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引发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例如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也会使得本土文化的内涵与自我更新能力逐渐模糊与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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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建国：中国将出现全方位高水平立体式开放
魏建国，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顾问，商务部原副部长
2017年5月16日 -
黄日涵：与世界对话，领全球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注入正能量
文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 黄日涵
2017年5月12日 -
马岚：商业银行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潜在机遇与风险评估
引 文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行前夕，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在北京联合举办“一带一路与新型全球化青年研讨会”。 【摘要】：随着全世界逐渐成为一个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的不断融合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在不断加快，虽然2016下半年至2017年出现了“特朗普促使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英国正式开始脱离欧盟”、法国极右翼政党运动、意大利民粹党派“五星运动”等多起世界政治经济领域的“黑天鹅事件”，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而推行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但从世界整体角度看，由于国际间供需动力的驱动和供需资源信息化的飞速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经济大国继续推行“一带一路”的对外经济政策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具体到区域贸易和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如何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新型国际经贸合作机制是推动区域乃至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关键路径，本文也将致力于该课题的研究。 一、序言 提出于2013年并正式落实于2015年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发展构想，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洲际地缘区域治理的新型区域经济合作形式，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国将基于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战略方向，构建多条跨越亚、欧、非三洲以实现合作共赢的陆上经济大走廊和海上经济大走廊。在经济层面上，“一带一路”的战略目的有两大层次：近期着手于“基建产能输出转移+资源进口输入”，远期着眼于“商贸文化互通，区域内互补共赢”。目前已经具体从交通运输业、基础建设材料业、装备制造业、能源行业、通讯行业、贸易行业及文化旅游行业分别展开起国际经贸合作，其中累计签订承包工程项目一万余个，已对50多个沿线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2015年，我国承接“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服务外包合同金额178.3亿美元，执行金额121.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42.6%和23.45%；2016年新签沿线相关国家服务外包合同金额达到10213亿元人民币，增长20.1%；执行金额7385亿元，同比增长17.6%。2016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约为9535.9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达25.7%，较2015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且保持较大顺差额。但受全球经济改善迟缓、全球贸易发展徘徊低迷、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等因素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额较2015年下降了4.9%。 那么如何建立中国与6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多层次多元化的新型国际经贸合作机制呢？还是应该“化复杂为简单”，从经济的微观层面的最基本问题即供需关系开始着手研究。传统的也是著名的计量经济解释模型--“贸易引力模型”认为影响两国双边贸易总额与两国各自的经济总量、投资占GDP的比重、人均收入（体现人口变量）、贸易法律政策及金融货币政策（体现政府治理质量等制度变量)、建交时长、停战时长等解释变量成正比，与两国之间的距离（体现部分交易成本）等解释变量成反比，在近30年扩展后的贸易引力模型中，还引入添加了是否有共同语言、是否有共同边界、是否资源丰富、是否属某区域贸易组织等虚拟变量。由于数据直观、逻辑可信，所以该模型在学术界有很强的解释力。而本文将从最原始的利益驱动角度出发，紧抓供需关系这一根本的基础的经济规律，从互换互补关系和经贸传导机制的角度逐步探讨当代多层次多元化的新型国际经贸合作机制。 二、对基本情况的初步研究 下表列举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东亚、东南亚、西亚各国对于与我国贸易合作的基础条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东亚、东南亚、西亚各国是我国“一带一路”政策的主要对象，全面了解其进出口结构，根据供需状况和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双边和多边贸易是我们推进“一带一路”政策、繁荣我国外贸经济的直接有效的途径。例如，从表1可以看出西亚多数国家需要进口机械加工、装备制造类产品，我们即可从供需关系出发，再利用我国重工企业的成本价格优势促成国际订单。从近几年的贸易产品看，事实上，电机电气设备、石油天然气等矿物燃料的确分别是出口、进口最多的产品。 另外，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多产业的合同开发空间非常广阔，但沿线国家往往缺乏核心生产技术、相关产业经验以及发展资金，而这些正是我国拥有的相对优势，事实证明，通过2015年至今的“互补性”的外经贸发展，表2中的主要产品种类的出口额得到了大幅的攀升。 三、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研究 大量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同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商品的供需关系的互补性较强，这计量经济学中体现为双边间如GDP等多个宏观经济变量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与共同波动态势。利用计量经济学时间序列模型，从单一序列升级到VAR、CVAR、SVAR的高维数量模型，最终使用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GVAR对双边经贸合作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得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出口和进口贸易1个正向标准差的提升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1.57%和1.77%；相反，中国经济增长1.2%则可以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个区域双边进出口贸易平均幅度提高0.63%和1.02%。” 另外，中国经济的增长对于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和异质性特征。所谓“溢出效应”就是某项活动要有外部收益，而且还是活动的主体得不到的收益。由于以生产为主体的人类经济活动，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整个过程，是由物质流、商品流、人口流和信息流把乡村和城镇居民点、交通运输站点、商业服务设施以及金融等经济中心连结。因此，在经济活动中的“溢出效应”现象也就更加直接、更加明显。 通过表3可以看出，与中国经贸往来日益增多的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蒙古、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国的GDP增速受中国经济的影响被带动提高。 在经济学上，区域经济增长不仅依靠其内在因素，同时也越来越受到周边地区经济增长的关联带动。从发展经济学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经济集聚与扩散理论来看，区际产品流动、区际资本流动、区际劳动力流动、区际知识流动等角度存在区域经济增长的溢出机制。 具体来说，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可以通过几个潜在的重叠机制而实现，这包括经济制度的模仿、政治的稳定性、信息的完整性和对称性、是否加入区域贸易协定、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程度以及双边和多边的国际贸易往来。通过表3的逐年数据观测完全可以证明，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蒙古、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国的GDP增速产生了积极地影响，这与事实正相印证，而且随着最近几年中国对外经贸和投资地理格局的改变，对这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表现更趋明显。 再次，依据供需关系原则从贸易互补性的角度出发，使用贸易结合度、贸易互补性指数、贸易依存度、RCA指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逐个进行研究，从综合互补性和细分互补性两个方面对商品贸易关系进行比较，预测我国与这些国家未来经济合作的可持续性。可以得出：我国与印度、我国与波兰在初级产品贸易在较强的互补性；在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有激烈的竞争性；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方面存在一定空间的互补性。 四、从经贸传导机制的角度探讨多层次多元化的新型国际经贸合作机制 研究多层次多元化的新型国际经贸合作机制一直是国内外的热点问题，角度不同方法也多种多样，但从“供需决定贸易”这个浅显又根本的原则出发来考虑，国际经贸合作机制的研究需要从经贸往来的各种方式和路径来着手展开。从微观层面上讲，经贸合作往往需要货物或劳务的贸易，这在宏观上体现为进口与出口；往往需要资金的融通，这在宏观上体现为利率与汇率；有时还需要在当地兴建厂区或码头等，这在宏观上体现为直接投资总额；有时还需要对知识技术进行传播、对人才进行培训，这在宏观上体现为国际经贸的内生性或是“无形的溢出效应”；有时还需要在当地兴建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这在宏观数据上体现为基础设施投资额；在国际经贸中，石油矿产贸易比重很大，经贸往来很大程度上受到石油、铁矿石价格的影响，这在宏观上体现为石油、铁矿石价格指数的波动效应。 所以，结合实证研究分析，我们大体可以通过考察以下6种传导机制来探讨新型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机制的构建。 （一）依托贸易传导机制 贸易传导机制受各国贸易政策影响较大，表现为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的变化及变化趋势。中国扩大出口贸易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7）》显示，从出口方面看，2016年中国向沿线国家出口5874.8亿美元，较2015年下降4.4%。中国向沿线国家出口占中国总出口额的比重为27.8%，比2015年增加了0.9个百分点，2011年以来整体呈上升态势，2016年达到近年来的高位。从进口看，2016年中国自沿线国家进口3661.1亿美元，较2015年下降5.7%。中国自沿线国家进口占中国总进口额的比重为23.0%，比2015年下降了0.1个百分点，2011年以来这一比重整体呈持续下降的态势。 从进出口结构看，2011-2015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顺差额逐渐扩大，2015年为2262.4亿美元，较2014年增加47.2%，是2011年的16倍；2016年顺差额为2213.7亿美元，较2015年少48.7亿美元，为近年来的首次下降。2016年，中国与52个国家贸易顺差，其中与印度的顺差额最大，达470.7亿美元；与12个国家贸易逆差，其中与马来西亚的逆差额最大，达109.0亿美元。 从贸易市场看，中国是沿线主要贸易国家的主要进口和出口市场。在“一带一路”沿线主要贸易伙伴国中，中国是新加坡的第一出口目的国，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的第二出口目的国，是印度、印度尼西亚、阿联酋、菲律宾的第三出口目的国；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6个国家对中国出口额比重均超过10%。除印度、菲律宾以外，中国在其他8个国家中的出口额比重都有所上升。 中国是沿线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第一进口市场。越南自中国进口占其总进口额的比重最高，达到34.7%；其次为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除越南同比下降0.9个百分点以外，其他9个国家自中国进口的比重都有所上升。 （二）依托金融传导机制 随着中国的人民币进入国际货币的“提款袋”，人民币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加大，有研究表明，如果人民币贬值将对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起负面作用，其原因在于，如果人民币贬值将降低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总的购买能力，势必减少对石油等资源丰富的国家的进口，并会引发各国争相贬值的恶性竞争，各国出口企业其实也将会付出更多的交易成本，这将既扰乱国际金融秩序，也很难真正实现“货币贬值拉动出口”的政策目的。此外，利率升高资本回流的道理则不难理解。另外，由于目前中国资本开放项目仍然有限，利率的传导机制也有限，汇率政策是目前主要的国际金融传导机制。 （三）依托直接投资传导机制 计量经济的研究模型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绝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而且由于中国外汇储备比较雄厚，其影响已经超过了贸易途径的传导机制，尤其对东南亚、俄罗斯、蒙古等国家更加显著，这也符合“引力模型”中的地理距离作为主要自变量的理论。值得一提的是，亚洲开发银行作为新兴的多边发展融资银行，其大量的股权融资、储备金和留存收益足够可以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添砖加瓦。 需要提醒的是，中国的国内经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要依靠了投资的拉动，甚至养成了“投资才能兴业”的习惯，但目前投资边际收益率急剧下滑，海外的 项目建设和服务外包应尽量避免“盲目投资”和“低效投资。” （四）依托知识、技术及人才传导机制 在国际贸易的同时，必将伴随着知识技术的传播和人才的流动，这种溢出效益往往与贸易传导机制和对外直接投资（FDI流出）交相融合，但根据内生增长理论，这又的确是一种相对独立的传导机制。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可以借此顺利地“搭便车”。技术水平比较接近的两个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则会产生正向和逆向两个方向的技术溢出效应。 认识到知识、技术及人才传导机制对于构建新型国际贸易合作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有些国际间的项目开发可以不再是简单的“货物买卖”和“投资兴建”，而是可以通过“技术投入”、“人才交流”等多种智力支持的方式来实现。 （五）依托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传导机制 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往往要早于“投资建厂”，所以这种传导机制一般具有前瞻性，同时交通及电信领域的建设对于当地来说将是永久收益的固定资产，对于经贸的发展贡献持续长久。所以在新型国际经贸合作中不妨建立“收益权出租”、“按揭偿还”、“合作建设”等方式以方便今后的贸易往来，同时减少前期贸易开展的交易成本。 （六）依托石油、铁矿石等价格传导机制 目前，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第一大的能源进口国和第二大能源消耗国，中国已经深度回旋在世界能源体系的急流中，但是中国至今无力影响世界石油欧佩克价格和澳矿价格，形成了在世界能源供给中的被动局面。一方面，如果中国能源需求减少，则会导致主要能源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如果中国能源需求增加，却也不会导致能源价格下跌。拜托这种“怪圈”需要中国加强与伊朗、俄罗斯等国家的能源基地共建等深度合作。 石油、铁矿石等价格传导机制提示我们应该在新型的国际经贸合作机制中更多地考虑“能源长期协议价格”、“能源基地共建共采”等合作方式。 五、对构建新型国际经贸合作机制的补充建议 （一）充分利用生产要素的互补性 在国际经济、技术、人才、贸易等方面的合作，应加大招商引资并探索并购境外优质资产特别是高新技术、知名品牌和营销网络。一方面我国的优势产品，如机电产品、家电、家具产品可以直接销售往沿线国家；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东盟等经济合作区域的税收优惠和物流条件以及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在当地设立生产基地，建设完整的产业链。 （二）加强国际合作，化解贸易风险 由于不同国家的政策和法律不同，在反垄断、劳工、税务、行业准入壁垒以及环境保护等多种经济因素方面存在国别差异，而且不同国家的相关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也会因为外部的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从而缺乏整体性和连贯性，这一直在给各国的科技投资企业带来诸多风险，这需要各国国际经贸管理部门的驻外机构为本国及他国提供政策、税务、法律等方面的综合贴近服务。 （三）完善政府调控，协调发挥整体优势 政府应从顶层设计以及政企协同两发面着手，彻底打通一带一路新渠道，推进贸易自由化，建立良好的公平贸易环境。首先是加强互联互通建设的顶层设计，完善政策体系，从上层建筑即经济战略与策略方面突破政策瓶颈，这是构建贸易自由化的先决条件。其次，政府应协调发挥各家企业的整体优势，通过组建零售贸易平台、补贴建设境外园区“组舰出海”，避免“单船漂流”；支持中国企业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共同成立民间”一带一路“合作平台。另外，应加强国际合作与协商谈判，解除对各国制造、零售、物流企业的诸多限制。 （四）强化金融手段，合理控制资金流动 在利率与外汇方面，需要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影响力，完善国际结算体系，推动人民币对卢比、里亚尔、里拉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的直接结算，密切维护人民币的币值稳定，保证人民币的整体保有量，监管主要资金流动，合理融通融投资金，结合国际市场情况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变动，并为防范各种系统性金融风险做好护盾作用。（作者：中国民生银行 北京理工大学经管学院 高鹏飞） 文章选自《“一带一路与新型全球化“青年研讨会论文集》，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
2017年5月12日 -
储殷：“一带一路”是中国智慧对全球化的“反哺”
文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储殷
2017年5月11日 -
隆国强：“一带一路”带来了什么？
隆国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目标，就是通过加强沿线国家之间全方位多层面的交流合作，充分发掘各国发展的潜力，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形成互利共赢的区域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5月14—15日在北京举行。“一带一路”理念和倡议究竟带来了什么？如何以全球视野设计并实施？它对新一轮全球化的影响如何？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接受了《中国经济报告》记者的独家专访，并发表了其最新观点。 “一带一路”三大特点 中国经济报告：“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他区域合作协议相比，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 隆国强：“一带一路”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区域合作发展倡议，有助于促进沿线各国的经济繁荣和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从全球角度来看，“一带一路”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一带一路”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区域合作发展倡议。区域合作是全球经济发展和治理的一大亮点：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约20个区域合作项目，发展到现如今的450多个项目，呈飞速增长趋势。近几年，一个新趋势产生了，即超大型的区域合作安排开始出现。比较典型的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中方极力推动的亚太自贸区，以及正在洽谈中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一带一路”沿线涵盖65个国家，43亿人口，无论是从覆盖的人口数、GDP占全球贸易的比重，还是从覆盖疆域面积的角度看，毫无疑问都是一个超大型的区域贸易安排。 第二，“一带一路”主张开放的地区主义。当前，绝大部分的区域合作项目都是一种封闭的自由贸易安排，即成员国之间通过谈判达成由成员之间共享的成果。如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三国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这三个国家之外的非成员国不能享受贸易零关税政策。成员国之间通过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安排，会创造很多商机，包括贸易、投资机会在内的贸易创造效应。然而，在成员国之外的非成员国，非但享受不了这种贸易创造效应，可能还会受到贸易转移效应的伤害。例如，原先美国与国家A的贸易往来存在关税，但由于NAFTA的出现使得从墨西哥到美国市场的关税变为零，墨西哥的产品在美国市场中占据了非常大的优势，那么原本属于国家A的市场份额就有可能被墨西哥顶替，即国家A的贸易机会被转移到墨西哥。开放的地区主义通过协商推进成员国之间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降低关税，以及一些通关便利化的成果，除了成员国之间相互享受，非成员国也可以同等享受。 APEC就是最典型的开放的地区主义组织，同理，“一带一路”也秉持开放的地区主义，是一个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倡议。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宏大，内容丰富，覆盖超过了以往几乎所有的自贸安排。习近平主席提出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设施联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几乎囊括了国际经贸合作交流的所有内容。相比之下，现有的任何一个自贸安排内容都显得逊色很多。因此，当这个倡议被提出后，不仅中国非常重视，也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截至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政府表示全力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域内国家，越来越多的域外国家也对“一带一路”产生了兴趣。作为诸多国际合作机制之一，“一带一路”在联合国2017年的一个决议里被提到，说明这项倡议的国际认同度越来越高。 “一带一路”倡议不能只说不做，一个区域合作倡议被提出而没有落实就等于零。应当边说边做，边做边说，相互促进。“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园区建设等已经破土动工的项目在东道国的反响都很好，这进一步增加了其他国家对这一倡议的兴趣。希拉里担任美国国务卿时也曾提出过一个“新丝路合作倡议”，但由于美国并没有真正投入资源，着力推动和落实，这个倡议如“昙花一现”，很快就没有人记得。相比之下，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后，政府和企业都开展了大量工作，大量的经济贸易合作、基础设施合作等实质性举措不断推进，这些项目的“开花结果”，进一步坚定了所有参与者的信心，并带来了非常好的正面效应。与此同时，相关机制也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特别是金融方面，如域内、域外国家都有参与且不断有新国家申请加入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等。随着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更多机制性安排将会随之确立起来。总体而言，“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新的区域合作倡议，的确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并且效果显著，进展速度出乎人们意料。 带来了什么商机 中国经济报告：从企业视角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主要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商机？ 隆国强：作为区域合作倡议，“一带一路”毫无疑问给域内和域外国家的企业都带来各种各样的商机。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商机更是无处不在。 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一带一路”的域内国家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发展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是优先领域。“要致富，先修路”不仅是中国在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经验，也是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一个基本规律。正是因为这种考虑，在“一带一路”倡议下，2015年3月2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把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作为“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对东道国来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推进，毫无疑问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对中国企业来说，更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不仅有助于企业走出国门，去承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有助于带动中国生产的机器设备进入国际市场。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从总包、设计、融资、管理、施工、设备提供和运营等各个环节中都积累了经验。“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给中国企业提供了商机，中国的企业、技术、资源、设备将走出国门。比如，承包建设一个电厂，那么承包商就会将中国的发电设备带出去；承建一条铁路，中国的成套机车设备就会被带出去。这就是最直接、显著的商机。 其次是开展进出口贸易的机会。随着该倡议越来越深入人心，沿线国家企业也会越来越关注同中国企业开展贸易投资活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郑新欧国际铁路货运班列等十几条欧亚铁路专线的开拓大大便捷了中国和沿线国家的贸易活动。如今中国很多城市的货物可以通过火车横穿欧亚大陆，直达德国、波兰，与海运相比虽然运输成本较高，但时间成本却压缩很多。如果没有“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每经过一个国家的海关，都需要进行检查，手续繁琐。如今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各国政府，特别是海关、铁路运营部门通过协商，使得通关便利性大大提高。 再次是投资机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潜力巨大，中国企业恰逢一个“走出去”的高潮，无论是农业、矿业，还是制造业、服务业的投资都开展得风生水起。如对矿业投资者来说，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无疑是个天堂，将获得更多石油和其他矿产方面的机会。随着中国比较优势的转换，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寻找成本更低的地方，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引下，中国企业直接到海外去投资和发展，也会使中国对外产业转移能够更加有序，更加安全。 在以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让一个企业单独面对当地的政府、合作伙伴，会存在很多不确定的风险，包括法律、市场、汇率风险，甚至还有环保、社会风险等。“一带一路”倡议下企业的“抱团出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些风险，提高企业在海外发展的成功率。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属于风险较高地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不健全，政府的治理水平有限，法律法规不完善，项目配套条件比较差，甚至个别国家处在战争中，时时面临国内的军事冲突、宗教极端势力、恐怖分子活动的威胁。对于要“走出去”的企业来说，必须要趋利避害，做好风险防范。 总的来说，机遇很多，但是风险也很多。我们在开展投资和贸易合作之前，一定要对相关国家和市场进行深入的调研分析，评估可能存在的风险，在此之后再“走出去”，要注重相互合作，提高企业成功的概率。 智库的作用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智库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着加强交流和提供解决方案的作用。为什么智库有着其他科研机构所没有的作用？ 隆国强：智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可以发挥一些独特的作用，在各个国家，智库的长处是： 第一，智库对本国实际情况的了解程度高。与纯学术机构不同，智库的专家都是做政策研究的，是真正熟悉和了解国情的专家。与各国智库的交流能够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期待，机遇、挑战、合作的空间，以及政府的战略、政策。因此，这方面交流是非常有价值的。 第二，由于智库的本质是研究公共政策，是对本国政策有影响力的，通过智库间合作能更好地宣传和推广“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有助于这些国家的政府、企业、公众更好地理解和接纳“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第三，智库可以为推进“一带一路”出谋划策。通过合作研究寻找到区域合作的突破口，从而切实推进战略对接、政策对接和项目对接。因此，智库在推动“一带一路”的进程中可以发挥独特的优势。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智库在“一带一路”的倡议进行中，应该如何做？ 隆国强：作为一个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落实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在研究有关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专题。2016年，我们集中研究了“一带一路”合作中的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我们专题组首先要考虑的是在一定的时间内，“一带一路”技术设施建设所需要的投资规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题组对此进行明确的评估。大家通常引用的数据是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即2010-2020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总需求预计为8.28万亿美元（国别投资需求约为8万亿美元，区域投资需求为280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给出的数据针对的是亚洲的30个经济体，和“一带一路”所涉及的经济体概念不能等同，因此，我们试图对“一带一路”的整体投资需求做一个评估。 我们对基础设施的整体投资进行如下区分：道路基础设施（包括铁路、公路等）、能源基础设施（包括电网、石油管道等）以及电信基础设施，并对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前景、潜力、问题、解决方案以及合作机制分别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也将向社会公开，并与同行们一起交流，以期为促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一定作用。 中国经济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办的“丝路国际论坛”，计划每年在沿线相关国家举办，已经分别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西班牙马德里、波兰华沙举办，其效果如何？ 隆国强：丝路国际论坛和“一带一路”的国际智库网络,两个机制目前开局良好。经过连续三年来在境外举办丝路国际论坛，该论坛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成为中国机构组织的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海外平台之一。2016年在华沙，习近平主席、波兰的总统、总理、副总理都出席了论坛的开幕式并发表了演讲，来自许多国家的现政要、前政要，跨国公司、大企业的领导人，以及各方智库的领导人汇聚一堂，丝路国际论坛已然成为一个官商学研共同研究、交流和推进“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倡议的国际平台。 另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成立的“一带一路”智库网络，是邀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域外国家和国际组织组成的一个国际网络平台，以实现智库之间进行沟通、交流、合作为目的。与此同时，我们同一些境外智库开展联合研究，一系列有关“一带一路”的实质性联合研究正在沟通和开展。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经济报告：4月6—7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晤。你如何看待现阶段的新型大国关系？ 隆国强：特朗普的当选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很多新变化，他更加注重美国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他强调生产在美国，消费在美国，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为了落实这一点，他在竞选时就提出不少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当选后也一直试图落实。特朗普提出的政策包括财政、税收、金融、贸易等领域，同时他还宣布退出TPP，可谓令全世界眼花缭乱。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主要的构造者、主导者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公然宣称其政策要转向搞“保护”，对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带来了很大冲击。因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家都在讨论和思考，美国国家政策的转向是否会给其他国家带来很强的示范效应——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抬头，反全球化的声音愈演愈烈。 如今的全球化会向什么方向发展？还需要观察。不可否认，中国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受益者，一个自由、开放、稳定的全球经济治理环境对中国来说利大于弊。全球化反映的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既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的整体利益。维护和促进全球化，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新兴大国的国际责任。当然，中国也必须警惕问题的另一面，即能否承担超乎自身能力的国际责任。因此，中国不仅要与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全球化大局，也要准确定位，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补好短板，提升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一方面，中国需要尽快加强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内的资本技术密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为进一步推动贸易自由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中国需要深入研究并建立一套既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利益，能被其他国家广泛认可和接受的全球治理理论，“以理服人”。此外，人才、智库和部门协调机制也是提升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领导力和竞争力的关键。 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 中国经济报告：全球化的前景如何？中国应发挥什么作用？ 隆国强：全球化是基于自由贸易理论演化出来的一整套支持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规则体系，通过贸易投资合作更加充分地挖掘各国的比较优势和潜力，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高效率的配置，从而加快经济发展。目前，一个最大的不足在于全球化的包容性不够，全球化的规则本身并非完全公正、合理，更多地体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诉求，而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甚至有些发展中国家成为了全球化的受害者，扩大了国家间的发展差距。因此，我们希望未来的全球化能在这方面有所改善。 改善不是革命，不是把现在所有的规则、全球的治理体系推倒重来，而是在承认现有规则合法性的基础上，进行适当改良，让它能够更加体现包容性，更多地体现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当前全球化面临挑战，可以说是站在一个十字路口，面对两股不同力量的作用，一股是将它向后拉的保护主义力量，另一股则是继续坚持自由化的力量。 我们希望既要维护全球化的大局，也要进一步推动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当美国表现出逆全球化的态势后，很多继续支持全球化的国家也期待着中国能够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甚至提出中国应该发挥领导作用。 我个人认为，目前美国依旧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强国，它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力无人可及。现在特朗普不愿承担其大国的国际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为全球治理结构的变革留下了空间。未来不会再维持现在“一超多强”的局势，或许将转向一个“集体领导”的结构。我个人认为，200多个国家一起投票的效率太低，G20是一个不错的“集体领导”平台。在这样一个集体决策治理体制下，各国的领导力不再表现为谁说了算，而在于提出让大家都能接受的好倡议。 全球治理需要中国智慧。这种智慧，来自于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来自于国家建设的经验，以及不断增强的研究能力和软实力等。未来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将是支撑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领导力的关键。 中国经济报告：此前中国提出的有关倡议，在落实过程中有什么困难？ 隆国强：从倡议到落实需要一个过程，各国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比如大家都认为结构性改革很重要，但结构性改革需要靠各个国家自身的力量来推动。中国有体制优势，以供给侧改革为改革的主线，中央、地方部门全力推进，取得了成效。但其他国家的结构性改革，面对那么多利益集团，推进改革说易行难。 在2016年杭州G20峰会通过的倡议中，有“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内容，这就给了国际社会一个强烈的信号，这是改革的方向。然而2017年3月17—18日在德国巴登巴登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中却没有“反对一切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表述。自2008年以来还是首次出现这种情况，这进一步加深了外界对于全球自由贸易发展前景的担忧。国际社会应加强协调，共同维护经济全球化的大局。(记者：马玉荣) 文章选自中国经济报告，2017年5月9日
2017年5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