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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中国模式不存在,印度或超越中国2014年3月13日
摘 要:中国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手段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根据目前中国的主流观点,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等因素,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然而,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印度和巴西的经济发展历史,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手段、方法不独特,所取得的经济成绩也不独特,甚至它所带来的问题都不独特。 一、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 近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即使在2009年金融危机全球蔓延之际,中国仍然成功实现了GDP增长率“保八”的既定目标。中国国内旋即有一批官员和学者开始响应由《TIMES》杂志前编辑乔舒亚·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于2004年曾提出的“北京共识”[1],即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热衷强调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独特性。 在此有必要首先明确“中国模式”的基本概念。泛指的“中国模式”包括中国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甚至这一模式背后的文明价值观。 “中国模式”的特殊性除了形成寻求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模式外,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也渗透其中,这几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要全面地探讨“中国模式”是个复杂的工程[2]。根据目前中国的主流观点,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等因素,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但就全球视角下对部分国家的经济政策选择、发展路径选择以及政治制度选择等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尤其是对与当前中国具有相似发展历程和发展程度的印度、巴西等国家进行考察,均可发现所谓的“中国模式”无论从成功经验或发展欠缺的角度,或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都并不独特。 就成功的经验来讲,中国的发展类似于东亚各国。学界早已对东亚各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原因达成共识,亦即归功于其早期成功的土地改革、民营部门的茁壮成长(虽然在政府的干预下)以及政府对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大规模投入。中国的情况和东亚各国很相似,成功的原因也大致可以归纳为这么三个方面:第一,是社会投资。比如推广基础教育、消灭血吸虫、消灭赤脚医生、建设农田水利等。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70年代对公共教育和卫生进行了巨大的投入,这些投入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第二,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是市场化的成效,本质上与其他国家没有太大区别。第三,从政治上来看,中国推行的是渐进式改革,地方政府自己约束自己的权利,避免对市场经济过度干涉。 就发展的欠缺方面来讲,其不足之处也能在拉美国家中找到影子。或许以“中国模式”的一个典型区域实践案例可以很好地说明问题。备受国内很多学者赞许的 “上海模式”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实际上,“上海模式”也是一种“国进民退”政策的延伸,即政府对经济强有力的干预,外商投资获得过度发展,中小企业生存空间人为压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奉行着“牺牲内资,扶持外资”的政策。更严重的是,被政府奉为圭臬的“GDP中心论”为加强国家主导、发展城市、牺牲农村、支持大企业、牺牲小企业的行为提供了顽强的理论基础,最终导致居民个人收入增幅极其有限,中国的GDP和人民的福祉相距甚远。而在曾经的拉丁美洲,巨大的贫富差距也困扰着众多国家,最终陷入经济增长的泥淖。以巴西为例,巴西的国有企业和垄断资本的大量存在严重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巴西的“强迫工业症”造就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数量普遍过低,居民个人收入增速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拉美国家曾经的发展困境也正是目前中国发展的困境。 可见,所谓的“中国模式”是并不存在的。无论是中国取得成功的经验还是发展所面临的困境,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因此这些都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没有实质区别,而中国所拥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即立足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 二、20世纪60~80年代的巴西经济发展历程与启示 巴西在20世纪60~80年代的经济发展历程可谓曲折。 1964~1988年的巴西正是军政府执政时期。其时,巴西军政府利用其强大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指导思想,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行政手段,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巴西经济一直保持着飞速增长,尤其在1968~1974年这7年间,巴西 GDP年均增长11.4%,这就是所谓巴西的“奇迹年代”。 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奇迹”的取得是基于这样一些措施:政府施行全面的高税收政策;政府高度重视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实行以投资促增长的政策,尤其重视对工业园区建设、基本设施建设等经济项目的投入;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大量征收土地,实现强迫的“工业化”;巴西长期以来一直奉行对外资的偏好政策等等。与GDP高速增长形成反差的是,巴西政府在公共教育、卫生医疗等配套设施投入等方面却严重不足;国民财富收入的分配机制僵化,导 致 社 会 的 财 富 收 入 差 距 日 益 拉 大。以1990,1995和2005年的巴西经济数据统计分析,当年巴西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634,0.602,0.568,均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巴西的“强迫工业化”造就了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后来成了城市里贫民区的居民;巴西政府不去投资教育和卫生却大规模地干涉经济的做法,一方面造就了大批的低素质人口,另一方面也压低了巴西企业的生产率。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巴西近30多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加上政府产业政策偏向于资金密集的大企业,导致就业率低,结果使得没有工作的低素质人口成为犯罪人口,巴西杀人罪案和人口的比例高达美国的5倍。 国家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使巴西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给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留下了后患。历史表明,这些问题的确给巴西经济进一步发展制造了严重障碍。整个20世纪80年代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零,“奇迹年代”的随后即为“丢失的十年”;对比巴西在20世纪50年代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两倍多,到2010年却不到中国台湾和韩国的1/4;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巴西进入高度通胀时期,金融危机屡次爆发,经济发展速度也缓慢难行,结果导致政治上也不稳定,从而更不利于经济发展。 巴西的经济发展历程与目前中国选择的发展方式有很多共同之处。一样的选择政府主导、一样的推行外资优先、一样的GDP崇拜,一样的经济高速增长,当然也一样的收入分配不均,一样的土地配置问题。以国有企业的发展为例,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国进民退”政策及偏重外资而轻视民营资本的观念,都是所谓的“中国特色”。通过对巴西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国有企业发展思路和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可以肯定“国进民退”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不是中国特色的发明创造,更不能认为只有这种模式与中国的文化和体制结合起来才会产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奇迹,因为这一切都在60、70年代的巴西发生过。再以收入分配为例,有些中国官员和学者坚持认为收入分配的恶化是阶段性的,是经济增长的派生物。这种观点恰是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根据拉美国家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但观察其他东亚地区的案例,却找不到一个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例子。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曾有几年基尼系数上升,却恰是由于那几年韩国政府加强经济干涉所致,而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很快调整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基尼系数因此很快稳定并下降至合理水平。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若长期恶化,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经济模式是不成功的。此外,彼时巴西经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个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非常严重,而直到今天也未能得到解决。所以,中国可参照2003年以来的巴西改革经验,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将国有企业的垄断红利全部拿给老百姓,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弱国有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普通国民的收入。只有国家的普通国民具备了较强的消费能力,才能使这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实现良好的循环。 “三架马车”的经济增长模式,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到消费,政府的消费数量较小且失其公,而国际市场的消费受到的干扰因素极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重新审视和定位普通国民的消费能力,这在一个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和巴西的经济发展历史,可以肯定地说,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手段、方法不独特,所取得的经济成绩也不独特,甚至它所带来的问题都不独特。因此,具备相似发展经历和发展阶段的中国更应该分析、总结并吸取巴西的经验和教训,采取更合理、更有效、更平衡的发展方式,既鼓励效率同时要兼顾公平,立足当前更应规划未来,而不应该付出大量的时间、资源和社会成本再重复巴西的曲折发展之路。 三、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态势比较 据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显示,1978~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约为9.73%,印度仅为5.37%;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印度的几倍,而且出口远远高于印度;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和比重相对印度而言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在不断减少。基于这样的事实,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在20世纪 90年代将印度甩在了身后,落后的原因就是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方面落后于中国。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中国经济腾飞根本不是因为大量、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而是“软件设施”,即自由的经济政策和制度、金融自由化,以及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资所导致。今天的印度除了基础教育方面落后于中国,在其他方面远比中国超前,因此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印度经济有可能超越现在的中国。就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言,在中国经济最初的起飞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对早期中国经济发展投资领域更为准确的概况应该是:先有了经济增长,然后才有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资;而不是先有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资,才带动了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可从近年来印度的发展轨迹得到实证。目前,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已经从原来的4%-5%慢慢提高到了8%以上。这些成绩是在并没有依靠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基础上实现的。但是,一旦印度经济步入了高速增长的轨道,有理由相信外商直接投资会大量流入这个国家。因为经济增长本身将会产生新的资源,并带来投资机会。而一个国家有了新的资源,就可以将其配置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去。对比中国和印度,有些细节值得注意。第一个重要的细节是,中印两国之间的增长差距在缩小。平均而言,1978~1997年,中国的增长速度比印度快近两倍,但在1998~2004年,中国的增长速度只比印度快50%;第二个重要的细节是,虽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度都比印度快,但前者的增长幅度要远远大于者。 1978~2004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约为印度的2.5倍,但其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度却只为印度的1.8倍。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中国远比印度富裕的感官差别。单纯就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而言,之所以比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增长快,很大程度是出于政治因素。尽管经济增长会造成人口出生率下降,但中国较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高于其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度,部分是由于中国政府具有控制人口增长这一巨大的政治能力。其政策的未来作用,目前也是褒贬不一,而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借鉴这种做法,也看不出哪个国家支持这种做法。 促使印度经济增长的“软件设施”中大部分重要因素都集中在无形的制度领域,例如金融改革和私有化,而主要缺陷都集中在有形的硬件设施领域。这种遗漏重要变量的观察分析方法很容易给人造成错觉从而判断错误。众所周知,现代社会中一国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以及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力度直接影响该国的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发展潜力。而通过世界商业环境调查(World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WBES)数据库中我们获得的一系列系统证据得出结论,那就是印度的金融体系远比中国金融体系发达且有效率,尤其是在对农村地区以及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等方面。另外,印度的股票市场对本土私营企业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支持作用,与此不同的是,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很少有机会在本国的证券交易所上市,比如联想、华为等。 中国虽然在宏观经济和整体经济方面领先于印度,但在微观经济方面却落后于印度。在2007~2008年度的成长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中国在企业竞争力指数方面排在第57位,落后于第31位的印度。企业竞争力指数的一些分解指标,如企业营运和企业战略,都显示出中国的排名落后于印度。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解析:其一,相对于印度,中国在宏观经济上的排名和在微观经济上的排名并不一致。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是建立在强大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在宏观经济排名上得分很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宏观经济排名中占了很大的权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非常迅速,但其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投资拉动的,因此中国在宏观经济排名上得分高,却在微观经济排名上得分低。要么印度的增长速度会升上去,要么中国的增长速度会降下来。这种宏观和微观不一致的现象是不会长期持续的。其二,这种不一致的现象只出现在最近的成长竞争力指数排名中。在早期的成长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中国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方面的排名都领先于印度。 1998年,在企业竞争力指数方面,中国排在第42位,而印度排在第44位。 1998年以来,印度一直都在稳步、持续地改善其微观经济基础,这些改善虽然没有立即产生宏观效果,但随着改革的继续,印度经济必将获得改革回报。 和印度相比,我认为中国最大的优势是普及教育水平,而不是基础设施建设。目前中国在GDP崇拜的指引下,不去投资教育和公共卫生而去建楼修路,将教育和卫生成本转嫁给中国百姓,这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印度目前正大力加强它的基础教育投资,但在短期赶上中国不太现实,这或许才是印度与中国相比的真正劣势。 综上所述,所谓的因为大量、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带来中国经济腾飞的“中国模式”是不存在的,真正促使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快速崛起并且持续较长时间增长的原因是“软件设施”,即自由的经济政策和制度、金融自由化,以及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资。今天的印度除了基础教育方面落后于中国,在制度建设、金融体系、企业发展以及软件开发等“软件设施”的构成方面远比中国超前,因此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印度经济能够超越现在的中国。 四、结 论 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是非常复杂的,仅仅关注中国短期的GDP增长,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牺牲整个社会的福利绝不是长久之计。通过分析拉美国家尤其是巴西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腾飞以及80年代经济停滞的原因,可以肯定目前所谓的“中国模式”不存在且极其危险;而通过观察印度经济近些年的稳健发展及其成功原因,又可借鉴其成功之处,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更好的“软环境”。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印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选择所谓的“中国模式”是成功的。基于对中国经济成功经验的借鉴和印度已经在“软件设施”等方面所做出的规划和努力,有理由相信印度良好的微观基础在宏观经济指引下健康发展,整个国民经济有可能超越中国。 参考文献 [1] 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J].Foreign Poli-cy Centre,2004. [2]王辉耀.中国模式的特点、挑战及展望[J].金融时报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607,2010-01-05 相关链接:http://www.qstheory.cn/jj/xsdt/201203/t20120309_1442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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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方萌:中国海归的光荣与梦想2014年3月13日
随着中国的国力日渐增强,新一代留学生已经能以平常心看待美国等西方国家。
专家观点 田方萌 -
陶景洲:中国企业“走出去”做好功课为先2014年3月13日
由于中日关系在今年早些时候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恶化,中国赴日本游客数量锐减,导致日本加森观光株式会社接受中国企业注资的谈判破裂,双方原计划在北海道投资约510亿日元建设大型旅游度假设施的合作意向也随之化为泡影。因中日关系导致中国企业放弃大规模对日渡假村开发投资计划,这恐怕是迄今为止的第一起。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走出去”向来没有被当局视为是高失败率及高风险的投资活动。但据保守统计,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失败率在60%左右。 所谓“高风险”,不仅指中国企业达成境外投资交易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种种困难和不确定性,还指交易达成后成功整合目标公司并稳定运营的几率低。就交易过程而言,除了前面提到的政治风险(国际关系、东道国政局稳定程度等),中国海外投资者在“走出去”之前要取得国内相关主管部门的全套审批、备案或登记,获准“走出去”后还可能面临东道国在市场准入、国家安全、反垄断等方面的重重审查。另外,由于本国与东道国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劳工、环保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中国企业必须做足功课来应对各方面“鸿沟”可能带来的风险和障碍,并且要提前在合同、知识产权保护、税务、汇率等方面进行计划或筹划,保证海外投资的保值、增值。具体而言,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前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中国企业应注意理性和务实,选择收购目标和搭设交易架构。切忌盲目“贪大”、“图快”。这是作者经常给中国海外投资者提出的建议。在收购目标的选择上,中国投资海外企业应当选择熟悉的领域或行业,即使有些海外并购项目是为了增加中国投资企业的业务种类,也应在充分了解收购目标行业及具体运营情况的前提下考虑是否收购。否则,投资者很容易陷入“交割容易整合难”的尴尬局面。在交易结构的搭建上,笔者一向强调“财大气粗”的中国投资者应摒弃好大喜功的心态或“控股情结”,不妨先尝试收购目标公司少数股权,从小股东做起(当然这个要建立在设定合理增持机制的前提下),学习经验技术并逐步掌握东道国投资环境及目标公司各方面情况,适时再决定是否增加持股比例。 第二,应注重前期尽职调查和合约起草。优秀的尽职调查团队应了解拟投资行业及东道国的情况,能够给出具有专业价值及商业价值的分析和建议。合约方面,中国投资者一方面应审慎签约,即只有在对交割前提条件、公司治理和控制、退出机制、双方权利义务及争议解决机制等核心条款充分理解并确认能够执行的情况下,才能考虑签约。另一方面,一旦签约,要确保双方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 第三,还应注意吸取以往经验教训,避免因对国内外主管机关审批程序了解不足而导致交易延迟甚至搁浅。首先,中国企业“走出去”须接受国内各主管机关(如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或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国资部门、外汇管理局等)的重重监管,这些机关的审批步骤和流程繁琐,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浩如烟海,对于拟进行海外并购的企业来讲,对任何一个环节的认知缺失或疏漏都可能导致整个并购计划的延迟甚至流产。外国卖方常常因为中国政府审批的不确定性而要求中国买家支付议价。而且,走出国门后,中国企业需要满足东道国政府的种种要求或审查,通常包括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等,对东道国相关法律及政策的了解也是“走出去”企业必须做足的功课之一。 第四,企业“走出去”,更应该注重组建国际专业服务团队及培养国际经营管理人才。作者认为,这一点上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差距尤甚。跨国公司进行跨境交易时,一般会聘请专业的国际化中介团队(如投行、会计师、律师、评估师等),公司内部也会培养、组建熟悉相关业务的团队,与中介机构紧密合作确定交易细节。培养、组建国际团队的另一个好处在于,高水准的国际经营管理人才能够帮助投资者疏通政府关系和公共关系,有效地与交易各方进行沟通并保证并购和整合得以顺利实施。但是,上述方面恰恰是许多中国企业忽视的。一项成功的海外并购,必须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统一,而不是仅仅由中国企业的购买力决定的。 从现实中的具体运行情况来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前景,在目前形势下的判断可谓喜忧参半。从积极方面讲,貌似在当前政治经济形势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一则,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十二五”规划提出的重大任务。在刚刚落幕的中共“十八大”上,“走出去”作为重点话题受到与会代表们的热议,“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走出去步伐”也被写进了十八大报告。二则,借着当下国际经济形势低迷、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的“东风”出海“抄底”,是不少中国企业制定“走出去”计划时抱有的心态。上述“积极”影响仿佛已初露端倪,据国外权威媒体及中介机构统计,2012年,中国企业对欧盟的投资在金额上已远远超出欧盟企业对华投资,这种前所未有的顺差也许预示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新浪潮的到来。 但仿佛少有人在展望“走出去”前景时先客观评估中国企业的现有综合素质及抗风险能力。一项海外并购交易的交割只是交易成功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计划“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一旦迈出国门,将面临全方位的“生存考验”,只有具备较高运营管理及抗风险能力的投资者才能幸存并得到投资回报。相反,如果不具备上述能力,中国投资者面临的将是比普通贸易行为惨重得多的损失和教训,比如目标公司失控、巨额索赔、合资纠纷甚至暴力冲突,这些均已被以往的真实案例反复验证。如果不是基于对自身理性定位及对行业、目标的合理评估而制定“走出去”计划、并一步一个脚印地实施计划,恐怕走出去的越多,跌倒下的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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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穗生2014年3月3日
赵穗生,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职正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美国委员会董事会董事,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英文《当代中国》主编,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兼职教授,曾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华盛顿学院政治系副教授,柯比学院政府系助理教授,副教授。赵穗生拥有美国加州大学政治学硕士、博士,密苏里大学社会学硕士,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和硕士。1985年来美国前,赵穗生曾任职于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财政部外事财务司,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等单位。赵穗生出版了十部英文著作,包括《权力的设计》、《东亚权争》、《邓小平时代的决策过程》、《穿越台湾海峡》、《中国外交政策》、《民族国家的建立》、《中国民主的前景》、《中国政治改革辩论》、《转型中的中美关系》、《中美在东北亚的竞争与合作》等。他还有50多篇英文学术与政策论文发表于《华盛顿季刊》、《威尔逊季刊》、《政治学季刊》、《中国季刊》等。
专家观点 赵穗生 -
周玮生2014年3月3日
周玮生,现任日本立命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孔子学院院长,教授,兼任大阪大学特任教授,全日本华侨华人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日本京都大学物理工学专业博士。周玮生在环境经济·政策学、能源系统工程学、政策工学等方面颇有建树,至今共主持或参与研究科研项目26个,多年来陆续发表和出版有《地球再生计划―C02削减战略》、《现代政策科学3)、《防止地球温暖化的课题与展望》、 《谁能驱动中国―世界能源危机与中国対策方略》等专著和100余篇学术论文。他还是第十届全国政协第2次会议海外特邀委员、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第1期、第2期) 、中国侨联海外顾问、中国侨联青年委员会副理事长、辽宁省经济顾问、广东省、浙江省海外交流协会理事,并担任浙江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
专家观点 周玮生 -
张 忠2014年3月3日
张忠,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客座教授及Murrel J. Ades 教席教授 (chaired professor)。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宾夕法尼亚大学,科技史和科技社会学博士学位。大学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曾任教于奥林商学院(华盛 顿大学),哥伦比亚商学院 (纽约)。在国内曾任中欧商学院访问教授,现任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他也在印度ISB商学院任教。张教授的研究领域集中在价格理论及价格结构设计、目标销售战略、零售管理、竞争战略,和电影票房预测。张忠教授在市场营销学领域顶级学术期刊中发表了二十多篇论文,其中包括《营销科学》(Marketing Science)、《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营销学研究期刊》(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其他还有许多在国内国外发表的论文。曾多次获得营销学最高论文奖。目前,张教授还担任营销学和管理学顶级刊物《营销科学》(Marketing Science)、《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和《数量营销和经济学》(Quantitative Marketing and Economics)的区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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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树洁2014年3月3日
姚树洁,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原院长,著名华人经济学家。1985年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以及博士学位。1989年5月到牛津大学工作,作为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经济顾问前后到过纳米比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南非、斯威士兰等国家工作,随后到朴次茅斯大学经济系任教。2001年3月到伦敦米德尔赛克斯大学任经济系主任和教授,2005年1月任西安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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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2014年3月3日
张旭东,纽约大学中国中心主任、东亚研究系主任、杜克大学文学系博士。1965年生于北京,在上海接受中小学教育,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5年获得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博士学位,2005年任美国纽约大学(NYU)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研究系教授、东亚系系主任,此外,还担任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日本东京大学访问教授。以英文、中文出版文化研究、文艺理论、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研究等方面的专著多部,包括:《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英文); 《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对话启蒙时代》;《纽约书简》;《幻想的秩序——批评理论与现代中国文学话语》;《后社会主义与文化政治》(英文)等。另编、译有《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启迪》;《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英文); 《中国向何处去——90年代中国知识思想论争》(英文);《拱廊街计划》等。
专家观点 张旭东 -
颜海平2014年3月3日
颜海平,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同年留校任教。1983年通过考试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欧洲现代戏剧、比较文学和批评理论专业;1987年获硕士学位,1990年获博士学位。 1991至2002年,先后在欧柏林文理学院、科罗拉多大学、密西根大学任教;2001年获终身教授。2003年受邀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戏剧、影视、新媒体学院教授、批评理论终身教授(2006年获终身正教授),UCLA中国艺术与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在UCLA 期间,2006年被邀为全美批评与理论高研院教授;2007至2008年被邀为密西根大学人文研究所Norman Freehling年度讲席教授。2008年特邀出任康奈尔大学戏剧电影系终身正教授、博导、戏剧电影及理论艺术学研究生部主任;戏剧电影、比较文学与东亚文学博导、康奈尔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 颜海平教授赴美以来,坚持以各种方式为祖国服务。90年代,她作为清华大学特邀客座教授, 多次回国短期讲学;2003年起,她被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特邀为紫江讲座教授,每年定期回沪讲学;2005年起转为紫江特聘学者,2008年受聘担任复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2009年起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大学比较人文研究中心(Cornell-ECNU Center for Comparative Humanities)主任。2010年起受聘上海交通大学跨文化研究讲席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媒体文化和社会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上海2011年首批千人计划特聘国际专家。2012年起,兼康奈尔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所跨文化社会研究资深研究员。 颜海平教授早年创作十幕历史剧《秦王李世民》并获全国优秀剧本一等奖;该剧2004年收入《中国现代话剧名作导读》、2009年收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曹禺剧本奖作品选》。自1980年代后期至今,以英文、中文在比较戏剧、媒体文化、东亚研究和跨文化理论等方面发表论文。她的博士论文《“等待戈多”: 战后的价值危机和经典重构》 (Samuel Beckett and His Critics: A Cultural Redefinition),聚焦二战后欧美戏剧文学和人文学界影响广泛的“贝克特诗学,”追溯欧美一批最具有创新意识的艺术、人文、和批评家的思想作品,揭示他们在世界史的重大转型时期,如何批评性地重构经典,及其在重构中生成的认知内涵和历史意义。此后的主要论文包括“现代中国戏剧与西方模式:中国主体性的批评性重建”(Chinese Modern Drama and Its Western Models: A Critical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ubjectivity, 1992);“跨国性及其批评:第三世界战后诗学中边界地缘的叙述喻象”(Transnationality and Its Critique: Narrative Tropes of Borderland in Our Sister Killjoy, 1998);“当代英语戏剧中的跨界体现与女性人间” (Staging Modern Vagrancy: Female Figures of Border-crossing in Ama Ata Aidoo and Caryl Churchill, 2002);“戏剧能:中国戏剧审美重访”(Theatricality in Classical Chinese Drama, 2003);“我的梦:跨文明境遇中的中华时空和差异认同”(中文版,2009)等;英文书著包括《戏剧与社会:当代中国戏剧选》(Theatre and Society: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rama, 1998一版、2000二版)、《别样的跨国:散居的亚洲及其艺术审美》(Other Transnationals: Asian Diaspora in Performance, 2005)、《中国现代女性作家和女性主义想象:1905—1948》 (Modern Chinese Women Writers and the Feminist Imagination, 1905-1948; 2006精装版、2008平装版);中译本《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2011年5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颜海平教授经选举历任全美戏剧文化与妇女问题研究协会主席、全美戏剧文化研究协会常务理事、年度最佳学术著作奖评审委员会委员、高等教育戏剧学科及研究和出版评审委员会委员。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布朗大学、密西根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其他分校园、中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等多所中美优秀大学发表学术讲演。1999年美国广播电视公司(CNN)以其在英语和汉语世界的学术贡献和创造性著述将她评为“新世纪最具有跨国影响力的六位中国文化人物之一”。入选《二十世纪杰出学者录》(英国;2000年)、《美国杰出女性录》(美国;2004年)、2009年上海社科院编撰《画说上海文学:百年上海文学巡礼》为“十九世纪末叶迄今一百多年间上海文学主要成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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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澜2014年3月3日
薛澜,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博士导师,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博士。1982年1月毕业于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 1985年赴美留学,先后获得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技术系统管理硕士学位、公共政策与管理硕士学位、卡耐基梅隆大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博士学位。1991-1996年任教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1996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 同时担任清华大学工程科技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同时兼任国家战略咨询与综合评估特邀委员会委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科学、技术和创新顾问委员会委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非常任高级研究员、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网络(SDSN)领导委员会联合主席等。还任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兼职教授、乔治华盛顿大学兼职研究员、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IC2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软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管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全国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MPA)教育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政策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欧美同学会理事等。他同时还担任总部设于伦敦的著名国际科技发展信息网站公司SciDev.Net的董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与管理、科技政策与管理、创新政策及管理等。已在国内外发表论文近100篇,主持或参与编写著作16部。1996年回国后曾先后获得清华大学学术新人奖、清华大学良师益友奖。2001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杰出青年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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