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

在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侨务理论，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党和国家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侨务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升华。侨务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着共同的逻辑起点、时代背景、实践路径和目标诉求。30多年来的侨务实践充分证明，中国侨务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对于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于促进中国和平统一进程和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侨务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子体系，侨务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的新特点与新作用

可持续发展与中国开放的人才政策

    【摘要】“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对人才工作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才的可持续对国家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起决定作用。目前中国人才建设面临高层次人才发展的不可持续和教育的不可持续两大问题。中国应树立更加开放的人才观念，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 【关键词】人才可持续，教育可持续，人才国际化人才是第一资源。 国际学者早在19 世纪，就把人才资本纳入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波特（Michael Porter）1990 年在他的著作《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及人才才是解决经济发展瓶颈、提升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T.W.Schultz）在1960 年美国经济年会上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他认为决定人类前途的并不是空间、土地、自然资源,而是人的能力。而2005 年多伦多大学商业与创意专业教授查理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在其《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Creative Class）中提出的“3T 理论”（Talent，Technology，Tolerance），认为推动经济发展的要素是：人才（Talent）、技术（Technology）和宽容度（Tolerance）。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对人才的重视也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14年5 月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与外国专家座谈时指出“一个国家对外开放，必须首先推进人的对外开放，特别是人才的对外开放。”新一届政府十分重视人才工作的对外开放。“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30 多次对人才工作做出重要论述，且在不到一年时间中，分别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 周年庆典、上海外国专家座谈会与两院院士大会上，连续三次讲话提及“国际人才”，指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要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要广泛吸引海外优秀专家学者为我国科技创新事业服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人”不仅是我们发展的价值目标，也是发展过程中的最重要的参与因素。人才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人才是第一生产力，人才的可持续决定着国家竞争力发展的可持续。当前，阻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的因素之一是“人才”建设的不可持续。人才建设存在高层次人才发展的不可持续和教育发展的不可持续两大问题： 1“高层次人才”发展的不可持续问题 1.1 中国存在巨大“人才赤字”，人才发展不具备“可持续性” 每年出国的留学生数量庞大，且有大量留学生滞留不归，但来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却很少，流失的人才并没有得到及时补充。截至2013 年底，我国在海外留学生人数为161.38 万，而在华留学的外国学生数量仅有35.6 万人，存在125.78 万人的“留学赤字”（图1）。世界各国平均拥有的国际留学生的比率约为5%，中国不到0.3%。中国还存在“移民赤字”：截至2013 年，海外现有的中国移民有934.25 万人，而中国境内的外国移民人数仅有84.89 万人，二者相差849.4 万人（图2）。巨大的人才赤字反映了我国人才资源缺乏“量”的补给，发展不具备持续性。 1.2 中国人才流失严峻，人才资源“质”的提升缓慢 根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3》的研究，中国每年出国留学人数为四五十万，2013 年达41.39 万人。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于世界首位。据2011 年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的一项数据调查，2009 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确定留在美国和计划留在美国的中国学生比例，分别为53%和74%（表1）。因此，美国有媒体把国内个别著名大学比作“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的《2012万名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报告》，留学回国人员在境外留学时间平均为1.9 年，其中硕士学位1.5 年，博士学位3.8 年。约一半为国外1 年期硕士学位项目毕业生，以英国学校为主，获得博士学位又有相应研究或其他工作经历的高层次留学人才的回流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人才流失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我国人才资源无法获得正常速度的“质”的提升。我国为培养人才付出巨大成本，人才却流失国外，为他国发展做出贡献。人才的成长过程承载教育、科研等资源投入，人才的流失，实际上是我国教育、科研等资源的变相流失。长此以往，影响我国科技和社会创新发展的速度和效率。 1.3 中国存在明显的“人才壁垒”，妨碍长远国际化战略目标的实现 所谓“人才壁垒”，指的是在人才流动过程中人为设定的、人才跨境流动和在异国居留时遇到的制度性障碍，其衡量标准包括签证申办难易程度、居留难易程度、留学生就读和工作政策等。目前全世界各国都在加紧放开国际人才流动政策，而中国的人才壁垒依然较高。2013 年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要使50%国际留学生留在日本工作。2014 年6 月，日本又宣布人才移民的居留门槛从居留5 年下降至3 年。但是，依据我国《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外国留学生毕业、结业、肄业、退学后，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出境，不能留在中国工作。同样，外国人才要在华长期居留，共需要办理就业许可证、外国人就业证/外国专家证,外国人居留证3 个证件，公安部和人社部分管不同的证件，办理需要跑不同的部门，手续繁琐。各类证件有效期不衔接且有效期短，根本无法满足外国人才居留需求。这使得中国企业在开发国外市场、引进国外技术、推进“全球化”战略方面缺乏国际人才支持。2003—2011 年，中国平均每年发放绿卡248 张，美国一年发放的绿卡总数量超过100 万张，其中专门针对国际人才的人才型绿卡就有十几万张。 在出入境方面，香港、台湾的华侨回乡时可办理10 年一签的回乡证、台胞证，印度给印度裔海外人才办理印度裔卡，永远不用办签证。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估算，中国海外华人华侨中，专业人才数量超过400 万。这些人才想回乡有些无法办理长期签证，每超过3个月就需要出境续签。另外，我国存在人才利用的壁垒，例如留学人员从政难现象：许多有留学背景的人才面临着难以进入或难以继续在行政部门任职、难以担任行政岗位人员等情况，被新的“海外关系论”干扰，抑制国际化背景的人才难以参与社会创新。这些都使得中国的高层次人才面临着“出得去、回不来、留不住、不重用”的状况。 2 教育发展的不可持续问题 2.1 人才流失使中国高校面临生源危机 老龄化和生育率降低，导致高校招生难，是各国教育普遍面临的问题。大批学生出国留学，让我国高等教育流失了大量生源，很可能导致教育的招生难。在过去7 年，在美国的中国中学生增长了365 倍，每年飞往香港参加SAT考试的大陆学生增加了近10 倍。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3 年2—6 月针对从北京毕业出国的低龄留学生调研数据（有效问卷156 份）显示，前25%的尖子生中有70%想出国。台湾为了解决高等教育招生难，放开了招收大陆学生的限制。未来中国高等教育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如不增添实力并开放市场，通过扩大来华留学政策，很可能导致未来大批高校倒闭。另外，我国高等教育本身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思想等问题，又会加剧人才流失，形成恶性循环。 2.2 教育改革滞后，落后的教育质量影响人才“内涵式”发展 中国的教育改革相对滞后，官本位问题严重，创新不足，难以培养出高层次创新人才，教育资源配置不均，重基础设施建设轻学术人文建设，这些都导致中国的教育水平和质量与国际相比有很大差距。教育决定一国人才实力的强弱，国内毕业生创业创新能力不足已经十分突出，我国人才资源依然以“粗放型”模式增长，没有实现“内涵式”增长。根据麦肯锡2009 年的研究，中国工程类大学毕业生大概只有10%能够胜任国际化人才的需求。这些都敲响了中国教育不可持续的警钟。 2.3 教育国际化程度较低，在全球教育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存在严重的国际化程度偏低的现象。首先，我国高校教师国际化程度低。在发达国家，高校教师实行全球招聘的现象非常普遍，教师来自全球各个国家。美洲大学协会，代表了美国和加拿大大型研究型大学，表示其61 个美洲成员机构中有11 个的老板出生于国外。2013年，纽约地区的3 所高校任命了出生于国外的校长：库柏联盟选择了一位来自印度的学者；西顿霍尔大学，有一位来自菲律宾的申请者；史蒂文斯理工学院，有一位伊朗人。在香港，在高校任职的外籍教师占总数的40%—50%，而且99%的教师都拥有在国外学习的经历。而2010 年，在我国大陆高校任职的外籍教师为11 287人，占高校教师总数不到1%。近年来国内高校全球招聘校长实施的成效也并不显著。 其次，我国高校国际学生比例也较低。根据OECD统计显示，2011年，澳大利亚、英国等发达国家，国际学生占高校学生的比例均在10%以上，澳大利亚甚至近20%，而中国只有0.3%，且其中进行短期语言培训的学生占比很高（表2）。 3 加强人才建设，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政策建议 加强人才建设，是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紧迫任务，也是加强人才工作、促进人才强国战略实现的重要保障。为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3.1 树立全球人才为我所用的人才观 全球人才为我所用的人才观，正是美国发展成功的最重要因素。移民已成为美国科研不可或缺的力量。1960—2013 年，美国有72 名移民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在美国的7 大顶级癌症研究中心中，42%的研究人员出生在外国。2010 年，在美国科学与工程领域拥有博士学位的就业者中，外国人比例达到42%。美国市值前50 名的上市公司中，有近一半是移民创建或共同创建。我国在开发利用海外人才方面，却十分滞后。在过去10 年中，国资委的海外招聘多数流于形式，绝大部分的人才通过其他国企应聘和内部招聘到位，只有大约10%的人才是通过海外招聘进入国企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步伐的重要法宝。人才建设工作，也要实行改革开放，树立开放的人才观。“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中国自古有广纳天下贤才为我所用的用人观，在全球化时代，更应树立宽容博大的用人观念，树立一种全球人才为我所用的人才观。 3.2 加紧制定完善出入境和居留等人才政策 我国高层次人才政策，尤其是签证、居留等移民政策的不完善，是导致人才赤字的主要原因，应加快简化出入境手续、降低居留门槛，为外国人才来华提供便利。例如，增加我国72 小时免签的试点，尽快在全国正式实施；考虑延长免签时间。72小时免签政策，不仅极大促进了来华旅游、贸易等经济活动，也为外国专家来华考察、参观和交流提供了巨大的便利，获得了国际人士的广泛认同，建议尽快在全国推广；其次，对于长期以来，以各种方式服务国内建设的海外华人华侨专业人士，发放多次出入境签证；第三，降低中国绿卡的申请门槛，扩大绿卡的发放范围和数量，吸引外籍高层次人才来华投资和从事科技文化事业。扩大中国护照的含金量，将免签协议从外交、公务护照或因公护照扩大至因私护照。 3.3 加快颁发侨胞证 海外华人华侨是我国在海外储备的巨大人才库，应加快吸引海外华人华侨回国服务。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程度加深和中国经济发展机遇的增加，海外华人华侨与祖国联系的需求增多，对获得海外华人公民身份证的呼声逐渐高涨。2014 年2 月8 日，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NCCA）、美国华人专业团体联合会（UCAPO）、中国旅美科技协会（CAST-USA）、美国中美联合商会（CAUCC）等社团在美国大华府地区蒙郡议会大楼联合举办了“海外华人身份证研讨会”。可以借鉴印度颁发海外印度人卡的做法，并比照颁发给港澳台同胞的“台胞证”或“回乡证”的做法，发放“海外华人身份证”。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持证人在签证、出入境、投资、工作、居住等方面，享受永久居民待遇。在自愿的基础上，经审核认可，采取分阶段、分地区、有重点地进行。例如，可先针对改革开放后持中国护照出国的第一代侨胞，在地区上可从欧美发达地区开始，然后再针对侨胞第二、三代，再扩展至其他地区和国家等。 3.4 调整来华留学生相关就业政策，吸引优秀外国留学生留在中国发展 美国、日本和新加坡均允许留学生毕业后，在本国居留一段时间找工作。日本甚至正在计划实行留学生毕业包分配政策。建议我国也尽快放开留学生毕业在华工作的限制，修改现行的《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给予在中国完成2年以上学业、本科以上学历的外国毕业生为期半年的寻找工作的临时签证时间；允许外国留学生来华就读期间勤工俭学、在校外实习；如果具备博士学历，或具备硕士学历但专业符合我国紧缺职业清单，给予1 年寻找工作的时间。目前，我国高校接收自费来华留学生的收入远比接收通过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的收入高，导致许多学校不愿接收通过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的学生，因此影响了通过政府奖学金招收来华留学的招生数量和培养质量，建议增大留学中国的奖学金规模。2010 年，教育部颁布中国第一个吸引留学生的《留学中国计划》提出：到2020 年，在内地高校及中小学校就读的外国留学人员达到50 万人次，其中接受高等教育学历的留学生达到15 万人。该计划反映了我国对来华留学生的重视，应尽快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切实推进。建议借鉴国际相关经验，在该计划框架下，挑选若干重点大学实施高等教育国际化示范工程，支持所选大学增加吸引留学生的教学和生活设施、加大外籍教师的引进力度、加强相关领域教师的国际化培训、增设全英语教学课程等，由此带动全国效仿实施，提高海外学生来华留学的积极性。 3.5 改革教育体制，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 目前中国高校尚未建立教授治校的现代化管理体制，虽然几乎每个学校都设有学术委员会，但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往往仅限于纯技术性的学术评议和审核，并不参与学校管理，没有决策权。相当于行政体系管理学校的管理体制并没有发生变化。中国高等教育应逐步完成中国教育去行政化，完善校长治校制度，使教育部门回归学术、科研本位，逐步将中国打造成世界性的学术科研中心及国际人才中心；优化课程设置，改革教育方式，培育多层次、多领域的创新人才。在发达国家，大学校长和教师全球招聘是很常见的现象，中国高校的领导者也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获得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领导力量，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 3.6 允许国际资本在教育领域开办学校，鼓励中外合作办学，提高教育国际化程度 中国改革开放后，在经济领域引入外资竞争，倒逼本土企业发展。在教育领域，中国也应尽快引入外资，将中国高校推向世界，与世界教育机构展开竞争。在无法一步到位放开外资办学的情况下，可以先开放部分教育市场，鼓励本土教育机构与国外名校开展合作办学，通过国际学分互认、开设交换学生计划等方式，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在引入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引入我国紧缺专业和先进的管理模式、教学理念等方面对我国公办高等教育改革起到借鉴作用。几年来宁波-诺丁汉大学、西安交大-利物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分校等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受到各方好评。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可以继续尝试通过进一步扩大和提升中外合作办学来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程度。只有完善人才机制、改革教育体制，才能形成人才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进入新时期，中国在市场、产业等方面本身蕴含着巨大潜力，是世界投资者关注的重要区域。如果中国能在人才结构等方面持续改善，把中国打造成高端人才汇聚的中心，必将能加快中国强国之路的步伐。 参考文献 1 王辉耀，苗绿.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3. 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173. 2 王辉耀，刘国福.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 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21. 3 80 后中国留学生八成回国，高层次人才回流率低. 信息时报. http://www.chinanews.com/lxsh/2013/08-14/5161438.shtml，2013 年8 月14 日. 4 年均发卡仅248 张中国绿卡门槛有望降低. 新京报，2014 年6月5 日. 5 香港SAT 考试年赚过亿. 深圳晚报，http://wb.sznews.com/html/2013-05/04/content_2466569.htm, 2013 年5 月4 日. 6 OECD.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3: OECD Indicators. OECD Publishing, 2013. 7 林小春. 美国引才聚才的启示. 科技日报，2014 年6月9日. （文章选自《中国科学院院刊》2014年第4期）

吴建民、罗援：当下中国如何与世界打交道

编者按：国力在壮大，中国也面临着大国双边关系冲突频发，美国六成的海外空军力量部署亚太，日本右翼势力走强，解禁集体自卫权令地区安全变数重重，东海、南海等区域遭到各方挑战。如何避免陷入被动？中国对外战略步伐也在悄然转变，在主权与领土争端上正采取更强硬的策略，与国家外交形成合力，是否正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中国对外战略应如何调整？对未来世界潮流与趋势如何研判，中国能否实现软实力与价值观对外输出？本文节选自凤凰卫视中文台《寰宇大战略》最近两期节目文字稿，篇幅所限，部分内容未能刊出。文中内容不代表南方周末观点。供读者参考。 西方在一致遏制中国吗 邱震海：中国不断发展，很多冲突也在不断产生。为什么越发展，好像我们跟外部的冲突反而越上升？这是必然趋势还是我们主观认知、研判出了问题？我们请来了吴建民先生和罗援将军。民间有人把二位标签成中国最大的鸽派和最大的鹰派。 吴建民（中国外交学院前院长、前驻法大使）：鸽派和鹰派这种说法都标签化。 罗援（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副会长）：这是美国人给我贴的一个标签，但我要加一个定语。 邱震海：理性的鹰派。 罗援：他也是理性的鸽派。我跟吴大使有很多接触。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邱震海：鸽派、鹰派，是从两个角度对国家利益切入，一个国家需要两种不同的声音。最近几年，摩擦与对抗不断，美国重返亚太，日本右翼势力抬头，解禁自卫权等，媒体人粗浅认为，可能这是战略利益与价值观冲突，吴大使认同吗？ 吴建民：你刚才的描述，有事实根据，也有夸张。我这个年纪的人，经历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各个时期，中国的战略处境目前是非常糟糕还是相对比较好？我跟你有分歧。 我们开始的安全处境非常糟糕，朝鲜战争打到家门口了，派志愿军去，后来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中国在亚太国家的关系才展开，1962年跟印度打了一仗，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跟苏联人冷战，十年。当时是两极世界。 你把安全处境讲得非常严峻，好像战争一触即发。应当记住小平同志讲的话，不要天下看成一团漆黑，好像不得了了，其实世界上矛盾多得很，我们可以利用的因素多得很，处境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 罗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西方国家要遏制中国的崛起。 吴建民：西方有没有人想遏制中国？当然有，从意识形态出发。但说这是整个西方的一致政策，我不赞成。 邱震海：美国和日本不断对中国指责，阵营似乎正在清晰，中国和西方现在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已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国和西方充满战略不信任，有代理人的冲突，如在东海通过日本，在南海通过越南和菲律宾，香港问题也是一个载体，这个观察二位是否同意？ 吴建民：代理人冲突是一种使人产生误判的看法。冷战时期，美苏两家对峙，通过一些代理人对抗。说现在是中美两家在激烈对抗，这是大的判断，如果失误，就出问题了。我们的代理人是谁？根本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罗援：美国通过代理人跟我们对抗。 吴建民：说代理人冲突，就引到美苏冷战时期。现在美国跟他的亚洲盟国之间有共同利益，但如果把它上升到代理人冲突，把当年的美苏关系等同于今天中美关系，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判。把西方看成铁板一块，不符合我们党一贯的思想。 要在分析基础上建立我们的政策。美国有没有人想遏制中国？当然有，有没有人不喜欢中国社会？当然有。但这个世界是复杂的。 我1971年去美国时，中美贸易额500万美元，2013年中美货物贸易额5821亿美元，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共同利益推动。今天中美之间有没有摩擦？当然有，但对大局要有判断。不仅习近平主席讲，从小平同志开始就这么讲，中美之间共同利益大于分歧。我在美国待了十年，有“好几个”美国，不是铁板一块。美国、欧洲、日本完全是一样？一棍子打死，是一种愚蠢的说法。 罗援：现在是美国重返亚太，要派六艘航空母舰、60%的水面舰艇、60%海外作战飞机到亚太地区。我们希望美国给个解释，说美国不是在遏制中国，我们愿意相信这句话，但要听其言观其行，你派这么多军队移向亚太，针对谁？光一个朝鲜半岛问题？ 吴建民：我觉得有一定片面性，美国这几年军力到底变化多少？原来太平洋舰队就是最大的舰队，大部分都在那。美国讲重返亚太，不对，他从来就没有离开亚太。 罗援：我不太同意。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马上要出版一个2013年美国军力评估报告，详细指出了美国有多少舰艇、飞机到亚太地区。 吴建民：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向亚太转移，这过程没有完成，当然要重视，就看如何应对。各国军队都准备打仗，这是一个方面，要把军方言论认为整个是美国立场，和平崛起还有吗？处理好中美关系非常关键，如果觉得整个针对我的，只有对抗，这是对形势的误判，如果这样，我们为什么跟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且达成了共识。 合作与冲突，未来谁将占主导 邱震海：都是为了共同的中国国家利益，有的强调以合作来慢慢消灭冲突，有的认为现在冲突来了，通过斗而不破，获得利益。204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从1979年到2049年，2014年正好在时间的中段。未来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是不是也将有一种新常态？ 吴建民：我对这个新常态有质疑，突出的是中国同美国在有些问题上的斗争大大增多了？ 邱震海：就是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质变了。 吴建民：质变了吗？我认为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总体上是好的，和平与发展还是时代的主题。过去30年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你说质变了，好像天就黑了，这个判断是错误的。 罗援：倒不能说是新常态，但中美之间是有一个常态，吴大使经常引用小平同志一些话，小平同志还曾说过，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 吴建民：这不是邓小平讲的。你可以查，邓小平没讲过这个话。 罗援：但小平说过斗而不破。 吴建民：邓小平讲过四句话：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这是1989年中美关系处于低谷时这样讲的。 邱震海：25年过去了，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主流，但恕我直言，吴大使，您是不是过于看淡了中国目前的冲突环境，过多看重了合作？罗将军，您是不是过高估计了冲突的部分？如果看淡了，也许会犯麻痹症，如果看重了，也许会犯焦虑症。未来走向何方，取决于研判。中国目前到底处于什么阶段？ 吴建民：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罗将军他们非常重视战争，中国过去饱受战争的祸害，我对战争非常警惕。 邱震海：如吴大使所说，合作大于冲突，但在合作大框架里，冲突部分处于什么地位？ 吴建民：冲突各方没有要准备武力解决。国际舆论也是说，不要擦枪走火。不要忘记中日有一个和平友好条约，双方要用和平、外交手段解决相互之间一切分歧，条约是邓小平主持下签订的，仍然起作用。 日本现在对集体自卫权松绑，中国人看得很重，但日本人宣布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作废了吗？ 罗援：但实质上他拥有了交战权，原来是和平发展，现在想武力崛起。 吴建民：中日两家承诺，双方的一切分歧通过和平手段外交手段来解决，这条他否认了吗？ 罗援：可日本什么时候遵守承诺了？日本的战争，都是不宣而战。 吴建民：要分清楚战前的日本跟战后的日本不一样，战前是天皇体制，定下来后全国启动，不像战后。 罗援：战后安排的一个最大失误，就是对其天皇体制没有彻底清算。 吴建民：一、中日之间共同利益还是主要的，这是大判断。二、日本现在右翼的情况要高度重视，罗将军讲的忧患意识我非常赞成，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但不能妨碍实事求是。军国主义时期，其军事预算占预算的80%，起码三分之一，现在不到1%。我们要看到危险，但不能把它夸大。 罗援：日本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图跟中国打一次全面战争，现在中国是拥有战略核威慑能力的大国。但局部冲突…… 吴建民：美国人也不希望他打。 罗援：美国也不敢跟中国打一次全面战争。 吴建民：不是敢不敢的问题，世界变了。 罗援：敢不敢也是一个原因，是一种战略平衡的问题，不管是高线平衡，恐怖平衡。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邱震海：你怎么看老百姓的心态？全体国民悲情未脱，现在很盼望着一场民族复兴，这当然完全是正义的，但又不无茫然、焦虑。 罗援：民众中有忧患意识，可以理解。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时，我们是想和西方国家搞好关系，最后对我们形成的压力是谁呢？反而就是他们。现在美国还坚持一种冷战思维。奥巴马上台，只当老大，绝不当老二，最近又说美国要领导世界一百年，这是中美之间难以破解的一个结构性矛盾。 吴建民：不要犯时代的错误，杜鲁门主义出笼时世界还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今天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 罗援：不要忘记小平同志下面紧接的一句话，到目前为止这两个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和平的问题没有解决，发展的问题更加复杂。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当然要保持警惕。 吴建民：保持警惕我始终赞成。我在很多国际场合跟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都讲，任何国家在实行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不要喊国防现代化。当然中国必须有强大的国防。 罗援：为什么中国一提出国防现代化，他就说中国军事威胁论？ 吴建民：这是一部分人。不要认为整个西方世界的意见都是这样。 罗援：美国现在创造了一个词，遏制加接触，这就是美国现在对中国的一个政策。我非常赞同吴大使，我们要保持一个大国战略上的定力。一个定，一个力，定就是必须划出一些红线，绝对不能过。力就是说到做到，要有力量，这时才能做到战略上的定力。 吴建民：美国有些做法对我们有遏制一面，但是不是一定围堵中国？我不认为。2013年我们跟世界的贸易4.15万亿美元，外交部统计过，从1949年到1978年快30年，中国出国的人数加在一起多少？28万，每年不到1万人，2013年，快一亿人走出国门。被围堵，这交流局面还会出现吗？ 习近平主席讲的，中国同世界的利益水乳交融，连成一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有分歧，有矛盾，但这不是全局。 怎么理解“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罗援：现在西方媒体说中国打破了现状，首先要问谁先打破了现状。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美国、日本1950年代就设了防空识别区，不叫打破现状吗？现在在九段线之内，别的国家打了八百多口钻井，在有争议地区，怎么没人说他打破现状？ 吴建民：我们过去的力量够不着，现在力量够得着了，当然要行使主权，这毋庸置疑。另外，分歧要放在两国关系的全局来看，这样就冷静了。 领土问题，对小平同志的思想要深入理解。他在1984年10月22日中顾委第三次全会上的讲话，讲到南海诸岛问题，也讲到钓鱼岛的问题。小平同志不懂得战争的作用？他比谁都懂，但他提出的办法是，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是化解的思路。 罗援：前提条件是主权归我。现在要凸显主权归我。有多种表现形式，比如开“981号”石油钻井平台。我们提共同开发，别的国家不跟我共同开发，搞排华性共同开发，为什么不可以独立自主行使主权？ 邱震海：过去中国讲合作，相当程度上忍让，近几年，主动出击似乎比较多？ 吴建民：现在有力量了，要处理这些问题，理所当然，但这并不能改变基本战略，是什么？和平发展。讲过去忍让，现在要斗争，这个看法我不赞成，过去当然有斗争，1989年后，我们跟美国斗得多厉害。 罗援：这涉及如何看待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问题。这两个应放在一块，不能把韬光养晦作为外交战略。这个说法有几种版本，我听到刘华秋同志讲的一个版本，叫“善于守拙，绝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一个完整的外交战略，应该把这两句话结合在一块，该韬光养晦，韬光养晦，该有所作为，有所作为。比如讲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不能把积极和防御两个词割裂开。 邱震海：这个度到底如何把握？ 吴建民：是面临着很多挑战，但要坚信一条，潮流还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习近平主席就任总书记后，多次引用孙中山先生的四句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9·11”十周年前夕，美国记者到我的办公室采访，坐下来第一句话是，吴大使你们是“9·11”的最大受益者，过去十年你们发展得多好，我们就顾打仗了。我说，说中国是“9·11”最大受益者，不对。现在还有一门说法，认为乌克兰危机出现后中国又赢得了十年战略机遇期，也是错误的。好像人家倒霉了，中国就好了。人家好了，中国是不是倒霉了？应当看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 罗援：现在和平发展虽然是大框架，在现实中，还没有完成。美国几乎四年打一场大战，怎么说他是和平的？他在我们周边进行遏制。吴大使认为不是围堵，但我认为还是一种围堵的态势，我们必须要保持一种战略上的警惕。 怎么解决？习近平同志最近提出了一个新安全观，非常重要。不是对抗，是一个综合的安全、共同的安全、合作的安全、可持续的发展的安全。这和完全对抗安全观不一样，是要试图通过合作来解决一些复杂的问题。 合作与善战：各自的分量 吴建民：美国不是发动两场战争，倒了大霉吗？寻找利益的会合点，开展合作，建立利益共同体，双方基础更牢固了，就可以更好处理战略问题。 罗援：我们讲和平发展，不等于挂起了免战牌，什么问题都逆来顺受。战争仍然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有侵略和反侵略之分。 吴建民：现在谁举起战争旗帜，谁要头撞南墙。现在哪个国家敢打中国，我看不见，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现在看不到。 罗援：现在这种可能性是严重存在的，日本在一再挑衅。 吴建民：日本马上要打中国吗？外来威胁不能低估，高估也不对。 罗援：时代潮流也不是和平麻痹。争取和，准备打，必须两手都要做好准备。解放军就是要保卫国家，保卫我们主权领土完整。 吴建民：军队要准备打仗，这个毫无疑问。 罗援：对，这就回到了主题了。 吴建民：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中国当然要强大的国防，但绝不能举起战争的旗帜，还要通过合作的办法来使得我们国家更加安全。李克强总理讲的，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 罗援：现在并不是我们要举起战争的旗帜，是有的国家准备举起战争的旗帜，我们必须自卫。 邱震海：你们谈的都是整体国家利益，关键是度到底在哪？ 吴建民：度是跟最大利益相联系的。度在什么地方，最大利益在什么地方？21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大的利益是保持发展的势头，中国赢得这个发展势头很不容易，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才出现这样的势头，这个势头是最重要的。 邱震海：把和平发展称为道，必要的斗争是不是一种术？斗争是为了服从于和平发展，就像很多朋友说的，以战促和。 吴建民：小心，不要轻易言战，这非常重要。 罗援：善战不言战。 吴建民：以战促和，好像要发动一场战争，我相信绝不是这样的。 罗援：刚才大使讲的很重要，现在我们要保一个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机遇期确实非常难得，几百年难得的这么一次，不要轻易打断。以前在世界排名第五、六名，几年时间，现在排名世界第二，这就是战略机遇期带来的和平红利。但这个战略机遇期，只能去争取去维护而不能守成，完全守战略机遇期，最后是守而不成。 我们的国家利益分成核心战略利益，第一个就是国体、政体不容颠覆，第二主权领土完整主权不容侵犯，第三就是可持续的发展力不容中断。维护核心战略，必须要有一个底线，有刚性，不能突破。比如我们不拿领土去换和平。 吴建民：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共同利益在发展，这是一个大前提。领土主权问题无非就两种办法解决，打和谈，我们赞成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和平解决争端的游戏规则，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中国也是一直坚持。 罗援：有战略问题和战术问题。就像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战略上是采取守势，防御态势，但战役战术上，有时会采取一些行动。战略和战役有区别，全局和局部有区别。整体上要保持整个战略机遇期，非常重要，非常难得，但在必要时，该出手时要出手，出手有多种可能。 吴建民：该出手时是什么，打仗吗？ 罗援：不一定是打仗，现在还有很多非战争军事行动。“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伐兵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但也是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手段，在此之前，应该用智慧谋略包括外交来解决这些问题。 吴建民：今天谁敢打中国，首先这个前提你就没有看清楚。今天战争能解决问题吗？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解决了什么问题？中国现在领土争端问题，通过战争能解决吗？ 罗援：他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最后被列强所欺负。 吴建民：以为打就能解决了，这根本是错误的。战争能解决问题？ 罗援：反侵略战争能解决问题。 吴建民：现在有谁打中国？ 罗援：现在有些国家已经对中国形成遏制。 吴建民：遏制跟打是两回事。 罗援：没有打的准备，他肯定要欺负你。中国近代以来，我们受侵略、受欺负就是由于没有强大的国防。 邱震海：两位唇枪舌剑，但其实都是为了完成同一个国家利益。吴大使说战争解决不了问题，当您把这个底线亮给所有你的朋友，你的对手时，会不会把底泄露了？ 吴建民：不对。维护和平发展的势头，这是最大底线。 邱震海：但您的思维中，战争基本不是一个选项。 吴建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现在我们有强大的国防，也有核武器，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到哪个国家有对中国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就是现在中日之间有争端，但日本像甲午海战对中国发动战争，不可能。 邱震海：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可能是一场小的战役，但能扭转乾坤，打出一片战略局面，就像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那样。 吴建民：不要把不同情况混淆在一起。领土争端现在打能解决吗？ 邱震海：罗将军，当你说我们要善战方能言和时，是不是不小心就会把本来是术的冲突变成道的冲突，影响了中国整体的和平发展战略？ 罗援：一战后，欧洲弥漫着一种泛和平主义思潮，或者绥靖主义思潮，最后导致了二战的爆发。言战并不就是要打仗，要做好战的准备。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邱震海：他刚才说绥靖主义、和平麻痹等等，在您身上有没有存在？ 吴建民：我认为他把时代搞错了，认为1914年2014年很相似。但时代变化了，在过去的战争与革命时代，打完仗后，割地赔款。打完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敢割地敢赔款吗？ 罗援：美国1999年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把我们的飞机撞下来。美国的飞机抵到我们的家门口抵近侦察，是一个友好表现还是一个敌对表现？小平同志在1979年还对越反击作战，1988年打了赤瓜礁之战，1974年打西沙海战。 吴建民：现在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这是一个关键，局部战争在进行。 罗援：打不起来是因为我们有强大的核力量，形成了一种战略上的平衡，如果战略失衡，这种危险性仍然存在。 吴建民：什么叫平衡？中国的武器跟美国的武器一样就平衡了吗？ 罗援：在核武器的问题上就是这样，你能灭我十次，我灭你一次，一样。 邱震海：我们当然都是为了国家，为了和平发展。我问大使，您是主张中国军力不断发展，还是主张发展到一个度，然后慢慢维持适度的往上增长？ 吴建民：度在什么地方？军事发展不是跟美国搞军备竞赛，苏联搞军备竞赛搞垮了，中国绝不能重蹈这个覆辙。跟美国一样叫平衡吗？那会把中国引向军备竞赛，是一条死路。 罗援：战略上的平衡不是数量上的平衡。你有核武器，我有核武器，你是一个大指头，我一个小拇指，这也是战略平衡。我们不和美国搞军备竞赛，我们的战略、战略起点、战略投入不一样。我们可以搞不对称的发展，但必须做好准备。 吴建民：在和平与发展为主的时代，谁举起战争的旗帜谁倒大霉，美国就是这样，中国绝不能重蹈覆辙。 罗援：但是放弃反战争的旗帜，谁更倒大霉。我们举和平的旗帜，举反侵略战争的旗帜。 吴建民：谁对中国要发动侵略战争？ 罗援：没有吗？我们不愿和美国打仗，但基辛格讲了个非常精辟的话，如果美国真把中国当做敌人，中国就很可能是你的敌人。 邱震海：中国未来到底何去何从，2014年确实是一个十字路口，无论是国内的经济、社会问题、体制问题，还是对外战略问题。如何研判，如何出招，我们没有给您提供现成的答案，这就是公共讨论，最后的答案都在您的心中。 （文章选自《南方周末》， 2014年8月1日）

国务院推进户籍改革保证随迁子女平等受教育权利

中国教育新闻网7月30日讯，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区分性质；建制镇和小城市的落户限制将全面放开，中等城市的落户限制也将有序放开。《意见》明确，改革的目标是，“到2020年，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意见》同时提出，结合随迁子女在当地连续就学年限等情况，逐步推行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中考和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