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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如何?2017年6月23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世界需要一个秩序。不管人们主观上是否需要这样一个秩序,这个秩序必然会出现,因为各个体之间基于利益之上的互动会导向这个秩序的出现。在实际层面,不同形式的秩序一直是存在着的。这个基本判断是讨论中国和世界秩序的前提。 对中国来说,问题不在于中国要不要一个国际秩序,而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再者,“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对中国来说也并非仅仅是一个规范问题。不管中国如何强大,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并不是以中国本身的意志为转移的。更精确地说,中国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是可能的?简单地说,中国能够确立或者参与确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取决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 历史上,中国曾经确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但传统上的“国际秩序”并非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因为中国历朝历代所建立的秩序只不过是中国内部政治秩序向外的一个延伸而已。尽管人们也称传统中国为“帝国”,但中华帝国和世界上存在过的其他帝国有本质上的不同。 在其他帝国之内,属于帝国的各个政治实体相对比较独立,比较自治,只是让渡了一部分权力给帝国政府。但中华帝国实际上已经接近近代国家形式,其内部的各个部分通过中国特有的制度机制与政治权力中心整合。这就是为什么当其他帝国解体的时候,帝国内的各个个体都成为了独立实体,而唯独中华帝国没有。 直到今天,中国仍然继承了清朝的版图,而清朝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帝国。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曾经有几度沦落为“殖民地”,就是中华帝国被外来民族所统治。在外来民族统治中国期间,中华帝国本身成为外来民族所确立的帝国的一部分。外来力量所确立的帝国,其规模往往远较中华帝国大得多。但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外来民族最终都接受了中华文化,用中华的统治方式来统治整个帝国。结果,外来力量所建立的帝国往往成为中华帝国的版图。历史地看,中华帝国本身的扩张空间非常有限,现在中国版图的很大部分是外来力量扩张的结果。 在西方力量到达中国之前,中华帝国一直是这个区域最强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华帝国本身有能力独自确立一个“国际”秩序,那就是朝贡体系。数千年里,朝贡体系一直是中华帝国处理其和周边国家关系的制度,主要是一种经济贸易制度。不过,这样一种贸易制度安排所体现的则是中华帝国的文化,即中华文明的优越性。中华帝国臣民对这种文化优越性的深信不疑,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周边的国家(朝鲜、日本、越南等等)都接受了这种文化,而且也是因为所有外来力量(异质文化)也最终被中华文化所同化。因此,即使在进入19世纪之后,中国被西方力量所打败,不得不和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时候,清朝政府官员仍然对这种文化的优越性毫不怀疑。只有等到中国被自己的邻居日本打败之后,中国人才失去了这种文化优越性。近代中国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列表:日本曾经是中国的学生,大量引入中国文化。但在西方力量来临之后,日本转向学习西方,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日本不仅打败了西方国家(俄国),而且也打败了从前的老师中国。 被西方列强和日本打败之后,中国开始学习西方,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下生存,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应当指出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已经和世界秩序无缘。中国所能做的是竭尽全力去了解这个世界秩序,并在这个世界秩序内生存下来。最典型的是李鸿章在中国国内所进行的“大外交”。中国并没有走向世界体系,而是世界体系走向了中国。这个事实表明,中国难再有能力“走出去”,在国际体系内从事外交,而是在已经走向中国的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外交”。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帝国主义的盘中餐,清朝和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大量的不平等条约,割让了大量的土地。不过,客观地说,李鸿章在各侵华帝国主义国家中间所进行的“大外交”则避免了中华帝国的解体,也避免了如印度那样沦落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近代以来,中国是少数几个相对完整地保持了原来帝国版图的国家。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统一国家的成立终止了中国被帝国主义继续瓜分的过程,但生存外交仍然继续。在苏联和美国所建立起来的两大次国际秩序中间,中国选择了苏联。在和苏联交恶之后,毛泽东曾经想通过输出中国版本的共产主义来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但没有成功。在中美建交和中国加入联合国之后,中国才真正和国际秩序确立了正式的关系,至少在政治上说成为这个秩序的一份子。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又从经济上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一部分。 因此,崛起之后中国和国际秩序的关系如何,实际上取决于中国的崛起方式和过程。简单地说,中国已经是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当中国决定全方位地加入现存国际秩序的时候,中国已经选择了一条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前苏联尽管有能力和美国一起建设一个国际秩序,但选择了另起炉灶,确立和美国相对立的体系。冷战时代,美苏两国各自确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次体系,这两个次体系构成了国际秩序。但这个秩序很脆弱,以核恐怖的方式来维持两者的关系,也就是两者互相依存,谁也不吃掉谁。 在前苏联及其主导下的次国际体系解体之后,世界上只有一个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了。中国已经加入这个秩序,并且是这个秩序内的重要一员。那么,为什么现在要再次提出中国的国际秩序这个问题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和自己选择加入的这个国际秩序发生了冲突。或者说,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现存国际秩序利益之间的冲突。 中国融入现存国际秩序走过了三个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可说是第一个阶段,中国实行“请进来”的政策,打开国门,让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在这个阶段,中国和国际秩序不会发生什么冲突。如果是冲突,也发生在中国本土,即外国资本和中国内部因素之间的冲突。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九十年代,中国实行的是“接轨”政策,主要是修正自己的制度体系来符合国际秩序的需要。各方面的“接轨”主要表现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努力上。这个阶段,中国也不会和国际秩序发生冲突。从本世纪出,中国开始实行“走出去”政策。中国在很短时间里,从一个资本高度匮乏的国家转型成为资本过剩的国家。中国经济是出口导向型,同时也是一个资源高度依赖外来进口的国家。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必须“走出去”。但“走出去”就和那里已经存在的外国资本或者其他力量发生了冲突。无论是发达的西方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国都面临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冲突。因此,中国的一些人开始考虑如何重新确定中国和世界秩序的关系问题。中国和前苏联所处的情况不同,那就是,现在的世界只有一个秩序,中国已经是这个秩序的内在一分子。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选择革命已经不可能。也就是说,中国不可能发动一场革命,推翻这个秩序,来重新来确立一个秩序。同时,中国也不可能像前苏联那样,脱离这个秩序,另起炉灶,确立一个次国际秩序。 这表明,中国已经是现存体系的一个巨大既得利益者(stakeholder),中国既不能推翻这个秩序,也不能脱离这个秩序另立体系。因此,中国和这个秩序所能发生的关系就是作为一个改革者,在秩序内部作改革。 这种因素决定了中国在世界秩序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中国在现存秩序内部能够做什么?从中国的国家利益视角看,至少有三件事情中国是必须做的: 第一,中国必须在体系内部壮大自己的力量,不断往上爬。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至少在世界经济体系内已经举足轻重。实际上,在这个体系内部,中国也已经得到了相应的地位,例如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中国的地位都有上升的趋势。尽管中国在这些体制内的权力和中国的大国仍然不相对称,但要意识到的是这个体系不是中国确立的,而是美国和西方确立的。中国往上爬的努力和中国实际得到的权力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差异。 第二,中国可以成为这个体系的改革者,使之更加符合自己的利益。因为这个体系是美国和西方建立的,体系和中国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是显然的。但这并不是说,这个体系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没有利益冲突了。前文所述,美国等国家也发现这个体系和本国的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这就要求这个体系内部的每一国家都必须有所妥协,否则这个秩序就很难生存和发展。每一个国家都可以通过改革努力使得体系有利于自身,但妥协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在这个体系内部,不可以天天当反对派,表达对体制的不满,因为中国已经是这个体系内部庞大的一个既得利益,所获取的利益远较其他国家多。较之中国,那些处于体系低端的其他国家有更多的抱怨。 2000年以来中国缴纳联合国会费占比: 第三,正因为中国已经处于体系的顶端,中国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这里必然涉及到中国在体系内部的领导权问题。中国能够得到多少领导权取决于中国的国际责任。例如,中国可以提倡改革,通过改革使得体系更加符合中国的利益;但如果中国过于自私,在改革时不能考量到较小国家的利益,那么中国所提倡的改革就会很难推行下去。因此,这就要求中国在自我利益和他国利益之间追求均衡。这方面,对其他的大国也一样。早些时候的英国,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和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在这方面都为人们提供了很多经验教训。再者,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也决定了,中国也会在各个方面遇到强大的批评声音,甚至是反对力量和挑战者。历史地看,没有一个在国际体系中占据领导地位的大国没有受到过批评和挑战。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已经跃升成为世界体系的重要部分,也可以开始行使一些领导权了。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已经知道和学会了如何做大国。实际上,在这方面,中国毫无准备。并不是一个国家具有了经济和军事实力就可以成为大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只是大国的基础。 历史地看,英国和美国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学会如何做世界大国,但其他一些国家则失去了做大国的机会。例如,苏联就没有学会如何做大国,尽管其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的邻居日本也是一个例子,两次失去了做大国的机会:第一次是二战之前。日本是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国家,取得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巨大进步,但日本则错误地选择通过军事主义做大国,结果不仅给亚洲人民造成了灾难,也给日本本身造成了灾难。第二次是二战之后。日本在很短时间里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但日本同样没有成为世界大国。这里除了美国的制约因素之外,日本本身的因素是主要的,日本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历史问题上和亚洲国家搞不好关系。 可以预见,尽管中国的经济崛起了,军事现代化也在进行,但要在现存国际秩序内学会做一个大国,中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文章选自正角评论,2017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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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普京能带领俄罗斯复兴吗?2017年6月6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编者按:3月26日,俄罗斯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反政府示威游行,数万百姓走上街头抗议腐败,矛头直指梅德韦杰夫,强烈要求这位前总统、现任总理下台。尽管俄罗斯官方和非官方对参与人数多少的统计有很大的不同,但这次游行示威的确是全国性的。郑永年教授认为,考虑到俄国对游行示威有严厉的控制,这可说是近年来俄国反对党以反腐败为名所组织的一次成功的抗议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抗议的是总理梅德韦杰夫,但大家都知道针对的就是总统普京,因为前者仅仅是后者的一个“代理”罢了。普京是很多领袖崇拜的对象在当今国际社会,普京可是很多国家的领袖所崇拜的对象。无穷的个人魅力、“战斗民族”不屈的性格、高超的政治操作手段、至高无上的权威、对“敌人”的毫不留情、对国家利益赤裸裸的追求,有太多的“政治品德”表现在这位领导人身上了。就连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不仅公开对普京表示羡慕,而且展现出要和普京及俄国改善关系的真诚而强烈的愿望。的确,从表面看,普京治下的俄罗斯让人觉得“了不起”。首先是政局稳定。去年俄罗斯刚刚举行了国家杜马(俄罗斯议会下院)的选举,在一共450席中,普京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占了343席。而在地方层面,各级官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统一俄罗斯党党员。也就是说,普京牢牢掌握着政权,反对党的影响微乎其微。自民主化以来,俄罗斯最担忧的莫过于西方通过反对党来影响俄罗斯内部政治。普京掌握政权以来,在这方面主要通过打压反对派、立法、政策等做了大量的努力,使得现在西方很难再在俄罗斯找到有效的“内部代理人”。不仅如此,这些年里,普京通过各种举措,大大激发了俄罗斯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一方面是树立俄罗斯民众的强国意识,另一方面是从各方面批评和反击西方,主要是西方对俄罗斯的干预。在现实生活中,因为西方民主本身这些年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因为西方对俄罗斯的影响力的减弱(较之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今天大部分俄罗斯民众都认为俄罗斯应当走自己的道路,而不要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模式。俄罗斯的强大还表现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直到今天,俄罗斯仍然是世界上第二大军事力量。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主要是在前苏联时代建立起来的。苏联解体之后,军事力量也开始衰落,但衰落主要表现在军事组织和军费方面,而非技术方面。普京在组织和经费方面重组军队,结合其所拥有的技术,再次振兴俄罗斯军队。近年来,无论在乌克兰还是在中东(叙利亚),结合其高超的外交,俄罗斯军队都有出色的表现。即使就最薄弱的经济环节而言,俄罗斯也没有像一些西方观察家所说的处于“崩溃”状态。普京掌权的早期,大力发展国内经济,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近年来,经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没有崩盘;并且俄罗斯民众的忍受能力很强,他们充分理解俄罗斯经济的现状,并且把经济现状的恶化归之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即能源价格变化和西方的制裁。受强大的民族主义精神的支撑,这些因为“外在原因”造成的经济困难,对大多数俄罗斯民众来说是可以承受的。表面的成就很难奠定复兴的基础所以一般认为,普京终于终结了俄罗斯自前苏联解体以来的一路衰落,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俄罗斯可以从普京开始再次走向复兴了。但是,这些表面上的成就很难奠定俄罗斯复兴的基础。无论哪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最主要标志是制度,即一套新的制度的出现。强人的出现对这套制度的出现至为关键,因为新制度不会从天而降,新制度是需要强人去造就的。不过,强人的出现不见得一定会导致新制度的出现;如果强人只是为了自己,那就很难把自己的权威转化成为新制度。如果这样,那么强大的只是这个强人,而非制度。今天的俄罗斯就面临着这种情况。普京塑造了一个强大的自己,但其治下的俄罗斯则很脆弱。人物变了,俄罗斯文化没有变化;制度形式变了,制度的本质没有变。在很大程度上,俄罗斯仍然面临前苏联的问题,普京能否逃避前苏联及其命运,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普京可以说是“受命于”国家危难时刻。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是典型的寡头时代。寡头当道,他们不仅主宰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也是俄罗斯政治的实际操盘手。更为重要的是,寡头们没有一点国家利益观念,勾结外国(西方)力量影响俄罗斯内政,出卖国家利益。新的寡头替代了老的寡头 因此,普京2000年一上台就不惜一切手段整治寡头。首先,寡头们必须离开政治。当时寡头得到的明确指令是他们必须放弃政治野心,才能得到中央的保护,继续在俄罗斯生存和发展。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很多不服的寡头开始流亡国外,有政治野心的则锒铛入狱。但是,普京不仅没有在制度层面解决寡头问题,反而以新的寡头替代了老的寡头,所不同的是新寡头的政治立场。在普京治下,亲政府超级富豪成为了新的寡头,并且成为克里姆林宫权力网络的一部分。这么多年下来,普京仍然没有改变经济格局,俄罗斯仍然是寡头经济结构。直到今天,俄罗斯仍然是原料经济,经济结构单一,中小企业发展不起来。在欧盟国家,中小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但在俄罗斯只占15%左右。一些方面,在中国人看来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俄罗斯的资源那么丰富,简单的民生经济就是发展不起来。有人说,中国一些县长可以解决的民生经济问题,普京就是做不到。这种说法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俄罗斯中小企业的不发达,除了上述寡头经济结构之外,还有意识形态和政治原因。俄罗斯的一些较小政党主张发展中小企业,但这些政党经常被执政党怀疑,认为他们有政治野心,因此正确的主张受到打压,不能转化成为有效的政策。在寡头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挤压下,俄罗斯的中小企业没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尽管有实际上的需求。普京执政初期,经济发展快,老百姓感受到了进步。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经济实在太不好,基础低。到今天,尽管俄罗斯的经济并不是那么坏,但年轻一代已经感受不到国家经济的进步,至少不能再享受他们父母辈所享受的经济好时光了。无疑,这也是这次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的经济背景。普京不是建立制度而是破坏制度不过,荒唐的是,外交的成功对内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负面作用。普京面临的两难是:西方越反对普京的外交,内部民众越是支持他。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普京越是施展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越能赢得国内民众的欢迎,尤其是小城镇和底层社会群体的支持;但同时,普京越受民众欢迎,越能掩盖国内不断积累起来的矛盾。也就是说,当普京可以从强硬的外交政策方面获取足够的合法性资源时,他无需通过内部的发展来获得民众的支持。不过,就俄罗斯内部发展而言,强硬外交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现在,在外交上,俄罗斯已经成为美国和西方的公开“敌人”,很难通过和西方改善关系来发展经济。特朗普意在改善和俄国关系的努力受挫,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普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确立新制度,而是相反,即破坏制度。为了掌握政权,普京进行了难以令人相信的政治操作。从总统变成总理,再从总理变为总统,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不难发现,无论是体制内外,普京的所为不是以制度建设为中心,而是以个人权力为中心的,结果造成了制度弱化而个人权力强化的局面。无论是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还是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错失了制度转型和建设的机遇,今天的普京仍然在错失机遇。普京这些年通过努力所掌握的权力,赋权他进行有效的制度建设,但普京并没有这样做。结果,站在一个强大的普京背后的便是一个微弱的俄罗斯。如果普京能够支撑这个国家,那么普京之后呢?在很多方面,普京的俄罗斯仍然没有走出前苏联模式。尽管政权的支持率仍然很高,但这个支持率主要来自普京本人,而非体制。在前苏联时代,政权的投票支持率几乎可以高达百分之百,也没有人预测苏联的解体,但它最后的确解体了。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俄罗斯文化的本质,即一种“危机产生强人、强人制造危机”的循环。不过,这绝对不是一种好的循环,而是恶性循环。历史会重复,但不会简单地重复;历史往往具有戏剧性质,才能为其本身增添一点颜色。强人普京导演下的俄罗斯,上演着一幕幕使人眼花缭乱的戏剧,但人们需要很大的耐心和智力去观看和理解其背后的意义。文章选自凤凰国际智库,2017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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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普京能逃避苏联模式命运吗?2017年6月1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3月26日,俄罗斯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反政府示威游行,数万百姓走上街头抗议腐败,矛头直指梅德韦杰夫,强烈要求这位前总统、现任总理下台。尽管俄罗斯官方和非官方对参与人数多少的统计有很大的不同,但这次游行示威的确是全国性的。 再者,考虑到俄国对游行示威有严厉的控制,这可说是近年来俄国反对党以反腐败为名所组织的一次成功的抗议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抗议的是总理梅德韦杰夫,但大家都知道针对的就是总统普京,因为前者仅仅是后者的一个“代理”罢了。 在当今国际社会,普京可是很多国家的领袖所崇拜的对象。无穷的个人魅力、“战斗民族”不屈的性格、高超的政治操作手段、至高无上的权威、对“敌人”的毫不留情、对国家利益赤裸裸的追求,有太多的“政治品德”表现在这位领导人身上了。就连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不仅公开对普京表示羡慕,而且展现出要和普京及俄国改善关系的真诚而强烈的愿望。 的确,从表面看,普京治下的俄罗斯让人觉得“了不起”。首先是政局稳定。去年俄罗斯刚刚举行了国家杜马(俄罗斯议会下院)的选举,在一共450席中,普京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占了343席。而在地方层面,各级官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统一俄罗斯党党员。也就是说,普京牢牢掌握着政权,反对党的影响微乎其微。 自民主化以来,俄罗斯最担忧的莫过于西方通过反对党来影响俄罗斯内部政治。普京掌握政权以来,在这方面主要通过打压反对派、立法、政策等做了大量的努力,使得现在西方很难再在俄罗斯找到有效的“内部代理人”。 不仅如此,这些年里,普京通过各种举措,大大激发了俄罗斯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一方面是树立俄罗斯民众的强国意识,另一方面是从各方面批评和反击西方,主要是西方对俄罗斯的干预。 在现实生活中,因为西方民主本身这些年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因为西方对俄罗斯的影响力的减弱(较之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今天大部分俄罗斯民众都认为俄罗斯应当走自己的道路,而不要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模式。 俄罗斯的强大还表现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直到今天,俄罗斯仍然是世界上第二大军事力量。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主要是在前苏联时代建立起来的。苏联解体之后,军事力量也开始衰落,但衰落主要表现在军事组织和军费方面,而非技术方面。普京在组织和经费方面重组军队,结合其所拥有的技术,再次振兴俄罗斯军队。近年来,无论在乌克兰还是在中东(叙利亚),结合其高超的外交,俄罗斯军队都有出色的表现。 即使就最薄弱的经济环节而言,俄罗斯也没有像一些西方观察家所说的处于“崩溃”状态。普京掌权的早期,大力发展国内经济,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近年来,经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没有崩盘;并且俄罗斯民众的忍受能力很强,他们充分理解俄罗斯经济的现状,并且把经济现状的恶化归之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即能源价格变化和西方的制裁。受强大的民族主义精神的支撑,这些因为“外在原因”造成的经济困难,对大多数俄罗斯民众来说是可以承受的。 所以一般认为,普京终于终结了俄罗斯自前苏联解体以来的一路衰落,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俄罗斯可以从普京开始再次走向复兴了。 但是,这些表面上的成就很难奠定俄罗斯复兴的基础。无论哪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最主要标志是制度,即一套新的制度的出现。强人的出现对这套制度的出现至为关键,因为新制度不会从天而降,新制度是需要强人去造就的。不过,强人的出现不见得一定会导致新制度的出现;如果强人只是为了自己,那就很难把自己的权威转化成为新制度。如果这样,那么强大的只是这个强人,而非制度。 今天的俄罗斯就面临着这种情况。普京塑造了一个强大的自己,但其治下的俄罗斯则很脆弱。人物变了,俄罗斯文化没有变化;制度形式变了,制度的本质没有变。在很大程度上,俄罗斯仍然面临前苏联的问题,普京能否逃避前苏联及其命运,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普京可以说是“受命于”国家危难时刻。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是典型的寡头时代。寡头当道,他们不仅主宰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也是俄罗斯政治的实际操盘手。更为重要的是,寡头们没有一点国家利益观念,勾结外国(西方)力量影响俄罗斯内政,出卖国家利益。 新的寡头替代了老的寡头 因此,普京2000年一上台就不惜一切手段整治寡头。首先,寡头们必须离开政治。当时寡头得到的明确指令是他们必须放弃政治野心,才能得到中央的保护,继续在俄罗斯生存和发展。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很多不服的寡头开始流亡国外,有政治野心的则锒铛入狱。 但是,普京不仅没有在制度层面解决寡头问题,反而以新的寡头替代了老的寡头,所不同的是新寡头的政治立场。在普京治下,亲政府超级富豪成为了新的寡头,并且成为克里姆林宫权力网络的一部分。 这么多年下来,普京仍然没有改变经济格局,俄罗斯仍然是寡头经济结构。直到今天,俄罗斯仍然是原料经济,经济结构单一,中小企业发展不起来。在欧盟国家,中小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但在俄罗斯只占15%左右。一些方面,在中国人看来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俄罗斯的资源那么丰富,简单的民生经济就是发展不起来。有人说,中国一些县长可以解决的民生经济问题,普京就是做不到。这种说法并非没有一点道理。 俄罗斯中小企业的不发达,除了上述寡头经济结构之外,还有意识形态和政治原因。俄罗斯的一些较小政党主张发展中小企业,但这些政党经常被执政党怀疑,认为他们有政治野心,因此正确的主张受到打压,不能转化成为有效的政策。在寡头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挤压下,俄罗斯的中小企业没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尽管有实际上的需求。 普京执政初期,经济发展快,老百姓感受到了进步。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经济实在太不好,基础低。到今天,尽管俄罗斯的经济并不是那么坏,但年轻一代已经感受不到国家经济的进步,至少不能再享受他们父母辈所享受的经济好时光了。无疑,这也是这次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的经济背景。 不过,荒唐的是,外交的成功对内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负面作用。普京面临的两难是:西方越反对普京的外交,内部民众越是支持他。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普京越是施展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越能赢得国内民众的欢迎,尤其是小城镇和底层社会群体的支持;但同时,普京越受民众欢迎,越能掩盖国内不断积累起来的矛盾。 也就是说,当普京可以从强硬的外交政策方面获取足够的合法性资源时,他无需通过内部的发展来获得民众的支持。不过,就俄罗斯内部发展而言,强硬外交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现在,在外交上,俄罗斯已经成为美国和西方的公开“敌人”,很难通过和西方改善关系来发展经济。特朗普意在改善和俄国关系的努力受挫,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普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确立新制度,而是相反,即破坏制度。为了掌握政权,普京进行了难以令人相信的政治操作。从总统变成总理,再从总理变为总统,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 不难发现,无论是体制内外,普京的所为不是以制度建设为中心,而是以个人权力为中心的,结果造成了制度弱化而个人权力强化的局面。无论是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还是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错失了制度转型和建设的机遇,今天的普京仍然在错失机遇。 普京这些年通过努力所掌握的权力,赋权他进行有效的制度建设,但普京并没有这样做。结果,站在一个强大的普京背后的便是一个微弱的俄罗斯。如果普京能够支撑这个国家,那么普京之后呢? 在很多方面,普京的俄罗斯仍然没有走出前苏联模式。尽管政权的支持率仍然很高,但这个支持率主要来自普京本人,而非体制。在前苏联时代,政权的投票支持率几乎可以高达百分之百,也没有人预测苏联的解体,但它最后的确解体了。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俄罗斯文化的本质,即一种“危机产生强人、强人制造危机”的循环。不过,这绝对不是一种好的循环,而是恶性循环。 历史会重复,但不会简单地重复;历史往往具有戏剧性质,才能为其本身增添一点颜色。强人普京导演下的俄罗斯,上演着一幕幕使人眼花缭乱的戏剧,但人们需要很大的耐心和智力去观看和理解其背后的意义。文章选自联合早报,2017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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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一带一路通过什么来书写规则?2017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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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改革的现状与未来2017年5月10日
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一、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一)改革只能找突破口,每一个都是攻坚战 我以前写过一本小书叫《中国改革三步走》。我认为,从总体上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改革都可以分成政治、经济、社会三大方面。从西方和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改革实践中,我提出一个思路: 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也就是先生产、再分配、最后才是民主。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从很多社会包括西方、亚洲日本和四小龙改革发展成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中国也属于东亚社会的一部分,我觉得中国有可能也往这个方向走。这(三步走)意味着某一阶段会有一个主体性的改革,比如第一阶段先经济改革,但社会改革、政治改革要配合。第二阶段主体是社会改革,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也要配合。如果是革命,那么可以全面推行,因为革命往往是破坏。改革的理想也是要全面推进,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任何一个国家碰到的问题都很多,不可能几百项改革一起推进,(在一个特定的阶段),改革只能以某一方面为主。改革只能找突破口,每一个都是攻坚战。从历史上看,先进行经济改革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现在看到了西方民主,但(很多人并不懂)西方早期是怎么发展过来的?我觉得还是先发展经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实际上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才开始的。西方很多方面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展都是在精英民主的时候进行的。一战之前基本上投票权属于极少数的有财产的男性,工人阶级是没有投票权的,妇女更不用说了。比如瑞典,这个国家被亨廷顿教授视为是第一波民主的典范,但到了1971年女性才有公民投票权。再比如我们现在视为最民主的国家美国,历史上长期实行奴隶制,到了林肯时代才废除。1970年以后通过(黑人)民权运动,黑人才开始有政治权利。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人一票”的民主并不是历史上就存在的,它产生的时间很短。实现“一人一票”民主之前,西方首先要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就是“先经济”的时代,是原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以后,工人阶级慢慢进入政治过程,到了二战以后大众民主才快速发展。根据欧洲的经验,我们可以认为,很多基本国家制度必须在一个国家民主化之前建立好,否则以后就没有机会建立了。这是事实不是理论。我们从西方的历史来看,大部分国家的基本国家制度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的,包括我们所看到的社会政策、社会制度、福利制度等。比如,法国的教育制度是拿破仑时代建立的,德国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福利政策是在俾斯麦时期建立的。当然,民主化以后,民主政治确实对这些制度尤其是福利有很大的推进。一般上,我把基本的国家制度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民主化以前必须建立的制度;第二类是必须在民主化以后建立的制度;第三类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起来,民主化以后会转型的制度,转型可以往好的方面转,也可以往不好的方面转。东亚社会的成功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三步走,先经济,后社会,再政治。东亚社会在很长时间里出现了我们政治学里面讲的权威主义政体。比如李光耀的新加坡。在权威主义政体下,新加坡把经济从“第三世界”走向了“第一世界”(李光耀语),在此过程中再进行社会政策、社会组织、社会福利建设。很多人说日本是亚洲的经济奇迹,但是别忘了,日本、亚洲“四小龙”更是一个社会奇迹。日本在经济起飞的二十多年以后,不仅经济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社会发展上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把中产阶级做大到70%多。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当然每一个经济体在发展中产阶层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日本采取工资倍增计划和社会政策,台湾大力中小企业,新加坡发展政府企业和社会政策,香港也是在促进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基础上推行社会政策。在社会改革获得推进后,这些经济体才开始进行民主化。从简单的投票行为来说,一个人均GDP1000美金的社会可以投票,一个人均GDP10000美金的社会也可以投票,但人均GDP1000美金跟人均GDP1000美金的民主行为完全不一样。人均GDP1000美金的社会,就像我们从中国农村选举所观察到的,人穷的时候选票不值钱,一包香烟、一块肥皂就影响了选票。这不难理解,人均GDP1000美金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投票的行为很容易受左右。到了人均GDP10000美金的时候,投票行为就不一样了,大部分人已经受过高等的教育,可以理性思考了,而小恩小惠就很难影响选票了,至少人们不会采用暴力的形式。所以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是世界历史上最为和平的,避免了欧美早期发展所出现的大规模的暴力行为。改革如果按照先经济、后社会、再政治这样“三步走”是比较理想的,但是每一个社会不见得一定会按此三步走。比如亚洲和拉美很多国家就不是这样的,他们在人均GDP很低的情况下,在社会经济还没有发展的情况下就开放政治,结果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从理论上看,这些国家都具备了西方所说的那些条件,多党制、宪政、法制、开放的媒体等,但都是名不符其实。这些国家实行多党制,每一个政党都想分大饼,而不是做大饼,因此社会经济一直发展不起来。我们国家这几年一直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一些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对此进行了调查研究,表明二战以后一百几十个国家,只有十几个国家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而这十几个国家里面大部分是中东那些拥有能源、石油的国家,能源价格涨上去了,人民就富裕起来了。除了这些国家之外,其他的五个经济体都在亚洲,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就是按照“三步走“进行的,做得非常成功。上世纪50年代,在西方的眼中,亚洲有两个民主的“明灯”或者典型,一个是缅甸,一个是斯里兰卡。这两个国家当时开始实行西方式民主,经济开始发展。但结果呢?到现在,它们仍然面临很多问题。到了60年代,西方说亚洲又有两个民主“明灯”,一个是泰国,一个是菲律宾。不过,这两个经济体到现在也面临诸多问题。前两个国家仍然处于低度发展阶段,而后两个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们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上来研究,改革的秩序应当是怎样的,发展的秩序应当是怎样的。(二)中国自身的改革实践与路径选择对中国而言,也可以在任何阶段开放政治。不过,如果从西方的经验,从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经验来看,我觉得还是三个阶段论比较好一些。根据我自己的观察,中国实际上可能也是在这样进行改革。我们从80年代开始进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时代,中国都是以经济改革为主体。80年代中期中国也进行过政治改革,但是碰到了很多问题,所以没有继续下去。90年代的改革把经济层面的国家制度建立起来,并且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人均GDP连300美金都没到,现在已经到了8000多美金。我们的经济总量更不用说了,从那么小的一个经济体到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今后十多年里赶上美国的经济总量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与经济优先的GDP主义相伴随,也出现了环保、社会等很多方面的问题。因此,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两个重大目标,即“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可以看出十六大以后,社会改革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通过社会改革来培植社会力量。这个思路,我认为非常正确。同时,鉴于有效的国家制度是高质量民主的保障,所以制度建设我们也必须践行,但制度建设是不是马上就像西方那样开放政治呢?我对此持保留态度。我觉得中国的人均GDP还很低,现阶段还是要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社会建设。 二、十八大以来的改革进步这里,我主要想讲讲十八大以来我们做了些什么。十八大以后的改革思路有很多变化,这是积极的变化。正因为此前我们一直抓经济改革,忽视了政治上的变革,忽视了社会的变革,很多问题积累起来了,尤其在政治上。也不难理解,十八大以来的变化首先发生在政治领域。(一)以集权推动顶层设计十八大以来主要做了什么?一是反腐败,二是改革的顶层设计,而背后最重要的是集权。“集权”是一个中性词,不见得是不好的,关键是要看怎么去做。十八大以后,至少有一段时间,集权是非常有必要的。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好几次,说中国的改革是先易后难;肉都吃完了我们要啃硬骨头了,就需要集权一点。以前我们的改革是比较分散化的,现在需要全国一盘棋;要顶层设计,就要集权;要克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就要集权。当然,这一波的集权和此前的集权是很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十八大以来中国集权的表现形式,即在政治局常委这一级成立了几个新的领导小组。清华的一位教授写过一本书,说中国有九个总统,美国只有一个总统,中国九个总统比较好。从学者的角度来讲,现在的集权就是为了纠正这种现象,非常有必要。在任何政治体制中,集权是非常重要的。在现实生活中,九个总统其实到最后是一个总统都没有的,集体负责就是没人负责,集体领导到最后就是没人领导。在胡温时代,出现了九个常委,一人一票制,就是人们经常说的“九头鸟制度”,每个人负责一块;并且光有分权而没有协调,这样就出现了很多问题。任何一个政治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政治责任,谁来负政治责任。我们这样一个体制下很难说谁在负责。一人管一块,缺少协调是很不好的现象。这种现象,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可以将其称为“顶层分封制”,一个人分封一块,在这一块他说了算。后来出现了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和郭伯雄那样的事情,我们就需要做制度反思。这些现象的产生是因为这些人坏还是因为这个制度的缺陷,我认为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制度的缺陷是有的,因为没有制约机制。比如在政法系统,就是周永康说了算,没人能够制约他,他当然会做坏事。就像邓小平从前说过的,没有好的制度,最好的人也会做坏事。当然,十八大以后就有了改进。以前是一人一票,后来成立了几个领导小组,除军事方面的领导小组外,习近平是组长,李克强是副组长,其他的几个常委都分到不同的组里面,这样权力的协调性就高。这是一种比较好的协调机制。也有一些外国朋友在批评,认为设立这些领导小组是不是搞个人集权?实际上,现在成立的四个领导小组跟以前的领导小组很不一样。以前的领导小组我们在外面是不知道的,很大程度上都是暗箱操作的,不知道谁是组长、谁是副组长,组织成员是谁,他们有没有开会,讨论了什么,等等,我们一切都不知道。而现在的这些领导小组是正式的、公开的、透明的,每一次开会都会告诉公众,开了什么会,做了什么事情,都会报告给公众,这是开放的。正式的和开放的组织是可以制度化的。以前的是非正式的,好像是在搞地下工作。这种变化是一大进步,制度化是大家能够看得到的东西。就顶层设计而言,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发布的两个改革文件,海内外一片叫好。三中、四中全会之后我在新加坡做了一个演讲,我判断习近平总书记所计划的并不是他两个任期之内的事情,他做的规划是后三十年的事情。两个改革文件加起来一共五百多项改革,哪是两届能够做得完的?尤其法治改革是很难的改革。所以,我当时说是规划三十年。现在看来三十年都太短了一些,是规划三十五年。毛泽东思想管了三十年,邓小平理论管了三十五年,习近平在规划后面的三十五年,刚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百周年。这个规划就是顶层设计,一方面深化经济改革、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这些是发展;另一方面就是围绕法制和法治的制度建设。这几年我们不讲“政治改革”了,这很容易理解。一讲到“政治改革”,整个国家就会陷入无穷尽的争论。“政治改革”这个词本身就已经被高度的意识形态化了。左派有左派的解读,右派有右派的解读,没有一点共识。我认为,四中全会提出的以法治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就是最大的政治改革。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改革,中国需要好几代人努力往这个方向发展。近代以来西方也是花了150多年才把法治制度建设起来的,更不用说他们还有古希腊的法律传统。(二)反腐败、反寡头反腐败更为重要。我认为,十八大之所以开得很难就是由于当时的腐败。尽管这次反腐败是打老虎和拍苍蝇,但主要是打老虎。在政治学里面,人们会把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和郭伯雄这一类人称之为政治寡头。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人会把这几个案子做案例学习,在新加坡我们是把他们做案例研究的。看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和郭伯雄的例子,他们从中央到地方、横跨中央几个部委,是非常典型的政治寡头案例。军队里面的腐败更厉害,徐才厚、郭伯雄,两个都是军委副主席。习近平总书记有很好的条件来反腐败。他反腐的条件是历史形成的。如果他不反腐败,那么这些人在五年、十年之后又会怎样呢?无论从利益链条还是制度化方面就会变得非常牢固,一旦这样,腐败就再也反不动了。如果这样,中国会变成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或者今天的乌克兰。这里要多说几句乌克兰。大家都认为乌克兰问题是由于北约跟欧洲、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其实不是。乌克兰最大的问题是形成了政治寡头,一些寡头亲俄罗斯,一些寡头亲西方。寡头之争产生了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不过,建立在寡头之上的民主是最恶劣的民主政治形式。如果不解决寡头政治问题,乌克兰很难有好的希望。还有一个我非常关注的国家是越南。越南政治会怎么走?很多人认为他们的政治格局比较好。我们的顶层是“三合一”制的,即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合一的。越南的顶层是四驾马车,人们发现,四驾马车背后是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些亲美国,有些亲中国,还有些跟社会力量结合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与乌克兰特别像。前几年,因为越南不满中国在南海搞石油钻探,发生了针对中国的抗议运动。后来越南共产党还是认识到了,如果再不压下去,共产党说不定就要被推翻了。不过,我认为他们寡头的基本政治架构已经形成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越南也不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向。中国要怎么改?我觉得还是要仔细研究。反腐败主要是反寡头,这个任务要完成。反寡头就是最大的政治。好多人说现在反腐败是选择性的;其实,从世界范围来说,所有的反腐败都有选择性的。反腐败是一个政治任务,政治就是有选择性的,有选择性没有什么错,关键是怎么样走向未来,是搞制度建设,还是个人专权?在这方面,俄罗斯就没有做好。大家现在很崇拜俄罗斯的普京,特朗普也崇拜普京。但普京之后的俄罗斯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为什么?俄罗斯从苏联戈尔巴乔夫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即搞激进变革。叶利钦时代完全听西方的,但最终被西方所抛弃。普京有一点做对了,就是一上来就反寡头。他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寡头也确实被他反下去了。现在的问题是他用新的寡头替代旧的寡头,把不听话的寡头打下去了,扶持的是听话的寡头。并且所有做的事情都围着他一个人转。现在俄罗斯甚至有人说要不要恢复君主制度?普京也不表态。人们觉得普京就是一个现代君主了。这非常危险。他不是像我们这样搞制度建设,从制度上探索一条未来道路。因此,他一会儿当总统,一会儿当总理,这种做法有些不可思议。前些天一位英国非常有名的教授(昆廷·斯金奈)在北大演讲,讲马基雅维利。我觉得,马基雅维利这个人能够回答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很多问题。现在世界遇到了那么多的困难,问谁去呢?我认为一个是问马基雅维利,一个是问霍布斯。马基雅维利是搞个人权威的,而霍布斯是要把个人权威转化成为制度的。普京就是一个典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但他忽视了霍布斯。霍布斯要建立制度。普京反寡头非常重要,但反寡头之后呢?建立预防寡头的制度也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现在,主要的寡头都被反下去了,如果发现了大老虎还是会抓的。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制度建设,预防新寡头的出现和形成。不过,今天,拍苍蝇也已经变得很重要。从政治的功效来说,现在打大老虎甚至不如拍苍蝇的功效大。现在社会对哪一个中央委员被抓起来已经没什么特别的反应,但是社会上发生一件事情,比如,山东的高利贷、四川学生自杀等,都会引起全国性的群情激愤。所以,人们希望王岐山书记要把拍苍蝇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中国现在走到哪里都是“霸”,校霸、村霸、水霸、电霸等等,什么都是“霸”,非常影响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十八大以来,各方面的改革进程都在进行。但是为什么大家感到不满?为什么“改革”一词变得那么敏感了?改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近来也跑了很多省份去看。在很大程度上,我觉得还是跟反腐败有关系。这是一个矛盾。首先,反腐败必须进行,因为中国可持续的发展总不能建立在腐败基础之上;如果不反腐败,我们以后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不过,客观地来说,反腐败也会影响下面的很多干部,进而影响到政府的行为。现在的经济改革深化很难,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些问题。当然,任何经济体不可能永远都是两位数增长,今天的下行是必然的。但是,我们需要比较稳定的下行,如果从10%到7%到5%,这样一直下去是非常不健康的。我们要怎么样实现稳定下行呢?中国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我觉得,中国经济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可能只有25%取决于经济要素,而75%取决于政治要素,一些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引起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一直是四条腿走路,中央政府始终是改革的顶层设计者,真正的具体执行是四个主体,即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但是这些年来这四个主体发生了什么?国有企业跟地方政府基本上不太作为。我上次去一个地方考察,地方领导跟我讲了一件事情,说天津发生大火后,一个荷兰的公司以前在天津,现在待不下去了,想搬到本地,这是一个很大的项目,非常好的项目。他做完了程序,就让领导去批。领导怎么说的呢?他说,“我明年就要退休了,你这种事现在不要做了,这里有风险。”反腐败总体上非常健康,但有些地方有一点做得不好,就是下面的互相举报。互相举报是很有效,但互相举报是让大家非常心寒的一件事情。因为互相举报,大家就互相制约不做事情。互相举报有很多问题。中国人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中有不好的心态。竞争并不是说我要比你做得更好,而是我先要把你拉下来之后,再干活。有好多人都希望别人犯错误。这种文化心态也是阻碍我们进步的。因此,好多人现在都选择“软着陆”。有些干部说,反正我不干活、不接电话,坐在办公室好好学习。这不是说反腐败本身不好,而是反腐败里面有一些细节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又如,政商关系非常重要。政府需要用企业家来推动经济发展。但是,企业家怎么发挥作用呢?以前的政商关系当然不行了,现行的政商关系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现在也没有发展出真正有效的新型政商关系来。现在去地方做调查,要跟政府官员吃一顿饭大家要躲来躲去。其实,这个是没有必要的。你可以规定吃饭的标准。像新加坡,政府只给一个标准,例如午餐一个人可以多少钱,晚餐多少钱,但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吃饭,是五星级酒店还是大排挡。这样做可能更好一点。(三)意识形态我跟很多外国企业家交谈,发现外国企业家看中国政治就是看意识形态的变化,他们对意识形态的变化非常敏感。事实上,中国因为法治程度仍然比较低,意识形态的变化就变得重要起来。我们得承认,我们在法治制度上有进步,但还不像欧美社会那样制度化。欧美社会哪怕出现了特朗普这样的民粹主义或者法国式的民粹主义,还是会有对私有产权和财产的保护的。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很成功,就是因为他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邓小平说,市场经济是没有意识形态的,是一种工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能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都有信心搞经济。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又有一些极左的东西出来了,外资见了,就担忧中国的未来。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在批评李嘉诚不爱国,因为他从大陆撤资。但如果你到香港和企业家作些交流,就会发现,李嘉诚的心态其实就是很多外资企业的心态。今天,很多外国资本家都在讨论如何从大陆安全撤资的问题,而不像以前那样讨论如何进入中国市场。国内的这些意识形态看起来只是左右派之争,可能是一些小事情,但是对国际社会影响非常大。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意识形态是人们观察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风向标,我们内部觉得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到了海外却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大问题,以后该怎么解决?需要思考。我们需要意识形态,问题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我们是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出现真空。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不允许有其它我们不能接受的意识形态进来。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意识形态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恐怕谁也说不清楚。我跟搞宣传工作的一些官员交流过。我说,我想象中的宣传部门跟现在的宣传部门是不一样的。我想象中的宣传部门应当把全国13亿人中最优秀的学者集中起来,来讨论我们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共享价值观是什么,国家意识形态是什么,而不仅仅是管控。如果是管控,这一功能交给其它权力部门,根据法律来管理就行了。我们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上,皇帝很重视意识形态。我觉得,在现阶段,可以适当地把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分开来。在新加坡,这两者是分开来的,党的意识形态放在党内讲。党的意识形态是精英意识形态,精英的意识形态不可能让每一个社会人员都接受,因为每一个社会成员不可能都像共产党员那样有认识。所以,我们建设国家的意识形态。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层面对党的精英意识形态理解不了,但又没有什么能够让大部分的老百姓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缺失的条件下,现在农村的各种邪教多得不得了。前天我在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开会,提出了三个关于基层治理的问题:第一,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在不在统治基层?第二,现在统治基层的是不是我们传统所认识的共产党?第三,中国共产党应当是怎么样的一个共产党?从学术的角度,我们可以提出这样大胆的问题。我们确实需要想一想,我们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形态非常重要,如果没有意识形态,我们国家那么大,出现那么多问题,怎么才能把这13亿人口整合起来。现在社会的分裂,比如说台湾社会的分裂,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外,意识形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现在中国的左、右派从来不对话,网上吵、互相吵,现实中还约打架。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内战早已经开始了。现在是共产党有能力控制;一旦控制能力变低,社会就会变得非常混乱。 三、中国改革的未来走向(一)发展经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直在集权,我觉得十九大以后应该做一个转型了。十八大以来是救党、反腐败、反寡头的政治,十九大以后还是要救经济。我非常认同“四个全面”的提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还是很重要的,也是不容易的。中国现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仍然很大,我们必须逃避这个陷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情况是很糟糕的。泰国、菲律宾以及拉美的很多国家,现在的收入跟几十年前的收入差不多,政治腐败、社会衰败、暴力横行等现象一直存在,这些都是由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导致政治社会太过于分化的结果。我为什么一直强调中产阶级非常重要?我不认为现代的政党是整合社会的力量,政党是分化社会力量的,社会只能自己整合自己。西方社会今天所出现的问题,就是因为中产阶级变小了。西方以前的成功是因为中产阶级做大了。现在特朗普要在美国搞的那些东西,尽管你对他有意见,但我觉得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至于是否做得到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有70%—75%左右的中产阶级,但现在已经掉到了50%以下。这是说不过去的。欧洲也是这样。从前中产阶级很大,社会是一个橄榄形的社会,但现在中产阶级普遍变小。如果中产阶级占到75%左右,任何一个政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要照顾中产阶级的利益,就不会走向极端。但如果一个社会,就像泰国,50%是穷人、50%是富人,那么农民选出来的总理城里人不接受,城里人选出来的总理农民不接受,永远都会是一个斗争的局面。所以,中产阶级是一切,中国今后考核干部官员的指标的应当是能不能把中产阶级做大。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地区人均GDP差不多2万美元了,但中国总体人均GDP是8千美元左右。从现在的8千美元到2020年的1.2万美元,这本身就要保证以后每年6.5%的经济增长。但是,从1.2万美元达到台湾今天的水平,即2.3万美元,仍然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发展还是硬道理。现在老百姓过惯了好生活,如果工资不增加,生活变坏了,就会非常不满意。为什么以前抓大老虎的时候大家激动人心,现在不那么激动了呢?这是因为,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抓了那么多的大老虎跟他们有什么关系?老百姓去找政府办事情反而不方便了。官员不腐败了,可是商人们的生意更难做了。很多老百姓支持反腐败,但是他们也关心自己的经济生活是不是越过越好。无论对国家还是普通老百姓,今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如何从十八大以来的救党转型到十九大以后的救经济?这要求适度地分权。一定要把发展经济的四个主体——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如果不发挥出来,中央的顶层设计只能放在上面,很难落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有他们有利的条件。首先他们的经济体量小。以前我们说日本的经济体量很大,但是现在日本的经济总量连我们的一半都不到。第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有很好的国际环境,他们基本上是西方的一部分,西方美国一直对他们开放市场,没有遇到很大的阻力。日本和“四小龙”上升时期,西方也处于二战以后长时间的上升时期,它们借了这个世界发展的“东风”,基本上没有受到很大的阻力。但是,今天中国企业“走出去”受到西方的阻力就非常大。如果我们的地缘政治搞不好,以后这种阻力会越来越大。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好,以后还有可能会变得更糟。当然我们应当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保持乐观态度。比起其他国家,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有很好的人力资源,创新精神强劲。从所有经济要素来说,我们并不差。所以我们要做一些政治上的和政策上的调整,重新把经济推上去。(二)推进制度建设,发展内部多元主义不久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强调如何评价我们的制度进步。长期以来,我们光是用GDP来衡量我们的进步。GDP总量和人均GDP,这些当然很重要。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我们在制度上的进步。从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说,制度进步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到今天邓小平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就是因为他对整个国家的贡献就是制度建设。今天,我们很多好制度都是邓小平先生建立起来的,包括国家主要领导人两届任职、退休制度、集权领导制度等。这些是避免大部分一党制国家形成个人专制的最有效的方法。还有现在所说的法制和法治,尽管还没有完成,但也是从邓小平开始建立起来的。如果邓小平没有所有这些制度建设,光有一个“南巡讲话”,他就不会对今天的中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我们要用制度来衡量。江泽民、朱镕基时代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建设,胡温时代对社会建设、社保制度的建设,都有诸多贡献。这一代领导人在十八大以后已经做了这么多事情,所有条件都具备了,接下来就是要大力推进制度建设。实际上,他们也在这么做。就拿反腐败方面来说,制度建设这几年进步不少。从前,中国的反腐败并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制度建设的方向不那么对,反腐败机构太多,太分散、太分权了。十八大之后,王岐山书记做得很好,一切权力归中纪委。现在,我们正在建设一个跟国务院平行的监察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监察委是国家广义政府的一部分,具有法律的权威和中纪委的政治权力,可能解决双规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双规制度有一定的缺陷,属于没有办法的办法。我觉得,共产党对自己的党员干部要文明一点、友善一点。如果共产党对自己的党员干部不友善、不友好,共产党的干部对老百姓的态度和方法会更恶劣。党员干部也是人,好多问题是制度造成的,并非他们的天性就坏。我们要从制度开始,要友善对待,他们也是人。如果你对他们不好,他们对老百姓肯定不好,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中国这么大的一个文明,整体来说,我们还是要考虑未来政治怎么走的问题。我在开头说民主政治是中国改革要走的最后一步,但要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呢?这也是我思考很多年的问题。我最近提出一个概念,我把它称为“内部多元主义”。我把西方的多党制称为“外部多元主义”,你不认可这个政党就可以脱离这个政党,组建反对党。我对西方基于“一人一票制”之上的多党民主持悲观看法。以前,英国的反对派是忠诚的反对派,英国议会下面两个政党,就像中国传统的左丞相、右丞相,两个人提的意见不一样没问题,但都是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而现在的反对党,是互相否决的,为了反对而反对,根本不讲任何道理。凡是你主张的,我就反对,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所以两党什么都做不成。90年代初福山写了《历史的终结》一书,认为西方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也是最后的政治制度。但现在福山不这样认为了。西方民主下一步怎么走对西方来说非常关键,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答案。近年来,我们和一些欧洲、美国学者(包括福山)开讨论会的时候,也会把中国模式放进去讨论,看看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怎么样解读?我自己把它称为是“内部多元主义”,我们走的是开放的一党制。当然,我们有民主党派,不过民主党派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有点像社会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我觉得不是。那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党权”有点类似于以前的“皇权”,区别在于,皇权是基于个人和家庭之上,而党权是基于集体和组织之上。我写了一本书,把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一个“组织化的皇权”。这个概念并没有贬义,只是一个分析的概念。这是我们的现实,我们应该在这个现实之上回答未来的问题。党内利益多元,这是客观的现实。以前,传统的皇权是不可以民主化的,但现在的党权是可以民主化的,因为它是一个组织。所以,我们说党内民主要做好。内部多元主义就是党内民主,党要开放。像从前一位领导人所说的,党是铁打的营盘,而领导则是流水的兵。领导人、党员都是流水的兵,营盘要对所有社会成员开放;如果不开放,封闭起来,社会就会有很多麻烦。为什么现在西方出现了那么多麻烦?理论上说,民主是有助于开放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现在的民主体制下都是强大的既得利益。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有什么区别呢?他们都是既得利益,也是为既得利益服务的。特朗普很聪明,他看到了这一点。尽管他也是既得利益的一部分,但为了获得政治权力,他就“脱离”了建制,转向支持体制外利益。所以,美国的这次总统选举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竞争,而是体制内外的竞争。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况。我觉得,西方民主不是像福山说的“历史的终结”,而是还会有大幅度的变化。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自己观察,因为任何政治体制的有效性是由其它经济社会条件决定的。中国现在怎么走?我个人是反对走多党制路线的。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简单地说,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条件。为什么我那么反对寡头?如果寡头政治形成了,就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军阀寡头政治差不多。我们的制度建设远远不够。我最近在思考我们50后、60后这两代人的政治责任。我们在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怎么做制度建设?怎么实行党内民主?现在,我们重新提出了核心的概念,这非常重要。邓小平认为,共产党体制要求有一个核心,第一代是毛泽东做核心,第二代是邓小平做核心,第三代是江泽民做核心。核心并不是简单的权力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表明谁来承担政治责任。如果真正认识到中国政治的逻辑,那么核心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政治的责任。下一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核心如何和集体领导找到一个切合点?如何和党内民主找到一个切合点?这些方面,我们要做很多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还有中央与地方关系。1994年分税制以后,中央与地方关系实际上一直在变化。现在,在一些方面,中央、地方呈现一种紧张关系,地方缺少有效的发展动力。毛泽东以前说中央和地方“两条腿走路”。现在中央和地方也要一起走路,那么怎么走呢?现在的体制下,钱都收到中央去了,但是责任却一直收不上去;中央政府有钱,但是没有多大的责任,地方政府没钱但要承担很大的责任。怎样责权联动?从权力的逻辑来说,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要放下来很难,唯有怎么使中央多承担一些责任。(三)重视社会建设,扩大中产阶级规模我们的社会建设这几年进步并不大。社会建设应该是今天中国头等重要的改革领域,决定了下一步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会不会成功。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都是因为社会改革、社会政策没有做好或者做得不够。我们的经济一直在说要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社会,建立内需社会才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那么,为什么内需社会建立不起来呢?简单地说,我们的中产阶级太小。我在前面说日本、亚洲“四小龙”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把中产阶级做大到75%左右。我们现在的中产阶级有多大?大家对中产阶级的定义不一样,但一般比较合理的估计是25%左右。经济增长40来年了,增长率比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还高,为什么我们的中产阶级比例还是那么小?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消费社会,消费社会跟中产阶级是等义词,互相可以替换。为什么中产阶级还小呢?因为我们的中产阶级没有社会制度基础。比如在英国,老百姓的存款率很低,有钱主要用于消费。他们干嘛要存款?房子很便宜,看病不要钱,读书不用钱,那么存钱干什么用?这就是社会政策在起作用。北欧社会更是这样,企业家的税收很高,达到60%,甚至更高。他们基本上实现了马克思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社会,大家住的房子差不多,小孩上学不要钱,看病不要钱,富人跟穷人唯一的区别是可能出差坐公务舱,红酒喝好一点,就这样一点点的差别。北欧国家的社会政策更是保证了清廉政府。新加坡、香港是高薪养廉,但北欧社会政府官员的薪水并不高,可以说是低薪下的廉洁。这里社会政策发挥了主要作用。我以前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探讨怎么反腐败的问题。反腐败不能光靠反腐败机构的设置,而是要通过包括公务员制度改革、行政改革、社会改革,完善一整套的政策来保证一个清廉的社会。朱元璋的反腐败够厉害,但是没用,因为没有一整套的系统。所以,社会改革是最重要的反腐败方法。为什么现在中国老百姓仇富仇官?还不是因为贫富差距大,社会不公平。而这也是社会建设问题。实际上,中国的中产阶级很可怜,买了房子变房奴,小孩上学变孩奴,一个人生了大病一家人几乎可以倾家荡产。而在欧洲,社会被社会政策保护起来了。其实,无非就是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就是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不做呢?我们算过,如果不包括农村,即使在不增加新房子的情况下,存量房就足以让每一个城市居民有40多平米了。现在还要大盖房子,为什么不像新加坡那样做公房呢?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城市,房价涨得一塌糊涂,而房地产的泡沫仍然巨大。我最近一直在提倡中国要走分散的城市化道路。世界上一个普遍的规律是“穷人的城市,富人的乡下”。德国的城镇化非常高,但80%的人口居住在2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我们过去的城市化道路方向错了,即把所有的优质资源全往那几个城市堆。有一位退休的领导给我说,在优质资源这样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中国要做好医疗改革,门儿都没有。所有人都想去北京上学,上北京去看病,因为最好的教授,最好医生都在北京,他们想去北京,这是人心所向,什么也阻止不了。我们的资源太过于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大城市化的弊端很难破解。大城市的资源要分散,至少不能再继续往大城市堆了。农村现代化也势在必行。如果现在农村的情况继续下去,农村流出性的衰落不可避免。农民有钱了就到城市去买房子,哪怕家里有房子也不住。政府对农村就那么一点投入,而且没有社会资本的流入。农村现在是单向地流出。要有双向流动,让社会资本也可以到农村去,这样才会平衡一些。光靠政府一家,政府资本进去了,能好一阵子;政府的资本一抽出来,情况马上变得糟糕。这不是可持续发展。所以,社会建设是重中之重。社会建设做不好,以后政治开放更麻烦。中产阶级是很好的一个社会主体,但我们现在把它高度政治化了。“公民社会”也是很好的一个概念,现在也把它政治化了。总有人觉得“中产阶级”一定要跟政府分权,如同在西方。但实际上则不然。像在日本和新加坡,中产阶级都是支持政府的,因为中产阶级是政府培养出来的,肯定是支持政府的。这跟西方的模式不一样。我们的很多学者和官员既不了解西方也不了解东亚社会,只会把一些现象做简单的“政治化”。公民社会是很好的,深圳的公民社会就挺好。社会成长了,政府的负担就会减轻。欧洲的一些国家,几个月没有总理也没有关系。日本大灾难的时候,政府并不作为,但老百姓自己很作为。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为主体的,但我们老是忘了建设社会。我觉得,我们对公务员、干部的很多考核,其它什么标准都不重要,就看看他们的社会建设做得怎么样。社会建设好了,我们就会有非常大好的明天。所以我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谢谢!文章选自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2017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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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国际希望中国担当全球化领头羊 中国应如何回应2017年5月9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5月2日刊发郑永年题为《中国如何回应国际的期待?》的文章称,在西方社会越来越不确定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国家就希望中国来扮演继续全球化的领头羊角色。对中国来说,看来已很难推脱国际社会的这个期待了 文章称,由中国主办的首次“一带一路”大型国际会议在即,海内外已开始高度关注。 从国际背景来说,今天正处于全球化最不确定的时刻。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经济仍然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巨大收入差异、社会分化、就业流失等,导致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迅速抬头。美国是上一波全球化的领头羊,但特朗普的当选表明右派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战胜了以往的自由主义,美国不仅不再扮演全球化领头羊的角色,反而开始扮演起“逆”全球化的角色。 这不仅直接影响到已经全球化了的国际企业,而且也势必影响全球经济。欧洲一些主要国家都在进行选举,包括法国和德国,而英国则进入正式脱欧程序。如果欧盟继续弱化,甚至解体,那么不仅会促成欧洲内部的巨变,更会促成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巨变。 文章称,因此,世界期待着一个新的全球化的领导者或者领头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并且经济发展势头仍然良好;很自然的,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希望中国扮演领头羊的角色。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国际社会再次给予中国很高的期待。对中国来说,因为西方和美国所面临的困难而出现的国际空间,如果把握得好,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国际舞台上提升自己。理性地说,这个机会也必须把握好。 那么,中国能否抓住这个机遇呢?这既是一个能力问题,更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即中国是否把此视为一个机遇,要不要这个机遇。就能力而言,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大国,如果中国没有能力,那么其他国家就更不用说了。人们有理由认为,对中国来说,主要是认识论问题。要抓住机遇,中国的决策者们首先必须解决好几个有关中国和国际自由经济秩序之间的关系认识论的问题。 第一,中国下一步可持续发展,需要其进一步融入现存世界经济秩序。中国是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也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发展机会。如果没有对全球化的参与,很难理解以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下一阶段,没有其他国家像中国那样更需要全球化。历史地看,无论是发达的西方还是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迫切需要全球化。因为当国内市场趋于饱和的时候,就必须寻求开拓海外市场。 第二,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对国际自由经济秩序要有实事求是的认识,而不能过于意识形态化。简单地说,到现在为止的世界自由经济秩序的形成和发展并不容易,它是西方进步力量尤其是左派力量长期推动的结果。一些人对西方的看法经常过于意识形态化,不经意地把整个西方建立的制度置于中国的对立面。 文章称,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没有西方国家有能力帮助世界经济复苏,直到今天世界经济仍处于失衡状态,发展缺乏持续的动力。因为处于危机状态,西方现在开始搞贸易保护主义,自顾不暇,不仅很难再推进全球化,还开始成为全球化的阻力。世界经济需要通过开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来达到新的平衡。也就是说,世界仍然需要全球化。 文章称,当西方不再能够扮演全球化推进者角色,人们的目光很自然地转移到中国。实际上,自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对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最大份额的贡献。尽管近年来中国本身发展速度逐渐减慢,但因经济基数已经很大,中国仍保持最大的贡献份额。 文章称,今天,在西方社会越来越不确定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国家就希望中国来扮演继续全球化的领头羊角色。对中国来说,看来已很难推脱国际社会的这个期待了,因为这既是中国本身发展所需,也是国际发展所需。中国是否能够满足国际社会的这个期待,当拭目以待。文章选自参考消息网,2017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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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新加坡怎样应对房地产市场2017年4月27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一、房地产市场成永恒话题 很多年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仅已经成了中国民众、管理者和发展商的永恒话题,而且也是国际投资者和投机者的深切关注对象。不同的人群对中国房地产的市场表现出不同的情绪,或者忧虑,甚至恐慌。 更为严重的是,对房地产投机的巨额利益,也正在促使企业大举进军这个产业。 房地产市场存在的巨大泡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隐忧,而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也不容置疑。 正因为如此,有关部门有足够的理由要担忧房地产。前面有日本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末和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解体之后,日本经济在此后的20多年里没有走出阴影。海内外,早就有很多人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步日本模式后尘的问题。之后又有迪拜世界事件。房地产无疑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紧箍咒。因此,有关部门一直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多年来,尽管有关部门也对房地产市场多有不满,但一旦当房地产遇到危机时,必出手相救。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出台的庞大应付危机的资金,也有很大一部分流向房地产。毫不夸张地说,房地产已经绑架了经济。 二、供求之外还有问题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房地产这种荒谬的局面呢?更深一步讲,症结的原因已经转向了土地供应市场。的确,就土地而言,长期以来,存在寡头式垄断,限制土地的供应量。同时,现有制度也阻碍着竞争性土地供应市场的形成,由此提高了土地价格,为了消化高价土地,发展商就抬高房价。这似乎很合乎经济逻辑。 多少年来,人们所听到的似乎也只有经济学家的声音,那就是供求关系。但供求关系已经很难解释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现状了。很简单,如果求大于供,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大量的空置房了;如果供大于求,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买不起房了。那么,在供求关系之外,还出了什么问题呢? 房地产市场现状的形成当然有很多原因。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发展房地产市场的主导思想的严重失误。简单地说,因为把房地产视为经济政策,其GDP功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凸现出来,而其社会功能(社会成员对住房的需求和人们的“空间权”)就被忽视。因为商品房兼具投资和消费价值, 人们对其价格上涨有预期。开发商利用这样的社会预期去囤积土地和新房,购房者也会迫不及待地去卖房。从而一步一步地把房价逼向新高。 三、政府应扮演重要角色 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就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地方政府往往无视住房的社会功能,而只强调住房的财政功能,即“土地财政”。土地转让金普遍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30%以上,许多地区60%至70%的基础设施投资依赖土地财政。除了一般商品房的大幅涨价之外, 住房的社会功能的缺位,更体现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供给的极度缺乏。 纵观世界各国,凡是房地产市场发展健全和公共住房解决得好的国家,都是把房地产作为国家社会政策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并不把房地产看成是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就是说,房地产对GDP的贡献不是这些国家政府的首要考量,首要的考量是社会发展,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经济因素当然很重要。房地产的发展也必须考虑到供求关系,否则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这种经济考量是在宏观的社会政策构架内进行的。 欧洲一些国家在早期也是把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来源,也同样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随着原始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转型,住房政策,尤其是公共住房政策越来越变成这些国家的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到今天,很多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房地产完全属于社会政策,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考量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应当指出的是,那些把公共住房仅仅看成是对穷人的救济的福利国家,公共住房也是不成功的。在这些地方,公共住房最终变成了贫民窟。 四、新加坡的公共住房经验 新加坡是亚洲社会房地产市场发展得最健康的国家。新加坡学习了欧洲公共住房的经验,又结合自己的国情,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公共住房制度。如果说在西方社会,公共住房主要是为了社会弱势群体,那么在新加坡,公共住房是为全体社会成员的,80%以上的家庭住在公共住房。公共住房投资是新加坡社会性投资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应当指出的是,新加坡的住房政策的指导思想就是“居者有其屋”的传统儒家思想。 如果房地产从一开始就被认定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来源。或者说,房地产是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GDP主义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则在GDP主义的指导下,房地产成为生产(建设)性投资,而非社会性投资,从而剥夺了房地产的公共性。房地产本来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因为其直接关切到社会成员的空间居住权。同时,房地产也直接关乎社会稳定和和谐。但在GDP主义构架内,房地产的唯一考量是利润,而非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 这样,无论哪个角色,政府、发展商还是投资者,都想从房地产那里获得巨额的利益。如今在房地产投资过程中,带有极大的投机性。一些投资者甚至仅仅是为了投机。当房地产被投资者或投机者所操控时,其和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实际需求就没有了任何关系。(类似的情况也表现在投机性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毫无关系上。) 五、警惕GDP主义 GDP主义盛行,有关方面就很难推出有效的房地产发展政策。因为房地产的唯一目标是“钱”而非社会大多数成员的需要,则房地产市场呈现出过度的开放性和投机性。在剥夺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居住权的同时,各地的房地产不仅向国内的“炒房团”开放,而且更向国际资本开放。 从技术上说,要遏制炒房和投机并不难,例如可限制购房的数量、规定住房居住的最低年限、收取房产税(即是在宣称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美国也是征收房产及其房产继承税的)等。问题在于,所有这些可以非常有效的举措并不符合发展商、投机者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利益,没有人会使用这些技术来限制房地产。 很显然,就房地产而言,中国面临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是房地产泡沫,房价泡沫一旦破灭,总体经济就要遭殃。另一方面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在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下,大多数人非常认同居者有其屋这一说法,年轻人普遍认为幸福和房子息息相关。这两方面的后果都会影响社会政治的稳定。 在西方国家,房地产从经济政策演变成为社会政策是有强大的社会运动来推动的。未来一定也要有强大的社会运动来促使房地产政策的有效转型吗?人们只能拭目以待了。文章选自《北京晨报》,2017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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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习特会”开启了更好的可能性,阻止了更坏的可能性2017年4月17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 这次习普会见,我个人的解读就是中国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现在又走向了一些比较好的不确定性。 为什么我们不喜欢不确定性?我搞不清楚,不确定性对于中国是有好处的;如果有确定性的话,只会坏下去。特朗普当选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就是既可以更坏,也可以更好。我想我的评价就是,这次访问给我们开启了更好的可能性,阻止了更坏的可能性,这次会见我们没有看到往更坏的方向发展。 那么,出现了哪些往更好的可能性发展的不确定性?对于中国来说,我觉得中国的外交学家没有压力的话做不好一件事情。我们太骄傲,我一直说,中国是主体,北朝鲜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结果看成美国的问题,包括美国对叙利亚的行动,我觉得对中国是比较好的一个压力。 同时,关于全球化,我们只看到美国会搞贸易保护主义,还要看到对于全球化的积极引领。这会对中国创造一种压力,就是怎么来竞争国际资本。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国际资本,民营资本都留不住。而且美国流出去的资本现在要回流,还要吸引国际社会的优质资本,我们拿什么跟美国竞争?这种压力对于我们是一件好事情,对于俄罗斯也是好事情。 不过大家已经猜想,是不是基辛格要再来一次大三角的重新调整?我想很多美国人有这种想法。但是这次一来不会了,这个做不到,会向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当然,很多方面都可以向中国有利的条件发展,就看我们自己能不能接招。所以,我觉得这次是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再到好的不确定性。 南海问题我们前几年不得不做,因为如果不做的话,南海可能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越南、菲律宾都在做,这些国家很难信任中国,十年、二十年里这个信任度都建立不起来。唯一的一个做法就是中国大度一点,因为中国也不会停止军事建设,中国可以说南海造好了以后,美国的航母可以在那边,我们共同维护海上航行安全,这个可以做。如果不把美国拉进来,我想东南亚国家很难恢复对中国的信心。把美国拉进来,情况是不同的,应当像允许美国的航空母舰访问香港一样大度一点。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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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如何拯救中国的城市化2017年4月1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总体上说,中国仍然处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阶段,很多农村人口仍然向往城市生活,他们会继续以不同的方式走向城市。另一方面,中国初期爆发式的城市化高潮已经过去,今后需要追求的不再是数量意义上的城市化,而应当是质量城市化。 无论从经济增长还是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仍然需要城市化。今天,中国的经济下行还没有到底,下行的压力仍在增大,城市化需要大量投资,所创造的投资空间正是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尽管城市化不见得是为了国内生产总值(GDP),但城市化必然会带来GDP。从前以GDP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的确出现了大问题,但在任何意义上,这并不意味着城市化就不需要了。 在实际层面上,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在城市化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方面,需要大力推进城市化,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的需要。中国离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还有14个百分点,即使在现有的城市人口中,还有10多个百分点的人口仍然是农民身份,这些人口都需要进一步的城市化来加以消化。 再者,总体上说,中国仍然处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很多农村人口仍然向往城市生活,他们会继续以不同的方式走向城市。另一方面,中国初期爆发式的城市化高潮已经过去,今后需要追求的不再是数量意义上的城市化,而应当是质量城市化。如何推进质量城市化呢?这要求人们更新城市化的思路。至少需要考量如下几个大的问题。 首先,从资源高度集中转型到资源相对分散。分散化当然不是说简单地在各个城市之间搞平均主义,而是要实现均衡的发展。现在优质资源过度集中,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有些城市吃得太饱,而另一些城市停留在吃不饱的状态,至少可以把巨大的浪费这部分,转移到那些吃不饱的城市中去。 这方面可以从毛泽东时代的“三线计划”学到经验和教训。“三线计划”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在不同区域之间分配经济资源。不管如何评说,“三线计划”对中国的工业从沿海到内地的扩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如果仅仅让市场来发挥作用,中国的工业一直会集中在沿海的一些城市。同样,如果行政权力不介入,今天也很难在城市之间重新分配资源。实际上,优质资源集中在少数大城市本身,就是行政权力干预的结果。 这说明,资源的分散也同样要通过行政的干预。这需要一次新的“三线”建设计划。例如,完全可以把一些垄断性国有企业撤离一线城市,分散到全国的三、四线城市,这样可以加速三、四线城市化建设,同时缓解现在超大城市所面临的无穷的压力。须对城市进行结构性改革 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分散,必须花大力气对城市进行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要处理好一线城市和二线、三线、四线城市之间的关系。既然一线城市已经发展过度,集中了太多的优质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今后城市化的重点就需要放在二、三、四线城市和城镇,即二线+三线+四线+城镇化,资源需要大力向这些城市倾斜。 理想地说,应当取消城市的行政级别。城市行政级别的存在产生了很多问题。从资源配置来说,行政级别的存在大大加大了城市的分化,因此也是社会的分化。一个城市所能够获取的资源,取决于其行政级别,级别越高,其所能获得的资源就越多;反之,级别越低,其所能获得的资源就越少。如果行政级别不能取消,就要寻找以其他方式来改变资源分配方式。上面提到的把垄断性国有企业迁移到三线、四线城市是一个方法。 此外,优质学校(中学和大学)、研究院、医院、养老院等等机构如果不能迁移,也可以到三线、四线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和分部。这些企业和组织现在已经是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要把它们迁移到三、四线城市可能会遇到巨大的阻力。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的那种大规模迁移到“三线”的方式已经行不通了。但是,可以设计新的方法来进行,要求这些机构在三线、四线设立分部,而工作人员可以在体制内循环。 例如,这些人仍然可以保留大城市的户口,也可以把家保留在大城市,但可以规定每隔几年需要到三、四线城市工作一段时间。当然,更可以鼓励那些自愿的员工去三、四线城市工作。在同一个省市自治区内部,一些可以加以分散的政府工作机构,也可以迁移到三线、四线城市。类似这样的方法,可以逐渐实现城市的均衡发展。 其次,实现从数量城市化到质量城市化的转型。一线城市尽管在数量上得到了快速发展,也集中了优质资源,但城市的基础设计仍然很脆弱。供暖系统、排水系统、防火系统、绿化等等方面仍然有巨大的改善空间。尤其是排水系统,很多城市一发大水,街道就变成了河流,经常给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社会服务类的空间更巨大,例如停车场、体育馆、幼儿园、养老机构等等严重缺失。没有足够的停车场,整个小区、街道变成了停车场,既不美观,也不安全。体育设施的缺乏,对人民的健康很不利。 在新加坡,每一小区都有停车场、体育馆、幼儿园等。这些机构既是政府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平台,也是政府治理管理社会的平台。必须意识到,这些领域的建设可以消化大量的过剩产能,质量化城市建设,可以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大提升城市的质量。 三线、四线的基础设施建设更为重要,更需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老百姓拼命涌向大城市,就是因为大城市的基础设施优越,而大城市的人口不想到三线、四线城市工作,就是因为那里的基础设施实在太差。现在的三线、四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只是集中在少数几个领域,例如公路、高铁、桥梁、电力、煤气等。这些远远不够,这些城市需要好的医院、学校、养老院等等社会服务机构。三线、四线城市基础设施的提升,有助于人口从一线城市的转移和分散。 第三,重新设计城镇化思路和路径。从世界范围来说,城市化最终的结局是富人的乡下,穷人的城市。城市化到了65%至70%水平的时候,就会出现逆城市化现象,也就是城市居民尤其是富人和上层中产就想往乡村移动。在欧洲,大部分中产阶层居住在小乡镇上。例如,德国8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2万人左右的小镇。 中国尽管提出了城镇化战略,但思路并不符合城市化的规律。在中国,城镇化主要是为了解决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问题。因为不想让农民跑到大城市来,因此想通过小城镇建设把他们留在城镇。对地方政府来说,发展小城镇主要还是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GDP的增长。应当说,解决农村人口问题的意向是正确的,但思路有待改进。 在世界范围内,城市平民都喜欢在交通便利的城市中心居住,甚至工作,因为这是省钱。在过去很多年里,一些城市政府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建了很多廉租房,但并不受城市平民欢迎,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乡镇对没有交通工具的农民来说没有多少吸引力。同时,如果乡镇让各级政府来建设,政府的财政负担会大大加重。乡镇所建设好的住房也不见得能够卖得掉,因为只有农民是消费者。 实际上,乡镇建设应当为中产阶层以上的人口做准备的,这个群体也应当是乡镇建设的主体。现在的问题是富人和城市上层中产阶层不被容许到乡镇建房,因为这涉及到乡镇的土地问题,往往是集体土地所有制。一个可以施行的办法,就是政府容许农民的宅基地进行自由流转和买卖,同时政府对乡镇住房建设进行严格的规划和规制。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应当容许和鼓励富人和城市居民到乡镇建设自己的住房。仍有近5亿人口会生活在农村 更为重要的是要进行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的城市化即使达到发达国家70%的城市化水平,中国仍然有近5亿人口会生活在农村。而且这个庞大的群体中,很多不再是农民工一代、二代,而是三代之后的人口。他们当中很多可能在城市出生和生活,尽管保留着农民的身份,但已经很难再回到传统农村生活。 鉴于中国农村人口庞大,很难想象都可以被城市化,因此,农村的现代化不可避免。但农村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对农村的了解之上,不可一刀切。过去那种盲目地发展乡镇、把农民赶上楼的做法已经不合时宜,必须加以改变。一些大的村落可以建设成城镇,特色镇,而小的村落可以相对集中一些。 同时,和城市建设一样,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实在太落后了,需要大力加强。一些农民尤其是农民工二代回到农村之后,仍然想过城市那样的生活,但因为农村没有像城市那样的基础设施,因此自己动手造这些基础设施,例如卫生设施、暖气、空调等等。因为没有任何规制,往往造成土地的浪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这和欧洲的乡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很显然,这应当是政府的责任,要让千千万万个体农民来承担这些责任几乎不可能。也应当认识到,农村的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也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 和小城镇建设那样,也要通过农民宅基地的流转和买卖,容许和鼓励富人和城市中产阶层到农村购置房屋,到农村生活。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各级政府也是重视农村发展的,但农村总体上一直处于衰落状态。主要的原因就是农村的发展是单向道,只有农民的流出,而没有城市人口的流入。 现在的一般情形是这样的:农民一旦有了钱,就想离开农村到城市购置房产;一旦有了机会,就会离开农村而去城市生活。因为人性所趋,这种局面今后不会得到改变。但同时,因为土地制度等政策因素的限制,城市人口几乎不可能回到农村,城市资本到不了农村。这样就造成了农村“只出不进”的局面,在“只出不进”的情况下,不管政府多么努力来发展农村,农村的衰败不可避免。 如果容许城市人口到农村生活,农村本身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都会得到改变。为城市人口提供服务的服务业、学校、交通、通讯等马上会得到改变。这可以从欧美农村的发展获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总之,城市化不能光讲经济效益和工程的可能性,而是要有政治和社会大局。单纯经济因素主导的城市化,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更回避了中国社会政治安全问题和国际层面的国家安全问题。 中国如果要继续推进城市化,首先必须总结以往GDP主义指导下城市化的经验教训,更新城市化的思路,重新设计城市化的方式和路径。只有这样,中国的城市化才会走上健康的道路,才是可持续的。文章选自联合早报网,2017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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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应接过全球自由贸易大旗2017年3月27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从杭州G20峰会到达沃斯论坛,中国已经开始在全球经济中扮演领头羊的角色,比如,“一带一路”建设、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都是中国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措施和表现。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将如何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在保持经济稳中求进的同时,如何推动兼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经济全球化,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期待。《经济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记者: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年里继续保持稳中求进的态势,从“降速”阶段逐步过渡到“提质”阶段,请问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形势? 郑永年:我对中国经济是比较看好的。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再过渡到发达经济体的低速增长,这是符合规律的自然下行。中国通过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保持了经济增速的平稳下行,这在经济学上非常了不起。中国将2017年经济增长目标设为6.5%左右,还是比较谨慎的。因为当前世界经济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逆全球化趋势必然会产生影响。而中国正在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来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从杭州G20峰会到达沃斯论坛,中国已经开始在全球经济中扮演领头羊的角色,比如,“一带一路”建设、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都是中国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措施和表现。 记者:您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请问您如何评价现阶段中国经济转型和改革进程,您认为中国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转型之路应该向何处去? 郑永年:2008年以后,世界经济结构不平衡问题就显得较为突出,美国、欧洲和中国等主要经济体内部均存在不平衡问题,所以各主要经济体都在调整内部经济结构。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内部经济结构调整最快。2008年以后,各主要经济体出口一直受到影响,中国大部分的经济增长来自于内需,并且直至今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一直是最大的。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是最迅速、也是最为有效的。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调结构、去产能,最令人担忧的是就业问题,但目前来看就业情况还不错。在经历了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在运用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调节经济方面愈加得心应手。不过,中国也应该认识到,目前经济结构性改革中内需和外贸的结构虽然在变好,但有些地方还是失衡的,比如高端制造业和低端制造业的失衡,金融、房地产、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这些都是在今后经济结构调整中需要重点关注的。 记者:最近有媒体报道中国在智利的邀请下,有望参加即将举行的TPP成员国会议,并认为中国应该扛起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大旗。您认为中国是否应该加入TPP,还是力推RCEP? 郑永年:我认为中国应当接过自由贸易的大旗。西方对自由贸易热度下降,中国可以直接接过来,但并不是说全盘接收。中国还是应在考虑本国利益的同时,充分照顾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现在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很大,但发言权却很小,这非常不合理。同时,中国接受这套体系然后加以改革要比自己另起炉灶成本小得多。对于中国是否应该加入TPP,我认为中国需要慎重,应充分考虑其非经济因素。因为TPP最初就具有排他性,政治成分多于经济考量。TPP中很多条款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相比之下,RCEP则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更符合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文章选自中国经济网,2017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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