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丁学良”共搜索到13条结果
-
丁学良：希望今天和明天的哈尔滨，再现百年前的魅力、开放、包容、创造2023年5月8日
无论是哪一个领域的全球知名城市，它们都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国际化、全球化。而这也正是哈尔滨在百年以前领先于中国其他城市最大的原因。
丁学良 -
丁学良：教育体系应该像好的公路网 高速、中速、弯道都有2021年11月24日
要建立灵活多元、多通道的教育体系，这个教育体系就像一个好的公路网。不像铁路，公路网包括高速，中速，弯道都有，要保证年轻人，不管多大年纪，都可以进入教育体系，而不是错过了入口就再也进不来了。
丁学良 -
丁学良解读澳大利亚为何“对中国翻脸”2021年5月28日
澳洲在安全方面对中国越来越警戒强硬，这和美国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外交、安全政策基本上是合拍的。
丁学良 -
丁学良：在海外一拿到学位马上就回国是下策2017年9月20日
丁学良，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专家观点 丁学良 -
丁学良： 招聘菲佣前，内地雇主应该上几堂课2017年8月21日
摘要 合法聘请到一位好的菲佣，你可以把家里很多事务放心交给她。但是，你们的孩子只能请她“养”，吃饭穿衣玩耍等等，不应该请她“教”，因为她的母语是菲律宾语，英文不地道，中文也不地道，孩子只能学会地道的菲律宾语，其它的语言能力就上不了正轨。 本文作者：丁学良（哈佛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最近有一个话题激起了内地和香港的连锁反应。最初来自菲律宾的几则报道说，中国大陆正在联系从该国直接引进大批家政助手（domestic helpers这是雇工合同上的正规用语）到五个主要城市就业，将提供比香港高三倍的月薪。此前引进菲佣都是经由香港的中介，香港有些人的反应当然很着急，这样一来，市场竞争就会立马不利于香港雇主，必然带来月薪的攀比上涨。目前香港法定的外来家政助手起点月薪相当于人民币约4千元，外加医疗保险和年度探亲假往返机票等补贴。这对普通的港人家庭已经是一笔可观的开支，如果内地真的比这个水平高出很多，香港非富豪的雇主们就会哇哇叫了。 菲佣作为一个外来的特殊社会类别 笔者更关心的，倒是内地的热烈反应，因为大量正规地招聘菲佣对于内地居民来说，还是一个崭新的社会现象，广泛牵涉社会学、法学、教育学等领域。让我们首先从此前二十多年里香港媒体屡屡报道的几类典型事例谈起，它们引发的诸多问题内容实在，足够给内地潜在的雇主上几堂课。按照契约，菲佣工作生活在雇主家，每天24小时里极少有自己单独的时间和空间，除了周日那一天。身处异乡的她们之间有广泛多样的联谊会之类的社会网络，周日便是她们出门会合的黄金时段，数百成千人聚会在一起，颇为壮观。好在香港还有很多的公园和绿地，不过也造成本地居民和游客时不时的抱怨，因为这些公共空间被她们占用大半天，轮不上别人享用。内地准备招聘菲佣的五大城市，必须对此有足够的管理资源和程序的预演。笔者首先能想到的，是菲佣和另一个群体会争夺有限的公共空间——广场跳舞的大妈们。双方凭藉手机串联众多伙伴抢先占场，很难避免摩擦。菲律宾是全球最大的天主教国家之一，全国近一亿人口中，除了南部地区以穆斯林信徒为主，其它城乡都是强韧的天主教社区。因为该国的信徒既众多又虔诚，早年间菲律宾的大主教甚至都进入了梵蒂冈教皇候选人的名单。内地若是计划大量招聘菲佣——据菲方媒体的报道，是10万名——那就得准备足够的合法天主教礼拜场所，否则就会引发很多问题。一到周末，全香港到处都可以见到菲佣结队去做礼拜，内地城市的宗教事务管理部门以及城管大队，必须早早着手将这件事情纳入规划。 菲佣具有的现代权利意识 菲律宾本国的舆论界和国际媒体，对该国的报道评论长期充满了阴暗点，黄赌毒、贪污腐败、暴力、绑架、恐袭，样样不缺。这也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菲律宾公民，宁可离乡背井到异国去谋生。但不可以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外国雇主可以像对待家奴那样对待她们。菲佣绝大多数是受过中等教育的，少数还上过大学。她们到了社会综合状况更好的异国他乡以后，很快就学会了自我保护的正规和非正规的方式方法，包括成立菲佣工会组织和法律协助小组。她们联系在港的洋人专业团体的机会很多，而这些洋人是具有高活动能能量的。由于对此认知不到位，在香港曾经闹得纷纷扬扬的劳资纠纷挺多，包括雇主不仅让菲佣做家政，而且还让她们到雇主开办的商店工厂做额外的工作却不发给相应的加班薪金；对每周一天的全休施加多种限制，剥夺了她们部分的合法自由时间；歧视其宗教信仰乃至性骚扰和侵犯等。若是闹上法庭，负有严重过失的雇主须赔偿或坐监。假如没有通过法律渠道及时解决摩擦，有些菲佣就私下里对雇主的孩子实施报复。相比起来，还是早早开设正规的程序（包括法律渠道）来解决摩擦为佳，那样的话，在大多数案例上就是让雇主花钱了结是非，远远好过让小孩子成为菲佣泄愤的对象。笔者认定，内地在这个领域里需要提前理顺的制度环节和准备工作，实在是太多了。 恰恰是由于包括以上讨论的几类实例在内的一系列因素，香港的雇主方和中介机构早在好多年前，就已经筹谋另辟通道，开拓其它的家政助手外劳市场，而不是老是靠菲律宾一国提供来源。印尼是最大的后继市场，因为该国人口是菲律宾人口的2.5倍，多余劳力更加丰沛，起点工资水平更低，尤其是在雇主眼里，印尼劳工更加谦和朴实、更加吃苦耐劳。在笔者熟悉的香港中产阶层圈子里，目前来自印尼的劳工比例已经超过菲佣。对市场要素极为敏感的香港中介机构，甚至都考虑到若干年后，再开辟比印尼劳工更“价廉人美”的新来源，其中包括缅甸。这些阶梯式的外劳资源的开拓视野和筹划，都值得内地的同行业参照。 期待菲佣当英语老师的雇主须知 内地家庭有关招聘菲佣的期待中最需要加以冷静分析的一点，是作为父母的雇主，盼望高价雇来的菲佣不但能帮助自己料理家务，更能够教育孩子学习英语。确实，在本身没有受过足够英语教育的那些家长眼里，菲佣的英文口语水平是把小孩造就成双语人才的宝贵资源。可是，这里面埋藏着不少的误解。绝大多数的菲佣是具有一点英语交流技能的，但其中只有极少数人，她们的英语才达到发音尚可，语法基本正规，措辞适当的水平，也就是所谓的“not native but functional”的实用程度。1993年春，笔者首次到香港工作，就对本地的“两文三语”的教育倡议（即：培养本地学生达到书写能力会用中文也会用英文，口语能力会讲粤语和英语也会讲普通话）深感兴趣，于是特地去请教中文大学的一位资深社会学家张教授（他是两文三语人才）。他的观点是：达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公共资源投入巨大，家庭支出也很大。他的解释基于多年的实地观察：普通香港家庭夫妇英语都能过关的很少，大部分人的口语技能偏低。他们很会算账，若是送孩子去国际学校进入地道的英语系统，学费太贵。于是夫妇两人都上班赚钱，花几千港币雇来菲佣，以为她又能照看孩子，又能买菜做饭洗衣服，还能教孩子学习英语，太划得来了！他们由于自己的英语不灵光，缺乏判断力，不明白大部分菲佣的英语是broken English的水平——发音不准，语法错乱，语汇欠缺。让这样的不合格英语讲者教孩子，不是误人子弟，而是误己子弟！ 张教授的解释成为笔者随后考察的起点，一年多下来，问题基本上理清了。英语很好的菲律宾外劳，寻求的岗位是到条件好的机构就业，诸如在酒店、餐饮、超市当营业员，甚至到写字楼里当杂务助手。这些工作除了薪金高一点外，还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和空间，远胜过24小时呆在别人家当保姆。做家政助手的大多数菲佣，她们很不过关的英语，会使孩子从一开始接触外语的关口就被引入歧途。八岁以前的孩子学外语，最易达到地道水平。如果一起步就走歪了，以后再扭转则事倍功半，在发音、语法、用词各方面，很难攀登到精致水平。 不要忘记人力资源市场的通则 在学外语这件事上，就像在很多市场领域里一样，便宜没好货——你不可能花一份家政工人的薪水，就雇佣到“三头六臂”式的多面专才。这违反人力资源市场的通则：香港初等教育系统里的外语教师，薪水加福利的总和，是菲佣的十几倍。英语那么好的菲律宾妇女，至少可以去做医院养老院里的护士（经过中期培训）或服务人员（经过短期培训），干嘛去做家政工人？不妨回味一下英国女王丈夫爱丁堡公爵2013年的名言：“菲律宾肯定半空了，你们全都在NHS这里工作。”NHS是英国全民医保系统，当时公爵在看望医护人员，护士是菲律宾人。上面提及的中文大学张教授，当年恳切劝告我们这样刚来香港的年轻同事们：合法聘请到一位好的菲佣，你可以把家里很多事务放心交给她，像是让她开你的名牌车接送孩子上学放学，让她为你去缴纳各种费用，让她陪同你们全家去度假，或是你们出门度假时把全家交她看管。但是，你们的孩子只能请她“养”，吃饭穿衣玩耍等等，不应该请她“教”，因为她的母语是菲律宾语，英文不地道，中文也不地道。你把孩子让她“教”，孩子只能学会地道的菲律宾语，其它的语言能力就上不了正轨。当年张教授的劝告令我受益匪浅，现在转送给内地准备招聘菲佣的读者。 文章选自灌茶家，2017年8月11日
专家观点 丁学良 -
丁学良：亚洲金融风暴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狂飙2017年8月1日
摘要 政经危机中，华人社群很方便成为这些地区的怨恨和攻击目标，与历史上西方常发生针对犹太人的怒火是同一道理：都是外来者，都是少数族群，都难以进入政界军界成为权力集团成员，都主要靠经商谋生，都不属于主要宗教教派，再加上移民背景因此都具有广泛的跨国联系。 本文作者：丁学良（哈佛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回顾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其中的一个大要素具有密切的现实启示意义，那就是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之间曲折不平的反复拉扯和直接对抗。如今与二十年前最显著的区别，是当时的反全球化潮流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当今的反全球化主要发生在最老牌的发达国家。这真是应了一句江南俗谚：三十年风水轮流转，二十年河东变河西！但其中的深层教训，却是内在相关的。 亚洲的经济民族主义 二者的深层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民族主义刮起的政治和社会狂飙。与那场亚洲金融风暴相关的民族主义有多种变体，首要一种是所谓的“经济民族主义”，其行为主体是亚洲多个经济体的政府和受特别照顾的产业。比如日本，几十年里，它对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设立有形无形的门槛，而同时却竭尽全力向外国市场倾销日本产品。笔者参加美日关系研讨会时听到美方所举的一个绝妙例子是医疗器材，日本拒绝开放市场的理由是：“日本人的身体结构和生理反应跟白种人不一样，所以美国的医疗器材不适宜日本消费者。”韩国也是运用同样的招数：拼命出口本国车，而自己奉行“身土不二”的保护主义——韩国大街上基本上看不到进口车。东北亚的经济民族主义被稍后发展的东南亚视为效益绝佳的国际贸易政策，成为20世纪后期的发展研究领域里最富争议的焦点之一。 不要忘记：这类争议如今成为特朗普当局跟贸易伙伴的紧张关系之源，他把此前达成的贸易协议都称作“美国工作岗位的杀手”。在美韩即将重开自贸协议谈判前夕，一个数据闪出刺眼火花：韩国承认，在原来的自贸协议于2012年3月生效之后，韩国向美国的汽车出口达到了154亿美元，是美国向韩国出口汽车的9倍（据DW网站2017年7月17日报道）。1980年代以降，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商界政界每年都在为上述的贸易不平衡恼火，出招频频，力求扭转局势，但效果并不明显。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深层的动力机制，除了亚洲多家政府的保护主义起作用——制造业的综合比较优势之外。亚洲生产的多种商品确实比美欧同行业的商品成本更低，因此更易于打进大众消费市场。 西方的金融国际主义劲风 在制造业领域里难以全面和亚洲厂商竞争的美欧，其政界商界随后使出的一记新招数——以“金融国际主义”冲击经济民族主义的堡垒：你有你的比较优势，我也有我的比较优势。美欧的金融服务业在整体规模、业务范围、操作规则、跨境灵活性、产品多样性等方面，远远领先全球，不但东南亚经济体比不上，连韩国和日本也不是对手。西方发达国家靠着软性的引诱条件、硬性的政府施压手法，使亚洲原本对外全封闭或大半封闭的金融市场，在20世纪后期被陆续敲开了大门（参阅《风暴后的政策检讨》，该文强调1995年是转折点，N.D.克里斯托夫和 D.E. 桑格：“美国引导亚洲资本过分流动”，《国际金融信息报》，1999年3月17日译文）。亚洲多国的资本账户越来越对外放开了，资金流通越来越接驳上境外的机构了，而同时期它们的中央政府和监管机构却还是停留在早先的水平上。再加上它们的财力相对规模较小,政商关系不干净,体制不透明，哪能经得起金融大鳄、对冲基金之类国际超级炒家的十八般武艺？于是就有了20年前爆发的金融风暴。
专家观点 丁学良 -
丁学良：20年后，亚洲金融风暴教训仍未过时2017年7月18日
专家简介 丁学良,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摘要 从学术研究和政策分析的角度看，20年前的那场金融风暴最重要的贡献，是把贪污腐败一类问题引进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而在这之前，此类问题都被主流经济学视为不相干的因素，至多只是边缘性的麻烦现象。可是亚洲金融风暴的病源，大多数都是与此盘根错节连在一起。 本文作者：丁学良（哈佛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今年夏季是亚洲金融风暴爆发的整整20周年，纪念这场危机的研讨会已陆续在亚太地区登场。人们对它至今不忘，首先是因为这场金融风暴是亚洲二战后所经历的历次危机中，波及面最广的深层次震撼，它所引发的政治、安全、军事、国际关系、社会和文化的连锁反应，远远超出受灾国家的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范围;更要紧的是，这场金融风暴教训中的多个要素，至今仍具有现实警示意义。本篇评论限于篇幅，只能勾勒少数几点。 没有大战，却有滚滚硝烟 当时笔者已经从香港跳槽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工作，本身所在的亚太研究院的重点研究对象就是东南亚和东北亚，也即那场金融危机冲击最烈的区域。目击耳闻这个一度被称为“亚洲发展奇迹、全球增长引擎”的大板块，在短短几周之内就“兵败如山倒”的实例，真是胆战心惊！好几种货币的兑换率呈现高台跳水式的直落，瞬息间贬值三分之一乃至一半；马上就是银行挤兑；接着就是大批负债过重的厂商倒闭；紧跟着是破产人士自杀或失踪；街头出现打砸抢商店的贫民和乘机浑水摸鱼的暴徒，伤人死人强暴妇女连串发生；政局动乱，军警戒严，富人转移资产，白领移民逃亡。虽然没有大战爆发，却是多处硝烟滚滚。 笔者老是记得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受冲击最厉害的国家，商界政界一片惨叫声：“我们辛辛苦苦拼搏几十年的发展成果，一夜之间灰飞烟灭！本来以为咱们这个区域很快整体上就要跨进次级发达经济的台阶了。”当然，风暴之中也有个别挺感人的群体事件：韩国的女士们纷纷拿出自己的金首饰，捐给国家银行偿还外债，以避免本国货币跌落谷底。周边包括新加坡等立马就有政界传媒界人士以此大肆为“亚洲价值观”鼓吹，说这样的民风民气，只有在深受儒家集体主义道德观浸染的社会，方有可能；在个人主义至上的西方，断断见不着。 “亚洲价值观”的鼓吹方及其争辩方 学界于是又激起一番东西方文化谁优谁劣的辩论，其中的一派（既有亚洲人士也有西方学者）尖锐直言：请不要只讲“亚洲价值观”好的一面，这场金融风暴同时也暴露了亚洲政商文化一个根深蒂固的弊病，就是猫腻关系盖过透明度并且压倒法治，令金融体系里埋藏着太多的溃烂和隐患。它们就像连环地雷，遇上一个有力的撞击，便可能引发止不住的爆炸，损毁实体经济的根基（参阅相关的优秀经验研究：Joe Studwell, How Asia Works: Success and Failure in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Region, London: Grove Press，2014）。从学术研究和政策分析的角度看，20年前的那场金融风暴最重要的贡献，也就是坏事变好事，是把贪污腐败一类问题引进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而在这之前，此类问题都被主流经济学视为不相干的因素，至多只是边缘性的麻烦现象。可是亚洲金融风暴的病源，大多数都是与此盘根错节连在一起。若是排除了对贪污腐败问题的解剖，你是无法讲清楚为什么在很长时间里——印尼是长达30年——保持了高速度增长的经济体，咋能如此经不起金融市场上的一波撞击？自此以后，研究贪污腐败的经济学著述越来越多，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和制度改革的启发越来越丰富。 富有现实警示意义的分析 在金融风暴劲吹的1997-1998年间，笔者参加的多场研讨会中，以在新西兰召开的那场所学到的内容最扎实。由总部在纽约的“美亚协会“（The Asia Society）和新西兰外交和贸易部合办的这场大型研讨会，邀请了亚太区域21个经济体参加，每一方派出的代表至少要有两名，一名是高层财经官员，一名是立场客观的学者。中国的官员代表是周小川，笔者是学者身份的代表。受灾最厉害的经济体派出的代表更多、级别更高包括副总理，所以我们听到的都是来自第一线的回顾、反省、检讨、对策和展望（Asia Society:“The Williamsburg Conference”，Queenstown，New Zealand，20-22 March 1998）。在涉及宏观政策的焦点上，以下几条是当时最有针对性的，目前也是富有现实警示意义的。第一条是针对“裙带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威诸要素的制度分析和纠正建议，中国大陆对这方面的资料翻译和讨论已经很多，特别是吴敬琏的多次报告，比较经济学的内容丰富，读者可查阅公开的文档。笔者自己也有长篇的归纳（参阅：“对印度尼西亚经济危机（1997-1998）的政治社会学观察”，《中国经济再崛起》第三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所以这里就不再重复。第二条是亚洲后发展国家常有搞“炫耀性大项目”的冲动，做这样的决策时，对大笔投资的回报率甚少考量，经济理性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最突出的例子是马来西亚投资做了一个国产车的大项目，叫Proton，志在赶上“日本车打遍天下、韩国车紧随其后”的洪流，在国际市场上展现光彩。其实该车的核心部件都是进口的，本国只是做了很次要的部分，套上一个国产车的牌子，耗资极多（笔者按：至今也没有成为国际汽车市场的竞争者）。印尼看在眼里，有了更大的冲动，要上马制造国产飞机，时任总统苏哈托的儿子邦邦是该项目的峰层推手。有些专家给这帮推手算了一笔账，说现在全球的飞机市场只有欧美两家，连苏联-俄罗斯都没有那么多的资源投进去。我们印尼的技术实力差得太远，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可是推手们不听，硬是要上。假如不是很快来了那场金融风暴，这个大项目不知会吞进去多少资源，而同时期印尼的地面公共交通系统也还没有现代化。 第三条是亚洲有些政府借助多种方法，使得本国金融市场上的资金和信用成本太低，刺激了投资方的轻率和狂热。投资方的行为从个体（不管是个人、是公司、还是机构）角度来说，是非常理性的：借款的利息是那么低，到期不还款的周转办法也很多，不借白不借！这样的个体理性行为导致的整体后果，却是一个经济体的总负债率持续走高。另一种可能是导致非正式金融渠道——既有境内的、也有境内境外联手的——暗中运作，以更接近于供求规律的高利息吸引存款并放贷，这些基本上不受中央银行等国家部门的监控。日本政府过去一直压低本国金融系统的存款利息，以便压低贷款平均利率，主观目的是以低成本扶持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可是正打歪着，却使得金融系统不甘心低利息贷款给实体经济，而是把资金大量投向房地产寻求更高回报，抬高了巨型泡沫。韩国政府一直是以有形无形的手法迫使金融系统提供低成本贷款给特别关照的大厂商，后者得意忘形，作盲目扩张，负债累累。所以，亚洲金融风暴的病灶并不是单一的，也不是短期内一两次失误酿成的。第四条和第五条事关经济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多种表现形式，笔者当时接受的任务就是在新西兰会议上对此作发言，因为在印尼暴乱中，华人又一次成为苏哈托政权长期腐败和严重失策的替罪羊，这属于笔者专业的政治社会学范畴。这方面的内容对当今动荡不安的国际经贸关系也有警示意义，以后再专文介绍。
专家观点 丁学良 -
丁学良：从学术文章撤稿看学术规范“易摔跟头之处”2017年4月26日
专家简介 丁学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近日，全球最大的学术出版机构之一Springer出版社宣布撤回107篇发表于2012-2015年的论文，原因是同行评议造假，而这些论文全部与中国研究机构有关。 结合此事，丁学良教授回溯了自己”写推荐信“的经历，并指出：“学界的信誉必须依赖于中立、客观、透明的学术规范。数不清的内地年轻学子申请海外名牌大学和研究机构不成功，并非全然是他（她）们自身的素质不够格，有些是归咎于推荐和证明他们成绩和素质的体例、规范不过硬，这是国人极易摔跟头之处。” 每年都要被中国内地的一些人请求为他们自己或其亲友写推荐信，申请去海外大学留学。每年都要拒绝为其中的几个人写信，每年都要因此而引起一些误解，每年都可能为说“不”而得罪一两个老朋友或有地位的人士，每年都萌发念头要就此写一篇评论。 很多年过去了，这样的评论还没有写出来。颇难启口。 今年终于下了决心把这评论写出来，因为整整30年之前，我第一次请美国的资深教授为我写推荐信申请夏季研究经费。为我申请留美写信的，除了我国内的恩师外，另两位是1939年前海归的前辈，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不是因为两位前辈认识我本人，而是我的恩师拜托他们为我写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关系中，这样做顺理成章；但换了一个文化和社会大环境，这样做就成问题了。这个关键区别，是本篇评论的最佳起点。 一、基于第一手资讯的评价判断 笔者测度，也许在20世纪中叶之前，西方大学里的行事方式和中国知识界的习俗也差不多——就像那个时代你去银行开户存款，不需要证明你的钱不是非法所得，你不是在洗钱一样——可以托人找到与自己没有直接交往的人士，为自己美言几句作推荐。然而至少是从1980年代后期以降，在笔者的亲身经历中，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和卓越的文理学院里，为高中毕业生上本科、为大学毕业生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为高校各类毕业生找工作写推荐信，越来越成为一件非常慎重的专业行为。 在西方，为各类毕业生申学校、找工作写推荐信，越来越成为一件非常慎重的专业行为。 最关键的是，作为推荐者，你要开诚布公地说明你和被推荐人之间的关系：你和他或她是怎么认识的？从具体何时开始交往？被推荐人上过你的课？是你的研究助手？是你的下属？是你的同一研究课题的基金分享者？是你的论文或作品的共同作者？你们之间有亲属关系吗？ 以上一系列问题，越是推荐别人去攻读本科以上的学位或是找工作，相关性越强。如果是推荐别人读大学本科，只是前面三个问题相关。对这些问题的具体回答，使你信中的内容被置于一个经验的基石上，看看你所说的被推荐人的素质、能力、个性、潜力等等如何如何，有无足够的基于近距离观察和实际交往的根据，根据有多广阔和深入等。 更早以前，中国大陆每年都有一两位年轻学子，本人从来没有和我见过面，就直接通过信件或电邮，请我为他们留学国外写推荐信。我一开始极为惊讶：“我没有和你有过任何交往，一点都不了解你，怎么能够为你写推荐信呢？”于是对方就把自己的历年成绩单发过来，再作一番详细的自我描述——强点优点是哪些，对什么专业感兴趣、准备朝哪个方向探索、未来最想作出贡献的是哪个领域，云云。 我能体会出对方的诚意和积极进取的心态，但还是老实相告：你的成绩单之类的校方资料和自我描述，你申请外国大学时也得邮寄过去，外国大学录取委员会的教授会阅读讨论它们。如果我的推荐信里也是这些信息，对你的介绍也是基于你自己的陈述，外国大学的教授们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这对你一点帮助都不会有，说不定还有负面效应，露了底细——我俩事先串通好了怎么为你写推荐信讲好话。那岂不是为你帮倒忙吗？ 如果两人事先串通好了怎么写推荐信讲好话，无异于帮倒忙。 近几年来，以上的情形不再频发了，但是人托人的感情链条继续在延伸，毫无退场的迹象，这对我的压力远远超过以上的情形。来找我为别人写推荐信的，都一律是我在内地的老朋友或老同学，或在作研究过程中结识数年的地方人士。他们若是请我为他们自己家的孩子写信，倒还不太令我为难，因为我或是见过他们家的孩子，或至少可以马上约他们家的孩子仔细问问情况。作过这样的面试再写信，我就有几分踏实感了。然而，他们都是热心的好人，是为别人家的孩子留学，或为他们的朋友同事去国外大学进修深造，而找我写推荐信。 我一遇到这种情况就必焦虑不安好几天：只要一说“不”，几十年的友谊可能受损，研究合作中的配合可能破裂。我最常用的处理方式就是向他们恳切道歉。他们接着就会诚恳解释：那个准备留学的孩子（或“那个年轻学者”——如果是申请出国进修的话）的情况我非常清楚，我是看着孩子成长的，校内外的表现都很出色，不然也不会轻率来找你帮忙作推荐。于是各种表现和成果的细节一一道来，既具体又生动。 到了这个地步，我就得再说下一半的道理：我完全相信你的观察和判断，可那不是我自己得来的第一手资讯。我写推荐信，必须是根据我对被推荐人的直接了解，而不是通过第三者的眼睛耳朵来看他、听他、评价他。话说到这个节骨眼上，往往就嘎然而止。 二、烦人而必要的一套规则 真痛苦，真懊恼。虽然我们对西方卓越大学的这套规则也许会头疼恼火一阵子，但静下心来想想就得承认，它其中蕴含的学术规范是合理的。西方的好大学之所以非常重视资深教授和学者的推荐信，是因为推荐者是用他们多年的专业经验作显微镜，直接分析透视被推荐人的智力、技能、情商和可被进一步锻造提升的素质。所有这一切，都有赖于推荐者和被推荐人之间的交往互动，越是频繁和多维，越是真实可靠。 这乃是笔者欲通过本篇评论给所有准备到海外留学或进修深造的年轻人的忠告，也是对真心愿意帮助他们的那些师辈长者的建言：如果你们想得到最有正能量的推荐信，就得找真正了解被推荐人的老师或资深学者来写，必须写出有具体细节的观察印象和经得起推敲的评价判断。而且，推荐者最好是和被推荐人在专业上一致或至少是靠近，如果你是做政治学（或历史学）的，你推荐的年轻学子是报考工程（或医学）的，你的判断力未必靠得住，外国大学的录取委员会成员也不会太看重信里的美言。 一封有分量的推荐信，对于计划到西方研究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申请人尤其重要，因为到了这个研习阶段，你过去的学习成绩和考试分数等静态资料，已经远不足以烘托出你的学术长跑前景，资深教授和学者的判断评价更能说明你的可塑造高度。 一封有分量的推荐信，对于计划到西方研究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申请人尤其重要。 对于经常写推荐信的一方，尤其是在中国内地高校或研究机构里的大牌教授和领队研究员（Principal Investigetor），还有一个要素不可忽视：如果你写的信太不符合西方研究型大学的学术规范，或是写得大话成篇、泛泛空洞，或是千人一面、官话堂堂，更不用说假话一串，你就既损坏了被推荐人的成功机会，也损坏了你自己的“信誉期货”——你以后写的信也不会起到正面作用，在你的专业圈子里传开这类难堪资讯的渠道始终有的。也许你滥用你的名头为别人随便写信是出于一片好心，可结果却是害了年轻学子。何苦呢！ 三、诸位警惕：这是容易摔跟头的地方 本评论行文自此，还有几则典故可以引用，碰巧读到海内外眼下正猛转的一条新闻：全球最大的学术出版机构之一Springer出版社发表撤稿声明，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宣布撤回107篇发表于2012-2015年的论文，原因是同行评议造假。这107篇论文全和中国研究机构有关，创下了正规学术期刊单次撤稿数量之最。据《澎湃新闻》4月22日发表的统计，被撤稿的107篇论文作者来自125家内地研究机构，涉及多个名牌大学和医院。该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总监Peter Butler参加了此次调查，他对中国媒体表示：“同行评审流程是保障科研质量、诚信和可重复性的基石之一。我们撤销这些受到影响的论文，旨在清除不良的科学记录。” Springer出版社发表撤稿声明，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宣布撤回107篇发表于2012-2015年的论文，原因是同行评议造假。 类似的新闻，笔者在海外历年来读到的甚多，它们和本评论共通的核心要素是 一致的：学界的信誉必须依赖于中立、客观、透明的学术规范。数不清的内地年轻学子申请海外名牌大学和研究机构不成功，并非全然是他（她）们自身的素质不够格，有些是归咎于推荐和证明他们成绩和素质的体例、规范不过硬，这是国人极易摔跟头之处。如果我们把本国的学术（包括教育）审核、鉴定、评价、排名的体制敲打和淬炼得愈益公正可靠，中国内地真有潜力的年轻学子走向世界卓越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路子就会越来越少障碍。很多洋人确有歧视中国人的偏见，但只有我们本身立足坚实，方能更有胆、有识、有根有据地反击其偏见。 过去曾由于我拒绝写推荐信而可能感情受损的朋友们，如果你们读到此文，烦请告诉我一声：阁下已经原谅了在下。 文章选自腾讯文化，2017年4月25日
专家观点 丁学良 -
丁学良：本土保守主义反扑国际自由主义2016年12月1日
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专家观点 丁学良 -
丁学良：富国的平民在反击我们2016年7月7日
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专家观点 丁学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