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国际组织、区域合作和“一带一路”是CCG全球化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最早以全球化命名的智库，CCG创办了“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并设置全球化相关国际议题；在海内外举办了“WTO改革”、“多边治理”、“一带一路”等专题研讨会，把“一带一路”这一主题首次带到国际安全与治理领域的世界高规格会议——慕尼黑安全会议。基于多年对全球化领域的全面研究，CCG发布出版了《“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共赢方案及实现路径》，《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全球化向何处去：大变局与中国策》等研究报告和图书，其中Edward Elgar 出版社出版的Handbook on China and Globalization是为数不多的由智库在国际权威学术出版社出版的全英文书籍。CCG提出的两项倡议入选首届巴黎和平论坛，为中国智库更充分参与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开拓了崭新模式。此外，CCG与WTO、UN 、经济合作国家组织（OECD）、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众多国际组织、国际智库和相关机构建立了良好的长效合作机制。
-
“走出去”符合期货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经过多年锤炼，中国期货行业已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保证金容量不断扩大；交易所成交排名位居世界前列；期货公司投资咨询、资产管理、风险管理子公司等创新业务也已落地。行业的健康发展为实体经济乃至金融市场提供了高效的定价平台和风险管理平台，确保了实体经济、金融系统高效、稳定运行。然而，我国在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中的话语权还较弱，期货经营机构同质化竞争愈演愈烈，期权及场外衍生品市场依然缺位。要想成为期货强国，我们还需要不断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期货行业国际化进程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就内地期货公司来说，“走出去”符合其长远发展战略。 作为大宗商品采购和消费大国，我国在主要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中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当前，铁矿石主要定价市场在新加坡，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主导了全球大豆、黄金、能源价格，伦敦金属交易所一直是有色金属的定价中心。为此，我国内地不少实体企业（如贸易商、生产商、消费商）开始尝试利用境外期货市场套期保值。但由于经济、政治、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境外期货经纪服务商并不能很好地为内地企业参与境外期货市场提供良好的平台和优质的服务。相反，内地期货公司利用类似于香港的平台实现国际化，则能很好地为内地实体企业解忧。 事实上早在2006年，在内地和香港签订的CEPA协议的指引下，已有6家期货公司赴香港设立分支机构，参与境外衍生品市场。经过多年发展，这6家香港子公司茁壮成长，发展迅速。2013年，广发期货（香港）有限公司收购英国期货经纪商NCM。南华期货（香港）有限公司去年在香港基本实现了本地业务的全牌照，今年6月又设立了美国分公司。香港子公司的发展不仅成为母公司新的盈利增长点，还积累了成熟市场的经验和理念，培育了一批熟悉境外衍生品市场的人才，为内地期货公司“走出去”打好了前战。 今年5月发布的资本市场新“国九条”明确提出，鼓励境内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实施“走出去”战略，增强国际竞争力。监管层此前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证券期货机构赴香港设立分支机构。 在当下，“走出去”可以拓展期货公司收入来源。目前，内地期货公司收入依然主要依靠手续费和保证金利息收入，但是手续费竞争激烈，同质化经营现象严重，盈利能力较弱。今年一季度，155家期货公司净利润4.99亿元，手续费收入21.76亿元，同比均大幅下降。盈利能力不佳反过来限制了期货公司在人才引进、创新业务上的投入，从而制约了公司的整体发展。 在期货公司众多创新业务中，境外代理或者说国际业务的一个明显优势是，能够直接有效增加期货公司的收入。境外衍生品市场品种丰富，走势连续，且与境内市场保持高度联动，能吸引大量境内套保、套利、跨境投资走出去。同时，境外市场衍生品合约手续费分成较为合理。 不仅如此，境外成熟的衍生品市场在市场设计、规则制定、交易清算、风险控制、产业服务等方面都已形成先进的体系，除大宗商品期货外，还有期权、掉期等深度衍生品，能够为定价和风险管理提供多样化的工具。而且，境外成熟市场的期货经营机构业务范围覆盖广泛，业务层次鲜明，定位准确。 内地期货公司从事境外期货业务，必然要对境外成熟市场的产品设计、交易清算、风险控制、技术服务等环节有所学习和运用。同时，做市商报价、高频量化交易、期权等业务尽管可以带来更多盈利空间，但对公司的交易系统、清算机制、风险控制、技术支持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我国内地期货市场主要采用静态保证金，而境外成熟市场主要采用的是动态保证金（SPAN）。SPAN提高了保证金利用率，有助于完善期货公司风险管理体系，提升市场的流动性，但同时也是对期货公司的风控水平、管理能力和运作效率提出了挑战。 借助境外业务，期货公司可以切实参与境外市场，学习成熟市场经验，提高公司内部运营管理、交易风控清算、技术服务支持等方面的能力，并为未来内地期货市场大发展做好知识、经验和人才储备。 值得注意的是，和我国内地期货公司开展手续费竞争，最终压缩行业利润不同，美国期货经纪商都有自身的业务特点和侧重方向，市场专业化分工程度高。境外期货商包括做市商（Market Maker）、经纪商（FCM）、商品投资咨询商(CTA)、管理期货基金（CPO）、中间介绍商（IB）以及大型金融机构或者企业的大宗商品部门等。即便是FCM，各自也有侧重，比如侧重于农产品的ADMs、侧重于金属的苏克顿、侧重于金融衍生品的德意志银行和巴克莱等。随着中国内地期货市场深度和广度的拓展，内地期货行业也将逐步细分，每家期货公司都需要做好定位和规划，有自身擅长的领域。 目前来看，内地期货公司通过香港平台“走出去”是比较成功的一种模式，6家香港子公司不仅为母公司带来了丰厚利润，还学习了境外市场的先进机制和理念，并纷纷涉足期权、投资咨询、资产管理等业务。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培养了一大批熟悉境外市场监管、规则、运作和客户服务的人才团队。 除此之外，在IT技术方面，已有多家国内信息技术公司能够提供符合内地投资者习惯且适用于境外期货市场交易、结算、风险管理等各环节的境外衍生品技术解决方案。 中国内地期货行业的国际化符合市场、监管、期货公司和投资者的多方利益，是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从长远来看，中国内地期货行业国际化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等宏观领域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期货公司，应把国际化作为自身的重点战略部署，积极投身于境外衍生品市场，通过学习、摸索成熟市场的制度、监管、风控、服务、技术等环节的先进之处，并结合内地期货市场及投资者的特点和需求，明确自身定位，发挥比较优势，不断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咨询服务、资产管理、风险控制能力，以迎接我国期货行业的大发展机遇。
2014年7月15日 -
能源安全的全球化视角
在中国与俄罗斯签下天然气的世纪大单后，如无意外俄罗斯将成为中国天然气最大的供应方。中国目前天然气进口LNG与管道天然气各占一半，LNG的进口主要来自卡塔尔、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分布比较均衡。随着国内天然气勘探开发力度的增加和美国开始向国际市场出口页岩气，中国的天然气供应应该在2018年后迎来比较宽松的局面，供应无虞。现在更重要的应该是如何进一步开拓天然气利用市场，扩大消费，理顺价格，提高中国对进口天然气的消纳能力，降低对煤炭的依赖。 由于海运线路的原因，中国目前有约85%的石油进口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有一些学者因此把这作为中国能源安全的隐患，担心会在未来发生冲突时被敌对势力切断，因而需要采取措施分流。尚未正式开始输油（天然气去年7月已经开始运营）的中缅石油管道正是在很大程度上为了分流马六甲海峡。然而从中国能源安全的角度来说，所谓的通道安全其实并不是一个合理的命题。 首先，如果是出现大的军事冲突，那么中国目前的海军实力的确不足以保障马六甲海峡的通航安全。同样中国也很难保障中缅石油管道缅甸段的安全，因为管道本身在战争中也更容易被破坏。何况管道即使能正常运行，其最大容量也只有中国目前石油进口量的十五分之一，保障意义不大。在战争情况下，中国的经济状况与能源需求水平也将大不一样，连国内产量能否得到保障都是另外一回事情，只能更多利用石油战略储备来满足国内需求。因此战争作为一种极端特殊的情况，不能用来指导正常情况下能源供应安全的考量。 在和平时期，马六甲海峡不但是中国石油进口的主要通路，更是日韩等东亚国家最主要能源进口通路。每天有约1500万桶原油经过马六甲海峡，而中国进口的400万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除了能源通道，马六甲印度洋的路线也是中国和东亚进出口贸易的主要通路，占世界贸易的四分之一，欧美的消费品和工业产品进口都有赖于此。因此保护马六甲海峡航运的通畅不光关系中国的能源供应安全，更与东亚的能源供应安全和世界的经济安全密切相关。即使出现小型的地区性冲突，世界各国也会由于经济利益要求冲突各方保证马六甲海峡的航运通畅。国际海运更是一个非常复杂和高度专业化的行业，国际油轮的所有者、运营方、注册地、目的地都有可能完全不同，针对某一国家实行禁止通航将非常困难。因此除非出现大规模战争或像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那样极端严重自然灾害，马六甲海峡很难对中国能源供应安全产生实际影响。 事实上，在目前全球化的能源市场里，能源安全的关键在于多元化和共同维护一个有效运转的国际市场。即使是美国也不能独力保证自己的能源安全。无论对于生产国还是消费国来说，维护能源国际市场的正常运行都与他们自身的利益休戚相关，也是他们之间的共同义务。全球性的能源市场将各国的能源安全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每一个国家的能源安全都可能由于其他国家的能源政策受损或受益，比如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减少了其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带来了更大的供应，因此对其他国家的能源供应也带来了利好。日本的福岛核电站事故导致了日本和德国的弃核政策，前者增加了天然气消费提高了LNG的价格，后者则增加了煤炭消费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 在能源系统日益复杂的今天，能源安全早就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能源供应充足的范畴，而是一个国家甚至多个国家彼此相互影响的能源系统性风险。今天能源安全的含义除了供应充足、价格可接受，还需要并符合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社会发展要求。同时，一国的能源系统需要具有足够的弹性以抵御外来的冲击和风险，尤其是在受到冲击时不同能源形式直接相互转换补充的能力。 以美国在两次天灾中石油供应的教训为例。作为国际能源署最大的成员国，美国拥有100天以上的战略原油储备和庞大的国内原油生产能力。当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墨西哥湾时，尽管美国拥有巨量的原油储备，但由于墨西哥湾的石油炼化基地全部停产，美国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成品油供应危机。而在2012年，飓风桑迪袭击纽约后，尽管当时美国有原油也有成品油，但是由于飓风造成供电网络的损毁，电动油泵无法将成品油送到城市的加油站，再次出现了成品油供应危机。 由此可以看到，能源安全既有传统能源供应的挑战，但现在更重要的是能源系统本身抗冲击能力和能源供应均衡性的挑战。另外，能源的环境影响和可持续发展也很重要。尽管目前没有明确的科学证据将美国的这两次飓风与气候变化直接联系起来，但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已经确凿地说明，由于包括石油在内的化石燃料的使用导致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气候变化将会增加飓风等极端天气的频度和烈度。而这会反过来威胁我们能源安全。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要增加能源安全不应该简单地将目光盯在能源供应来源和通道上，用传统的安全思想去担心只有在战争等极端情况下才会出现的能源通路中断，而是应该更多地注重整个系统的抗冲击能力，考察在未来气候变化或其他非传统安全因素挑战下整个能源系统的保障能力。 文章选自国家电网
2014年7月11日 -
海外投资 “中国式”环保解决方案受挫
近年来，去海外寻找投资和发展机会，让中国投资者一度热情高涨。然而，一些投资开发项目在开发建设中，频频遭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如中国海外最大铜矿项目因破坏环境被秘鲁暂停。仔细分析原因，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不能恰当处理与政府和民众的关系，最后使得中国企业不得不放慢了脚步。 一些中国公司十分注重通过对政府官员进行充分公关，获得开发项目，而不注重与当地民众的沟通交流，这种“中国式”思维方式给项目实施带来诸多困难。对社区和环境有广泛影响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中国公司因为没有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与社区沟通交流不足，未能与当地民众建立相互理解的关系，致使当地民众对中国公司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在部分地区，即使中国公司建设了援助性的工程或进行了捐赠活动，也有可能因为公众毫不知情或者获得的信息并不完全正确，未能真正获得民众的支持和肯定。 同时，“中国式”解决方案不适应海外。一些中国公司在一些法律并不完善的国家，与工人、工会和当地居民发生争执之后，往往不是通过合法手段予以积极合理解决，而是采取贿赂收买工会头目等违法方式处理，易造成无穷遗患，最终致使问题升级。 商务部研究院亚非研究部副主任张广荣提醒， 中国企业切勿将一些“中国式”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带到国外，而应加强与民众的广泛接触，以期获得民众的理解和好感。
2014年7月9日 -
“走出去”战略与国际化人才
一、我国企业“走出去”发展现状及问题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本土环境竞争增加的同时，开拓国际市场有利于本土企业利用国际资源、走向世界，实现中国市场与世界竞争市场的全面接轨。2000年， “走出去”战略上升到“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的高度，经过十二年的发展，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取得了明显成就。2001年到2012年，对外直接投资累计总额超过4000亿美元。2012年，对外直接投资创下流量87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中国成为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 我国对外直接蓬勃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主要包括投资主体单一（国有企业比重过大）、投资领域单一（集中于资源类领域）、投资失败率高、跨国经营能力较低等。投资失败给我国“走出去”企业带来巨大损失。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０９年中国企业跨境收购的失败率（指已宣布的跨境交易被撤回、拒绝或听任其过期失效的比率）为全球最高，达到１２％；２０１０年，这一比率降至１１％，但仍为全球最高。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公司２０１０年从事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２％和１％。跨国经营能力方面，据联合国贸发会研究，2013年，中国前100跨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指数平均13.98%，低于世界前100的64.7%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37.91%的水平。 中企联将中国企业500强和美国企业500强进行纵向对比后发现，2013中国企业500强的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增速都高于2013美国企业500强，但资产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收入利润率明显低于美国企业，这说明两国大企业的规模差距在缩小，但经营质量差距却在拉大。 二、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国际化人才短缺现状及原因 国际化人才短期是导致对外投资失败和跨国经营能力较低的最大瓶颈，是我国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根据2008年博鳌论坛上，麦肯锡的调查， 88%的企业高管认为缺乏人才是海外并购难以成功的首要原因。 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人才短缺问题十分严峻。入世之后，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迅速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主体。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中，国有企业比重达曾高到67%。截止到2012年底，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企业前20强中，有16家是央企，2家是国企，民营企业仅有2家。2012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桶油”的海外并购金额创下25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而国有企业决策层及管理层外国人才比例普遍较低。挑选跨国经营较为成功的跨国公司（壳牌集团）、中国民营企业（联想集团）和国有企业（中石油、中石化）代表进行比较，壳牌集团的外籍董事的比例达到66.67%；联想集团为45.45%，中石油和中石化董事会成员中，具备长期跨国工作经验的人才（也包括中国人）才分别仅有1位，差距较为明显。
2014年7月4日 -
国产手机“走出去”面临专利与渠道瓶颈
继十年前的首轮出海之后，包括华为、联想、中兴、小米、酷派、金立等在内的国产手机领军品牌开启了第二次出海潮。小米继新加坡市场试水之后，宣布今年将走入十个国际市场；华为在成功打入欧洲市场以后，今年在美国首推高端机型Ascend Mate 2；中兴也与美国运营商U.S. Cellular达成合作，将推出高性价比机型Grand S Pro……
2014年7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