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亚洲金融风暴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狂飙
2017年8月1日
摘要
政经危机中，华人社群很方便成为这些地区的怨恨和攻击目标，与历史上西方常发生针对犹太人的怒火是同一道理：都是外来者，都是少数族群，都难以进入政界军界成为权力集团成员，都主要靠经商谋生，都不属于主要宗教教派，再加上移民背景因此都具有广泛的跨国联系。
本文作者：丁学良（哈佛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回顾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其中的一个大要素具有密切的现实启示意义，那就是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之间曲折不平的反复拉扯和直接对抗。如今与二十年前最显著的区别，是当时的反全球化潮流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当今的反全球化主要发生在最老牌的发达国家。这真是应了一句江南俗谚：三十年风水轮流转，二十年河东变河西！但其中的深层教训，却是内在相关的。
亚洲的经济民族主义
二者的深层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民族主义刮起的政治和社会狂飙。与那场亚洲金融风暴相关的民族主义有多种变体，首要一种是所谓的“经济民族主义”，其行为主体是亚洲多个经济体的政府和受特别照顾的产业。比如日本，几十年里，它对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设立有形无形的门槛，而同时却竭尽全力向外国市场倾销日本产品。笔者参加美日关系研讨会时听到美方所举的一个绝妙例子是医疗器材，日本拒绝开放市场的理由是：“日本人的身体结构和生理反应跟白种人不一样，所以美国的医疗器材不适宜日本消费者。”
韩国也是运用同样的招数：拼命出口本国车，而自己奉行“身土不二”的保护主义——韩国大街上基本上看不到进口车。东北亚的经济民族主义被稍后发展的东南亚视为效益绝佳的国际贸易政策，成为20世纪后期的发展研究领域里最富争议的焦点之一。
不要忘记：这类争议如今成为特朗普当局跟贸易伙伴的紧张关系之源，他把此前达成的贸易协议都称作“美国工作岗位的杀手”。在美韩即将重开自贸协议谈判前夕，一个数据闪出刺眼火花：韩国承认，在原来的自贸协议于2012年3月生效之后，韩国向美国的汽车出口达到了154亿美元，是美国向韩国出口汽车的9倍（据DW网站2017年7月17日报道）。
1980年代以降，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商界政界每年都在为上述的贸易不平衡恼火，出招频频，力求扭转局势，但效果并不明显。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深层的动力机制，除了亚洲多家政府的保护主义起作用——制造业的综合比较优势之外。亚洲生产的多种商品确实比美欧同行业的商品成本更低，因此更易于打进大众消费市场。
西方的金融国际主义劲风
在制造业领域里难以全面和亚洲厂商竞争的美欧，其政界商界随后使出的一记新招数——以“金融国际主义”冲击经济民族主义的堡垒：你有你的比较优势，我也有我的比较优势。美欧的金融服务业在整体规模、业务范围、操作规则、跨境灵活性、产品多样性等方面，远远领先全球，不但东南亚经济体比不上，连韩国和日本也不是对手。西方发达国家靠着软性的引诱条件、硬性的政府施压手法，使亚洲原本对外全封闭或大半封闭的金融市场，在20世纪后期被陆续敲开了大门（参阅《风暴后的政策检讨》，该文强调1995年是转折点，N.D.克里斯托夫和 D.E. 桑格：“美国引导亚洲资本过分流动”，《国际金融信息报》，1999年3月17日译文）。亚洲多国的资本账户越来越对外放开了，资金流通越来越接驳上境外的机构了，而同时期它们的中央政府和监管机构却还是停留在早先的水平上。再加上它们的财力相对规模较小,政商关系不干净,体制不透明，哪能经得起金融大鳄、对冲基金之类国际超级炒家的十八般武艺？于是就有了20年前爆发的金融风暴。
在1997-1998年期间，西方的金融国际主义的那一猛击为超级炒家们立马带来几十亿、上百亿美元的资金收益，但他们并不是仅在亚洲的经济民族主义堡垒上击穿几个大洞就算完事了。被金融风暴横扫过的经济体，其货币大幅贬值和企业连串破产，给拥有巨量流动资本的西方金融机构出手低价收购提供了梦幻般的机会。笔者在那时常听到的西方工商界的一句话是：“现在来东南亚购买破产清盘的和负债累累的公司，只要拿出早先几分之一的价格就行了！”而本地人则一片哀号：“他们来买我们的企业，便宜得像买汉堡包一样。这哪像是收购，是战胜国处置战败国的资产！”
强劲冲击激发强劲反动劲风
于是从这里又激发出亚洲民族主义的另一种变体——Reactionary nationalism；权且译成“反动的民族主义”，不过此一背景下“反动”的含义并非是反对革命，而是指弱者一方在严重受伤害后，情绪过激的、非理性的、非前瞻性的社会潮流。当时被金融风暴横扫过的许多亚洲国家，大量社会群体（下中上阶层都有）觉得要保住自己的生存发展，就必须拒绝外资进入，拒绝互联网经济，拒绝市场化改革，拒绝全球化。其情绪之偏激，二战后从未见过。在本专栏上一篇里提及的新西兰会议上，笔者发言中尽可能站在受害者一方，解释为什么会爆发出如此单维度的反弹。虽然亚洲的决策层不应该照此来制定经济政策，但西方的决策层却应该有补救的措施出台（X.L.Ding,“The Rise of New Conservatism in Asia?”, The Asia-Pacific Magazine, no. 12, pp. 9-11, 1998 ）。
然而我们要问：众多西方发达国家近些年来涌现出的反移民，反国际贸易，反工作外包，反全球化的潮流，何尝不是上述同一路径的“反动民族主义”的表征呢？只要有足够多的下中层民众切身利益受损，就一定会涌现非理性和非前瞻性的社会潮流。
民族主义的恶劣变体——种族主义
在亚洲经济普遍看好的时候，西方的滚滚热钱来了；在亚洲经济风雨飘摇的时候，西方的滚滚热钱走了——这是市场规律。然而，被那场金融风暴横扫过的东南亚，烂摊子依旧留在原地，靠本土去消化。受灾的社会对西方金融炒家的愤恨是远距离的，对本地目标的泄愤却是伸手可及的。于是很多地方发生了主要针对华人社群的言论和行为暴力攻击，此乃是在东南亚近现代史上出现过多次的种族主义悲剧——越南、柬埔寨、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都有过。
政经危机中，华人社群很方便成为这些地区的怨恨和攻击目标，与历史上西方常发生针对犹太人的怒火是同一道理：都是外来者，都是少数族群，都难以进入政界军界成为权力集团成员，都主要靠经商谋生，都不属于主要宗教教派，再加上移民背景因此都具有广泛的跨国联系。亚洲金融风暴期间暴力攻击华人最烈的印尼，其代表和我在新西兰会议上同属一组。我问那两位西方大学毕业的印尼财经官员：贵国的经贸离开了华人行吗？越南早先驱赶华人，现在搞经贸开放，又在设法召唤华人返回。印尼为啥不吸取教训？对方气势汹汹地回答：“华人在印尼赚大钱，不在本地开办企业，却拿到中国去投资！”笔者解释：这样有雄厚资本的印尼华人是极少数，大多数还是留在印尼经营。贵国如果改进经商环境，就减少了资本外流的驱动力。全球化是跨境的竞争，至少对有大钱有真本领的人来说，你一个国家的政府不改进大环境，你憋不死他们。这是全球化正当性的一条硬道理！
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增长……
亚洲金融风暴是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加速引发的第一波大危机，它以活生生的实例告诉世人：全球化并不像这之前人们所憧憬的那样，是个“均质过程”，不可能让参与的各方均等得益。然而那场金融风暴的受害方大体上是中度低度发达的经济体，由此很容易得出的结论是“全球化倾向于给弱国/中小型经济体带来损伤”。此后的20年里，全球化的动力机制越来越复杂，导致富国、强国、大型经济体里，也有为数不少的阶层和地区变成利益的相对损失方，这比20年前的局势更为诡谲。假如这些国家和经济体要从全球化抽身退出，全球化就化不下去了。
过去20年里世界局势发生的最大变化之一，是中国越来越积极参与全球化，在有些领域里成为推动它的主力军，因此，中国的海外利益随着自身深入全球化的进程而持续增长。这就给所有相关学科的研究者提供了层出不穷的新课题，其中不少是新难题，比如以哪些手段或工具来保护中国日益延伸的海外利益？这个系列的问题，是本世纪前半叶合格的智库面对的生猛挑战。
文章选自灌茶家，2017年7月26日
