呼“请给本币一点信心”,但信心何来? 8月13日,土耳其央行倒是宣布了一些现实性措施,包括修订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避免任何流动性问题出现,表示将给金融系统提供约100亿英镑、60亿美元和相当于30亿美元黄金流动性,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金融稳定,一度稳住了汇率(但几小时后便被埃尔多安的讲话再度砸下去)。 土耳其拥有可观的外汇储备,今年3月统计显示,土耳其外储总量1050亿美元,其中870亿美元现金,170亿美元黄金储备,应该说,这样的一个“池子”足以抵挡一时,但倘趋势不变,一旦出现机构所担心的、由避险情绪而引发和“传染”的资金抽离雪崩效应,这些看似不算少的外储也未必能顶得住。 最直接的方法是提高基本利率,去年土耳其里拉同样出现过崩盘的明显症候(当然没有这次这么险恶),当时埃尔多安就通过这一招涉险过关。但也正是去年5月的加息,令土耳其基准利率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6.5%,自那以后土耳其经济增速明显下降,通胀率逼近7%,曾在国内饱受赞誉的“埃尔多安经济学”遭到空前质疑——而经济上的成功正是埃尔多安得以长久执政的基础。鉴于此,2018年以来埃尔多安已多次明确拒绝再加息,且如此高的利息和通胀率也的确不堪继续加息了。 那么剩下还有什么高招?欧美一些分析家提出,埃尔多安或许可能寻求通过资本管制措施阻止资金外流,也可能寻求类似从前IMF干预阿根廷比索危机时的外来援助。但前者弄不好会加剧市场恐慌气氛,令外资加速逃离,后者更叵测——且不说IMF是否愿意出手,即便愿意,它的药方不外乎老一套的“紧缩换纾困”,以史为鉴,这剂猛药非但副作用强烈,且迄今“救死扶伤”的纪录也并非十分良好,土耳其里拉的“难兄难弟”阿根廷比索就是最突出的前车之鉴。 那么就只剩下“安慰剂”了:10日和12日,埃尔多安两次强调“主站在我们一边”,10日那天更呼吁土耳其民众“将手中的外汇尽可能换成土耳其里拉”,以帮助政府“打赢这场经济战争”。但“安慰剂”终究只是安慰剂——尽管迄今大多数土耳其人仍选择相信他,但其中不少人并不相信他那位总是“测不准”的女婿,且即便相信他的人,对不断上涨的物价和持续缩水的手中财富,嗟怨之声也是与日俱增的。 文章选自观察网,2018年8月15日
专家观点 陶短房 -
陶短房:土耳其货币大贬,是特朗普的“阳谋”2018年8月17日
2018年8月10日这一天对许多土耳其人而言是“最漫长的一天”,上至富豪,下至工薪阶层、养老金领取者,成千上万土耳其人紧盯着电视和手机屏幕上闪烁的汇率变化,祈祷着万能的主保佑土耳其本币,土耳其里拉不要再贬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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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英国加息难驱脱欧阴霾2018年8月13日
文 | 全球化智库(CCG)特邀研究员陶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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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欧美自由贸易区”? 不存在的2018年8月2日
文 | 全球化智库(CCG)特邀研究员陶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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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G7夏洛瓦峰会——从“侥幸完篇”到“最糟一届”2018年6月15日
文 | 全球化智库(CCG)特邀研究员陶短房
专家观点 陶短房 -
陶短房:中美贸易磋商到底有没有谈崩?2018年5月7日
文| 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陶短房 北京时间5月4日傍晚,中美两国贸易代表结束了为期两天在北京有关中美经贸领域的会谈磋商。目前,美方团队已经返回。 在会谈后发布的新闻公告中,此次磋商的基调被形容为“坦诚、高效、富有建设性”。公告称“双方均认为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十分重要,致力于通过对话磋商解决有关经贸问题”。 公告还称,“双方就扩大美对华出口、双边服务贸易、双向投资、保护知识产权、解决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在有些领域达成了一些共识”,表示双方认识到“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较大分歧,需要继续加紧工作,取得更多进展”,同意“继续就有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并建立相应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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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特朗普贸易战”的错位2018年3月27日
文 | 全球化智库(CCG)特邀研究员陶短房
专家观点 陶短房 -
陶短房:煤炭市场触底反弹,夕阳何以绽放光辉2018年2月12日
文 | 全球化智库(CCG)特邀研究员陶短房 如果说,围绕《巴黎气候协定》的讨论,一些专业、非专业人士将整个化石能源产业都视作行将就木的“夕阳产业”,人们会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激烈的争论。 我们来回顾一组数据:2016年美国煤炭产量同比暴跌17%,为6.74亿吨,创下近40年来最低,煤电在美国发电总量中占比继续屈居第二。但2017年7月16日美国能源情报署(ETA)就发布了一期《短期能源展望报告》,称煤炭产量在2017年将触底反弹,同比增加8%,同时煤电占比也将重新回到暌违两年的榜首位置。几个月后煤炭市场分析公司Doyle Trading Consultants提供的数据证实了这一展望———2017年1- 6月上市美国煤炭公司收入同比猛增19%,而2017年头两个季度美国煤炭产能、出口都有两位数的反弹。 煤炭出口大户———澳大利亚日前刚刚公布的数据同样证实了煤炭市场的强劲触底反弹:2月2日路透社公布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纽卡斯尔港煤炭船货价格已突破100美元/吨,较2016年的低点翻了近一番,已接近2011-2012年的峰值。 Morningstar Equity Research 2月初一份分析报告指出,在煤炭市场强劲势头推动下,少数一直致力于煤炭投资、开发的上市公司股价大幅飙升,且这种情况在许多国家普遍出现,如澳大利亚煤炭投资企业Whitehaven Coal,股价较2016年初飙升10倍以上;印尼注册的煤企Adaro Energy股价同比上升330%;著名跨国大宗商品贸易商嘉能可,也是综合性大宗贸易商中未公开表示“抛弃”电煤的少数代表之一,股价上涨290%,泰国煤企Banpu股价涨了85%。而曾被一致看好的液化天然气(LNG)投资企业,其股价同期涨幅只有18%-45%而已。 既然是公认的“夕阳”,何以骤然绽放出如此光辉? 如果说2015- 2016年的煤炭“退潮”,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巴黎气候协定》的签署、尤其奥巴马《清洁能源计划》的推出所“催熟”,那么特朗普的上台,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清洁能源计划》被正式中止,则为这一“退潮”狠狠踩了一脚刹车。正如许多业内分析家所指出的,刨去争议不亚于煤电的核电,被反复热炒的各种清洁能源在发电成本、热效率和稳定性上尚不足以担当大任,大多数推动“电改”、减少煤电比例的市场,实际上是用另一种化石能源(天然气、石油、油砂油、页岩气或页岩油,主要是天然气)替代煤电,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去煤化”的“减排效益”,且过于依赖石油、天然气价格的低位稳定。2017年随着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的复苏,欧佩克的冻产保价,石油、天然气价格开始从底部显著反弹,煤电低成本的优越性也因此再度凸显。 在“去煤化”喧嚣中,仍有一些先知先觉的投资机构押宝煤电和电煤,如早在2017年10月,美国经纪和投资机构Clarksons Platou就宣布,电煤和动力煤将成为其未来大宗商品投资的首选建仓品种,美国资本管理公司Farallon和专业投资机构AMCI Group则分别增持了Whitehaven Coal的股份,AMCIGroup的董事总经理比姆(Brian Beem )指出,随着全球经济复苏,亚太等新兴市场的城镇化、电气化进程也随之回暖,而在这些市场,电煤和炼钢煤仍然是性价比最高、最适合“两化”进程提速的能源品种,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煤炭需求注定有增无减,仅这一“刚需”就足以让煤炭产业这轮“夕阳”继续闪耀光辉。 尽管杠杆率远不如石油和天然气,但煤炭仍然是大宗商品市场中的“高杠杆领域”,如前所述,许多先知先觉者早在去年3季度甚至更早就悄然在期煤上增仓,为确保自己的投资安全,它们也势必为煤炭行情“保驾护航”、“嘘寒问暖”。 还应指出的是,前几年“去煤化”的势头有些过猛,很多国家和大型煤炭企业“刚性”冻结、缩减煤炭产能,造成了较大的缺口,笔者认为,一旦“夕阳辉耀”,这一巨大缺口就注定会让逆市中坚持的煤炭企业和投资者赚得盆满钵满,而那些“减得太急”和“回来得太晚”者,就只能徒呼奈何了。 一曝一寒之余,更多人开始更理智、更务实地看待煤炭产业和“去煤化”,他们开始深刻认识到,尽管实现清洁能源利在长远,但这个过程将是漫长而反复的。 不仅如此,许多业内人士也指出,作为能源,煤炭最大的问题是污染,而电煤、动力煤等大规模集约化的煤炭使用,反倒是煤炭污染综合治理效率最高、潜力最大的领域,未来一段时间,各国(尤其亚太各国)煤炭综合治理的重点,很可能转移到消除“散煤”和强化电煤、动力煤等大规模集约化煤炭使用的污染治理标准,这对煤炭这个“夕阳产业”的“夕阳红”,无疑将是个福音。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煤炭产业的“夕阳红”并非全领域的触底反弹,而仅仅是电煤、动力煤、炼钢煤等高品质、高热效率品种煤市场的回暖。素以煤炭品质高、出口比率大著称的澳大利亚煤,是本轮煤炭产业触底反弹的大赢家,而美国煤炭产业受益最大的,也是品位最高的出口煤领域。同期欧洲热效率较低的褐煤则仿佛“事不关己”。 中国是煤炭生产、销售大国,但煤炭品质参差不齐,近年来许多曾红极一时的煤炭企业、煤炭重点产区“日子不好过”,但在憧憬借此次“夕阳红”起死回生之前,恐怕要先自省一下,看看自己的产品是否符合此番市场的煤炭“口味”。 文章选自《南方都市报》,2018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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