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国际组织、区域合作和“一带一路”是CCG全球化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最早以全球化命名的智库，CCG创办了“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并设置全球化相关国际议题；在海内外举办了“WTO改革”、“多边治理”、“一带一路”等专题研讨会，把“一带一路”这一主题首次带到国际安全与治理领域的世界高规格会议——慕尼黑安全会议。基于多年对全球化领域的全面研究，CCG发布出版了《“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共赢方案及实现路径》，《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全球化向何处去：大变局与中国策》等研究报告和图书，其中Edward Elgar 出版社出版的Handbook on China and Globalization是为数不多的由智库在国际权威学术出版社出版的全英文书籍。CCG提出的两项倡议入选首届巴黎和平论坛，为中国智库更充分参与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开拓了崭新模式。此外，CCG与WTO、UN 、经济合作国家组织（OECD）、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众多国际组织、国际智库和相关机构建立了良好的长效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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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国小才多，能量惊世 | CCG研究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 我们要求散居各地的犹大人团结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周围，完成移居和重建的任务，支持后者为实现世世代代的梦想--光复以色列而进行的伟大斗争。 —— 以色列《国家独立宣言》 以色列是一个创新国度，拥有约4000家高科技企业，科技企业密度全球最高，滨临东地中海的特拉维夫更被誉为“中东硅谷”。但因国家小，市场小，这里很难诞生本土大公司，科技成果却可以为别国所用。所以，世界500强公司中有250多家都在以色列建立了研发中心，包括英特尔、微软、IBM、谷歌和惠普等以及我国的海尔、海信。此外，当地还有40多家VC，20多家PE。 这里拥有大量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学家 、工程师以及商业人才，在计算机硬软件开发、生物技术、医疗电子、航空航天、太阳能、农业科技和食品加工等领域处于科技最前沿。SAP公司前总裁孔翰宁（Henning Kagermann）在以色列买了一间公司，他说：“除了公司本身，我们购买的还是一个团队，一种以色列的精神状态，这对于我们的公司在全世界的威望是至关重要的。” 我在与顾克文（Edouard Cukierman） 、丹尼尔·罗雅区博士（Daniel Rouach） 合著的《以色列谷》（Israel Valley）一书中探讨了以色列的创新创业精神，认为可以从移民与文化多样性、追求知识和真理以及教育体制中找到一些答案，其中，移民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以色列是在废墟上建立起的国度。在这个连耕地和淡水资源都稀缺的国家，人才是拥有的唯一资源。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以色列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48年建国时仅为2亿美元，但在2015年已经跃至2961亿美元，翻了近1500倍，人均GDP达到32828美元。这里的国土大半是沙漠，但这里的人却因地制宜地研发了无土种植、温室蔬果、土壤改良和滴灌等一系列农业技术，不但奇迹般地解决了粮食问题，还成为世界农业强国。 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先后出现过5次移民高潮，60年间持续不断的移民为以色列增添了数百万犹太人的人口，也带来巨额的投资、先进的科技，进而改变了国家命运。以色列成为世界上合理使用海外人才推动科技创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最成功典范。 数十年来，以色列把吸引犹太人回归效力定为基本国策，给予世界上所有犹太人定居以色列和获得以色列公民权的权利，致力于打造“全球犹太人的家园”。Yoram Yahav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及南加州大学，曾任财富500强企业总裁，回到以色列后成为一所科技管理学院的管理者，他深情地说：“以色列人一直梦想回来……真正做出决定是在以色列的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雅法的一个酒会上，享受美丽的地中海日落之后，妻子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不会回美国了！” 吸引犹太人回归给以色列带来巨大效益。20世纪50年代《回归法》的实施，使以色列的犹太人数量从1950年的137万人增长到1998 年的486万人。这些移民中包含大量科技人才，对以色列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48～1989年间，移居以色列犹太人中拥有教授、副教授职称和博士学位的至少有10万人；1990年前后的苏联移民潮又带来了大量高层次人才，1989～1999年约有45万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其中科学家9000名、工程师5万名，按政府培养1名大学生需要投资5万美元计算，这批人的培养投入都接近30亿美元！查看历年数据，还会发现：1922～1998年间以色列犹太人口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呈正相关——在人口增长的高峰阶段，GDP的增速也高于往年。再从行业看，以色列风险投资高度发达与在美国从事风投的犹太人息息相关。在美国上市的首家以色列公司Elscint，便由一位美国犹太裔弗雷德·阿德勒（Fred Adler）扶持。弗雷德在美国金融协会中地位举足轻重，他1985年建立了以色列第一支美式创投基金，并引领以色列风险投资的发展。还有调查显示，20世纪70～80年代到以色列建立研发中心的许多美国公司，最初选定赴以色列时，多数有来自公司内部以色列人的促成。 然而，自2002年以来以色列移民数量呈连年下降趋势。2006年，新移民数量只有1.9万多人，与2005年相比下降了9%，是198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07年，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数为1.44万，而离开以色列到外国定居的犹太人却多达2万人，出现20多年未遇的移民数量负增长现象。 犹太移民减少，不仅仅带来人才的短缺。以色列希伯莱大学人口统计学家塞尔吉奥·佩尔戈拉警告说，截至2005年底，以色列700多万人口中有五分之一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的生育率是2.8%，犹太人的生育率只有1.3%。如果犹太人长期不但不移民进来，还选择离开祖国，会对以色列的人口结构产生影响。未来可能出现拥有人口优势的阿拉伯人通过“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方式，不战而胜地夺取政权 。当然，专家的忧虑只是说明，一旦不再能够吸引全球的犹太人，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军事、科技甚至人口结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所以，以色列在加大力度吸引移民，2014年移民人数增加了10%，是200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15年移民人数首次超过3万，为十几年来首次，新移民中50%的人年龄在30岁以下，19岁以下人数比增长了20%，最年轻的移民只有一个半月大。2015年以色列接收的移民存量有201万人，占总居住人口的24.95%，其中，俄罗斯（11.5万）、美国（7.9万）均为来源大国；移出的约30万，相当于100位以色列人中有3个移民海外。 以色列也致力于提供完善的移民配套措施。点开“移民吸收部”的网站（www.moia.gov.il），可以发现“就业”“住房”“学生注册”等实用信息，方便快捷。以色列还为成年移民提供免费的语言培训，此外，针对不同移民人群制定专门方案，例如，给予移民科学家资金补助和就业帮助，包括初到安置费、前6个月的生活费、前12个月的租房费，并对其求职、工作和转职全程跟踪服务。 “移民吸收部”设立了四种奖学金，大力吸引留学生和科研人员，培养出的理工科人才集聚，吸引了许多大型高科技跨国公司来此建立分公司和研发中心，又进一步吸引犹太精英回国效力，由此形成良性循环。例如，一些原本服务于跨国公司的犹太裔科技精英被派至以色列管理公司事务，包括英特尔以色列研发中心创始人多夫·弗洛曼（Dov Frohman）、谷歌驻以色列研发负责人约勒·马瑞克（Yoelle Maarek）和思科公司的工程架构主管迈克尔·劳尔（MichaelLaor）等。 海外犹太人回以色列创业也是较佳选择。因为这里不仅有科技人才，还有良好的风投机制。1993年，以色列政府启动了著名的“首创计划”（Yozma） ，通过投入巨资设立基金并进行风险投资管理制度设计来扶持风险投资行业。政府成立公司独立管理基金运作，并规定每个首创基金必须联合一家外国机构、一家以色列当地金融机构共同运作，以促进更多的私人部门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自此，以色列的VC投资开始一路高歌猛进至今，成为高科技创业小公司不断涌现的支撑力量。 2016年，以色列移民吸收部（Israel Ministry of Immigrants Absorption）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未来每年移民人数突破5万人的目标。部长齐夫·埃尔金（Ze’ev Elkin）说：“我们有责任，尽一切努力，好好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促进移民吸收，鼓励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只要我们能做到，实现5万人的目标就不会太困难。” 早几个月，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拒绝了接收叙利亚难民的呼声，理由是“以色列是个小国，非常小，没有人口或地理深度”。再早些的2012年岁末，以色列教育电视台“真空”栏目组爆出，卫生部门有计划地胁迫来自非洲“黑色”犹太人——据《圣经·列王记》等典籍记载，为称雄北非—阿拉伯地区的示巴女王与犹太国王所罗门的后代——在前往及抵达以色列后接受避孕注射，“以确保以色列的黑人数量保持在较低水平”。这些迹象表明，以色列的犹太种族意识极强，更欢迎海外犹太人中的人才回归。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人才战争 2.0》， 王辉耀、苗绿著，东方出版社。
2019年9月4日 -
日本：“再出发”的选择 | CCG研究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 日本政府如果希望真正获得外籍顶尖人才，就需要为人才留下扎根提供方便，并允许外籍顶尖人才拥有双重国籍。 —— 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江崎玲于奈（Reona Esaki） 日本二战后曾缔造出“经济奇迹”，至20世纪80年代，已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最大贸易顺差国、最大外汇储备国、最大技术出口国、最大资本输出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么，是什么让日本变成今天相对“平庸”的国家？ 正如华裔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发起“杰出人才基金会”时的宣言所说，所谓的“经济奇迹”，如无后续的人才从基础上加以有效的支撑，终将落后于世界。而日本今天的相对“平庸”，症结也在于人才。 首先，随着全球生产基地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国，产业升级后的日本，不像美国那样拥有一半多的世界排名前五十位的大学，仅依靠本土人才和回流的日裔人才，不足以支撑其在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上继续前进。 其次，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日本人是目前社会发展的主力，但普遍面临退休后相关专业技术人才后继无人的情况。日本还面临着老龄化的危机。据日本总务省2016年6月公布的2015年人口普查的“1%抽样速报”显示，日本15岁以下人口所占比例已跌至历史最低水平12.7%，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则上升至历史最高水平26.7%。据其测算，到2055年，日本总人口将减少到8000万，65岁以上老龄人口约占41%，14岁以下人口占8%。 再者，与许多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日本是一个自身很国际化却并不欢迎国际移民的国家,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拒绝移民进入。由于移民和留学制度的严格和保守，日本并没有吸收多少移民作为补充。截至2015年末，在日外国人数达到223万余人，为历史最高，占总居住人口的不到2%，其中中国人（66.6万）、韩国人（约45万）数最多，菲律宾人数居第三位。 未来，日本的人口比例将呈“倒金字塔”结构，日本公司将面临日益增长的劳动力短缺和职位填补问题，不光生产和服务人员缺少，高素质人才也短缺。2014年经济萧条期间，日本雇主为每100个求职者提供了109个工作岗位。例如，一家东京的手机游戏开发商DeNA反映，当地只有10%的工程师能达到公司要求的水平。另一家公司，日本乐天（Rakuten），运营着本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其工程师80%都来自中国、印度、美国等地。 当前，日本移民部门实质上是在进行“人才准入”。一般来说，如果移民申请人所在公司是大公司，个人能力突出，申请程序会很快通过，如果在小公司结果就很难说。 2012年日本法务省制定了“高级人才积分制度”，吸引高级学术研究人员、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高级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三个领域类别的高级人才，以百分制从学历、工作经历、年收入等评价人才，如果满70分，5年就可以获得原本需要10年才能拿到的永久居住权并享受相关政策优惠待遇。 对于世界顶尖科学家，日本政府一向不吝啬重金和职位，并修改入境管理条例，为“具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外国科技人才提供就业和居住机会，除了没有为人才移民入籍开辟直接通道。但是，由于不承认双重国籍，日本也在逼迫本国科学家离开，2000年，46岁的中村修二（Shuji Nakamura）移居美国，他在日本出生、成长，在日本的大学完成学院和发明成果，2014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仅有美国国籍。 在吸引外国优秀留学生方面，日本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起积极鼓励外国留学生来日本学习。2008年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Fukuda Yasuo）又提出“接收30万外国留学生计划”，希望5年内大量增加来日留学生，并计划将留学生在当地的就业率由30%提高到50%。计划实施还算成功，2011年尽管遭受地震影响，留学生依然达到13.8万人。该计划的初衷是希望通过提高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数量来弥合高技能职位缺口，但大多数学生毕业后依旧没能找到对口工作，许多人仍从事低技能终端服务工作，通常在日本中小公司中，通常这类公司更愿意找外国劳动力签署临时合同。可见教育培训与人才市场需求的落差。 为了进一步吸引人才，2014年6月12日，日本参议院通过新修正案，规定拥有符合资格高级技术的外国人，住满３年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高级技术人员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企业经营者和大学教授，只要符合一定学历、资历及收入要求，便可以取得居留资格，满３年后可永久居留，也允许其配偶在日本就业以及父母和家庭成员随行。几乎同一时间，日本政府宣布在“国家战略特区”新设窗口，为外国创业者提供创业时所需的行政和民间所规定的手续的统一办理渠道。日本已经先后在东京圈、关西圈、冲绳县、新潟市、兵库县及福冈市6地建设“国家战略特区”，在特区限定的地区内推行试点改革。日本实施这一政策后，外国创业者在日办理注册、税务、养老金等行政手续的时间被缩减到一周左右。该窗口还提供英语服务，构建有助于吸引海外企业的环境。 2009年，我首次出版著作《人才战争》时，曾提出“日本的国情是人多地少，不适合大规模引进外来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但面对着日本国内巨大的人才缺口、老龄化严重、年轻一代数量不足的现实--大和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认为，日本技术型与非技术型劳动力在2015年和2016年会有近一百万的缺口，将导致GDP下降2%或减少860亿美元--我现在认为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的话更有道理：“新加坡也同样面临着低生育率的问题，我们比日本好不到哪里去。但是这两个国家有个本质的区别：新加坡通过接收移民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的人才战争中，日本还等得起吗？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人才战争 2.0》， 王辉耀、苗绿著，东方出版社。
2019年9月3日 -
CCG研究 | 国际移民缘何跨国迁徙?
追求更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自然环境是人类的天性和自然权利。千百年来，人类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而迁移。促使人们迁移的因素有很多，出国留学、确保子女有更美好的未来、在更宜人的环境中居住或是与海外的亲人朋友团聚等，都可以是促使人们迁移的因素，总体目标是为了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以获得更好的生活。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迁移并非出于自愿选择，而是违背自己的意愿被迫离开家园，例如逃避迫害的难民、遭受冲突或自然灾害的人们以及非法贩运的受害者。对于那些自愿选择迁移的人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如果迁移他们是否会感到更加幸福，生活是否会比从前更加美好？影响国际移民迁移的主要因素可概括为以下八个方面： （一）人口发展不平衡和老龄化增加了移民需求 世界人口发展不平衡的趋势和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使世界劳动力供需矛盾日趋加剧，这是影响国际移民迁移的重要因素。 许多高收入国家生育率降低、人均寿命延长，劳动力不足；而中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力富余导致就业竞争压力过大，就业不充分，造成了发达国家移民局—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移民管理与服务体系国家和地区与国家和地区之间劳动力供求失衡，刺激了国际移民行为的发生。按照目前的人口增长率，到2050 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人口所占比例将进一步上升，占全球总人口的86.5%，而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则下降到13.5%。这种此消彼长的人口增长态势，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劳动力供需不平衡加剧，形成为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劳动力供需的互补的强烈需求，进一步促进了国际移民。 此外，大部分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也使得其对外籍劳工的需求大幅增加。国际劳工组织2005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成为老龄社会。尤其是西欧发达国家，其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劳动力短缺更为严重，这些国家对于国际移民的需求更突出。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老龄化世界：2015 国际人口报告》 (An Aging World: 2015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Reports) 显示，2015 年，全球有6.17亿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到2050年全球将有94个国家的老龄化人口占比超过21%，其中有39 个国家的老龄化比例达28%以上。根据日本2015年人口调查，当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比例为26.7%，为工业化国家中最高水平，比2010年提高近4个百分点。同期，意大利和德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分别为22.4% 和21.2%。老龄化使发达国家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作为生产力要素中最不可缺少的因素，劳动力短缺会直接制约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了缓解劳动力短缺状况，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放宽对国际移民输入准入标准，修订或实行了鼓励国际移民输入的政策和法律法规，鼓励国外劳动力，特别是高素质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进入，弥补本国和地区劳动力不足。 （二）双重劳动力市场和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增加了移民机会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发达国家出现资本密集型的高效高收入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密集型的低效低收入劳动力市场并存的双重劳动力市场，而且其服务业占比的增加则使其需求更多低效低收入的劳动力。由于高端人才的不足以及当地居民不愿进入低效低收入劳动市场，发达国家不得不靠外来移民来填补空缺。 文化发展的差异性是促进国际移民的重要原因。一直以来世界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学习借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当今世界，文化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和财富，是各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谁拥有了先进文化，谁就掌握了全球文化发展中的主导权。世界各个民族创造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灿烂文化，对其他民族的人们都有着独特的吸引力，这是产生国际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以来华留学生为例，有大约10%的来华留学生是因为对神秘的东方文化的痴迷才来中国留学的。 （三）发展机会的差距增加了移民的动力 国与国之间生活水平和发展空间的差异如同磁石，吸引着移民向生活水平更高或者经济增长更快、就业机会更多的国家迁移。移民追求的首要目标就是更好的工作机会与收入回报。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生产体系的结构重整拉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加剧了国家之间生活发展水平的差距。通过跨国迁徙改善个人生活水平和发展空间，实现个人理想，是众多普通民众进行跨国迁徙的基本原因。 （四）经济危机刺激国际移民流动 经济危机的发生，是刺激国际移民流动的重要因素。例如，2008年的经济危机对移民流动影响深远，2010—2013年国际移民年均增量为600万人，较2000—2010年的年均量增加了240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危机下移民跨国流动加速，如图1—1 所示。 图1—1 世界年均移民情况 资料来源： 根据UNDESA Population Divis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3,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3 资料整理 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后，遭受经济重创的国家，例如希腊和西班牙，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迁出现象。而经济状况较好的国家如德国、英国，则吸引了更多的南欧和东欧移民。如图1—2 所示。 图1—2 2010—2012 年欧洲国家净移民数量资料来源：根据Shawn Donnan: “The Numbers Game,”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2, 2014 资料整理 （五）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的国际差距形成推力 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缓慢，法治无力，腐败盛行，优质教育和医疗服务匮乏，成为促使国际移民迁移的“推力因素”。一般来讲，人们都有保护自己和家人免受经济不景气和市场不稳定的影响并远离政治危机和其他风险的意识。在政府无力提供保护时，人们会选择国际迁徙的方式来逃离危机。如非洲、中东和中亚的战乱和冲突形成了大量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就是政府管理不力导致国际迁移的典型案例。 （六）生态环境压力促使移民跨国迁移 近年来，很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土地沙漠化、石漠化和水土严重流失等环境问题，使当地部分地区生态系统退化，人类难以居住和生存，加上由于全球变暖而逐渐出现的海平面上涨，环境变化也可能促使大量移民跨国迁徙。自然灾害引起的生态环境的恶化也是人类国际迁徙的重要原因。例如，在中国，不断加剧的雾霾天气成为中国富裕人群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生活环境宜人的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七）移民网络与移民文化形成带动作用 移民在移居国通过血缘、乡缘等形成一系列的移民人际关系，从而形成有机的移民网络，推动移民潮的不断扩大。通过移民网络，可以帮助尚未移民的人更准确更有效地获取移民信息，降低移民成本。这样一种移民网络发展到一定阶段，可能进一步向外拓展，形成新的移民文化，并对移民网络内其他人产生影响和带动作用。例如中国福建、广东有些地区的居民移民海外后在当地形成移民关系网， 这种网络对带动形成新移民有很大作用。 （八）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助推国际移民迁移 科技进步为国际移民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便利条件。互联网、电子邮件、卫星电视、手机和廉价的国际电话等现代通信手段，使全球的互联互通性进一步增强，“缩短”了世界各地的距离，为国际移民快速迁徙提供了通信条件。人们借此可以及时了解世界各地的发展差距和国外工作机会信息，这增加了国际旅行的便利性，降低了旅行费用，帮助人们将国际迁徙的“渴望和冲动”变为现实。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国家移民局：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移民管理与服务》， 王辉耀、苗绿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年8月8日 -
CCG研究 | 国际移民是全球化未来发展的趋势
从货物全球化到资本全球化再到人才全球化，世界全球化进程快速推进，而在这一进程中，人员的跨国流动趋势已不可逆转。当前，世界经济又走到一个关键当口，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压力，致使世界各国纷纷出台各种措施，吸引国际人才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活力，“人才战争”愈演愈烈。根据联合国最新报告，2015年，全世界约有2. 44亿人在出生国以外生活与工作，占世界总人口的3.3%，其中71%流向高收入国家；72% 处于20岁至64岁工作年龄区间。 国际移民已经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客观事实，也是未来发展趋势。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国际移民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绕不开的话题。2016年7月25日，联大当天通过决议，批准了《联合国同国际移民组织间关系协定》的决议草案，同意国际移民组织成为联合国系统的相关机构。2016年9月19日，联合国大会在纽约总部召开解决难民和移民大规模流动问题高级别会议，成为联合国在移民和难民问题方面举行的最高级别会议，国际移民管理成为联合国的重要议题。中国作为重要的移民输出国，截至2015 年，在海外居住的中国公民达954万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度也不断加大。截至2015年，共有97. 8万外籍人员在中国发展。英国汇丰集团2017年《移居国外工作者全球报告》显示，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目前处于汇丰全球职业发展排行的世界第二，27500名外籍受访者中认为中国大陆提供强有力就业前景的人高达70%。 随着国际形势快速变化，欧洲难民危机带来的困境加剧，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禁穆令”，意将改革H-1B签证制度和移民制度，国际形势的变化，或将促动大量国际高端人才涌向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而这些人才无论是作为中国应对老龄化的“人口红利”，还是作为中国创新发展的“人才红利”，都是宝贵的财富。内外因素的推动下，中国将成为重要的国际移民输入国，国际移民总数将保持持续快速发展。 面对新时代下的新形势，中国积极借鉴国际优秀经验，主动参与国际移民管理。2016年6月，中国正式加入国际移民组织（IOM），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国，与其他成员国共同参与移民问题的全球治理，推动移民领域的国际合作。之后不久，笔者递交的《关于成立国家移民局的建议》受到习近平、李克强、张高丽、栗战书、王沪宁等中央领导批示，加快了国家移民局建立的进程。2018年3月13日，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交了机构改革方案，正式提出拟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3月17日，全国人大正式通过提案，国家移民管理局进入组建程序。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应该如何通过移民局更好地管理移民？应该怎样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移民管理与服务体系？ 事实上，2015年开始，我国已经开始搭建移民管理制度框架。中央层面，2015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探索建立技术移民制度，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2015年6月9日，公安部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同年9月1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对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和创新。2016年11月17日国家外专局印发的《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试点实施方案》将“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和“外国人入境就业许可”将整合为“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外国人来华工作由原申办外国专家证、外国人就业证改为统一申办外国人工作许可证。2017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审议通过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件便利化改革方案》，指出“要围绕服务国家人才发展战略，回应社会关切，在优化证件设计、改造信息系统等方面推进改革，着力解决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可识验和便利化问题，推动永久居留外国人在华资格待遇落实”。 地方政府层面，自2015年以来，公安部在上海、北京、福建、广东等重点地区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涉及外国人签证、停留居留证件、永久居留证签发等突破性的出入境政策措施。推出了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出入境政策措施；2015年7月，上海发布了《关于深化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2016年年底推出了公安部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出入境政策“新十条”。2016年1月份，公安部发布“支持北京创新发展20 项出入境政策”，在为外籍高层次人才开设“绿卡”直通车、外籍华人申请“绿卡”、外籍华人申请5年长期居留、允许境外学生来华实习、简化申办材料、缩短审批流程等方面实现了突破。不管是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如推动中国加入国际移民组织，呼吁建立国家移民局等，还是地方层面的政策创新，笔者与全球化智库（CCG）的同事们，都有深入参与，尤其是北京、广东相关政策的出台，我们几乎全程参与。这为我们开展本书的研究工作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与此同时，近10年来，我们在国际移民管理研究领域不断深耕。2008年成立伊始，全球化智库（CCG）就开始关注国际移民相关问题的研究，协助相关部委开展完善“绿卡”制度、签证制度等方面的课题研究，为推动中国“绿卡”制度的完善、“绿卡”待遇的提升做了大量的工作，也直接推动了“人才签证”的出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断积累，相继出版了《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等蓝皮书，翻译出版了《世界移民报告2013》《世界移民报告2015》，出版了《移民潮 中国怎样留住人才》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China Status, Policy and Social Responses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Migration等书籍，对国际移民现状、问题等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 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关于国际移民管理的政策都有突破，但是，目前国内还没有关于国际移民管理体系的系统研究。随着对国际人才引进力度的加大，国内对国际移民的关注度急剧上升，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移民管理也越来越重视。作为中国建立移民局、移民管理体系的倡导者，也作为国际移民管理政策的研究者和推动者，顺应国家发展需要，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对国际移民管理经验进行系统的梳理，同时把前期的研究积淀和实践推动结合起来，系统分析中国国际移民管理的基础和现状，提出中国构建国家移民局的总体思路和框架，为中国国家移民局的建设提供参考。 本书可以说是第一本系统梳理国际移民管理经验的书籍，也是第一本全面系统地论述如何构建中国国家移民局的图书。在翔实的数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本书第一部分介绍了国际移民的定义、国际移民的动因、国际移民涌动的态势，引导读者思考国际移民带来的影响和挑战，如带来人力资源、技术、创业和就业等方面的作用，也带来对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等影响。第二部分阐述了移民管理体系的总体内容，介绍了四大洲的七个主要代表性国家（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的移民管理体系及移民局的架构，总结不同类型国家移民管理体系的特点及其可借鉴之处。第三部分总结了中国国际移民的现状及其对中国发展的作用，梳理了现有的针对国际移民管理的相关政策体系，分析未来中国吸引国际移民的形势和面临的挑战，最后从法律设计、机构设计、制度设计、配套政策环境等方面考虑如何建设国家移民局，搭建中国国家移民管理体系。希望本书能为国家领导层提供决策参考，也能为国际人才、国际移民领域的政府工作人员、研究人员、从业者和将移民中国的人才群体提供宏观视角。 过去10 多年，笔者一直致力于国际人才研究。看到我国在推进移民制度完善、建设国家移民局等方面的实质性进展，真的非常欣慰。移民跨国流动、国际人才共享，将是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全球化智库（CCG）对移民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对中国制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保护中国海外移民权益、提升国际移民治理的话语权等方面将有帮助和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编写此书的根本出发点。 在开发“移民红利”方面，推进得最快的无疑是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结合我国的国情，德国的经验值得借鉴—德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历史上非常注重日耳曼血统，对外国人入境和工作的控制十分严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移民还只占人口总量的1% 左右。20 世纪末，德国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出生率负增长、高科技人才短缺的现象。政府不得不考虑长远社会和经济发展利益，开始有条件地引进高科技人才，并在移民问题上有所松动。2013 年，按照联合国的统计，居住在德国的移民已高达984. 5 万，占到了德国总人口的11.9%，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俄罗斯的第三大移民接收国，移民对于德国的经济增长和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德国的经济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加剧，引入专业人才保持经济竞争力已经成为德国社会共识。 改革开放40 年来，我国破除国内人口流动的户籍、身份等障碍，带来了国内人口流动的红利；未来的30 年，中国要从依靠“人口红利”的发展模式转向依靠“人才红利”的发展模式，充分释放“人才红利”。笔者在2009 年出版的《人才战争》中提出，人才的红利，不单单是13 亿中国人的人才红利，而是需要把目光从国内转向世界，从70 亿人口中寻找我们需要的人才，让全世界的高端人才和我们一同共筑“中国梦”，要让世界每一个人都知道：“中国梦”不单单是“中国人的梦想”，也是吸引全世界人才来中国的“中国梦”，是让全球人才愿意也能够来到中国发展，愿意也能够到中国安家的梦想；是一个让全球有才之士能在中国发挥才能、获得机会、奋斗致富的梦想。 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外国专家座谈会上指出，“不拒众流，方为江海……国家对外开放，必须首先推进人的对外开放……要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更加积极主动地引进国外人才……”此后，习近平主席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国际人才的重要性。如今，国家移民局建立，将加快制定能让国外人才来华发展、安家、成为“新中国人”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移民制度，推动“有志于来华发展的外国人才来得了、待得住、用得好、流得动”，促进他们主动参与中国的发展。这对中国和平崛起、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 是为序。 王辉耀 苗绿 2018 年3 月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国家移民局：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移民管理与服务》， 王辉耀、苗绿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年8月7日 -
CCG研究 | 英国脱欧，如何吸引国际人才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 除非移民有工作，否则恐将禁止欧盟移民进入英国。……英国公民若想使非英国籍的配偶或子女移民入英国，本人收入至少要高于18600英镑才可能被准许。 ——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ry May） 英国跟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一样，有大量顶尖人才流失到美国等国家。20世纪60年代，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就提出“人才流失论”。 英国真是人才流失最为严重的发达国家？其实，英国的人才流失，与中国、印度和一些非洲国家相比，简直不值一提。英国从其他国家补充数量更大的人才，整体上是“人才净流入国”。截至2016年，设立于瑞典的诺贝尔奖，42%被美国人捧走，13%被英国人捧走；英国吸纳的获诺贝尔奖人才数量仅次于美国，这是因为它的前殖民地，如印度、澳大利亚到东欧等国，均有人才移民英国。 2015年英国接收的移民存量为854万人，占总居住人口的13.2%，印度（78万人）、波兰（70万人）、巴基斯坦（54万人）、爱尔兰（50万人）、德国（32万人）为最大来源国，中国人约18万。 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截至2015年3月的过去一年里，英国净移民数量达到33万人，创历史新高，其中来自欧盟以外地区的移民中中国人最多。 2016年英国“脱欧”，新上任的保守党内元老级人物“梅姨”向来是强硬的“移民杀手”，她接受采访时表示，“必须将年净移民数量降至数万人”。她还表达过英国移民政策是为了吸引那些最有才学最有能力的精英，若放任不管，到2020年可能面对每年近60万海外学生涌入，带来的好处接近于0，相反会对房产、教育及医疗带来难以修复的影响。 英国跟法国一样，并不受理海外直接的移民申请。必须先获得英国签证，并连续在英国居住5年以上才可以申请绿卡。这种做法比法国开放许多，但比美国保守。 2008年10月，英国政府正式实施“记点积分制”的移民新政，这是移民体系近四十年里发生的最大变化。新政意味着只有英国需要的人才和能在英投资或从事高级商业活动的人，才能获得长期签证，进而移民到英国。“如果一个人没有长期的居留权，他就很难找到工作；但如果找不到工作，就会很难拿到居留权。这是个死循环，所以非欧盟的人，非常难在英国留下来工作。”有移民者如是说。 英国奉行“全球化实用主义人才观”，广纳海外留学生一直是英国参与人才战争的重要战略，同时也赚取丰厚的教育收益。作为全球第二大留学目的国，英国凭借卓越的教育资源和绝对的国际影响力，2015年接收了全球11%的国际留学生，仅此于美国（22%）。梅姨上台后，英国《太阳报》（The Sun）说，她要求英国大学不要对非欧学生做来英国学习就有工作机会的市场推广，要确保学生学完课程就回国。赚钱与赶人并举。 但2016年10月起，Tier 4学生签证转Tier 2工作签证，不再有名额数量限制，雇主在雇用海外员工前需将职位招聘信息放在全国性平台上至少28天证明聘不到本地员工的一项要求也被取消，2017年4月后Tier2工作签证的最低薪资将上调至30000英镑……这似乎表明梅姨“手软”了，但前提条件为：学生在Tier 4签证期间完成学业并顺利毕业，读博士学位则例外——只要完成至少一学年课程即可申请。言之，你真得是留学生中的优秀人才、精英分子、紧缺人才才能留下。 此外，为了鼓励国际留学生振兴英国经济，提供企业家签证，需在英国开公司投资20万英镑以上并且雇佣本地人。该政策是从广大留学生中撇顶层的“奶油”：能留下的，都是精英，都是英国的紧缺人才；不是精英，不是紧缺人才的，则较难留下。 对于他国的超级精英人才，英国则采取多种计划与措施去争取。2001年，英国政府与沃尔夫森基金会（Wolfson foundation）和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合作，发起一项高级人才招聘计划，即每年出资400万英镑作为启动资金，帮助研究单位高薪聘请50名世界顶尖级的科学家，使英国能在世界人才市场上争夺最优秀的科技人才。英国政府还规定，全球50所顶尖MBA院校毕业生，可以直接申请英国“高技能人士移民计划”。 这番“求贤若渴”与把难民挡在门外形成鲜明对比。在2016年联合国难民和移民峰会上，梅姨呼吁，“可控的合法安全移民”将造福经济，难民“奔向美好生活”也无可厚非，但“有一点我们必须都要明确：那就是任何国家都有权控制本国边境和保护本国公民。同时，各国都有职责管理好各自的边境，以减少涌入的非法和失控的移民”——再一次佐证了英国奉行的“全球化实用主义人才观”。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人才战争 2.0》， 王辉耀、苗绿著，东方出版社。
2019年8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