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中的澳大利亚“离岸”政策 | CCG研究

  摘  要 近年，国际移民发展趋势呈现出以下特点：国际移民数量增加，所在区域相对集中，但流动性下降；经济发展刺激短期迁徙；移民流动形式多元化，尤其在大规模移民流中，迁徙的动机具有很强的混合性；被迫流离失所者规模巨大，重新安置与返乡者的比例较低，但增幅开始出现放缓迹象。主要西方国家近年反映出的政策收紧趋势并不能反映政策变化的全貌，各国根据自身发展，在移民政策变革上各有侧重。劳务移民、就业与创新，一直处于移民政策争论的中心位置。美国与英国虽然不断加高投资移民的门槛，却特别制定了吸引企业家移民的政策与规则。在移民政策“收紧”之外，新加坡为增加人口规模相对放宽移民规划，加拿大结合国际教育战略增加了高素质移民的数量。虽然中国大陆地区国际移民占总人口比重仍是世界最低，但中国也在不断从国际移民来源国，成长为治理方式与机制不断进步的国际移民目的国，外国人“来华逐梦”也呈现上升趋势。“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也成为中国规范移民的重要流向地区。 世界主要西方国家的移民政策趋向 （四）变革中的澳大利亚“离岸”政策 　　2017年，澳大利亚是移民国家中移民政策与治理体系变革最突出的国家，澳大利亚于2017年12月20日成立了内务部（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除了原先的移民与边境保护部的功能归入内务部之外，还将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联邦警察、边防等联邦机构归入新大部，重构了国家安全、执法、运输安全、紧急情况管理、网络安全等新部功能，商贸、多元文化事务也同样归入其中。首位内务部部长仍由原移民与边境保护部部长彼得·都顿（Peter Dutton）担任。新内务部可以看做是英国的内政部和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的澳大利亚版本。本次机构改革之所以重大，因为这是澳大利亚第一次专门设置高级内阁部长来完全专注于澳大利亚的优先事项--国家安全。 　　在临时签证批准中，澳大利亚批准的学生签证和临时居留签证正逐年缓步增长，2016年分别达到31.08万和13.08万份。2015年增设的海员与过境签证2016年也有增长。但与工作相关的临时签证--工作假期计划和临时工作（技术）则逐年降低。（见图23）除了各类劳务移民数量的降低外，通过难民与人道主义项目获得签证入境澳大利亚的人继2014年大幅降低后，2016年回升至17555人（其中包括为叙利亚和伊拉克流离失所难民设置的1.2万个名额中的3790人）。这与2015年大规模寻求庇护者前往澳大利亚有关。 　　威胁澳大利亚的完整和安全的命题总是同来澳寻求庇护的人联系在一起。部长都顿的权力在新部的重组过程中得到扩大，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任移民与边境保护部部长期间组织和遣返来澳船只的成功。他认为，如果没有迁入移民系统与边境安全系统的整合，澳大利亚政府无法保证国家安全。当然这次新机构的成立也广受争议，因为澳大利亚政府在宣布新部门成立时并未提到寻求庇护者、难民这些最脆弱的群体，也回避了新部成立的战略对澳大利亚非人性化政策该承担的责任与影响。同时澳大利亚也是因为“离岸”处理寻求庇护者问题成为备受争议的国家。 　　事实上，从数年前开始，在前总理托尼·雅培（Tony Abbott）领导的澳大利亚政府就以驱赶难民船只、阻止登陆、遣送寻求庇护者去太平洋偏僻岛屿的拘留营这些严厉的措施，来试图终结不受需要的移民进入澳大利亚。这种已经频频受到国际社会指责的应对寻求庇护者的措施，就被称为“离岸”政策。澳大利亚海军并不评估海上到达的寻求庇护申请，而是将其船只拦截，将其拖回或者放入密封舱内送往印度尼西亚方向。到达澳大利亚领土的人，则被送入位于瑙鲁或是马努斯岛的扣留营中。这些扣留营都是由澳大利亚政府出资，由私人承包方经营的。被扣留者可以在扣留营中申请庇护，但不能在澳大利亚，然而还是处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状态，以此阻止其他人通过相似的途径赴澳大利亚寻求庇护。 　　该政策的逻辑非常简单：送返船只、拒绝入境，建立国外难民营。武力与大量的财政支出是政策实施的基础。从2013-2016年澳大利亚为了拦截移民船共花费96亿澳元。并不是对移民的“管理”，而是让国家杜绝移民，不惜一切代价将不受欢迎者阻挡在海岸线之外。这种方式对杜绝澳大利亚本土的寻求庇护者作用立竿见影，但却引发了身处瑙鲁以及马努斯岛扣留营中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还对其他国家地区应对大规模危机迁徙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雅培的“离岸”方案还对欧洲极右翼势力产生极大的感召力，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正成为欧洲极右翼的效仿对象。 　　从法国到荷兰和丹麦，极右翼政治家指出澳大利亚将2015年大规模难民涌入时采用的离岸外包的模式，是欧洲难民危机的解决办法。英国独立党（Ukip）领导人奈杰尔·法拉吉（Nigel Farage）宣布：“如果像澳大利亚人处理类似问题那样，原本是可以阻止溺水事件的发生。”独立党议会成员道格拉斯·卡斯维尔认为（Douglas Carswell）认为：“澳大利亚那里有可以学习的经验教训，它提出了有用的东西。”在法国，国民阵线党的（Front National）地方领导人法维尔（Yohann Faviere）认为澳大利亚模式是唯一可行方式。“当他们在海上找到船只时，他们把移民送返。”他深受移民溺水问题的困扰，但坚决认为欧洲不应该成为救难者。在地中海发现的船只应该被送返回原地。荷兰中右翼VVD党的领导人Frits Bolkestein，也同意澳大利亚的方式能够解决欧洲当前的问题。当被问到这种离岸方式是否真的能解决寻求庇护方式时，他也承认不可能。他说：“我们一直在西方接受的培训，是认为凡事都有解决办法，”他说。“没有解决办法，除非我们采取这些令人厌恶的措施。” 　　对于澳大利亚这类先进的西方民主国家，将处理安置寻求庇护者的工作外包给太平洋贫穷的岛国，虽然远离了本土安置可能带来的治理问题，却使得真正需要国际救助的危难者远离可能会对难民表示同情的媒体和民众，而处境不断恶化。而这些缺乏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方式，或许符合澳大利亚自身的法律，却伤及澳大利亚的国家形象。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全球化智库（CCG）编写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

《2018年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

“移民”收缩浪潮中的“另类”放宽选择 | CCG研究

争论不断的劳务移民政策 | CCG研究

  摘  要 近年，国际移民发展趋势呈现出以下特点：国际移民数量增加，所在区域相对集中，但流动性下降；经济发展刺激短期迁徙；移民流动形式多元化，尤其在大规模移民流中，迁徙的动机具有很强的混合性；被迫流离失所者规模巨大，重新安置与返乡者的比例较低，但增幅开始出现放缓迹象。主要西方国家近年反映出的政策收紧趋势并不能反映政策变化的全貌，各国根据自身发展，在移民政策变革上各有侧重。劳务移民、就业与创新，一直处于移民政策争论的中心位置。美国与英国虽然不断加高投资移民的门槛，却特别制定了吸引企业家移民的政策与规则。在移民政策“收紧”之外，新加坡为增加人口规模相对放宽移民规划，加拿大结合国际教育战略增加了高素质移民的数量。虽然中国大陆地区国际移民占总人口比重仍是世界最低，但中国也在不断从国际移民来源国，成长为治理方式与机制不断进步的国际移民目的国，外国人“来华逐梦”也呈现上升趋势。“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也成为中国规范移民的重要流向地区。 世界主要西方国家的移民政策趋向 （二） 持续争论的劳务移民政策与变化的可能   1. 移民政策变化趋势中的劳务移民 　　劳务移民是以就业为目的，从一个国家移动到其他国家，或是在其居住的国家内的人口移动。大多数国家都通过移民法对劳务移民做出规定。除此之外，一些国家还积极调控外向劳务移民，并且为自己的国民寻找就业机会。尽管理性的经济分析都已经对低技术劳动者丧失劳动岗位的原因做了详尽分析，技术创新对低技术劳动岗位的打击才是真正根源。但在西方国家政治选举、国内经济状况欠佳、或是遇到突发的社会安全事件时，来源于国境之外的劳务移民，总是成为其所在国失业率增加的替罪羊。 　　一直以来关于移民的争论都集中在移民是否为所在国和来源国做出经济贡献，抑或产生负面影响上。如同每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各大移民东道国的反移民情绪就会不同程度地抬头。特朗普竞选期间，就提倡打击非法移民，认为该群体直接同处于弱势的美国工作者形成竞争关系，呼吁首先应该将工作机会提供给美国工作者。”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3月的民意调查显示，竞选期间57％的选民认同移民通过辛勤工作贡献美国，而只有20%支持特朗普的选民认可该选项。所有选民的35％认同“移民通过找工作，住房和医疗保健给国家造成负担”，特朗普的支持者对该选项的认可度高达69％。皮尤研究中心还在2016年八月份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一半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移民“比美国公民更有可能犯下严重罪行”。35％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移民从美国人那里得到工作，而在所有选民中只占24％。 特朗普就任后，开始对非法移民重拳出击，合规劳务移民的签证名额与社会融入的空间也不断受到挤压。 　　无独有偶，一直依赖于外国劳动力输入的海湾地区国家，也在经济疲软后，由政府开始施行劳务移民限制政策。加之该地区的工作条件恶劣，使得原本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将他们的“迪拜梦”转向欧洲，尤其是孟加拉国人。2017年，孟加拉国人突然成为通过危险旅程穿越地中海到达欧洲的最大迁徙人群之一。几十年来，孟加拉国人因为国内工作岗位与发展机会的缺乏而离家去往需要他们作为劳动力工作的国家。孟加拉国人去往的，基本是石油储量丰富的海湾地区国家。大部分人是通过利比亚采用非常规途径到达意大利，来找一些临时工作，并非想要长期居留。此前，走这条迁徙路线的人主要是撒哈拉南部非洲的人，孟加拉人在2017年成为赴欧洲的劳务移民中一只新的队伍。从2017年1-8月之间，通过海路到达意大利的孟加拉国人达到8700人，约为所有通过海路到达者的9%，仅次于尼日利亚和几内亚人。而欧洲，尤其欧盟地区浩浩荡荡持续多年打击非法移民的举措、恐怖主义频发、极右翼势力抬头而营造出的政治社会氛围，对于欧洲劳动力市场是否转化并接受这一类“非常规”途径进入欧洲的劳务移民，前景却从未乐观。 　　近几年，澳大利亚的劳务移民政策也在不断缩紧。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也提出：将“澳大利亚人放置首位”。首先于2017年4月取消457临时工作签证，使原本向外籍人员开放的工作岗位由澳大利亚人优先就业。然后加高其他类型的工作签证对于工作经验、语言能力和劳动力市场测试的门槛，意在具有针对性的引入高技能型劳动力。并对186签证和187签证（雇主担保永居签证）的申请条件作出修改，严格把控高技能人才的引进，加强对永久移民申请者的把关和制裁。在澳洲入境事务所公布的数据里，457签证持有者中占很大比重的英国人与中国人都会受到波及。 2. 美国的H-1B签证以及其他劳务移民政策引发的争论 　　2018年1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了他上任以来的第一个国情咨文。在国情咨文中，除了减税和降低失业率，在他报告中，对于美国绿卡政策的变化着墨颇多，即针对家庭链这一“拉”的强劲动力源，取消非直系亲属、成年子女等获得美国绿卡的途径。来自已经移民的家庭成员或朋友的社会支持，以及移民目的国对家庭团聚的移民许可，这类非经济因素，会对移民的迁入形成强有力的“拉”势。家庭亲属类、就业类、难民与政治庇护类和抽签，是外国人获得美国绿卡的四大类途径。根据美国2016-2017财年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美国共签发了84.49万张永久居留证，即美国绿卡。其中美国公民直系亲属移民(immediate relative)、家庭亲属移民(family-sponsored preference)占总签发量的66.5%；就业为基础的移民(employment-based preference)占总签发量约13%；抽签移民占签发量的4.12%。对比2009年即奥巴马上任一年时美国绿卡获得方式，在特朗普执政的第一年，家庭亲属类移民方式从2009年的67%，增加为2017年的69%。通过难民与政治避难方式从2009年的16%，下降为2017年的13%；通过就业的移民从13%上升到14%。 　　虽然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没有强调就业类别的绿卡获得途径以及“非移民”类型的临时性签证政策变化，但除了限制比重上升的家庭亲属类绿卡获得类别，同样类别比重上升的就业类别，也是特朗普政府限制的重点。与直接取消相关绿卡发放的类别不同，对就业获得绿卡途径的限制，是通过对其上游来源各类非移民类的劳务移民签证进行重新限制。虽然这类劳务移民的签证类型与获得永久居留权或入籍相去甚远，但因为这些签证能为有移民倾向的外籍劳动者赢得临时性的固定在美国工作时间，也为其将来通过就业类别途径获得美国绿卡带来希望。因此，对劳务移民签证的限制，也会较大程度上限制非永久性工作者成为美国的永久居留者。 　　2017年12月30日，媒体有消息透露，美国国土安全部将停止对有关H-1B的签证进行延期。2018年3月20日，美国USCIS正式宣布从2018年4月2日开始，暂停H-1B签证的加急处理，暂停持续到2018年9月10日。是针对临时性工作者，即受美国允许从事、服务于“具体职业”的外国人颁发的非移民类签证，是让雇佣者获得临时性工作者的一种手段。雇主可以为外国人提交一份H-1B申请，此外国人是要服务于一个特定职业，或是服务于同国防部相关的合作研究、开发、合作项目这类特殊性质的项目，或是在时尚造型领域有卓越的能力。在雇佣H-1B工作者之前，雇主必须首先向劳工部提交一份劳工条件申请，并向美国公民身份与移民服务局（USCIS）提交H-1B申请。在劳工条件申请中明确工作、薪资、工作时长、就业的地理位置等信息。某些雇主（“H-1B依赖型”雇主以及“蓄意违规”的雇主）在雇佣H-1B工作者前，必须首先招聘美国工作者。H-1B所覆盖的职业可以包括但不限于：计算机系统分析师和程序员、医师、教授、工程师和会计师。外国人可以通过H-1B身份获得在美国不超过6年的工作时间；然而，每次H-1B申请只可以申请不超过3年的时限。H-1B可用于支持外国人获得H-1B的初始就业时限，或延长或更改此前美国允许授权外国人停留美国的H-1B身份或是其他非移民身份。 　　多年以来，数十万的外国熟练技术工作者，甚至科技行业领军人物，都是通过H-1B签证留下，从而解决了美国技术工作者短缺的问题。尤其是印度人和中国人位居获得此类签证的前两位。H-1B签证获得者中的大部分都成为了美国的永久居民或者公民，他们同其他的移民一起，为美国社会创造了源源不断的巨大价值。 　　停止H-1B签证延期的措施一旦出台，将会影响成千上万的外籍员工，他们在绿卡申请未获得批准时将无法保留原来的H-1B签证，从而被迫离开美国。首当其冲的是H-1B签证的两个最大申请群体（见图17）：印度人（2017年前三季度申请量为30.23万）和中国人（2017年前三季度申请量为4.15万），对印度申请者的影响尤其巨大。根据H-1B签证现行的相关法律，允许有效期为三年的H-1B签证延期三年。如果在这六年结束时能有一个待定的绿卡（永久居留）申请，那么H-1B签证几乎无限期地延长，申请人可以合法地留在美国工作生活，直到绿卡处理完成。 　　美国之所以能够吸引大批移民，主要是世界首位的经济体地位、优质并兼顾多样化的教育体系，以及沿袭传统相对包容的移民氛围。人口的自由流动也同资本和商品的流动一样，是资源的合理配置方式之一，这些移民大多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自发形成。即使特朗普政府的措施使美国公司聘请外国工作者的难度急剧加大，美国工业界依然申明其对H-1B工作者旺盛的需求，因为美国自身并没足够的符合业界需要的技能型STEM毕业生。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6年9月公布了一份汇聚人口学、经济学等学科学者的研究成果的报告。该报告为读者展示了移民对经济的积极影响。报告指出，迁入的国际移民为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人力和智力资源，作为一只更加灵活的劳动力大军，从美国各行各业为消费者提供着相对廉价的产品与服务，改善着美国社会福利。尤其最近几年大量迁入的高技能移民，包括科技人才，激励着创新，创造着就业机会，直接对美国技术领域与劳动者阶层做出重大贡献。正是这些处于人生最好年华的外国熟练技术工作者增加了美国政府的税收，提升了美国的经济。如果美国把这些能者排除在外，人才的回流会使人才来源国受益。而这种回流现象已经发生在中国。 　　不但限制技术性外国劳动者的政策受到美国国内的极大质疑，连限制低技能劳动者，甚至是打击非常规移民的政策，同样不受欢迎。因为在劳动力市场中，就业结构低端的廉价工作岗位，往往对劳动力需求很大，但美国人自己并不感兴趣。据皮尤的调查，如季节性农业工作、清洁、建筑业与餐饮服务业等13个行业中，移民的从业率要高于美国本土出生者。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USICE）于2017年2月全国范围内施行了为期一周的大范围搜捕无证移民的行动。该行动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无移民日”活动。对移民依赖较大的多个城市，例如纽约、华盛顿等，来自餐饮、建筑等企业数以万计的移民员工，以罢工、罢课、拒绝购物等方式参与到抗议中。根据CNN的报道称，“无移民日”（Day Without Immigrants）的目的在于抗议特朗普的移民和旅行禁令，以及突出移民群体对美国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包括劳动和消费贡献。 3. 由东道国经济状况形成的劳务移民、就业岗位与创新的相互调试关系 　　牛津大学移民观测中心（The Migration Observatory）认为，评定劳务移民对东道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由移民的技能、现有劳动者的技能，以及东道国经济特点决定的。当劳动力的供给需要根据经济与劳动力的需求进行调节时，这些对移民的评判会因为从短期看还是从长远衡量而存在很大差别。从短时期来看，评判移民对薪资和目前既有劳动者的影响，主要是看移民所具有的技能是否对现有劳动者有替代性。如果存在这种替代性，那么从短期上看，预测移民将加大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拉低薪资水平。技能的替代性越强，对薪资水平的负面影响越大。另一方面，如果移民的技能与现有劳动者技能形成互补，那么所有劳动者都会增加产出，于是移民将会被预测为增加现有劳动者的薪资水平。除了扩大劳动力供给之外，移民还扩大了对产品与服务的消费需求，从而扩大该经济体对劳动力的需求。从中长期看，移民可以带动更多的投资。无论是消费需求还是投资，都会拉动更大的劳动力需求，从而增加该经济体的薪资水平和就业。换句话说，工作岗位的数量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需求变化。 　　英国的实证研究证明，在迁入移民对英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中，迁入移民对平均薪资影响相对来说很小，但对低、中、高收入劳动者薪资分配的影响非常大。Dustmann，Frattini 和Preston早在2013年的研究中就发现，迁入移民的数量每增加1%就会带来英国出生的劳动者平均薪资提高0.1-0.3%。他们还发现移民占英国工作年龄段人口中的比重每提高1%，就会带来最低薪酬劳动者（5%）的薪酬降低0.6%，但同时提高更高薪酬的劳动者的薪资水平。研究还显示，受迁入移民的负面影响最大的劳动群体实际是已经在东道国工作居住的移民劳动者本身。因为新移民所具备的技术与已经被英国雇佣的移民所具有的技术有很强的替代性。 　　迁入的劳务移民会对现有工作岗位带来竞争力，但同样也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在经济疲软期，经济体对劳动力需求的反应会比经济增长时期缓慢。薪酬与就业的变化并不是经济体对移民迁入的唯一反应。经济体对移民迁入还有另外一种调解机制，即移民迁入可能会改变经济体生产的货物与服务的组合，从而使劳动力市场的职业与产业结构都发生变化。例如，迁入的技术型劳动者可以促进创新，并且可以适应技术密集型行业，从而再度促进劳动力需求。 　　因此，紧缩的政策并非一以贯之，市场、雇佣者与消费者从未间断过对熟练与技能型劳动者的渴望。限制性的移民政策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些移民国家中成为主导，但其并不能真实反映市场的需求。因此，在劳务移民所在国，围绕移民政策的争论与利益集团根据自身诉求所引发的政策争论并不会停止，在政策体系中形成调适作用，甚至让限制性的政策再度发生变化。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全球化智库（CCG）编写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

美、英加高投资移民门槛，为经济发展定制企业家移民

  摘  要 近年，国际移民 发展趋势呈现出以下特点：国际移民数量增加，所在区域相对集中，但流动性下降；经济发展刺激短期迁徙；移民流动形式多元化，尤其在大规模移民流中，迁徙的动机具有很强的混合性；被迫流离失所者规模巨大，重新安置与返乡者的比例较低，但增幅开始出现放缓迹象。主要西方国家近年反映出的政策收紧趋势并不能反映政策变化的全貌，各国根据自身发展，在移民政策变革上各有侧重。劳务移民、就业与创新，一直处于移民政策争论的中心位置。美国与英国虽然不断加高投资移民的门槛，却特别制定了吸引企业家移民的政策与规则。在移民政策“收紧”之外，新加坡为增加人口规模相对放宽移民规划，加拿大结合国际教育战略增加了高素质移民的数量。虽然中国大陆地区国际移民占总人口比重仍是世界最低，但中国也在不断从国际移民来源国，成长为治理方式与机制不断进步的国际移民目的国，外国人“来华逐梦”也呈现上升趋势。“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也成为中国规范移民的重要流向地区。 世界主要西方国家的移民政策趋向 1. 美、英加高投资移民门槛，为经济发展定制企业家移民 　　虽然投资移民为目的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但容易集中于房屋财富。《2015世界移民报告》显示，外来移民为房地产行业贡献了3.7万亿美元收入。因此，从2015年开始，美国开始了加高投资移民门槛的步伐：国务院签证办公室的官员先于当年4月宣布，“开始针对中国大陆出生的投资人实行两年排期。”6月4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宣布拟立法提高投资移民门槛，计划将金额从50万美元提至80万美元，并将“非目标就业区”的投资金额从100万美元提高至120万美元。2017年1月，国土安全部宣布改革EB-5签证项目，欲将金额从50万美元提升为135万美元，非目标就业区域中心的项目由100万美元提至180万美元。但直到2018年2月，EB-5的区域中心项目以及其他签证规则的变更问题，在国会与白宫之间陷入僵局。 　　相比通过投资移民增加房地产行业的收入，美国同英国等国家更重视创新。创新会带来企业的转型，这种转变会影响到世界的劳动。企业在参与国际贸易时影响了工作安排方式、竞争力、创造就业岗位和工作品质等重要经济结果。创新与新技术内植于企业，既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也是可持续增长与发展的动力来源。全球就业大部分是通过私营企业实现的。2016年有2.8亿人受雇于私营企业，占总就业的87%，通过非市场性服务就业的仍占总就业的13%。虽然私营部门对就业的贡献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差异，但强有力的私营部门是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减少贫困的基础。这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目标”的共识，议程与目标明确了创业以及建立和促进中小微企业（MSMEs）发展对于实现尊严劳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由此奠定了企业家对于一国发展的重要性。 　　相应的，每个对于国家可持续发展有极大抱负的国家政府，都开始在国内通过各类政策手段营造创业环境、发展中小微企业。经验研究已经证实，国际移民在创业与创新方面活力要高于非移民人群。企业家移民比投资移民更能通过创造本地就业、贡献税收等方面，直接使移民所在社会受益。美国与英国虽然通过出台新规，加高之前广受欢迎的投资移民门槛，使投资移民批准数量陡降，但却全力吸引企业家移民来本国创业、拉动本国的就业与创新，成为美国与英国等呈现“反移民”政策倾向的发达国家有悖于政策宣传表象的趋势。 1 美国推出企业家规则，促进创业移民进入美国进行创业 　　2016年8月26日，奥巴马政府推动美国国土安全部提出“国际企业家规则”（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 Rule）。与“创业者”签证（Startup Visa）不同，国际企业家规则是总统的移民问责执行行动，移民局（USCIS）可以在不需要通过参众两院通过的情况下，使用现有的行政权力，准许外籍企业家更轻松地进入美国，停留更长的时间。2017年1月，国土安全部正式公布了这项规则，2017年12月14日，根据联邦法院令，美国移民局正式按照开始国际企业家规则接收申请，国土安全部一一审核案例。按照该项规则，符合要求的外国企业家可以获得短期（30个月）美国合法身份来建立与扩展他们的商业活动。企业家只需要满足下面的要求，就可以获得：第一，持有所创立公司至少15%所有权并在公司运营中积极地发挥核心地位；第二，公司是过去3年在美国创立的；第三，初创公司要实际或是能证明有潜力能快速增加就业。第三个条件需要提供证明：至少获得来自美国投资人34.5万美元的投资，或者必须是美国“受信机构”认定具有丰富成功投资经验的投资人（qualified U.S. investors with established records of successful investments）。 2 英国加高投资移民门槛，但放松企业家签证要求 　　受保守党执政的影响，2012-2016年间，英国Tier 1签证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占据Tier 1签证申请数量的首要份额的留学后毕业生工作签（Post Study）于2012年向非欧盟国家留学生关闭。2014年10月16日，投资移民签证的最低投资金额也从100万英镑提升至200万英镑，并取消投资房产部分计入投资金额。该政策直接导致投资移民数量发生断崖式的变化，直至2016年底复苏也依然式微。（见图14）高技能人才（General）的申请渠道也于2015年4月6日关闭。与其收紧其他类型移民的政策不同，卡梅伦政府鼓励企业家移民英国创业，签证的语言要求于2013年有所降低，年龄要求也以加入毕业生企业家类别的方式降低至16岁。但经过2014年两类企业家的申请批准量总和的峰值（1262份）后，企业家移民数量也开始呈下降趋势。在各类Tier1签证类型中，只有杰出人才（Exceptional Talent）虽然占比不大，但逐年稳步增长。 图 14：2012-2016年Tier 1签证申请批准量（单位：份） 资料来源：英国内政部。 　　虽然英国试图通过有选择性的移民政策，将国家所需的紧缺型人才从移民潮中甄选出，但脱欧进程却使英国人才吸引力受到负面影响。从2016年到2017年9月，一年之内，约有13万欧盟移民离开英国，创2008年以来新高。同期有22万欧盟移民来到英国，较前一年减少4.7万人。2016年欧盟成员国赴英国留学的数量减少7%。伦敦以欧元计价的银行开始向欧洲转移业务，而英国本土所需的金融界人才库也随之流失严重，且流失现象很可能扩散到其他领域。 　　不可否认创业可以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初创企业在创业初始期对当地经济的显著贡献，但不可忽视的是，初创企业同样会带来就业波动，当经济遇上巨大震动或是衰退期时，就业形式也会变得更加复杂。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全球化智库（CCG）编写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